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林泉002
田野
曾为金正日哭灵的同伙，竟然也好意思去纪念曼德拉，实在无法理解长城的拐角有多厚。
蔡奇
#雾里看霾#1浙江11个地市有9个中了“霾”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分别是宁波470、绍兴463、金华451、舟山414、杭州407、湖州388、嘉兴384、衢州378、台州308。据气象台分析，主要是受周边大范围雾霾影响，大气扩散条件又差而所致。其实自身也是污染源，不看到这点不行。但愿大家能警觉！
完颜修俊3
【忆故人2】张戎《毛XX：鲜为人知的故事》令人非常震惊的是，年轻的毛享受着很大的自由与各种机会，包括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或读大学；享受着很大的新闻自由，可以在报纸自由地发表不同议题的言论，不可思议的还有，毛可以带着女朋友旅游，登记住进旅馆。这些自由是我那个年代梦想的，却无法实现的自由
博弈林泉002
很多人知道自由女神像，但很少有人知道，女神抱着两本书；圣经和法律。自由女神基座镌刻着女诗人埃玛·娜莎罗琪诗句：送给我，你那疲乏和贫困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一齐送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着自由的火炬。与时同博(@*13238998)
程序猿
不要再恶搞这一系列了，该有一个温馨的结局了。「转」
检察官何文凯
#停停走走#【攻击】话说大师王林曾“公然攻击”官员，当面说他们都是贪官、腐败分子。我在想被攻击的官员当时什么反应，换成我至少拂袖而去，情绪差点儿的话直接削他个大嘴巴！然而估计官员们都打个哈哈，不会有人较真，要么王说的是事实，要么官员们挺忌讳王大师的，都惹不起他，一群猪。@检察官何文凯: 我在县里面的时候，一次有个做木头生意的人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某局局座，请客者说，让他过来陪你喝酒？我说我们都吃半天了，这个时候再叫人来不礼貌。他说：没事，我不提你，一个电话，他立马准到。果不其然，局座满面堆笑，迅速到位。我从此怀疑他为政不廉，好在没举报。
上帝之手A
当一个国家最保守、最落后、甚至最反动的人也感觉到，社会必须变革的时候，真正的变革才能顺利进行，并能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我们的呐喊，就是呼吁这批最保守、最落后、甚至最反动的人，慢慢觉醒。以保证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
Lady花蕊
喝一碗香浓的三聚腈胺，饮一杯醇厚的工业酒精，吸一口清爽的PM2.5，咂一盅香甜的地沟油，身上背着慈祥关切的 税收，墙上写着情深义重的“拆”字，温柔和蔼的城管悠悠而来，善良体贴的警察悠悠而去，清廉的高官挎着干女 儿走进高级饭店，李刚之子以七十码驶过你的身边，然后你说：我真幸福，感谢国家!
全世界都知道
财经网
【程建国：没有基础性制度改革 谈融资创新是钻牛角尖】财经网CEO@程建国 以小产权房举例说，北京周边有的是地，都荒着，如果政府允许周边农民自己开发房地产，当地本身一个小城镇就出来了，但土地制度不改革，这次三中全会比之前更加收紧了，这条路就断了。#中国城市发展国际论坛#http://url.cn/OUG7jO
冒泡有罪
【猪才会乱】美国有接近100种信仰，几十种主义（包括美共产党），4色人种，几百个民族，人人可拥枪支，多种思想体系（含孔子学院），全球电视均可收看（包括ccav洗脑台），为何至今未乱？还成世界第一强国？说民主会乱的叫犬，是把中国人当成猪，说打开围栏要乱跑，只能圈着。他们，没把中国人当人！转2012年12月31日 06:20 阅读(5.9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784)
冬眠熊_李伟东
究竟谁是总设计师？邓已用此盖棺论定，似无疑问。但邓说改开如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就失败了，现今结果应不是他要的。其实一直有三个总设计师，邓氏是改开也要搞，特权和独权也要保；赵氏是走向民主法治；还有一位隐身总师陈氏，只要独权特权、保权贵资本和血统派接班。事实是35年所谓改开皆在陈氏掌控中。9月11日 17:02 阅读(25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755)
粤S世界公一民-李志扬
喝茶时警察告诉我不要关涉政治，否则就会拘留，以后孩子也不能考公务员。忘了告诉警察，我孩子长大了中国还不能民选公投政府官员，我就叫孩子移民美国，去竞选美国总统，要不，当个像骆家辉一样的驻华大使也不错嘛！11月27日 11:49 阅读(3073) 全部转播和评论(35)
连鹏
看到有些媒体把雾霾指向烧秸杆，我有些不解。烧秸秆肯定会造成污染，但也不是这几年才烧的吧，再说秸秆一年也就烧几天而已，其它时间段造成的雾霾怪谁呢？媒体不能误导，政府不能撇责，如此严重的雾霾主要来自工业污染，跟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我们的GDP是急功近利，带毒、带血泪的。邓定远
本文为2013年12月5日《博客天下》第145期封面报道。
博客天下微信号：bktx2012
本刊记者 | 黄旻旻 梁君艳 汪再兴
特约撰稿 | 杨林 吕昊 程洁 实习生 | 王致远
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中国最有钱的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王健林人生中丝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见的那类挑战。他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以及对政治边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下一个目标是尝试用自己强大的资本扭转以往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
曾经贴身采访王健林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大卫•惠特福德（David Whitford）认为，王健林是一个不知疲倦、极具野心的工作狂。他在军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随后他选择进入市场开始了自己的小产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帝国的建成
“王建林这样的人，他野心的规模、渴求达成的目标，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我钦佩他充沛的精力和野心。”《财富》记者惠特福德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告诉《博客天下》，王健林正致力于使万达集团成为跨国企业。“很明显对于万达集团来说，王就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进入一间卡拉OK房间。王健林已经早早在那等待他们，房间内同行的还有一些年轻时尚的女孩，这一幕让这位《财富》记者略显尴尬，“我们一群人，基本都是男士，我当时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是我搞错了。”来中国前，惠特福德就曾听过亚洲卡拉OK房间里会发生的很多故事，但这次不一样。她们都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其中一位客人的朋友。
