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副总統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教师伊力哈木因犯分裂国家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http://url.cn/Mt0Ojl
坐山雕三世
纽
约公车共6800辆，其中95%是消防和警车；北京公车超7万辆，怎能不堵？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市领导6人：1市长，3副市
长，2议长；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市领导7人：1市长，4副市长，2议长；四川松潘县，人口7.3万，GDP5亿人民币，1书
记，1县长，14副县长，中国人民怎能不苦哬！
陈学梅
腾讯，请把我刚才写的#长微博#《集美区国土分局欺上瞒下露出马脚,不知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还给我！
@腾讯微博 @腾讯薇薇 请把我刚才写的#长微博#http://url.cn/FG6fkK 《集美区国土分局欺上瞒下露出马脚,不知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文还给我！为什么随便删除文章?著作权是属于我的,删帖你应该打声招呼。怎么可以如此和用户耍流氓！！！
肖仲华小号
【工具与身份】拿刀砍的是黑社会。拿钢管木棍的是城管。拿警棍的是联防和巡警。拿手枪的是刑警。拿狙击枪的是特警。拿冲锋枪的是武警。拿镰刀斧头的，别急，应该是工农红军，拿钞票的才是组织。 
8月31日 18:44 阅读(7.4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369)
8月31日 18:44 阅读(7.4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369)
南风窗
【EFG：
“你们送来了印钞机”】一款为数十家医院采用的抑郁症诊疗器EFG，实为漏洞百出的“皇帝新装”式骗局。这些医院先收费做EFG检测，再根据检测报告制定
昂贵治疗方案，形成一条连环生财之道。某销售代表透露，“很多院长私下跟我们说，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印钞机”。（财新网）http://url.cn/OFdPJ2
爆艹明泽
就像v说过的，如果一个香港人够聪明，足够清醒和仇视☭，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早早移民离开，现在还留在原地的，基本是苟且之徒，能站在街上的，总比舔红龙的屁眼要好，不可能指望他们干出“h烧肿联办”的壮举，沦陷是一定的，讽刺挖苦毫无意义，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努力脫支，此外全是苟且。
媒体人萧萧
【援
非】1958年底—1962年，中国在大饥荒时期无偿援助非洲总值5亿元，1960年饥荒最高峰，仍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刚果10000吨小麦和
大米，1962年中联部长王稼祥建议援外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被毛点名批斗，遭撤职软禁，儿自杀。至1966年中国援非累计达4.23亿美
元，1970—1976年达18.15亿美元....2014/3月14日 00:11 阅读(20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759)
马甲
【警告苏格兰】1、#苏格兰#自古是英国的；2、苏格兰人必须爱英国、爱工党、爱女王，否则寻衅滋事；3、苏格兰必须紧紧团结在以卡梅伦为主席的工党中央周围；4、竞选苏格兰省长的人绝不能反对工党； 5、绝不能让英格兰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的阵地；6、苏格兰人还活着，体现英国多么宽容！操！ 
9月20日 13:40 阅读(7.1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424)
9月20日 13:40 阅读(7.1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424)
江水之上
饿死4000千万人，以前你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现在你们又说是＂革命的试验＂，你们还要脸吗？
龚晓跃
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官方至今没有对那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负起责任，既不曾给出真实的死亡数据，也未尝就此展开严谨的调查，当然更没有下半旗。久而久之，一些人不知道这么多国民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一些人渣则公然把这些死难者计入“探索的成本”。20140923
财经网
【新华网刊文回应“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探索性质的错误】“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对此极力鼓噪，值得警惕。”http://url.cn/NaVQd8
无耻的新华逻辑。
错误性死亡。 || @霍聚兴: 上联：营养性死亡，下联：探索性错误。无奖求横批。
七语枯荣
#乱弹#数千万鲜活的生命消失，在一帮畜生党那只换回两个字：探索。
朱学东
宿
醉醒来，读到新华网头条转载的一个叫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的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文字，我默然无语。只能说，你们这些丫真的会下地狱！！！老而不死是为
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无耻透顶的人和网络。丫们没饿死， 是因为无数农民被饿死了！！！你们是吃农民的血肉活下来的狗！！！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 金桂大道 - 地图展示
不管如何争论，在非战争年代还大量饿死人都不应该！对比着看——《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http://url.cn/P4AhDS 《 杨继绳：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http://url.cn/NQ9QDN 《 淳世华 ：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报告》http://url.cn/RCbp0S
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
http://www.yhcqw.com/html/zml/2014/99/1499152593JA8596114653IDEJEJH96A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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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被和谐之攻民
将“饿死”说成是“营养性死亡”；将“制造罪恶”说成是“探索性错误”———这不是轻描淡写， 只有邪恶到骨子里的货，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新
华网刊文回应"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探索性质的错误】
"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对此极力鼓噪，
值得警惕。"——网友：把他们全家都整死！然后拍拍手："对不起，探索性错误"！
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40922/3705866.shtml本文来源于新华网 2014-09-22 17:24:00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
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 新华网头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
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 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 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 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 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 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 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 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 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 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 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 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 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 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 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 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 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 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 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 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 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 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 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 