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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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眞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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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允涛
【全球唯一没有军队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是全球唯一没有军队的大国.我们除了军委和国防部,国家不设一兵一卒,某个政党拥有的军队也一再表明他们只忠于党,不会国家化.所以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要说威胁,那也只是来自某个政党的军事力量的威胁,与国家无关。。。
|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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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中，群众批判“四不清”干部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是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转折。1964年，又因一个“四清报告”得到毛泽东赏识使小站闻名全国。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事件记述如下。
三个“反革命集团”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1月中下旬至2月中旬，区委派工作队先后进驻小站地区。
3月下旬，周扬来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村蹲点，因周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也一同去蹲点，南郊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自然也陪同参加。当时有“四进士”下西右营之说。周扬蹲点就住在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家里。
1964年3月，在天津做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到小站地区，分别到西右营和小站公社、小站镇走了走，看了看，简单地听取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就断言“小站地区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他竭力夸大敌情，说“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是“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工作队同当地干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直接授意在西右营村炮制了“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坨子地村炮制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在小站镇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张凤琴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运动，1952年组织了西右营村的第一个互助组，翌年又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及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3月26日，陈伯达来西右营了解“四清”情况，先听了工作队的汇报，然后去看周扬住地张凤琴家。陈在张家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尤其是看到了张凤琴住房的双层玻璃，发现了“问题”。原来张凤琴当时新盖了三间“穿靴戴帽”的土坯房，屋里存有一些稻谷。所谓“穿靴”，是指盖房时只在墙的底层砌有7行砖，墙壁都还是土坯的；所谓“戴帽”，就是房顶上铺一层瓦，窗户是两层玻璃。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根据陈伯达的“指示”，驻西右营村工作队匆匆忙忙搜集了张凤琴政治上和经济上“四不清”的材料，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是“假贫农、假劳模”，“十几年来以反革命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
张凤琴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陈伯达于7月12日、7月17日、9月23日几次去西右营找工作组和积极分子谈话，鼓动批斗张凤琴。陈把矛头指向区委，说“我们要看到张凤琴有下边的根子，也有上边的根子”。他无中生有地认定张凤琴有重大贪污问题，张凤琴仅有的卖稻草的70元钱也被没收了。陈听到从张凤琴那里没有追出钱来时对工作组说：“这么多人搞一个人，才搞出70块钱来，太可怜了，这见不得人，讲不出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还说：“张凤琴是个顽固的石头，不大好改。不要审查材料，光看她的房子，见她一面，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88名成员中，12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他处分，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亲属138人。
周扬去西右营短期蹲点是在3月下旬至5月下旬，以后就返京了。6月8日，周扬写了“关于西右营大队张凤琴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华北局并报中央”，约6000余字，对张凤琴的问题也是按陈伯达给她的定性写的。
陈伯达炮制的第二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解放前，姜德玉以打苇子卖钱、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解放后，他带头走互助合作化道路，1952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曾任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195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958年，被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教授。1959年，随河北省参观团到苏联访问。曾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姜德玉的问题，“四清”时并非是初次涉及。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向陈伯达反映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翌年五月，陈伯达再次来这里，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富农分子的所谓“证据”。天津市委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
陈伯达这次从西右营返回市区几天后，又来到了坨子地村，中午在这里吃了“忆苦饭”，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工作队立即把姜德玉确定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7名成员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其他党纪处分，3人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3人被判刑。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的第三个反革命集团是“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解放前靠扛活卖短工维持生活，解放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骨干。1955年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回民董事会会长。
1964年2月，工作队进驻小站镇。陈伯达在去坨子地之后，来到了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是“出身土匪世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张玉仑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进行了残酷斗争。
