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
参加一酒会，两个生意人对老大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说是中兴明君，一个说是末代皇帝。该信哪一个？还是谁也不信，相信公民的力量。
蔡景忠
月底了，五毛带着丰收的喜悦，找主管邀功行赏。主管说:“因为上头经费紧张，所以只能给你一半。”五毛不干:“一条五毛这是惯例啊？”主管冷眼:“你就不能讲国情吗？国家经费很紧张，狗都不嫌家贫，你还嫌少？”五毛急了:“经费紧张你还抽好烟、开好车、包小三？”主管大怒:“你他妈是美狗！”不忙
【俄罗斯之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对在街上使用G产主义和法西斯标志罚款。标志反映了“其特点是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 全文: http://url.cn/SHWSaohttp://url.cn/LUjlBB
格鲁吉亚将对使用共产主义标志罚款29 11月, 22:43http://radiovr.com.cn/news/2013_11_29/253838859/?bsh_bid=318391637
据格鲁吉亚新闻社报道，格鲁吉亚对在街上使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标志罚款。
在公共场所使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标志，以及确定拒绝拆除纪念碑、浮雕或者纪念这些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街道的重命名将被处以1000拉里或约600美元的罚款。格鲁吉亚国会在《自由宪章》和《行政行为违法法典》中作相关修订。修正案的发起人建议解释“极权共产主义的标志”。
特别是，这个标志反映了“其特点是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极权共产主义制度”。
全文: http://radiovr.com.cn/news/2013_11_29/253838859/?bsh_bid=318391637
全文: http://radiovr.com.cn/news/2013_11_29/253838859/?bsh_bid=318391637
当警察来敲门
秦兵、斯伟江和张培鸿：当警察来敲门
秦兵、斯伟江和张培鸿：当警察来敲门
2012-07-06 10:34:23
作者：秦兵（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http://www.douban.com/note/223891297/
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主张法治，律师、记者、企业家经常面临着风险，怎样在警察敲门的时候和警察构建和谐，应该成为律师、企业家和记者的基本技能。
从98年到现在我大概经历了7、8次，甚至10次之多被警察抓的事情。最长的一次被滞留的时间是12个小时，短得又2、3个小时，经历了很多我们以前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恐惧，才能体会到那种兴奋，所以，更加感受到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说说我的最近的一个案例。大概是2009年10月6日晚上，正在办公室开会，突然我太太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来了两个警察敲门，我听到这种情况，立刻将手机打到免提，全体律师一起讨论，警察到当事人门口，应该怎么办？全体律师集思广益，立刻让我太太跟警察要工作手续。我太太就隔着门问警察，先拿出工作证，警察一般都能拿出工作证一闪。我们律师说，光闪工作证不行，我们必须拿出进门的法律文件，如：搜查证、拘留证、逮捕证等。警察又在门外一闪拘留证，这个时候基本上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紧张的，搞不清楚拿什么东西，必须拿着照相机在门里面拍一下展示的拘留证。这时候警察就勃然大怒、踢门，说就抓个人还用这么麻烦吗？我太太说，你只要不出示证据，就不给你开门。警察说，你要是不开门，我就在走廊里大喊，让你的所有邻居都出来，知道秦兵犯了什么事。我太太说，你就尽管在走廊里喊，你要是喊不出来，我给你打电话把邻居叫出来。警察一看我太太这种态度就说，你等着，到时候把谁谁抓起来，你别到我们这边求情。同时，我们立刻给北京市**的110打电话，很快110也来了两个警察。警察相互之间就问，该不该抓、该不该进门、有没有带手续，最后110来的两个警察也跟我太太说，人家带了全部的手续，你们必须开门，该带走谁必须带走谁。我太太说，既然他带了全部的手续，隔着门给我看看，110的警察说不能看。我们公民有怀疑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宪法保护我们的权利。然后，我们派了5个律师到我家去，律师成立一个小组，每一个人盯一个警察，把我们的律师证给他们看，要求他们出示要带走秦兵的法律文件，僵持了10几分钟，中间的恐吓威胁等。后来，几个警察到楼梯口去商量，几分钟后，听见警察下楼的声音，律师开始追，4名警察跑到车上，一溜烟就没影了，我们怎么都追不上了。
第二天，我们律师就开始查警号，最后查到警察的警号，到派出所要求他们出示到我们家抓人的文件，什么也不出示，并坚定的告诉你秦兵是一定要被抓走的，让他尽快来自首。去自首要有立案通知，最后什么也没出，自首也没自首成。过了一个月，**的政委到我们家去道歉，当时警察可能犯了A、B、C、D、E、F、G项错误，我们这次显然是有不当的地方，请多多谅解。他认为面对被警察抓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两个小时，大部分人坚持不住，一般警察一敲门大部分都开门了，人可能就被带走了，有可能最后关了12个小时后救把你给放了，但在看守所被暴打一顿、不让吃饭和喝水，那个折磨会让人产生心理阴影，大部分人是经受不起得，到了看守所里面被迫写很多的证言，不得不签字，但是只要一签字就不用想出来了。 总结了一下面对警察抓人时，处理比较好的一些操作。
一、门最好是开孔的，屋内和屋外的人可以共同交流，但是屋外的人始终都进不去，只有观察孔不行。
二、家里还有录音笔、照相机和录像机，因为在那个现场双方会有很多语言交流，录音笔可以将双发所有说的话都录下来，照相机和录像机可以将法律文件录下来。
三、家里一定要备一部分现金，而且现金要带足，如果人要是被带走，我们的律师要始终坐车跟着这几个警察。维权的核心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律师也是经济人，他不知道要有多大的风险。
四、警察敲门是先不要开门，先核实工作证、身份证和其他法律文件，上面一定要注明就是你们家的人。警察有时候执行一次职务身上带着很多证件，千万不要以为他拿出拘留证就是拘留你的，有可能是拘留别人的，只不过闪你一下而已。
五、一定要有个熟悉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建议找个熟悉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因为不能保证律师一定会去，他能给你安排好几个律师过去。
六、打110，让110的警察核实一下在门外警察的身份，律师只要到了一定要在屋里把授权委托书写好。手续完全合法，否则律师被认为妨碍公务。程序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七、假使被拘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要求见律师，如果有被殴打的经历，写笔录的时候一定要在前面先写，刚才第XX好踹了我一脚，如果不让你写，就不写后面的，只有这样人民警察才会越来越和谐。警察抓人和审人的共同原则是骗，先说点别的事，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我们一定要高度尊重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要积极行使我们拒绝和不合作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共建一个公民社会。只要你坚持，他们就会知道，在北京还有这么一批人不害怕警察的，这样我们大家的权利就都能得到尊重。
@富敏荣律师
当警察来敲门（斯伟江版 张培鸿版）
按语】这是中国新锐刑辩律师张培鸿以《看守所百态》为题陆续发出的一百条微博，网传皆凌乱，下面是张律师为我们整理的最全版本。张律师的阅读与写作均为上佳，他在“戎马倥偬”般的律政生涯中注意观察、思考，并随手记下来，久而久之，这些文字成为中国法治现实的珍贵记录。《看守所百态》后面附有张律师的博客《看守所改革路在何方》摘要。
中国看守所百态
? 1、看守所，本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通俗说就是看管有犯罪嫌疑的人的场所。至于是不是真的犯罪，必须等法院的裁决，这一点跟监狱不同，监狱是关押已决犯并强制其通过劳动进行改造的场所。比监狱还要糟糕的是：一来看守所的羁押时间不定，从几天到数年不等；二来在这里通常不能跟家属见面。
? 2、对于律师来说，一间好的看守所，概括说就是要有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比如清楚的道路指示和停车场地，相对宽松的羁押环境和会见空间，严格、规范而方便的接待、提押和换押程序。用这些标准去衡量我所亲历的上百家所，会发现合格者居然不到十分之一。
? 3、部队看守所有明显不同于地方看守所的地方：一是在公共道路上几乎从无标识，最多有个信箱号码；二是关押场所的硬件普遍较好（主要还是因为羁押的人少）；三是管理上有不少随性的地方，高兴起来很好沟通（比如周末等非工作时日会见），不高兴则会完全不理你，而且投诉无门。
? 4、杨浦看守所，原来在市区长阳路上，非常破旧的一幢楼。每次一进入大铁门，就有一股浓浓的炖萝卜汤的味道扑鼻而来，闻起来像是肉汤，其实就是在一大锅萝卜里扔了几块骨头。细细想来，很多看守所都有这个类似萝卜汤的味道，尤其是那些环境逼仄的看守所，这是为什么呢？
? 5、还是杨浦看守所，每层楼一个监区，共有五层。一道铁门拦住，门后挂一块布帘子，撩起帘子，将会见手续递给管教，过一会人就会被提出来，戴上手铐交给你。撩起帘子的时候，会瞥见监室里拥挤的在押人员，胆大的还会跟你打招呼。女监区在二楼，跟男监区不同，它的帘子是粉红色的，这一细节一度让我心生感动。
? 6、杨浦看守所现在搬到中原路去了，过去在市中心老城区，房屋与房屋之间挨得很近。我的一个毒品案的当事人关在那里时，他的妻子会带着女儿到隔壁一幢居民楼的楼道中，大声喊叫爸爸的名字。监室里的人听到后，会将她爸爸举起来，凑到狭小的窗口边，喊几声，望几眼。
? 7、02年刚到上海执业的时候，浦东新区看守所的会见室还是相当先进的：就是一弧形的桌子，律师坐这边，当事人坐那边，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倒是警方的提审室被钢栅隔开，要想在审讯时刑讯，几乎没有可能。但这一切，在随后的几年里，都反过来了。
? 8、还有更先进的例子，上海的国安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不单铺有地毯，而且桌子还是三角形的，有圆润的弧边。会见时当事人坐一边，律师坐一边，陪同的警员坐一边，大概就是电影《无间道》里刘德华替黑社会通风报信的那间。当然，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
? 9、监管最宽松的看守所，是大约十年前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当时还叫中甸）遇到的，那是几个藏族青年打死了一个维西族小偷的案子。我拿着证件走到几个正烤火的人面前，说我是律师想会见。火塘边站起一个人来给我办手续，然后对着一起烤火的另一个人喊一声，那就是我的当事人了。
? 10、在惊愕之中，当事人自己带着我走到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屋里，这就算会见室了。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无法回答，兀自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院子用藏语大喊了一声。一会儿过来一人，当事人叫我问他。原来此人是他的哥哥，本案的主犯，后来被执行了死刑。
? 11、四年前，在新疆办一个诈骗案，看守所在从乌鲁木齐到八钢的路上，一道大红门就是。想是因为人少的缘故，看守非常热情，一笔一划地认真登记，办手续花了一刻钟左右，其中至少有十分钟是在填写我们的证件。在这样的地方上班，不失为一个练习硬笔书法的好去处。
? 12、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的某部看守所，关押的人照例不多，但是却养着很多军犬。这些半兽体型庞大，吼声如雷，一起叫起来更加不得了。跟当事人谈完案子，说起他羁押期间的健康，他苦不堪言。说刚进来时经常被这些狗半夜吵醒，搞得成天半梦半醒，几乎神经衰弱。问现在呢，答习惯了。
? 13、江苏南通看守所，接待室门上有一张喷绘的牌匾，上书“检察官提醒：超期羁押就是违法”。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它偏偏贴在看守所的门上，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一家看守所不存在一两件甚至更多超期羁押以及变相超期羁押的个案。每当看到类似冠冕堂皇的标语，总是无语。
? 14、说一说劳动的问题。根据20年前修订的《看守所条例》，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劳动。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完全没有劳动，每天吃饭、睡觉、学习、放风，闲得蛋疼；要么就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既有定额又有任务，有奖有罚。
? 15、早先在昆明市看守所，见过人犯（引条例语）被安排拣辣子，大的归大小的归小。大家知道云南的辣椒很辣的，不一会儿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严重的还会引发皮肤红肿等过敏反应。当然，多数情况是剥瓜子敲核桃、裱纸箱糊火柴等低水平重复劳动。在上海某看守所，女监的人还折过扎花圈用的纸花，这主意很不好。
? 16、超期羁押固然不是看守所造成的，但是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超期羁押都发生在看守所里。曾经有一家部队看守所的领导跟我说：你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已经在我们这里关了快三年了，再不开庭我要放人了。我马上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不我今天就把他领走好吗？
? 17、有一次在铁路看守所，办完手续等了半天当事人还没有提出来。催了几次，终于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了脚步声。一问，说是忙着往要投递的报纸中夹小广告。我问他你们成天就干这个？他说不，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轮得上。因为干这个不但轻闲，还可以每干半天抽一支大前门。
? 18、说到看守所监室里最歧视哪种人，有说是强奸犯，有说是贪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最受歧视的要数警察。随着分类管理的推行，贪官们受到额外歧视甚至伤害的情况已不多见。但是警察犯事，如果没有人罩着或者帮助他隐瞒身份，处境将是非常可怕的。
? 19、2000年，杜培武冤案案发，我为涉嫌刑讯逼供他的一名昆明市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辩护。当时他根本没有押在昆明，而是近郊属于楚雄州的易门县看守所。一到那里，他就碰到一个“老伙计”——他亲自训练过的一只警犬。从此直到最终缓刑释放，再未受到任何骚扰。
? 20、昆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涉嫌受贿被关押在安宁市看守所，一开始保密措施做得不错，同监室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结果有一天晚上睡得正酣，突然被一顿暴打，险些送命。我再见他的时候，已经换了看守所。跟他一个监室的人，谁都不承认动过手，结果全被关了禁闭。
? 21、一百间看守所往往会有两百套管理方式，之所以一间不止一种，主要是因为它们经常变来变去。这个所长喜欢这样，那个所长喜欢那样，上面的这个领导喜欢开明，上面的那个领导却喜欢保守。所以，今年去要走这些程序，办这些手续，明年再去又会是另外的手续另外的程序。有的看守所，人关一段时间出来后说话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几乎可以出庭当律师；有的则呆呆傻傻，就像刚从外星上回来的一样。
? 22、基本上，江苏和浙江的看守所都需要两名律师一起才能会见，而北京的看守所现在已经只需要一名律师就可以了。至于上海，一直有自己的做法：见女性犯罪嫌疑人和十种涉及暴力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需要两名律师，其他案犯一名律师即可。现在据说也只要一名律师就可以了，但也有看守所不执行这个规定。
? 23、有一年我去浙江宁波岛上的定海看守所，一个诈骗案却非要两人才能会见。交涉来交涉去，看守所的人说你去隔壁的律师事务所租一个律师。还能租律师？结果花了一百块钱搞定了这个头大的问题。去年在温州乐清看守所，还有这样的情况，不过租金已经涨到300块一次。
? 24、看守所不像监狱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看守所是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因此，一般说来，大门由保安看守，二门由武警执勤，三门以内就是公安办手续，提押换押等等。我一直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有的看守所有武警备勤，更多的看守所却没有，是级别的原因吗？
? 25、好的看守所都是相似的，不好的看守所各有各的不好。有的看守所安排大量闲杂人员，手续繁杂重复，一切以别扭与低效为宗旨。有的看守所则一览无遗，草率马虎，简单得连你都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这里有一些漏洞，搞不好就是安全隐患。但是总体而言，好与不好跟硬件没有直接关系。
? 26、一个好的例子：上海市看守所，尽管他们办理手续还在用手工的方式，但是由于采用的是图书馆的目录检索法，反而科学高效。卡片一出，会见、提审的次数和嫌犯所处阶段、换押时间均一目了然。而在中西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由于强行推广计算机管理，打字犹如刻字，反倒更慢。
? 27、一个不好的例子：北京西城看守所，2003年，这家看守所刚刚在小汤山附近落成，硬件号称达到三星级酒店的水平。然而律师会见室却狭小得难以想象，身处其间连律师都有被羁押的感觉。近年来，各地新造的看守所有很多存在类似问题，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律师和嫌犯的权益。
? 28、由于嫌犯不请律师的比请律师的多，即使请了律师，会见的次数也比提审的次数少很多，因此看守所多些提审室少些会见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显不成比例，而且缺乏通融（即提审室空着却不给排队的律师使用）就不应该了。这方面，有些看守所有很恶劣的先例。
? 29、这几年，明显感觉原来宽敞的看守所拥挤了，原来不用排队的开始要等了，这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有的看守所就处理得比较好：去年之前的苏州市看守所，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一视同仁，先到的先进去，后到的排队等。两点开门你要两点半到，那就得等几个小时。
? 30、徐汇看守所也是如此，关押人员最多的那层楼只有四间提审会见室，经常会看到警察律师挥汗如雨地在排队，在过道当中走来走去，不时踮着脚尖去看那些吹着空调提审会见的人好了没有，是不是快好了。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一度使我不愿意接徐汇的案子。你知道的，我是急性子，生平最恨排队。
? 31、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看守所都有改进的空间。比如上海市二看，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每层楼只有三个房间。然而却只用两间供会见提审，另外一间则堆着些破衣烂鞋等杂物。有一次，两个房间都有人了，管教还把人给我提出来，我只好在走廊上站着完成了会见。
? 32、最近几年，上海有好几家看守所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硬件设施今非昔比，但是由于管理缺乏协调和统一，闹出不少冷笑话：黄浦和杨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都有一颗红色的按钮，会见结束后按一下，等于是通知管敎还押被告人，管教就会从另一是通道来将人带走。
? 33、宝山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里，墙上也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但这个按钮却是一个紧急状态的按钮，而不是呼叫管教的按钮。前久有个律师会见结束后，想当然地按了那么一下，结果警铃大作，武警、保安、管教都出动了，律师也受到了处分。因为在宝山看守所，还押要由律师自己将当事人送回去。
? 34、一般来说，在看守所会见的时候，抽抽烟是可以的。因此，虽然我不抽烟，但是公文包里总是带着香烟和打火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当事人将抽剩下或者多余的香烟带入监室，打火机就更不用提了。有的当事人为了讨好“头瓢”（监室里资格最老的人），会将烟屁股藏起来带进去。
? 35、有的律师，说起来真是无知者无畏。有一次在一家看守所（涉及到看守所的管理漏洞，恕不点名），看到一位女律师在见自己的当事人，两人一人一个汉堡王，边吃边谈。乍一看很河蟹，细想想真是可怕。我一贯主张，不能将任何咽得下去的东西带给羁押中的被告人，当然包括水。
? 36、但是也不尽然，某检察院在检讨自己侦办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总结的一条居然是不应该在嫌疑人想喝牛奶的情况下不给他喝，还拿这个来诱骗他（该当事人因患骨质疏松症，需要定期摄入牛奶）。吊诡的是，律师在会见时因为给他喝了自己随身所带的“营养快线”，正好被驻所检察官看到，写了好几份检查才了事。
? 37、为什么不能带吃的东西进入看守所？按理说看守所里的人都是被推定为无罪的呀。问题在于，他虽然被推定为无罪，但是却因为有犯罪的嫌疑或者被提起控告而羁押在公安机关的监管场所，看守所必须负责他的安全。其中，饮食吃喝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38、当然，例外又来了。在外地开庭的时候，遇到半天没有开完的案子，经常会出现法庭不负责被告人伙食的情况。这时候家属们就开始各显神通了：递水递饼干的，那是小菜一碟；直接送盒饭的有木有？自然，饭盒总是被压了又压，鱼啊肉的，抖开来几乎是一盆。
? 39、有一年在云南楚雄中院开庭，看守所派了一名管教押着当事人来出庭。上午庭审结束，法官跟管教说：你把他带回去吃了饭下午再来。管教生硬地反问法官：现在哪里还吃得到饭？然后，破天荒地，管教、被告人、家属、律师一起点了一大桌菜。这事离今天，应该有十年了。
张培鸿律师在美国
? 40、有一次在江苏省看守所见一位领导干部。还没坐下来，他就兴奋地举起一张报纸，执意要读一段报道给我们听。报道说，中央政法委周书记指示，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看他激动的样子，就像拿着一张宣告无罪的圣旨。我心里想，当初在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如此迷信指示？
? 41、入行之初，集中办理过几批法律援助案子，基本上都是上诉的死刑犯。这类案子不是毒品案就是杀人案，要么抢劫强奸附带杀人。每次接上五六个案子，每个案子有两三百块钱补贴，然后集中去出一次差，到两三家看守所会见，回来后交上辩护词（基本都不开庭），大致会有一两件改判。
? 42、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某年我正巧到毒品案件高发地的云南德宏看守所会见我援助的当事人。看守所被戒严了两小时，以便武警将死囚一个个提溜上敞篷的军用大卡车。这些人刚刚被安排见了自己的家人，闻了几口一大早就做好的正餐。没有一个人有传说中大义凛然的表情。
? 43、我的当事人出来时浑身颤抖，以为自己的死期也到了。得知我是昆明来的律师，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律师。一审律师是由当地安排的援助，没有会见就出庭了。这种情况在07年死刑复核权上收和二审必须开庭的规定出台之前，是比较普遍的。
? 44、看守所散处各地，高级法院又都在省会城市，因此规定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此之前，尽管规定即使不开庭的案子法官也必须提讯上诉人，但是往往会有一种变通，比如由正好途经此地办理其他案子的同事代劳的情况。这样，裁定书上的法官可能根本不是死囚见到的法官。
? 45、各地的看守所真是太不相同了。在内地，死囚往往会受到额外的看管。但在云南边陲，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寻常，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无非是加一副沉重的镣铐。在西双版纳看守所，我就曾经靠在水泥浇注的乒乓球台上，依次会见过三名坐在石墩上的死囚。
? 46、其中有一位是上海籍的毒贩，我问他是不是知青的后代，他说不是，就是为了贩毒才去的版纳。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号码，希望我能够告诉他的家人一声，他出事了。回到昆明后我给他家人打了电话，没料到他的家人一接电话就问我是不是要钱，我说我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挂了电话。
? 47、还在昆明执业时，同事去曲靖办一批援助案子，在看守所见到一位堪称极品的死囚。他犯了抢劫、杀人和强奸三项罪名，后一项罪名的被害人好像是他的妈妈还是奶奶。如何写辩护词，大家都找不出从宽的理由。我说，你们告诉法官，这人是个畜生，不能用人的法律来制裁他。
? 48、上海提篮桥监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成时，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从空中看，监狱的构造是一个繁体的“监”字。监狱总医院搬到周浦之前就设在这里。这样，那些生了病但又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羁押在这里，充当着临时看守所的功能。
? 49、偶有因为信仰而绝食的犯罪嫌疑人，也会送到监狱医院羁押，以便通过灌食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样，会见他们及其他生病的当事人，就必须到监狱医院。由于病床不可能每人一间，会见就像探视病人一样，不但显得很不正式，而且经常会围起一堆人，哪怕有管教在场，周围也是竖着耳朵的一圈人。
? 50、现在，监狱医院已经搬走。作为看守所，提篮桥最大的功能变成是羁押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他们要在这里呆完从上诉期到二审，再从复核到执行死刑或者改判的这一整段或长或短的时光。这是一种非常绝望的等待，越长伤害越大，而越短则越残忍。因此，提篮桥监狱的严管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 51、严管队履行着看守所的职责并发挥着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功能。上海死刑的二审案子，都要到那里去会见或提审。死刑犯与非死刑犯，决不单单是手铐和脚镣的区别，而所有一审已经被判死刑的人聚在一起，那样的氛围和环境，光是想像就已经足够绝望。所以才叫严管队。
