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无罪
【潜规则】 没有派出所的关照,开不了赌场,没有土地管理局的"帮忙"挖不了沙子,没有林业局的"照顾"砍不了树木,没有民政局的"关系"谁开得了殡葬中介,没有车管所的"关照"谁开得了车辆年审业务?没有警察的参与，谁开得了桑拿?一切的所谓社会不公，种种的社会黑暗,背后黑手都是出自政府内部官员…@中国微闻
余怀谦
滕彪在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表述。滕彪 If I go back to #China, it's highly likely that I will be arrested, but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humanrights @CECCgov
腾讯新闻
【江西落马副省长房产遍布多地 北京房产市值千万】多位官员透露，姚木根在北京的一套房子几年前由他亲手提拔的江西省发改委的一名副处级官员赠送，时价500万元左右，现在估值1000多万元。此外，姚木根被举报的房产多达十多处，分布在北京、上海、南昌、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http://url.cn/Nowd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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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女老板为保广告牌陪城管...
PX项目和社会影响评价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兼任价值中国网总编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yNTgxNA==&mid=200161774&idx=1&sn=d7b683b19c276b9dd3d22d292e42cc8b&scene=3#rd
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等地相继发生反对PX项目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现在又轮到了茂名。
“如果不改变精英决策的局面，公众上街难以避免”。
PX项目是市场紧俏的化工项目，但它的建设工程却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2007年，厦门市政府拟在海沧区建设PX项目，遭到公众的广泛反对。“百万短信”、“散步”、听证会上一边倒的意见等一系列事件迫使政府宣布放弃这个项目。随后，大连、宁波、成都、昆明等地都相继发生过反对PX项目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现在又轮到茂名。
政府大力强调建设PX项目对地方GDP的必要性和非高污染性，而许多公众则视其为灾难。对这一现象，有人评为民众主张合法环境权益的进步和胜利；另一些人说“一建就闹、一闹就停”是少数人盲目煽动公众，影响了发展。还有一些人说，“如果不改变精英决策的局面，公众上街难以避免”。对PX事件如不认真总结、分析，不仅会影响以后PX项目的上马，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今后大型工业项目特别是重化项目的建设，更会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和稳定。
去年12月，绿色流域受国内一些民间组织的委托，组成调查小组，就国内一系列PX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用社会影响评估的理论进行分析，以期找出PX项目陷入“死循环”的根源，改进政府工作，提高公众意识，增强公民社会能力。
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调查小组就“PX项目系列”开展实地调查。先后在杭州、宁波、镇海、福州、厦门、漳州、昆明等地，以实地考察、走访相关组织机构、街头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宁波镇海、厦门海沧、漳州古雷这3个PX项目与相关事件的情况，发现形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时已久的和深层次的，明显地感到这是因为决策者不懂得、不重视社会影响评价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调查中，多数政府部门、企业不愿与调研人员见面、交流，只有NGO、一些公众个体愿意交谈。这必然对调查的全面性、客观性产生影响，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调查还没有结束。鉴于茂名事件的发生，为对各方妥善处理当前矛盾提供参考思路，现将这次初步调查发现的问题及分析简述公布如下。
一、城市定位问题
城市定位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承载着当地公众对城市发展的意愿和期望。矛盾或不适当的城市定位，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反对。
1、厦门定位问题。政府一方面长期宣传要把厦门建设成海上花园、旅游之城、艺术之城、音乐之城；一方面又热衷引进重化工业拉动GDP，定位矛盾。一位尽力强调国家需要PX项目的人士也明确表示，在厦门市区就能看到化工厂燃烧排出物的“火炬”，在感情上就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坚决反对在厦门建设PX项目。
2、海沧区定位问题。厦门在“95总规”中，把海沧定位为新城区和工业区。在海沧区建PX项目，是很早就规划好的；配套码头和两个下游工厂早已建成，运行多年；建设PX的地块也已预留。但后来又不顾环保人士的反对，采纳“高人”的“金点子”，在毗邻地区建设了大量的楼房，并挤占了预留的300m宽的卫生防护林带；“04总规”将海沧新市区升格为“城市次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上PX项目，定位明显冲突，是引发事件的重要原因。事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只能保持一个定位。
3、镇海PX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宁波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土地紧缺，曾定位为宜居城市，并不非常需要依靠主要税收在外、却把污染留在本地的企业拉动增长（许多大型央企属于此类情况）。据反映，许多北仑人就认为，北仑的大发展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多少好处，反而让他们遭受损失，觉得宁波市亏欠的当地人。在这样的地方建设PX项目，难以取得社会的支持。
4、我们对漳州古雷的PX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感觉在多地PX项目流产的情况下，彰州项目之所以能够建成试产，除了汲取厦门的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之外，区域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古雷远离人口稠密区，无论是环境影响还是社会不良影响，都要小得多。
城市定位问题的社会影响评估分析：
A：涉及参与式管理问题和社区发展的公众意愿导向问题：政府要正确履行服务与管理功能，在项目开发中不能只以主导者自居；公众是否能合理有效地参与决策、表达意愿；城市定位是否取得社会共识等问题，都是决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厦门给人的感觉是，城市定位跟着GDP指挥棒转，导致规划变来变去。
B：社会影响评估对项目的重要性：从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来说，在海沧建设PX项目是非常适宜的。但从环境可行性来说，就存在问题；从社会可行性看，更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厦门与漳州、昆明与楚雄等对PX项目的争夺中，小地方都败于大城市；而从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角度的考虑，小地方都优于大城市；这反映了官员决策时的思考与体制缺陷：权利的权重大于环境和社会的权重。
最后的结果表明，人民的态度可以决定重大行动的成败。
C；叠加影响效应：前后决策矛盾，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常见原因。在城市定位问题上，规划、宣传时讲捡美丽的讲，实际工作中挑“实惠”的做，必然造成社会企望与感受的巨大落差，这是许多城市都存在普遍问题。
二、环境问题长期困惑的影响
中国石化企业污染控制标准相对于国际同类企业，标准低、陈旧、粗糙、早已不符合人类健康需要。在厦门，从已建企业发出的气味、粉尘、浓烟、交通运输、噪声等方面，公众都明确感到环境恶化。同样，在镇海，刺鼻气味非常明显；特别是晚上，公众都不敢开窗；癌症高发成为当地公众最关切的话题，传说一个单位体检就可以查出十多个癌症病人。但向上反映，不是得不到回答，就是回答环境经检测合格。因此当听到大规模的新生产线上马的消息时，就到当地市民的一致反对。
三、对公众的意见缺乏正面回应
由于前期工程已造成明显的不良环境影响，公众多次反映后又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在海沧区建PX项目的消息一传出，海沧区的房地产的价格就大幅下降。房地产开发商和住户感到利益受损，拼命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在论证前影响决策，结果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强烈反映问题至少一年多，事件发酵约三个月，最后见诸行动，成为事件的直接诱因。
在宁波，环保组织用尽了通过各有关部门、市长热线、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切可用的渠道反映问题，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缺乏回应公众意见的社会影响评估分析：
A：各项工作产生社会影响的经常性、广泛性和可积累性。政府所有决策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包括不良影响。压制、忽视不同意见的表达，可以帮助在强力实施项目的同时，暂时维持社会稳定，但积累的不良社会影响可以事后、在其他问题上暴发，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恶劣的影响。厦门PX事件的处置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其产生的社会不利影响一直影响到以后的一系列PX项目甚至其他大型项目的上马，是事先谁都难以预料到的。
B：缺乏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如在厦门，不充分征求、考虑房地产商和购房者这两个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缺少缓解不良影响的措施，不考虑他们可能做出的反应，促使他们以对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带动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加。
C：加强沟通和协商，是避免不良社会影响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D：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时机。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只要有消息传出，社会影响就开始产生。因此，社会影响评估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开始，并影响规划的形成。这样才能预防不利社会影响的发生，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稳定。
四、各种积累社会影响被集中诱发
厦门海沧区的房地产商和购房者力量是有限的。但他们的行动引发了广大市民的共呜，并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对事态发展和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宁波，首先上街的公众是厂区附近的村民，他们的诉求是希望被纳入拆迁范围；后来大量其他人员涌入，主诉求才变成反对PX项目建设。
调查发现，其实绝大多数公众对PX项目的环境实际危险并不清楚；他们持反对态度的是多原因的，是过去许多不良社会影响积累的集中诱发。