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 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 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 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 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 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 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 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 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 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 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 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 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 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 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 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 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 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 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 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 新华网头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
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 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 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 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 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 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 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 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 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 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 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 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 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 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 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 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 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 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 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 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 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 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 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 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 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 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 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 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 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 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 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 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 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 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 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 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 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 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 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 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 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 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 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songs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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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
李言实
想
起美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1994年就在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帝突然向中方提出”全世界都实现了双休日，中国必须也要给中国人双休日并作为入世条
件。美帝结束了我国每周休息一天的历史，逼着中国实行了双休日。美了个帝的，你凭什么不让我加班加点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凭什么让我休息两天？
每日经济新闻
【国际大都市打车北京最便宜：东京10公里要200元】乘客在北京打车，10公里车费仅需要3.78欧元(约人民币29.8元)。同样车程，东京是北京的6.7倍，要25.39欧元。而伦敦需要支付22.25欧元，纽约需要13.98欧元，巴黎要12.20欧元。http://url.cn/VzVUzB 网友：怎么不比比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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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需追责！【湖南一校长酒后猥亵6名女童 起初未被立案】永顺县某乡镇学校校长秦某酒后闯入女寝室，猥亵6名不满14岁的女生，但事件侦查机关一开始竟没有立案，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http://url.cn/Tu5fzQ @凤凰新闻客户端
湖南一校长酒后猥亵6名女童 起初未被立案http://i.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89765995
新华网 2014/09/23 10:51
原标题：湖南永顺县一校长酒后猥亵6名女童 侦查机关竟未立案
新华网长沙9月23日电（记者李丹 陈文广）湖南省永顺县某乡镇学校原校长秦某酒后闯入女寝室，猥亵6名不满14岁的女生，但事件侦查机关一开始竟没有立案，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近日，该案由永顺县人民检察院监督后立案，县检察院依法向县人民法院提起秦某猥亵儿童一案。
今年5月12日，永顺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接到某乡镇学校校长秦某酒后闯入女寝室猥亵女生的举报，遂立即开展调查，得知举报情况属实，但事件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永顺县检察院于5月13日立案监督，向县公安局发出书面材料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5月16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下，侦查机关对秦某以涉嫌猥亵儿童罪立案并报请检察院批捕。随后，移送审查起诉。
经审查，今年4月9日凌晨2时许，某校原校长秦某在消夜喝酒后，闯入女生寝室，对6名未满14周岁的女生进行抚摸隐私部位等猥亵直至凌晨5时30分许才住手，给受害女生生理心理带来极大伤害。
艾米莉烘焙
短
短三日，皇岗海关在皇岗口岸和福田口岸已查获旅客藏带iPhone6入境案件36宗，非立案情况400余宗，查获涉案iPhone6共计600余部。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旅客藏带iPhone6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PS：一件大陆代加工的商品，用飞机整吨整顿的运出去，然后用走私的途径把它带回来加价销售。
这个笑话太冷了......