? 52、然而，会见和提审的地方却异常的狭小，一共只有两个半封闭的小隔间，每间只有不到两平方大小，一个小台子，一边坐律师，一边坐死囚，中间没有任何隔断。要见或者要审的人，不是毒枭就是杀人犯，现在写着都会感觉后背凉飕飕的，会见的时候倒不害怕，因为彼此熟悉了。
? 53、所谓严管，不同人犯也不相同，这要看情况。一般而言，毒贩和杀人犯就有区别：毒贩戴脚镣就可以了，出来再加上手铐，而杀人犯不但两样都戴，还要在手铐和脚镣之间加上链子。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办法穿衣服，只好剪开来披在身上。冬天逆光的时候，首先看见的，就是一团宽布条走过来。
? 54、有一次，见一个杀人犯，她把公公婆婆杀了，一审被判了死刑。她提出上诉，并指名要我辩护。在死刑问题上，我不愿意替别人擦屁股（介入二审），但是她家属给我看了她写出来的字条，我决定去见见她。她看见我就说：张律师你来了？我说：我怕你诅咒我。
? 55、还有一次在提篮桥见一个毒贩。他的案子一波三折，消息时好时坏。最后一次见他，出来时不但手铐脚镣齐全，坐下后又被铐在屁股下面的石墩上，头抬不起来。我告诉他法院有了新证据，结果不乐观。还押时我没有就走，看着他被押回牢房，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喊：上——路——啦。
? 56、06年在上海市看守所见一位女犯人，她在美国把老公杀了，回国时在浦东机场被边检拿下。7月10号开庭，我9号去看她。谈完案子后，她说张律师你能不能今晚不要熬夜？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希望我明天开庭时有一个好的状态。我答应了她，结果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就没看成。
? 57、有一次在闸北看守所，我们的一个走私案子刚刚上检，预计会见需要较长时间。刚坐下，一个中年女律师就来敲门，问我们什么时候结束，我跟她说隔壁有空房间，我们这刚开始。她说那是提审室，不能用于会见，而她的案子下午就要开庭。我没好气地回她：今天开庭你怎么不昨天来？当然后来，我还是提前结束了会见，在看守所关门之前将房间让给她。
? 58、生平第一次走进看守所，是在1998年底的云南玉溪市看守所，办理一件辩护人伪证案。当事人是当地鼎鼎大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云大毕业后做过警察、公诉人、法官，后来辞职出来做律师，再后来变成被告人，整个法庭的位子他都坐过了。诡异的是，会见他的房间居然就是他涉案的那间。
? 59、好几年前，可能是为了办浙大一位领导的案子，打车去宁波市看守所。路上司机很啰嗦，一直在问这问那。还说，你们要去看守所，那里面关的可都是坏人呐。我笑了，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里面大部分都是好人，坏人你看这，满大街走着呢。他想了想说，你说的对。
? 60、逢年过节，总会收到一份前当事人的礼物，月饼啊、鲜花啊、果篮啊什么的。有一段时间，他涉嫌行贿被关在杨浦看守所，其实也不是什么行贿，就是支付回扣的手续没处理好。那时候我在杨浦有好几个案子，有空就会把他提出来见见，等到案子办完的时候，跟他们一家都成了朋友。
? 61、在看守所会见，最无奈的事情就是谈到个人问题。有家属希望转告里面的一定会等他，有里面的带话叫外面再找个好的，不一而足。固然，不愿意转述坏消息，但也不喜欢老传甜言蜜语。基本上，遇到类似问题，不是迫在眉睫的，我都是一句话：这事，以后你们当面说。
? 62、普陀区看守所，几年前由市区搬到郊外。地方大倒是大了，却很不科学。进了由保安把守的大门后，还要通过三道呯呯作响的铁门才提得到人。匪夷所思的是，提到人后又要依次出这三道门，再穿过长宽都是两百米的院子，才到会见室。简单的案子，可能还没走到会见室就谈完可以还押了。
? 63、江西万载县看守所，在县城背后的一个高坡上。跟很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看守所一样，有着相似的随意和近似的风格：下午要很晚才上班，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先问问要见的是谁，犯了什么事，关了多久了，会判多少年，七七八八，家长里短。然后才慢悠悠的办手续，等上很长的时间，人才提出来。
? 64、静安看守所，是上海唯一位于市中心高尚地段的看守所，周围环绕着好几座高星级酒店和月纳税超亿元的写字楼。当然困在里面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繁华的，因为所有的窗户都像浴室的门窗一样，只能往下看不能往上看。基本上，他们聊得最多的，是静安法院里谁谁谁是一把刀这样的话题。
? 65、某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相熟的教授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是他们就刑法的第八份修正案征求看守所里的被羁押人的意见汇总。先不说这些意见的成色和价值，光是征求意见这个举动本身就让我感动不已，不由得佩服起这位担任挂职检察长的学者来。这家看守所是黄浦区看守所。
? 66、数年前在新疆石河子看守所，顶班去辩一个案子。这案子前前后后打过好几场官司，当事人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企业家，性格脾气都很投缘。经过数次飞沙走石的庭审辩论，最终以我们完胜而告终。此次进疆，再经过那间看守所时，居然印象全无，这是极罕见的情况。
? 67、安徽滁州看守所，大门很新，监房很旧，普普通通的水泥地面，一张大桌子，隔着拇指粗的钢栅，对面坐着你的当事人，一位连任过三届公安局长的被告。那时他正在向你展示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细节，不断地走来走去，撸衣拂袖。他那边的地面很低，光线很暗，此情此景，百味杂陈。
? 68、云南昭通看守所，也是一位公安局长，被控徇私枉法、非法持枪和贪污三罪。那时候司法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的辩护成功了。宣判当天专程由昆明搭机去昭通接他出看守所。一跨出牢房的门，他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刹那之间，原本狭小而昏暗的看守所，变得明亮和宽敞起来。
? 69、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有一家绥江看守所。八年前我在那里办过一个杀人案，当事人只有16岁。二审发回重审后我去见他，发现比以前瘦了，而且面色苍白。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关完禁闭出来。原来他在天台上劳动时，看见冤枉他坐牢的承办警察，于是将一盆水泼了下去。
? 70、绥江这个地方值得再说一嘴。整个县城建在山坡上，坡底挨近金沙江的地方是看守所，往坡上走依次是政府、公安局和学校、医院等等，法院在山顶上，俗称最高法院。案发地在法院附近，小伙子家在看守所附近，根据时间推算完全不可能是他作案。最终，法院宣告无罪（原判因为他未成年判了十八年）。
? 71、看守所里，往往会贴有各种标语，有喷绘的，有装裱的，有花边的，有简单的白纸黑字的。内容无非劝人向善，教人悔改，传习法律，辅之以恐吓威胁。最有趣的是宝山看守所，圆形的提审通道上，密布着各种格言警句，被羁押者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像是专门写给视察者和管教们看的。
? 72、一次在南通，跟公诉人谈完案子已经超过三点。到看守所时一排十几间提审室空着，三间会见室正好有三拨律师在使用。看守告知我们必须等。好在还有工商资料需要调查，当机立断先行离开，待查好资料返回，正好空出一个房间，离看守所关门还有一小时，最终皆大欢喜。
? 73、说到住的地方，各个看守所很不一样。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千差万别。首先是空间，基层看守所根据房间大小，每间数人、十数人到数十人不等，由于人员流动性大，人际关系非常微妙。人多的时候，空气污秽不堪，味道十分难闻，熬过第一天和头三天非常重要。
? 74、有的看守所窗明几净，干净舒适，安逸得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读书看报，写信申冤。每周可以点餐加菜，根据个人喜好，再跟办案机关提些诸如一人独住或者两人合居的要求。最终，这些人在判决结果上的差异，未必跟那些泯然众人的小角色有本质的不同。
? 75、浦东看守所，女监在顶楼。想是因为女监的缘故，看守也温和些。虽然是新建的，却一共只有两个房间，分别用来提审和会见。这就意味着必须第一个到，不然就要等啊等。等到轮到你了，就发现空间小得离谱，两个人几乎不能转身。那个用来记录的台板，坐下就够不着，够着就坐不下。
? 76、刚出道的时候，为了一个案子去很远的地方会见。我现在都很难描述那个叫做景东县看守所的地方，似乎是属于云南思茅（现在叫普洱）。在脏兮兮的卧铺大巴上，随着翻江倒海的颠簸，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点，想着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 77、吃的问题同样不一而足，看守所只能也只愿提供最基本的伙食。由于标准十几年不变，就显得竞相下降。这种时候，加餐就显得很必要了。但是加餐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除了价格普遍昂贵，更重要的是在同监室“难友”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压力。
? 78、毕竟只是嫌疑人，尚未被定罪，大部分看守所都给予在押人员适当的改善伙食和补充营养的机会。通常的做法是为每个在押人员建立大帐，可以用账上的钱以特定的价格采购看守所提供的商品。当然，少数看守所会同意将未开封的食品经检查后送给在押者。
? 79、抽烟是一个纠结的问题。通常，没有一间看守所会明确规定在押人员可以抽烟，因为这不单是烟的问题，还涉及火。但是，抽烟的人都知道，强行禁止显然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还会给提审造成困难（很多口供都是利用香烟问题解决的）。因此，普遍的做法是，可以抽不能带。
? 80、看守所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该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有的看守所在设立律师会见室的物理阻隔，有的在拆除律师会见室的物理阻隔，两者都认为自己在改革。前者的依据是三个至上，后者的依据是官方发布的人权规划。
? 81、南方冬天没有暖气，空气阴湿，很不舒服。一个上海人家喻户晓的美国籍盗版电影商人，被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提出要八床被子，两床用来垫，两床用来盖。问他另外四床呢？他回答说，给同监室新交的朋友。
? 82、正是这位美国人，在看守所里不断地，固执而又真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他睡觉时不愿意挨着别人，抗议监室过于拥挤；他抗议不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剃须理发；抗议在公共浴室淋浴；抗议同监室的人对他的敌意。。。用管教干部的话说，整个一个事儿婆。
? 83、开庭的时候，由于他的中文不是太好，法庭给他配备了翻译，他又嫌翻译没有翻对他的话。庭审开始不久，因为法庭里开着热空调，他要求脱衣服，审判长同意了。他先脱去羽绒服，然后再脱毛衣，一会儿开衫一会儿套衫，嗯，最终他一共脱下八件衣服。
? 84、怎么说呢，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特权，看守所当然不会例外。承办案件的单位将抓来的人往看守所一交，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谁谁谁不能关在一起外。其余安排都是看守所的权力。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监室是不是朝南，直接关系到整个冬天。心已经很冷了，身上会更冷。
? 85、办案十数年，到过的看守所上百家，当事人怎么算都有几百号人。凭心而论，认为自己受到公平对待的，确属凤毛麟角。轻微的能够忍受的小伤害，包括身体和心灵上的，是普遍存在的。倒也还没有遇到过自己的当事人被严重伤害的情形。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家都越来越没有耐心。
? 86、看守所里的伤害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办案单位的刑讯或者变相刑讯（比如不让睡觉或者不给吃饭）；一是同监室在押人员的殴打；一是看守管教的欺凌（违反监规的报复）；最后是自伤自残。当然，有很多刑讯其实发生在看守所之外，这就不是我要谈论的话题了。
? 87、北方的看守所，冬天有暖气，但是暖气也有暖气的问题。羁押的人多了，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那个味道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当然，人的适应力是无穷的，习惯了也就罢了。军方的看守所，有的甚至有地暖设备，一次去见当事人，给他带了一双毛鞋，结果他穿着人字拖就出来了。
? 88、干刑事辩护这行时间长了，就会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看守所的环境犹如旅途，很容易暴露人的本性。某些官员得势时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一旦势败，即刻一泻千里，吹毛求疵。基本上，我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凡拎得清的，即使真有罪，结果也不会太坏；凡拎勿清的，即使无辜，也难洗清冤屈。
? 89、有次在昆明某看守所，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会见时我说：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出了事，胆子不要小。这本是我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基本上是句废话。没想到这小家伙记在了心里，出来后发奋图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在昆明做律师。
? 90、以我个人的经验，总体而言，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有一半在道德上要高于外面的人。之所以说道德上，是因为法律变得如此混乱，已经丧失了界定善恶好坏的标尺作用。坦率地说，因为案子而交上的一些当事人朋友，甚至比其他朋友更加牢靠而可信。
91、看守所问题重重，确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怎么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样子，等等，都是问题，都有巨大的争议。现行的《看守所条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规，且颁行于20年前，条文里甚至还使用“人犯”这一明显歧视性的字眼来称呼在押人员。
? 92、二十年来，刑事法律有了巨大的变化，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等观念一度深入人心（当然现在又不提了，也算是以不变应万变），而看守所条例始终未启动实质性的修订和完善。因此，当务之急已经不是小修小改，而是制定一部看守所法或者监管法。
? 93、首当其冲的是管理体制问题，现行由公安部监管看守所的体制应当改变，转由监管监狱的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办案机关与监管机关分离，便于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的顽疾。毕竟，指望自己监督自己，永远都只是个笑话。
? 94、其次是要扩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和范围，大幅度减少审前羁押的情况。看守所人满为患，主要的原因当然与治安形势有关，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却是冗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办案机关随意和无谓的拖延。羁押时间越长，越不容易解决无辜者的冤屈和轻罪案件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 95、对那些涉及暴力犯罪，重大案件以及取保候审确实会妨碍侦查活动而必须暂时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尚未被定罪，因此，应当保障他们与家属定期见面或通话的权利。这其实并不违反现行法规，只是被人为地从严执行了，反过来变成看守人员用于寻租的腐败机会。
? 96、任何时候，看守所不应当羁押已决犯。海鹏公在微博上透露，某地看守所居然“规定”，刑期在四年以下的罪犯，每年交6000元就可以不进监狱。然后，看守还会带这些人出去洗澡，打架。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事件，但是再不改革，这种荒唐事只会越来越多，层出不穷。
? 97、某次，某看守所的所长跟我讲，他们现在有开源节流的任务。所务会决定，律师只要交6000块，就可以把名字和电话印在铁皮上，挂他们看守所门口。考虑到信誉问题，所以机会只留给像我这样的律师。我倒吸一口凉气，婉拒了他的好意，从此不接当事人关押在那家看守所的案子。
? 98、增加看守所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应是看守所改革和立法的方向。现在，大多数看守所甚至比监狱还要神秘，这显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几乎每家看守所都说自己在改革，搞个徒有虚名的所谓巡视员，把提审会见室的栅栏装了拆、拆了装，每折腾一次就算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
? 99、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任何涉嫌犯罪的人，都能够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无论是在看守所里还是在法庭上，他们都是而且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审讯和处罚，而且只受到适当而且必要的惩罚。不会因为他们的出身，信仰，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思议的标签而受到不同的对待。
? 100、一位劳改干部说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的监狱就是我们的秘密。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我们的看守所也是我们的秘密。周云蓬在歌中唱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那么，当然，也不要做中国人的囚犯。
附录
看守所改革路在何方（摘要）
看守所是一个特殊的监管场所。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看守所监管的都是在法律上被视为无罪的人；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放弃对嫌疑人的监管羁押，则又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使社会正义无法实现。因此，看守所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实行有限监管原则。
所谓有限监管，就是能不收押的尽量不予收押。到底什么情况应该收押什么情况不该收押，不应由侦办案件的机关决定并负责。道理很简单，即使出于方便提审的考虑，嫌疑人处于羁押状态也是有利于侦查人员的。同时，如果嫌疑人被羁押，其心理状态也有利于案件侦破，这是不争的事实。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不应当再由公安部监管看守所，就现行体制而言，改由司法部统一监管监狱和看守所比较合适。毕竟司法部既不是直接承办案件的机关，也不是直接管理辩护律师的机构，其角色和地位相对超脱，有利于解决违法提审、超期羁押以及刑讯逼供等痼疾；二是监管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否收押不能仅由控方决定，而应该由专门的预审法官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作出中立的裁决。这样一来，即使被羁押的嫌疑人最终被判无罪，由于已经经过司法审查，也能保护具体侦办人员，不能倒查追究其责任，使得侦查人员真正能够将心思和精力放在查明真相上，而不是目前这种一旦抓获嫌疑人就得羁押，一旦羁押就得认定有罪的恶性循环局面。
其次，既然嫌疑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显然现在通行的在判决生效前家属一律不得见面的做法就是不合理的。司法实践中的大部分案件，自嫌疑人被羁押至判决生效，短则数月、长达数年，其间多少悲欢离合，而最终，嫌疑人很可能只是被判很短的刑期甚至被无罪释放。因此，允许家属探视被羁押的嫌疑人，不单是出于伦常亲情的考量，也是维护嫌疑人的其他合法权益（比如不涉案的民事权益）的必要措施，更是有效的对于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的监督与制约。至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安全以及串供等风险，则是不难防范，完全可控的。
看老莫《换汤不换药》雄文
专制之于文化的逆淘汰过程，也见诸经济形式、政治品格、国民素质等很多方面。
专制选择了某种文化作为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文化对于专制的支持、依附、为虎作伥，实在是互为表里。
支共对XXX主义邪恶理论的庸俗实践，也是在逐渐去除其中的“有效成分”，比如辩证法的逻辑内核，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脉络，“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幻觉，而强调其中的主观诡辩、阶级斗争和法西斯专制。邪恶的文化、意识形态与专制极权的共生，既有其客观“被选择”的一面，也有其主观“为虎作伥”的一面。
中国的文化，就诞生于专制之中。“超稳定结构”构筑了一个封闭的、专制的意识形态堡垒，制度和文化始终处于“熵增”的状态，没有外来的冲击，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清季以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速朽，既是其长期沦丧的必然，也是制度结构自身到了崩溃的时候。当今视普世价值如洪水猛兽，正是其固有文化和制度结构沦丧崩溃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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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说:到2000年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听说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后来听说党准备领导我们把中国，建设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现在又听说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我有点凌乱了，国家战略，怎么一会清晰明确，一会儿模糊不清呢！难道我的脑子坏了吗？
美国之音中文网·20,780 个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27g-SF6aLw
阿里-席学刚
@天做人看 【中国正部级干部待遇揭秘】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积标准220平米。2、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3、一年四次国内休养，每次三周，家属不限。4、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二至四个座位，火车软卧，配三辆轿车或两辆旅游车，机场一般需配合起飞时间。5、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6、医疗特供全免Korea朴先生
原来如此
我们盛产什么？有人说是猪，还要人说是假货，没错！但是别忘了，我们还盛产盗贼。大贼窃国，小贼窃博，窃国者养猪，窃博者贩假。猪群最喜欢这样表白：不管谁养我，只要给吃的就行。被骗者最喜欢狡辩：不管假不假，只要我听了就好！于是，人被骗了帮数钱，猪养肥了被杀，猪国盗贼横行！
毕姥爷
看看你家报纸都办成鸟样了还有资格在这唧唧歪歪？有本事先把你家报纸办好，离开了摊派，第一个饿死的就是你们家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网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 http://url.cn/NMiFji毕姥爷
人民日报副总编：网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凤凰网资讯 > 大陆 > 正文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1/27/31601908_0.shtml#0-tqq-1-1058-89b7933b38b0586d98eb9d131fa70b46
2013年11月27日 10:21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马利原标题：人民日报副总编马利：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时代指引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并对如何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这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精神和理论创新品质，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时代指引和行动纲领。
一个深刻判断：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一深刻判断，建立在对网络发展现状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之上，建立在对科技发展趋势深刻的洞察和把握之上，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指导性。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是因为网络发展势不可挡，它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
网络发展势不可挡。不足半个世纪，从最初一条只有5米长的网线，到现在深刻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微博、微信、“云端”、大数据等，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网络呈现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其能量深不可测。当今时代，网络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联通群众、联通世界，世界因此没了时差，也没了距离。整个世界都处在网络之中，我们不是“自投罗网”，就是被“网罗其中”。网络发展导致人们的信息传递、诉求表达、社会交往、思维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已经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网络技术应用日新月异、方兴未艾，人们对其认识已知还不如未知，其发展前景和深刻影响难以预测、难以想象。