积累社会影响的社会评估分析
A：社会影响的可积累性的典型表现。
B：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公众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环境需求，已成为他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并积累了许多不满；在绿色流域进行的调查问卷中，“环境优先于经济发展”成为最一致的选择之一；而许多官员还在以单一的GDP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滞留在过时的价值观中。
C：偶然事件引发大量无关者的积极参与并成为事件主角，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反映了不良社会影响的大量积累。社会不良影响与环境污染一样，也存在可容许总容量的问题。
D：环境成本与效益的不公平分配，是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位厦门受访者说：“在PX事件中，到处都是感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却没有看到感觉自己会从项目受益的人。”一位镇海受访者说：“政府收入增加，又不象澳门等地发给老百姓一些，都拿去美化马路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有趣的是，许多政府官员也有同样的感受。如在宁波，石化企业主要税收上缴企业总部所在地。宁波分管环境的副市长最近表示：不能为本地创造收入，却占用大量土地，把污染留在当地，“这样的企业我们不要”。政府引进项目的主要推动力——发展经济，在公众中并没有多少受惠的感受，难以获得理解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中有财政体制的问题、政府工作和财政投入取向的问题，也存在宣传教育、通过参与式管理取得社会价值共识等方面的问题。
五、被动维稳
在群体性事件中，两地都采取了发紧急通知、出动大量人员、封锁现场、封锁校园、切断交通、大量约谈、限制信息传播、追查论坛，甚至将人员带离现场等多种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制止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是不必要的，或者是没有效果的；但肯定是有许多负作用的，是很容易引起广泛批评和不满、对抗的，是下策。一些公众反应，政府不许上街的紧急通知反而成了他们上街的信息来源和激励因素。宁波停运相关线路的公交，大学生就走路进城，宣示不满。提起这些措施，公众多持反对、讥讽的态度。有趣的是，宁波那家用尽一切可用渠道的反映问题而没有得到回复的环保组织，发现事后所有的相关单位都迅速给出答复，更凸显了这些单位事前的不作为。
被动维稳社会影响评估分析
A：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根本任务，是事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否则，必然陷于“压力维稳”、“应急维稳”、“事后维稳”的被动局面。瓮安总结的经验，是“维权创稳”。只要维护了公众的正当权益，自然有稳定的局面。要维的是“权”，而稳不是“维”出来的。在厦门、宁波，这一观点再一次取得实证。
B：显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根本缺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策的出台，要求对重大事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把评估范围扩大到工程建设以外的行政工作领域，是中国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大进步。但是，仅从保障重大行动的目的出发，把目光聚焦于群体性事件暴发的临界点，是不可行的。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一项工作都在产生社会影响，在每一项工作中努力消除一切不利影响
徐贲：纳粹如何用语言改变了德国人的常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E1NzAwNg==&mid=200147356&idx=1&sn=79443a30cd030d0c1ed59426887e0766&scene=3#rd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在《12年帝国》）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
《第三帝国的语言》︱ [德] 维克多·克莱普勒著︱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第一版︱392页︱52.00元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 “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国》（ The 12-Year 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
谁是那些在纳粹组织化机制里的主要参与者呢？他们首先便是纳粹的精英。格伦伯格指出，纳粹的统治依赖于意识形态，而这必须要让纳粹党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六千六百万德国人中有八十五万正式纳粹党员，每七十七个德国人中一个。纳粹执政后，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八百万（总人口为八千万），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国人要有百分之十精华的要求。
纳粹党员是党的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这种语言是立场坚定、政治忠诚、思想纯洁的表现，也是在语言上表现出比一般人“进步”、“先进”、“有觉悟”的区别方式。普通人不仅仅是在读报纸和听广播时学习新语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比他们先学会这种语言的邻居、熟人、同事和朋友。纳粹统治的两大支柱是纳粹党组织和公务员，也就是官僚机构，用格伦伯格的话来说，“这两套有机组织是共生的，通常很难断定是谁寄生在谁身上”。官僚有机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不是纳粹党员（精华），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工作语言便是纳粹党所使用的新语言。
这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教师对这种语言的意识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该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然运用或唯一能自然运用的语言。德国教师是最善于与纳粹合作的职业人群。他们是最善于配合纳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两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务员则是百分之六。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七十六名区领导和七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里，语言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第三帝国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之间的联系，启发我们从语言与常理的关系去记忆并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语言”和“常理”遭受严重扭曲的一个时期，而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者更充分细致的关注和记录。
几年前，我一次在香港开会，碰到一位研究“文革”问题的年轻研究生，偶尔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队送芒果的事。那时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经腐烂的芒果煮成汤，举行分享的仪式。当时，取芒果必须叫做“请芒果”，去书店买毛主席像必须叫“请宝像”，“请”是“文革”时专用于伟大领袖的特殊用语。这位同学从没听说过“请芒果”和喝芒果汤的事。她问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语言”和“常理”怎么可能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如果听起来太违背常理，就会觉得“离谱”，难以置信；即便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于是会将其判断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与人的感官（senses）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平时说的“离谱”或“不合常理”，指的是与日常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事情，因此特别荒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识”），人怎么会把腐烂的芒果煮成汤，欢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为什么会因此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无上荣光呢？人类对腐烂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觉到的“恶心”，这是常理，也是常识。但是，语言可以改变人的常理和常识。喝芒果汤是领受“毛主席的恩情”，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的语言改变了“烂芒果汤不能喝”的常理。
一个人喝烂芒果煮成的汤，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识（他并不会因此去喝其他烂水果的汤），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常理的扭曲（自愿不自愿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种接受则是在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的。语言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应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他伟大、英明，一举一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他的崇拜，形式越极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显示出“忠心”。我在农村插队时，村子里有一位妇人脱光了上衣，把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还见人就问，你敢不敢。她所夸耀的“忠”便是改变常理（像章不能别在人的皮肉上）的语言。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获得关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称为“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则是他们日常想法的反映。里德关于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有所联系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如George E. Moore和John L. Austin）。里德讨论的是一种“感觉”（senses）不经中介解释而与“平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发生的联系，他有时也称之为“粗鄙之人的真实想法”。