王占阳

毛派集会、示威、游行、举标语的规模比许们大得多，为什么就不抓人判刑呢？这一对比，就知道实质了：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扰乱公共秩序”，而是在于内容。龙伟达:符合当局要求的，别说这个了，冲击紫禁城都没大问题。不符合的，你喊喊口号就是犯罪！ || 乔木小号: 每年两会或这大那中的集会，虽然封路、限行、添堵，自然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因为集会的人不同。

奴性遍地的國度: 毛思想、鄧理論、江代表、胡科學、習夢思，埃及的五大法老陵墓，它們可超標築底座，可超高建塔尖。但絕不會互相抵觸，互相否定。|| 充滿謊言的國度: 它允许你上街砸车，却不允许你表达诉求。然后告诉你它在尊重人民的意愿。它代表你一切权利，却不允许你选择监督，然后告诉你它在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我操！
王占阳

【举个牌子当然不算激进】我对某报说：“毛左”举了更大的牌子、聚了更多的民众，为什么就不抓人判刑？如果对后者不抓人判刑，为什么要对许们抓人判刑？这还叫法律么？不过平心而论，近年来几乎是全民激进，这也是事实，不必讳言。但许比基层百姓温和多了。真正应该着力反对的是什么坏事都敢干的贪官污

王瑛 4 (@wyptt02090106)

王瑛，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省委书记进山拜佛封路民嘲：想进政治局？【大纪元2012年10月25日讯】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20111121152948.htm

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0NDU3Mg==&mid=10035785&idx=1&sn=adf6c26eeedd55c1d1095673d515812c&scene=3#rd

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

2014年01月29日 11:50 AM

许志永案须依宪审判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644?full=y#utm_campaign=2G139003&utm_source=marketing&utm_medium=campaign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据《刑法》第291条，认定“许志永无视国家法律对于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规范，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机关周边地区、商业繁华地带及人流密集地区等公共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的活动，且参与人员在现场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情节严重。许志永作为首要分子，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一审判决认为北京市检察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并不等于被告违法；要确定被告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还要分析法律规定及其适当解释。

《刑法》第291条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即便控辩双方对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许志永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否构成“阻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情节是否“严重”？对于这一连串法律问题，一审判决统统没有交代。长达十几页的判决书99%都在陈述事实，法理分析却只有一两句话轻轻带过，直接跳跃到判决结论，显然是一篇不合格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判决是对法律的严重误用与亵渎。

更严重的是，一审判决只引用了《刑法》条文，对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只字不提，以至严重曲解了《刑法》规定，并错误为许志永定罪。由于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与解释存在明显错误，其判决结论不能成立。

法院有义务适用《宪法》

众所周知，1982年颁布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机关”显然包括法院，法院对于宪法实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境内的每一个法院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院组织法》建立的，每一个法官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官法》任命的。如果司法判决拒绝适用《宪法》，那么法院和法官自己即沦为非法的存在，他们行使的权力亦失去合法性根基，而变成赤裸裸的私人暴力。

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所有法律都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方式获得解释。譬如《刑法》第291条中的“情节严重”如何界定，必然取决于相关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行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那么对于公共交通的瞬间堵塞，即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但是如果有关行为涉及极为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即便严重的交通堵塞，都可能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容忍的——因为如果不容忍的话，对基本权利的压制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许志永的行为恰恰涉及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第35条保障的言论与集会自由。面对这项对于社会健康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必须慎之又慎。如果《刑法》的某些规定和《宪法》第35条存在明显抵触，那么《刑法》规定是无效的。如果《刑法》规定笼统模糊，那么法院就有义务以符合《宪法》第35条的方式解释这些规定，使之符合《宪法》；否则，法院即放弃了自己作为“审判机关”（《宪法》第123条）的职责，如此作出的司法判决必然违宪无效。

适当解释《宪法》第35条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这一条规定的六项权利当中，集会、游行、示威独占三项，可见这一权利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集会是言论的延伸和放大。人们之所以诉诸集会，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围观和关注，以利扩大诉求的影响范围。只要不发生暴力冲突，集会在本质上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可被视为广义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应和其它形式的言论一样受到保护。

言论自由是所有宪法权利中的皇冠，因为言论之于一个健康社会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在此无需赘述。在中国近六十年历史上，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曾造成最为惨痛的人道主义悲剧。只要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如果彭德怀的反对言论不受压制，“大跃进”就不会发展到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烈地步；如果林昭、遇罗克的言论没有随着他们的肉体被一起消灭，毛泽东就不可能把整个民族绑在如痴如狂的“文革”战车上长达十年之久；如果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可以自由出版，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就能以更人道的方式实施有限度的计划生育，而不会面临今天的全面资源紧张；如果唐山地震前夕允许发布各种预报，那么24万人就不会被埋葬在钢筋水泥之下……

总之，言论赋予信息；真实的信息是理性决策的依据，同情与理解的基础，驱除黑暗的力量。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可能看上去是乱糟糟、闹哄哄的，但是它绝不会发生“三年自然灾害”静悄悄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反之，这个民族早已用血的教训证明，一旦言论受到压制，各种邪恶势力悄然滋长，各种人间灾难不期而至，一项强迫沉默的禁令最终必然会被一个个再也掩盖不住的爆炸性新闻打破。当然，压制言论所产生的最大邪恶是政府腐败与公权滥用。所有专制国家都迫不及待地把言论自由扼杀于摇篮之中，结果却无一例外对整个社会乃至政府自己都是一场灾难。要避免重蹈覆辙，这个民族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有效实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种言论自由。

即便在交流十分便捷的网络时代，集会自由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网络交流固然便于传递信息，但是许多有价值的诉求被淹没于信息爆炸之中；不露面的虚拟交流降低了信息成本，但也为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乃至人身攻击提供了充分空间。集会游行有助于壮大支持者的声势，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公共问题的严肃讨论。当然，集会自由也附带一定的风险，游行人群的“从众心理”及其中混入的非理性因素可能会产生现实的社会危害，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定集会自由本身的价值。集会需要受到法律规范，但是政府并不得以此为借口禁止集会。

为了保证集会的和平进行，各国法律均要求集会事先获得治安部门的批准，但《宪法》规定的集会自由意味着集会审批必须是程序性的。换言之，政府部门只能规范集会的时间、地点、场合，而对集会本身并不掌控生杀大权。只要没有证据表明集会将引起社会骚乱、交通堵塞或政府职能失序，那么就必须允许集会，而不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名义拒绝批准。即便集会可能隐含一定的暴力冲突风险，政府也不能简单扼杀之，而应该允许集会正常举行，并部署足够的警力予以疏导、以备不测。如果政府拒绝批准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公民有权诉诸法院撤销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除了2008年奥运会短短两周外，我们尚未发现一起地方公安部门批准集会申请的公开报道。虽然1989年10月颁布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也规定了和其它国家类似的审批体制，但几乎所有集会申请都遭到各种名义乃至没有名义的拒绝。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宪法》第35条对集会自由的保障。既然政府拒绝批准已违法在先，又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等途径及时消除违法状态，公民即有权诉诸自力救济。自2007年厦门市民为了抗议PX项目而“集体散步”以来，上海、广州、江苏启东等地居民均采取过类似的自发集会。总的来说，这些过程是和平理性的，不但没有产生严重不良后果，而且确实引起了社会与政府的重视，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当然，在此过程中，公民对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集会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那么肇事者显然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组织者也可以按照《刑法》第291条等规定而受到适当惩罚。然而，为了保证《宪法》第35条受到适当的尊重，必须严格解释《刑法》第291条。事实上，这一条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所规定的各项要素。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表明集会确实造成了交通堵塞或破坏交通秩序等社会后果，且后果是明显和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告行为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反之，则被告只是在合法行使其受《宪法》保护的集会自由，而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刑法》第291条，只能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违宪侵犯。

总之，《刑法》保护这个国家的交通、秩序、安全等公共利益，而《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是更基本的公共利益。没有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刑法》很容易沦为维持专制腐败、纵容公权滥用、剥夺公民权利的工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种公共利益并不冲突：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安全与健康的制度保障，安全与秩序则是自由言论和理性交流的前提。在两者确实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需要妥善平衡两种不同利益。一般来说，维持社会秩序并不要求完全压制某类言论，而只要求对于表达此类言论的时间、地点与场合有所调整；而要让至关重要的言论自由作出任何让步，《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必须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它正徘徊于“大跃进”或“文革”式万马齐喑的边缘。为了体现对言论自由的适当尊重，只有对社会产生切实而严重危害的行为才能受到《刑法》惩罚。

许志永的言行不构成严重危害

让我们以此标准来检验许志永案的判决。一审法院认定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有两类：一是组织动员非京籍家长去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委门口集会，要求尽快实施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二是组织少数人士在北京街区打横幅，呼吁官员公开财产。毫无疑问，这两类活动的目的都是正当的，并已获得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在就读地高考是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教育部等四部门已经联合发布文件，指示各地接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官员财产公开则是各文明国家通例，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肯定，有些地方已开始试点推行。问题是许志永参与或组织的活动是否在效果上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以至违反了《刑法》第291条。

对于前一类活动，一审判决提到了两起事件。第一，“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煽动百余名人员于2012年7月5日到国家教育部门前聚集。”许志永承认，自己曾发过“7月5日上午九点半教育部请愿，欢迎围观”的微博。据部分证人说，当日“有200多人在教育部门口打横幅、喊口号”；“警察进行制止时，有很多上访人员不听劝阻，并且阻挠执法。其中一人用手机拍照并对处置警察破口大骂，随后还有一人也带头闹事，警察将二人带回派出所。”

在此，一审判决以先入为主的方式，采用“利用”、“煽动”等字眼抹黑被告行为，在法律上显然是无效的。任何一种需要民众推动的诉求都需要“利用”或“煽动”群众起来维权，这正是《宪法》第35条保护的公民权利。如果许志永确实选择了“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这样的“利用”或“煽动”有何不妥？至于他发微博传递活动信息并号召更多人围观，更是行使其普通意义上的言论自由，除非他所组织的活动违法。

然而，一审判决自始至终回避了活动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判决完全没有引用《集会游行示威法》并认定其构成“非法集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只能认定活动本身是合法的。

虽然一度有200多人聚集在教育部门口，但是一审判决未曾提到集会本身造成了任何混乱、冲突、影响教育部工作秩序等不良后果。集会人群只是“打横幅、喊口号”、“不听劝阻”，只有一个人对处置其拍照的警察“破口大骂”，还有一个人“带头闹事”，但是未说明如何“闹事”。“破口大骂”也许显得不文明雅观，但是公民并无法律义务在政府工作人员面前毕恭毕敬，而有宪法权利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更不用说警察干扰其拍照的行为本身未必合法。判决书引用的这一段事实表明，活动整体上是有序和平进行的。事实上，据许多未能参与作证的非京籍家长反映，活动秩序正是被警察的粗暴干预打破的。判决书没有提到的是，被警察带回派出所的“二人”均为女性家长。其中网名“胡杨”的家长被扔进警车，网名“跳舞”的家长则被拽着头发拖了一路。二人均被扣押至深夜才放回家中。如果要追究整个过程谁在违法，那么违法者不是上访人，而恰恰是阻碍公民正常表达诉求的管制者。

审判书提到的第二起事件是，许志永“组织、策划、煽动近百人，于2013年2月28日，前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门前长时间聚集，且不服从现场警察的指挥、疏导，造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门前周边地区秩序严重混乱。”据部分证人说，当日的聚集人数一度达到90余人。这些人在教委南门外的便道上站着，造成“在北京奥运大厦办公的相关委办局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出入，影响了正常办公秩序”。下午仍有40余人坚持在市教委南门处聚集，造成“北四环辅路上的车辆也都减速行驶”。

第二次活动的规模比前一次更小，但是因为地形等因素影响，集会可能确实对北京市教委等单位的办公带来一时不便，并影响了“北四环辅路”上的交通。然而，判决书并未说明，这些影响如何构成了“周边地区秩序严重混乱”。北四环辅路的交通只是“减速行驶”，并未完全拥堵，更无迹象表明主路交通受到影响。如果地势狭窄，90多人的集会也许确实会影响附近办公人员出入，但这种影响至多只是构成轻微的不便而已，并无证据表明当时的工作秩序因此而有所中断。更何况警察的职能是疏而非堵，他们完全可以组织集会人员适当站队，让出一条通道，而非简单阻止集会。阻碍公民行使正常权利，遭到抵制乃至反抗也很正常；如果只是让公民换一个地点或时间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绝大多数人均会欣然听从，原本没有必要发生任何冲突。

后一类活动发生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间，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策划多人在公共场所聚集并实施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等行为”。2013年1月27日，四人在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附近打横幅并拍照，“且不服从现场警察的制止，造成现场秩序混乱”。2013年2月23、24日，数人先后到中关村海龙大厦、海淀黄庄地铁站、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等地打横幅、发传单。在清华西门，上述人员不服清华保安人员的制止并发生相互推搡，引发三四十人围观，部分证人说“场面挺混乱的”。2013年3月31日，四人在西单文化广场打横幅、发传单、持扩音器演讲，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引发四十多人围观。在此期间，几个便衣警察要没收其中一人手里的横幅，双方争抢了“好长时间”。

和非京籍家长相比，涉及官员财产公开的集会规模小得多，通常只有四五人，至多引来四五十人围观。如果说一人独自打横幅、发传单或表演行为艺术是其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言论自由，那么四个人凑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都很难构成严肃意义的“集会”。虽然这些表达方式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但是并无证据表明他们造成了任何不良后果。清华西门口有红绿灯，如果围观人数过多可能造成交通堵塞，但是判决书并未提及，而只是笼统提到“场面混乱”。事实上，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交通堵塞等混乱场面已成常态，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每年暑假，清华西门几乎每天都集聚大量想入校参观的游客，不时造成交通堵塞；商场举办活动也时常有多人围观，乃至造成交通不便，而有关部门均未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因为个别人打横幅引起围观就出面干预，难免显得“别有用心”——换言之，干预的实际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交通流畅或公共秩序，而是为了压制言论及其表达方式。政府一旦这么做，就突破了《宪法》第35条的底线。

打横幅、喊口号本来是公民表达诉求的正常方式。某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感到不适应，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权利受限制太多，公民自由表达的能力被压抑太久，公权则从来习惯性地目空一切、恣意妄为。当警察违法收缴属于公民的财产，自然会引起自卫和反抗，进而导致官民冲突。事实上，似乎每次“现场秩序混乱”都是在警察干预后才发生的，警察才是混乱的始作俑者；假如他们放手不管，这些活动本来可以是唤醒更多公民关注官员财产公开的愉快经历。即便发生了一些警民摩擦，即便公民也分担其中一点责任，也绝不至于构成“情节严重”的罪行，至多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试想，如果这些公民的自由呼吁推动了官员财产公开，有效遏制了无所不在的官场腐败，将为这个国家节省很多宝贵资源。

综上，即便许志永确实参与或组织了一审判决书中指称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均未造成严重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一审判决认定“许志永明知组织、策划、煽动不特定多数人在同一时间段集中于公共场所表达某种诉求和张打横幅将引发社会公众围观，极易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并出现抗拒执法的情况，仍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更多人员到现场，且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避免出现秩序混乱”，是没有法律与事实根据的。从众多未能参与听证的非京籍家长那里了解，许志永在每次活动之前均叮嘱家长们和平理性，完全履行了一个活动组织者的道德义务；一审法院不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本身即构成程序不公，在此且不赘述。

从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活动并未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后果；假如只是因为这些活动“极易”造成秩序混乱即予以禁止，那么任何集会都不可能发生，因为无论多么不起眼的集会都“可能”造成当局眼中的“混乱”。这样的司法解释将彻底抽空《宪法》集会自由的内涵，沦为剥夺公民权利的帮凶。

至此，许志永案的结论只能是：一审判决无视《宪法》第35条对集会自由的保障，错误解释了《刑法》第291条，对许志永的判决不能成立。许志永完全在《宪法》第35条所保护的范围之内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因而应被无罪释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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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纪委反腐文件2014年01月17日 16:14 P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457#utm_campaign=2G139003&utm_source=marketing&utm_medium=campaign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马昌博

作为一个老时政记者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出现在一些冒充“马老师”的业务讲座中。而跟每次结尾处我被问的最多的是：作为一个时政记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说：翻译。

这个翻译不是指的翻译英文或日语，前者已经退化到初一水平，后者则仅限某些你我心知肚明的单词。我指的是翻译党政文件的能力。通俗点讲，就是把领导台上讲的“精神”，翻译成酒桌上的“段子”。

最近逛中纪委网站（逛党政机关网站是我的特殊爱好之一），发现这个以严肃著称的最高党纪部门，正在跟我一样为党的文件做“翻译”——它也在解读三中全会决议中有关反腐的部分，而且弄得还不错。

于是我索性在中纪委网站“翻译”的基础上，再做一下“阅读理解”，看看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未来在反腐上，到底要干什么。

首先是要“扩权”。文件表述上很枯燥，大家先忍忍看完：第一，要“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第二，要“强化纪委的派驻监督”；第三，要“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第四，还专门提到要“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解码”开始。第一条：以前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对方同意后才查处。也就是说，如果党委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显然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谁都别想瞒着。那下级纪委书记要是不报，会如何？要知道，下级纪委书记的提名，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注意，是“为主”，也就是说同级党委一把手说了不算，而且“上级纪委”还放在“组织部门”之前。下级纪委书记要还敢知情不上报，后果可能很严重。

第二条：以前中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比如教育部、公安部等，而在党务部门比如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派驻。现在则是要全部派驻，谁都不例外。

第三条，“行政监察”就是监察部和各地的监察厅、监察局，你可以大概理解为这是党的纪委系统在政府序列里的存在，比如中纪委监察部就是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而以后监察局序列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至于“审计监察”，就是审计署、审计厅，功能之一是负责对领导查账，也就是“离任审计”。此前纪委部门往往对财务不精通，但是也不能心存侥幸，现在更多地要拉上审计部门，而且要“主动出击”，实际上是“找茬”。

那纪委怎么指挥调动其他部门？这就是很重要的第四条——“反腐败协调小组”。这类小组16年前就存在，全国县级以上基本上都建立了反腐败协调小组，纪检、法院、检察、监察、审计等都在其中。但在实践中，反腐败协调小组往往不定期、不经常召开协调会议，一直表现得不怎么好，用解读的话说是“形成的意见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但没关系，现在党要“改革和完善”它，而且显然纪委将会是主导者。

除了“扩权”，也要要“限权”，重点是要“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领导”就是党政“一把手”。前几年县处级以上受纪律处分的官员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三分之一以上。至于办法，则是要“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通俗地说就是：第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每个人都要相互制约，一把手确实会管宏观，但是没有具体事权，想绕过副手很麻烦；第二，降低一把手对同僚晋升时候的影响权重，就算副手真正拒绝一把手的要求，至少不能直接处理意见不同的副手；第三，上级党委也要时不时约下级谈话，让下级感觉到上级掌握很多信息，形成警醒机制。

以上都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而公众最关心的，还是有关干部待遇的部分。为此中纪委网站也做了重点解读：一是要“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警卫、公务接待、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一句话说了至少八个方面的标准问题，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过去在这八个方面“无章可循”。之前的实情是，虽说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各种待遇都有大体规定和惯例，但是各地具体执行的都不一样。现在中共表示，要统一，以后不能各行其是，不能中间加码添待遇。

随后，解读重点提到了“秘书”和“警卫”这两个方面，第一是不能随便配秘书，尤其是专职秘书，以后领导估计自己动手要干的事儿会多起来了；第二是不得任意扩大警卫范围，尤其是不能随便交通管制扰民——现在连总书记出去视察都不交通管制了，何况别人呢？可能是考虑到就算这么规定还是不能被严格执行，解读干脆进一步说：以后领导待遇要列入预算。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部分钱事先要做规划，然后经过当地人大批准，这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了：今年的额度既定，一旦花超了，哪个领导想追加，是要走程序的，没过去那么容易了。