网络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已经从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从链条式传播变为圆规式传播。在网络浩瀚海洋中，技术驱动着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信息流向很难被控制。从实际情况看，网络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成为各种利益诉求汇聚的平台，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导致新闻舆论场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变革。网络从“边缘媒体”变身为新闻传播主阵地，后来居上。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阵地正在被网络逐步蚕食。报纸读者年龄日趋老化，电台走向窄众传播，电视遥控器也逐步被鼠标取代。目前，我国网民有5.91亿，手机网民有4.6亿多，其中微博用户达到3亿多人，已经成为新媒体应用第一大国，构成全球最庞大、最复杂、最喧嚣的舆论场。网络，不仅是技术、是媒体、是经济，更是文化、是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网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网络的发展，一方面不断挑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冲击现实社会秩序，甚至带来舆论引导危机、信息安全危机等；但另一方面，网络本身是一个中立的平台，用好了，可以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只要我们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众说纷纭中凝聚共识，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不断消减网上负能量，不断增强网上团结稳定鼓劲正能量，就能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改革发展赢得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资源。宣传思想工作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不仅是我们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需要。
一项重要部署：强化新舆论格局下的阵地意识
习近平同志强调，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网络的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拓展着宣传思想阵地。当年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动员的沃土，成为知民情、聚民智、汇民意的沃土，那么共产党人这颗种子，就应该在网络这块沃土上生根、开花、结果。不牢牢占领网络这一阵地，就无法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就可能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强化阵地意识就要掌握新媒体发展的主动权。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党历来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从左翼电影激励一代中华儿女，到“一支笔”唤起工农千百万，再到报纸、电波和荧屏积聚起改革发展的无穷力量，共产党人总是善于在学习和创新中把传播技术、大众传媒锻造成改变历史的利器，勇立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潮头。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伴随网络发展而兴起的新媒体正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我们要想在这种新格局下尽快掌握网上舆论工作主动权，不被边缘化，当务之急是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发展。应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使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在巩固好发展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转型步伐，不断拓展传播领域、创新传播业态，延伸传播链条，抢占发展主动权。鼓励支持国有资本进入新媒体，做强重点新闻网站，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
强化阵地意识需要建强网络宣传队伍。阵地靠人占领、靠人管理、靠人使用。牢牢占领网络这一阵地，关键是建强队伍。没有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网络宣传队伍，占领网络阵地、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就无从谈起。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宣传思想工作者还不熟悉网络，有的甚至看不上网络。不知网、不懂网，就不可能融入网络、运用网络、改变网络，面对网络带给我们的挑战只能束手无策，甚至采取“鸵鸟政策”，更不用说把网络变成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比如，一些领导干部面对网络舆论，动辄采取封堵、躲避质疑、推卸责任等方式，不但使自身越来越被动，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网络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深刻改变着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让宣传思想工作突破了地域阻隔、时间界限，也打破了部门的藩篱。今天的领导干部，必须克服面对网络的“本领恐慌”问题，跟得上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得上时代日新月异的进步。应深刻认识到，能否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各级领导干部亟须以“能力升级”的创新精神，向书本学、向年轻人学、向专业人士学，学网、上网、用网，不断提高自己的新媒体素养。还应明确，无论传播方式怎样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两个巩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立场不能变，从而把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镌刻在心中，确保网络这一阵地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强化阵地意识需要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占领网络这一阵地，做好网上舆论工作，要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网上舆论工作，把网上舆论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网络宣传思想工作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网上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应高度重视网上舆论工作，加强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自觉支持网上舆论工作。8500多万名党员、8900多万名团员，涵盖党政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一旦扎根网络沃土、发出响亮声音，将汇聚起无比强大的合音。
一个基本要求：提高网上舆论引导的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同志强调，正面宣传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网上舆论工作的规律性，是我们用好网络这一阵地、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要摸透网络传播“时、度、效”的规律，对接网民心理与需求，创造网民喜爱的表达方式，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时”上应对新闻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网络时代，新闻信息的传播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通常而言，报纸的报道周期按“天”计算，报道“昨天”的事；电视的报道按“小时”计算，聚焦“今天”的事；网络报道的时间则精确到分秒，随时记录“此刻”的事。在网络时代，如果对一些新闻事件不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恰当时间给予回应，就可能时时落后、处处被动。因此，重视时效应该成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重要考量指标。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时”，对于需要马上回应、及时引导的事情依然拖拖拉拉，等到网上舆论已经众声喧哗、纷纷扰扰时才发出声音，丧失了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导权和制高点。但这里也要注意，重视“时”并非是说越快越好，做出快速反应并不等于匆忙表态。有些新闻事件刚刚发生，后续究竟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如何选择时间节点进行舆论引导要根据舆情变化作出调整。
在“度”上应对网络舆情做出准确判断。社会转型期的舆情环境错综复杂，尤其是网络舆情纷繁复杂，其中既有理性的也有情绪化的，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既有建设性的也有别有用心的。如果不对网络舆情作出准确判断，就难以掌握舆论引导的“度”。这就要求我们健全重大舆情会商研判制度，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科学性分析，着力提高甄别能力。在准确判断舆情、坚持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应拿捏好报道的数量、角度、尺度等，既不能冒进，也不能保守。应与网络舆论场良性互动，进行对话与交流，既不能迎合网络舆论，也不能无视网络舆论，而是要在网络舆论与主流舆论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
在“效”上应对传播效果做出及时评估。预判、评估舆论反响，是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做好效果评估，需要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深入研究，对舆情走势进行透彻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讲究传播艺术，不能居高临下空洞说教、语言生硬强行灌输、形式刻板不求变化，那些模式化、套路化的传播方法只会让网民敬而远之。只有平等交流对话、科学艺术引导，才能取得实效。尤其是要下一番苦功夫，大力改进网上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等，增强其亲和力和贴近性，让网民喜欢看、有共鸣，真正发挥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从而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Korea朴先生
【解放军报：中国特种兵-27°泅渡过河】-27°泅渡过河？水竟然没结冰，那河里是水还是水银啊？
【为人民服务】历朝历代的皇帝也都在说朕要为天下的子民百姓造福。但翻开历史，群，由君牧放在栏中的羊也。中华五千年就是公权无进笼，私权无保障，百姓被圈养的历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的宿命延续了几千年。请教：谁言为民，民众就该感恩谁吗？民众的幸福生活是源于他人的恩赐吗？求解惑…
河南永城公路乱开巨额罚款 不堪重负车主自杀
> 最新要闻 > 世态万象http://toutiao.com/i/group/article/2908820710/?id=2909140320&tt_from=qzone&app=news_article2013年11月30日21:48
河南永城公路乱开巨额罚款 不堪重负车主自杀
来源：央视财经
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必须出示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才放行，当事女车主再三求情无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现在仍在医院抢救。而执法部门只留下一句话：你死，你死跟我们没关系!女车主喝下了农药后车主家人赶紧，寻求救援。路政执法人员却说,你喝药跟我没关系，有事你找领导去，然后掉头就跑了…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揭开河南永城公路乱罚款黑幕。
河南省的永城市地处河南最东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辖区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是连接四省的交通要道，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司机向我们反映说，这里是有名的三多：执法人员多，罚款金额多，罚款花样多，最近甚至有货运车主因为无法承受花样迭出的罚款而选择了轻生，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月20日，《经济半小时》记者刚到永城，就有货车司机向记者反映，说6天前，也就是11月14日，永城市沱滨路附近有一辆拉石料的大货车，因涉嫌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查车罚款。当事女车主在再三求情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到现在仍然在医院抢救治疗。而那辆涉事的被扣大货车，仍然停在马路上没有开走。
他叫郭万里，是这辆货车的司机，给《经济半小时》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11月14日下午5点多，郭万里和往常一样，开着货车和车主温丽一起去送货。当这辆拉着石料的货车路过永城市沱滨路附近时，一辆有交通执法标识的车，突然加速从左侧车道超到他们前面，强行将货车拦了下来。
郭万里：有一辆交通局的执法车，就把我拦下来，拦下来，(执法人员)说有(缴过处罚的年)票吗，我说有(年)票，他说把票给我看看，他说有(年)票,我就不罚你了。
郭万里说，他的提到的票，指的是货车车主向永城运政、路政执法部门事先缴纳的超限罚款的费用，分为年票、月票两种。年票是向当地运政执法部门缴纳，一年缴一次，每辆车每年交3000元。缴款之后就可以超载行驶，一年之内不用再交罚款；月票则是向当地路政执法部门缴纳的费用，每月3000元，也是针对超载的，但有效期只有一个月。郭万里说，当时他和车主都以为像往常一样，只要拿出已经交过的年票，运政执法人员就会放行。但这次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运政执法人员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行，反而打了一个电话，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郭万里：之后(运政执法人员)就打电话，让公路局的过来。听到他说，路上有一个超限车辆，你们怎么看？ 大约有五分钟左右就过来了。来了一辆公路治超车，流动治超车。也有四五个人，下来之后就把我车门打开，打开、强行把我拽下来了。
《经济半小时》记者：他们怎么说呢？
郭万里：他们就是说，过来，超限了。
一看当地路政执法人员来了，郭万里和车主又赶紧拿出10月29日刚给当地路政部门缴过的罚款月票。
郭万里：月票。10月29号到11月29号，这个时间内不罚的。他们说现在不行了。我们说我们买过一次月票，为什么还要罚我们？他们说那不管，你找领导。我当时不知道，之后就听说了，有一个是公路局的副局长，姓季的，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大队长、姓高的，还有一个姓侯的。
郭万里和车主这时有些糊涂了，原来每月交了罚款月票后是可以超载的，即使遇到查车，运政和路政也都是验票放行的，怎么今天就不行了呢？他们还注意到，公路上的同样超载的车有许多，甚至载重吨位比他们还要大很多，同样是超载行驶，却没有人去管，唯独他们这辆货车被查被扣。
郭万里：他们的工作人员说，那人家怎么跑的，你怎么跑的，就说这个。你该花钱的地方，你没有花到，让我们理解，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后来我们(车主)听到这话，她(叫)出租车司机，因为(卖农药商店)，离这个街比较近，她(拦)了个出租车去买的。
就在僵持时，有个路政人员悄悄告诉郭万里他们，现在每月只交3000元月票已经不行了，还得另外拿钱出来打点，路政这边才可以放行超载货车。听到这一切，车主温丽马上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七八分钟后，温丽回来时，手里多了一瓶农药。
女车主服毒
郭万里：农药在身上，(车主)拿了(农药)说，你要不让我过，我就死给你看。(路政执法人员)说，那你死，你死跟我们没关系。
郭万里说，听到执法人员的说法，温丽毫不犹豫地打开瓶子，喝下了农药。此时也闻讯赶来的车主家人赶紧夺下农药瓶，寻求救援。
刘怀洲：你抓紧把我妹送到医院吧，我妹都喝过药了，(路政执法人员)当时说的,你喝药跟我没关系，有事你找领导去，当时我妹妹情况不好，姓季的下车就跑了。
刘怀洲说，他妹妹喝农药事件发生后，当时路政部门在场的几位负责人立刻开车走了，现场的执法车也拒绝送人去医院。他们最后还是打“120”叫来救护车，才将妹妹温丽送到医院抢救。那么当时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经济半小时》记者找到当事的另一方，当地路政部门进行解。经过反复沟通，永城市公路局路政大队大队长高永福最终接受了采访，但高永福表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高永福：跟他反映的情况不是一回事。那不是月票，它是，咱没有。我不知道月票什么概念。罚过了，你再超载，还会罚你，对不对。咱就跟车主反复的做工作，你车辆违章超载，一直在劝解。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药瓶子夺下来了，夺下来以后，把车主给拖一边去了。
《经济半小时》记者：当时执法人员有没有送她去医院？
高永福：不知道车主喝药。没人知道她喝药。
《经济半小时》记者：人家明明都说出来了。
高永福：那是车主说的，这只是她说的。
女车主送医救治
路政部门的执法人员表示，超载处罚是正常执法，而且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车主有服毒的行为。这与车主一方所说的情况显然不一致。同时，对于郭万里他们提出的，在执法过程中没有直接放行或者处理，而是又打电话叫来路政执法人员参与处罚的说法，高永福也不认同。
《经济半小时》记者：为什么把你们叫过去呢？
河南永城市公路局路政大队大队长高永福：我们是治理超载主体，毕竟我们检测，去实施处罚。咱这每次违章，都要进行监测、处罚、分流、放行，这是咱程序。
《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在永城，公路运输一直是由多个部门在管理。运政，是交通局管辖，主要管客运、货运车辆本身，比如车辆本身是否改装等。路政，则是由公路局管辖，主要管公路运输，车辆是否超载，对道路、运输是否带来安全危害等等。那么，当地路政、运政部门究竟是如何执法的？他们设立的超限检测站，平时又是如何治理超载超重的呢？记者决定跟着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的货车司机进行一次体验。货车司机告诉记者，离永城市区6、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高庄超限检测站，是运政部门设立的，司机反映强烈。《经济半小时》记者在现场仔细观察后发现，一些涉嫌超载的大货车路过这家超限检测站时，要么从检测站旁边的一条乡村公路绕道过去，根本不进检测站；要么，即使进了检测站，几分钟后，货车又开出来继续上路。是这些车都没超载吗，还是这个超载检测站里另有门道，随后，记者随着一名货车司机来到检测站里。
超限检测站工作人员：如果不超65(吨)，可以从轻处罚，如果超65(吨)肯定处罚。
货车司机：肯定不超65，不卸(货)你要讲。
工作人员：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化工燃料，可以不卸货，可以照顾你。(每辆车交)200(元)。
原来，只要交200元罚款，即使超载也可以继续上路行驶。长期与这个行业打交道的一名货车司机说，超限检测站一直是这么做的。货车维权司机王金伍曾对永城当地的公路管理状况进行过多次调查了解，他说，其实类似的问题比较普遍。
维权司机王金伍：咱们从2006年，处理超限到现在，治理超限9年，我感觉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货车(超限减少)了，而且治超限的本身，治超限的本身，人员队伍庞大，据我了解，有些县级，治超队伍大于100人。按照交通部的标准，一个超限站只有45个人，所以说它这个治超队伍庞大，它的经费来源靠罚款，罚款返款。罚款多了，它可以，这个单位福利好了，待遇好了，就是靠这个。
那位女车主和她的货车当时到底遭遇了什么，由于当事人眼下还在医院抢救，只能等待下一步相关部门的介入和调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路政有关负责人强调的按程序执法和调查到的给200元就放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永城公路执法人员到底有多少人，罚款和工资待遇之间是什么关系？
河南永城公路执法一笔糊涂账
是不是真的像那些车主们所反映的那样，执法人员严重超编，运行费用全依靠罚款？《经济半小时》记者对永城运政、路政执法人员数量进行了调查核实。
河南省永城市公路局法制办主任曹学军：执法人员是40(人)，路政、包括(流动)治超(人员)。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你们这个具体是什么性质的？
曹学军：具体性质我们也搞不清，但是我们没有临时工，全是正式工，我们全是执法人员。
面对采访，永城公路局法制办负责人在计算了一阵后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路政执法人员总共是40人，但在路政大队负责人那里，人员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数字。
河南永城市公路局路政大队大队长高永福：按照这个政府的编制是70人，目前现在人员是42人。
高永福说，现在路政人员是42人，和曹学军的不尽相同，但《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当地路政执法检测点偶然发现一张人员名单表，这上面人数又有变化，总共有44个人。
《经济半小时》记者：有44个人？
工作人员：42个人。
《经济半小时》记者：这不是标的44个人？
工作人员：……
表面看，不论是40人、42人、还是44人，整体出入都不大。如果这就是永城路政的全部真实情况的话，似乎也能理解。然而，一位知情人却告诉记者，当地路政大队的人数，至少要比这些负责人告诉记者的要多一倍。
知情人：执法大队，将近100(人)。
《经济半小时》记者：将近100人？那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知情人：这是一个样，河南一个样。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这位知情人士还拿出当地公路管理局通讯录，他说，光这本通讯录上面路政执法大队的人数就有48人。
知情人：他们现在在职的，还有很多人没填写。
那么，当地运政人员的人员情况又怎么样呢？
河南省永城运管局副局长兼运政大队大队长刘新栋：50个人，真的，我就说执法人员这些。
刘新栋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这50个人，他是凭记忆说的，具体人数多少，需要找财会人员，此时，记者提出想看看人员花名册，但是直到记者采访离开，没有见到相关的财会人员，也没看到人员花名册，当地运政执法人员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么不论是多少人，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来源又是什么呢？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怎么解决(人员收入)资金？
刘新栋：上面拨资金，也就400多万(元)。
《经济半小时》记者：能解决多少人(收入)？
刘新栋：这个所以说，就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有多少，我们真的去罚，能保证多少，能保证多少。
《经济半小时》记者：一年……罚了多少钱？
刘新栋：这个……，我没有参与。
《经济半小时》记者：超限站一年收费多少呢？
曹学军：超限(罚款)，一年大概是收300多万(元)，这个钱我们也不问。
知情人：经费，现在全部从这个，在他们执法这个过程中，这些罚款，罚100块钱，返(还)给(执法人员)70块钱好处费，然后(合)一块，然后决定怎么分，怎么罚。
《经济半小时》记者：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单据？
知情人：这个单据，你要(去)财政部门，是不允许你随便乱看的。一个(财务)制度管理，不让用，一般是不会让你看的。所以他们指这个，你也查不到，他们就这样弄。
《经济半小时》记者对永城路政、运政两个部门采访了两天，但最终，对当地路政、运政执法大队究竟有多少人，每年经费多少，“治超”罚款多少，罚款是否返还，两个单位的有关负责人也没能给出明确答案。但常在这一带跑的货车司机、车主们告诉记者，在这里，他们被迫常年购买运政、路政罚款年票、月票来为车辆买“保险”，但是，有时候这种“保险”也不保险。11月14日下午，目睹自己车主喝农药自杀的货车司机郭万里告诉记者，车主温丽之所以拿命相搏，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天的罚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个月他们才被罚了。
郭万里 ：我们(车主)气得确实不行，因为上个月刚在那边，(被)罚了好几万(元)，这次心里面承受不了。
郭万里说，尽管他们都按时购买了年票月票，但就像当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要罚就罚，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才出现了本节目开头提到的车主以命相拼的极端个案。就在《经济半小时》记者调查的过程中，又接到群众反映，路政部门的执法车辆本身就存在违法使用问题。
《经济半小时》记者：你看，他说这个车，查询了解，是到2009年，违法未处理，那现在都2013年了，怎么还在使用？