里德无法预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语言与常识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经由长时间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由极权统治通过宣传的人为机制来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即“寻常见识”。里德所说的便是这样一种常识，它是由人的经验感觉而来的知识，不需要经过什么解释，任何一个粗鄙之人都能对真实有所知觉，卑之无甚高论，多为这种常识而已。例如，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整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可能大于这个整体；是风调雨顺就不是天灾，在风调雨顺年头挨饿，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直接从经验感知而来的，而是已经经过某种“解释”，如生活小常识、健康常识、职场法则、育儿常识、两性知识、法律常识，当然还有公民常识、政治常识、处世之道的常识等等。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政治正确的“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阿伦特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识是一种人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当人不能将判断的依据“诚实地运用于核心政治问题”时，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失效，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遵循那些曾经是常识的规则来辨明方向”。常识不只是一个人独自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直接知识，而且是与他人的一种联系形式。
常识的拉丁语是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共识或群体的想法。人没有常识，就不能与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断，就会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识失效之前，谁主张“亩产万斤”，一定会被人看成是没有常识，头脑出了问题。相反，一旦人人主张亩产万斤，亩产万斤就成了“常识”，与之不同的想法便成为异类，不是“古怪”，而是“落后”。像“落后”这样的说法便是影响和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常识判断的新语言。
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所讨论的“学生的品德评语”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常识失效”的一个例子。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的“品性”，从道德常识来说，一个人不说谎、不出卖朋友、不残害或杀害别人，就是品性好。但是，从纳粹德国的普通知识来说，可以允许为纳粹事业而干出这样的事情，不但允许，还要表彰。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老师为学生所写的“品德评语”，这时候，他们以前的道德常识便失效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克莱普勒写道，“就在（一个老师）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的时候，他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 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Stuart Chase）在《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第一、与他人交流；第二、与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后面两种功能特别体现了语言对人的思想和现实观念的塑造作用。
克莱普勒让我们看到的是，纳粹统治曾经如何在语言的三种功能上灾难性地改变了无数德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
▍本文作者徐贲，文载2014年3月3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毙稿｜曾礼周年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gxOTQwMg==&mid=203225449&idx=1&sn=4861c34a2ed62518309ac464dde2b247&scene=3#rd
【平之评】每一篇稿子都是有生命的，但对本朝的记者同行而言，有太多的心血之作却是胎死腹中。我一直酝酿设立“毙稿”栏目，用以呈现那些未见天日的新闻。今天推出第一篇，欢迎大家投稿。
2013年4月3日，曾在南周风波中仗义执言的新闻审读员曾礼去世，此时距离他结束返聘不足一周。风波当口，他写过两篇文章揭露事情的原委，分别为《究竟谁删改了南方新年贺词？》和《我并不伟大，只是不违心》。曾老的价值，在于人生的最后时刻活出了真实，其同事吕明合拟有挽联：“曾日报曾周末，终于六十不惑，世间少此审读者；礼之本礼之文，始信四维尚存，天堂多了自由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赵佳月的这篇稿子，写于一年前曾礼去世之时。因为南周风波，这个稿子被判死缓，编辑告诉她将在一年后发表。不巧的是，一年后，审稿者正好是当事人，稿子新获死刑。
一把硬骨头，一颗不惑心
赵佳月｜文
南方报业旧楼八楼，一副老花镜下的标志性笑脸，双眼孩童般弯成月牙，说话拖着长长的尾音：“小赵啊……”这是主任曾礼。
曾礼是我初出校园的三位领导之一。与另外两位主任一样，他身上泛着老报人的谦和淡泊。在289号大院内，年轻人恃才放旷，年长者也乐见其成，他们笑看一波波后浪，象看着年轻时候的自己。曾礼的笑脸尤是典型。
那时，他酒量惊人，年会场合不敢轻易与其觥筹交碰；他的办公室内总是烟熏火燎，惹得女同事侧脸而过；他常常边甩着手里的拖拉机牌，边与我说起杀人放火的突发新闻……读完他博客连载的《往事如绸》后，才了解那些“生活恶习”，不过是他跌宕坚硬的人生，在党报体制里的玩世不恭。
退休返聘后，《南方周末》的新闻专业氛围，微博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让他“六十不惑”而后又“还童”，《南方周末》编辑称之为“天性的释放”。
儿子曾嵘劝他少喝酒、少抽烟，他却认为，为了多活一年放弃这些不值。“他就是这样一把硬骨头，这种硬，也导致他早早离开我们。”
老报人
2006年夏天，我到那座刻着鲁班奖的大楼八楼报到，所在部门是《南方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快速反应工作室”。曾礼是副主任。
快速反应工作室每天24小时接听热线报料，曾礼和另外两位主任轮流接呼叫中心筛选过来的报料电话，再将有价值的突发新闻派给我们几个年轻记者。
逢其值班，半夜接他电话，他总充满歉意。偶尔漏了夜半新闻，同城媒体见诸报端时，他则私下说：“不想扰你们清梦，算了。”我当时不解，若干年后明白“有人性地做新闻”，就如当年曾主任，先有对身边人的疼惜，然后才是新闻。
但他还是对半夜“骚扰”的愧疚记挂在心。六七年后，仍常在微博夸赞我深夜跑新闻，反倒是我无地自容起来，那点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其实有多肤浅。
逢其审稿，交稿翌日进他办公室，听他念叨前日我精心藏在稿子里的句子，然后是他爽朗的笑，那种瞬间会意的默契，像是遇见了知音。
突发新闻多风风火火，每与摄影记者出门干活被他撞见，那副标志性的笑脸就会慢悠悠、乐呵呵淌出一句：“看你们金童玉女啊！”后来，我与摄影记者一同离开报社，在他乡结婚安居，他和报社其他老领导一样，时有问候，似儿女离家的牵挂。
在地方新闻中心，负责记者站工作的放姐是他二十多年的下属。他们两人揽下通联工作室所有工作，包括记者站采编、广告和发行，以及省内各地市新闻秘书联络。
放姐初到通联工作室时，曾礼是韶关站站长，放姐的工作是联络各站站长和新闻秘书。“那时，他就是韶关新闻界的风向标，他写什么稿，韶关各界都关心。”
2001年，曾礼从韶关站辗转回南方农村报任副主编，随后又回到地方新闻中心通联工作室，放姐与他再度碰见，“这时我们早就熟识，明明他是主任，却更像兄妹。”
放姐性格耿直火爆，常整层楼都能听到她“河东狮吼”：“曾礼！”曾礼则语重心长唤：“李放……”这是他们两的日常交流方式。若是哪天放姐改了称谓：“曾主任！”曾礼便会惊觉：“我又做错什么了？”
放姐如勤杂员打理记者站各项工作，曾礼则更多负责与报社领导沟通。外强心软的放姐累到病倒，曾礼电话问候：“李放，怎么样？”放姐顺势哭诉：“好辛苦啊，要死了！”曾礼开玩笑逗她：“死了没事，记得珠江新城的房子改我名啊！”引得放姐骤然大笑，病痛全无。
放姐有时也向他埋怨：“你看我累死累活就拿两三千，你这领导可以拿六千！”曾礼又逗她：“那你为什么不做领导呢？”
其实放姐心里是佩服他的。“他能写，又毫无领导架子。与20多个记者站站长情同兄弟，我是个急性子，看我急他就劝我：慢慢来。”
为了争取主任基金开展记者站和新闻秘书活动，他与领导拍案。“但是他不记仇，转身就忘记。”他常感叹身边渐渐离去的老同事：“他们都应该想开些，像我，今天说完今天算，明天继续无忧生活。”
放姐多年单身，根据广东习俗，她与我们一样每年可以获得曾礼特别包的开年利是。“知道吗，今年他给我包了200元！”我们总是在打开他的利是时，有种被老人家特别疼爱的满足。
六十还童
曾礼的父亲与民国同岁。“小时候老听父亲说，他跟民国同年，民国多少年他就多少岁。我总是纠正他，现在是公元年了，但他老记不清，就记得民国多少年。”
文革前，曾父靠小本生意起家，赚得些家产和田地；文革中，一家背着“地主”之名被批斗；文革结束后，曾父回到湛江重操旧业，舒一口气叹息：“终于又回到解放前了！”
2011年，要是其父仍活着，“刚好100岁”。这一年，他退休返聘《南方周末》审读员第三个年头；也是这一年，他以“文章太长，太难读”为由，否决了一篇关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文章刊发。
在成为报社审读员之前，曾礼曾挂职一年省委宣传部审读员。“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退休后他被选中成为报社审读员。”
“那时他不苟言笑，表现得保守又严肃。”报社年轻人本能地对其退避三分。
一次，报纸要登一篇《把妹达人》，曾礼在编辑会上质疑：“这与本报价值观不同。”编辑C君力争：稿子操作没问题，报纸需要吸引年轻读者，这是在介绍一种现象。双方就此产生争执。散会后，C君在办公室旁若无人地骂：“这老头，退休了还不回！”
第二日C君上班，桌上放了一箱荔枝，旁人告诉他：“这是曾总送的，让你消消火。”C君心中生出些好感：“原来那个面目可憎的老头，也并不是不可沟通。”
此后C君又找机会到其办公室闲聊，发现“他是真诚地为了安全，哪里删去，哪里保留都有他的道理，且是在尽量不损害稿子质量的基础上。”C君对他的好感急剧上升。
这时的曾礼刚刚学会上微博，他兴奋地注册了“六十不惑”的网名，给我发来“求关注”私信：“我是退而不休，人家四十不惑，我到六十才不惑。”虽然如报社前社长范宜锦这样“潮”的媒体老一辈不少，他的私信还是让我惊喜，我直回：“哇，曾主任好潮！”他又纠正我：“我已退，不要喊我主任了，网络世界没有领导。”他建议，若非要尊老称呼，就称他为“不惑老师”。
C君们也开始了与不惑老师的“杯酒人生”。第一次几位编辑还找借口约他喝酒，“向他探探风声，问问重庆选题该如何做。”凭着他年轻时文革和下乡的经历，曾礼对年轻人给出了意见：“重庆早晚会出事。”
他一语中的，事后让年轻编辑佩服不已。2012年11月8日，曾礼为了维护年轻采编的专业理念，也为了维护报纸多年来的声望，再一次与总编辑对峙，表达他作为一名审读员的别样立场：“宁可不完成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良心，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话语赢得了年轻编辑记者的掌声。此后的曾礼，与其说是报社审读员，不如说是长辈，在钢丝上呵护着一份报纸的尊严。
“同学们，再见了”
在年轻报人之中，曾礼仿佛也找回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不仅做审读把关工作，还参与到报社选题会中，和80后采编一同为精妙的选题兴奋，出谋划策；采编人员则信任他的方向把握，欢迎他加入他们中间。“到最后，我们就是一起的了，甚至都没有代沟。”
娴熟于微博发言之后，他乐此不疲。时常兴奋地跑到编辑部，告诉年轻人他的粉丝又涨了多少。他勤于写评论，阐述时事观点，发表在《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上。当然，他的评论也有因观点过激，被报社不予发表的。于是他发于网络，还会拉报社年轻大V帮忙转发。
在新浪微博和博客上，他的博文多次被删。事后他又会写博文与网络管理员理论“无理删帖”。