至于此前热议的“官邸制”，中纪委网站也给了解读：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家人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官员离开，就应该及时腾退，由继任居住。当然，与“官邸制”相配套的还有异地任（挂）职干部的“周转房”制度。简单说就是：你异地任职时候，在当地给你安排的住房可以住，但不能买卖，离任了要交出来。

个人理解，这主要是针对够不上“高级干部”的中级干部设置的制度——从“官邸”和“周转房”这两个字本身的“格局”，就能看出不同来。

解读还着重提到了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这事跟上面一样也有了“明确规定”。这是老问题，对于老领导们的待遇，一般继任者都不好多说什么，这次算是在中央层面着重提出了这个问题，估计“退休但不降待遇”的问题终于有解决的希望了。

至于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有关网络反腐的部分，上述解读翻译过来，主要就三点：第一对网络上举报的要及时查处，这一点是题中之义；第二是对失实的要及时澄清，这就是要进一步把内部查处结果透明化，既是对公众交代，也是对相关官员交代；第三点则是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责任——过去纪委往往更看重实名举报而非匿名举报，但网络举报大都是匿名，这也算是对网络举报的一种约束。

另外重要的是提到了“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换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要为本单位的反腐问题负责，如果自己治下的下属腐败频发，必然脱不了干系。

如果发现一把手在此类问题上有失职，那么“就要采取倒查的办法予以追究”，而且是要追求个人，“绝不能以集体名义敷衍了事”。这还不算完，中纪委网站对此的权威解释认为“实施责任追究应该终身追究”，即不管将来职位如何变动，都要追责。

写到这里，最后肯定要提如何执行这些规定。中纪委网站解读说：“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已如此明白，我就不用再“翻译”了。

（注：作者为中国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mojing.huo@ftchinese.com）

公民爱的信仰2世

【我妈妈是无罪的】一个法警对我说，小姑娘，你要冷静，建立民.主中国，我支持你！庭审，我的人格受到洗礼，就是我妈妈被当局判十年、二十年，我也不觉得丢人，走到哪里，我都会说，我是刘.萍的女儿！{听历史的声音【我无罪】by 刘.萍}2013年12月8日 19:48 阅读(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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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委副主任：我国19个税种仅3个通过人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著名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依法治税理念急需加强。http://url.cn/GlDFKw 2013年6月23日 18:28 阅读(215)

财经委副主任：我国19个税种仅3个通过人大立法和讯网 > 新闻 > 正文2013年06月23日06:25 来源：和讯网

http://news.hexun.com/2013-06-23/155425207.html?from=rss#657298-tqq-1-62169-94492291b8320e564e52417bc86a9cfc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著名财经学家郝如玉(资料图)

　　和讯网消息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6月22日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著名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在论坛上表示，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依法治税理念急需加强。

　　以下为文字实录节选：

　　郝如玉：我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是税收立法组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研究研究、支持支持依法治税的选择。税法和其他法律的调节利益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其他的法律一般都是通过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来间接地调节利益关系。而税收，却是从到百姓兜里直接掏钱，因此，必须依据法律来征税的。但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情况，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没有形成。

　　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也就是说，在19个税种中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只占15%。我们最近把这些税种列了一个表统计了一下，很多人都说经济在不断地变动中，税收的税种也在不断地变化中，所以不适合全国人大立法。但是统计了一下，在16个没有立法的，就是条例中间，有60年以上的4个，29年以上的3个，25年到28年的4个，20年到22年的3个，最短的条例也是7年了。

　　全国人大的立法税收收入占的比重太低，全国人大立法的三个税，企业所得税占18.7%，个人所得税占5.8%，车船税占0.35%，全国人大立法就是这三个法律的税种占全部收入的24.85%。

　　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是需要我们尽快改变的。因为按照法律，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来说，我们的立法法里非常明确的规定，法律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这个才叫法律。这是第七条定义了法律的概念，第八条立法法里，只能制定法律的项目一共有10项，第8项就是财政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必须是法律。第9条，授权，尚未制定法律的可授权国务院对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是要限制它的目的和范围。很多人都说条例和法规也是法律，但是我们看立法法的主旨，这几条的主流，法律是我们立法法的主流，也就是说制定税收法律是它的主流。税收法律既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块也是需要加强，希望大家能够研究，能够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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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曝光周滨商业帝国李华林等系其同门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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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5日17:07 来源：中国经营报

媒体曝光周滨商业帝国

　　本报记者周远征北京报道

　　2013年9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6号院一号楼5层606室，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旭能科)股东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只有两人，周滨和南辛。会议决议：免去詹敏利监事职务，选举徐波萍为监事，现公司监事会由南辛、邓福佐、徐波萍组成。在股东大会决议书上，周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目前，中旭能科董事长、总经理名叫闫俊。也正是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周滨的妻子黄婉被免去董事长职务。

　　詹敏利生于1942年，是周滨岳母，她的丈夫便是新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之子黄渝生。二人育有一女名为黄婉，后嫁与周滨。《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调查发现，詹敏利名下拥有多套房产，其任职的多家公司亦与周滨多有交集。而在2013年9月27日完成了北京中旭能科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之后，在与周滨和詹敏利相关的公司法律程序和文件中，周滨便再也没有出现。

　　2002年，时年60岁的詹敏利在国内创立了有资可查的第一家公司，开始十余年的商海人生。然而，去年中石油系列腐败案爆发之后，詹敏利及其所在公司陷入了重重迷雾。

　　岳母“出山”

　　詹敏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并担任法人或者担任过主要股东的公司至少有九家，涉及能源、物业管理、投资顾问等多项业务。

　　被誉为“一代宗师、地学泰斗”的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新中国石油(601857,股吧)系统有“中国石油之父”之称，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周滨是这位学界泰斗的孙女婿。据之前财新网报道和本报记者多方了解，周滨1972年1月出生，他的妻子名叫黄婉，其岳父正是黄汲清之子黄渝生，岳母是1942年出生的詹敏利。

　　上世纪80年代就移居美国的黄渝生夫妇，在国内的投资主要是通过詹敏利旗下公司来运作。

　　詹敏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并担任法人或者担任过主要股东的公司至少有九家，涉及能源、物业管理、投资顾问等多项业务。这些公司具体包括，北京威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旭能科、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旭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海斯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广隆嘉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建兴光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目前北京海斯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广隆嘉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中旭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已经注销。其余公司仍由詹敏利等人实际控制，继续保持开业状态。

　　选择购买位于北京市阜通东大街6号院方恒国际中心的房产作为办公地点，是詹敏利投资生涯的重要一笔。

　　记者调查发现，詹敏利在阜通东大街6号1号楼(写字楼)持有的房产至少有8套，建筑面积972.6平方米。这些房产的产权证登记册上，房屋所有权人为詹敏利，登记时间为2009年9月19日。开发该物业的北京方恒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楼盘于2007年开盘，当时单价2万多元，目前二手房单价6万元左右。

　　此外，詹敏利将这些房产悉数作为了旗下公司的办公场所，周滨曾担任董事长的北京中旭能科亦在此。

　　中旭系交集

　　周滨任职董事长期间，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与中石油的合作更为紧密。

　　詹敏利前期注册的公司中，已经落马被调查的四川富商吴兵拥有的中旭系多有交集。

　　北京海斯科投资有限公司在2002年6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詹敏利出资8万元，崔利群出资2万元。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黄渝生夫妇1992年在新泽西州伊弗珊乡马尔顿地区注册成立了海斯科公司(Hysco Corporation)。北京海斯科存在的时间并不长，2004年11月即被吊销。

　　此外，北京广隆嘉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则在2003年4月15日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詹敏利出资80万元，赵明出资2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68号中安盛业大厦(住宅)楼1502室。该公司在2009年2月6日注销。

　　北京广隆嘉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4个月之后，詹敏利又组建了一家新公司。2003年8月13日，北京中旭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其中詹敏利投资80万元，南辛投资20万元。该公司的总经理一度由赵明担任，公司业务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数据网络和系统集成等。2006年2月8日，该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决定注销该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四川大渡河龙头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系由詹敏利曾经占57%股份的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中旭投资有限公司、四川蕴和水利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组建。

　　拥有丰富水电资源的四川在2000年以后，进入了开发高潮，各路资本和势力都在觊觎四川的水电项目。

　　四川水电之外，拓展各种资源丰富的石油领域依然是詹敏利“名下”公司的重点。2004年4月20日，北京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为詹敏利和赵明，其中詹敏利出资400万元，赵明出资100万元。该公司随后也迁址中安盛业大厦1501室，与中旭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汇嘉润为邻。2010年2月，更名为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注册资本金也在此前变更为2000万元，詹敏利出资1600万元，赵明出资400万元。

　　2009年是该公司股东变更极为频繁的一年。2009年6月，股东由詹敏利、赵明变更为邓福佐和路宁龙。两个月后，股东又变更为詹敏利和南辛，詹敏利和南辛各出资1600万元和400万元。通过这一变更之后，2009年12月，该公司股东由南辛、詹敏利又变更为南辛和周滨。周滨由此正式接掌岳母的公司。

　　到了2010年初，该公司又更改为股份公司，此次净资产评估为3259.46万元，注册资本金调整为3000万元，周滨认购2400万元，南辛600万元，周滨出任董事长。而在董事会成员中，黄渝生也第一次出现。此时，董事会成员中，还出现了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朱莉萍。公开的信息显示，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中詹敏利和朱莉萍均为股东。

　　周滨任职董事长期间，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与中石油的合作更为紧密。这家雄心勃勃的公司曾公开披露，拿下了8000座加油站零售加油站管理系统项目。在此之外，该公司还渗透到中石油成品油物流配送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及信息系统管理等信息化项目。2011年年检资料显示，2011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39亿元，收入1.3亿元，净利2468万元。

　　2012年12月，周滨的妻子黄婉也成为了公司高管。同年12月10日，在阜通东大街6号院1号楼5层606室，周滨、赵明、闫俊、李春谊等六位董事决定免去周滨董事长职务、选举黄婉为董事长。至此，周滨夫妇与詹敏利夫妇齐聚北京中旭能科。

　　然而，形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12年3月21日，中石油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已经被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控制。2013年8月1日，与周滨、詹敏利合作密切的吴兵被有关部门控制。2013年8月底，周滨的同门师兄中石油高层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9月27日的股东会后，周滨再未在该公司的会议中出现。目前，该公司股东依然是周滨和南辛，但是董事会成员中已经没有了詹敏利、黄渝生、黄婉、周滨。

　　“助手”米晓东

　　随着中石油腐败案波及面越来越广，71岁的詹敏利也停止了扩张步伐。

　　周滨及其岳母詹敏利旗下公司与吴兵形成交集之外，周滨的大学同学米晓东也是一位重要人物。

　　1970年5月出生的米晓东是石油子弟，其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中海油系统工作。2007年，已经离职的米晓东在西安设立了秋海汲清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海汲清”)。与大庆油田共同位列第一梯队的中石油长庆油田，总部就设在西安。时任总经理正是周滨的师兄王道富。2008年5月，周滨的另一位师兄冉新权接任了王道富的总经理一职。

　　微妙的是，“秋海汲清”与黄汲清“两字”重合，但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两者存在关联，但秋海汲清在北京的办事处，恰设在詹敏利所有的房产之中。

　　秋海汲清北京办事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B区6-10号地A办公楼5层603室。记者查阅方恒国际中心的详细地块信息获知，望京新城B区6-10号地A办公楼其实就是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6号院1号楼。5层603室恰恰也是詹敏利所持有的房产。

　　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股东为米晓东和陈刚，其中陈刚在2003年11月28日成立的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中担任过总经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由詹敏利出资350万元，徐祥玲出资150万元成立。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汽油、柴油、煤油、石油气等。

　　北京海天永丰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在2007年12月全资设立陕西德淦石油公司，陕西德淦石油获得了长庆油田一些油气区块。

　　2010年，米晓东与詹敏利成立了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威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

　　2010年3月31日，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800万元。詹敏利出资1620万元，米晓东出资180万元，法人代表由米晓东担任。其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

　　2010年8月5日，北京威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0万美元。该公司由香港注册的永惠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法人代表和董事长由詹敏利担任，米晓东出任董事。此前一度在北京中旭阳光担任股东的邓福佐成为了公司监事。该公司注册资金仅有1万港币，董事和法人代表为米晓东。北京威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最初的注册地址，正是此前米晓东注册秋海汲清北京办事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6号院1号楼5层603室。该处房产的产权人系詹敏利。

　　成立这家外资公司之外，詹敏利和米晓东还在2010年11月9日注册成立了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了2000万元，詹敏利出资1800万元，米晓东出资200万元，法人代表为米晓东。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

　　2011年7月7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北京建兴光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詹敏利出资800万元，米晓东出资200万元。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而且，四家公司的注册地址目前都设在了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奶白路3号，位于该处的101、102、103、201室。记者了解到，这些物业的产权人为朝阳区来广营乡新生村经济合作社。

　　詹敏利与米晓东在北京奋力织网之时，留在陕西的两个公司也逐步变更。2009年5月，秋海汲清股东陈刚退出，将其股权转让给了张效达和王源源，张效达和王源源各持有100万元和800万元股份。此后，米晓东的100万股权也转让给王源源。2012年6月26日，王源源的90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乐天，自此秋海汲清的股东变为王乐天和张效达。

　　公开消息显示，2008年5月，王乐天以收购陕西德淦石油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获得了其旗下的陕北长庆地区的一些石油区块。随后通过收购陕西秋海汲清公司也获得了一些石油区块，目前德淦公司区块年产量有7万余吨，秋海汲清公司区块年产量不足20万吨。对于这一系列交易，近日王乐天致信某媒体声称：“不存在利用关系和权钱交易。”

　　但是，在中石油弊案被查后，71岁的詹敏利扩张步伐突然停止。詹敏利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2年10月8日，詹敏利与黄渝生夫妇来到了黄汲清出生地四川仁寿，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热情接见。黄渝生还激动地表示：“尽自己的责任，挖掘父亲的宝贵精神财富，造福仁寿教育事业。”

　　在此之后，詹敏利再未在公众场合露面。在调查詹敏利旗下多家公司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詹敏利征战十余年，签署了许多文件，然而其在最近几年的文件签名上与前期有一定的差异。甚至在十分重要的股权转让等重要文件上，其签名与前期也有细微差异。

　　对于詹敏利和周滨，仍有太多谜团待解。

金螳螂实际控制人朱兴良被逮捕疑涉季建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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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8日06:39 来源：新华网作者：李超

　　金螳螂(002081,股吧)1月27日晚公告称，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接家属通知，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生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批准执行逮捕。

　　公司此前公告显示，检察机关于2013年7月27日起，对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生执行监视居住。朱兴良先生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其在公司上市前就只担任公司董事职位，平时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事务，该事件对公司经营活动影响有限。

　　此前，新京报多次报道，朱兴良被带走调查，主要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有关。2013年10月17日早晨，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证实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公司27日同时发布2013年业绩快报，去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3.7亿元，同比增长31.8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69亿元，同比增长41.21%。（记者李超）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27日宣布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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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8日14:35 来源：和讯网

戴相龙(资料图)

　　和讯网消息今日有媒体报道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已于1月27日在内部会议上宣布退休。目前，社保基金理事会网站还未对外公布这一变动。

　　戴相龙1944年11月生，今年已年满70岁，江苏省仪征市人。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历任农行副行长、太平洋保险(601601,股吧)董事长、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等职务。

　　戴相龙履历

　　1967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

　　1968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副科长，江苏省丰县副县长，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江苏省分行副科长、副处长、副行长。

　　1985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1989年至1993年7月任中国交通银行(601328,股吧)党组书记、总经理兼副董事长，中国太平洋保险（放心保）公司董事长。

　　1993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5年6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97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主席。

　　1998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02年12月任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

　　2003年1月在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长(2007年12月辞)。

　　2007年6月2日，在中共天津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市委副书记(至2007年12月)。

　　2008年1月起，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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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就不维稳呢？2013年5月12日 22:44 阅读(2185)

陆建峰

内战失败之前，蒋介石和胡适认为共档夺权后一定会迫害知识分子，所以制订了“抢救学者”计划。可惜，多数教授学者不肯离开，胡适跑到机场迎接，发现飞机上没坐几个人，放声大哭。……后来老舍、熊十力、陈演恪等数十位国宝级大师在大陆悲惨死去，蒋介石在台湾闻讯痛哭！

朱孝顶律师

向全国人民道歉：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今天已是除夕，我没有亲赴济南抗议平度公安的渎职！从今天起，全国网友都可以就此侮辱我、辱骂我、鄙视我！这几天，应该是我这一生之中永远无法忘记的几天，在自己的诺言与亲人面前，我无法坚守自己的诺言，我无法原谅自己自己却无法在母亲和岳母面前坚守自己！

冷血封喉11

【薛凯明父亲被国宝带走后身亡】天地不容，法理何在，痛悼薛凯明父亲被曲阜市国宝带走后坠楼身亡！严惩凶手！

傲雪剑刺清辉娇: 晃晃天朝，维稳何荒？酷吏年捕，薛父命怆。古逢年早，尚赦天乡。今番逆涛，囚禁贤良。-----乱草除夕断腔

倪方六

活丑！新华社涉嫌造假！该社新近报道3艘中国军舰26日在曾母暗沙巡逻，舰上官兵宣誓捍卫国家主权。马来西亚亦称对曾母暗沙拥有主权，该国皇家海军部长加法尔否认新华社的报道，《新海峡时报》29日引述加法尔说法，称中国海军的训练在距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约1000海里外公海上进行，且事先得到训练通报。

方晓松 : 不是第一次了摄郎: 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嘛。。大家就原谅它吧。。反正也习惯了。。你能怎样？？

粤B-深圳踏歌

《速度关注扩散！中国异见人士薛明凯电话 18538198964》：除夕团圆夜，但对他来说，是天人永隔中国异见人士薛... #长微博

速度关注扩散！中国异见人士薛明凯电话 18538198964

除夕团圆夜，但对他来说，是天人永隔

中国异见人士薛明凯的父母23号被山东曲阜当局绑架，被软禁在宾馆，父母被殴打带走，父母逃进检察院，再次被控制！今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公安说父亲在曲阜市检察院跳楼了，然而父亲早说过不会自杀的。母亲看了说父亲两眼发黑，明显被他们谋杀的。薛明凯的母亲也被控制！
薛明凯电话 18538198964

愚巷

浙江萧山现家庭聚集性H7N9病例，一家三口发病......真吓人，出现在我所在的城市，现在每吃下一块鸡肉鸭腿隐隐有种暗示，我一再安慰不会的，不可能的，怎么会呢，概率太小了，可还是脱离不了杂念，传染病要预防的，心病也要预防的。施建良，笔名愚巷，专栏作家，特邀评论员。胡永

公民有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以表达担忧的自由 || @愚巷: 如果这都算是造谣传谣，我一定告到北京，告到中央，告到习主席那里！ || 蹲在树上唱歌的喵: 联播都说了的，我都知道一家三口传染啊 || @愚巷: 请指正，我造谣在哪里？小心我告你诬蔑！ || 8O娓吧Li素儿: 政府刚出来辟谣，你又出来造摇，小心把你也抓了，

冰比冰水冰

蒙古人来了，他们喊一代天骄；满族人来了，他们喊康乾盛世；俄国人来了，他们喊伟大慈父；暴君来了，他们高喊其万岁！明明在铁蹄之下苟且偷生，还硬说是种荣光，明明被压榨奴役，却偏偏还有统治者的思维。身为奴隶而不知，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民族！！！

蔡景忠

【世界上最善于说谎的是朝鲜金氏家族】一面说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一面又剥夺人民的选择权；一面说人民当家作主，一面又要领导人民；一面说相信人民，一面又禁止人民自由结社、组织政党；一面说要进行制度创新，一面又要坚持朝鲜制度；一面说为人民服务，一面又欺压人民；总是用谎言验证谎言！大声:一面开放接访一面派人截访，你到底是什么访？