河南省永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书记：具体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这个怎么理解，就说这个东西，这执法车是一种，本身就是违法的。
河南省永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书记：违法。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怎么还在使用执法车呢？
河南省永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书记：现在没车。
《经济半小时》记者：像这种车有几辆车？
河南省永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书记：三个车。
对于自己部门的人员和财务说不清楚，我们不敢肯定这些部门负责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在全国，类似永城这样的地方还有多少，究竟有没有可能告别公路三乱？在地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河南永城，《经济半小时》记者遇到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超取站收200元就随意放行，管理人员面对镜头却强调他们按程序处罚；知情人反映罚款70%返还，负责人却推脱说帐目不清楚，无从查起。事实上，永城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例。
三、公路超治难以根治的原因
对于公路“治超”为何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10来年的货车司机王金伍指出，根本原因就是现有体制造成的，涉及治理“三乱”的有关部门就有十几个，包括交警、运政、路政、城管、环境、卫生、林业、盐业、质检、工商等，由于政出多门、各部门虽都有法可依，但处罚标准、金额多少又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货车司机压力很大。为此他结合自己的感受体验专门写一篇文章，还请人画了一幅漫画。
王金伍：各有各的标准，罚款从2千到10万不等。城管是2万以下，运管是10万以下，收费站16倍。交叉管理。比如说车辆，现在车辆，我们买的货车，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我们办理行驶证，就可以上路行使了。但是事实不是那样，按照道路运输条例，你办一个运营证，不办，是10万元以下罚款。你遵守了公路法，违反了交通安全法，你尊重交通安全法，你不一定遵守道路运输条例，你遵守道路运输条例，你不一定遵守城市道路条例，所以说只要在(多个部门管理)部分，政府(多部门管理)部分，货车司机，你早晚都是违法。
采访中，负气喝农药的温丽的哥哥介绍，他们兄妹俩2013年4月，共同出资贷款买了这两辆货车，每辆车30多万元，共60多万元，贷款首付20多万元，每月需还贷2万多元，被扣的货车是其中一辆，从4月买车到现在，跑运输也就半年多的时间，但他们光罚款就相当于这两辆车的首付了。
车主温丽的哥哥刘怀洲：连公路加交通，截至到现在，将近花了20万(元)。
《经济半小时》记者：都是哪些罚的？
刘怀洲：河南的，有时候罚好几万(元)。
《经济半小时》记者：有几张单子？
刘怀洲：这是四张单子。
《经济半小时》记者：其它单子呢？
刘怀洲：有的找不着了，这是返回时候的票，其它的找不着了。这个是一万两千多的，这个是两万五(千元)的，都看不清了。现在罚得我，车都没法跑。10月份的贷款我都没交，这11月份的也没交，这两个月的贷款我都没交。
温丽的哥哥介绍，温丽跟车当天，兜里总共就只有300多块钱，还是他和司机在路上的饭钱，被罚款罚怕了温丽最终选择不交罚款，喝农药。尽管这件事可以看作是一个个案，但是公路治超和公路三乱问题的确是当今发展物流业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坎。那么，怎么有效地解决超载超限问题？同样也是道路管理部门的永城交警，还有货运司机，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永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聂士亮：你包括联合治超，这个加大，但这只是一个指标不治本，但是要治本，从源头上治理，地点就是这些，这些(超载)车辆，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的，咱们找源头。(生产)厂家这方面，要做到，就是车辆(符合标准)，这是这一点。第二个咱们要是建议有关部门，针对整改这些，特别是大货车的改装进行治理。
维权司机王金伍：要从源头把这个单一超限、卸货制止住，而现在的管理，什么部门也管，结果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都执行的话，货车根本生存不下去，这些执法部门也知道，标准不一，但是它们各按各的标准，它们只顾自己的罚的款而已，其余治理超限，是做样子的。
查扣在路边的货车
11月26日，《经济半小时》记者离开永城时，被查扣的车主温丽的货车，仍然停在事发现场，已经10多天了，当地两辆路政执法车一前一后堵在公路上，负责看守的几名执法人员，日夜轮流守侯，吃睡都在车上。
【半小时观察】
虽然最终也没能看到详细人员帐目清单，但从我们多年报道的判断看，即使全部如实公开，河南永城公路部门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秘密，不外是又一个以罚代管，罚款返还的案例。这些年，我们已见过太多类似的现象，从黑龙江的林甸县，河南省的淮滨、商丘，湖北省的公安县，所有这些地方的公路管理部门仿佛被施加了同样的“集体魔咒”，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会发现，公路管理部门遭遇的实际是体制魔咒，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燃油税费改革后，一系列没有完善的配套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切。如何破解公路三乱？答案已经非常清晰，除了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外，更关键的是破除部门藩篱，依靠一纸文件或部门规章就可以随意处罚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我们期待着，公路主管部门能真正落实三中全会要求，先行先试，在公路管理执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三年大饥荒 谁来为受害者恸哭流泪？http://url.cn/7F6UUw 原链接：
苦难岁月：我所见到的大跃进与大饥荒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毛为着巩固其独裁统治，从1950年开始就在全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诸如什么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派等等。这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搞乱了中国，害苦了人民，不少人甚至丢了性命。这一切毛泽东还嫌不够，从1958年开始，他又利令智昏，头脑发热，企图使中国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要把神州大地当作他的试验场，把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当成他的试验品。他一声号令，全中国顿时刮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狂风巨浪，把个中国搞得鸡犬不宁，百孔千疮，由此造成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使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
时间虽然过去40多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谎言和荒唐铸就的岁月，总是使人心里不能平静，许多事情仍在发人深省，难以忘怀。
一
1958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学生。我学的是地质勘探专业，为了加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校组织我们到地质勘探队进行生产实习。6月24日，我们20多个学生到了广西204地质勘探队，7月初我所在的小组分配在桂东南普查小组工作。此时正是在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在毛泽东的号令下，人们多么地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的7月至10月，我们先后在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北流、平南等县进行矿产普查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大跃进。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但当时的许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到各县检查矿点。每到一个县城，先到县的工交部门联系，再到各乡镇农村，流动性是很大的。居无定所，生活也是走到哪里食、宿就在哪里。由于这样的工作性质，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了各地所发生的许多情况。
7月中、下旬和8月初，我们到了苍梧县的新地、大坡、古茅；藤县的金鸡、象棋。踏勘了古茅钨矿和象棋铅锌矿，这两处都是地方民办的矿山，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开矿。民工们打坑道开采钨矿，在冲沟边露天开采铅锌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差，十分艰苦。我们也在矿山吃饭，矿山特意为我们做了一些带肉的菜，但民工们只是一点青菜，生活十分清苦。我们路过这些地方的农村，看不到多少农民在田间劳动，大部分人都到水利工地上去了，农村中显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
8月中旬起，开始到岑溪、容县、北流等地开展工作。
到岑溪县后，正赶上《人民日报》8月13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消息，同时报导“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记录”，这是首次在全国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产卫星”。这一爆炸性的新闻，立即在岑溪县的城镇农村引起巨大的反响。岑溪县委当即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来的大跃进计划，自己也要放卫星。该县原来的计划是全县水稻亩产600斤，向1200斤进军，这一计划显然是落后了。
9月12日，《广西日报》登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消息，并登有三张小孩在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照片，同时发表社论，区党委发贺信；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这一大放卫星的消息传到岑溪，使人们惊呆了，天下真有如此奇迹么？我的脑海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这有可能吗？但这是党报登的，并有照片，党的领导机关发贺信祝捷，难道党报会说谎吗？人们只有跟着相信了。顿时，岑溪县城乡欢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表明自己也要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决心。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许多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也打出来了。热烈庆祝和欢呼的场面在城乡随处可见。这一切显然是干部们组织的，我看到许多农民的脸上显得茫然，只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
从8月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开始了。岑溪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8月29日成立的，名叫东方红人民公社。9月上旬，全县就实现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化，共成立12个人民公社。为了加强组织管理，以军事化的组织出现，全县成立十三个民兵团，111个营，410个连。同时各村屯都成立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劳动还得报酬，似乎一夜之间就迈入共产社会了。
随着公社化的实现，真正的大跃进在该县开始了。此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要求各地大办钢铁，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展开。岑溪县委此前除组织农民搞增产运动和大修水利以外，现在则集中精力主要搞钢铁。为此，县里组织23万人投入到大办钢铁中，连中小学生也派上阵了。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建土高炉。炼铁和烧炭的基地都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在新圩、筋竹、水汶等所谓的钢铁基地，看到许多的男女农民成群结队而来。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衣物，带上劳动工具，带上粮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当地农户家中住宿。他们大多数人的表情显得木然，一切按干部们的指挥而动作。他们所挖的矿石有些赤铁矿，但大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也有一些含铁较低的褐铁矿石，再就是农民拣来的废铁和砸锅得来的铁，投入土高炉中冶炼。当地的官员常叫我们去帮他们看铁矿点，怎奈这些地区本无好的铁矿，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农民们的劳动虽不十分艰苦，但拖的时间长，我看到许多民工都是无精打采的，一些中小学生在锤着矿石，不久就沉入梦乡，一不小心把锤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劳动的时间长，也就使人十分疲倦了。民工们饭是有得吃饱的，因为此时是吃饭不要钱，虽然没有什么菜吃，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对生活也就满足了。
说到吃饭不要钱，我在公路上看到在松毛塔的彩门有这样一付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足可见当地的大跃进和办集体食堂的一班了。
9月下旬，我们到了容县的六王、县底检查了一些矿点。容县钢铁指挥部的领导们叫我们去帮他们看一些铁矿点，虽然我们知道此处的地质条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铁矿，盛情难托，只好走马观花似的为他们跑了几个点。所到之处也看到了千军万马在挖矿，砍树烧炭。据当地领导的介绍，该县建有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足可见该县大办钢铁的决心之大。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北流县。该县工交办的领导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地质队正在找铁矿和在铜石岭找铜矿。地质队的负责人是刚到我们学校两个月短训班培训出来的，我们可是校友了，一见面十分热情。据他介绍，该县成立了18个人民公社，出动了10万人大搞钢铁，11万人搞后勤。办了14个钢铁厂，建1000座小高炉。县里许多干部都出来搞钢铁了。
我们先后在民安、民乐、新圩等地检查矿点；在那些炼铁基地，看到许许多多的民工们在挖矿，在砍树烧炭。这些所谓的铁矿石除少许褐铁矿外，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是不可能炼出铁来的。因烧炭倒是砍了不少树，许多大树都被一扫而光。
在民安，我们看到强劳动力都外出大办钢铁或者修水利去了，村中多为老人和小孩，偶尔有几个壮年劳动力在收割庄稼。这里的农民喜欢用一根竹制的大烟袋，里面放上水，吸烟时发出“嗬嗬”的响声，十分有节奏。他们很好客，叫我们抽烟，我们不会，只好谢绝了。在他们的集体食堂，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劳动的人员就餐，多数为老人和小孩。没有什么菜，但饭是足够吃的。食堂及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差，苍蝇飞舞、灰尘满地，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艰苦了。
10月中旬，我与一姓黎的同学离开普查组到了平南县。到达县城后，我们先到县的钢铁指挥部联系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们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了县里大办钢铁的情况，希望我们能为他们找到铁矿点，指导他们开矿。同时给我们开出了介绍信，以便我们到各地便于解决交通和住宿的困难。
平南县内除县城至大新一带较平坦外，大部为山地和丘陵。公路极少，只有县城到玉林的公路，其他地方多不通车，但水运则较为便利，浔江穿过全境，其次就是靠自行车运输了。
我们在县城和育梧、马练、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际等地奔走，全靠自行车给我们解决交通的困难。这里的人们自行车技术十分了得，在那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搭上人也行车自如，我坐在后面都感到害怕了，他们则稳稳地握着车头从不倒下。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车子往前行进，两边的青山翠竹闪过，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平南县此时已全部实现了公社化，各生产队都成立了集体食堂。现时已有10万人在挖矿、砍树烧炭大炼钢铁。我在古和钢铁基地看到，他们用钛铁矿砂和褐铁矿在炼铁，民工们日夜不停地守在土高炉旁，熬红了双眼。许多人在锤打着矿石，有许多是废铁和农民的铁锅，打烂后一并投入炉中冶炼。古和是一个大队，大队部及周围农家都住满了各地来的男女民工，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大队部及周围房屋的墙壁上都有许多大标语，有用毛笔写在纸上的，也有用红油漆直接写在墙上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5年内赶美越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当时主要的标语口号。
所有来参加钢铁会战的男女民工都是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队来的就是一个民兵营，一个小队就是一个民兵连。所有各营、连都要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竞赛活动。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的就得红旗，差的就得白旗。一天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民工被批斗，不知他是地主还是因为讲怪话，不好好劳动，只见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斗争他。真是劳动竞赛也忘不了政治斗争。
在丹竹的赤马，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被绳子绑在大队部门外的柱子上，几个看热闹的小孩用棍子轻轻的打她。这个妇人含着眼泪在哭泣，似乎有满腹的冤屈。我问大队的文书是怎么回事，文书说这女的在搞腐化。顿时我明白了，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炼钢铁离家时间久了，寂寞难耐，红杏出墙了。但为什么不见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许人也，别人都去大跃进了，他却有闲工夫在家风流。其实就这么一点男女私情就如此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的么？
在古和住了两天，我们就到了六陈，这是一个公社所在地。10月18日，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忻城气盖世，日产赛煤都”，报导广西忻城县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一颗“煤炭卫星”，并发表《祝贺广西大捷》的社论，联系到前些时的水稻高产卫星、花生高产卫星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卫星”，全国涌现出一片大跃进的热潮。加上各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跃进的口号，在我的头脑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振动，受到了鼓舞，也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我，思想单纯，阅历不深，许多事情难以理解深透。就现实中所见到的这一切，心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心里有许多想法……只是这些想法当时不敢说出来罢了。
11月初平南的工作结束了，黎同学回到了普查组，我则奉调回大队部，不几天就转到普查分队的四小队工作。
四小队在富川县朝东岩鹰咀。我一个人离开大队部，先到钟山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乘车前往富阳（富川县政府所在地），沿途看到许多民工前往钟山的钢铁基地和水利工地。在富阳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顾上一辆马车前往朝东（此段路尚无班车运行）。富阳到朝东数十里乡间大道，来往的人十分稀少，沿途的村庄也少见有人，偶尔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村边张望，大多数劳动力都去修水利和搞钢铁去了。
到达朝东已是下午了。由于朝东到岩鹰咀尚有几十里山路，只能在此住上一晚第二天再进山。
赶马车的农民为我找到一家私人小客栈，只好在此将就一晚了。朝东名为一个小圩镇，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大一点的农村。她所在位置紧靠湖南，是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田地较多，土地肥沃，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客栈的老板告诉我，以往每逢圩日，附近的村民及山里来的瑶族同胞来这里赶圩，农副产品和各种山货是很丰富的，湖南那边的人也来赶圩，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只是现如今许多人外出修水利、搞钢铁了，才显得冷清。
晚上这里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灯，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尔可见居民点的煤油灯火露出星点火光。小镇显得萧条，没有生气。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去了。我静静的躺着，听到秋风刮起的泥沙打在瓦背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耗子出没的吱吱声。加上这床大概许久没有人住，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使我久久的不能入睡。几个月来在桂东南几个县所见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情景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来了。小客栈的主人很好，为我做好了早餐，特意煮了两个鸡蛋，这是十分难得的。早饭后，我付过房费和餐费，等待着山里普查组来买菜的人员，以便一道进山。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我与他们一起到集市上买菜。买好菜后，吃过中餐，顾上一个农民挑菜和我的行李，我们离开朝东向岩鹰咀进发了。朝东到岩鹰咀有近30华里，沿着一条大的冲沟往上游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
普查四小队的同志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我住下后，不久就开晚饭。这一餐吃得很香，炊事员是一个湖南师傅，烧的湖南菜我很爱吃。由于一路行走山路劳累了，晚上很快我就沉入梦乡。
岩鹰咀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山区，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属都庞岭山脉的余脉，普查小队就在近半山腰瑶族同胞茅草屋旁边的空地上塔上帐篷居住，与瑶族同胞朝夕相处。
这里的瑶族同胞属于过山瑶，即这两年种这一片山地，过两年又种另一片山地，类似于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在冲沟边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种水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吃玉米，打一些油茶，很少有吃大米饭的时候。出门就是爬山，男人们头上包上头巾，女人们脚上打绑腿，头戴特有的瑶族布帽，男女们都穿上土布的衣服，背上一个大竹篓，拿上砍刀上山耕种，比汉族同胞确是落后多了。
由于处在大跃进时期，这里年青的瑶胞也都去修水利或者砍树烧炭炼铁去了。留下来少部分劳动力和老人小孩。他们也办了集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打梆（一种类似竹筒的东西），梆声清脆悦耳，很远地方就可以听到。可怜这些瑶胞们，为了吃这餐饭，有的从对面山上过来，要先下到山底，再过冲沟往这边山上爬。两边山可以看到人，有时大声讲话都可听到，却要走上近个小时。我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为什么不因地制宜非得要办这样的集体食堂呢？
我们地质队的生活与他们有天壤之别。每人每月有40斤粮食，副食品供应当地的供销部门也会保障，每天都有肉吃。看着身边的瑶族同胞们的生活，我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毛泽东想要给中国的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何日才能实现。
我们的工作是每天的爬山，进行槽探、爆破和采样等施工，地质人员则是去指导施工，进行地质编录和地质填图。在大跃进的岁月里，白天上山，晚上有时开会学习，按大队的指示，地质工作也要大跃进放卫星。为此，各工种就多报完成的工作量，采样的也不严格按照要求行事，以达到多采样品的目的，就连地质填图，观察点也任意多写，各工种差不多天天放小卫星。但领导上在总结工作时照样表扬这样的作法，放卫星是原来就是如此这班了。