编辑Y君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去世前的周五约他吃饭。之后，他准备回家扫墓，然后随儿子一同前往加拿大“去看看西方自由世界”。
Y君起初因故推脱，并未赴约，曾礼多个电话，“像是他自己有预感一样，再三打电话说：你不来会后悔的。”Y君庆幸他还是去了，“要不然真会的后悔死！”
聚会中，酒过三巡时，曾礼概括自己的报人生涯：我和《南方日报》就如同结发夫妻，更多的是习惯，没有激情；而《南方周末》对我，就像一个妙龄女郎。
年轻人顺势戏谑他：“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小三？”沉思过后，曾礼的答案仍然是：《南方周末》。这是他在报社的最后一天。
第二日，他在微博发布了“郑重声明”：“昨天（3月29日）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下月开始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所以，今天公开我的身份：原南方周末审读员。从今以后，我的微博言论与原职业无关。”
两天前，原本置于《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一张绿皮沙发，在消失多年后被行政人员搬回。Y君觉得奇怪，问：“这是哪里又冒出来的？”“之前放曾总办公室了，现在他要走了，让送回来。”
与他离职同一日，我家摄影记者也因“惹是生非”被一家地市党报不续约，曾礼在微博上再度问候我们，并称自由身后会到苏州来看我们。
他没有来。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编排，三天后，传来的是他离去的噩耗。
《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得知他“身退”的消息，正筹划着送他一本毕业留言册，“他审读报纸四年，像大学一样，与我们也是同学情谊。”如其临走时在报社内部论坛写下的《童鞋们，再见了》。
2013年4月4日晨，我给放姐打电话时，她正赶往机场。她要去为兄弟样的领导操办葬礼。这位往日里男人样风驰电掣的女人，在电话里哽咽着一句话：“认识曾礼是我一辈子的荣幸。”
（经授权发布，左下看原文）
按语：近清明，老人家逝世一周年，想去他的微博点盏蜡烛而不得。只能发去年未发之旧文，无力地怀想过去。
南方报业旧楼八楼，一副老花镜下的标志性笑脸，双眼孩童般弯成月牙，说话拖着长长的尾音：“小赵啊……”这是主任曾礼。
曾礼是我初出校园的三位领导之一。与另外两位主任一样，他身上泛着老报人的谦和淡泊。在289号大院内，年轻人恃才放旷，年长者也乐见其成，他们笑看一波波后浪，象看着年轻时候的自己。曾礼的笑脸尤是典型。
那时，他酒量惊人，年会场合不敢轻易与其觥筹交碰；他的办公室内总是烟熏火燎，惹得女同事侧脸而过；他常常边甩着手里的拖拉机牌，边与我说起杀人放火的突发新闻……读完他博客连载的《往事如绸》后，才了解那些“生活恶习”，不过是他跌宕坚硬的人生，在党报体制里的玩世不恭。
退休返聘后，《南方周末》的新闻专业氛围，微博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让他“六十不惑”而后又“还童”，《南方周末》编辑称之为“天性的释放”。
儿子曾嵘劝他少喝酒、少抽烟，他却认为，为了多活一年放弃这些不值。“他就是这样一把硬骨头，这种硬，也导致他早早离开我们。”
老报人
2006年夏天，我到那座刻着鲁班奖的大楼八楼报到，所在部门是《南方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快速反应工作室”。曾礼是副主任。
快速反应工作室每天24小时接听热线报料，曾礼和另外两位主任轮流接呼叫中心筛选过来的报料电话，再将有价值的突发新闻派给我们几个年轻记者。
逢其值班，半夜接他电话，他总充满歉意。偶尔漏了夜半新闻，同城媒体见诸报端时，他则私下说：“不想扰你们清梦，算了。”我当时不解，若干年后明白“有人性地做新闻”，就如当年曾主任，先有对身边人的疼惜，然后才是新闻。
但他还是对半夜“骚扰”的愧疚记挂在心。六七年后，仍常在微博夸赞我深夜跑新闻，反倒是我无地自容起来，那点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其实有多肤浅。
逢其审稿，交稿翌日进他办公室，听他念叨前日我精心藏在稿子里的句子，然后是他爽朗的笑，那种瞬间会意的默契，像是遇见了知音。
突发新闻多风风火火，每与摄影记者出门干活被他撞见，那副标志性的笑脸就会慢悠悠、乐呵呵淌出一句：“看你们金童玉女啊！”后来，我与摄影记者一同离开报社，在他乡结婚安居，他和报社其他老领导一样，时有问候，似儿女离家的牵挂。
在地方新闻中心，负责记者站工作的放姐是他二十多年的下属。他们两人揽下通联工作室所有工作，包括记者站采编、广告和发行，以及省内各地市新闻秘书联络。
放姐初到通联工作室时，曾礼是韶关站站长，放姐的工作是联络各站站长和新闻秘书。“那时，他就是韶关新闻界的风向标，他写什么稿，韶关各界都关心。”
2001年，曾礼从韶关站辗转回南方农村报任副主编，随后又回到地方新闻中心通联工作室，放姐与他再度碰见，“这时我们早就熟识，明明他是主任，却更像兄妹。”
放姐性格耿直火爆，常整层楼都能听到她“河东狮吼”：“曾礼！”曾礼则语重心长唤：“李放……”这是他们两的日常交流方式。若是哪天放姐改了称谓：“曾主任！”曾礼便会惊觉：“我又做错什么了？”
放姐如勤杂员打理记者站各项工作，曾礼则更多负责与报社领导沟通。外强心软的放姐累到病倒，曾礼电话问候：“李放，怎么样？”放姐顺势哭诉：“好辛苦啊，要死了！”曾礼开玩笑逗她：“死了没事，记得珠江新城的房子改我名啊！”引得放姐骤然大笑，病痛全无。
放姐有时也向他埋怨：“你看我累死累活就拿两三千，你这领导可以拿六千！”曾礼又逗她：“那你为什么不做领导呢？”
其实放姐心里是佩服他的。“他能写，又毫无领导架子。与20多个记者站站长情同兄弟，我是个急性子，看我急他就劝我：慢慢来。”
为了争取主任基金开展记者站和新闻秘书活动，他与领导拍案。“但是他不记仇，转身就忘记。”他常感叹身边渐渐离去的老同事：“他们都应该想开些，像我，今天说完今天算，明天继续无忧生活。”
放姐多年单身，根据广东习俗，她与我们一样每年可以获得曾礼特别包的开年利是。“知道吗，今年他给我包了200元！”我们总是在打开他的利是时，有种被老人家特别疼爱的满足。
六十还童
曾礼的父亲与民国同岁。“小时候老听父亲说，他跟民国同年，民国多少年他就多少岁。我总是纠正他，现在是公元年了，但他老记不清，就记得民国多少年。”
文革前，曾父靠小本生意起家，赚得些家产和田地；文革中，一家背着“地主”之名被批斗；文革结束后，曾父回到湛江重操旧业，舒一口气叹息：“终于又回到解放前了！”
2011年，要是其父仍活着，“刚好100岁”。这一年，他退休返聘《南方周末》审读员第三个年头；也是这一年，他以“文章太长，太难读”为由，否决了一篇关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文章刊发。
在成为报社审读员之前，曾礼曾挂职一年省委宣传部审读员。“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退休后他被选中成为报社审读员。”
“那时他不苟言笑，表现得保守又严肃。”报社年轻人本能地对其退避三分。
一次，报纸要登一篇《把妹达人》，曾礼在编辑会上质疑：“这与本报价值观不同。”编辑C君力争：稿子操作没问题，报纸需要吸引年轻读者，这是在介绍一种现象。双方就此产生争执。散会后，C君在办公室旁若无人地骂：“这老头，退休了还不回！”
第二日C君上班，桌上放了一箱荔枝，旁人告诉他：“这是曾总送的，让你消消火。”C君心中生出些好感：“原来那个面目可憎的老头，也并不是不可沟通。”
此后C君又找机会到其办公室闲聊，发现“他是真诚地为了安全，哪里删去，哪里保留都有他的道理，且是在尽量不损害稿子质量的基础上。”C君对他的好感急剧上升。
这时的曾礼刚刚学会上微博，他兴奋地注册了“六十不惑”的网名，给我发来“求关注”私信：“我是退而不休，人家四十不惑，我到六十才不惑。”虽然如报社前社长范宜锦这样“潮”的媒体老一辈不少，他的私信还是让我惊喜，我直回：“哇，曾主任好潮！”他又纠正我：“我已退，不要喊我主任了，网络世界没有领导。”他建议，若非要尊老称呼，就称他为“不惑老师”。
C君们也开始了与不惑老师的“杯酒人生”。第一次几位编辑还找借口约他喝酒，“向他探探风声，问问重庆选题该如何做。”凭着他年轻时文革和下乡的经历，曾礼对年轻人给出了意见：“重庆早晚会出事。”
他一语中的，事后让年轻编辑佩服不已。2012年11月8日，曾礼为了维护年轻采编的专业理念，也为了维护报纸多年来的声望，再一次与总编辑对峙，表达他作为一名审读员的别样立场：“宁可不完成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良心，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话语赢得了年轻编辑记者的掌声。此后的曾礼，与其说是报社审读员，不如说是长辈，在钢丝上呵护着一份报纸的尊严。
“同学们，再见了”
在年轻报人之中，曾礼仿佛也找回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不仅做审读把关工作，还参与到报社选题会中，和80后采编一同为精妙的选题兴奋，出谋划策；采编人员则信任他的方向把握，欢迎他加入他们中间。“到最后，我们就是一起的了，甚至都没有代沟。”
娴熟于微博发言之后，他乐此不疲。时常兴奋地跑到编辑部，告诉年轻人他的粉丝又涨了多少。他勤于写评论，阐述时事观点，发表在《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上。当然，他的评论也有因观点过激，被报社不予发表的。于是他发于网络，还会拉报社年轻大V帮忙转发。
在新浪微博和博客上，他的博文多次被删。事后他又会写博文与网络管理员理论“无理删帖”。
编辑Y君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去世前的周五约他吃饭。之后，他准备回家扫墓，然后随儿子一同前往加拿大“去看看西方自由世界”。
Y君起初因故推脱，并未赴约，曾礼多个电话，“像是他自己有预感一样，再三打电话说：你不来会后悔的。”Y君庆幸他还是去了，“要不然真会的后悔死！”
聚会中，酒过三巡时，曾礼概括自己的报人生涯：我和《南方日报》就如同结发夫妻，更多的是习惯，没有激情；而《南方周末》对我，就像一个妙龄女郎。
年轻人顺势戏谑他：“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小三？”沉思过后，曾礼的答案仍然是：《南方周末》。这是他在报社的最后一天。
第二日，他在微博发布了“郑重声明”：“昨天（3月29日）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下月开始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所以，今天公开我的身份：原南方周末审读员。从今以后，我的微博言论与原职业无关。”
两天前，原本置于《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一张绿皮沙发，在消失多年后被行政人员搬回。Y君觉得奇怪，问：“这是哪里又冒出来的？”“之前放曾总办公室了，现在他要走了，让送回来。”
与他离职同一日，我家摄影记者也因“惹是生非”被一家地市党报不续约，曾礼在微博上再度问候我们，并称自由身后会到苏州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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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得知他“身退”的消息，正筹划着送他一本毕业留言册，“他审读报纸四年，像大学一样，与我们也是同学情谊。”如其临走时在报社内部论坛写下的《童鞋们，再见了》。
2013年4月4日晨，我给放姐打电话时，她正赶往机场。她要去为兄弟样的领导操办葬礼。这位往日里男人样风驰电掣的女人，在电话里哽咽着一句话：“认识曾礼是我一辈子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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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中国企业家思想
一个有价值的思想可能改变命运！想每天与本平台几万企业人一起分享思想吗？请关注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思想，微信号CEOideas。若您认为有收获，希望您介绍一位在企业的朋友关注本公众号。
搜索前期文章：可回复@，您可见本平台总目录，回复期号自动推送该期文章，如回复16，可阅读16期文章。
撰写推荐稿件：请发送到Lovenature2002@vip.sina.com，并请注明原文作者姓名、文章出处和推荐者姓名、单位。
过去一年，业内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让子弹飞”。中国监管者对新生事物持开明和宽容的态度，成为互联网金融井喷式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监管者不断地调整“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的平衡：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基金违规承诺高回报被警告；针对P2P不时传出倒闭跑路，监管者提出P2P行业的三条红线：不非法集资，不搞资金池，不提供担保；尤其是今年3月，监管层先暂停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随后发出限制第三方支付转账额度，接着处罚8家第三方支付停止接入新商户。面对监管层一连串动作，互联网金融业者大惊失色：监管变天了，不让互联网金融的“子弹”再飞了。与此同时，老百姓作为普惠互联网金融的直接受益者，纷纷表达了对监管层的不满，有的甚至直接给监管者扣上“开历史倒车”的帽子。