蔡景忠

感叹：直到66文化大愅命，旧秀才们才明白北洋症府是多么的开明；直到马英九执症，低素质的国人才明白中国也可以两谠更替；直到苏联倒闭，全世界才明白马裂主义欺世盗名；直到金三执症，人类才明白社毁主义是王朝世袭；直到十八姐三终全会，人们才明白毒裁不会自己离开。乔木小号

讨厌，大过年的说这些，打扰我们的中国梦

笑言哑哑

【王福重：中国经济不完蛋无天理】中国从没创造过奇迹，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便宜劳工加上流氓山寨；因为分配严重不公，造成官员及其亲属、央企员工收入奇高，这些人在全世界疯狂购物，比如这几天挤满了伦敦的大街小巷，让全世界产生了误会，以为中国人真有钱。这种经济不完蛋，是无天理。（转）

蔡景忠

【你若觉醒，便是社会进步】当国民渐渐觉醒，谎言便失去传播的力量。当国民开始思考，愚民便失去扩大的范围。当国民不再恐惧，专制便失去生存的土壤。比起卫星登月，你若觉醒，才是国家的进步。比起航空母舰，你敢质疑，才是国家的强大。

微言大义

【南方系败走帝都】南方报业集团昨日发布公告,已将巜新京报》49%产权转让,作价2.94亿元人民帀，光明日报和南方集团主办的巜新京报》变更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微言大义

告别改良|| laokvo:这不是在向自由先锋力量开刀吗？

老佟他不信

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 http://url.cn/PcgsjQ 孟德斯鸠称：“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从大清、民国到后来一直如此，唯有张伯驹是个例外。

文/唐师曾

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是集收藏、书法、诗词、戏剧为一身的我国一代艺苑宗师。在国难当头时期，为了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死置之度外，用忠诚与生命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西安事变”、北平和平解放中，都留下了他的爱国主义身影。解放后，他将价值数百亿元的《平复帖》《游春图》等118件国宝全部捐献给国家。1982年，张伯驹先生辞世。

一、

　　后海南沿26号坐南朝北，是张伯驹故居。去年路过还是老房子，能嗅出张伯驹的狷介气，仿佛我到过的菩提迦叶。刚才出门散步，发现紫竹林后张宅翻建了，你倒是好好建啊，整个一个驴粪蛋，粗针大马线的，原有的古朴内敛被夸耀成勾梁画栋，张狂如小人乍富。张伯驹的寒门小院被包装成大观园的绣花枕头。门前一个诺大的垃圾处理场，弥漫着酒吧街刺鼻的泔水味。

　　张伯驹字家骐，河南项城人，号丛碧、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是袁世凯表侄，曾在吴佩孚、张作霖麾下官至旅长。后因厌恶内战，弃仕从商，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时开始收藏书画。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劝张伯驹去台湾或美国定居。张伯驹为保护文化古城，亲自驱车将两盆最大的腊梅送到傅作义府上，力劝停战。

　　张伯驹有两位太太，因志趣相迥，日久而味乏。38岁在上海邂逅20岁的“潘妃”，惊为“天女”。潘素，苏州人，稍识字，通丹青，擅弹琵琶，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张帜迎客”，号称“潘妃”。张伯驹见到“潘妃”才情大发，提笔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从此双双坠入爱河。当时“潘妃”已与国民政府一中将谈婚论嫁。遇张伯驹一见钟情、心有灵犀后私奔北京。

潘素

1935年，39岁的张伯驹，纳小自己18岁的潘素为妾，从此相濡以沫，把“苏杭第一美女”熏染成帝京著名画家。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潘素的《什刹海冬景》天穹昏暗，远山含雪，柳枝无叶，树干苍遒，寥寥数笔把家门前什刹海的神韵随意渲染。该画曾借给《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临摹。

二、

1953年，康生、江青奉毛主席旨意发起“现代京剧”，康生亲自拜访张伯驹，要张牵头。张伯驹受宠若惊，当即显摆自己收藏的古董。康生提出将“看中”的几样借回家欣赏。张伯驹书生意气，当即一言驷马。可藏品刚出门，就开始翻小肠嘀咕，反复叮嘱一定要妥善保管。待康生逾期不还，立即如热锅上的蚂蚁，反复追讨。还找到陈毅，陈毅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夫妇找到康生，自称要借来看看，意在提醒康生还。这能不得罪康生吗？

　　旧知识分子大都独立、天真，还有比张伯驹更胆大的。黄炎培有王羲之真迹，被毛主席借去欣赏，讲好一个月还。刚过一周，黄就打电话催问。毛身边工作人员不悦，毛亦不悦。一个月期满，毛命人用木板将王羲之夹好，于子夜零点准时送还，以示警告。

1956年，提高觉悟的张伯驹、潘素夫妇，将30年收藏的珍品：陆机《平复贴》、杜牧《赠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20多件无偿捐给国家。“这东西虽是我出钱买的，但不归我一人独占。要让子孙后代欣赏，知道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此举轰动四海。引得朱家溍等亦步亦趋、竭力模仿，以示进步。

范仲淹《道服赞》

1957年初夏，陈毅参观张伯驹等举办的《明清书画展》，为张伯驹的收藏和慷慨震惊，称赞说：“先生为保护国家文物之举令人敬佩，带头献给国家，能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先生诗词亦有北宋风度啊。”

　　“十大元帅”战功卓著，唯陈毅以儒将自居，好结交文人雅士。遂将张伯驹纳为统战对象，屡有往来。吟诗写字，听戏下棋，诗友、棋友，时常互赠礼物。张伯驹一生宦海，深知人生飘摇，陈毅是自己交友中唯一“解放区的天”。

1957年，张伯驹捐献不到一年，毛主席“引蛇出洞”抓右派，张伯驹首批落网。康生在革命群众搜集的《张伯驹反动言论摘编》上，用红铅笔批了“极右”。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连续两天批斗张伯驹。组织上找子女谈话，“希望你们划清界线”。

　　儿子从此断绝关系，女儿也不回家了。以往觥筹交错的张府顿时门庭冷落，潇洒一生的张伯驹瞬间失去自信。没有收入，只能靠“潘妃”卖工笔画维持生活。献宝不到一年，张伯驹就“天骄”变右派。他捶胸顿足，沮丧之极：“想想自己看画，有时也会看错，假的看成真的，真的看成假的，是吧？人有时也会偶尔看错嘛，对不对？那么咱们国家那么大，看错一个人，也无所谓嘛。”话虽这么说，民国四大公子，早已被整趴下了。

潘素《青山红松图》

　　从此每个星期都要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屡屡向各界求救，可没人能救他。陈毅元帅兔死狐悲，担心张大公子养尊处优，受不了群众运动，会自绝人民。

1960年，陈毅老友、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立即吩咐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安排，让他“设法给人家一条出路。”

三、

1961年初春，门可罗雀的张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伯驹并潘素女士：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十几天后，又一电报：“伯驹先生并潘素女士：关于聘请二位来吉任职一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望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补办。中国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草木皆兵的张伯驹，不相信天下有如此好事，主动坦白自己“右派”身份：“宋振庭足下台鉴：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舛有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也盼函告。张伯驹。”

　　几天后又收到六个字：“电悉，盼速来吉。宋振庭。”

　　张伯驹这才知道是陈毅帮忙，行前带潘素去陈毅家辞行，为“右派”罪行惴惴不安。陈毅劝他“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怕什么，有弄清楚的那一天！”张说：“或者我真错了？”陈毅道：“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献给了这个党，献给了这个社会主义。这连峨眉山的猴子都不信！”

　　临别，陈毅送张伯驹一个纸包，嘱咐到吉林再看。可张伯驹忍不住，偷偷打开，是陈毅的一幅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张伯驹受宠若惊，将自己所剩的全部书画共计30多件，全部捐献吉林博物馆作为觐见之礼。其中宋朝杨婕妤的《百花图》，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一直被张伯驹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也被捐了出去。

四、

　　张伯驹的收藏来之不易，《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又是汉隶到草书过渡及章草的最初形态，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平复帖》

1911年清室推翻后，《平复帖》从皇家流落到末代皇帝溥仪堂兄、恭亲王之孙溥儒（心畬）手中。溥心畬开价20万大洋，张大千当中介都不卖。直到卢沟桥事变，溥儒（心畬）母亲病故，手紧缺钱，才出让府藏《平复帖》。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随即遭人“绑票”，索金200根金条，意在逼索《平复帖》。

　　被“绑票”的张伯驹大耍少爷脾气，绝食好几天，憔悴将死。他对潘素说：“怎么救？救不救都不要紧。但一定要保护好我的收藏品。如果变卖收藏赎我，就是死也不出去。”张伯驹冒“撕票”危险，僵持了八个月，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降到40万大洋，潘素和张家多方筹措，变卖首饰，才将张伯驹救出来。潘素独自取道河南到西安，将年幼的女儿张博彩托付西安友人，自己一人回京。将《平复帖》等国宝级字画，缝在被子里，一件件运到西安。

　　范仲淹的《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是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张伯驹举债以110两黄金购得。

1949年初，张伯驹夫妇琉璃厂偶遇传世国宝——《游春图》。《游春图》是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张伯驹忍痛变卖河南老家千亩田园，并京城弓弦胡同15亩豪宅得换得22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

展子虔《游春图》

五、

1967年，张伯驹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走资派的马前卒”8项罪名再遭批斗。革委会将其隔离审查8个月后，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吉林博物馆退职，押往舒兰县劳动改造。公社拒收这个年近70、无力劳动的老头儿：“这里养活不了你们，滚回北京吧，省得冬天冻死。”

　　后海南沿26号早已被革命群众占领，挤进四户革命群众。曾拥有稀世珍宝的张伯驹无分文、无粮票、无户口，靠亲朋接济鬼混了一年多。

　　街道上一帮文盲左派老太太掌了权，革命使其威风凛凛。“谁批准你们回来的？”“有户口吗？”“有证明吗？”“有介绍信吗？”“偷偷溜回北京，是何居心？”张伯驹满腹委屈，只重复呢喃：“这儿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如此革命每天数次，愈演愈烈，邻里偶有龃龉，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潘素私下告诉章诒和：“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的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万般无奈，只有给陈毅写信：“陈毅先生并张茜女士：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们夫妇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却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精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以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张伯驹1971年11月18日。”

5天后，收到张茜回信：“张先生并潘素夫人：你们好！来信收悉。最近几年，仲泓一直关心你们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我已给仲泓念了。他因患癌症，在301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代秘书，对你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形势远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此处指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盼二位保重身体。张茜1971年11月21日。”

1972年1月4日，陈毅弥留之际，再次提到张伯驹，说：“很可惜……我们帮不了他。前几天我向总理说过，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伯驹他们，日子一定很艰难……”

　　陈毅流着泪吩咐张茜：“那副围棋呢？”张茜迟疑后从书架上搬下一个大理石盒，放在陈毅手边。这是陈毅几十年的心爱之物，玉石棋子黑白分明。“棋盘分为两块，一块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棋盘。”张茜心领神会：“把这个送给张伯驹……”

六、

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中共中央为陈毅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身穿睡衣，突然出现在八宝山。他走到陈毅遗像前默默肃立，又扫视一周，站在一幅长联面前低头不语。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吟罢，说：“写得好！”问身旁的周恩来：“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呐？”周恩来想了想，说：“是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好友。”陈毅夫人张茜忙插话说：“主席啊，就是当年送您李白《上阳台贴》的张伯驹啊！他把‘传世第一字’、‘传世第一山水’都献给国家了……”毛听罢若有所思，说：“哦。他人来了没有？”周恩来马上附耳过去，片刻，好像接过毛的话，大声喊：“一定照主席指示办！”声震灵堂。

　　周恩来责成童小鹏安排，被“黑”了3年的张伯驹，户口终于从吉林落回北京。转了一圈，早已一无所有。

1978年9月，毛主席逝世两年后，张伯驹才得以平反。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此时，张已是步履蹒跚的八旬老人。1980年冬，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建后称恭王府）门口邂逅张伯驹，是日，领导邀请各界名流座谈，张伯驹老态龙钟，身着宽大淡薄的棉衣棉裤策杖徐行，一如既往地为传统文化殚精竭力。散会后他拄着手杖，径直奔向自己的目标——一个扶自行车的小伙子，那是张伯驹的外孙。外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张伯驹抱上自行车的后架，嘱咐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衰老的爷爷绝尘而去，章诒和痴立在门口，眼看研究院领导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

写字、作画是张伯驹夫妇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

七、

　　画家黄永玉回忆：四害伏法，伯驹先生及碌碌众生得活。月入八十元与潘素相依为命。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

1982年初，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什刹海西南的北大医院，因级别太低，只能与七八位老百姓共挤一间病房，按照规定，单位不许“转院”。张伯驹心绪不安，闹着要回家。有仗义执言者到医院大闹，说张先生捐赠足以买你们这样的医院好几座……2月26日，领导终于做出“同意转院”批示，当女儿拿着批示赶到医院时，张伯驹已停止呼吸。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孟德斯鸠称：“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从大清、民国到后来一直如此，唯有张伯驹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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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当正义遭到驱逐；力阻，当自由遭到凌辱；怒吼，当尊严遭到荼毒；反扑，当公平遭到嘲讽。心哀苦，不忍沧海成一付，望来路，却见河山气如虎。文章阅高古，壮志不可负。铁血掩寒甲，傲然笑碌碌。烟尘里的箫声有多少悲怆的倾诉？苍穹下的刀光说不尽恩仇的痛楚。就将生命从容地驻，就让灵魂痛快地哭。2013年10月15日 18:43 阅读(5.5万)

王瑛

许知远｜我们这一代 http://url.cn/PU5ku8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A0MjAyNw==&mid=200008202&idx=1&sn=fc19cc27f87c7a6cb5778da4f2a3e7b5&scene=3#rd

（照片为许博士）

一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子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往右转就进村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从剃头到按摩等服务都提供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地连成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子驶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着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远处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楼的建筑工人。这时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时刻，抽烟、喝茶、和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地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着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地抖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地挂在悬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筑起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庄中最庞大的建筑群了。它的规模隐藏在院墙与铁门里，只能看到两幢大约六、七层高的办公楼。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那里是否是被关押人员所住之处，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网络上流传着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里，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九天前税务部门突然造访「公＊盟」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完全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中国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这里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但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可能会一不小心就颠覆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体，保护那些上网的青年免受色情内容的伤害……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不容许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会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这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从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还记得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吗？极权体制透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出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能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沦为单向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权者了解这些，因此登记一家非营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涵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为中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经济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利，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成新联盟，利益垄断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成功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更经常受到侵害……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列车轰然前进的同时，许多人从车上跌下，被巨轮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挤在上访途中，或是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媒体不但被意识形态控制，更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也很少关注到这些人，因为精英们要大谈的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无可避免的牺牲品。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对他们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过去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更何况是这些普通人。至于广大的公众，因为身边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许的安全感……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透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一些希望。但他们想成立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数十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谘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协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表明姿态，而是以具体的行动推动增长公民权利，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增加希望。

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在体制内。许志永自从二○○三年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利用他的新身分，揭露种种问题。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公盟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他们在某些时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得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团体——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当然也因此减少了。

许＊志＊永生于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两年前，我们因为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许志永谈论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世界。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让我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曾经撇过头去，假装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节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们的困境。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暗藏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这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

许＊志＊永在席间还试图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想起了两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谈，当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二○○八年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会有所收敛，不同的民间组织都该利用此一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之前，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弱势者经由网络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可能与强势者进行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的却是政府权力借着重大的国家事件而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扩张国家权力才能应对。赈灾只能由政府出面，伤亡名单是国家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国家的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公务员才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线民，轻易地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分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许＊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赔，他探访京城的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地拘留过，这些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受难却失语的人寻求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的个人际遇中，会感觉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道别。我记得他离去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对许志永这位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以更谨慎的方式对待，而不会下重手。何况，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温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点，社区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二

大约六年前，在北京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似地讲起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的经历。我和余杰结识于一九九七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三级，但不同系。我记得初次读到他油印出版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这些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具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的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地单恋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突然之间，余杰在大学中、在青年间、在社会精英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十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十年，但一个年轻人跳了出来，用他明显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二十五岁，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舒服。二○○○年毕业后，余杰发现原本该接收他的单位拒绝了他。他成了独立作家，但依旧引起争议。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试图剖析一九九○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且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一九九三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在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连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提升、交往圈子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被划分到异议作家的群落。紧接着，他的著作无法继续在中国出版，中国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我们离开大学之后，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也或许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过分的道德判断便会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网络热潮在一九九九年席卷中国，成为新偶像人物的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时代精神载体的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

我先是在网络公司工作，而后进入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导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画体制，民营企业家如何成为时代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这些东西如今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地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的……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然而六年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曾以为我们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力量，将中国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地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正视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还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

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但对这个社会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中国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我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尼姆勒的那着名的诗句：

纳粹开始追缉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囚禁社民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成员，

我没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冲着我来，

此时已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因此，让我们走出网络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吧。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我们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富有建设性的一员。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説明；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理解中国的现状；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能感受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聊那些艺人八卦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放弃那些自我原谅，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接着这种影响会扩散开来，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我和余杰也恢复了联系。「我彻夜没睡，放声大哭」，二○一○年十月八日，余杰在短信里这么说。当时，他人正在旧金山，目睹电视画面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新闻发布，刘晓波得奖了。

我多少能体会余杰泪水中的复杂成分，除了狂喜，更有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过去十年中，他是刘晓波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共同参与的独立中文笔会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中一小群异议人士的临时避难所。残酷的国家机器固然可憎，反对者内部的争吵同样令人心焦。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保持独立的人格、建设性的态度更是难上加难。有时你不禁沮丧，中国掉入了历史的陷阱，它的统治者与反对者都有一颗专制的头脑，总是重演着小暴君推翻大暴君的剧码。与此同时，他们还多少不安地看到国际社会的暧昧态度，人人都急着想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赞叹「中国模式」的成效，至于民主、自由、人权，倒像是历史的陈旧之物。

“当你觉得一切毫无希望时，上帝突然给了你这样一个礼物。”余杰说。他回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他住处社区的一家餐厅里。餐厅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七、八个青年人，他们奉命来监视余杰，似乎担心这个文弱的作家，突然会带来不测的威胁。不过，这监视的形态与气氛已经有了变化。昔日的意识形态早就失效，这些青年再也不会认定自己在报效党与国家，他们会无奈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一脸身不由己的表情。别试图激发起他们的人性温暖，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n)中的一幕从不发生。你在许多时刻会感觉中国社会正陷入汉娜．鄂兰所说的「banality of evil——平凡的邪恶」，每个人都以看似无奈的方式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行，别期待这强大的惯性会立刻改变。

我和余杰仍有许多分歧。我赞赏他持续的勇气，却对他过分简单的思维感觉不适。我们在一起时，各自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角色。他是知识渊博的中文系研究生、新锐作家，我是个大学三年级的文学青年。这感觉令人既舒服，又别扭。我觉得余杰成了自己的姿态的俘虏，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声音，却不再是个讲究语言与思想的作家。

在聚餐隔天，他在自己家被软禁了。四个小夥子日夜守在他家门口，其中一个还因为气温突然骤降而得了重感冒。来探访余杰的人被拦住，他则不能离家。接着，他的手机被切断，成为北京这座拥挤城市中的隔离者。这不自由的状态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他和刘ｘｂ一样，都是国家的敌人……

三

二○○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见到志永。他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次释放和捉捕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这个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相反地，他似乎更乐观了。既然尝过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况且，获释本身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

像以往一样，我们的交谈仍是表层的、事物性的、甚至有点玄怪。他说自己在看守所时，内心出奇的平静，满脑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时空变化的问题。我想探究他内心的软弱无助，还有他深切的焦虑、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无意进入这种话题。我试着理解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或许我不是个好的交谈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他单纯，却仍是个谜一般的朋友。

将近二年后，我再次见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礼上。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者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我交流时，带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期待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是行动者，而且做出了个人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别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而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的张力，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又过了二年，二〇一三年的八月末，我听到志永又被拘压的消息，我竟没有半点惊讶，或是其他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七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场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而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二○○八年竟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捩点。巨大的成功让共产党政权更加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像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晓波到艾未未，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也因此，许＊志＊永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四