12月下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满山遍野树枝上都挂满了冰雪，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是我从未见过的。以前只听说北方才有冰天雪地，想不到在南方的山区也有银装素裹，漫天皆雪的世界，实在是少见的情景。几天来大雪封山不能出去，我和一位同伴就到一个瑶族老人家玩耍。这位瑶族老人约50多岁，单身独户，他一个人耕种，家里只有一些玉米棒子。但老人的身体还显得很健壮，是一个朴实本份的山民，50多岁了连县城都未到过。一个人在家打油茶，炒玉米，见我们来了，就请我们喝油茶吃炒玉米，十分热情。我尝了一口油茶，很苦，难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瑶胞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怎样进入共产社会呢？
普查小队有一个姓刘的采样工，湖南人，约40多岁。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他见多识广，因而平时话语较多，也常爱开点玩笑。我对此人的印象还是较好的。他的工作也是肯干的，只是有时爱说两句怪话，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要抓落后的典型，曾有两个晚上开会批判他，名曰插红旗，拔白旗，抓思想斗争。看到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好受。但这种批判会在各地都是较为普遍的，不管什么单位，总会要找出一些批斗对象的。
二
1959年的3月初，我们的野外实习结束，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了许多学生，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现在则有2000多学生了。新招收的学生半年多来都是搞劳动没有上课，大跃进学校也在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铁。幸好我们外出实习了，否则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抽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搞劳动。
回到学校上课后，学校组织我们对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流，谈感想。同学们都把在各地所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谈了许多见闻和感想，都是赞扬之词，显然这都是说的违心话，是那种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9年开春以后，听说有的农村因缺粮已发生浮肿病人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是国庆十周年时，桂林市区的副食品供应还显得丰富，街市上装上许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们载歌载舞的狂欢，显示出市区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很快就变了，到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种供应就要凭票了。不但早就实行了的布票、粮票，现在又增加了糕点票、食油票、糖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甚至连香烟、肥皂、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说形势一片大好，实在使人无法理解。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国防部长）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意见，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意见。仅仅因此，彭德怀与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的运动。我们学校的校长王一民也因右倾而受到了批判。原来紧跟王校长，说王校长就“像他亲生父母一样”的校团委书记，此时则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锋。真是落井下石，什么样嘴脸的人都有。对这样的小人我在心里十分反感。
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舆论一再为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唱赞歌，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生，当时我对许多事情尚不明就里，只是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在心里产生疑惑，因为组织上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相信社会主义，对许多问题尽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说，也未能往深层次去思考吧了。
很快到了1960年的春节，学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壮年劳力都还在外面修水库没有回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的三天，外出修水库的人才陆续回村。
由于当时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养的猪。过年了，食堂暂停伙，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开伙；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个中医生，多少有些猪肉及副食品之类的东西供应，我作为城里回来的学生，县食品公司也供应了一些猪肉，比别的家庭要好多了。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农民过年之日。以往家家户户要燃放许多鞭炮，还要舞龙舞狮，走亲戚，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喜闹声，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一片萧瑟的景象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对各家各户检查，查看生产队和各家是否有隐瞒和私藏了粮食，名曰搞“反瞒产”运动，不但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被批斗，我的一个婶娘有几十斤粮食没有藏好被查出来，被干部们捆绑起来进行批斗。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因完不成上面规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全广西各地都在开展反瞒产运动。上级压下来的高指标，各队必须完成，否则就是隐瞒产量，生产队的干部就要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捆绑吊打，把产量按上级的要求申报了，就过关了。如此的虚假产量能不害死人吗？
听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茫然了。怎么我们在学校时领导上给我们说的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现实中却是农民没有饭吃，一些干部和群众还要挨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去走亲戚拜年，家里也少有客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团聚，也增加一丝快意。
春节后不久我就返回学校。这是我4年来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的学习，排除种种不愉快的见闻，完成最后的学业。
1960年的4月中旬，我们毕业班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实习，273队在贵县（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被分配在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冶炼的富铁矿石。我们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都没有找到含铁高的富矿层；我们也爬到了镇龙山上，这里有较多的黄铁矿和毒砂矿，有地方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在此开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硫、砷都是有毒的东西，开矿的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饮食又特别差，民工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这一带是严重缺粮。我们虽然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但副食品供应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镇后，我们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也只供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别的一概没有。在那个年代，玉米饼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们才能买到，农民是不可能买到的。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给这一家，还有村上的众多人家谁来照顾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
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了平南普查组。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1958年在平南检查矿点时的所见所闻，至今尤在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砂矿的普查，地点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陈一带的山间平地中。旧地重游，当年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景象是没有了，只见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所烧出的结铁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废物。当年的民工们放开肚皮吃饭，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还要劳动，他们是如何生活呢？
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无精打采的，毫无生气，劳动起来慢慢的蠕动，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干劲。许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饥，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农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肿病。农村中一片荒凉的世界，少有人走动，偶尔只有几声犬吠罢了。看到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6月底我们的实习结束，回到了学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7月底就进行毕业分配了。
我被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且下学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放假期间必须很好的准备。8月份学校就给20多名留校人员发工资了，第一次领到工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9月初开学上课了，我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上课的结果同学们还是欢迎的，我与同学们相处得较好。此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劳动，主要是开荒种地，以图增加蔬菜、杂粮，补充国家供应的不足。我们教研组也种了几块菜地，下班后许多时间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课两个多月后，学校就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到龙胜县去摘茶果。龙胜是个山区，茶果多，大概因为当地农民要修水利，缺粮使许多人生病，劳动力缺乏，桂林市就组织不少学校的师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后，榨出茶油来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虽然留在学校编写教材没有去，但，不时也要搞些劳动。后来听回来的师生们说，这次去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体力大。当地农民缺少吃的，他们更没有体力去收茶果，如果我们不去，许多茶果就只好丢在山上了。
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的口粮标准也一减再减，从原来的每月每人33斤，减到30斤，现在又减到27斤，加上肉类和副食品供应少，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就因此而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营养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3个教师得浮肿病。全校有近300人得浮肿病。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都出现如此情况，农村中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学校一方面向市里申请一些豆类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组织部分教职工专门负责养鸡、养兔子、养小球藻，企图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以减少浮肿病人的出现。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寒假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了，集体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开火，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全靠杂粮和野山芋配合充饥。过年了更是一片静寂，没有一点生气。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100多人口，竟有几十人得浮肿病，其中有蓝耀甫、蓝耀德、蓝老荣等数人已因浮肿病而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饿死了，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饿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路有饿死骨”，我听到这些心里实在不好受，母亲还说到我家的一个堂弟，只有十岁，因饥饿难耐，一次大人们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属于他的那一盅饭也吃掉了，等大人们做事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遭到了她母亲的一顿暴打。谁会这么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会使人没有饭吃呢？
春节是过得很不愉快的，但我们家因为有父亲和我在外面工作，设法使家里增加了些粮食和副食品，总算不致于饿死。不久我就回学校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安排到野外队带学生实习。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个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15元（当时可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的津贴补助，而且粮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40斤，实在是一个美差。我们是带学生到栗木锡矿实习，协助270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到野外师生们情绪好多了，吃食比学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高兴。我见到矿山的工人们生活还过得去，下井的工人还可享受到营养餐，我们跟着下井也有这种待遇。但矿山附近的农村就差多了，听说有不少农民得浮肿病，出现不正常死亡的情况。难怪在矿山经常可见一些衣服褴褛的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乞讨。如果生活好过有谁会出来要饭呢？
从1959年冬以来，特别是1960年期间，不但我所见到地方有饥荒，出现饿死人现象，听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情况。1959年冬至1962年春，是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当年各级党的领导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这些领导人和当时的报纸、广播都说，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苏联逼债；三是少数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党的领导干部向我们作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要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这临时的困难；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跟党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能实现的。我的心中虽然有疑问，也只能听党的话了。
随着各级党的官员和媒体的如此宣传，此时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许农民种养搞副业，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从1961年春以后，市面上慢慢有些东西卖了，虽然价格昂贵，但，人世间显得有一些生气了，确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三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大跃进和随后发生的大饥荒。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苦难的岁月。
大跃进有多少人去大办钢铁，有多少人去大修水利，特别是大饥荒的年代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世时是从未向世人公布的，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
4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事情都清楚了，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所造成的，是毛泽东独裁专制造成的恶果。且不论毛泽东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共产主义怪论，他的种种倒行逆施，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造成如此的大饥荒，当时他们解析说是因为天灾，因为苏修逼债，这完全是在骗人。现在有人统计了当时全国的气象资料，1958年是好年景，其后几年也属正常年景，并无特大的自然灾害。而苏修逼债也根本无此事，是毛泽东为了批判所谓“苏修”，强装面子，主动要把苏联的债务还清（即使还这点债也不致于饿死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祸，是毛泽东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祸所造成的。
有学者估计，三年大饥荒，全国大约有3千多万人被饿死，几乎接近八年抗战死亡的人数。这是一段多么悲惨的历史。号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和他的领导人毛泽东，他所制造的谎言和种种荒唐之事，使人民深受其害，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事实。我翻阅了80年代以来出版的广西所有各县的县志，其中有些县志在数字上说了真话，公布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数字。现就一些县的县志所统计的资料记述如后，仅从这些记载人们足可以透视广西乃至全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了。
平乐县：1958年7月平口水库开工，数万人投入水库工地；8月至10月，全民大办钢铁，全县8万多人投入挖矿炼铁、砍树烧炭。1960年元月至四月中旬，全县发生营养性缺乏而患浮肿病人13000多人，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人情况（死人数字未公布，估计在千人以上）。
临桂县：1958年9月1日起，组织3.5万人大办钢铁，10月中旬增至18万人，至11月中旬，在13个“钢铁基地”建成土高炉3000多座，烧去木炭2.63万吨，木柴60万立方米，拆毁民房1380间。10月20日，数万民工组成4个民兵师兴修青狮潭水库。
1960年春、夏，农村中因缺粮发生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儿童营养不良等严重疾病，当年出现死亡人数1.58万人（含灵川县）。
资源县：1958年1万多人大办钢铁，各村寨风景树几乎都被砍光。
1960年全县共饿死4200余人，皆因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等错误政策所致。
忻城县：1958年9月25日，县委决定抽114名干部，民工10441人，支援南丹县砍树烧木炭炼铁。10月11日，全县抽调7万多民工到红渡挖煤，14日向上级报捷，以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所谓“煤炭卫星”，27日，再放一颗110.35万吨的“煤炭卫星”，11月8日，又抽调5000多人上山砍树烧炭。
1961年因缺粮，全县饿死2191人。
河池市（原河池县）：1958年8月开始大办钢铁，全市投入7.3万人。
1959年全市正常和非正常死亡人数5532人，1961年浮肿病人达两万，相当数量的浮肿病人死亡。
柳江县：1958年大办钢铁时，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处搞炼钢炼铁，建小高炉，到处大砍大伐树木。9月23日，抽调1.7万个劳动力到鹿寨英山支援该县大炼钢铁，另抽6500人到宜山修龙江河水利。
1960年1.6万人害浮肿病，死亡率从1959年的11.8%上升到13.96%，1961年达到16.62%。
都安县：1958年9月开始，10万人上山砍树烧炭、挖矿大办钢铁，10月，6万多人开赴马山，支援该县大办钢铁。
1959年2月24日，全县开展粮食核产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61年全县发现浮肿病人58938人，出现饿死人现象（未列数字）。
横县：1958年9月开始大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24万多人，组成11个钢铁野战兵团，大搞土高炉，砍树烧炭，共砍树42万方，烧炭10万吨。1959年12月初，全县1万多民兵，前往上思县支援兴建那板水库，历时1年。
1960年因缺粮，患浮肿病2.1万多人，饿死4800人。
武鸣县：1958年8月，全县实行军事化，成立钢铁兵团、水利兵团、农业后方兵团，大办钢铁，大修水利。仅小陆炼铁基地就有4000多人上大明山砍树烧炭，共砍木材140多万方。
由于大办钢铁、水利，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7440万公斤，比1957年减产2173.5万公斤，下降29.2%。1961年底，全县有2850人饿死。
上林县：1958年12万多人上山挖矿、砍树烧炭来办钢铁；1961年因缺粮饿死2000多人。
田东县：1958年2.6万多人大搞钢铁。由于搞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59年5月中旬至6月10日，全县就发现浮肿病人3644人；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人3万多人，死亡4614人。
容县：1958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全县全民大搞钢铁，建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小土炼铁炉不计其数，烧碳1.69万吨。
1960年“反瞒产运动”，搞人人过关。至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小儿营养不良等病人96551人，死亡21967人。
德保县：1958年10月，全县组织远征军10个团3万多人大修公路和水库，其中调3个团8000多人到凌云县那楼乡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提出亩产粮5000斤，并向7500斤进军。为此，当年夏收之前，各屯将数块已经孕穗的禾苗并到一块田里，谓之“卫星田”；后因通风不良和病虫害等，造成粮食歉收，全县只产粮5452万公斤，比1957年少5.17%。农民因缺粮，从1959年至1961年间，饿死6328人。
贵港市（原贵县）：1958年6月起掀起大跃进热潮。夏收后开展反瞒产运动。9月底起大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46万多人次，成立6个民兵团，8个生产钢铁基地，建土高炉16307个，烧木炭24036.2吨。1959年1月12日，提出“实现水稻亩产40000斤口号”。
1960年3月至7月，因缺粮发现水肿病人23022人，1961年15249人，出现非正常死亡。