作为长期从事中美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学者，笔者深感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以中立的角度介绍美国对该行业的监管和被监管者的一些成熟经验和教训。虽然中美国情不同，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中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各方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和中国相比，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规则的敬畏。不仅从业机构，也包括监管者依法办事，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跟西方深入人心的契约精神不无关系。
美国对金融产品的监管规则十分严格
美国法律法规对金融产品的监管是极其严格的，尤其是对创新的金融产品，因此从业者也能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比如Lending Club，美国P2P行业的代表，曾经在2008年4月，刚刚成立1年多的时候，全面无限期停止公司所有新贷款业务，就是为了向SEC（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申请新的6亿美金“Member Payment Dependent Notes”众人支付票据，同时申请改变贷款利率的计算公式。历经6个月，直到同年10月SEC批准，该公司才全面恢复营业。这种“有法必依”的对规则敬畏的精神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反观国内的从业机构，在既有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和相关规定下，没有事先按照规定提前30天对主管第三方支付的中国央行提出新产品的报备，就向市场推出二维码转账和虚拟信用卡。这是一种极其不专业的做法，导致企业冒着巨大的合规风险。也许是因为国内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大部分出生于互联网企业，因此跟传统金融行业相比，显得创新有余，稳重不足。此次因为企业操作上的偶然疏忽，也反映出它们对规则的不重视。
美国金融业监管者对违规者的惩罚是非常重的。主要监管机构包括Federal Reserve （美联储）、SEC（(证券和交易管理委员会)和 CFPB （美国消费金融保护局）等。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产品，除非涉及股权债券融资上市，否则一般都隶属CFPB监管。金融危机后由 Dodd-Frank 法案成立的CFPB，其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的金融权益。在2013年11月， CFPB对Cash America International，一家全美连锁小额贷款公司，发出1.9亿美元的巨额罚单。原因就是该公司在其注册地俄亥俄州，没有根据该州的法律和条款规定，认真严格的审核重要贷款文件 (Robo-Signing)。
对比美国动辄上亿美金的巨额罚款，中国央行这次暂时叫停未报备的业务，相对来说还是很宽容。然而这种宽容需要把握好尺度。因为我们要区分清楚——鼓励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违规行为。如果对真实存在的违规行为过于宽容，执法不严，等于变相纵容这种行为，这不利于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类似Lending Club的美国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之所以停下所有业务等待监管的审核，就是因为它们如果不遵守法规，不仅要付出巨额罚款的代价，甚至还有可能被吊销从业执照。
监管的意义在于用国家信用背书
监管的根本意义，在于用国家信用来背书。金融业价值所在就是信用，而国家信用是最安全、最经得起考验的。大家应该对2008年金融风暴记忆犹新，在风暴顶峰时候，市场恐慌聚集而成的市场力量，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摧毁一个又一个国际大银行。只有在美联储最终挺身而出，让各家投行变成商业银行，动用国家信用来担保才从根本上逆转了这场风暴。可见国家信用的超然地位。
去年12月中国央行禁止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接纳比特币，就是拒绝给比特币背书，等于不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地位。由此，比特币价格一落千丈，从6千多的高价拦腰斩了一半。今年初， Mt.gox 比特币交易所的倒闭，再次证明了监管的重要意义。由于比特币不受监管，它既没有法律身份和地位，也不受政府政策法规的保护，那些因比特币交易所倒闭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寄希望通过法律维权，其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对规则敬畏的前提是规则要公平合理
当然，对规则的敬畏，前提是规则要公平合理，要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国家和大众利益。美国受益于三权分立体制，监管者的行为同时也受立法和司法的双重制衡。美国公司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或者直接雇佣游说公司，影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立法。如在2012年，针对美国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众筹行业发展影响很大的JOBS(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 法案，就是在很多中小企业的游说下促成的。从业机构如果对美国的监管法规有异议，甚至可以诉求司法机构。因此在美国这种体制下，从业者和监管者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文化和体制的不同，人民赋予监管者较为集中的权力。由于权力意味着责任，因此人民对监管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者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必须要充分论证，多方沟通，做到公平合理。比如，这次对第三方支付转账限额的规定，虽然只是央行的征求意见稿，但却反映出该意见稿制定者在其出台前事先并未经充分论证和调研。转账数额限定如此之低，既不方便大众使用，又等于给第三方支付下了一个“紧箍咒”，使得第三方支付在这方面无法和传统银行竞争，又回到以前银行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违背了金融创新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除此以外，监管者也要注重沟通技巧。因为它们地位特殊，市场都紧盯其一举一动，任何文件即使是征求意见稿，也会被市场放大解读，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监管者对外沟通需要灵活运用一些技巧。不妨参照美国现行比较成熟的，以行业协会为中间桥梁和缓冲的方式，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协调和沟通的作用。近期央行已经着手筹划组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支持的。
总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社会、政府和市场的相互配合和理解。在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下，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互联网金融这个“子弹”再飞，而且要让它在合规的方向上，飞得更快更远。
（来源：FT中文网，本文作者系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华尔街分会秘书长，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现供职于德意志银行美国战略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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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位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真实性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两类的事例都不胜枚举，第一类包括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以休谟的谦和品格按说应该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在欧美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救亡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掩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著固然必要，但这件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比用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比如，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很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的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弄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我们如果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无法遏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详细记录哈耶克的生平传记的情况下，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20 世纪的遭遇；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书中内容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一次转折涉及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100 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 世纪最后30 多年里在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事件，包括1917 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长达700 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但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对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 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20 世纪的前30 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取代，最积极鼓吹这种理论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 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在道德勇气上展示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任何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这一思考开启了哈耶克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我们看到，事实上，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20 世纪30 年代末，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这种名声依然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30 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哈耶克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被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持有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这本《哈耶克传》指出，哈耶克在1937 年编著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之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入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为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