“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索多玛城中当一个「义人」固然不幸，但一个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结果。他接着写道，「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受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美德的不停追问」。

郭玉闪和许＊志＊永的友情从十年前的北大就已开始了。十年来，这两个昔日一起喝酒、谈论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国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郭玉闪也因「传知行研究所」的努力与在营救陈光诚行动中的表现赢得广泛关注。

郭玉闪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见的悲观。我们认识不过半年，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当然还有喋喋不休的言说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上，他对刚刚上台的新领导人毫无期待，反而表明一种悲观——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这论调与当时中国盛行的期望态度大为不同，大多人乐于相信在一个平庸的胡温时代结束后，新继任者会打破这个僵局。如今看来，这僵局的确开始打破，却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新领导用一种新的强硬手段来控制社会。

我从未和许＊志＊永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与郭玉闪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放松感，他很少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与自怜。他还保有对知识、生活的强烈热情——从哈耶克的经济原理到杜甫的感时忧怀，他都能滔滔不绝。他也有一种自嘲精神，回忆起恋爱时光时，更能让我们笑翻在地。郭玉闪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因为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难成为极端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有适度的圆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与「国宝」与片警的奇妙关系，由于被监视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早已彼此熟悉，甚至还卷入这些监视者的个人生活，为他们的子女上学出谋划策。郭玉闪也知道，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适度的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庞然的国家机器，他似乎从来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的焦灼，反而有一种好兵帅克式的戏谑。

在某些时候，我面对粗壮、健谈、永动机式的郭玉闪时，心中会生出另一种历史感，他让我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七○年代台湾的党外政治人物。这些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时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实在感，一种面对时代变幻的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郭玉闪的福建人身分有关，他的家乡曾是洪门的发源地，而且过去三十年来充斥着发财致富的野蛮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闪、许志永还是他的其他同志，他们似乎找不到让能让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们从河南、福建的小城来到北京，获取了现代知识，被一种正义感驱动，试图去纠正错误，但却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孤立。十年来，郭玉闪依靠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和媒体的支持、同志间的帮助，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傲慢的国家权力，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那么地微小，尽管这微弱的声音与力量在某些时刻会被媒体放大出来。

两周前，我去探望郭玉闪，他的楼下整日停着一辆警车，他被限制自由行动。他在那个短暂的下午依旧兴致勃勃，但偶尔还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这句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感而发。就在几天前，许志永被捕，他的传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运。一贯老练如他，也不知道这次的风暴会有多么猛烈，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索多玛与雅典的比喻让郭玉闪流露出少见的不确定性，这也让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种个人的美感。人类漫长的抗争历史，历来都是在这巨大的不确定与彷徨中进行的——人们明知自己的行动难以获胜，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闪、许志永等人都太过孤立了，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社会共鸣，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响应。我们的时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叶芝所感慨的——最聪明的不承担责任，最有热情的却缺乏头脑。

又有一个人入狱了。我想起了郭玉闪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权入狱，中国的『美丽岛阵营』就形成了。”玉闪一直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深感兴趣。在他心中，他与志永仍是异端，而他们的朋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王功权却是另一种角色。王功全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的甜头，他的旧识新知都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这样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这会惊醒沉睡的中国社会与精英群体吗？

王功权真的被捕了，但带来的震撼却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大。谁也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变成中国精英改变态度的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者，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我想起了在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第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分捍卫社会良知。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像我这样自认温和的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得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我们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进湖中的小石子，没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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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崩盘前前深圳书记厉有为急喊：改革就是求存http://www.epochtimes.com/gb/12/10/25/n3714493.htm%E4%B8%AD%E5%85%B1%E5%B4%A9%E7%9B%98%E5%89%8D-%E5%89%8D%E6%B7%B1%E5%9C%B3%E4%B9%A6%E8%AE%B0%E5%8E%89%E6%9C%89%E4%B8%BA%E6%80%A5%E5%96%8A-%E6%94%B9%E9%9D%A9%E5%B0%B1%E6%98%AF%E6%B1%82%E5%AD%98.html?p=all

【大纪元2012年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有关改革的万言书在网络上流传，这是中共十八大前，外界都看出中共行将灭亡之际，他不得不急喊：“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他的文章引起不少人关注和热议，尽管文章的立足点是想帮中共找出路，但内容有些部份提法比较大胆，在微博上遭到部份删除。

目前中共十八大前，不断释放各种改革的言论，但是民间包括很多精英都认为中共已经无法进行改良了，现在的需要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中共的大树已经烂到根了，回天乏术了。

18大召开在即厉有为再推政改万言书

厉有为在1992至1998年期间任深圳市长、书记。因其不断撰文力推改革开放，是大陆著名的政治人物，有人称其为“厉大胆”。在1996年曾撰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要求中共的十五大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当时遭到极左势力的绞杀。

中共18大召开在即，近日他在香港《经济导报》上推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引起很大关注，目前在网络上流传。

不少体制内学者认为，文章内容广泛，值得一读。

他认为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他在文章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么民主，不然就是专制。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等。

他还谈到国企的改革问题及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撤销、精简机构和人员等，包括还有农民工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他强调说：“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

他认为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他最后总结说：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厉有为政改言论遭删媒体人：这国家一定病了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25日0点06分发了一条有关厉有为建言的微博，他后面还跟贴表示，老同志都意识到执政危机了！但这条推荐整改的微博很快遭到删除，杨锦麟不满表示，连厉的建言也删除，这国家一定病了！

深圳的一市民认为岂止是病了可以形容；深圳的霞霞小姐也说，病很久了！已经病入膏肓了！广州也有市民说，病很久了已讳疾忌医了。上海一个诗人表示，一直病着，并已不可救药。

目前网络上厉有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很热，很多人都在谈论，但微博上真正留下的信息并不很多，

网络引起热议

@郭琼虎：【深圳老书记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http://t.cn/zluaCGU

厉有为对政改的呼声，引起体制内一些学者的共鸣，但更多的人则是觉得已经于事无补了。

大陆著名体制内学者于建嵘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呐喊！著名学者吴稼祥则以四字“春江水暖”来形容。

媒体人“边城蝴蝶梦”回应说，有意义吗？你永远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湖南湘潭大学袁建新教授说：在我看来，判断真改还是假改的标准是：是否给网络以自由，是否容许独立于执政党的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存在，是否打破央企垄断实行真正市场经济，是否大幅减税并与利益集团切割！这样做就是真正改革，否则都是假改革！

浙江杭州的黄小姐说，关键是最后谁的胜利？组织的？那不用改了，因为组织一直都在胜利。

广州的Raven-K-德认为说，老书记拳拳之心日月可鉴。只是从其大作中也可以看出，凡是涉及到“动力”问题的地方，老书记不知道是出于“自我坚信”，还是“有意趋避”，总也只说，党人一定可以做得到，此外，并没有实际的理由和依据。这是最为软肋的地方，“动力”问题无法解决，整篇文章就成了空中楼阁，在深水区，也就无法实践。

上海有市民回应说：几个长老，哪个有改革的欲望和动力？他们封妻荫子结党营私，当下的体制对他们最舒服，改了不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吗？即使有良心要改，谅他们也没那个智慧和勇敢。怎么可能至上而下地改呢？

也有新浪海外华裔表示，这是个剥削人的精英社会，再怎么改都是一样为少数人服务，制度太反动了，要推翻它。

“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

在尚存的一些微博上有一些人为厉有为的言论叫好，不过也有一些人表达不同意见，觉得他避开了实质问题没有抛弃特色论，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准备办丧事吧。

北京的陈界融教授认为说：“如果一个制度，需要伤筋动骨的转变，那就不叫改革而叫革命！不要以改革的思维搞革命的事业！现在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不要年年改，越改越不随民愿。”

上海的一位市民也公开回应说：“以中国历史记录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在王朝即将覆灭的最后关头能够起死回生的！崇祯、光绪都想力挽狂澜改革！但是大树早已烂至根茎，回天乏术！”甚至还有上海市民认为，中共不政改等死，政改找死但能留个全尸。

上海的新浪博友“青衫依旧”认为，可惜当政者已深陷利益迷局，不会回头、不会自宫，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等着下棺材办殇事吧。另有宁波的一个企业主发出疾呼道：“这个国家被‘狐狸精’附体了63年！中华民族再不醒来！华夏魂将散！”

（责任编辑：谢东延）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研究“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的著作，本文为思郁的书评：我们都是平庸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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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总结阅读心得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一年里读了很多关于德国问题的书，主要涉及到二十世纪的德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纳粹主义与大屠杀、德国的纳粹主义语言与二战后德国的地下阅读等等。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德国的国民性研究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我们读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与历史著作，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著作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谈学术与思想，而没有对德国问题更加细致入微的剖析——更具体来说，没有一本类似于研究日本国民性《菊与刀》那样的著作。

　　刚刚读完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这本小书可以弥补以上提及的某种缺憾，但是这本书主要的研究1933—1945年这个敏感时期的德国人，更为侧重德国纳粹主义与反犹主义特性，虽然对德国的国民性有很多精辟的观察，但囿于作者自身犹太人的身份限定，他更关心的是纳粹体制是如何侵蚀德国普通民众和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作者米尔顿·迈耶是德裔美籍的犹太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在美联社担任记者，1935年，他在柏林试图多方联系希特勒进行会面采访，没有成功。后在纳粹德国游历数年。二战后，为了更加了解这个国家，他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小镇，深入到了德国普通人的生活。

　　本书的主角就是十位普通的德国人，有裁缝、教师、警察、面包师等，他们都是纳粹分子——如果按照我们对纳粹一般的认定，他们入了纳粹党，执行命令，参与小镇的纵火案和驱逐犹太人。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普通人，从这个词汇最普通的意思上理解，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他们的作恶只是在权衡生活的利益，他们的伤害并没有反人类罪的可怕，他们只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善良与邪恶的共同体，就如同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一样。

　　所以，某种程度上，阅读这本书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作恶，而在于他们作恶的时候懵然不觉，还有一点，他们作恶的方式，扪心自问，就如同任何一个人一样。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迈耶在前言中提到，他回到美国，“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对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各个层面，比如我们熟知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一系列对普通人的电击实验，还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61年针对纳粹将领审判的观察写下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值得提及的是，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

　　我们不难理解，在1955年的解放和审判纳粹主义德国的语境之下，本书所呈现出的平庸而真实的德国人的国民性更令人失望：我们无法容忍他们与我们一样，我们无法融入这些纳粹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在路上遇到互相礼貌打招呼的同类。

　　但是这本书现如今仍然具备很大的警醒意义的原因在于，他深入到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内部。迈耶不但是观察他们，还融入他们的社群——某种意义上，他也在欺骗他们，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的出身。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接触到的这十位纳粹份子与我们心目中沾满鲜血，进行杀戮和战争的纳粹战犯完全不同。按照我们平时的说法，他们属于被统治者，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比如这十个人当初选择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即使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他们也选择入党，要不是为了跟随组织，要不就是从众心理。

　　他们在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胜过关心别人的，胜过关心犹太人与恐怖的大屠杀。

　　你们可以说他们缺乏公民意识，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流。那些看起来是正义而宏大的革命叙事对他们都是空谈和概念，他们谈论政治和元首的时候就如同谈论一个遥远的国王。

　　国王处理战争和国家大事，而我们只处理自己的生活就好。需要号召他们去革命，他们就听从革命的召唤。对他们而言，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正义与否，而是生活是否安好。

　　他们生活中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隔膜的。他们不关心大屠杀，正如他们不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一样。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了，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迈耶总结德国人的国民性时说，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公民的勇气”，一种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被别人统治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正如这本书的醒目的标题：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统治和奴役，正义与邪恶，战争与暴行，罪责与忏悔，这些都通通与他们认识到的生活无关：“因为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

　　这不是德国人的平庸，而是人性的平庸，我们都是这样生活。

米尔顿·迈耶著：《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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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

再转一次。愿社会一点一点进步，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样的进步付出努力。-------资中筠：当说真话不再是特点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http://url.cn/Jd6SB2

资中筠：当说真话不再是特点...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jEzNzU2MA=..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

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共账号：腾讯思享会，以下来自他们的文章

【腾讯文化讯】2013年11月27日，腾讯网举办十周年“中国说·时代知行者”思享会。在“致敬时代知行者”主题晚宴上揭晓腾讯网2013年度时代知行者名单。他们分别是王久良、沈志华、钱晓华、王石、张良、资中筠。

资中筠先生在接受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的致敬之后，做了即席致辞。她认为自己只是说了一些平淡无奇的、常识性的话，竟然被认为是需要胆量的，这令人悲哀。她反思说自己在退休一、二十年后忽然暴得虚名引起社会关注，第一条理由是因为她相比自己的同龄人来说觉悟太晚。当她的同龄人在30、40、50年先知先觉时，她还在兢兢业业做螺丝钉。这些先知先觉的同龄人的牺牲换来了她现在说话的空间。从这一点看，这是社会是进步的。“哪一天，当这个社会说真话不是特点，那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资中筠先生即席致辞全文如下，未经资先生审阅：

资中筠：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最早接到电话说到这儿领一个奖，我一直非常犹豫，不想来。不想来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惰性，觉得这事挺麻烦，很热闹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突出，我干了一些什么事值得大家对我这么关注呢？另外，这个奖是“知行奖”，我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只会坐而论道，只会讲理论。其他获奖的人做了很多艰苦的、踏踏实实的事情，我就在屋子里看点书、想到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这样就引起了关注。我为什么会在已经退休一、二十年以后，忽然暴得虚名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想到了几条理由：

一，我觉悟的比较晚。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所想的事，一百多年前的志士仁人、先辈们都已经讨论过，而且他们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但我以前只是想到的是那些先辈，比如胡适、鲁迅。现在我想到的是我的同辈、同龄人，在比较年轻时，在30、40、50年前，他们想到了很多，但他们由于先知先觉，说早了，很早就说出来了，于是乎他们就牺牲掉了，就没了。

也就是说，假如我在那个年龄，在30年前、40年前以至于50年前想到了现在所想的事，并且说出来了，也许现在我早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比如说林昭，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比我小两岁，如果我在她那个年龄有她那样的血性和胆量，我早就不存在了。今天我存在在这儿，到了这么大年龄有这么点觉悟，说了点空话，就给我这样一个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觉悟晚了。在林昭觉悟的那个时代，我还在兢兢业业地做螺丝钉。

所以我一方面比较惭愧，一方面感觉比较幸运。说明我们社会还是有进步的，之所以说有进步，是现在有这样的空间，起码我说的这些话能够说出来，这是因为有很多在我们之前的仁人志士做出了努力、牺牲，他们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们的牺牲今天还看到了成果。所以在这点上，一方面我自己感到幸运，另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空间，尽管这个空间还有很多限制，但至少我还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还能够写一些东西。还有出版社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给我出书，出了书大家愿意读，并且读者还越来越多，我觉得这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前进，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个空间的扩大不会自然而然地扩大，而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讲，为什么我说的话总是老生常谈？我即将有一本书就叫做《老生常谈》。为什么我说的这些平淡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话，翻一翻历史的东西，为什么值得大家再三表扬我？需要反过来说，说明这个话还没有人说。有人常常跟我说，你胆子怎么那么大，这个话也敢说？说这样寻常的话需要胆量，说明我们的社会有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说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引起注意，竟然被认为是需要胆量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报告会上，主持人介绍我时说：“这位先生的特点是说真话”。我瞬间觉得很悲哀，说真话是特点，那说假话是寻常事？哪一天，这个社会说真话不是特点，那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另外，我一向认为我写的东西都是小众的，不会引起广大传播的，但也逐渐引起传播，这与互联网有关。同样的一句话，一篇文章，互联网时代比纸媒时代传播得更宽也更广，这是任何力量不可能扭转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人说就是两大块：一个是前工业化时代，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但现在也许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这个数字化时代又是在另外一个阶段，是不可阻挡的。进入工业化时代时，中国是后来的，而且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工业化进程受到很多阻力。慈禧太后造铁路不用蒸汽机还要用马拉，她觉得蒸汽机很可怕。同样，互联网与印刷术一样，都是传播的渠道，传播的可能是很不好的东西，也可能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操作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之前那么多获奖人所做的贡献，说明互联网对于社会有非常积极的推动力。

对前面几位知行者，我心里非常钦佩，我虽然自己没有行动能力，但我非常钦佩那些有行为能力，能够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去做事的人，比如王久良对于北京垃圾的摄影。下一步拍摄洋垃圾，我非常赞成。我遇到一个人，他的职业是专门把洋垃圾运到国内，我知道后心里非常难受。知道有人做垃圾摄影后，我非常欣慰，这个事需要有人注意。

还有沈志华我认识了很多年，知道他的艰苦，他做了非常好的事。而且对苏联档案的研究，对我们国家最有用处，我们最需要知道他们的历史真相，这特别宝贵。当然所有历史都需要了解真相，所以我愿意向所有刚才获奖的人致敬。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腾讯网十周年“中国说·时代知行者”主题晚宴，讲稿未经作者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腾讯思享会。微信ID：ThinkerBig。）

　　（导读）科技的进步在很多的时候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未来我们一个人拥有的电脑设备超过现在全球现在计算能力的总和，一个人产生的数据量超过现在全球数据量的总和，甚至你的宠物小狗产生的信息量都超过现在全球数据量的总和，世界会发生什么呢？阅读本文，大数据（Big Data）会告诉你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

来源：华为IT产品解决方案

作者：潘少

　　一、详解时髦词汇：大数据

　　似乎一夜之间，大数据（Big Data）变成一个IT行业中最时髦的词汇。

　　首先，大数据不是什么完完全全的新生事物，Google的搜索服务就是一个典型的大数据运用，根据客户的需求，Google实时从全球海量的数字资产（或数字垃圾）中快速找出最可能的答案，呈现给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大数据服务。只不过过去这样规模的数据量处理和有商业价值的应用太少，在IT行业没有形成成型的概念。现在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宽带化、互联网应用于各行各业，累积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企业、行业和国家发现，可以利用类似的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发现新商业机会、扩大新市场以及提升效率，才逐步形成大数据这个概念。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奢侈品营销的。PRADA在纽约的旗舰店中每件衣服上都有RFID码。每当一个顾客拿起一件PRADA进试衣间，RFID会被自动识别。同时，数据会传至PRADA总部。每一件衣服在哪个城市哪个旗舰店什么时间被拿进试衣间停留多长时间，数据都被存储起来加以分析。如果有一件衣服销量很低，以往的作法是直接干掉。但如果RFID传回的数据显示这件衣服虽然销量低，但进试衣间的次数多。那就能另外说明一些问题。也许这件衣服的下场就会截然不同，也许在某个细节的微小改变就会重新创造出一件非常流行的产品。

　　从这个案例来看，大数据并不是很神奇的事情。就如同电影《永无止境》提出的问题：人类通常只使用了20%的大脑，如果剩余80%大脑潜能被激发出来，世界会变得怎样？在企业、行业和国家的管理中，通常只有效使用了不到20%的数据（甚至更少），如果剩余80%数据的价值激发起来，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特别是随着海量数据的新摩尔定律，数据爆发式增长，然后数据又得到更有效应用，世界会怎么样呢？

　　单个的数据并没有价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累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就好像一个人的意见并不重要，但1千人、1万人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上百万人就足以掀起巨大的波澜，上亿人足以改变一切。

　　中国的航班晚点非常多，相比之下美国航班准点情况好很多。这其中，美国航空管制机构一个的好做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就是美国会公布每个航空公司、每一班航空过去一年的晚点率和平均晚点时间，这样客户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就很自然会选择准点率高的航班，从而通过市场手段牵引各航空公司努力提升准点率。这个简单的方法比任何管理手段都直接和有效。