苍梧县：1958年6月掀起大跃进，8月29日至9月25日，全县成立9个人民公社。8月至11月大办钢铁，投入163105人，共炼出铁1485吨，烧结铁69721吨，办食堂2108个，年底2万多人兴修水利。
1959年4月，全县4级干部会，开展“反瞒产”运动。1958年至1960年的浮夸风，所谓“万斤亩”都是假的，如1959年全县实际稻谷总产量11620.14吨，亩产303公斤，而上报亩产552.5公斤，1960年口粮减到147公斤。因缺粮造成6万多人得营养不良和浮肿病，死亡26057人。
昭平县：1958年6月至9月，全县实现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9月起，10多万人大搞钢铁。
1960年，因饥饿患病人数达10多万人，年末死亡8146人，人口比上年下降14.66%。
合浦县：1958年8月成立14个人民公社，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堂开饭，一日三餐干饭，无偿平调社员生产、生活资料，造成极大浪费。9月起7万多人投入深翻改土，12.3万人上山开矿、砍树烧炭，大办钢铁。1959年2月起，因缺粮开始出现浮肿病人，至9月病人达4000多人。1960年1月上水利工地21万人，春、夏间浮肿病人有8600人死亡，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
上思县：1958年9月实现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办食堂955个。从9月起大办钢铁，1.3万人挖矿炼铁；10月起另组织2.5万人上山砍树烧炭，共砍伐木材10万方，放了一颗砍伐木材“卫星”。
1959年3月开展“反瞒产”运动。至1961年因物资奇缺，农民挖山薯、蕨根、芭蕉根等充饥。因缺营养，引起浮肿病增多，死亡3381人。
无须再举了，全广西乃至全中国绝对是如此。神州萧瑟，饿殍遍野，许多人被活活饿死，有的甚至全家死绝，是人世间少有的惨剧。
四
事实充分说明，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完全是谎言，是毛泽东发号召，全国跟着说空话、假话；而由此引发的大放各种“卫星”，更是荒唐、愚昧。大炼钢铁是百分之百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化、军事化组织完全是把农民当农奴，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种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灾难，已经永远载入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遗忘。
对于当年大跃进和大饥荒之事，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或者认为未必有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大跃进的种种胡作非为，造成了数千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这是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牢记历史，拒绝谎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根本制度上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任其独裁专制继续下去，类似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一类的灾难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晓明，《往事微痕》电子版第89期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毛为着巩固其独裁统治，从1950年开始就在全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诸如什么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派等等。这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搞乱了中国，害苦了人民，不少人甚至丢了性命。这一切毛泽东还嫌不够，从1958年开始，他又利令智昏，头脑发热，企图使中国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要把神州大地当作他的试验场，把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当成他的试验品。他一声号令，全中国顿时刮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狂风巨浪，把个中国搞得鸡犬不宁，百孔千疮，由此造成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使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
时间虽然过去40多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谎言和荒唐铸就的岁月，总是使人心里不能平静，许多事情仍在发人深省，难以忘怀。
一
1958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学生。我学的是地质勘探专业，为了加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校组织我们到地质勘探队进行生产实习。6月24日，我们20多个学生到了广西204地质勘探队，7月初我所在的小组分配在桂东南普查小组工作。此时正是在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在毛泽东的号令下，人们多么地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的7月至10月，我们先后在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北流、平南等县进行矿产普查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大跃进。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但当时的许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到各县检查矿点。每到一个县城，先到县的工交部门联系，再到各乡镇农村，流动性是很大的。居无定所，生活也是走到哪里食、宿就在哪里。由于这样的工作性质，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了各地所发生的许多情况。
7月中、下旬和8月初，我们到了苍梧县的新地、大坡、古茅；藤县的金鸡、象棋。踏勘了古茅钨矿和象棋铅锌矿，这两处都是地方民办的矿山，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开矿。民工们打坑道开采钨矿，在冲沟边露天开采铅锌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差，十分艰苦。我们也在矿山吃饭，矿山特意为我们做了一些带肉的菜，但民工们只是一点青菜，生活十分清苦。我们路过这些地方的农村，看不到多少农民在田间劳动，大部分人都到水利工地上去了，农村中显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
8月中旬起，开始到岑溪、容县、北流等地开展工作。
到岑溪县后，正赶上《人民日报》8月13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消息，同时报导“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记录”，这是首次在全国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产卫星”。这一爆炸性的新闻，立即在岑溪县的城镇农村引起巨大的反响。岑溪县委当即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来的大跃进计划，自己也要放卫星。该县原来的计划是全县水稻亩产600斤，向1200斤进军，这一计划显然是落后了。
9月12日，《广西日报》登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消息，并登有三张小孩在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照片，同时发表社论，区党委发贺信；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这一大放卫星的消息传到岑溪，使人们惊呆了，天下真有如此奇迹么？我的脑海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这有可能吗？但这是党报登的，并有照片，党的领导机关发贺信祝捷，难道党报会说谎吗？人们只有跟着相信了。顿时，岑溪县城乡欢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表明自己也要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决心。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许多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也打出来了。热烈庆祝和欢呼的场面在城乡随处可见。这一切显然是干部们组织的，我看到许多农民的脸上显得茫然，只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
从8月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开始了。岑溪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8月29日成立的，名叫东方红人民公社。9月上旬，全县就实现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化，共成立12个人民公社。为了加强组织管理，以军事化的组织出现，全县成立十三个民兵团，111个营，410个连。同时各村屯都成立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劳动还得报酬，似乎一夜之间就迈入共产社会了。
随着公社化的实现，真正的大跃进在该县开始了。此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要求各地大办钢铁，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展开。岑溪县委此前除组织农民搞增产运动和大修水利以外，现在则集中精力主要搞钢铁。为此，县里组织23万人投入到大办钢铁中，连中小学生也派上阵了。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建土高炉。炼铁和烧炭的基地都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在新圩、筋竹、水汶等所谓的钢铁基地，看到许多的男女农民成群结队而来。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衣物，带上劳动工具，带上粮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当地农户家中住宿。他们大多数人的表情显得木然，一切按干部们的指挥而动作。他们所挖的矿石有些赤铁矿，但大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也有一些含铁较低的褐铁矿石，再就是农民拣来的废铁和砸锅得来的铁，投入土高炉中冶炼。当地的官员常叫我们去帮他们看铁矿点，怎奈这些地区本无好的铁矿，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农民们的劳动虽不十分艰苦，但拖的时间长，我看到许多民工都是无精打采的，一些中小学生在锤着矿石，不久就沉入梦乡，一不小心把锤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劳动的时间长，也就使人十分疲倦了。民工们饭是有得吃饱的，因为此时是吃饭不要钱，虽然没有什么菜吃，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对生活也就满足了。
说到吃饭不要钱，我在公路上看到在松毛塔的彩门有这样一付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足可见当地的大跃进和办集体食堂的一班了。
9月下旬，我们到了容县的六王、县底检查了一些矿点。容县钢铁指挥部的领导们叫我们去帮他们看一些铁矿点，虽然我们知道此处的地质条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铁矿，盛情难托，只好走马观花似的为他们跑了几个点。所到之处也看到了千军万马在挖矿，砍树烧炭。据当地领导的介绍，该县建有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足可见该县大办钢铁的决心之大。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北流县。该县工交办的领导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地质队正在找铁矿和在铜石岭找铜矿。地质队的负责人是刚到我们学校两个月短训班培训出来的，我们可是校友了，一见面十分热情。据他介绍，该县成立了18个人民公社，出动了10万人大搞钢铁，11万人搞后勤。办了14个钢铁厂，建1000座小高炉。县里许多干部都出来搞钢铁了。
我们先后在民安、民乐、新圩等地检查矿点；在那些炼铁基地，看到许许多多的民工们在挖矿，在砍树烧炭。这些所谓的铁矿石除少许褐铁矿外，多为含铁的红色砂岩，是不可能炼出铁来的。因烧炭倒是砍了不少树，许多大树都被一扫而光。
在民安，我们看到强劳动力都外出大办钢铁或者修水利去了，村中多为老人和小孩，偶尔有几个壮年劳动力在收割庄稼。这里的农民喜欢用一根竹制的大烟袋，里面放上水，吸烟时发出“嗬嗬”的响声，十分有节奏。他们很好客，叫我们抽烟，我们不会，只好谢绝了。在他们的集体食堂，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劳动的人员就餐，多数为老人和小孩。没有什么菜，但饭是足够吃的。食堂及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差，苍蝇飞舞、灰尘满地，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艰苦了。
10月中旬，我与一姓黎的同学离开普查组到了平南县。到达县城后，我们先到县的钢铁指挥部联系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们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了县里大办钢铁的情况，希望我们能为他们找到铁矿点，指导他们开矿。同时给我们开出了介绍信，以便我们到各地便于解决交通和住宿的困难。
平南县内除县城至大新一带较平坦外，大部为山地和丘陵。公路极少，只有县城到玉林的公路，其他地方多不通车，但水运则较为便利，浔江穿过全境，其次就是靠自行车运输了。
我们在县城和育梧、马练、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际等地奔走，全靠自行车给我们解决交通的困难。这里的人们自行车技术十分了得，在那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搭上人也行车自如，我坐在后面都感到害怕了，他们则稳稳地握着车头从不倒下。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车子往前行进，两边的青山翠竹闪过，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平南县此时已全部实现了公社化，各生产队都成立了集体食堂。现时已有10万人在挖矿、砍树烧炭大炼钢铁。我在古和钢铁基地看到，他们用钛铁矿砂和褐铁矿在炼铁，民工们日夜不停地守在土高炉旁，熬红了双眼。许多人在锤打着矿石，有许多是废铁和农民的铁锅，打烂后一并投入炉中冶炼。古和是一个大队，大队部及周围农家都住满了各地来的男女民工，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大队部及周围房屋的墙壁上都有许多大标语，有用毛笔写在纸上的，也有用红油漆直接写在墙上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5年内赶美越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当时主要的标语口号。
所有来参加钢铁会战的男女民工都是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队来的就是一个民兵营，一个小队就是一个民兵连。所有各营、连都要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竞赛活动。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的就得红旗，差的就得白旗。一天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民工被批斗，不知他是地主还是因为讲怪话，不好好劳动，只见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斗争他。真是劳动竞赛也忘不了政治斗争。
在丹竹的赤马，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被绳子绑在大队部门外的柱子上，几个看热闹的小孩用棍子轻轻的打她。这个妇人含着眼泪在哭泣，似乎有满腹的冤屈。我问大队的文书是怎么回事，文书说这女的在搞腐化。顿时我明白了，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炼钢铁离家时间久了，寂寞难耐，红杏出墙了。但为什么不见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许人也，别人都去大跃进了，他却有闲工夫在家风流。其实就这么一点男女私情就如此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的么？
在古和住了两天，我们就到了六陈，这是一个公社所在地。10月18日，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忻城气盖世，日产赛煤都”，报导广西忻城县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一颗“煤炭卫星”，并发表《祝贺广西大捷》的社论，联系到前些时的水稻高产卫星、花生高产卫星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卫星”，全国涌现出一片大跃进的热潮。加上各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跃进的口号，在我的头脑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振动，受到了鼓舞，也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我，思想单纯，阅历不深，许多事情难以理解深透。就现实中所见到的这一切，心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心里有许多想法……只是这些想法当时不敢说出来罢了。
11月初平南的工作结束了，黎同学回到了普查组，我则奉调回大队部，不几天就转到普查分队的四小队工作。
四小队在富川县朝东岩鹰咀。我一个人离开大队部，先到钟山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乘车前往富阳（富川县政府所在地），沿途看到许多民工前往钟山的钢铁基地和水利工地。在富阳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顾上一辆马车前往朝东（此段路尚无班车运行）。富阳到朝东数十里乡间大道，来往的人十分稀少，沿途的村庄也少见有人，偶尔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村边张望，大多数劳动力都去修水利和搞钢铁去了。
到达朝东已是下午了。由于朝东到岩鹰咀尚有几十里山路，只能在此住上一晚第二天再进山。
赶马车的农民为我找到一家私人小客栈，只好在此将就一晚了。朝东名为一个小圩镇，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大一点的农村。她所在位置紧靠湖南，是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田地较多，土地肥沃，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客栈的老板告诉我，以往每逢圩日，附近的村民及山里来的瑶族同胞来这里赶圩，农副产品和各种山货是很丰富的，湖南那边的人也来赶圩，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只是现如今许多人外出修水利、搞钢铁了，才显得冷清。
晚上这里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灯，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尔可见居民点的煤油灯火露出星点火光。小镇显得萧条，没有生气。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去了。我静静的躺着，听到秋风刮起的泥沙打在瓦背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耗子出没的吱吱声。加上这床大概许久没有人住，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使我久久的不能入睡。几个月来在桂东南几个县所见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情景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来了。小客栈的主人很好，为我做好了早餐，特意煮了两个鸡蛋，这是十分难得的。早饭后，我付过房费和餐费，等待着山里普查组来买菜的人员，以便一道进山。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我与他们一起到集市上买菜。买好菜后，吃过中餐，顾上一个农民挑菜和我的行李，我们离开朝东向岩鹰咀进发了。朝东到岩鹰咀有近30华里，沿着一条大的冲沟往上游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
普查四小队的同志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我住下后，不久就开晚饭。这一餐吃得很香，炊事员是一个湖南师傅，烧的湖南菜我很爱吃。由于一路行走山路劳累了，晚上很快我就沉入梦乡。
岩鹰咀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山区，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属都庞岭山脉的余脉，普查小队就在近半山腰瑶族同胞茅草屋旁边的空地上塔上帐篷居住，与瑶族同胞朝夕相处。
这里的瑶族同胞属于过山瑶，即这两年种这一片山地，过两年又种另一片山地，类似于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在冲沟边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种水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吃玉米，打一些油茶，很少有吃大米饭的时候。出门就是爬山，男人们头上包上头巾，女人们脚上打绑腿，头戴特有的瑶族布帽，男女们都穿上土布的衣服，背上一个大竹篓，拿上砍刀上山耕种，比汉族同胞确是落后多了。
由于处在大跃进时期，这里年青的瑶胞也都去修水利或者砍树烧炭炼铁去了。留下来少部分劳动力和老人小孩。他们也办了集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打梆（一种类似竹筒的东西），梆声清脆悦耳，很远地方就可以听到。可怜这些瑶胞们，为了吃这餐饭，有的从对面山上过来，要先下到山底，再过冲沟往这边山上爬。两边山可以看到人，有时大声讲话都可听到，却要走上近个小时。我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为什么不因地制宜非得要办这样的集体食堂呢？
我们地质队的生活与他们有天壤之别。每人每月有40斤粮食，副食品供应当地的供销部门也会保障，每天都有肉吃。看着身边的瑶族同胞们的生活，我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毛泽东想要给中国的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何日才能实现。
我们的工作是每天的爬山，进行槽探、爆破和采样等施工，地质人员则是去指导施工，进行地质编录和地质填图。在大跃进的岁月里，白天上山，晚上有时开会学习，按大队的指示，地质工作也要大跃进放卫星。为此，各工种就多报完成的工作量，采样的也不严格按照要求行事，以达到多采样品的目的，就连地质填图，观察点也任意多写，各工种差不多天天放小卫星。但领导上在总结工作时照样表扬这样的作法，放卫星是原来就是如此这班了。
12月下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满山遍野树枝上都挂满了冰雪，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是我从未见过的。以前只听说北方才有冰天雪地，想不到在南方的山区也有银装素裹，漫天皆雪的世界，实在是少见的情景。几天来大雪封山不能出去，我和一位同伴就到一个瑶族老人家玩耍。这位瑶族老人约50多岁，单身独户，他一个人耕种，家里只有一些玉米棒子。但老人的身体还显得很健壮，是一个朴实本份的山民，50多岁了连县城都未到过。一个人在家打油茶，炒玉米，见我们来了，就请我们喝油茶吃炒玉米，十分热情。我尝了一口油茶，很苦，难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瑶胞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怎样进入共产社会呢？
普查小队有一个姓刘的采样工，湖南人，约40多岁。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他见多识广，因而平时话语较多，也常爱开点玩笑。我对此人的印象还是较好的。他的工作也是肯干的，只是有时爱说两句怪话，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要抓落后的典型，曾有两个晚上开会批判他，名曰插红旗，拔白旗，抓思想斗争。看到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好受。但这种批判会在各地都是较为普遍的，不管什么单位，总会要找出一些批斗对象的。
二
1959年的3月初，我们的野外实习结束，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了许多学生，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现在则有2000多学生了。新招收的学生半年多来都是搞劳动没有上课，大跃进学校也在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铁。幸好我们外出实习了，否则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抽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搞劳动。