【广东阳春一村赊账欠85万餐费 纪委查3年还在查】http://url.cn/JQYZS3 经常参加饭局的七星村党员陈强坤反问南方农村报记者，“没饭吃，谁去开会？”陈强说，村委会搞计生、征地工作，开党员、村小组长、村民代表会议都要吃饭，“没钱发就算了，吃顿饭算什么？街道办叫我开会，http://url.cn/JPEoL1
【广东阳春一村赊账欠85万餐费 纪委查3年还在查】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376719 经常参加饭局的七星村党员陈强坤反问南方农村报记者，“没饭吃，谁去开会？”陈强说，村委会搞计生、征地工作，开党员、村小组长、村民代表会议都要吃饭，“没钱发就算了，吃顿饭算什么？街道办叫我开会，也要请吃饭。”
作为一名普通村民，周华盛多次参加了聚餐。周华盛认为，欧克明请人吃饭是为了收买人心。周华盛说：“有得吃就吃，公家的钱，管他呢。吃了自己肚子饱，不吃也不见得会发钱给
我。“不过，周华盛认为，虽然他去吃了饭，但他觉得用公家的钱大吃大喝不行。
“如果欧克明不落选，很多人还不知道村干部吃了那么多。”村民邓振光告诉记者，在七星村，大家都知道村干部大吃大喝，但很少有人理，“虽说群众可以监督村干部，但举报了，也没什么用。”
今年7月1日，春城街道纪委的干部到七星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对欧克明作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欧克明表示，目前，他还没收到相关文件。欧克明说，他没有贪污，就是吃喝多了一点，“我的错误是没有管好党员、干部，我有责任。我愿为此负责。”
作为一名普通村民，周华盛多次参加了聚餐。周华盛认为，欧克明请人吃饭是为了收买人心。周华盛说：“有得吃就吃，公家的钱，管他呢。吃了自己肚子饱，不吃也不见得会发钱给
我。“不过，周华盛认为，虽然他去吃了饭，但他觉得用公家的钱大吃大喝不行。
“如果欧克明不落选，很多人还不知道村干部吃了那么多。”村民邓振光告诉记者，在七星村，大家都知道村干部大吃大喝，但很少有人理，“虽说群众可以监督村干部，但举报了，也没什么用。”
今年7月1日，春城街道纪委的干部到七星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对欧克明作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欧克明表示，目前，他还没收到相关文件。欧克明说，他没有贪污，就是吃喝多了一点，“我的错误是没有管好党员、干部，我有责任。我愿为此负责。”
剑走偏锋之陌路江湖
中
国制度最先进；中国政府最爱民；中国官员最廉洁；中国法院最公正；中国食品最安全；中国质量最可靠；中国建筑最坚固；中国环境最优美；中国保障最完善；中
国教育最成功；中国医院最良心；中国竞争最公平；中国新闻最真实；中国言论最自由；宇宙真理最自信；中国地位最崇高；中国人民最幸福！
旺報
【美男子性侵小狗遭邻活逮 判刑5年】 《环球时报》引述美国博客新闻网站「gawker.com」报导，62岁的美国男子詹姆斯 (James Bull)与其8个月大的小狗可可(Coco)做爱，被邻居抓个正着后报警，获5年有期徒刑。 http://url.cn/NtNJwr
贵州都市报
【惠
水公安发布酷炫海报
网友大赞堪比好莱坞大片】“我还以为是哪部好莱坞电影大片上映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惠水公安的宣传海报。”9月22日，惠水县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上推出一
组名为《守护平安》照片，风格酷似好莱坞大片海报。照片推出后，不少网友纷纷热传，称很“和好莱坞大片没啥两样”。
检察官何文凯
#停停走走#【往脸上贴铜】“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为老百姓谋幸福。”这话也敢说，就不怕老百姓笑屎吗？当官当傻了！2013年9月23日 22:33 阅读(2.5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38)
上帝之手E
邯郸的房地产肯定是彻底崩盘了。因非法集资就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94人，上网追逃43人。整个邯郸，搞房地产的老板一共才多少人？估计整个邯郸的房地产老板，除了跑路的，基本都抓起来了。这样的房地产不叫崩盘，那就没有房地产崩盘一说了。
邯郸的崩盘，拉开了全国性崩盘的序幕。 || 中正剑--beijing: 邯郸官员应该负荆请罪了！千万不能再邯郸学步了！经济发展一旦走向死胡同再也没有回车巷了～邯郸彻底完了 || 上帝之手E: 是的，他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 轻度抓狂之痛饮mz莉花: 邯郸学步 以后是都学邯郸啦哈哈
愿世界永远充满爱
郭
沫若1927年写讨蒋檄文，骂蒋是贪官污吏、卖国军阀。1937年蒋不计前嫌，郭受宠若惊，夸蒋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1928
年撰文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1936年鲁迅病死，郭在悼念会上喊：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聂圣哲 @谢作诗
聂圣哲: 我的学兄郭沫若、学姐江竹筠。
旺報
【高速公路上车震 陆女被扰怒斥警】 昨天，一对情侣小别重逢，激情难耐竟然停车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玩起「车震」，结果被巡逻民警撞见。女主角不觉得羞愧，反而认为警察扫兴，甚至大骂：「看什么看，没见过吗？」 http://url.cn/Ok9uQd
朱孝顶律师
【怒批长沙第二看守所！李颂明反映吃不饱被管教干部周佳扇耳光踹胸口踩脖子！】#长沙1104专案#李颂明6月26日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年实刑，李颂明坚持无罪已上诉！今天去会见李颂明，非常震惊！8月2号他由长沙一看转押至长沙二看，因为吃不饱而按响了反映铃！结果遭到管教干部野蛮殴打！