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却仍然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1980年代的歌厅时代——开场由这些年轻女表演者先上台演唱，然后就轮到惠特福德等客人。无论谁上去，在唱到一半的时候，王健林都会上台献出一束玫瑰花，那人就拿着这束花继续唱，直到唱完下台后，把花放回桌子上。继续轮到另一个人上台，王健林依然会站起来向演唱者献花。这种带有仪式感的重复动作让这位美国记者觉得，“当晚的一切都很纯洁、很美好”。
但当晚王健林的表演还是最出乎惠特福德的意料。显然，这位59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位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王健林的精力充沛，他从来不知道疲倦，甚至几乎不会休息，每天非常专注着自己的工作。当年轻力壮的美国记者感觉累的时候，采访对象还在精力充沛地讲述对公司的展望与未来。
“他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如果没有野心的话，他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惠特福德告诉《博客天下》，他被王健林的野心折服。
王健林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王健林告诉《博客天下》：“当将来做到1000亿、2000亿美元收入，我不可能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公司。”在商业军团出海背后，他始终被蒙上了一层国家主义色彩。
起于童年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前，外界对中国首富的家庭背景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年代久远的传言。有人说王义全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人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这种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剧了外界对他拥有显赫家世一事的错觉。
可以说，王健林父亲的身份带来的神秘感一直贯穿着他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他父亲是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以下简称森工局）的副局长，副处级。”曾任大金县副县长的谢芸生对《博客天下》确认。
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谢芸生对这个“个子不高、穿着有些朴素”的老红军至今印象深刻，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2013年11月29日，王健林84岁的母亲秦嘉兰住在成都一家顶级小区的别墅内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这套三层别墅由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开发，市场价如今已逼近1000万元。室内布置并不奢华，没有多余的装饰与家具，秦嘉兰也保持着早年朴素生活的习惯，她只在右手上戴了一只边框已经有些发灰的手表。王义全今年5月去世，去世前，他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副校长。
秦嘉兰曾担任四川一个乡的首位女乡长。1953年元旦，在区委书记介绍下，她与大自己18岁的王义全结婚。组织介绍的婚姻关系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非常普遍，所幸王义全是个好人。
“他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秦嘉兰说。
在秦嘉兰眼中，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
“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
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他不高，胖墩墩的。”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她不停地向记者强调这一点，外人眼里的首富和风云人物，在她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
似乎要证明那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一年前，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冲突，出于对战争危机的考虑，中国迅速增补了一大批军人。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也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但王健林的参军过程却颇费周折。“因为阿坝州不征收城市户口的青年，我们就把健林送回了苍溪老家，在那里上山下乡后，才去当了兵。”秦嘉兰回忆。
与秦嘉兰的说法不同，陈志阶的叙说却是另一个版本，“王健林表现得相当好，本来可以直接从金川去当兵，但因为森工局说他母亲成分不好，就在这件事情上卡了他。”
陈志阶认为，这段不悦的经历是造成日后王健林对他童年生活过的大金县冷漠的原因之一。阿坝州州庆时，现在已经更名为金川县的大金县组织“雪梨节”，县上请王健林，却被王健林本人拒绝。
“我只是在这里读过书，参加过工作，对金川，没有任何感情。”陈志阶转述说，“这是他的原话。”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王健林否认这种不断向外走的行为源自他的性格，他告诉《博客天下》，这是时势使然，“到那一步了。”
军队系统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部队组织规则的优点。
一位当年的战友曾在微博上回忆王健林第一次来到陌生环境的情景。“1971年初春，吉林省集安县鸭绿江边的大山深处的军营里来了一批新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健林。他们当时属于特务连侦察班，新兵里面有四川和辽宁抚顺的，班长去挑选新兵时，他先选2个抚顺兵，然后走到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兵面前问他想当侦察兵吗，他说愿意。”