回到学校上课后，学校组织我们对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流，谈感想。同学们都把在各地所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谈了许多见闻和感想，都是赞扬之词，显然这都是说的违心话，是那种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9年开春以后，听说有的农村因缺粮已发生浮肿病人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是国庆十周年时，桂林市区的副食品供应还显得丰富，街市上装上许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们载歌载舞的狂欢，显示出市区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很快就变了，到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种供应就要凭票了。不但早就实行了的布票、粮票，现在又增加了糕点票、食油票、糖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甚至连香烟、肥皂、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说形势一片大好，实在使人无法理解。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国防部长）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意见，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意见。仅仅因此，彭德怀与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的运动。我们学校的校长王一民也因右倾而受到了批判。原来紧跟王校长，说王校长就“像他亲生父母一样”的校团委书记，此时则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锋。真是落井下石，什么样嘴脸的人都有。对这样的小人我在心里十分反感。
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舆论一再为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唱赞歌，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生，当时我对许多事情尚不明就里，只是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在心里产生疑惑，因为组织上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相信社会主义，对许多问题尽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说，也未能往深层次去思考吧了。
很快到了1960年的春节，学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壮年劳力都还在外面修水库没有回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的三天，外出修水库的人才陆续回村。
由于当时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养的猪。过年了，食堂暂停伙，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开伙；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个中医生，多少有些猪肉及副食品之类的东西供应，我作为城里回来的学生，县食品公司也供应了一些猪肉，比别的家庭要好多了。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农民过年之日。以往家家户户要燃放许多鞭炮，还要舞龙舞狮，走亲戚，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喜闹声，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一片萧瑟的景象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对各家各户检查，查看生产队和各家是否有隐瞒和私藏了粮食，名曰搞“反瞒产”运动，不但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被批斗，我的一个婶娘有几十斤粮食没有藏好被查出来，被干部们捆绑起来进行批斗。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因完不成上面规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全广西各地都在开展反瞒产运动。上级压下来的高指标，各队必须完成，否则就是隐瞒产量，生产队的干部就要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捆绑吊打，把产量按上级的要求申报了，就过关了。如此的虚假产量能不害死人吗？
听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茫然了。怎么我们在学校时领导上给我们说的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现实中却是农民没有饭吃，一些干部和群众还要挨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去走亲戚拜年，家里也少有客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团聚，也增加一丝快意。
春节后不久我就返回学校。这是我4年来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的学习，排除种种不愉快的见闻，完成最后的学业。
1960年的4月中旬，我们毕业班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实习，273队在贵县（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被分配在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冶炼的富铁矿石。我们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都没有找到含铁高的富矿层；我们也爬到了镇龙山上，这里有较多的黄铁矿和毒砂矿，有地方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在此开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硫、砷都是有毒的东西，开矿的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饮食又特别差，民工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这一带是严重缺粮。我们虽然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但副食品供应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镇后，我们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也只供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别的一概没有。在那个年代，玉米饼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们才能买到，农民是不可能买到的。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给这一家，还有村上的众多人家谁来照顾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
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了平南普查组。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1958年在平南检查矿点时的所见所闻，至今尤在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砂矿的普查，地点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陈一带的山间平地中。旧地重游，当年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景象是没有了，只见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所烧出的结铁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废物。当年的民工们放开肚皮吃饭，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还要劳动，他们是如何生活呢？
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无精打采的，毫无生气，劳动起来慢慢的蠕动，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干劲。许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饥，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农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肿病。农村中一片荒凉的世界，少有人走动，偶尔只有几声犬吠罢了。看到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6月底我们的实习结束，回到了学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7月底就进行毕业分配了。
我被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且下学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放假期间必须很好的准备。8月份学校就给20多名留校人员发工资了，第一次领到工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9月初开学上课了，我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上课的结果同学们还是欢迎的，我与同学们相处得较好。此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劳动，主要是开荒种地，以图增加蔬菜、杂粮，补充国家供应的不足。我们教研组也种了几块菜地，下班后许多时间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课两个多月后，学校就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到龙胜县去摘茶果。龙胜是个山区，茶果多，大概因为当地农民要修水利，缺粮使许多人生病，劳动力缺乏，桂林市就组织不少学校的师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后，榨出茶油来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虽然留在学校编写教材没有去，但，不时也要搞些劳动。后来听回来的师生们说，这次去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体力大。当地农民缺少吃的，他们更没有体力去收茶果，如果我们不去，许多茶果就只好丢在山上了。
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的口粮标准也一减再减，从原来的每月每人33斤，减到30斤，现在又减到27斤，加上肉类和副食品供应少，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就因此而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营养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3个教师得浮肿病。全校有近300人得浮肿病。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都出现如此情况，农村中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学校一方面向市里申请一些豆类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组织部分教职工专门负责养鸡、养兔子、养小球藻，企图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以减少浮肿病人的出现。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寒假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了，集体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开火，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全靠杂粮和野山芋配合充饥。过年了更是一片静寂，没有一点生气。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100多人口，竟有几十人得浮肿病，其中有蓝耀甫、蓝耀德、蓝老荣等数人已因浮肿病而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饿死了，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饿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路有饿死骨”，我听到这些心里实在不好受，母亲还说到我家的一个堂弟，只有十岁，因饥饿难耐，一次大人们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属于他的那一盅饭也吃掉了，等大人们做事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遭到了她母亲的一顿暴打。谁会这么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会使人没有饭吃呢？
春节是过得很不愉快的，但我们家因为有父亲和我在外面工作，设法使家里增加了些粮食和副食品，总算不致于饿死。不久我就回学校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安排到野外队带学生实习。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个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15元（当时可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的津贴补助，而且粮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40斤，实在是一个美差。我们是带学生到栗木锡矿实习，协助270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到野外师生们情绪好多了，吃食比学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高兴。我见到矿山的工人们生活还过得去，下井的工人还可享受到营养餐，我们跟着下井也有这种待遇。但矿山附近的农村就差多了，听说有不少农民得浮肿病，出现不正常死亡的情况。难怪在矿山经常可见一些衣服褴褛的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乞讨。如果生活好过有谁会出来要饭呢？
从1959年冬以来，特别是1960年期间，不但我所见到地方有饥荒，出现饿死人现象，听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情况。1959年冬至1962年春，是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当年各级党的领导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这些领导人和当时的报纸、广播都说，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苏联逼债；三是少数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党的领导干部向我们作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要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这临时的困难；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跟党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能实现的。我的心中虽然有疑问，也只能听党的话了。
随着各级党的官员和媒体的如此宣传，此时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许农民种养搞副业，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从1961年春以后，市面上慢慢有些东西卖了，虽然价格昂贵，但，人世间显得有一些生气了，确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三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大跃进和随后发生的大饥荒。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苦难的岁月。
大跃进有多少人去大办钢铁，有多少人去大修水利，特别是大饥荒的年代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世时是从未向世人公布的，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
4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事情都清楚了，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所造成的，是毛泽东独裁专制造成的恶果。且不论毛泽东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共产主义怪论，他的种种倒行逆施，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造成如此的大饥荒，当时他们解析说是因为天灾，因为苏修逼债，这完全是在骗人。现在有人统计了当时全国的气象资料，1958年是好年景，其后几年也属正常年景，并无特大的自然灾害。而苏修逼债也根本无此事，是毛泽东为了批判所谓“苏修”，强装面子，主动要把苏联的债务还清（即使还这点债也不致于饿死人）。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祸，是毛泽东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祸所造成的。
有学者估计，三年大饥荒，全国大约有3千多万人被饿死，几乎接近八年抗战死亡的人数。这是一段多么悲惨的历史。号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和他的领导人毛泽东，他所制造的谎言和种种荒唐之事，使人民深受其害，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事实。我翻阅了80年代以来出版的广西所有各县的县志，其中有些县志在数字上说了真话，公布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具体数字。现就一些县的县志所统计的资料记述如后，仅从这些记载人们足可以透视广西乃至全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了。
平乐县：1958年7月平口水库开工，数万人投入水库工地；8月至10月，全民大办钢铁，全县8万多人投入挖矿炼铁、砍树烧炭。1960年元月至四月中旬，全县发生营养性缺乏而患浮肿病人13000多人，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人情况（死人数字未公布，估计在千人以上）。
临桂县：1958年9月1日起，组织3.5万人大办钢铁，10月中旬增至18万人，至11月中旬，在13个“钢铁基地”建成土高炉3000多座，烧去木炭2.63万吨，木柴60万立方米，拆毁民房1380间。10月20日，数万民工组成4个民兵师兴修青狮潭水库。
1960年春、夏，农村中因缺粮发生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儿童营养不良等严重疾病，当年出现死亡人数1.58万人（含灵川县）。
资源县：1958年1万多人大办钢铁，各村寨风景树几乎都被砍光。
1960年全县共饿死4200余人，皆因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等错误政策所致。
忻城县：1958年9月25日，县委决定抽114名干部，民工10441人，支援南丹县砍树烧木炭炼铁。10月11日，全县抽调7万多民工到红渡挖煤，14日向上级报捷，以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所谓“煤炭卫星”，27日，再放一颗110.35万吨的“煤炭卫星”，11月8日，又抽调5000多人上山砍树烧炭。
1961年因缺粮，全县饿死2191人。
河池市（原河池县）：1958年8月开始大办钢铁，全市投入7.3万人。
1959年全市正常和非正常死亡人数5532人，1961年浮肿病人达两万，相当数量的浮肿病人死亡。
柳江县：1958年大办钢铁时，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处搞炼钢炼铁，建小高炉，到处大砍大伐树木。9月23日，抽调1.7万个劳动力到鹿寨英山支援该县大炼钢铁，另抽6500人到宜山修龙江河水利。
1960年1.6万人害浮肿病，死亡率从1959年的11.8%上升到13.96%，1961年达到16.62%。
都安县：1958年9月开始，10万人上山砍树烧炭、挖矿大办钢铁，10月，6万多人开赴马山，支援该县大办钢铁。
1959年2月24日，全县开展粮食核产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61年全县发现浮肿病人58938人，出现饿死人现象（未列数字）。
横县：1958年9月开始大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24万多人，组成11个钢铁野战兵团，大搞土高炉，砍树烧炭，共砍树42万方，烧炭10万吨。1959年12月初，全县1万多民兵，前往上思县支援兴建那板水库，历时1年。
1960年因缺粮，患浮肿病2.1万多人，饿死4800人。
武鸣县：1958年8月，全县实行军事化，成立钢铁兵团、水利兵团、农业后方兵团，大办钢铁，大修水利。仅小陆炼铁基地就有4000多人上大明山砍树烧炭，共砍木材140多万方。
由于大办钢铁、水利，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7440万公斤，比1957年减产2173.5万公斤，下降29.2%。1961年底，全县有2850人饿死。
上林县：1958年12万多人上山挖矿、砍树烧炭来办钢铁；1961年因缺粮饿死2000多人。
田东县：1958年2.6万多人大搞钢铁。由于搞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运动，使农民严重缺粮，1959年5月中旬至6月10日，全县就发现浮肿病人3644人；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人3万多人，死亡4614人。
容县：1958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全县全民大搞钢铁，建炉群15处，土高炉477座，小土炼铁炉不计其数，烧碳1.69万吨。
1960年“反瞒产运动”，搞人人过关。至1961年底发现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小儿营养不良等病人96551人，死亡21967人。
德保县：1958年10月，全县组织远征军10个团3万多人大修公路和水库，其中调3个团8000多人到凌云县那楼乡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提出亩产粮5000斤，并向7500斤进军。为此，当年夏收之前，各屯将数块已经孕穗的禾苗并到一块田里，谓之“卫星田”；后因通风不良和病虫害等，造成粮食歉收，全县只产粮5452万公斤，比1957年少5.17%。农民因缺粮，从1959年至1961年间，饿死6328人。
贵港市（原贵县）：1958年6月起掀起大跃进热潮。夏收后开展反瞒产运动。9月底起大搞钢铁，历时3个月，先后调动46万多人次，成立6个民兵团，8个生产钢铁基地，建土高炉16307个，烧木炭24036.2吨。1959年1月12日，提出“实现水稻亩产40000斤口号”。
1960年3月至7月，因缺粮发现水肿病人23022人，1961年15249人，出现非正常死亡。
苍梧县：1958年6月掀起大跃进，8月29日至9月25日，全县成立9个人民公社。8月至11月大办钢铁，投入163105人，共炼出铁1485吨，烧结铁69721吨，办食堂2108个，年底2万多人兴修水利。
1959年4月，全县4级干部会，开展“反瞒产”运动。1958年至1960年的浮夸风，所谓“万斤亩”都是假的，如1959年全县实际稻谷总产量11620.14吨，亩产303公斤，而上报亩产552.5公斤，1960年口粮减到147公斤。因缺粮造成6万多人得营养不良和浮肿病，死亡26057人。
昭平县：1958年6月至9月，全县实现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9月起，10多万人大搞钢铁。
1960年，因饥饿患病人数达10多万人，年末死亡8146人，人口比上年下降14.66%。
合浦县：1958年8月成立14个人民公社，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堂开饭，一日三餐干饭，无偿平调社员生产、生活资料，造成极大浪费。9月起7万多人投入深翻改土，12.3万人上山开矿、砍树烧炭，大办钢铁。1959年2月起，因缺粮开始出现浮肿病人，至9月病人达4000多人。1960年1月上水利工地21万人，春、夏间浮肿病人有8600人死亡，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
上思县：1958年9月实现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办食堂955个。从9月起大办钢铁，1.3万人挖矿炼铁；10月起另组织2.5万人上山砍树烧炭，共砍伐木材10万方，放了一颗砍伐木材“卫星”。
1959年3月开展“反瞒产”运动。至1961年因物资奇缺，农民挖山薯、蕨根、芭蕉根等充饥。因缺营养，引起浮肿病增多，死亡3381人。
无须再举了，全广西乃至全中国绝对是如此。神州萧瑟，饿殍遍野，许多人被活活饿死，有的甚至全家死绝，是人世间少有的惨剧。
四
事实充分说明，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完全是谎言，是毛泽东发号召，全国跟着说空话、假话；而由此引发的大放各种“卫星”，更是荒唐、愚昧。大炼钢铁是百分之百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化、军事化组织完全是把农民当农奴，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种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灾难，已经永远载入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遗忘。