　　没有整合和挖掘的数据，价值也呈现不出来。《永无止境》中的库珀如果不能把海量信息围绕某个公司的股价整合起来、串联起来，这些信息就没有价值。

　　因此，海量数据的产生、获取、挖掘及整合，使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这就是我理解的大数据。在互联网对一切重构的今天，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大数据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下一波应用，是互联网发展的自然延伸。目前，可以说大数据的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才成为IT行业中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二、大数据将重构很多行业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我想以对未来汽车行业的狂野想象来展开这个题目。

　　在人的一生中，汽车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以一部30万车、7年换车周期来算，每年折旧费4万多（这里还不算资金成本），加上停车、保险、油、维修、保养等各项费用，每年耗费应在6万左右。汽车产业也是一个很长产业链的龙头产业，这个方面只有房地产可以媲美。

　　但同时，汽车产业链是一个低效率、变化慢的产业。汽车一直以来就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两排沙发（李书福语）。这么一个昂贵的东西，围绕车产生的数据却少的可怜，行业产业链之间几无任何数据传递。

　　我们在这里狂野地想象一番，如果将汽车全面数字化，都大数据了，会产生什么结果？

　　有些人说，汽车数字化，不就是加个MBB模块吗？不，这太小儿科了。在我理想中，数字化意味着汽车可以随时联上互联网，意味着汽车是一个大型计算系统加上传统的轮子、方向盘和沙发，意味着可以数字化导航、自动驾驶，意味着你和汽车相关的每一个行动都数字化，包括每一次维修、每一次驾驶路线、每一次事故的录像、每一天汽车关键部件的状态，甚至你的每一个驾驶习惯（如每一次的刹车和加速）都记录在案。这样，你的车每月甚至每周都可能产生T比特的数据。

　　好了，我们假设这些数据都可以存储并分享给相关的政府、行业和企业。这里不讨论隐私问题带来的影响，假设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数据可以自由分享。

　　那么，保险公司会怎么做呢？保险公司把你的所有数据拿过去建模分析，发现几个重要的事实：一是你开车主要只是上下班，南山到坂田这条线路是非繁华路线，红绿灯很少，这条路线过去一年统计的事故率很低；你的车况（车的使用年限、车型）好，此车型在全深圳也是车祸率较低；甚至统计你的驾驶习惯，加油平均，临时刹车少，超车少，和周围车保持了应有的车距，驾驶习惯好。最后结论是你车型好，车况好，驾驶习惯好，常走的线路事故率低，过去一年也没有出过车祸，因此可以给予更大幅度的优惠折扣。这样保险公司就完全重构了它的商业模式了。在没有大数据支撑之前，保险公司只把车险客户做了简单的分类，一共分为四种客户，第一种是连续两年没有出车祸的，第二种过去一年没有出车祸，第三种过去一年出了一次车祸，第四种是过去一年出了两次及以上车祸的，就四种类型。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保险公司可以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把客户分为成千上万种，每个客户都有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样保险公司经营就完全不同，对于风险低的客户敢于大胆折扣，对于风险高的客户报高价甚至拒绝，一般的保险公司就完全难以和这样的保险公司竞争了。拥有大数据并使用大数据的保险公司比传统公司将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大数据将成为保险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因为保险就是一个基于概率评估的生意，大数据对于准确评估概率毫无疑问是最有利的武器，而且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武器。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4S店的服务也完全不同了。车况信息会定期传递到4S店，4S店会根据情况及时提醒车主及时保养和维修，特别是对于可能危及安全的问题，在客户同意下甚至会采取远程干预措施，同时还可以提前备货，车主一到4S店就可以维修而不用等待。

　　对于驾驶者来说，不想开车的时候，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车辆可以自动驾驶，并且对于你经常开的线路可以自学习自优化。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为了对周围环境作出预测，每秒钟要收集差不多1GB的数据，没有大数据的支持，自动驾驶是不可想象的；在和周围车辆过近的时候，会及时提醒车主避让；上下班的时候，会根据实时大数据情况，对于你经常开车的线路予以提醒，绕开拥堵点，帮你选择最合适的线路；到城市中心，寻找车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未来你可以到了商场门口后，让汽车自己去找停车位，等想要回程的时候，提前通知让汽车自己开过来接。

　　车辆是城市最大最活跃的移动物体，是拥堵的来源，也是最大的污染来源之一。数字化的车辆、大数据应用将带来很多的改变。红绿灯可以自动优化，根据不同道路的拥堵情况自动进行调整，甚至在很多地方可以取消红绿灯；城市停车场也可以大幅度优化，根据大数据的情况优化城市停车位的设计，如果配合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停车场可以革命性演变，可以设计专门为自动驾驶车辆的停车楼，地下、地上楼层可以高达几十层，停车楼层可以更矮，只要能高于车高度即可（或者把车竖起来停），这样将对城市规划产生巨大的影响；政府还可以每年公布各类车型的实际排污量、税款、安全性等指标，鼓励民众买更节能、更安全的车。

　　电子商务和快递业也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运快递的车都可以自动驾驶，不用赶白天的拥堵的道路，晚上半夜开，在你家门口设计自动接收箱，通过密码开启自动投递进去，就好像过去报童投报一样。

　　这么想象下来，我认为，汽车数字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将对汽车业及相关的长长的产业链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和产业革命，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可能完全被重构。当然，要实现我所描述的场景，估计至少50年、100年之后的事情了，估计我这辈子是看不到的。

　　在这个章节的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自己对大数据的看法。

　　第一，大数据使企业真正有能力从以自我为中心改变为以客户为中心。企业是为客户而生，目的是为股东获得利润。只有服务好客户，才能获得利润。大数据的使用能够使对企业的经营对象从客户的粗略归纳（就是所谓提炼归纳的“客户群”）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客户，这样经营就有针对性，对客户的服务就更好，投资效率就更高。

　　第二，大数据一定程度上将颠覆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方式。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是来源于对军队的模仿，依赖于层层级级的组织和严格的流程，依赖信息的层层汇集、收敛来制定正确的决策，再通过决策在组织的传递与分解，以及流程的规范，确保决策得到贯彻，确保每一次经营活动都有质量保证，也确保一定程度上对风险的规避。

　　第三，大数据另外一个重大的作用是改变了商业逻辑，提供了从其他视角直达答案的可能性。现在人的思考或者是企业的决策，事实上都是一种逻辑的力量在主导起作用。大数据给了我们其他的选择，就是利用数据的力量，直接获得答案。就好像我们学习数学，小时候学九九乘法表，中学学几何，大学还学微积分，碰到一道难题，我们是利用了多年学习沉淀的经验来努力求解，但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在网上直接搜索是不是有这样的题目，如果有，直接抄答案就好了。很多人就会批评说，这是抄袭，是作弊。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啊？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嘛。

　　第四，通过大数据，我们可能有全新的视角来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和重构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比如分析家中食品腐败，主要就是依赖于我们的眼睛再加上我们的经验，但如果我们有一台显微镜，我们一下就看到坏细菌，那么分析起来完全就不一样了。大数据就是我们的显微镜，它可以让我们从全新视角来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并可能重构商业模型。我们的产品设计可能不一样了，很多事情不用猜了，客户的习惯和偏好一目了然，我们的设计就能轻易命中客户的心窝；我们的营销也完全不同了，我们知道客户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更有针对性。特别是显微镜再加上广角镜，我们就有更多全新的视野了。这个广角镜就是跨行业的数据流动，使我们过去看不到的东西都能看到了。

　　最后一点，我想谈的是大数据发展对IT本身技术架构的革命性影响。大数据的根基是IT系统。我们现代企业的IT系统基本上是建立在IOE（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EMC存储）+Cisco模型基础上的，这样的模型是Scale-UP型的架构，在解决既定模型下一定数据量的业务流程是适配的，但如果是大数据时代，很快会面临成本、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问题，大数据对IT的需求很快就会超越了现有厂商架构的技术顶点，超大数据增长将带来IT支出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使企业难以承受。因此，目前在行业中提出的去IOE趋势，利用Scale-out架构+开源软件对Scale-up架构+私有软件的取代，本质是大数据业务模型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大数据将驱动IT产业新一轮的架构性变革。去IOE潮流中的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完全是次要的。

　　所以，美国人说，大数据是资源，和大油田、大煤矿一样，可以源源不断挖出大财富。而且和一般资源不一样，它是可再生的，是越挖越多、越挖越值钱的，这是反自然规律的。对企业如此，对行业、对国家也是这样，对人同样如此。

　　三、新智慧生物的诞生？

　　自然语言的机器翻译，是长期以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人工智能从过去到未来都有清晰而巨大的商业前景，是以前IT业的热点，其热度一点不亚于现在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但是，人类过去在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最后几乎绝望。

　　当时人工智能就是模拟人的智能思考方式来构筑机器智能。以机器翻译来说，语言学家和语言专家必须不辞劳苦地编撰大型词典和与语法、句法、语义学有关的规则，数十万词汇构成词库，语法规则高达数万条，考虑各种情景、各种语境，模拟人类翻译，计算机专家再构建复杂的程序。最后发现人类语言实在是太复杂了，穷举式的做法根本达不到最基本的翻译质量。这条道路最后的结果是，1960年代后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停滞不前数年后，科学家痛苦地发现以“模拟人脑”、“重建人脑”的方式来定义人工智能走入一条死胡同，这导致后来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项目都进入了冷宫。

　　后来有人就想，机器为什么要向人学习逻辑呢，又难学又学不好，机器本身最强大的是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为什么不扬长避短、另走一条道路呢？这条道路就是IBM“深蓝”走过的道路。1997年5月11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在和IBM公司开发的计算机“深蓝”进行对弈时宣布失败，计算机“深蓝”因此赢得了这场意义深远的“人机对抗”。

　　类似的逻辑在后续也用到了机器翻译上。谷歌、微软和IBM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就是主要采用匹配法，同时结合机器学习，依赖于海量的数据及其相关相关统计信息，不管语法和规则，将原文与互联网上的翻译数据对比，找到最相近、引用最频繁的翻译结果做为输出。

　　总而言之，利用这种技术，计算机教会自己从大数据中建立模式。有了足够大的信息量，你就能让机器学会做看上去有智能的事情，别管是导航、理解话语、翻译语言，还是识别人脸，或者模拟人类对话。

　　假设目前刚刚兴起的穿戴式计算设备取得巨大的进展。这种进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家的宠物小狗身上也装上了各种传感器和穿戴式设备，比如有图像采集，有声音采集，有嗅觉采集，有对小狗的健康进行监控的小型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电子药丸在小狗的胃中进行消化情况监控。小狗当然也联上网，也一样产生了巨大的数据量。这时，我们假设基于这些大数据建模，能够模拟小狗的喜怒哀乐，然后还能够通过拟人化的处理进行语音表达，换句话说，就是模拟小狗说人话，比如主人回家时，小狗摇尾巴，旺旺叫，那么这个附着于小狗身上的人工智能系统就会说，“主人，真高兴看到你回家”。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和小狗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对话，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能基本理解你的意思，又能够代替小狗拟人化表达。

　　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来做延伸，把小狗换成未来的人，人在一生中产生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建模可以直接推演出很多的结论，比如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喜欢什么口味的菜啊，在遇到什么问题时会怎么采取什么行动啊。

　　这样的数据一直累积下来，直到这个人去世。我们有个大胆的想象，这些巨大的数据能否让这个人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呢？后代有什么问题需要寻求答案的时候，比如在人生的关键抉择时，比如大学要上什么专业、该不该和某个姑娘结婚，可不可以问问这个虚拟的人（祖先）有什么建议呢？答案是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生存不仅在人生前存在，也可以在人死后继续存在。人死了，可以在虚拟空间中继续存在。一辈子、一辈子的人故去，这些虚拟的智慧都可以继续存在，假设很多年过去了，这些虚拟智慧的祖宗们太多太多了，活着的子孙们甚至可以组建一个“祖宗联席参谋委员会”，优选那些考得好的（比如中过状元），当过国家高级公务员（比如太守）、当过企业高管（比如CEO）、当过教授、当过作家的等等当过成功人士的祖宗，专门用于后代的咨询、解惑。让这些祖宗死后还有竞争，别死了就没有事情干了。

　　这些说明什么呢？就是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进一步进展，这个世界出现了新的智慧生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改变、重构和颠覆很多企业、行业和国家以后，终于到了改变人类自身的时候了！人类的演进出现了新的分支！

　　有科学家画了下面一张图，来描述这两者智慧生物。一种是基于生物性的，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而来；一种是基于IT技术，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通过自模拟、自学习而来。前者更有逻辑性，更有丰富的情感，有创造力，但生命有限；后者没有很强的逻辑性，没有生物上的情感，但有很强的计算、建模和搜索能力，理论上生命是无限的。

　　当然，这些事情要发生都会非常非常遥远。反正我们活着的时候是见不到了，死了也见不到，因为我们死的时候，我相信这种建立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之上的虚拟生命还不会存在。

　　四、结束语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对未来的认知，主要是基于常识和对未来的想象。根据统计，现在《纽约时报》一周的信息量比18世纪一个人一生所收到的资讯量更大，现在18个月产生的信息比过去5000年的总和更多，现在我家一台5000元电脑的计算能力比我刚入大学时全校的计算能力更强大。科技的进步在很多的时候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试想如果未来我们一个人拥有的电脑设备超过现在全球现在计算能力的总和，一个人产生的数据量超过现在全球数据量的总和，甚至你的宠物小狗产生的信息量都超过现在全球数据量的总和，世界会发生什么呢？那就取决于你的想象力了。

　　对于未来，你想象到什么了呢？

安徽的满分作文，看得让人无语。。。。》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zA3MzExOTgxMQ==&appmsgid=10014313&itemidx=3&sign=3275673053fefdf4d7d4941b63852e9e&scene=3#wechat_redirect

2013-12-26 关注请点这里→ 创业智慧

安徽的满分作文，看得让人无语语

《时间在流逝》

当我从小学的少先，到中学的共青，再到今天走上考场，变成共产，我很彷徨。我在内心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如今的大学，是上？还是不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劝我们：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户口就回不去，那就杯具了。留在城里，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这“三高”岂是一般农村家庭能够承担？我不怪这位人大代表的歧视性语言，因为我爸不是李刚，我也没有“五道杠”，我必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我家只有4亩地，小麦和水稻亩产一千斤（不干旱的话），一斤水稻或麦子0。98元（前几年五毛左右），一年两季毛收入8000元，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能赚400元，一年纯收入3200元。我还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每年超8%增长，外汇储备超万亿，全民沐浴在幸福的春天里，享受比太阳更光辉的公平和正义……我家是落后分子，我很愧对国家，给国家丢脸了，就因为，即使我今年考上了清华，我也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CPI高涨的消费。所以不是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大学，而是拿什么去上大学？不是我爱不爱国，而是国家拿什么让我来爱？也不是我上不上大学，而是大学拿什么让我来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北大的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40岁挣不到400万，就不要来见我，我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云南的教授对学生说：我开的是宝马，手机号码7个8，你们那些破手机扔了吧；同样是今天，西安音乐学院的钢琴激情杀人犯药家鑫，毫无人性的八刀，让自己很不光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谨代表南科大的45名同学，问问教育部，钱学森也问过，现在的大学怎么了？现在为何没有学术大师了？我还能在大学学到什么？朱清时校长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能考上大学，几乎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梦到了清华大学那庄严的大门，气派的“真维斯”楼，以及里面“光溜溜的屁股”。有钱人摸摸这个看上去还比较光滑紧翘性感的屁股，说：好，开个价吧。我真的很郁闷，刚刚被故宫“撼”翻，这次又被清华雷倒，既然有了“真维斯”楼，那等我进清华，是不是要在“杜蕾斯”楼、“苍井空”楼、“花花公子”楼……里面上完我的大学？！当学术和道德都沦为向钱看的时候，龙的传人还是龙吗？那是龙虾，有钱人的美味，我这穷N代，能消费的起吗？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在参加这场高考前，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师兄，我虚心的请教：请问能告诉我你上大学的感受吗？他茫然的拍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当4年的欢乐与激情过后，大学提起裤子，冷冷的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我才发现，不是我上了大学，而是大学上了我，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我内牛满面，激动的握着他的手：大师兄，你是好人哪，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做好了被奸的心理准备。我终于明白了，不管我上，或不上，大学都躺在那里，不伦不类。不管我喜欢，或不喜欢，高考必须要参加，不增不减。默然，无奈。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看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一代，看着弹钢琴激情八刀的男一代，我彻底茫然了，我仰望星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今的大学，精神倒了，向金钱磕头了，拜金了，这样的奴才嘴脸，我怎能相信教育出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挺直脊梁顶天立地的学生？“让奴才教育你的孩子，进去的是人才，出来的只能是奴隶！”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在这操蛋的年代，看着这操蛋的时间在流逝，我还在苦苦的思考：上，还是不上，这个操蛋的大学？……铛铛铛，交卷了！我一脸稚气的问监考老师：我还没考虑好呢，能不能再给点时间呀。得到的回答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没写完，0分！……
　　
其实我想对老师说：上还是不上大学，纠结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十三亿中国人，只是我说了而已。我和他们都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高考以及教育制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再纠结的.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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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

【头条】章立凡：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http://url.cn/NUmBrw

作者：历史学家章立凡

“毛诞节”刚过，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 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伟大领袖对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的支持和纵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至今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辩白。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自发组成的“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彬彬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至今尚未见哪位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大规模集体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发动者，刚刚接受过最高规格的祭祀荣典。

体制的暴力基因，潜伏于从湖南农民运动、苏区“肃反”到土改运动、镇反运动的历史血脉之中。在一种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见官方有公开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为基调的女附中道歉会，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近年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6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未揭开?“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某历史责任人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的独夫民贼，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的病态恐惧，乃致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允许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任务如下：

一是，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女附中道歉会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未知主政者做何解读：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来源：FT中文网

　　关注思想潮，查看2014年1月14日专题系列文章。

　　2010年6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读了塞维尔报告的结果，并正式向38年前“血色星期天”的受害者家属道歉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19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亲友的痛苦仿佛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

　　卡梅伦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

　　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

　　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如果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可能寸步难行。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0年07月15日），转载仅作观点交流。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I0NDcxNA==&mid=10045554&idx=1&sn=ea53d526e42526955095cdc3b1f4522b&scene=2#rd

注：今天看了《财经天下》关于冯仑的采访，“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看到胡泳老师说，“什么是犬儒，这是个标本。”其实，我不反对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应该绑架企业家，这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但是冯仑认为所有企业家都应该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比如王功权，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其实是自我反对的逻辑。

冯仑的访谈，处处透露着他所谓的“惯看秋月春风”，处处透露着于此之中，如鱼得水的自豪，并且为自己有闲暇了解一些冷僻的知识（“殡葬”等）而感到心满意足。

于是，在这里正好也推荐一本书，《俄国人》，曾经的内部发行书籍，在新浪爱问的共享资料上可以下载。

下面的文章是《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与此书相关。可在互联网搜索全文阅读。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1976年的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首先，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象征，用来判断其它人是否忠诚。"（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一位高级编辑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

这位编辑还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他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由于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社会看上去毫无改变的希望，许多俄国人就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态度，物质主义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多享受一点生活吧!"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人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政府的行为。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

"第一，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

撰文：崔卫平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

　　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对于摩尔认为“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的。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而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

　　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而我只学会了屠杀”。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人看起来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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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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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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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研究 > 公民话题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4010498291.html

发布时间:2014-01-04 12:52 作者:陈志武字号：大中小点击: 4190次

　　任何新鲜事都会带来一阵激动，甚至一阵热潮，然后就回到现实，发现真实的情况并非当初发热时预估的那么理想。泡沫的好处是让社会资金大量集中于新鲜业态，使其得到廉价资本的充分支持并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坏处是让其中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空空热闹一场。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就正处于这样一种过热状态。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由于互联网带来的金融亢奋，并不是“新金融”，而是金融的销售和获取渠道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积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但是，就好像有了京东商城、当当网之后，电器、衣服、书籍从制造商到消费者之间的商业渠道发生了变化，许多物理商店变得多余，但是，电器还是电器，衣服还是衣服，书籍还是书籍，商品不会因为其渠道的变革而成为非商品或超商品。