当时的王健林很瘦弱。“肥大军装、硕大皮帽和大出一号的皮大头鞋，一套行头穿在他身上有点滑稽。”但他很好地抓住了由对方抛过来的机会。在往后的人生中，这种不放过任何机会、勇于挑战的性格特点还继续出现。
一位跟王健林同属沈阳军区守备三师的侦察兵告诉《博客天下》，当年侦察班的工作内容除了野营拉练之外，还必须学会的各种技巧，包括解除障碍、飞檐走壁进入敌人房间盗取机密文件、用密码画军事图纸，甚至要在半夜去坟地挨个搜索，只是为了锻炼胆量。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在一次非常关键的考试中，王健林的战略战术课试成绩较差。当年的大连陆军学院院长陆民杰回忆：“题目是如果有一场战役，根据给出的地形应该在山的左边布兵还是右边，教案上的正确答案是在左边布兵更恰当，但是王健林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王健林作为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应该知道这道题教案上的正确答案。“但他仍按照自己的主意做出选择。”陆民杰说，他还在考卷上分6条列出了选择右边布兵的理由，“分析挺有道理”。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吴乃燕记得，当时整个学院上千名军官训练生，达到留校资格的只有两三人。
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他的战友孙皑沅观察到，很多人一起聊天时，王健林每次都会拿着小本子记录。当时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前进报》，王健林喜欢投稿，孙皑沅说，队里一年发了20余篇稿件，九成以上是王健林写的。
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吴乃燕认为，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那段期间，王健林开始认识级别更高的社会人士，处理更复杂的关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陆民杰说，大多数人并没有像他那样的觉悟，很多人抱着部队军官的身份不愿意离开，甚至害怕走向自由的市场。
富贵败中求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中吸取教训。
今年已经60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在军队中，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括，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
帮助了他。
在万达集团下面的大连市物业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后，陆民杰被安排到万达商业地产物业公司做副总。
“在长春和沈阳的项目中，连续吃了两个大苍蝇，那种失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很恶心。”陆民杰说。
2002年初，总部在大连的万达集团首次携手沃尔玛和红星美凯龙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进驻长春，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陆民杰说，之所以选择沃尔玛，是因为后者当时刚刚登陆中国大陆，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事长想通过百姓对沃尔玛的期待和喜欢同时关注到万达。”
在长春打广告时，王健林曾对公司的管理人员自信地说过，这个生意做好了将非常好，肯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集团内部不乏反对的意见，很多集团元老甚至在董事会上和王健林争吵，认为商业地产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认为王健林在给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长春万达广场建好后，王健林将商铺定价为每平方米卖到两三万元。商铺很快就都卖掉了。商铺卖出去之后，万达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算结账走人，结果引起了业主们不满。“按照商业地产的约定俗成，地产商在卖完铺面的同时也要负责帮助业主招商引资。”陆民杰说，因为当时不懂这些，所以导致万达广场正式开业时，上百个商铺中依然有一半都还是空荡荡的，没有招到买家。
业主们纷纷围攻万达项目办公地点。陆民杰是那几次“维稳”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记得当时现场乱成一团，万达的工作人员还被泼了开水。
这些场景让万达集团差点在一地鸡毛中结束自己的商业地产试水。陆民杰记得，还在大连的王健林赶忙召开董事会议以及稳定军心的各种大小会议，“整个周末他基本就在会议室里没出来过，出来一批员工再进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断开会研究策略。”
陆民杰说，因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产，加上当时的团队也没有现在这样专业，各种意见汇集在一起难以统一，全部由王健林一个人决定，难免出现问题。
几天后的董事会上，王健林当着几十个董事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前面发生的问题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还是不成熟，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这么做了。我的行为完全是饮鸩止渴。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做出反省。”
陆民杰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问题，却依然饮鸩止渴”，应该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项目尽快竣工，可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早点卖出项目收回资金，对企业的循环发展也有好处。
信奉“富贵险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强调速度，“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必须要快。”
长春事件之后，王健林开始着手组建部门专门负责帮业主们招商引资，并且将这个部门的团队不断壮大。
足球队的学问
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就在万达刚获得小小成功之际，王健林开始了另一个后来让他曝光率极高，也制造不少话题的足球事业。