对于当年大跃进和大饥荒之事，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或者认为未必有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大跃进的种种胡作非为，造成了数千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这是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牢记历史，拒绝谎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根本制度上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任其独裁专制继续下去，类似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一类的灾难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晓明，《往事微痕》电子版第89期
三年大饥荒 谁来为受害者恸哭流泪？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09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刘少奇又对毛泽东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饥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饥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饥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
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原毛泽东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饥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三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饥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毛泽东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据毛泽东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四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饥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极权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极权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极权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极权的产物。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饥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极权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09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刘少奇又对毛泽东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饥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饥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饥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
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原毛泽东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饥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三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饥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毛泽东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据毛泽东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四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饥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极权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极权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极权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极权的产物。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饥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极权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邵燕祥：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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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I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I卫个人独裁。在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玄机。
“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Ｏ七Ｏ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 “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Ｏ七Ｏ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一五Ｏ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苏联一九三Ｏ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了。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了。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I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I卫个人独裁。在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玄机。
“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Ｏ七Ｏ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 “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Ｏ七Ｏ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一五Ｏ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苏联一九三Ｏ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了。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了。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转帖]读图：猫儿的全会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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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专访罗昌平：所有人都悲观的时候我反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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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你妈,顶起来, 【评】湖南25岁青年做脾脏手术左肾不翼而飞 官方调查http://url.cn/7ZVxp6
湖南25岁青年做脾脏手术左肾不翼而飞 官方调查2012年10月09日04:59中国青年报李丽 陈霏菲新闻 > 社会新闻 > 社会万象 > 正文http://news.qq.com/a/20121009/000247.htm[导读]25岁刘勇接受脾脏切除手术，左肾却不翼而飞。刘勇怀疑肾被医生“偷偷切除”，但医生称其左肾先天性发育不良，是“哑肾”。湖南岳阳卫生局称医疗事故鉴定后，将对此依法依规进行处理。9月24日，湖南岳阳，刘勇手术后“少了一个肾脏”，腹部留下了长长的伤疤。图/记者张轶
本报讯(记者 李丽 实习生 陈霏菲) 湖南25岁的刘勇接受脾脏切除手术，左肾却不翼而飞。刘勇怀疑自己的肾被切掉了，但他的主刀医生却认为刘勇的左肾是先天性发育不良，是个“哑肾”。日前，湖南省岳阳市卫生局答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称，“市卫生局已做通医患双方工作，正式委托岳阳市医学会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患者目前在配合鉴定程序进一步检查”。
去年，刘勇在岳阳市湘岳医院接受了脾脏切除手术。可是，今年9月，他因身体不适在医院检查时，医生没有发现左肾。刘勇怀疑，在去年的脾脏手术中，自己的肾脏被医生“偷偷”切除了。因为在术前，刘勇曾在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过彩超检查，报告单显示“双肾形态大小正常，轮廓清晰，表面规则”。
为刘勇主刀的湘岳医院医生陈学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切除”肾脏的说法。他认为，刘勇的左肾是先天性发育不良，实际上是个“哑肾”。对于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陈学金回应说“做检查的医生出现失误了”。
湖南省岳阳市卫生局医务科表示，“卫生行政部门会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本事件进一步调查清楚，鉴定结论明确后，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012-10-09 05:49:45
那这个医生就是承认在没有通知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况下，偷偷的把患者的肾摘除了呗，居然还说出了哑肾，就算是哑肾，也得在摘除之前通知患者家属吧，就算手术前没通知家属，也得在手术后告诉患者吧，你一直都没告诉，就是刻意的隐瞒，你不是凶手，是什么，而且那个肾，在手术前的检查是一切正常的，到你这就哑肾了，还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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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QQ空间说说昨天 11:13 阅读(1.2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41)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不会让孩子吃残羹剩饭；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所以请不要再把党和祖国比作母亲。你饥寒交迫、没钱看病时，他们不会理你。 .查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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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仲华
【保钓运动】1971年1月29-30日，美国华人成立保钓运动委员会，3000余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举行保钓示威。4月10日起，台大、台师大等高校学生在台北举行保钓示威，要求蒋介石维护钓岛主权，台外交部遂发表主权声明。此时大陆在干什么？美国于当年移交钓鸟行政权给日本，大陆次年就与美日建交，为什么？！相关频道：辛辣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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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贪污，不腐化，不搞女人，非常爱国，他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对外，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奋斗终身，最后以身殉国。我们如何评价他？他是谁？是希特勒。如何评价一个领导人？其实并不复杂。只看他对全社会，全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他救了多少人，还是害死了多少人。希特勒害死了将近两千万人。相关频道：辛辣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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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接受过以下培训：浦东干部学院市长发展研究班、中央党校中青班、中组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小康社会领导者培训项目”专题研究班、中央党校秋季市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修班、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城乡规划专题研究班、井冈山干部学院中青年干... http://url.cn/P4cNwQ相关热点：湖北副省长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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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副省长郭有明、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人民大学招生处长蔡荣生……接连被调查。区区一个处长，涉案金额竟达数亿，而自主招生是敛财之径。只开了个小“口子”，就成了流脓的地方，腐败真是无孔不入！权力缺乏监督之害，可见一斑！摒弃暗箱操作，让阳光照进权力运行，势在必行！ .查看图片..相关热点：湖北副省长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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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办有油水，大家是有耳闻的，但竟能把主任养成亿万富豪，还是出离了想象。这哪里是高校，分明是贩卖文凭的公司，这大学再开下去，都要进世界500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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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们开会，谅必象有些人一样，有点人所不知的名堂，其实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猫头画王不是虎。
猫对它所能猎取者，狰狞威猛，遇上比它强者，一溜烟跑开。狡诈得很。
尾巴直立，是作威作福的象征。
是啊，鼠疫太可怕，要避开。再说，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有特别供应，就不用抓老鼠了。
“国宝”熊猫等，都在退化。
猫儿们实在太有趣了。
来源：京华时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图/CFP
原标题：媒体人当举报人是无奈的举动
5月12日，罗昌平等到了。
这一天，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场发酵5个多月的公开实名举报终于有了结果。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有作风问题，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
有人说，这是微博反腐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不过，罗昌平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刘铁男倒台标本是不成功的，更不可复制。近日，罗昌平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详细还原了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始末和心路历程。
□谈动机：想试探政府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最初怎样介入调查这件事的？
罗昌平：最早是在2011年的七八月，我在微博里发现线索，就安排让一个记者调查。当年11月，《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式收购》和《倪日涛沉浮》。报道涉及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他的老婆孩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里持股，刘还以发改委的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取银行贷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商结盟的案例。
京华时报：怎么从媒体报道演变成后来的举报？动机是什么？
罗昌平：后来很多人猜测我的动机，有说“奉旨爆料”“情妇维权的枪手”“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很多媒体想电话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动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事态每一刻都在变化。
初始的动机，我觉得这事情风险可控。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的平台来爆料，我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风险系数没那么大，我也是想试一下，看看政府的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罗昌平：想过。第一个就是马上被屏蔽，第二个就是打击报复。我想的最糟糕的事是我被免职，这很有可能。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因为这事足够透明了。
京华时报：会不会担心被利用成为斗争的工具？
罗昌平：我考虑了这个因素，只要自己与这事没有利益冲突，我担心什么呢？我反感“斗争的工具”这一说法，按此推测，我们媒体的任何一篇报道都可以扣上这样的帽子，那我们还做不做事。
其间，有人来找我们，来回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证据。我和我的同事张鹭（《中国式收购》第一作者）都拒绝了，我想尽量保持中立，不能在这个事情里有利益关系。
□谈过程：发微博避免断头新闻
京华时报：举报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说“造谣”，紧接着刘铁男出现在出访的新闻中，你当时什么反应？
罗昌平：当天真的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出乎预料，我的情绪都是时涨时跌。我11点多发的微博，就想只要能撑到下午3点就可以了。但是中间有同行打电话告诉我国家能源局接受采访说我是造谣，他们要报警。这条新闻发出来后，很多媒体官微开始转载，舆论开始一边倒，反而救了我。
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刘在出访参加活动的照片被贴出来，王岐山书记就站在刘铁男的后面。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京华时报：后来事情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直到今年初的一条微博。
罗昌平：举报后开始受理，走程序，我配合各种工作。但是直到今年1月30日，事情毫无进展，我就发微博说“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其实是将一军，希望能引起更多关注，不然又成断头新闻了。但戏剧性的事又发生了，当晚新闻联播出现了前一天刘铁男参加活动的画面，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事实上，5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也出现一些波折，导致调查遇阻，不得不重新取证。
京华时报：公开举报在先，对纪委调查有什么影响？
罗昌平：以媒体人的身份公开实名举报高官，这其实给纪委带来非常大的调查难度。原来查一个案子，所有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现在公开化了，当事人、涉案人有很多时间来做充足准备，这也使得这个案子中发生了很多曲折和意外。花了5个月，最终能有所突破，已经非常不错了。
□谈影响：有人去老家私下调查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说“三四月份是艰难绝望的”？
罗昌平：当时我最亲近的人得了绝症，那段时间处理家事，要回老家，要忙工作，还要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同时要兼顾随时配合调查，所以很艰难。这些事也没怎么跟人讲过。
京华时报：举报的事家人知道吗？
罗昌平：举报第三天，姐姐就知道了。一周后我父亲也得知了。他们一直关注我微博。有时我出国，网友就说“罗昌平外逃了”。我怕家人担心，天天得给家里打电话。
京华时报：刘铁男找你们单位交涉过吗？
罗昌平：《中国式收购》发表后，刘铁男派了一名司长来公关，他们说报道非常客观非常正确，但希望能消除一下负面影响。到我举报时，可以在我博客看到报道，但网上的转载都没了。
京华时报：有没有遭遇过人身威胁？
罗昌平：我和记者张鹭老家都是湖南的，曾有人去调查我们。他们用很温和的方式，说我家有几口人，还有一些特定的信息，等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威胁。
□谈反思：不提倡媒体人去举报
京华时报：你揭露的贪腐高官有多少？
罗昌平：我原来出过一本《递罪》，是关于湖南郴州的官场地震；今年又出了一本《高官反腐录》，汇集了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都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收集到的落马的公开材料。这些人里，我能认出80%以上的照片，对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不能算是我揭露的，只是我报道了其中很多的个案，大概在30人左右。
京华时报：网络举报会给反腐带来质变吗？
罗昌平：很难。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
京华时报：对这次事件，有网友评价是反腐的“里程碑”式进展，你怎么看？
罗昌平：我并不看好“里程碑”的说法，这仅仅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如果以刘铁男倒台作标本，它是不成功的，也不可复制。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很长时间，证据核实需要非常严谨。不可能每一次都由媒体人通过微博举报，也不可能轻易找到一个省部级官员的贪腐证据。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媒体人变身爆料人的角色转换？
罗昌平：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事实上，我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伤害到我服务的机构，对此我很愧疚，我也向我的团队和老板致歉过。我只是觉得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想试一下。
□谈机制：应保护受干扰举报人
京华时报：举报人保护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罗昌平：如果有人举报，有关部门如公、检、法、纪等应该启动一个评估程序，分两部分，一是大体核实事实的真实性；二是要评估举报人的安全等级，根据不同等级启动不同保护措施。
关于怎么保护，首先，可以建立一套保密系统。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人制度就是非常保密的，每次举报都有一个编码回馈给举报人，举报材料及举报人信息也以编码的方式自动进入系统，实现公检法在某一个层级的互通，提高办案效率。
第二，要有一个干预制度。如果举报人受到非正常干扰，应该启动保护程序。比如当天我举报后，能源局说报警，即使真有警察出动，这在以往看来也不罕见，这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制止。
第三是事后追责。以前，安徽的一个举报人举报属实，调查部门要重奖他，但他不敢去领奖。《中国青年报》做了一项针对8000多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八成人不看好实名举报，对举报后果也很担忧。能源局之前辟谣，现在看来就很不妥，如果有事后追责制度就比较好。
京华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这次举报？
罗昌平：我用自己的“举报信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会给权力系统一个警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监督。
□举报始末
●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将报警处理。
●2013年1月7日，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当晚，刘铁男出现在新闻联播中。
●2013年3月，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京华时报记者刘佳实习记者聂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