　　金融也是如此，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还是金融契约，不管其发行、交易和交割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股票还是股票，基金还是基金，债权还是债权，期货、期权、信托等其金融产品结构与性质不会因互联网渠道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从金融产品设计角度讲，债券等固定收益契约，其特征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除非发行方破产，否则当初承诺支付的年息10%或15%必须年复一年地支付；而大家熟悉的股票在支付结构安排上则完全不同，发行股票的公司不保证任何支付，亏损时当然不能分红，即使公司盈利也未必有义务支付红利，因为股票在契约设计上就是这么灵活，就是这样跟债权以及银行产品不同。

　　因此，我们首先看到，互联网金融所经营的产品在支付结构上并没有明显的创新，不是支付结构意义上或金融产品意义上的“新金融”，互联网金融不是新金融，而只是金融销售渠道、金融获取渠道意义上的创新。换言之，互联网在渠道意义上挑战传统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但在产品结构和产品设计上跟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所经营的产品没有区别。金融的本质没变，还是交易各方的跨期价值交换，是信用的交换。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但没有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

　　那么，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带来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对监管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这么热，而在其他国家却没有这种泡沫？这跟中国对金融管制得太严太死、跟维稳政策有什么关系呢？

　　金融受众越多、监管要求越严

　　我们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谈起。在现代化之前，尤其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之前，当然没有电子通讯技术，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交易范围也就不会太广，参与人数也不会太多。就像我的湖南老家茶陵县，县内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至少有四种，我完全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搞不懂我在说啥。想一想，如果过去几百、几千年，跨越乡镇的贸易往来十分发达，那么，久来久往，各种方言就自然会相互渗透、相互靠拢，慢慢地差异会被抹平。变成一种或少数几种方言。所以，到今天我们县内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还这么多，湖南省内方言还有几百种，都说明原来的商品交易范围、金融借贷交易范围只能非常小。

　　即使大家都很熟悉的山西票号，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渗透广度和深度远没有一些历史书里说的那么高，原来的票号和钱庄虽然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很大，但它们还不是经济的主流，跟金融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无法相比。主要原因是过去金融交易受限于那时的交通运输和信息手段。

　　道理很简单：原来的交通不发达使交易范围非常受限，交易主要在本地、本镇进行。比如，从山西平遥到长沙，距离大概1700公里，在没有飞机、公路和铁路的时候，为了把银子从平遥运到长沙，如果是骑马运输一天跑150公里，大概要花11天时间。当然，我们可能说骑马速度会更快，一天跑300公里——骑马的人都知道，那样屁股会疼死了。而从平遥到广州是2400公里，按照一天150公里的速度，大概要花16天才能把东西运到广州。由此，我们可以展开想象：以前的金融交易，票号也好，钱庄也好，可以跨地区交易，但一年来回跑的次数会非常非常有限，能够交易的量不可能太高。也正因为跨地区交往那么难、交往频率不可能太高，各地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非常严重，信任的基础会非常脆弱，高度依赖信任的金融交易很难进行。因此，在没有快速交通工具、没有现代通信手段的时候，金融交易、商品交易的范围很有限，参与交易的人数不会多，交易的金额不会大。

　　所以，在清朝和以前朝代，都没有银监会，没有证监会，也没有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今天我们可能会说，那时候的中国太落后了。其实，我们不用做这种指责，因为那时候的金融范围很窄、参与交易的人数很少、交易金额那么小，即使一个地方的金融交易出现问题，也伤害不了全社会，引发不了社会危机，所以，那时候犯不着有主管金融的政府机构，清朝政府用不着做宏观经济调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清朝的税负最低。清朝两百多年里，朝廷上上下下的财政收入大概只有GDP的2%～3%，跟今天占GDP达30%多的财政收入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

　　从前，国内的交易范围如此窄，跨越国界的交易就更少了。在现代之前，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程度确实非常低，金融往来程度就更低。就以欧洲跟亚洲的往来作为例子，按历史学家的估算，整个16世纪的一百年间，即从1501年一直到1600年，从欧洲各地发往亚洲的商船总数为770次。也就是说，在那一百年里，平均每年从欧洲到亚洲的商船数量是7.7次。从1601到1700年的那一百年里，欧洲跟亚洲的商业往来增加了很多，但一百年里也只有3161只商船发往亚洲，平均一年有31.61次商船发往亚洲。大家可以想象，欧亚之间的商船班次这么少，跨国贸易能有多少？不可能太多！金融往来会更少！今天从上海发往欧洲的船数一天就不止这个数！整个18世纪的一百年间，从欧洲到亚洲来的商船数是6661次，平均每年66次。当时，参与跨国金融交易的人数会很多吗？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金融交易出现大问题，也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

　　今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飞机等交通运输技术的变化，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些影响包含的方面太多，没法一一谈到，其中一个影响是证券投资换手率。1970年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大概平均每五年换手一次，平均持有五年后才卖掉；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概是每两年换手一次；到了最近几年，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换手一次。1980年代末我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期间，纽约证交所一天如果有两亿股成交，就算交易量非常大的一天了，会成为新闻。而今天，纽约证交所的日交易量很容易就超过30亿股。

　　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在18世纪甚至18世纪，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可能不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更不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可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问题，却可以在几小时内席卷全球，让远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的企业都感受到压力。当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可以这么快地把全球经济拖下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高了。

　　这对互联网金融的意义是什么呢？前面谈到，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其销售渠道和金融产品获取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首先，互联网使金融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成本降低、信息量大增、在网上和手机上就能处理许多金融交易（而不是亲自跑银行、基金公司柜台或券商柜台）；

　　其次，金融交易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使渗透面和参与人数都大大提升。未来做得最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渗透到连农行、工行都渗透不到的地方，客户量甚至可以超过工行、农行。今天，农行的网点最多，但其网点还是无法涵盖每个村每个镇。而互联网金融公司尽管没有农行和工行那么多网点，但只要人们能够用手机上网，就能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成为客户。正因为是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客户量可以非常大，具备超越农行、工行的潜力。

　　那么，客观讲，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真的会超越传统的老牌银行，使后者消失呢？以笔者对金融和人性的理解，答案是否定的。的确，互联网使银行物理网点的价值大大下降，所以，商业不能再一味地追求网点数量，而是要慢慢减少，但是，银行不能没有网点，因为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是信任，而在出现问题、需要服务的时候，金融客户是否能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点得到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客户能否放心、能否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信得过。人对抽象的东西总是更加怀疑，而更愿意去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还是在欧洲，银行、券商总喜欢以大楼这样非常坚实的建筑结构来表现其“信得过”、“靠得住”的一面。尤其是只要出现一次银行挤兑或金融机构破产，人们就能认识到“出问题时有地方去找人解决问题”的价值。金融交易本来就是基于信任的跨期价值交换，本来就充满怀疑、充满信息不对称，单纯的手机界面、互联网界面虽然能带来便利，但却不利于增强信任。尤其对于缺乏诚信、看重人情、太认关系的中国人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有形坚实的建筑往往是信任的不可或缺基础。

　　当然，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对于从事互联网放贷的金融机构，也大致如此：只要每一笔贷款投资数额很小，“大数定律”使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在众多项目上都投来化解单项投资的损失。但这些“小额”互联网金融也只能停留在“小额”，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额后，人们不见面就交给“机器”去帮自己理财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即使今天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就会提醒甚至教训他们这一点。笔者从事过对冲基金十几年，其中接触过数百个潜在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对资金安全的担心、对保底的热衷，而且面对面接触几次也不见得改变局面。金融交易面对面都这么难，不见面就能做成大额金融交易当然会更难。

　　说到受众多和金融危机，这就让我们回到监管的话题，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我历来反对监管，因为监管带来太多寻租与腐败，因为监管者的激励结构与市场的差别太大，使他们做的一般比市场更差。但，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可是，如果金融交易的人数达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时，这时候金融交易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数可以超越工行、农行等，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可能比对传统银行更严。也许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新鲜事，今天的监管还很少，所以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互联网金融热炒，但长久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挤掉这个泡沫。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

　　余额宝跟传统银行有区别吗？它让客户把支付宝账户上暂时不用的钱移到余额宝账户，然后由阿里金融和它雇用的第三方基金管理公司通过投资债券和理财产品，向余额宝客户提供固定收益回报。尽管在具体安排上余额宝可以说客户的账户跟一般基金账户一样：每份账户上的钱跟债券投资直接挂钩，因此属于“直接融资”，而非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但在余额宝客户看来，他们会认为经营方即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实际操控并承担责任，效果上跟传统银行区别不大。

　余额宝的交易安排当然简单，也吸引了大量客户，资金量一下子超过两千亿，成为2013年的热门故事。可是，这类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第一，期限错配问题。余额宝账户的钱是“实时期限”投资，因为客户可以随时撤出资金、返回支付宝，而余额宝基金所投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期限不是即时的，而是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到期，所以，资产与负债头寸间的期限严重错配，隐含利率风险。

　　第二，流动性错配。由于余额宝可以随时撤钱，管理方需要即时流动性，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都有固定期限。虽然债券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可以提供“即时”退出，但交易量有限，在余额宝金额不特别大并且市场正常时，流动性不是问题，可是一旦出现市场危机或半危机，可能许多余额宝客户需要同时撤资，“挤兑”压力下流动性错配问题会非常突出。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如果余额宝等产品的投资范围不受限制，如果可以投到理财产品，房地产、土地、各类股票、私募基金等，那么，这些头寸的流动性可能更差。

　　第三，信用风险。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一旦余额宝有风吹草动、发生挤兑，可能引发的恐慌会因为其客户数量众多而远超最近中金嘉钰引发的后果。一年多前投资五十万至数百万购买中金嘉钰基金产品的客户，在一年期满后，利息没看到，本金也要不回。于是，2013年12月初，一些投资者从上海、重庆、天津跑到北京金融街游行维权。只不过中金嘉钰的投资者数量很少，跟余额宝无法相比。因此，互联网提供的金融渠道平台带来发展机会，也带来监管挑战。

　　互联网让金融的买卖双方直接交易

　　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既不像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像基于交易所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因为互联网让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直接选择对方、谈好条款、做好交易，而不需要银行、同行等中介。没有金融中介的特征让互联网金融可以更大地发展。

　　这种看法当然忽视了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来历。就以股票市场为例。在股票交易最初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在伦敦起步的时期，也没有银行、投行或股票交易所，而是在一些咖啡馆里，买方和卖方自己到那些咖啡馆去交流、询价、撮合交易。18世纪股票到了美国，那时在纽约也是在街上、咖啡馆像菜市场一样买卖双方了解供求情况，并相互谈价、谈条件，到1792年二十几位股票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梧桐树下签订著名的《梧桐树协议》时，才给股票交易设立了一些规则，但那不是正式的交易所，也没有其他中介机构给证券交易提供“信用增强”服务，交易平台还是街上、咖啡馆等可以汇集人群的地方。要到1917年纽约证交所才正式成立，进一步将股票交易带上正轨。

　　股票于19世纪进入中国的经历也基本如此。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的股票交易所，股票买卖只好到当时大家聚会的场所——茶馆来进行。每天早上，对股票有兴趣的人来到上海的一些茶馆，举办茶会，大家在一起边聊天、喝茶，边交换信息、洽谈交易。口头成交之后，既可以到外面将交易落实，也可以直接将证券在茶会上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茶会代行证券交易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914年，那年秋天上海股票交易公会成立，证券交易才开始逐渐走向正式。

　　所以，今天互联网提供的交易平台跟英美咖啡馆、晚清中国茶馆提供的平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买方和卖方汇集在一起，直接询价、交易，这没什么新的。只是在受众数量上差异很大，互联网的受众范围和信息传输速度是原来的咖啡馆、茶馆所无法比的。

　　那么，互联网金融目前没有金融中介在其中提供各类信用增强服务，这到底有利于其发展，还是不利于发展？为什么现代金融从保险、银行到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基金，都依赖金融中介、依赖正式的交易所呢？这把我们又带回到金融史的话题，可以说，正是现代交易所、银行、投行、基金公司等机构的出现，才使各金融行业，于14世纪开始初步从原始的大街小巷、咖啡馆茶馆逐步走出来，并得到快速发展。道理很简单，一旦交易范围走出本村本镇，交易双方在相互之间不认识、不信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跨期价值交换的，尤其在交易额足够大时更加不可能。因此，在跨区域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金融交易之前，必须要有买卖双方都认同、信任的金融中介先发展起来，这样，尽管资金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相互不认识，但他们用不着直接交易，而是都跟他们信得过的金融中介交易，金融中介提供的是珍贵的诚信和信任。这也是为什么金融业的品牌比一般商品的品牌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替代；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都愿意跟老牌金融公司交易之后，要建立新的金融品牌很难。

　　虽然互联网提供的金融交易平台非常广阔、潜力巨大、成本也低，并且会使许多银行的物理网点变得不必要，但并不是谁都能快速发展，不是谁都能得到人们所要求的信任。

　　为什么互联网金融今天这么热？

　　既然长期看如此，那么，为什么互联网金融今天在中国这么热？在美国基本看不到太多论坛讨论互联网金融，而回到中国，情况则完全相反——每个论坛都有很多人讨论互联网金融，好像互联网金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之所以如此，原因至少有下面几个：

　　第一，中国金融市场总体不很发达，管制太多，投资渠道受到的限制太多。在投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旦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带来的收益比较高，就很容易受到追捧。因管制过多带来的投资选择少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银行利息受到的管制太严，银行存款利率太低。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非常高。当银行和理财产品之间的收益利差那么大时，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就有非常大的短期发展空间。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一旦去除，这部分套利的机会，不久就会消失。

　　第三，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监管部门迫使各类金融产品“刚性兑付”。在中国，一旦理财产品出现问题，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会要求银行等产品发行方兑付投资者本金，赔偿损失。这导致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存在盲目性，其投资建立在对金融机构不会倒闭以及金融承诺不会违约的预期基础上。这就带来一个道德风险结果：投资者没有金融风险意识，市场对风险的定价严重错乱。在美国，除了看金融产品的收益回报外，投资者都会看一下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但在中国，由于是政府兜底，看不出不同产品的风险谁高谁低，唯一看到的是发行方说的收益回报率有多高。“刚性兑付”带来的风险定价混乱，也让互联网金融存在较大的短期套利空间，因为只要投资者只在乎承诺的收益回报而不顾风险的高低，那么理财产品就有吸引力，也使互联网金融短期内有较高的赚钱空间。

　　从这些角度看，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特别是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具体改革的深化落实，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将会慢慢冷却一些。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有一些短期发展机会。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不会长久持续。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交易的范围、环境、金额都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不同，发生了很大的量的变化，但金融的本质没有变化。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罗昌平：【权典】之三：沟命海心

发布时间:2014-01-03 09:32 作者:罗昌平字号：大中小点击: 6205次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4010398173.html

　　沟命海心彰显了一种韧性，有点轴，不能轻易弃阵。但是，如果这个词只能用于描述拔旗子弟、碍国青年，那真是悲剧。

　　新词：沟命海心，地命海心

　　释义：始于2013年下半年，语法组成并未超出汉语一般规范，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缩略句式。往前追溯有“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往后引申为“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已被新华社转载引述，存在成为规范用语的潜力。

　　罗昌平/文

　　有过农耕经历的入城者，大概都能记得，少小偷懒时遭到父母呵斥的经历。通常，男孩被指“农民的命，官府的心”，女孩则是“丫鬟的命，小姐的心”。意思相当直白，就是面对现实，认清身份，做好本分之事。

　　“农命官心”的价差，过去主要依靠科举制度填平，如今政体虽有变异，但鲤鱼跳龙门的现实红线仍然存在。可惜了这几代农耕市民，他们本来生活在一个绿色的生态循环之中——垃圾排泄作为肥料进入田地，哺旧季新，自足衣食；洗脚进城之后，面临另一个浑黑的生态循环——下水道的废油摇身一变，作为“食用油”重返餐桌。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未改对于权力的膜拜与追随，一边吃着地沟油，一边梦想着自己或子嗣能够进入海里，或者通往海里的想象之路上，替那里的主人操操闲心，这便有了“沟命海心”，意思大体等同于“农命官心”，或者“丫命姐心”，又或是两者的升级版本。

　　在《咬文嚼字》评选的十大年度流行语中，“中国梦”一马当先，独领其余九大：光盘、倒逼、逆袭、女汉子、土豪、点赞、微XX、大V、奇葩。居然没有“小伙伴”，以及小伙伴们饶有兴致的“沟命海心”！

　　这个新词以“沟命海心”和“地命海心”两种表述存活，经百度搜索，截至2013年12月31日，前者有2340000个网页，后者有325000个网页。就平仄而论，“地命海心”犯了孤平，加之“沟”与“海”相通并且对仗，读起来更加上口。

　　经过网络疯传，这个新词首次印上了《青年报》，并经新华社转载进入大众视野。如今，百度百科也给它独立门户的待遇。这是一种跨越时代且广泛留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溯其历史，检测助其存活并壮大的土壤，巧不可阶。

　　一

　　对应这一新词，小伙伴们接力设置了不同的情景模式——

　　〖北漂版〗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瘦弱青年一边吸着廉价烟，一边看着军事频道，陷入了沉思：如何突破美国封锁？如何收复台湾？如何保住钓鱼岛？一个个难题需要他思索，抉择。此时，传来踹门的咣咣声：开门！查暂住证！

　　〖农民版〗骄阳似火的苞米地里，黝黑汉子陷入了沉思：村里三个寡妇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18亿亩红线如何才能保住？十八大能否奠定大中华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此时，传来村姑的吆喝：老不死的，咱家的猪跑翠花家配种去了！

　　〖法学硕士版〗领导亲自去吃包子，引起一系列难题：包子发票开不开？抬头写啥？吃坏肚子怎么办？是按消法处理还是按侵权处理？立案怎么立，一审法院放在哪一级？是该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此时，床头传来女声：学弟……

　　〖券商销售版〗人声鼎沸的交易室，青年一手拿烧饼，一手把白水，陷入沉思：银行间市场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央行如何调整政策？怎样对冲美帝的金融殖民？此时，经理唾沫横飞：把合同搬楼上去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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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照此语式，每个行业都会写出属于自己的剧本。

　　客观判断，沟命海心应该归类为中性词，它表达的是一种主观错位的状态，即当事人做出与自己身份不一致的想法或行动。这一过程存在三个步骤，一是身份的错位，二是空想或行动，三是对应的惩戒。

　　但是，倘若将此对应不同的群体，沟命海心似乎表现出褒贬不一的倾向。从右往左看，这个新词产生了钓鱼岛事件前后，主要用来描述一个特殊群体——拔旗子弟、碍国青年。上述虚拟的情景模式，也大体吻合这一类，贬义明显，或者说以调侃为主。

　　顺此角度看去，在这个成语形成的同期，还有一段流传甚广、被指伪造的林语堂语录：“在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剥削损害，却具有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追查原话，应该是林语堂发表在1937年《申报》上的一段文字：“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

　　伪造的语录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转播，并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说明切中要害，引发公众共鸣。其实，中华文明还在大量类似俗语可资印证，比如，北方俚语“咸吃萝卜淡操心”，又如，宫廷典句“皇帝不急太监急”。

　　关于“皇帝不急太监急”，野史提供了两个出处：其一，黄帝善饮，闻得宫内有一太监海量，诏之对饮，酒过三巡，太监内急服输，黄帝笑曰：“此乃黄帝不急太监急也。”后人谬之，“黄帝”成了“皇帝”；其二，大清祖训，皇帝与妃子行房不得超过两个时辰，太监掐点高呼：“是时候了”。连喊数声，皇帝不从，太监就会裹被抬走妃子，遂成此说。

　　古典野史与现时段子即使并非事实，却也是一种心境或时态的折射。此种用意，皆指那些身居底层乃至身为奴仆，却能甘心自愿为主子分心的现象。经过代代传递和渲染，固定下来成为文化，并具备强大的力量。