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
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与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一点上，米塞斯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间的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初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是错误的。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30 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创作《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再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 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高下—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被说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是他的一个对手。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20世纪80 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 年总结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首先，这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相信公认的‘理智’和‘科学’的人们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机。”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最后，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可行的。
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是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在50 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也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并没有说错，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历史不是一再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舆论，让大多数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或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更高利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会自愿放弃这些财产的。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70 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是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在一个自由主义也许只能无奈地通过权威主义这一“路径信赖”来表达自身的环境里，这些指责当然不是全无道理。
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样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法治化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借用米塞斯的“遭到蓄意破坏的资本主义”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遭到蓄意破坏的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希望这种遗忘发生的人，那些认为哈耶克所捍卫的自由制度所能实现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成就不足挂齿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都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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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杨小凯
杨小凯
（1948-2004）
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首席教授。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2004年，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1899-1992）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同时又是知识、自由的毕生追求者。在传奇的一生中，他得以见证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变，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市场的复苏，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交替运行，以及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从质疑到服膺的曲折过程。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到哲学、心理学，哈耶克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使他的思想轨迹穿梭于各个领域，他的足迹也在维也纳、伦敦、纽约、芝加哥、弗莱堡等地永驻。包括丘吉尔、撒切尔、里根在内的多位领导人都是他思想的拥趸。
他是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后，不仅获得全球追捧，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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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者分享。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德曼等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胡平等人讲到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或赛局理论，game theory）来求解。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哈耶克的思想与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我是一个热衷于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最近与黄有光教授发表的一本书（见Yang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jzation，1993，North-Holland），在第15章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在此书的第3章，我们用一个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因此，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是属于立法。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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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记录哈耶克生平及思想发展轨迹的权威传记。
看20世纪最伟大的公共人物之一哈耶克的思想是如何成长起来，又是如何影响了西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进程。
《漫说哈耶克》作者秋风权威翻译。
弗里德曼、布坎南等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联袂推荐，
《哈耶克评传》译者、知名翻译家、学者冯克利倾情作序，
知名经济学家梁小民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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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为什么重要？
茂名PX事件前的31天
PX项目对于茂名完善产业链非常重要。而只要政府监管到位，做好事故时相关预案，上马PX项目并没那么可怕。政府应该多和市民沟通互动，针对各种疑问请专家学者耐心解释，而不是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信息一股脑“塞”给市民。——一茂名市民称
3月30日，茂名部分群众为表达对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聚集。当晚，部分不法分子在市区实施打砸烧等犯罪行为。公安机关迅速处置。
这是继厦门、大连、宁波、彭州、昆明等地，群众抗议PX项目后的又一事件。和以往不同的是，茂名政府事先已认识到PX项目极具争议，并做工作试图消解争议。密集的媒体宣传，举办科普座谈，召集专题学习会，政府官员还组织当地网友介绍、推广PX项目。
茂名市政府自2月27日起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科普PX相关知识。但科普31天后，抗议事件却发生了。
事件中的受访者称，如果宣传时，不让人感觉“项目上马在即”;如果不让石化、教育等系统签署“支持项目承诺书”;如果政府更少一些“防”“堵”的思维，那么事件或许不会演化成冲突。
4月2日凌晨，茂名市委、市政府所在的油城路和光华路撤掉了警戒线和路障，恢复了平静。