工作队搜集拼凑的张玉仑的材料说：“1942年以前的20多年间，张玉仑家是土匪常来常往、落脚联系的据点。日伪时期张玉仑当过伪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民众自卫团的班长和反共锄奸组的班长。”“张玉仑的叔叔是土匪，父亲是土匪，当过盐巡，贩卖私盐，给土匪说‘票’。”给张玉仑罗织了5条主要罪状，即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党内，篡夺了基层党的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说“张玉仑惯用反革命两手，伪装积极，假报成绩，骗取了区、社某些领导的信任，窃取了各种荣誉，一步步地篡夺了小站镇的领导大权”。随即，罢了张玉仑的官，清除出党。1964年12月，将张玉仑逮捕。1966年1月，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张玉仑反革命集团”89名成员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1人判刑。
小站地区当时参加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314名，遭受不同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7%。
1964年7月下旬，陈伯达通知小站地区三个点的工作队负责人到北京，编写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材料。当时赴京的十来个人，都住在武王侯天津驻京办事处。陈伯达每天都去武王侯讨论编写材料。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编造了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三个反革命头子的历史大事记。8月4日，陈伯达将“分布图”及“大事记”报送中共中央。陈伯达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送上天津小站地区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并附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分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有所反映……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仑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到县级，供大家参考。如何处理，请中央批示。”陈还说：“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能写出。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中共中央于8月12日转发了陈伯达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发给省委、地委、市委和县委。中央批语说：“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就给小站地区的问题定了性。
“小站四清报告”的起草过程
陈伯达授意天津市委将小站四清夺权斗争发展过程向中央写一正式报告，当时在小站地区蹲点的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接受了这一任务。8月中旬，在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王亢之传达了陈伯达的意见，当时指定我协助他参加起草工作。我在办公厅工作多年，包写过各种材料，但是接受这件任务则是诚惶诚恐。因为我对小站“四清”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况且是党内“理论权威”交付的事，岂可等闲视之。
首先，我随同王亢之到三个点了解情况，先后用了两周的时间，其中在西右营村住的时间较长些。那时周扬早已回京，方纪在这里蹲点。我们都住土坯房，出门走土路，到处都是土。遇上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行走十分困难。小院里连土茅坑都没有，上厕所都很困难。来这里岂不是受罪？不，当时是心甘情愿来锻炼的。这里的工作队有几十人，还有北京来的，有人向我介绍说，夏衍的女儿也来了。到这里锻炼什么呢？难道是锤炼整农村干部的“红心”吗？我们都住在城市带卫生间的楼房，却下来整住土坯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生活的小农经济离着复辟资本主义还远去啦!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却那样单纯、那样虔诚。
这三个点都有强大的工作队，都写出了长篇的总结材料。我随同王亢之用了两周的时间走走看看，然后回津躲在家里起草报告。我以三个报告为基础，反复琢磨考虑工作队整理的陈伯达的谈话精神，“日间挥写夜间思”，甚至连做梦都神游到这个地方。这样用两周时间编写出了第一稿。那时候写文件都是个人单干。送王亢之以后，他比较满意。那天上午11时他动手修改，下午、夜晚继续，直到翌日凌晨5时修改完，一气呵成。王亢之不愧是当总编辑出身，从写作技术上看，修改得甚好。他在原稿纸一侧粘贴上一张同样大小的白纸，用毛笔在上勾画、修改、增删，十分清楚。报告的题目和文中的标题修改了，观点鲜明，做了较多的修改补充，增加了部分重要内容，从文字技巧上看使报告大为增色。这个长达两万多字的文件，是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整理的最长的一篇报告，当时觉得也是领导修改得最出色的一篇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第一部分是“小站地区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是“四清运动以前，这里是谁家的天下？”提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第三部分是“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第四部分是“工作组遇到区、社、村干部的抵制”。第五部分是“群众初步发动，革命声势不足”。第六部分是“大军压境，展开夺权斗争”。第七部分是“改组区委领导”。第八部分是“运动的重点转入清算经济问题”。最后一部分是“九点体验”。一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二为“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才能取得群众信任”。三为“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四为“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五为“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六为“要学会掌握运动火候”。七为“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八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九为“一边抓运动，一边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写材料难道完全没有自我判断能力吗？这难道都是你想说的话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那时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还是深信不疑的，对开展“四清”运动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其二，作为我们这样的“写手”，历来是不允许离经叛道的，无论写什么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得越出一点，哪怕你是身负重要责任的官员。中共十分强调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盖出于此。
这个报告改好后即送印刷厂排出小样，我改一遍，王亢之修改一遍，还请方纪修改过。这样反复修改了几遍，已经到了9月中旬。听说陈伯达要来审稿，重新改排成向中央报告的四号字文件。9月20日，那天正逢中秋节，又是星期日，王亢之让司机找我到他家，告诉我陈伯达昨晚来津一事。他说：“老夫子（那时党内对陈伯达的习惯尊称）看了这个报告稿，认为基本上可以，又提出一些意见……”还说：“老夫子今年60岁了，连夜看稿，今天这个中秋节你也别休息了。”我说“当然，我今天就改出来”。陈对整个报告结构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对于其中讲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如说集团的一般成员，要争取他们坦白交代，促使他们“迷途知返”等等，还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
我们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提交市委常委会议讨论。既然“老夫子”都过了目，市委讨论时只对个别文字提了点意见，顺利通过，于9月25日以市委名义上报中央。
