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国援助史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1OTAzNw==&mid=205704429&idx=5&sn=b13b33802f47f8d4dbe14223cd423f53&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特稿】中国援助史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蒙古国和越南最早伸手要援助，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即使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义无反顾地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对内竟宣称苏联逼债勒紧裤腰带，在此间数年，中国人民饿殍遍野。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
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曾经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根据2011年首次对外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先后6次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其次，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
援外的建筑物涉及“国家面子”，因此绝无“豆腐渣工程”，以至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感慨道：要看中国最好的体育设施，请到非洲去。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还为友邦援建了近100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30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119个发展中国家共计70627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1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名。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共计建成100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30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膛目结舌，但以上数据仅供参考。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外交政策》则指出，中国的援助或贷款“没有附加条件”，许多条款都是秘密协定，变相地支持了当地的腐败（这一点，我在旧文《国际援助，你是谁为了谁》中有具体分析）。
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种援助有：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对朝鲜的援助:枪6.7万支，火炮92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辆，汽车1233辆，无线电台200部，有线电台500部，炮弹61万发，子弹5929万发，手榴弹39.6万个，地雷2万个。
1950年-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950-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枪11.6万支，火炮4630门，数量不详的各类弹药和工程通信器材。
1954年，外蒙古向中国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5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援建越南，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1955-1963年我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24万支,，火炮2730门，舰艇28艘，飞机15架，汽车100辆，舟桥1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台6300部，有线电台2万部，炮弹144万发，子弹1.5亿发，数量不详的服装和食品。
1956年，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
1958-1963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援助：枪15万支及少量火炮。
1959年，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中国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0年11月，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0-1963年我国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枪1830支，无后坐力炮800门。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1月，中国支援阿尔巴尼亚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
1962年，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64-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77万支，火炮3万多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舰艇117艘，汽车1.5万辆，地对空导弹449枚，炮弹1660万发，子弹10.4亿发，地雷19万个，1.5万吨，雷达260部，无线电台3.2万部，有线电台4.9万部，工程机械4834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器材和食品等。
1964-1978年，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数量不详的武器弹药，援建海军基地一处，援建飞机场一座，各类军用器材870套等。
1964-1978年，中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汽车773辆，炮弹267万发，子弹1.7亿发，手榴弹92万个，地雷25.4万个，无线电台2530部，有线电台2654部，军服257万套，食品800吨等。
1964-1978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包括：枪75.2万支，火炮1.1万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舰艇46艘，地对空导弹224枚，鱼雷196枚，汽车4230辆，炮弹822万发，子弹15.64亿发，援建阿尔巴尼亚全部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设备。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
1970年，中国决定提供给阿尔巴尼亚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国对越南签署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并拟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
1975年，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5月，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
1976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向老挝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为老挝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南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1998年朝鲜周年国庆时，中国向其提供了８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２００３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47万余吨，价值达7646万美元。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92％。2004年—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2010年，中国继续援助朝鲜100亿美金。
2005年，中国政府无偿援助马达加斯加政府5000吨大米。