茂名市民王成(化名)拍下这幕，发在微信朋友圈：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愿不会再有暴力发生。
王成对石化产业链十分了解，也支持PX项目落地茂名。他对茂名这几天来的抗议PX事件感到遗憾：“群众们太不了解PX项目。”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月初，茂名市政府就意识到公众对PX项目的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开始积极准备，并开展一系列宣传、科普PX项目的措施。
两个月的努力中，也出现各种问题，最终未能消除公众疑惑。
取经九江
2月初，茂名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江西九江，学习九江推进PX项目的各种经验
今年2月初，茂名市政府就已意识到PX项目，可能会引发抗议事件。
当地媒体人士透露，2月初，茂名政府组织本地媒体及广东省级媒体召开新春座谈会。会后就餐时，组织者提到茂名会推PX项目，并向与会媒体人咨询：舆论该怎样引导?如果出现群体性抗议事件该怎么办?
消息人士透露，差不多同一时间，茂名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江西九江，学习九江推进PX项目的各种经验。
2013年4月底，九江石化公司PX项目环评进行二次公示，曾引起群众广泛争议，但未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位熟悉茂名政情的人士介绍，早在4年前，他便听说茂名想要上马PX项目。
据此后茂名市委宣传部向媒体发放的一份《茂名芳烃项目基本情况介绍》显示，茂名芳烃项目由茂名市政府与茂名石化公司采取合资方式共同建设，项目选址初步定于茂名石化乙烯厂内。该项目于2012年10月已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并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该项目总投资350515万元。
作为石油化工产业链中的中间产品，PX的中文名称是对二甲苯，一种芳烃类化合物。它是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日用消费品生产的上游中间原料之一。客观上讲，PX有一定毒性，但毒性要比苯小很多，与食盐和酒精相当。
茂名被称为“南方油城”，创立于1955年的茂名石化是华南地区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一位茂名官员说，对茂名市来说，PX项目不仅可以完善石化产业链，更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扩大经济总量的必要手段之一。
向媒体发放的另一份《芳烃项目宣传手册》中称，国家同意在茂名石化布点建设两套60万吨/年芳烃装置，每年将形成约300亿元的销售收入，平均增加税收6.74亿元，财政收入2.04亿元。
承诺书引起误解
茂名当地石化系统、教育系统等都被要求签署承诺书，支持PX项目，部分单位员工称承诺书存在“隐形强迫”
知情者透露，茂名市政府主要领导赴江西九江考察，带回来的经验之一是：“签订承诺书”。
3月中下旬，茂名卫校学生李林(化名)和她的同学们被要求签署一份承诺书，承诺书打印在A4纸上，名为《支持芳烃项目建设承诺书》。
承诺书要求签名者维护发展芳烃项目的决策;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发表妨碍芳烃项目建设的言论，绝不组织、不参与任何反对和阻挠芳烃项目建设的活动。
这是她第一次知道PX项目，第一次知道茂名可能将上马PX项目。
承诺书引起同学们的议论纷纷，他们上网搜索后，知道了厦门、大连等地的PX事件。
4月1日晚，李林在网上发言：坚决不签名。评论中，支持者众。
不仅仅是李林和她的同学，3月中下旬起，茂名还要求茂名石化系统的工作人员、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学生签署《支持芳烃项目承诺书》。
茂名市政府一位公务员说，正是考虑此前国内多地PX项目上马前发生过“造谣、传谣事件”，茂名市政府才考虑制作该同意书，并冀望民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对项目的关切。
有学生和石化系统的人士说，一些单位在要求签署承诺书时带有“隐性的强制”，比如强调如果不签，会对“高考不利”，“对升迁不利”。
茂名市政府一位科级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觉得种做法“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不了解PX，被强迫签字后，就更不相信宣传材料了。”
3月中下旬起，茂名当地论坛及贴吧开始出现大量有关PX项目的帖子，内容涉及询问茂名是否要开建PX项目;厦门等地的抗议PX项目的活动等。
在茂名市政府于4月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茂名市教育局副局长梁旭全坦承：有极个别的学校在PX项目科普阶段工作方法欠妥，引起了一些学生和家长的误解和反感。
5日凌晨，茂名市委大门口。3月30日后，这里是市民主要聚集地点之一。
“操之过急”的宣传
3月18日起，“PX”开始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上，茂名市委宣传部准备了20篇科普文章，打算逐一发表
2月27日上午，茂名市政府公务员陈龙(化名)在办公室打开《茂名日报》，头版一条字号粗大的新闻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篇题为《茂名石化绿色高端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茂名石化绿色低碳、精细管理、社会责任等。
后来陈龙向当地媒体的朋友了解到，这篇文章是是茂名开启PX宣传的最早“铺垫”信息。
3月中旬，茂名启动了对PX项目密集的宣传活动。
3月17日，茂名组织媒体召开闭门会议，向与会者发放“芳烃项目宣传手册”及“茂名芳烃项目基本情况介绍”，就项目的投资规模、选址等向媒体做了通报，并播放《焦点访谈》关于正确认识PX项目的节目。
此次会议中，茂名当地网站负责人接到了“严控PX有害言论”的要求。茂名市委宣传部在茂名市综治平安信息化建设管理平台上发了一篇名为《市委宣传部积极做好茂名石化重点项目宣传工作》，也提到了上述内容。
第二天，3月18日起，“PX”开始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均只是普及PX项目知识，而未提到项目上马的任何信息。
一位茂名当地媒体人透露，茂名市委宣传部准备了共20篇文章，包括中央媒体曾刊登过的有关PX的文章，以及邀请有关单位人员撰写相关文章等，打算逐一在报纸上发表，进行科普。
2月27日起茂名市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科普PX相关知识。但密集的宣传令许多市民知晓了PX项目，但科普效果未达到宣传部门的预期。
3月30日，宣传31天后，抗议事件却发生了。
市民王成全程见证了持续三天的抗议，他听到人群中议论：报纸上的说法都是骗人的，PX要害死茂名人。
茂名市政府事后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没有制定开工建设芳烃项目的具体时间表，目前只是处于科普阶段。
但据多名参与抗议的市民称，媒体密集的宣传让他们感觉PX项目“上马在即”，令他们产生“紧迫感”。
“操之过急。”茂名一家媒体高层领导评价官方这一系列宣传措施。
支持PX项目的人对政府的宣传同样不满。王成认为，PX项目对于茂名完善产业链非常重要。而只要政府监管到位，做好事故时相关预案，上马PX项目并没那么可怕。“政府应该多和市民沟通互动，针对各种疑问请专家学者耐心解释，而不是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信息一股脑‘塞’给市民。”
而石油专业毕业的陈明(化名)希望看到项目选址等公示信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看到当地政府对上马PX项目的做出的相应公示。
与此同时，茂名还采取了训诫网友的措施。
《市委宣传部积极做好茂名石化重点项目宣传工作》的文件提到，3月17日起，市委宣传部门等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处置引导，“对发表过激言论的网民进行身份核查，进行教育训诫和稳控。”
落空的“参观建议”
化工专家金涌院士建议“与群众交朋友”，邀请群众参观生产车间，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从3月19日开始，茂名市电视台和茂名石化公司电视台每日都播出茂名市委石油产业专题学习会的视频。
视频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茂名PX项目解疑释惑。
这一会议于3月18日召开，由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出席并主持。会上，金涌院士重点解读了“厦门PX项目事件”和“大连PX项目事件”的起因和处理情况。金涌称，茂名PX项目只是一个普通石化项目，之所以群众不接受，是“因为不了解”。
金涌还提到，在“与群众交朋友”方面，国外的企业做得很好：他们邀请群众参观生产车间，有公众参观日和群众代表监督会。
市民王成也反复观看了这段视频，他觉得金涌讲得很客观，提到的国外做法也很值得借鉴。
抗议事件发生后的4月2日下午，茂名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邀请12位网友召开关于PX聚集事件恳谈会。
一位参会者告诉新京报记者，除了反对暴力、科普工作要覆盖乡镇地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外的建议外，网友提出的建议中同样包括了“组织市民去已有PX项目的地方实地参观”。
曾主持学习会的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参加了当天的恳谈会。
听了网友的诉求和建议后，他表示受益良多：听到了很多在政府会议中听不到的声音。廖表示，会与其他市领导做充分沟通。
但直至3月30日抗议PX事件开始前，茂名始终未实施金涌介绍的“与群众交朋友”的措施。
推广会失控
网友不满官员在推广会上的回答，会后相互留联系方式，有公务员评价，此举是引发抗议活动的重要条件
3月27日晚上7点半，茂名官方召集当地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网友，在市迎宾馆7号楼会议室召开PX推广会。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谭国锋及宣传部网管科科长主持。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会议召开前，茂名PX项目工作组要求本地数家网站邀请50名左右的活跃、知名网友参会，并希望以“内定”的方式“低调”邀约网友。
但一家网站将推广会的消息公开发布和推广。本打算控制在50人左右的会议，最终参会者达到近250人。远远超出官方预想。
迎宾馆7号楼会议室并不大，座位约百个，一位与会网友说，当天，很多人是站着听的。而参会者均在20岁至50岁年龄段，熟知网络传播方式，并在网络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会议先播放了《焦点访谈》关于正确认识PX的节目，随后谭国锋就PX项目做了解读。
据参加会议的多位网友描述，谭国锋在解读后想离场，但与会者均不同意，要求他留下回答网友疑问。
在起哄声中，谭国锋留下，但限定只回答3个问题。
3个问题的回答都不能令在场网友满意，随后，有网友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
一位茂名市政府的公务员说，推广会出现错误场面失控，与会官员的强硬态度和不当应对，使得茂名丧失了一次与关心PX的市民绝佳的沟通、交流机会。
会后，参会的网友互相换了电话、加了微信。一位参会网友称，“这些人都是活跃的网友，会议给了他们互相认识的机会。这是引发后来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推广会的次日，3月28日，市民王成通过微信获知茂名近期将有抗议PX的活动。多位参与抗议的人称，3月29日，有确切时间和地点的抗议信息通过微信等网络渠道在朋友间大规模传播。
3月30日早上约8点，王成来到位于油城五路的市委大院正门。当时，已有约100人聚集在大院门口，他们拉着“PX滚出茂名”的横幅，手持相同字样的纸牌。
突然有人喊：“抗议PX项目。”人群呼应，一开始声音不大，但呼声逐渐高了起来。
茂名PX事件开始了。
3月30日凌晨，有网友将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随后，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为主的学院派，又改回成“低毒”。据媒体报道，随后5天里，词条被反复修改达28次。一位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留言称，希望“维护词条的科学性，避免误导人民大众!”