10月24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副题是《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指示是刘少奇亲自起草，毛泽东签发的。“指示”首先说：“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指示”分析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做法之后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认真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央发了“前十条”、“后十条”等一系列文件。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这些文件的下发，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经验’。”“这个指示和小站‘经验’的下发，更加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夺权风，重复了土改中‘搬石头’的错误，即把广大基层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
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夺权，这个报告经刘少奇起草中央指示、毛泽东签发后，在全国掀起了夺权运动，成为文革夺权的预演。
“四清”夺权探源
小站地区这场浩劫是陈伯达一手炮制的。陈伯达当年不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没有在第一线担任要职，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养尊处优，而不辞辛劳地多次跑来天津呢？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与他毫不相干，他为什么抓住不放，硬是把他们打成三个“反革命集团”呢？为什么当时市委有关领导人那么尽心竭力地执行他的指示呢？为什么几百个工作队员都那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呢？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
这场浩劫的发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看法。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自“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第一，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斗争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四清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介绍了不少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你看，小站地区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列为全国修正主义的典型，这怎么得了？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之所以畅行无阻，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中央领导人，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党内名列前茅的“大秀才”。只因为他来小站“蹲点”，毛泽东几次讲话又提到小站问题。他的“指示”够得上“一言九鼎”，岂能忽视？记得当时只有长期在农村工作、了解张凤琴等人的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宣传部长陈喜荣、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等人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刘晋峰等被陈伯达视为“反革命集团”上面的靠山。在中央转发陈伯达给中央的信中，所报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已经把刘晋峰等人作为上边的“根子”都列上了。陈伯达指令市委改组南郊区委，谁能阻挡？陈伯达提出让王亢之兼任区委书记，王亢之不同意，市委才另选派他人。事实很明显，陈伯达抓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论断的正确。陈伯达过去在中央没有担任过行政实职，下来只是做调查研究，处处以“小小老百姓”自居。早在1957年下半年，他来天津到市委机关大楼一楼，竟要市委书记黄火青陪他到各个办公室看看，当时我和同事王左正在办公室，陈和我们一一握手，令我“受宠若惊”。这次他在小站地区可不是只说不做了，而是真正做了，“小小老百姓”也发号施令，亲手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以此向毛主席邀功。陈伯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抓“小站经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他在1966年获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要职做了铺垫。
有一首流行歌词唱道：“我是一个戏子，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言语。”记得过去我听后心底常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由默默地叨咕：“我是一个文字匠，我写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当年我编写“小站报告”就是如此。当我构思今天这篇文章时，不仅想到这场浩劫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还想到当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的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小站镇工作队有150人（全镇人口11000人）、西右营工作队26人（全村人口1100人）、坨子地工作队25人（全村人口490人），工作队的人数分别为各地人口的1.5%、2.5%、5%左右（参加锻炼的学生未计算在内）。我对工作队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是比较熟识的。例如方纪，他是“一二·九”时代在北京大学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老延安”，又是才华横溢的大作家，是令我十分敬佩的。可是历史竟如此诡谲，当时谁能料到两年后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夺权狂飙——文化大革命。多数领导人都经受了类似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的遭遇，方纪竟被迫害致残。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是“一二·九”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从1956年起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方面以及文教工作。由于陈伯达多次来天津，他与陈在工作上联系比较多，对这个党内“理论权威”自然也是很崇敬的。历史的偶然又把他推到小站地区“四清”蹲点的岗位上，实事求是地说，他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是很认真的；同样实事求是地说，他这个人并不“左”。他关心和爱护干部，不整人，讲友情，是有口皆碑的。正由于王亢之为人光明磊落，他在文革初期，1968年3月1日被迫害致死。在党内斗争中，每个人几乎都徘徊在两个相反立场之间。一位老同志离休后曾私下叹喟道：“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不是整人就是防止被人整。”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那个年代复杂的政治斗争的。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张伟茹
【河北永年县50多辆警车救护车在征地现场严阵以待，村民外逃！】1月4日，河北永年征地，补偿农民每亩每年2000元左右，而菜农种菜一亩收益可达1-2万。政府以孩子所在学校和亲属公职要挟强迫村民签字。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和公安部“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而征地现场却停满了大量警车。1月13日 15:28 阅读(1.4万)
炎黄春秋编辑部
窦海军【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民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高峰。春秋战国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封建统治的终结点也是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http://url.cn/MgAr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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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编辑部