2006年，中国政府又向东帝汶无偿援助五百吨大米，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东帝汶提供了两次粮食援助。三月，中方向东帝汶政府捐赠了四千五百吨大米和五十吨食用油。
2009年5月，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肯尼亚政府价值1300万元人民币波形铁皮物资。
2010年，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8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两项协定总额合计为1．1亿元人民币，将用于实施两国政府商定的项目。向印尼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现汇人道主义援助，再向巴基斯坦提供2亿美元援助，向柬埔寨提供3亿多美元优惠贷款援助。
2011年，中国向利比亚人民提供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向马其顿捐助23辆校车，帮助改善当地学生学习环境。同年，向科特迪瓦捐赠180台笔记本电脑、250套台式电脑、250台打印机、600部手机和6台复印机。
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近10年来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
2012年，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向埃及提供9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还将在著名旅游景区卢克索建立一个中国公园。向津巴布韦灾民无偿援助的近1.5万吨大米和小麦。向也门提供1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援助尼日利亚500万元物资用于防治禽流感。今后三年，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个“为了支援你们”，是否征求了当时三餐不继的中国人民的意见？而又是谁给了权力让你们肆意牺牲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呢？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说：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文章来源：读者文摘
赠人玫瑰，留有余香。请支持“思享学人”，扫描或长按以下二维码打赏小编，谢谢！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0106
魏勇
2015-06-10 14:46 来自 私家历史
历史学科一直被人诟病为“贝多芬”（背多分），死记硬背是大家所痛恨的历史学科顽症，有许多学生喜欢历史却不喜欢历史课原因在此。历史教学和考试需要改革，需要更加灵活，需要能考查出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历史学界共识，但20多年来，路走偏了，偏在哪里呢？先不说哪个卷，除了上海卷稍好，全国各地历史高考命题风格就像一个妈生出的，惊人相似，都有以下缺陷:
一、选择题不像选择题，像狩猎游戏。学生是猎物，命题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陷阱让学生上当，于是，有了区分度和效度，这些陷阱美其名曰“历史思维能力”。每当看到用这些穿着“历史思维能力”外衣的题目来愚弄孩子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以2015年全国卷二第24题为例：
24、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这表明了儒者：
A不能适应现实政治
B 反对进行社会改革
C 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D 以复古为政治目标
我的那个神！作为一个有25年教龄的历史特级教师，我很惭愧，我不晓得应该选哪个答案，我觉得每个答案都有道理，哪个答案最有道理呢？取决于说话时的背景，如果此人仕途受挫，孤灯饮酒呢，就该选A；如果此人仕途如日中天呢，就该选C或D；如果此人在跟人辩论朝政呢，也许就该选B。可想而知，在断头去尾的情况下，要让学生就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选出一个被看作标准答案的选项，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用命主观题的思路来命客观题，叫作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是各省市高考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来，选择题的主要功能是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主要应注重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美国历史考试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选择题有70道，一般说来，一道选择题中，每一个选择项都是一个知识点，那么70道选择题就意味着有个350知识点（每道题目有5个选项），覆盖面远大于中国高考题，中国只有12道选择题。常识+大题量，是美国历史考试中选择题的特点，他们的选择题答案客观唯一，题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每个人都很有教养，那么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当家庭管理妥当时，国家将会变得有秩序；当国家管理井然有序时，那么全世界都将会变得和平友好。”上述引句属于哪种信仰坚持的信条？
A 道教
B 禅宗佛教
C 大乘佛教
D 日本神道教
E 儒家思想
（答案：E）
本来，在教材版本多样化、知识点不确定的背景下，题目应该不依托任何一种版本的任何一种历史评论，内容都应该是常识性的，都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大路货”，不应该存在刁难学生的题目，不应该在选择题中过多加入历史认识论部分，而应该多考查历史事实本身，让客观题拥有毫无争议的标准答案，这是命客观题的最起码的要求，否则，选择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二、客观题时常没有标准答案，而主观题却有标准答案，主观题不像主观题，这是目前历史高考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在高考主观题中，没有历史知识点的考试答案是难以想象的，不能采点给分就无法操作评卷，这是中国高考历史现状，也是历史高考试题最大的弊端。我们的主观题无法把历史素养好、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的学生甄别出来，这给大学选拔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以至于现在一些名校不得不走大学先修课的路子来选拔苗子。
之所以叫主观题，意思就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这个主观性不是打胡乱说，是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主观题理所当然是考察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重心应该放在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不应该刻意地再考查知识的再认再现。然而，我们的主观题“不务正业”，刻意考察记忆，比如2015年全国卷一第45题，唐代币值改革的内容；2015年北京卷第41题，列举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等等。而在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方面却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首先，主观题本来应该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真实性、精确性进行甄别和评估的能力，这是历史学科最最基础的素养，但我们的高考题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考查环节，主要还停留在考查学生的理解、归纳的层面上。这一导向后果之严重，不但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匮乏，连命题者也对史料缺乏甄别以至于闹笑话，比如2015全国卷一第48题，如图：
这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被改写的，这种材料被用作考试材料本身就不严谨，且有很高的风险。风险在于，改写之后材料可能与事实不符。这则材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的原因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幕僚，而丘处机起到了幕僚的作用，感化了成吉思汗。两个问题也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导向来设置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误会。