有专家受访时表示：中国民众对PX的恐慌主要因为误解而产生，政府、企业要以更开放的姿态，邀请民众参与PX的建设和管理，才会有效化解PX之争。
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茂名副市长梁罗跃再次强调：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绝不会启动该项目。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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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冕之王”还是“新闻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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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线记者罗琼的生活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缩影。周末清晨6点半，正在熟睡的罗琼被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惊醒，她接通电话：平谷区一架播撒农药的小型飞机凌晨失事坠毁。对她来说，这算得上重磅新闻。当天，罗琼采访12小时，晚上8点回到报社，写稿到12点。罗琼说，跑热线一年，“铃一响，心就一抽”，“那可能是在傍晚一家人的饭桌上，可能是在午夜时分你刚睡下或凌晨4点你未醒时”。
记者的职业标签是文字，价值感来自作品。在记者的自述中，无论所属媒体性质，无论年龄岗位，记者们回顾职业生涯的满足时刻，往往提及“稿件被转载、外界有反馈”，“抢到独家报道”，“分析调查文章兑现媒体的公正和良知”等，但不少人也感慨社会现实对自己新闻追求的侵蚀。
李柯曾做记者8年。“开始稿子每被褒奖，每被四处转载，特别有成就感。后来看到圈里记者靠积累的人脉关系，有的发了财，有的转了行，苦苦笔耕的往往最吃不开，成了弱势。一些媒体把经营创收放在首位，记者不比笔杆子了。”去年猎头找到李柯，让他去公司做策划，他答应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中国的年轻记者多有以报道影响社会、推动进步的期待，但这是一个渐进且艰难的过程。今年9、10月间，《环球时报》针对从业3-10年、始终在一线采访的群体进行小规模随机调查，结果没有记者选择“新闻理想实现”一项，4成受访记者说没实现，6成说“理想褪色了”。此外，6成受访记者以“新闻民工”自嘲，4成视自己为“新闻报道者”，没有人选择“无冕之王”或“民主斗士”。
2011年，张志安与他人共同撰写并发布《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这是迄今唯一一份针对国内调查记者的数据样本，展示了该行业相对资深群体的职业生态。完成问卷调查的记者中男性居多，平均年龄33岁、做新闻8年。报告称，“一线调查报道对体力、精力、心力要求皆高，年龄稍大能坚持的不多”，近7成人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之间，月收入少于5000元或过万的各约15%。他们对收入满意度低，对整体职业状态“勉强满意”。
“行业的顶尖群体在35-40岁间都会考虑转行，因为职业环境让记者没办法安身立命。”张志安说，行业内缺乏合理的薪酬体系、路径清晰的发展空间和如普利策那般誉满终身的职业奖项。“50岁的一线首席记者出去受尊重，还是50岁的副总编、总编更受尊重？没有专业化考量而只有行政化考量”。
职业地位今不如昔
过去，记者在中国是个备受尊敬的职业。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曾坤回忆说，1975年开始做记者时，行业威信之高、地位之高，“今天看来难以想象”。在地方驻站期间，采访晚了回不去，掏出记者证，“哪辆车都会停下来载你一程”。当时新闻界没有市场化提法，没人有利益想法，记者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是百姓眼中正义的化身。“那时候，人们尊重甚至敬重记者，不是敬重新闻本身，而是源于对权威的信仰以及那个时代本身的信息单纯和匮乏”。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化媒体随之诞生。20年间，媒体随时代沉浮。曾坤认为，媒体生存的社会环境已是沧海桑田，“今天做记者和当年已不具有可比性”。
接受采访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回报都相当少的行当，路有两条，要么专注地把工作当NGO来做，要么在新媒体时代寻找出路。
另一名从业近40年的老记者说，在社会剧烈转型之际，记者的地位转为弱势，部分人容易被权力和金钱所收买。他说，陈永州并非个案，而是行业内部长期积弊的戏剧性曝光。“现在有些记者不跑新闻现场，而是流转于发布会，参加安排的集体采访，排队领红包，一些媒体以报道权、监督权进行交易”。
外媒对中国记者的地位也有所关注。美联社称，记者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并不受尊重，不仅因为几乎所有媒体都小心不越过政府设定的界限，还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记者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黑幕和肮脏交易。英国《经济学家》称，腐败在中国记者行业如此流行，以至于工资低廉的记者们对接受礼物或金钱不以为然。尽管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这样，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足以玷污整个行业。
社会需要愿做新闻人的“疯子”
“选择这个专业，多半是出于喜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冯支越告诉《环球时报》，对记者行业和新闻实践的社会议论纷纷杂杂，但学生们往往没有太多功利分辨和考量，他们更在意新闻的功能性和社会价值。2012年北大新闻学院本科毕业生70%升学或出国，剩下30%主要去向是媒体。
“去年我去英国参加一个媒体论坛，见到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马克?达马泽，他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高品质新闻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丁刚对《环球时报》说，“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听到了一个能给我们这些新闻人带来点鼓舞的词——‘疯子’。达马泽说，媒体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还有一些‘疯子’，愿意为亏损埋单，愿意做新闻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辉说，记者形象的变化源于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媒体职能拓展，从历史上扮演“党的喉舌、政府发声器”的单一角色，到逐步被定义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塑造国民心态”等舆论引导机构，媒体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同时，时代迅速从信息匮乏迈入信息冗余，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丁刚认为，中国的新闻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看看全球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中国媒体已经报道的“二手货”，有的甚至是“三手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的“一手”报道从质量上讲可能还参差不齐，但这些信息是中国人关注的，也是世界关注的，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新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人民日报》10月28日的评论文章说，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而言，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视。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推动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不为私利所诱，“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媒体以独立、专业的报道和不懈的批评监督，迎来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促成立法部门对“被精神病”的关切。（环球时报记者刘畅，来源：中国报业；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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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母亲被打经过；
4月5日23：06，杨佳妈妈王静梅发微博“从平果园派出所到家九点多了也没有得到那两位朋友的消息，他们是合法的去看佳佳，却被几个的违法警察抓走了，我追到派出所也不知在哪，有知道他们的，请给我报个平安”。
4月6日早上7:11,杨佳妈妈王静梅微博称“福田公墓那些土匪式流氓式黑社会式的警察”野蛮的阻挠祭扫，并粗暴的抓捕了去祭奠杨佳的公民。愤怒的杨妈妈和警察们论理，试图制止警察的非法抓捕，这个过程中双方发生撕扯。势单力薄的她自然无力阻挡便衣把人带走。
王静梅并没有就此放弃，随后她去了福田公墓和派出所找被抓走的祭奠杨佳的人。
王静梅激动的表示，“人要有尊严的生存，不能让那些违法者践踏合法者的尊严，不能让那些违法者淫威充斥社会，不能让守法的人胆战心惊唯唯诺诺的苟且生存”。
王静梅质问办公室的人，为什么抓走看佳佳的人，他们都是好人没有违法，“你们是土匪式乱抓人......你们在违法”，对方不回复王静梅的话，开口就辱骂，一个年级大的便衣把王静梅从办公室殴打到屋外的地上。
王静梅说，她被打得抬不起胳膊，手破了流血，腰痛腿麻走不了路，腰本来就有病，回家后看到多处青紫。当时她报110十几次，不出警没人管，“最后净园福田的人把我搀到屋里给我吃了饭，七点多他们把我放到了石景山派出所门口就走了”。
今天（4月8日）王静梅称“我告诉门卫我报警，那边接电话的人说这事我们知道你回去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待我。”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位警号044293的警察给她做了笔录，“做完笔录23点12分，044293民警也没让我看也没让我签字就回办公室了，让我走…”。“我让他们帮我一下，他们不管，我慢慢自己走出石景山分局，坐在大街上我又给那位做笔录的民警打了电话我问笔录为什么不让我看和签字，他说你放心我记的全是你说的，我说那我相信你，多长时间给我答复，他说尽快”
王静梅提到的福田公墓，北依燕山山脉，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八大处迤东，公墓的东院墙、北院墙外便是海淀区，西面、南面与福田村为邻，因为距福田寺较近，取名为“福田公墓”。
4月6日早上7:11,杨佳妈妈王静梅微博称“福田公墓那些土匪式流氓式黑社会式的警察”野蛮的阻挠祭扫，并粗暴的抓捕了去祭奠杨佳的公民。愤怒的杨妈妈和警察们论理，试图制止警察的非法抓捕，这个过程中双方发生撕扯。势单力薄的她自然无力阻挡便衣把人带走。
王静梅并没有就此放弃，随后她去了福田公墓和派出所找被抓走的祭奠杨佳的人。
王静梅激动的表示，“人要有尊严的生存，不能让那些违法者践踏合法者的尊严，不能让那些违法者淫威充斥社会，不能让守法的人胆战心惊唯唯诺诺的苟且生存”。
王静梅质问办公室的人，为什么抓走看佳佳的人，他们都是好人没有违法，“你们是土匪式乱抓人......你们在违法”，对方不回复王静梅的话，开口就辱骂，一个年级大的便衣把王静梅从办公室殴打到屋外的地上。
王静梅说，她被打得抬不起胳膊，手破了流血，腰痛腿麻走不了路，腰本来就有病，回家后看到多处青紫。当时她报110十几次，不出警没人管，“最后净园福田的人把我搀到屋里给我吃了饭，七点多他们把我放到了石景山派出所门口就走了”。
今天（4月8日）王静梅称“我告诉门卫我报警，那边接电话的人说这事我们知道你回去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待我。”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位警号044293的警察给她做了笔录，“做完笔录23点12分，044293民警也没让我看也没让我签字就回办公室了，让我走…”。“我让他们帮我一下，他们不管，我慢慢自己走出石景山分局，坐在大街上我又给那位做笔录的民警打了电话我问笔录为什么不让我看和签字，他说你放心我记的全是你说的，我说那我相信你，多长时间给我答复，他说尽快”
王静梅提到的福田公墓，北依燕山山脉，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八大处迤东，公墓的东院墙、北院墙外便是海淀区，西面、南面与福田村为邻，因为距福田寺较近，取名为“福田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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