胡鹏池【“四个伟大”的由来】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www.yhcqw.c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899199.html发布时间:2014-01-18 03:23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在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
早在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常人无法理解，过去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现在叫“大折腾”。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那天上午九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
十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3+1=4了。其中三个是陈伯达提出的，一个是林彪提出来的。
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二、“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导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它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
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至于“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
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
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
三、蒯大富与“四个伟大”
2009年4月27日，在一次有蒯大富参加的清华校友聚会时，两位文革时在校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友曾经专此将蒯大富唤过来，澄清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是否是你老蒯“拟稿”？
蒯大富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确实是我拟稿的。
蒯随即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67年春末，位于二校门的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
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他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人不知。虽然比起林彪来，他仍然是“小不搭拉子”，但他以他自己的名义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名义请林彪题的词，叶群是欣然同意的。
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四、“四个伟大”的林彪题词提前发表
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
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从上述报导中，人们清楚的看出林彪题词的缘由是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本没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清华文革的大事日志》描绘了那天清华园内的热闹景象：
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展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注6】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通过时间的提前，缘由的变更，林彪题词的份量加重了，“五一节”的份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份量却降轻了。人们看不出林彪的题词与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不明真相、不知就里的校外群众甚至会认为蒯大富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只不过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题词”而已。
笔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来直接解释与说明“变化”的原因及过程。
笔者初步分析：
作出“变化”决策的，只能是林彪本人或者是叶群的主意，即使是叶群的主意也一定会得到林彪的同意。
如果是由林彪本人直接指示的话，那么就与林彪对蒯大富的看法有必然的关系。而林彪对蒯大富是确实有很负面看法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注7】
虽然，林彪说这句话是在题词之后，但表明了林彪内心对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充当中央文革马前卒的蒯大富的不满是由来已久了，也表明了林彪对“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完全赞成的。
如果这个“变化”是出于叶群的主意，那说明在这一点上叶群的眼光颇为“远大”。叶群充分利用了这个题词加大对林彪的炒作力度，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而不想让蒯大富这个“小不搭拉子”独擅其美。
对于这个“变化”，清华大学师生同样也是十分敏感的，对清华文革进程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学回忆说：“这个题词，确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听蒯不止一次的说林副主席答应给题词。”“到了五一前，又听说，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那天题词到了清华，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我参加了。我们排成一排，一位举着题词左右走让大家看，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我问过蒯，这个原字哪里去了？假如在，就值钱了。蒯说，后来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参加了塑像制造的戚同学回忆说：记忆中林彪的题字确实是为清华的毛泽东塑像提的。当年五一前夕（好像是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夜里）派人从中央取来的题字原稿，然后突击刻在塑像的基座上。至于题字被发表在五一报纸上，我认为应该是为扩大林彪题字的影响吧。
孙同学在文革时是蒯手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回忆说：然而，题词发表时却“抹杀”了老蒯的功劳。------塑像题词已堂而皇之地改变为“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同时老蒯能捞到的政治资本也大打折扣了。【注8】
当时的清华围绕着“解放干部问题”已经初步形成了意见不同、情绪对立的两派，站在蒯大富对立面的是以沈如槐、孙怒涛等为首的“414派”，当时的组织简称为《414革命串联会》。工物系的孙维藩同学是《414串联会》的一名普通群众，他在日记中写道：
1967/5/1星期一晴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六七年五一节”。这是为我校毛主席塑像题的，但报上没说，看来中央对老蒯是有了解的。【注9】
林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题词发表时间与缘由的“变化”，居然被清华《414》的群众理解为中央对蒯大富的看法是有保留的。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注10】
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意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虽说林彪不是“四个伟大”唯一的原创，但他是原创者之一，他的地位及他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陈伯达与康生，所以将“四个伟大”挂在林彪的名下，不仅是“自然形成”，也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的真实。
打个比喻，如果将“四个伟大”比作为一项专利，林彪就是唯一的“专利注册者”。“专利注册者”也不一定是“专利发明者”，而其它在“专利”发明过程中的参与人，又从来也没有与林彪来争抢这个“专利权”。