　　对于他们，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说了：“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如果自认为是做了自己人的奴隶，似乎真就要尽好本分，多替主子分忧解难。

　　二

　　然而，沟命海心的含义似乎并不止于此，或者说，不同的群体眼里，有着不同的调侃对象。倘若从左往右看，结果截然不同，而且，不光一名所谓成功人士展现了这样的视角。

　　我们将时间的维度从一年扩展到十年，也就是从2013年倒推至2003年，会清晰看到，潮起潮落之时，有一个并不太大的群体在持之以恒进行逆向运动。十年前，他们在孙志刚事件中上书；十年后，他们为公民权利上街。

　　这一群人，由律师、写手、讲师、书商等组成，他们通过努力本可告别吃地沟油的命，但为了那些还在吃地沟油的群体，回调了自己的地位，与后者同吃同喝，“提供希望、朝气、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悲观无力和嘲弄的腔调”（许知远语），进行着艰难的努力。本来，教育平权、官财公示等都是海里主人的行权责任，但他们却在错位呼吁，积极行动。用看客的眼光评判，他们就是沟命海心者。

　　他们的思想、行动与罪名不能被媒体言说，很少被精英关注。因为媒体被限制只能娱乐，而精英们要大谈全球化、增长率，这个群体微弱的坚持只是跨越式发展中的背景音符；唯一对他们高度聚焦的官僚机构，却给他们以灾难。很难想象，21世纪都过去13年了，呼吁教育平权、官财公示居然是犯罪。这似乎只能借用《黄金甲》的台词解释：“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

　　无论官场还是商场，这种逆势而为都被视为反面典型，它与焦大精神如出一辙。

　　焦大是《红楼梦》中的人物，两次出场都是骂街形象，曾因救过宁国公贾演，身为老奴却要居功自伟，他批判一代不如一代的贾府子孙，这种恨铁不成钢看起来很正义，很没有奴才视角。鲁迅点评，“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就是这等好心，下场却是被塞了一嘴的马粪。

　　焦大精神就是将主子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让其小心眼、自卑傲气、不为外人道的细节都大白于显微镜下，主子不恨你才怪。自然，焦大的悲剧也是主流社会的反向参照。

　　回到那个逆向的群体，民间无视，源于他们功绩不显；主流排斥，起于他们过度敏感；体制围堵，始于他们顽强抗争。当体制开始逼迫这个群体时，主流社会给他们贴上“敏感”便签，要么心安理得地绕道而行，要么表现出最大的配合。

　　正因为此，他们成了“主流社会”的失踪者，家庭被局部切割，生活陷入伤辱循环，由此逐步边缘化。当失踪成为一种常态，这正坚定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定格。而另一方面，在固若金汤的权力金字塔中，当刚刚萌芽的这种塔底力量都被清除，权力的惯性无处不在——就像太监居然可以干预到皇帝的性生活，甚至可以混成九千岁，那是第一类沟命海心的强大动能。

　　三

　　古典中国，论名分，谈本分，有大有小，合起来就是礼义结构，相当于现在的权利构成体系。

　　一次听历史学者吴思讲座，他质疑“right”的译法，现在通用的“权利”是晚清美籍传教士丁韪良的作品，他自己也觉得译名不好，并解释说，权利所指的就是个人应得之分。于是，吴思提出补救译法，可作“权分”，这就具备正当性的感觉了。

　　当沟命海心式的错位空想与逆向动作不行，那么，本分之事当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吧？现实未必。

　　按照鲁迅的说法，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构成中国的脊梁。换到今天，一个健康社会需要善于死磕的律师、坚守良知的商家、勇于揭黑的记者、乐意变革的官员……但基于良汰效应，这个本该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事不关己反成“共识”。至少在过去一年里，拥有较大资源的企业家，所谓的成功人士，体现出较大的矛盾。

　　在岁末的凤凰财经峰会上，法学家张千帆与大富豪黄怒波的对论擦出了火花——黄讲述了一段与政府打官司的往事，认为代价很大，“以后永远不要跟衙门打官司。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是在跟一种体制作对，这个体制还没有进化好。现在做商人了，要比较圆滑，这个不能投就投别的。”张听后称，“大家都像你现在这样，中国的法治动力在哪？”黄坦然接受了这个批评：“你要理解我承担的压力，有几万人饭碗等着你。”

　　这样的分歧在2013年并非第一次。从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引发王瑛退岛事件，到人财两空的“湘西集资案”主角曾成杰，可谓一次次呈现冲突。一位有情怀的企业家这样归纳“在商言商”：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不与特权合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做出业务牺牲。他的这五点对柳传志来说几乎是“打脸”，至于他涉罪所及的资助平权运动，则更是绝大多数企业家不敢谈及的话题，更别说行动。

　在商言商就是不能沟命海心，但在当今语境下，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权力依然把持并行使着合法伤害权。如果谁都继续做鸵鸟，局势必然更加恶化。在这个问题上，王石比柳传志真诚得多，他检讨自己没有在重庆事件中发声，“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沟命海心彰显了一种韧性，有点轴，不能轻易弃阵。韦伯所述的“政治是一种用缓力穿透硬木板的艺术”，说的正是这种韧性，即使归零重启仍然不改初心。但是，如果这个词只能用于描述拔旗子弟、碍国青年，那真是悲剧。

　　当然，在官与民之间，在沟与海之间，如何架设桥梁或隧道，则是意念之外值得探索并实践的难题。

来源: 网易UGC精选 | 来源日期：2013-01-02 | 责任编辑：张白烨

《打铁记》第18章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罗昌平
刘铁男试图将国家能源局运作升格为能源部，再获五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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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记》第18章

政协入场券

051

那天是朱镕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我从西二环广安门跑步出发，抵达人民大会堂时已是满头大汗，在便衣与武警的狐疑下通过安检。

2002年3月5日，我第一次报道全国两会。时政记者应有类似跑会经验，因为可以锻炼一项基本技能——根据寸照在人流中逮住采访对象。十年后我安排同事统计分析120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样本时，发现自己对照头像能准确叫出九成以上的名字。

与会记者对应复杂繁琐的政审与层次分明的排序，我先后效力于《中国商报》《新京报》和《财经》杂志，五次报道全国两会，媒体市场化程度与人民大会堂排序成反比。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的主厅，呈扇形分布，主席台对面一层是代表委员的座次，二层弧席类似于旁听席，三层弧席是列席者的座次。通常，记者被分成三等，央视、新华社等少数记者可以进入一层；外媒与“主流媒体”集中在二层；我所在的三层，大都是“打酱油的”。

两会被戏称为留学生家长会与移民经验交流会。在那里，层次分明的胸牌成了主要标识，主席台高于代表席，人大代表高于政协委员，一层记者高于楼上记者，胸牌宛若丰满少妇极力暴露的“事业线”，展现出某种优越感。

我坐在人影稀疏的三楼，辨别主席台上那位74岁报告者的湘音。一旁有个熟悉的面孔，他不时抬头望了望主席台，便又低头翻了翻报告书，那种落寞与孤寂，我在家中抢走爱犬嘴里的骨头时看到过。

高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

在来《中国商报》之前，我曾效力于湖南省电力公司，加上之前四年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学习，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张戴着黑框眼镜的国字脸。那时我并无老练的采访技巧，愣愣地起步过去，叫了一声“高严总……”，未料他突然起身，夺门而出。

六个月后，高严出逃。一年半后，高严被“双开”——相当于“互粉”的反义词——不仅意味着党对他的开除，同时也是他对党的开除。数年后看到一则悬赏20万元的通缉令，他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三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四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高大人曾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我们偶遇的那一次，他已摘除大多数标签，尽管从人民大会堂的一层爬到了三层，却是意味着权力的消减——仅以列席者身份与普通记者邻座旁听两会。

人生最难走的是下坡路，仕途更是如此。十年后，当旁观刘铁男的官场抛物线，大抵遵循同样的规律，而他们同样都是能源口的重臣。

不过，当刘铁男痛失中央候补委员之时，他并未认定自己的仕途已登顶到再无反弹的余地。真正的高手不是用一副好牌赢得一场胜利，而是怎样把手里的一副烂牌打好。在刘铁男和他的支持者看来，此时进入全国政协，还有暗度陈仓、重整山河的机会。

尽管政协长期被看作花瓶，但它在政治序列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国旗法》十四条规定，能获半旗志哀的掌权人士：（一）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二）全国政协主席。

这种区别分级也体现在机构排序中。根据中央政府的官网，党和国家机构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政协则是单列的统战组织。

从中央逐级下到乡镇，它被列入“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则笑话大体反映出其中的差别——

女儿端着报纸问什么是“四大班子”，妈妈拿着炒勺说：“党委就是你爸，整天不干活，还想换人；政府就是你妈我，整天干活，还被你爸骂；人大就是你爷爷，名义上是一家之主，整天提个鸟笼子，啥都不管；政协就是你奶奶，整天唠唠叨叨，但没人听她的。”

跟人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不同，全国政协委员的产生源于邀请。其中，中共界别的委员由中央组织部统筹，其他界别由中央统战部统筹，经中共中央确认3000多个委员名单后，再等额选举产生领导人。

时届58岁的刘铁男由于“远离”中央委员会，如果升不了正部级，那么两年后就得退休。

按照政协的说法，十二届政协委员在面向副部级官员之时，年龄卡在1950年至1957年之间，比这年纪大或小的副部级官员，或退出，或不选，1954年出生的刘铁男恰在入选之列。

尽管有老干部们的举报，但只要纪委没有坐实刘铁男的贪腐问题，等于组织没有定性，国家发改委党组经过讨论，依照程序将刘铁男报入全国政协委员的推荐名单。

052

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年龄卡位，从顶端传递到低层，也成为组织人事的一大病症。

老人政治成为这个封闭系统的中枢。曾几何时，90岁的人在幕后指令80岁的人召集70岁的人开会，研究60岁的退休问题，再由50岁的人传达给40岁的人学习。这不是政治笑话，而是现实存在。按照传统的家产式科层制，甚或苏丹式宗主权的逻辑来处理晋升和破格提拔的问题，难免将落入任人唯亲的窠臼，结果只会助长政治投机主义和裙带风，势必破坏权力的正常运作机制。

在党史专家看来，1956年中共八大做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更替的制度安排，可被视为破解终身制的最初尝试。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表示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次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将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但是，他没有突破自己的局限。

作为终身制到退休制的过渡，十二大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委员172人，邓小平领衔。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表决同意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邓在85岁高龄实现“全退”。1992年，历时两届的中顾委撤销，由此打破领导人终身制。

一晃20年，十八大上最高层的“裸退”，进一步确立了有序更替新规范，“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今后倘若这一惯例不再反复，也算是重要进步。

对于国家级领导而言，退休年龄至今仍无明确规定，但有最后一任“七上八下”（67岁上任68岁退休）的限制，由此推测退休时间在73岁左右。省部级官员的退休相对有章可循：正职65岁，任期未满可延3年；副职为60岁，部分安排在人大、政协等“二线”过渡。

本朝官员任用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真正确立起公正的选拔程序和普遍的、客观的评价标准。为了在既定条件下减少流弊，只好把年龄作为“一刀切”的硬性指标。尽管此举可以克服论资排辈和恋栈造成的“毛病”，也减少了人情的压力，还缓和了权力斗争的剧烈性，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在年龄竞争上提前卡位，例如在退休前安排好代理人，或者让子女尽早攀登晋升的阶梯，不断通过超速提高级别的方式来扩大年龄限度。

由于60岁构成一道坎，就形成了著名的“59岁现象”，俗称“最后捞一把”，是指领导干部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退休前夕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刘铁男日后的落马，又添一个样本。

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并不意味着彻底失去了机会，刘铁男对此心知肚明。当然，这机会并非属于每个人的。

1945年1月出生的陈元与1948年1月出生的周小川，在十八大之时分别为67岁和64岁，已到了退休边缘，但他们通过在全国政协的任职获得仕途的意外延续。

2012年11月14日产生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均未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官场与市场大都认为，他们退休卸任无疑。即是周小川本人，面对记者的提问既不刻意回避，也未明确作答，只答道：“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未料到2013年全国两会，陈周两人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进入领导人序列，其中陈元以67岁之龄赶上末班车；周小川则成为唯一不是中央委员的内阁成员，继续兼任央行行长，从而突破了内阁大臣十年任期的限制猜测。

当然，刘铁男想要复制陈周模式，并非易事。一来两人拥有服众的政绩，陈元自1998年以来执掌国家开发银行，长达15年，是中国开发性金融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任内完成了从政策性银行向商业性银行转型；周小川诙谐、爱笑、擅长即兴讲话，他的全球地位和长期经验帮助央行赢得更大的独立性。当然，另一层因素不可不提：陈元系中共元老陈云之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中顾委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全国政协目前有23名副主席，在2013年当次选举中，陈元与周小川分别领得反对票27张和25张，名列二三。由于全国政协领导人、常委采取的都是等额选举，因此，支持与反对票数成了媒体观察胜出者“人气”的指标。

更为恰当的类比，是刘铁男的前任张国宝。张氏能以部级官员退休，虽然名义上只是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但他在东北办获得了正部级，同时他也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2011年2月将权力交接给刘铁男时，他又增补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里无处不是暗通款曲的非常手法。对于组织人事乱局，知名法学家季卫东、贺卫方都曾提出，应重新筹划人事制度的设计方案，把有晋升高级官僚资格的公务员与担任事务性工作的公务员区别成不同系列，分别采取培育型人事政策和渐进式升迁系统。比如，只能对那些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按照绩效或选票适当采取破格提拔的举措，其余职员还是应该摒弃政治投机的念头，在兢兢业业中逐步实现自我。

053

在争取政协入场券的同时，刘铁男和其幕僚还在展开另一行动——将国家能源局运作升格为能源部，由此再获五年的任期。这样“转正”就会名正言顺。

2012年9月，中国能源研究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健全与市场经济和低碳经济相适应的能源管理体制（执行报告）》的报告，提出组建能源部的必要和构架。

这份报告是受国家能源委员会委托进行的课题研究，国家能源委员会是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能源机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发改委主任兼任，副主任由能源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具体工作由能源局承担。由此可知，刘铁男们的用心良苦。

当然，这不只关乎一个人的仕途沉浮，而是一个既利集团群的重新洗牌。

国务院历经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七次机构改革，而能源机构的变革也经历了三次电力部、三次煤炭工业部、两次石油部、两次能源委、一次燃料工业部、一次能源部、一次发改委能源局和一次国家能源局。正是这种分分合合，导致了目前能源领域的碎片化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能源政策和监管职能多达15个部委，像国家电网、三桶油等国企也有部分政策性职能。这份报告说：“要解决碎片化管理问题，就要成立综合能源行政管理部门，所以能源部呼之欲出，而成立能源部，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同时保证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到位。”

1988年4月，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核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五年后，能源部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被取消。此后每遇机构改革，有关组建能源部的争论从未停息。

就在这份报告形成的同期，中编办开始就第七次机构改革方案展开调研，当时的方案之一是成立能源部或能监会。

中编办综合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李章泽在一次演讲中介绍，十八大结束后，中央要求成立一个机构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总理领衔。“从12月7日就上玉泉山。”“说我瘦了，我说不是我瘦了，是我在玉泉山上被关了几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下午是2点到6点，晚上7点半到12点半，三个时间段，3个月的时间在山上。”

针对刘铁男的微博举报是12月6日，而机构改革的封闭起草是在12月7日，这应验了我对时机的判断，构成一个意外的变故。按照李章泽的演讲：“上次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说要成立能源部，我们也被舆论吵得睡不着，我们也说成立吧。”

倘若没有这次举报，一个正部级的能源部或能监会也许能成行，而刘铁男续任的机会要大于他人。当然，这只能是“也许”，并非定论。但举报发生后，情况截然不同。有高层认为，刘铁男事件无法为这样的升格提供民意基础。于是，正部级的电监会与副部级的能源局合并，成为一个临时起意并迅速得以推动。“我们也反反复复研究，说重建能源局，把电监会合进来。”

当时国家能源局编制为112名，电监会机关事业编制为98名，再加上区域电监局和省电监办就高达520名。两者一并，新的国家能源局获得260人编制。能源局吞并电监会，作为补偿，吴新雄代替刘铁男成为新任局长，电监会这个屡屡被戏称为“花瓶”的机构从此结束尬尴处境。这也能对应李章泽的说法：“吴新雄听了改革方案，马上说应该取消电监会，很有水平。”

当然，没等赶到2013年全国两会，刘铁男早已获得了出局的先兆信息。

在微博举报之后，国家发改委一名分管人事的领导前往中央组织部领取全国政协委员候选名单时获知，刘铁男不在其列。他当即询问：“铁男没进政协，我回去怎么说啊？”组织部官员当场回应：“这件事已经和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你回去问张平主任（时任发改委主任）吧。”

2013年1月30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的推荐提名情况和建议名单作说明。协商决定委员为2237名，其中连任1157名，新提名1080名，中共委员以893名占比39．9％。

彼时的刘铁男变得极奇紧张，微博举报、政协委员、机构改革等都不利于自己。平素高调的他，自此开始沉默寡言起来。

（未完待续）

　　新权威主义可以灵魂附体了？这个政治学的孤魂野鬼在思想和公共话语领域游荡了近25年之后，是不是终于降临到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上？至少对于这个概念的发明人萧功秦教授来说，他似乎非常愿意再次出来，扮演这个主义的理论代言人角色。他不仅充分肯定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且认为新权威主义将迎来它的一个升级版，从原来的1.0版进入到2.0版。

　　在萧功秦言之凿凿的论证中，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相较于25年前又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变化仅仅来自于最高权威者名字的改变：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新的领导人会让新权威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吗？新的领导人所实行的新权威主义是更强大还是更开明呢？新的领导人愿意在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行动吗？我敢断言，萧功秦根本不掌握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他仍然处在和25年前相同的生存状态，以一介书生做一厢情愿的政治想象。当时所传的邓小平支持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后来被证明不过就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完全由民间掀起的新权威主义论战，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被执政党内部的任何一个派别所认可，更不用说把来自于民间的改革主张转化为执政党实际的改革行动，他们最后的命运是一致的，在一场政治风波之后被统统扫入到政治的边缘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权威主义者主动向权威者献策，如同用他们的热脸贴了国家机器的冷屁股，难道萧功秦现在还愿意再做一次尝试？

　　新权威主义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或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其学术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二波浪潮中，的确有许多威权型国家在权力者主导的政治转型中，完成了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转变。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景中，新权威主义并不是以一种学术主张出现的，它试图成为一个政治纲领，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因此，它面世之际，必然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它在理论上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当时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如何能够在进一步加强权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新权威和旧权威的制度性差异究竟何在？第二，在民众不断呼吁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主张如何能够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尤其是如何在知识界形成基本共识？第三，新权威主义以一种超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如何能让长期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执政集团，接受并实施这种政治主张？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包括萧功秦，都很清楚新权威主义出笼之时所遭遇到的尴尬。它所基于的历史依据和学理依据，是对袁世凯强人政治和“开明专制”的重新诠释，把袁世凯洪宪称帝失败之后所形成的政治混乱视为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据，那时萧功秦等人还根本没来得及研究韩国或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经验。基于这么一个仓促薄弱的理论建构，怎么可能用来言说和解释中国现实，并凭着这些解释来说服群众、取得知识界的共识？而新权威主义对于执政集团来说，或许是私下里可以讨论的一个策略，执政者在稳定和掌控大局的思维下，把加强权威、依靠权威推进改革视为改革的一个实际选项。但是，自1987年执政党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以来，执政党上下都已经普遍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大势所趋之下，谁敢公开把新权威主义作为改革的政治纲领？