朝鲜说他们是最讲人权的国家，对此偶坚决反对，我们的人权才是世界第一！20140922
赵惠
【贵
州大一新生接到避孕套礼包】每年开学总有奇葩事。今年新学期开学，贵阳学院向大一新生发放特别“礼包”：避孕套、避孕栓、避孕膜等，而宣传资料《走进青春
期》则详解了青春期出现的特征，并提出各种注意事项。学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通过此举给处事懵懂的新生做正确引导。。。@AndyChou周昊: 下水道时常发现婴儿
花夫人图源53
翻开报纸，全是粉饰，无批判精神，扔了。打开电视，全是和谐，无真实可言，关了。读着史书，无真相反思，撕了。与友交谈，全是钱利，无公民精神，悲了。生存环境，毒食品泛滥，健康难保，痛了。上个微博，不求名利，只说真话，结果被封了……花-视-界
虚竹: 中
国的特别就是个权力不受约制的特别,也是一个人们愚钝思维还不能把权力和人做出简单区分的特别,会猎中国,围猎权力,是共和国所有国人的共同使命和义无反
顾责任与义务,无论这个国家能走多远这都是它所有子民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这个国家进步到人类社会理性文明的必经过程.. 虚竹: 一桩桩错案,一柄柄笑料,一回回闹剧,一窜窜案情,一茬茬腐败,一遭遭贪污.....是权力之害还是名利之害,这个民族几千年都没搞清楚
炎黃子孫: 国家以权力为中心，举国民众命运锁死。国家以灵魂为中心，举国民众命运活着。未来的世界以灵魂为中心，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上路，命运的蓝图在手中
虚竹: 1
政府没有施暴的权力2政府没有掠夺的权力3政府没有强迫的权力4政府没有视灾难灾荒不救的权力5政府没有干预教学的权力6政府没有除税收以外的收费罚没他
人财产的权力7政府没有剥夺他人尊严和人权的权力8政府没有控制国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力9政府没有破坏人身平等的权力10政府没有用谎言欺害国民的权力
虚竹: 20
政府没有跳过司法程序擅自关押诉求民众的权力21政府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22政府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权力23政府没有破害民众自主意愿的权力24
政府没有强迫国民下跪强迫国民为其让道的权力25政府没有破害国民自主诉求的权力26政府没有阻碍国民民主选举的权力27政府没有操控民主选举的权力
金仲兵：污染癌症高发谁来负责？http://jinzhongbing.blog.163.com/blog/static/444160201442914040343/
为文之初,当针砭时弊,剔除丑恶,针针见血,剑剑封喉。以求警醒国人,开启民智,宣扬科学,普及民主之效。
志大才疏,曲高和寡,积习难改,路无回头,万人皆醉我独醒,万马齐喑我独鸣
2014-05-29 13:40:40
金仲兵：污染癌症高发谁来负责？
今年5月，中国人寿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一款防癌疾病保险。据知情人士透露，与产品一同发布的，还有一份内部禁售通知。通知显示，东北大部分地区被列为防癌疾病保险的禁售区（2014-5-28 网易财经）。
保险公司的政企之争
业内人士认为，保险公司在癌症高发地区禁售防癌险，属于控制赔付率，减少承保亏损的行为，并不违规。但禁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风险防范，在销售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的执行。
就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公司而言，其身份定位是市场中的一员，必然是以市场原则来设计险种和赔付规则，以商业盈利眼光来对待现有和潜在客户群体的，这符合任何经济行为的市场逻辑，也是必须把握的经营红线。所以，从市场角度理解，寿险公司的这个规则是合理的。
在
保险公司叫屈的同时，人们的疑问是，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纯市场化，是不是与其“国有”身份相悖？必须承认，保险公司具有鲜明的国有化（或称全民所
有？）特征。有此一说，那么中国的保险公司就比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公司的企业属性多出了一种社会责任，于是，似乎也应该在经济原则之外“法外开恩”，当出现
此类现象时更采取主动积极的负责任态度，尽到其“共和国长子”的份内之事。
因
为改革设计不彻底和不完善，当初只是授于其市场化运作的部份功能，但是国有化的本质内核则必须保持不变，甚至在经营上，虽然大型国有企业多已上市，但也要
保持一定的国有管理模式，所以当出现这类现象时，就出现了市场效率与国有责任的矛盾和冲突。对于面临的操作真空，保险公司必然会找出“我是企业，我只管赚
钱”的借口，而民众面对这种违背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判行为，也有了批判其“白眼狼”的口实。
那么，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东东呢？可以说既是企业，也具有政府的社会属性。要不然，就不会有大庆职工为子弟就业问题大闹油田总部的上访事件，更不会出现诸多国有企业单位招聘职工时的“萝卜坑”等世袭现象的发生。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至今仍然很强大。
在寿险公司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于三十年前关于“政企分开”这个老掉牙的老问题的重复，就其定义和解决方案，其实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三十年后，柳枝新翻，新瓶旧酒，让人看到的只是一种无奈。