他在足球领域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当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冠冠军，获得一片称赞时，他已经卖掉自己心爱的球队已经整整13年。
这位中国首富认为，足球这个行业里边，用钱就可以决定胜负。在不久前播出的凤凰财经节目的专访中，从不轻易点评别人的王健林默认了主持人对两家企业财富比较后得到的结论：万达比恒大有钱。
在他刚刚有了自己的小产业时，他就懂得如何利用体育与政府进行对话，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原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任举一记得，1990年代初，大连市西岗区体委领导打算在体育场附近建一个体育馆，就通过王健林此前在西岗区办公室的领导，找到王健林来开发，这也让王健林和体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联系。
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副主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林宁就是西岗区体委的工作人员。
王健林在大连陆军学院工作时一位同事对《博客天下》说，王健林的妻子林宁家境不错，其父亲之前是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但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优越和神秘。”
曾任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回忆，王健林与大连足球最初的渊源，来自于一次王健林计划良久的商业规划。
他记得，当年王健林先来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件事后来因为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反对而搁置。薄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也为日后大连市体委找到王健林来成立万达足球俱乐部打下了基础。
“否则根本不会找王健林，因为那个时候万达只是西岗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放眼大连市肯定有比他更适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为一个传统港口城市，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连人喜欢足球，让当地市政府看到了通过足球提高政绩的可能。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大连人民喜欢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喜欢足球。
“前市长喜欢，所以足球也被作为大连的城市名片对国内外宣传。”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大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几乎每次比赛的赛前赛后，主管领导都对球队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鼓励。
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连足球队后，任举一作为大连市体委副主任，被派到万达足球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态度，将万达集团一个副总经理抽调出来，专门配合任举一管理足球俱乐部。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任举一说，创办万达足球俱乐部时，时任国家体委（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伍绍祖要来大连访问，并将与薄熙来见面。王健林和任举一先去见了伍绍祖，聊了一会儿足球，给伍绍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经由伍绍祖引荐，王健林见到了薄熙来。
任举一记得，万达足球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伍绍祖专门从北京赶到大连来表示支持，还在俱乐部成立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万达也在那年夺得中国足球职业化后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在足球事业上，王健林的作风与他经营公司的方式相似。曾有媒体报道称，王健林会拎着装有上百万的现金皮箱到比赛现场。
但任举一告诉《博客天下》，王健林不会带现金过去，“这不是太俗了吗？”不过他确实会在比赛之前给队员们承诺各种奖赏，包括汽车、房子和现金。
王健林将比赛分成三个等级，奖金也随之划分为60万、40万和30万三个等级，“打赢了就拿全额，平了拿一半，输了没钱。进一个球追加10万，这个是他的态度。”
除了现金，王健林还给球员们发过纯金打造的金球，每个球都是300克的足量黄金打造，不过这种奖励在当年的万达队球员看来只能算是纪念。房子和奔驰级别以上的豪车才真正显现出王健林的管理方式。
1994年，万达还只是个小企业，王健林拿出几套万达自己开发的两室一厅的房子给球员作为奖励。到1996年，万达经营业绩猛增，他发的奖金也提到上百万元。王健林收回了之前分给球员的小房子，每个人又奖励一套三室一厅的高级住房。
“这些奖励都兑现得非常快，经常周末踢完比赛，周一休息一天，周二归队时现金、房屋或者车钥匙就能拿到手了。”
任举一说，1997年郝海东转会时，除了22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王健林还私下在北京为郝海东购买了一套住宅，郝来到大连后，又在当地拿到了一套房子和豪车。
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大连市的大力支持。市领导甚至帮助万达足球队引进球员。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王健林有意把时任八一足球队的主力球员郝海东转到万达来，但郝海东是部队编制，手续上很难办。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一些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郝海东招进队伍。
有了大连市领导的支持，万达足球队初期顺风顺水。
任举一记得，1998年郝海东因为对比赛不满向裁判吐痰泄愤，面临禁赛一年的处分。在现场观看比赛的王健林非常焦虑，他连夜召开协调会，很多大连市领导都过来了，王健林提出要和中国足协私下协调，最大程度降低对郝海东的处罚。
“第二天，大连市一个女副市长就亲自去找足协处理这件事了。”
