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网络资料图/图）
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多年来，作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职工，胡木英仍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2013年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多年前，胡木英常会到沿海的工厂去考察。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一月挣几百块，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厕所却只能3分钟解决。下岗风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单位外告状，哭诉自己“像毛巾一样被拧干”的命运。
“工人怎么没人管？”这个曾在工厂里待了许多年、坚信“工农联盟是基础”的老人，愤怒地向领导提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没法管”。
胡木英也去农村考察——她去了父辈住过的窑洞，门被铁锁锁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专门跑去打工子弟小学，对孩子说：“你们的父辈很了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
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
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腐败则是批评最激烈的部分。这些年，陈人康前往各地讲课，惊讶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楼耸立、豪车拥挤。有一次，他去某省讲课，被安排参观名胜，一路上警车护送，警笛轰鸣，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会对周海滨发牢骚：“我爸到底为谁牺牲了？”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课堂上，陈人康试图通过讲述老一辈人的传统，来教育“下面的党员干部”。
与陈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据江西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光华回忆，许多老同志上山时，箱子里三分之一装的都是药品。
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陈人康反复讲述着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他发觉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
但陈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陈人康和同伴们还开发了如《井冈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课程，研究如何运用井冈山斗争经验管理企业，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党支部；同时，授课团也接收香港、澳门的学员，还会特别安排父辈具有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授课。
为什么要上山讲课教育党员干部？陈人康最终这样总结：“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变色。”
他们都耳熟能详一段历史，那是在1957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少年时代，开始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毛主席风趣而慈祥地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与现实的区别正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辈羽翼下的过去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年代的完整面目却在随时间流逝而风化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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