这是真实的吗？事实上，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完全是因为他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据耶律楚材《西游记》记载：“渠谓丘公行年有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并且成吉思汗也并没真正被丘处机说服感化，在短暂地停止了屠城之后，又继续屠城，而这则材料传达出的是与历史真相相反的信息。这样的二手材料被用作高考题，不是笑话么？
当然，主观题的主要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放弃了“说服力”标准。本来主观题是要全面考察学生建立在阅读理解基础之上的评估史料并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的能力。表达是否逻辑严谨，论据是否能支撑其观点，是主观题最关注的东西，然而，我们的考题玩的是花拳绣腿，表面上提供了史料，要求学生基于史料来表达，而事实上呢？题目所提供的史料根本不足以支撑学生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史料太少，只起了“药引子”的作用，比如2015年全国二卷第39题：
短短两三百字的材料，根本不足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史料，只有假大空的表态，这道历史题跟今年北京作文高考题“与民族英雄过一天”有同样的毁人作用。要让学生反驳日本对历史的篡改，请问，日本究竟在哪些方面歪曲了历史呢？又是怎么歪曲的？学生应该从哪些史料入手呢？真正要批驳，我们至少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史料，怎么能空对空呢？这样的试题只会导向培养愤青。
甚至有些主观题，只是戴了一个史料的帽子，貌似考察学生的历史阐释能力，其实考的是死记硬背，比如2015年广东卷第35题，截图如下：
通过材料，任何人都无法回答18-19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状况，更无法分析二战后美国为何重视现代化理论，这不是基于史料基础上的论述题，而是基于对学生死记硬背进行考查的问答题。这样命题的好处是，便于采点评分，便于老师死扣教材，这与主观题应有的考查功能背道而驰。
本来材料题是最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一种题型，本来是体现“说服力原则”的最好选择，我们需要培养学生辨别材料的真伪、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利用材料中的证据来论述问题的能力，本来应该更多地挖掘材料题自身的检测功能。
然而，这些“本来”全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伪装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赤裸裸的死记硬背仍然折磨着学生，仍然坚定不移地摧残着学生的智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问题比语文的问题大得多，大到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程度，大到了影响未来社会稳定和政治选择的程度，简单地说，大到了祸国殃民的程度！
（本文原题《历史高考祸国殃民——点评2015历史高考题》，原载“大时代”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中国仿冒品这样流通日本经济新闻社
日經中文網中国仿冒品这样流通
wtq1960 在目前中国，争取民主，就要反对共党，推翻共党，共党是民主的唯一障碍！杨恒均说和共产党做朋友是帮共产党欺骗国民！反对共产党是文明进步的第一步。共产党不能象国民党一样转身！有人担心被选上的党会专制独裁，在民主制度下，谁独裁就不选他，这是你的权利！即使当选者专制独裁，下一次就让他下台！新闻破解10 再转！【贪官自夸: 没想到副市长挺便宜 100万就买到】原三门峡义马市副市长聂卫东曾在饭局上公开宣称: 没想到一个副市长还是挺便宜的。我准备了200多万, 结果只花了100万就把事情办成了......网友说：呵呵, 这是一位讲真话的官员。。视频：http://url.cn/ZWdKqx//新闻破解10 求证：2015年6月1日,由中国电力女王控股的东方之星沉没,死亡失踪442人,创造了世界纪录!6月2日，国资委宣布电力国际李小木改任大唐公司副总,女王大发雷霆,骂骂咧咧,最后摔门而去!老李听后气得吐血,大骂小刁没良心!当晚就一病不起,躺进了301! 转@谢作诗: 宋太祖赵匡胤认为，是民养了官，是官吃了民的饭。那个时候，每个衙门门口都要立一块石碑，上书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翻译过来，就是警告官员：你不可以「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weibo.com/p/1001603852159555885490
吃饭与砸锅背后的荒谬逻辑肖仲华博士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作为一种极左言论，就像他们重提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一样，引一波口水，徒增点笑料罢了，倒也无伤大雅。现在倒好，在一个省委书记的口中居然也吐出了这种论调，委实令人吃惊。那么好，我就来讲讲这吃饭与砸锅的逻辑问题。
首先，人民与政党和政府，到底谁吃谁的饭，这不仅是人类的常识，也是共产党自己的常识。过去打江山时打的是 ”人民战争“，后来坐江山也坐的是 ”人民江山“。国家是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人民政府“，军队是 ”人民军队“，党也是 "人民的儿子"。就连当年的太祖都承认是 “人民养育了我们”，难道现在要变脸不认账了？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一个吃财政饭的政党，就铁定是人民养的政党，绝不可能是反过来。
其次，党吃人民的饭，党员干部当然也是吃人民的饭，没有例外。
第三，即便是西方国家那种不吃财政饭的政党，也没见过谁敢说自己的党员不能“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就必然有人敢于不吃党的饭了。
第四，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承认一个基本常识，劳动是有价值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与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都应该各取所得，自由而平等地交换，不存在谁养谁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是人民的劳动养了资本家，当然也包括养了为之付出劳动的政党和政府。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怎么能有如此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呢？
不要小看这种既反西方经济学，又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非常危险，可以说是用心极其险恶，其本质是在用封建专制的话语体系给党贴上了封建专制的标签，目的就是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对党表忠心，实则是在赤裸裸地告诉全国人民，党在用人民的税赋养自己的人。
党的高级领导，完全不懂马列，也不懂经济学常识，更不懂现代宪政政治，总是用封建专制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总是用封建专制的话语体系来讲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党的悲哀。如此下去，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又怎么落实得了？
炎黄春秋官方微博呛声刘云山：乱臣贼子
https://d2m18jzp1s7a2i.cloudfront.net/0/?url=ZXVydEQzJXNuaWFtZXI2MiUyNTE5NjVEMyVkaTYyJTZEMyVkaWVweXQ2MiU5MUQzJWRpdGFjNjIld29oc0QzJWFGMyUvcGF3L21vYy5nbmF3b3Vsb2JhLnd3dy8vQTMlcHR0aA==
大陆著名政论杂志《炎黄春秋》近期在遭到江派刘云山掌控的新闻机构整肃后，近日再次受到中共社科院极左派刊文攻击。《炎黄春秋》官方微博随即转载多篇文章予以反驳，并讽刺惧怕反思历史的“乱臣贼子”。此前，中共社科院极左派频频发声被认为背后有刘云山的影子。
《炎黄春秋》遭攻击后反讽“乱臣贼子”
中共军报官方微博近日全文转发了军刊《国防参考》杂志上署名社科院马列研究院龚云的文章，该文称《炎黄春秋》从2002年后开始变为“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文章还罗列了《炎黄春秋》“每期内容集中描述中共的错误历史”、“集中暴露了毛泽东的错误”等七条所谓“罪状”。
《炎黄春秋》自遭到社科院方面的攻击后，其官方微博连日来转载多篇文章予以反驳，其7日转载的一篇短文评论称，龚云为什么强调2002年以来?因为2001年习仲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所以不敢说2002年之前也攻击共产党。但这不也暗示习仲勋题词是杂志转向的原因吗?