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市长薄熙来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
任举一说，大连市那么多政府机关，薄熙来当年只写了不到30张贺年卡，其中有自己一张，“能看出来当时这位前市长对足球发展的重视。”
但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博客天下》证实，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有一次，在大连市政府在外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参会的任举一亲眼见到王健林与薄熙来发生的冲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
“我记得薄熙来就有点发火了，说怎么你还要，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另一次两人的争吵发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据《南方周末》报道称，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大连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需掏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元“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
1999年，万达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实德足球俱乐部之后，王健林曾对任举一袒露心声。任举一说：“正式改名的那一天，当时王健林准备去参加一个活动临上车之前突然转过头和我说，‘真的不甘心’。”
一位大连体育界的内部人士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队更名后，只有当薄熙来去现场看比赛时，接替万达管理俱乐部的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才会出现在看台上。
与徐明不同，在《大连日报》体育部主任姜末看来，王健林是“真球迷”。“他看球员的眼光挺准的，郝海东就是个例子。”作为跟队记者，姜末经常能遇到随队征战的王健林，“训练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他。”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任举一的证实：“王健林几乎没有落下过一场万达队参加的比赛，哪怕是客场，他也会在比赛前的一晚上赶到。”
喜欢大场面的王健林舍得为此花钱。原万达足球俱乐部副主任张家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96年赛季花13万元购买船票，率领1000多人的球迷助威团，包船去天津看客场比赛。
“他希望足球能给城市带来荣耀，自己的名气就自然而然有，所以不小家子气”。任举一说。1996赛季，万达55场联赛未尝败绩，这也是王健林最为自豪的事情之一。
离开足球13年后的王健林并不看好现在取得成功的恒大经验。在接受凤凰财经的采访中，他以一位过来人的口吻提醒说，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经验，放在孱弱的国家队身上可能并不奏效。
他将更大的赌注下在中国的少年甚至年龄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训练，并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生存于政治丛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
企业家如何在商业冒险中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王健林身上也不例外。
《财富》记者惠特福德说：“初次来到中国，我想知道的是王健林究竟是否有向政府行贿的行为。”这样的追问，王健林曾多次遭遇。
2012年9月8日，王健林出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与他的朋友柳传志“不讲政治”相比，王健林告诉在场听众，他处理官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对政治也倾注关心。
2008年，万达集团将总部从大连搬至北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万达大厦大部分楼层已经卖给当地企业，只保留了两层：28楼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楼的万达集团党建基地。
基地“留守人员”于丹是13楼的党建基地办公区维护者。整层楼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陈列万达集团过去2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党政建设成果，包括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按照其他楼层卖出去的价格来算，这层楼大概价值近4000万元。“你能想象到吗？价值这么多钱的一层楼只是陈列了各种照片和政府发放的奖状，说明董事长对党政发展的重视。”于丹说。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团总部之前投资7亿元成立了专门的万达学院，占地面积300亩左右。这名负责人说，学员宿舍标准就达到三星级以上，每年培训党员和员工80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离职的万达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很好地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间良好融洽的关系，“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这名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考虑到王健林的昔日经历，很难确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不过，在离开森林进入社会丛林之后，王健林始终得以高度的敏感对待与政府相关的事务。这将成为他在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之外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考验。林业工作者之子王健林离开森林后，仍然生活在一个新的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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