曾经喧嚣五、六年之久的“四个伟大”是“个人崇拜”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事，搞清楚它形成的过程，再现当时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阎长贵先生是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在他的《关于“文革”中“四个伟大”由来的历史考察》及《“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两文中，相继郑重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并向读者呼吁“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了。”【注11】
笔者认为阎先生的理由是有一点的，但是不充分。阎先生的这一“呼吁”也是不必要的。笔者一向对阎先生治史的严谨态度深为感佩，但对在这一点上的“史识”却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四个伟大”归结于林彪的名下，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更大、更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仅以陈伯达、康生，也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其它人曾经参与的历史细节而淡化林彪的主导作用，这倒不是历史的真实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意思。
诸如“四个伟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关于“三个副词”的由来就是另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面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作为前置状语，后面是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和发展”，联在一起，不知有多么好！当年，凡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再版前言”无不倒背如流；即使缺少文化的，如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一手培养的“顾阿桃”这样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倒背如流，可见这“三个副词”的普及程度。
但是，“三个副词”也不是林彪首创的。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
“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
如此说来，“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只是一个应用者。
随着林彪所一再推广的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蓬勃展开，随着“小红书”人手几册随身携带，“三个副词”早就变成林彪的了。林彪既没偷，也没抢，就像“四个伟大”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归属于他了。当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说的，谁也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在先。
笔者在文革时就是在北京的大学生，也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不知道周围的同学中有谁知道这回事。直到前几年，看到吴法宪的回忆才知道历史上竟曾有过这样一出戏。更想不到当下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硬要将此发明权“谦让”地还给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说过这“三个副词”，但后来归于林彪了。无论是在邓失势时还是得势时，他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放弃了。
再举“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一句口头语，与形容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这句话被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
1、“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
2、“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1966年“五一八”讲话
3、“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第一个用“顶”，第二个用“超过”，第三个用“等于”。
正是由于林彪的反复推销，“一句顶一万句”家喻户晓，在“造神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归属于林彪的创造。
对此，现在也有人为林彪“抱不平”，比如堪称“林彪研究专家”的舒云女士居然说：“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个形容词，像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样。”
解放后，林彪之所以从一个长期养病的“老病号”异军突起，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宝座，并不主要是靠他解放前的军功，更重要的是靠他狂热的、无节制地推行“个人崇拜”起家的。当年这些“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一句顶一万句”与“顶峰论”、“天才论”、“四个第一”------全都是林彪“造神运动”中的“主打歌”与“组合拳”，它们在“造神”的同时也为林彪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如今这“三个副词”、“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与林彪其它许多阿谀奉承的话全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当年的“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如今想甩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就像背在背上的一只湿漉漉的粪袋子，早就凉溲溲、臭哄哄地贴紧在林彪的背脊梁上了，现在想甩，晚了！不可能了！谁让你当初当作宝贝似地捡了去的呢！
六、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
前述，如将“四个伟大”比作一项“专利”，作为“专利权”拥有者的林彪当然也是“专利”受惠者。当亿万军民在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之际，这位“造神运动”的大祭司也同样享用了亿万军民“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祝词。
那么，此项“专利”有没有审批同意者呢？
有的，他就是毛泽东。
早在“四个伟大”还处于“3+1”的雏形阶段时就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口宪”御批。
笔者注意到在吴法宪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相关叙述，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开始前，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
这个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四个伟大”中的“三个伟大”与“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当时审阅时就已经分别同意了的。
在“四个伟大”流行的五年多时间内，毛泽东耳听目睹了无数次，他早就用他的“微笑”在全国军民面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虽然间或也有不满的发作表演，但都是在内部极小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人与闻，毛泽东既不强调，也不重申，更不连续。
“四个伟大”面世三个多月后，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文件中，亲自将“四个伟大”删去，但却没有任何文字上的“批示”及语言上的“指示”。当然，凭周恩来的精明与细致，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他能有什么具体动作呢？他也只能当作是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这样一次对外讲话的记录稿，当然会有多一些的高层人知悉，但他们又能怎样想呢？
喔！又一次的“伟大谦虚”！我们怎么办？只能该怎样喊还得怎样喊！