文章认为，“起底”是以投机性的政治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有损于学者的节操。“起底”一文也起了某些社科院专家的底：有起底的，有拔钉子的。
不久，《炎黄春秋》官方微博再次发文称：“夫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记录的力量。《炎黄春秋》秉笔直书，以史资治，实事求是，以史为鉴，这也是《炎黄春秋》存在的价值!”
对于《炎黄春秋》的上述博文，除了有大量官方“五毛”、毛左对其进行攻击外，也有不少网络评论力挺《炎黄春秋》，认为这是其在遭到中共宣传口发檄文讨伐后的反击，暗讽文宣系统中的乱臣贼子。
刘云山整肃《炎黄春秋》被指低估习近平反腐
《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敢言著称，同时被“整”挨“批”多达十余次，网站也经常遭封。近期《炎黄春秋》再次遭到整肃，中共新闻机构发出书面警告，指其今年多篇文章违规，同时现任总编辑被约谈，被要挟退出杂志编辑部。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思敏对此认为，正值揭开中共军队腐败盖子的关键时候，军媒转发龚云对《炎黄春秋》上纲上线的文章，其目的是祭起意识形态斗争的大旗，借文革式抹黑《炎黄春秋》来否定习仲勋，再间接否定习近平反腐。
陈思敏认为，这次军报官微对《炎黄春秋》发炮后，并无其他官媒跟进，亦曝露出主管宣传的江派常委刘云山弄巧成拙，同时显示江系低估了习近平的反腐决心。
据香港杂志《争鸣》2015年5月号题为“刘云山评《炎黄春秋》”的文章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中宣部会议上称：“《炎黄春秋》这本杂志的干扰性是其他申请未获批准就拿《炎黄春秋》作依据，指不公、缺理据、欺小怕硬。《炎黄春秋》玩擦边球，玩得不少，出轨就会叫收。”
《炎黄春秋》创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由中共体制内一批支持中共内部“改革”的退休高官和知识份子参与创办的杂志。2001年2月25日，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曾给该杂志写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题词。
社科院频发极左言论分析指江派失势前激烈对抗
中共《求是》杂志社旗下的《红旗文稿》去年9月刊发了中共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署名文章，文章高调重提中共1978年前的“阶级斗争”，并称“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随即在中共官媒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中共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对目前情况认识不清。文章同时释放强硬的信息：对于那些继续对抗的高官，习近平绝不会手软。
中共社科院院长王伟光被认为是“重庆模式”的吹鼓手，“重庆模式”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的。自2012年王立军事件爆发，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政变、搞垮习近平的计划曝光，引发中南海激烈博弈。王立军、薄熙来和周永康已先后落马。
外界认为，王伟光与薄熙来、周永康等江泽民集团都有很深的联系。据港媒报导，王伟光曾长期在中共党校任教，官至副校长，后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院长。当年中共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江泽民庇护下仕途看好时，王伟光千方百计拍李的马屁。
此外，中共社科院一直有左倾传统，在薄熙来大搞“重庆模式”中积极参与，从时任院长陈奎元，到时任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副院长朱佳木、李慎明，领导层倾巢而出跑到重庆拍马屁，并获得巨额课题费。
中国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王伟光等毛左们此时频频发表极“左”言论，不应视为偶然，因为其背后有着江派刘云山的影子。中共内部所谓“左、右”之争表面的背后，是江派势力的代表刘云山在失势前与习近平的激烈对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