　　必须承认，新权威主义的提出，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是由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在毛时代，普天之下，一党独大，全党之内，一人独尊，这种由一人意志决定全党和全国命运的政治格局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邓小平在执掌政治局面之后，不能不反思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的制度的根本性弊端。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迄今为止执政党内部对制度性问题看得最清楚最彻底的一篇纲领性文献。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的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认为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最后党的领导实际变成了个人领导。在邓看来，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领导体制，是毛泽东所犯错误和文革十年浩劫的制度性原因。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邓明确认识到了中国的制度性痼疾，主观上也是力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清除这些痼疾，但吊诡的就在于，他实际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在他试图解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党内的各方力量又把他再次塑造成和毛一样的人物，使他个人在党内享有无可匹敌无所约束的最高权力和最大权威。1987年，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在邓的主导下非正常下台，表明邓个人不受控制的权威和他所做出的决定，已经完全漠视了党内所应有的基本程序。但是，在和党内元老共同促成了胡耀邦下台这件事情之后，邓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和消极影响。为了彻底结束这种个人凌驾于全党的做法，邓大力支持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方案，用自己“半退”的方式促使党的元老全部退出党的核心权力层，解散顾问委员会，并计划通过两到三年的过渡时间，将军委主席一职也交由赵紫阳担任，以此彻底告别政治舞台，做一个真正的退休者。

　　从1987年的中国现实进程来判断，如果新权威主义这顶帽子戴在邓的头上是合适的话，那么，邓一定是想做党内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肯定不希望他的继任者拥有他这么大的权力和权威，他是希望用一种合理的制度配置来取代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没有后来的政治变故，按照十三大报告所确定的路线走下去，中国还会有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时代吗？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由于经济陷于治理整顿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无从进行，执政党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和争执日渐公开化，而社会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的呼声却不断高涨。是年召开的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京丰宾馆会议”，成了一个不同改革方案的汇集处。在绝大多数意见都偏向于认为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一个叫做“新权威主义”的声音开始飘荡在会场里。这个新颖的概念起初只是在私下里被议论，而其发明者萧功秦副教授也才开始被京城的学者们有所关注。真正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将新权威主义争论推向全国的，是吴稼祥和我在1989年1月16日世界经济导报上刊发的两篇文章，吴稼祥和我对新权威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被该报编辑有意组合在一起，以期引发讨论。正是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一场波及全国甚至溢出海外的大争论迅速展开。吴稼祥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推手，为了表明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题为《新权威主义述评》的文章中，提到了当时作为学者的王沪宁、张炳久和戴晴，甚至把我也拉入到他的队伍里，专门提到我当时写的一篇未刊稿《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有意思的是，萧功秦却并没有进入到吴稼祥的法眼中，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

　　吴稼祥是期待以他这篇文章为新权威主义壮行的，但如我前述，他的文章一面世即面临着三大问题：能否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的制度症结？能否为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理解？能否为执政党作为改革的纲领而接受？很不幸的是，吴稼祥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他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在质疑他的文章中，我的文章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在题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认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在学界的孤独求败如果能够换来政界的一片支持，也不失为是对新权威主义者忍辱负重的一个补偿，曾经风传邓小平表态支持新权威主义，但实际的状况是，在一场巨大的风波呼啸而来时，被摧毁的不仅是党内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而且新权威主义者也无可幸免。吴稼祥的遭遇不必再说了，萧功秦仍和他以往那样长期处于体制的边缘，除了继续痴迷于他个人构造的概念和概念游戏之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几乎为零。

　　八九风波将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力量扫荡已尽之后，这是否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体制的确立？在邓以南巡讲话重新开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这是否意味着新权威主义的胜利？至少在近20年里，没有哪一个学者会对此作出肯定的判断。即使是萧功秦先生，他也开始从新权威主义的迷梦中走出来了，用他自编的“新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曾经为其带来巨大学术荣誉的“新权威主义”。公众应该还记得，在“重庆模式”鼎盛时期，萧功秦是以“新保守主义”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来诠释重庆一系列做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的这个举动被重庆有关方面视为是“右派”支持重庆模式的一个范例。如果不是重庆模式后来戛然而止，萧功秦在奔向重庆的道路上会不会走得更远？

　　重庆模式的最后破产，对学者而言是教训还是经验呢？我和萧功秦在私下里讨论过，也在一篇文章（参见《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里明确告诉他，他试图以“新保守主义”对重庆模式提供学术支持--不问其动机如何，纯粹是书生之见。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缺少对“重庆模式”的有效解释和理性界定，而是重庆根本不需要这种来自于西式话语的学术支持。在中国的政治辞典中，“保守”不是个什么好词，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也缺少正当性，尽管你标榜“新”，但这种“新”在重庆所需要的创新谱系中是没有位置的。重庆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可谓轰轰烈烈，如果头上戴着一顶新保守主义的帽子，那才滑稽呢。

　　对于来自像我这样被萧功秦坦承为是他20多年诤友的批评，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他在去年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或许能够说明些问题。在围绕他这本书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里，萧功秦在面临与会者的众多批评时强调，他要秉持一个中道理性的立场，而不再继续纠缠新保守主义这套话语。我为他这本书专门写了书评--应该说我是不会轻易为他人写书评的，书评的题目是《制度转型与理论转型》。我首先为萧功秦说了好话，在我看来，当大学教授们几乎全数陷于意识形态生产陷阱时，萧功秦则是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学者，近20年来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国家资助，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至少表明他的学术研究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但是，我还是批评了他对国家主义的暧昧态度，我对他的提醒是：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现在必须从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中摆脱出来，不能再对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了。我对他告诫是：国家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威权化制度的合法性已经基本丧失殆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在不断递减，政治信用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还能继续搞吗？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化体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运转下去？在20年以前，讲国家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客观上也许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20年以后，我们再继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会继续固化现有制度的弊端，知识分子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判断。

　　2012年无疑是观察中国变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之窗，全社会都在这一年里等待着执政党最高权力的交接，在共同见证了经济的繁荣和改革的停滞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之后，他们除了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政治想象之外，的确也在普遍思考中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向哪个方向前进。随着新的最高权力层的形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尘埃落定，什么是老路？什么是邪路？什么是中国应该走的路？从全党到全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相反，却在2013年的迎新之际，由“南周社论事件”掀起了持续大半年的宪政和反宪政的大论战。这是一场在学术上力量极不相称的论战，持反宪政立场的学者或名不见经传，或隐姓埋名，他们之所以敢于冲上前台，公然挑战社会底线--对于宪政的基本诉求，显然是由他们后面的政治力量所决定的。他们不仅要反宪政，还要对公民社会、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历史研究等若干领域作出种种限制。

　　这是在一个威权国家里无法想象的状况，不管是朴正熙时代的韩国，还是在两蒋统治下的台湾，或者是民主转型前的西班牙，基本的政党政治、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和法治秩序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并非单独由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控制。后极权的或全能主义的国家，绝不可和威权国家同日而语，把基于后者在政治转型中所取得的经验，不加限定地、不加区别地运用于前者，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进一步加剧它对全社会的控制程度。因此，在萧功秦大张旗鼓地鼓吹新权威主义之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问：这个新权威主义凭什么一定会转向宪政民主而不是更大的极权？任志强就认为，在萧功秦指出的新权威主义的两个可能后果--转向民主或转向革命--之外，应该还有第三个可能：权威主义让国家强大了，人民自豪了，但却被世界人民打倒了，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第三帝国。

　　极权主义不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了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

　　博主简介：

　　荣剑 : 共识网专栏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著作有：《民主论》《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若干重要理论研究》等。

王瑛

推荐阅读荣剑新文：新权威主义再批判。知识界、企业界有责任防止中国从集权重返极权而法西斯化。 http://url.cn/T4eG0F

王瑛

【推荐阅读】钱钢年度语象报告：风诡云异之2013----读一读这份报告，如果还是信心满满，先问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后检查是否脑进水。 http://url.cn/PRw8Jn

钱钢年度语象报告：风诡云异之20132014-01-01 钱钢尽知天下事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OTY3MTY4MA==&appmsgid=100005124&itemidx=1&sign=1659e9ffea8fcf22c74dc7e9d54f6f4b#wechat_redirect

2013中国政治语象分析

2013已经落幕。这一年，笔者曾在联合早报网发表数文，透过政治话语，观察十八大后中国走向。此时，2013中国语象已完整显现。

宪政民主浅蓝语落入低谷

笔者用四色描述中国政治话语：深红是毛时代话语；深蓝为当局不容；浅红是当政者话语；浅蓝，当局不倡不禁。

我们多年关注与政改相关的词语，“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党内民主”属浅红，“普世价值”、“宪政”、“公民社会”属浅蓝。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这两色词语可以共存。2013，浅蓝罹祸。

年初南方周末事件，肇因即为“宪政”。该报新年献词原为《中国梦宪政梦》，在新年特刊屡次送审中，原稿中18处“宪政”悉数被删，宣传部直接添加的文字，发生低级错误，舆论哗然。

使用“百度新闻高级搜索”可见，2013与上一年判然不同。2012，标题含“普世价值”的约150篇，正面使用的占78%。标题含“宪政”的文章约400篇（剔除了与中国宪政无关者，下同），全部正面使用“宪政”一词。2013，标题含“普世价值”的约500篇，非正面使用者占84%。含“宪政”的文章约1200篇，其中非正面使用“宪政”者占86%。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曾是浅蓝话语活跃的平台，2013，浅蓝词语在这些报纸上骤减。以十年来南方都市报上的“公民社会”为例：

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强调“依宪执政”，这个接近“宪政”的口号，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标题。2012年12月，中国媒体上“依宪执政”频率飙高。然而这一提法倏起忽落。2013年，人民日报有7个月完全未见“依宪执政”。百度新闻标题中包含此语的文章寥寥无几，有8个月完全空白。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长篇述评《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曾出现这一提法，两天后在《政治文明的壮丽篇章——十八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述评》再次出现，但三中全会的决定并未使用。

2013年1月6日，“两个不能否定”见诸报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舆论震荡，七不讲在此语境下发动。

5月至7月，开始第一轮对浅蓝话语的批评，但遇强力反驳。8月底，党媒亮剑，号召进行舆论斗争（又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毛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翻版。至此，深红话语跃上前台。9月，对浅蓝的批判达到高峰，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暂停的迹象。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求是》杂志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此文被称为七不讲公开版，称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严厉批判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对改革的质疑。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网开一面，放过了曾被列入七不讲、也曾遭公开批判的“公民社会”；论及曾遭批判的“社会主义宪政”，口吻也相对温和。

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此文看似强调“两个不能否定”，实为打补丁，重申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对文革前错误的表述。

浅红党内话语的热与凉

有人将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称为改革里程碑。然而，2013不是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年多中，邓小平、胡耀邦与守旧势力进行了激烈较量，通过真理标准讨论，从舆论上为改革冲开了路障。2013恰相反：宣称“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近一年逆改革的舆论氛围中召开的。

2013，最高频浅红词语是“中国梦”。2012年，“中国梦”在人民日报上的使用篇数是106，到2013年，达1912，成为典型的超强话语。可以与之相比的，有1959年毛泽东的“总路线”（1605），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3877），1977年华国锋的“抓纲治国”（1145），2003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2928）。与“中国梦”配套，“道路自信”从2012年的95上升到203，“两个一百年”在2013年新出现，使用篇数达221，亦成热语。

中共自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一套与改革相关的规范化政治词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党内民主。

其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邓、江、胡的旗帜性口号。有人认为，这组词语总体上可理解为党内“开明话语”。例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被认为旨在推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度还被形容为“让资本家入党”；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至少从表面看是温和柔性的。笔者发现，这组词语的凉热和浅蓝亦有关联。它们上升的年份，浅蓝词语获得生长空间。

笔者检索了自2004年至2013年十年间这一组政治词语的传播频率，所使用的数据库为人民日报，并与香港“慧科搜索”中的数百种中国内地报纸互为参照。人民日报的数据图像如下：

对人民日报的统计显示，这9个关键词除“政治体制改革”外，在2013年均处于历史最低点。使用“慧科”搜索标题，结果完全一致。“政治体制改革”为浅红、浅蓝所共用，在人民日报处于7年来最低点。 2013，宪政民主浅蓝词语处于全面低潮，耐人寻味的是，浅红开明语也全线下滑，其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党内民主”传播量的陡降。

“党内民主”骤降预示什么？

对中共政改抱有期待的人们，最低限度的期望，是一党执政条件下党内民主的扩大，包括党代大会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的改革。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媒体上的“党内民主”一语曾升温。胡锦涛肯定“票决”，似有意在党内选举和决策制度上有所尝试。胡时期，差额选举和公推直选是扩大党内民主的重点，李源潮曾在其主政的江苏省特别是南京市大范围试行公推直选。检索近5年人民日报和慧科数据库，2010年均是“公推直选”的传播高峰，2012年均是“差额选举”的传播高峰。2013年，人民日报上的“党内民主”比上年减少74%，查慧科标题，减少81%。“公推直选”，人民日报减少88%，慧科全文减少64 %。“差额选举”，人民日报减少67%，慧科全文减少48%。

与此同时，另一词语——“协商民主”，在2013年达到5年来的传播高峰，查人民网标题，2013年比上一年增加69%。

党媒称，协商民主在中共历史上由来已久，不是外来的。事实上，“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语来自西方宪政民主成熟的国家。2006年，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协商民主”，但特指政协的运作。前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称“我们的民主政治，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讲，实行的主要是选举民主；从人民政协来讲，实行的主要是协商民主”（人民日报2006年4月7日13版）。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共词典中的对应词语，党媒曾宣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就是中国式民主。“协商民主”也是中国模式派钟爱的词语。时至2013，协商民主的分量明显加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改革列为改革重点，对政改着墨较淡。习近平对决定的说明称：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他的讲话惟一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协商民主直接挂钩。按照这一阐述，未来政改的范围将收窄。和党权改革密切相关，以票决为主要实现方式的党组织选举制度、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项改革，均将缓行。推进民主政治的重点放到了党外，“协商”将重于票决。若此，邓小平把纠正“权力过分集中”作为政改重心的思路恐被搁置。随着“党内民主”一语的降温，权力势将更加集中。

2014语象观察点

一，深红。继续观察“舆论斗争”一语。近期这一提法虽减少，但仍出现，人民日报最近一次使用是在12月30日。特别注意“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提法。中共近年规范的提法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但与江泽民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胡锦涛纪念毛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一样，习近平在120周年纪念时也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一提法是否会持续，须观察深红话语未来的表现。笔者曾指，“毛泽东思想”一语是中国政治的测量尺。查2013年人民日报和“慧科”数据库的中国内地报纸，“毛泽东思想”的频度未上升。但查百度新闻标题，2013年它达到6年来的最高峰（共计2120条，其中12月26日至12月31日312条）：

二，浅蓝和深蓝。“普世价值”和“宪政”是否已被逐入深蓝，成为在正面意义上禁止使用的敏感词，须密切关注。“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目前似仍留在浅蓝区域，年底前人民网和中国法院网都有正面使用“公民社会”的文章。其命运仍待观察。

三，浅红。“中国梦”正铺天盖地。但这个口号是动员国民的目标描述，相当于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翻两番”，不是旗帜语。旗帜语，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共有规范表述，江、胡等人都不是在就任未久时就提出的。未来人们既不可能说“高举中国梦的伟大旗帜”，也无法说“全面贯彻落实中国梦”。标志习执政理念的旗帜语尚未问世。

2013，是政治话语大洗牌之年。语象折射政治演变的真相。透过各色词语的生灭、消长，激烈的博弈、冲突，能听到大变局的沉沉雷声。

新京报新年献词：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http://news.qq.com/a/20140101/001285.htm 2014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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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1月29日 23:58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李娜《独自上场》晚安。更多

]2014-01-01 07:59社论

　　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就是每个人都想过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历史将记住那些平凡的推动者与制度变革者，记住一个时代如何于细微处渐渐脱胎换骨。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没有比雾霾更能让中国人体会到什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了。

　　经验、理智与常识都在年复一年地告诉我们，只要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谁也无法逃离时代的风浪。

　　因为我们漂流在同一条峡谷，因为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没有谁不向往清风明月的时代，而这也正是社会转型的动力之源。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人悲深行苦，担负大众的命运；有人寸土必争，以微博之力捍卫自己的平凡生活。没有谁的生命不尊贵，即使是一个穴居于都市井下的边缘人，也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梦想与光荣。

　　这一年，改革之风劲吹，一份巨细靡遗的计划书，涵纳了民间多年的关切与期待。这一年，反腐败动真格，“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打消了旁观者的疑虑，提振了同行者的信心。那些讲究吃喝和排场的官员，只有继续慨叹“权力红利”被压缩了。

　　更可记录时代变迁的，是与中国人权，法治进程严重相悖的劳教制度终于被废除，以及计划生育制度的松闸。而更多已被书写的改革承诺，有待一步步楔入现实土壤。民生的改善、对生命尊严和个体自由的保障，才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历史将记住那些平凡的推动者与制度变革者，记住一个时代如何于细微处渐渐脱胎换骨。

　　如诗人说，小小流萤，宇宙间所有的光亮都是它的亲人；它冲破了黑暗的束缚，仅仅因为服从了内在的力量。而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就是每个人都想过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回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观念。而观念的核心就是明辨是非。一个社会有了真正的是非，它就有可能再次出发。

　　当民众对大气污染说不，当驻监检察官对浙江叔侄冤案说不，当网民对偷窃民财的官员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都坚持了这种是非观念。

　　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更需要一起梦想。

　　我们梦想不再有小孩被贩卖。我们梦想太阳底下各行各业有尊严。我们梦想大学生不挤破脑袋考公务员。我们梦想医生不被病人举刀。我们梦想每个法官能够依法独立断案，不徇私舞弊。我们梦想每个城管能体恤自雇谋生者，不凌虐衣食父母。我们梦想权力回归“笼子”，让市场归于市场。我们梦想走一条坚实的道路，使这个国家迈向自由与繁荣。我们梦想宽恕与和解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在没有侥幸的世界里，所谓英雄，不过是那些做了自己想做该做的事的人。不要担心现实总是比梦境更遥远。时代日益开放，没有谁可以越俎代庖，没有谁不是自己梦想的主人。

　　早安，我们的2014。即使是在冬天，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我们也要相信，这片土地并没有沉睡，只是在日复一日地积聚和孕育。

　　我们要像大地一样仁慈宽厚，用胸怀装几粒希望的种子，并对未来的日子抱着虔敬之心。我们要有所作为，要有耐性地等待，要相信心中的光明季节——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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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主席新年致辞：严厉打击暴恐犯罪http://news.qq.com/a/20140101/000451.htm 时政新闻

中国新闻网[微博]2014-01-01 04:56奋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努尔·白克力

　　(2014年1月1日)

　　同志们、朋友们：

　　在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区各族人民，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向对口援疆干部、中央驻疆单位广大干部职工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新疆各项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向节日期间不辞辛苦、坚守工作岗位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刚刚过去的2013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对口援疆省市、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帮助下，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变”的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各项工作，经济稳步持续增长，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发展成果进一步惠及民生，向着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目标又迈出了一大步。承诺的重点民生工程全部兑现，各族群众生活显著改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心系群众、贴近基层，转变工作作风。坚决落实中央部署，坚持“主动出击、先发制敌”的方针，严厉打击一系列暴恐犯罪活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主动权，以去极端化为目标，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确保了新疆社会政治大局和谐稳定。

　　目前，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2014年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一年。我们将进一步凝心聚力，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八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紧紧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坚定不移推进“五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围绕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牢牢把握向西开放历史机遇，争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主力军，努力把新疆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努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美丽新疆更添魅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公平公正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我们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高举捍卫国家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捍卫法律尊严的旗帜，全力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让各族人民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幸福安宁。

　　同志们、朋友们，成绩来之不易，必须百倍珍惜；任务艰巨繁重，更要埋头苦干。面对新机遇新形势新任务，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变化变革、敢于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而努力奋斗！

　　祝伟大祖国欣欣向荣！

　　祝新疆的明天更加美好！

　　祝全区各族人民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自由之路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王瑛 4 (@wyptt02090106)

江苏省委书记进山拜佛封路民嘲：想进政治局？【大纪元2012年10月25日讯】

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0NDU3Mg==&mid=10035785&idx=1&sn=adf6c26eeedd55c1d1095673d515812c&scene=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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