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这一次，毛泽东将自己对“四个伟大”的不满情绪宣泄得既浓郁又清晰。既然是惹你“讨嫌”了，那你就下个命令不就得了吗？也没有。事涉“伟大领袖”，又涉“亲密战友”，天大的事，你又没有一个正式的“最高指示”，谁敢造次啊？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心态就是既要表现“讨嫌”，又不加以阻止，先就让这件事糊里糊涂的混下去，真要挑明态度还得寻找另外的时机。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刘少奇已经作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于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在枝节上有所明朗。有一次，他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注12】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分歧已经呈现在与会的党国要人面前。会后，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微妙的时机将他对“四个伟大”的不满进一步公开表示。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注13】
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
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七、结语
一、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并不是由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引起的；相反，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却是由对林彪的讨嫌引起的。
二、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的原因：
1、享受精神上的愉悦。诚如陈毅在诗《手莫伸》中所写：“颂歌盈耳神仙乐，爱河饮尽饥若渴。”
2、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为了打倒刘少奇，所以他不仅容许个人崇拜，而且要制造个人崇拜，所以他批准并长期容忍了“四个伟大”。
前者是常人之人性之弱点；后者是“伟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之处。
三、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降温的原因
1、九大开过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式的“个人崇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毛泽东一向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他曾这样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注14】眼下，刘少奇已经打倒了，面对军方势力的日益坐大，林彪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势必要对林彪下手。于是，新的革命阶段来到了，新的革命目标也已经锁定了。
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降温，就是对这个新目标的“釜底抽薪”。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升温”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今“降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四、当年毛对“个人崇拜”的“降温”，仅仅是针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搞掉林彪后，“个人崇拜”以新的形式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终毛之世，不可盈绝，忽忽至今。
注释：
【注1】：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页。以下简称为“阎书”。
【注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注3】：阎书57页。
【注4】：阎书57页。
【注5】：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
【注6】：原蜀有、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3页。
【注7】：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注8】：以上均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前后
【注9】：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164页。
【注1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1人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注11】：阎书55-58页。
【注1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八）“林彪事件”
【注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三节：“毛、林交恶的根由”
【注14】：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陆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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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你们高举MZ大旗,令无数国人为之抛头颅撒鲜血.今天,权贵得利者站在先烈流血的土地上,却告诉我们这绝对不允许.现在看来,当初追求MZ现政只是你们党的幌子和骗局,推翻民国篡取証权才是目的.民国是旧社会的话,你们则是万恶的黑社会.现在,我们只希望今天的自由和MZ化能够达到民国的水平,这不过分吧?
Hedrick Smith：苏联的犬儒病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1MTA4MA==&mid=100037201&idx=1&sn=8c3422bbd2cea9a5b77918cf2111495f&scene=3#rd 下面的文章是《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
苏联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1976年的《俄国人》中，向读者讲述了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首先，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象征，用来判断其它人是否忠诚。”（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一位高级编辑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
这位编辑还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他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由于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社会看上去毫无改变的希望，许多俄国人就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态度，物质主义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多享受一点生活吧！”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人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政府的行为。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
“第一，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
张伟茹
【2013中国十大巨亏企业清一色国企】合计亏损高达497.24亿元。其中6家今年第一季度亏损已达44亿元。国企高管已经成为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用承担风险和社会责任，但可以享受政府级别待遇，并且收入可以是同级别官员数倍、数十倍，在公款消费方面几乎不受限制！全世界的官员都没法与中国国企领导比。http://t1.qpic.cn/mblogpic/ebe5e93e867957a022e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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