“发展代价”谁来承担？
改革不彻底留下了这种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怪物，但它的企业资产至今起码在名义上仍归全民所有，也就理当承担起与身份对等的另一半责任---为全民服务。如果选择简单化的“一避了之”，则是在推脱责任。同时，再考虑到企业利润从来是大部份自己消化和小部份上缴了财政了事，没有为民众所共享，那么在此事上就显得是责无傍贷！所以从企业产权所有制的社会角度理解，不担责任则又是不合理的。
如果企业的上级主管者不同意它惠及全民，那么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责任推定原则和市场对等交换原则，就可以推及其实际拥有者和管理者、也是最大的改革受益者---政府来承担一种回报式责任。
从
更高的改革层面看，如果真的实现了“政企分开”和实质性的全民所有，那么保险公司就是在做生意的市场主体，而政府就是第三方的裁判员。这时候政府就必须坚
持社会化和公平化原则，从市场和企业的运动员角色中彻底退出，在企业行为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来完成必要的补偿性安排，承担制度设计和监管执行的责任。
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原有的国有经济到底应该进还是退？现有格局不变时，又当如何完善？
进
与退已没必要讨论，关键是后者需要的补偿措施，是政府要在制度上为这类国有企业公司另外附加一些针对全社会（不是内部）的社会责任条款，在此案中则要增加
一项补偿性政策，并且由这些保险公司具体落实。具体而言，因为受污染患病且无钱治疗人群多处农村或效区，所以未来政府理应设立一个与新农保或新农合挂钩的
环境污染补偿基金，或者直接借助于现有两项的支付渠道，在其中专门新增此项开支即可。
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高速发展，政府财力大增，也落下了无数的后遗症。由环境污染引发的饮水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不但让人心惊胆战，而且已经造成现实的伤害。未来，将要出现更多的污染疾病患者，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但产业等级不高的初级工业经济区，这一现象最为严重，亟需引起高度关注。
从来以“吃”闻名天下的舌尖中国，因为病从口入所导致，正在走向污染型癌症集中爆发的健康危机时期。在大国崛起的同时，如果国人的身体却倒下了，那么崛起来的又能是什么呢？所以这样做的意义非常巨大：让这些为经济发展付出代价的人们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补偿，是对患病者人生奉献的一种生活安置或精神安慰，也是对此前的错误发展理念的一种救赎。同时，也避免了因病致贫，因贫致乱的隐患，是应对未来社会稳定考验的一种人性化的提前安排。
2014-5-28
作家崔成浩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简述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评述。文章对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 考量;长春城饿死了多少老百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杨滨发给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信是促成林彪放弃“饿殍战术”的重要原因。文章还对李作鹏、李敖著 作中与第二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文章指明：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正文：
序言
事关林彪一生之评价，客观呈现和评述1948年“长春之战”及其后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
林彪军事生涯的顶峰是以中共首席指挥官的身份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部署和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全部重大战役。
国共东北战事以1948年4月展开的长春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是前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林彪部队在这两次“四平战役”中，卫而不保，攻而不克，均战败。
1948年10月展开的辽沈战役是后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也是国共三大战略决战的首役之战。林彪部队获胜。
辽沈战役整体战略之构思者是毛泽东。辽沈战役中先取锦州，关闭东北通向华北的大门的战略性决策出自毛泽东。
而在1948年4月展开，并在1948年10月结束的“长春之战”，则是由林彪亲自策动和指挥的。1948年“长春之战”的全部战略构思和决策均来自林彪。因此，“长春之战”的军事后果(夺取城池)及其附加代价(饿死饥民)理所当然的承担者当首属林彪。
近二十年来，林彪拥趸在为林彪翻案的同时，总是不忘炫耀林彪的军事成就。然而，凡遇1948年“长春之战”之议题，面对林彪实施“饿殍战术”致使长春数十万百姓被活活饿死的严酷史实，林彪拥趸就刻意回避，佯装聋哑，不予评述。
例如，著名林彪拥趸丁凯文2007年主编并出版了《百年林彪》一书。该书字数超过百万，却没有一章、一节、一处提及林彪使用“饿殍战术”，将数十万长春市民活活饿死的史实。
还例如，林彪女拥趸舒云在其博客上发表《林彪指挥的十大经典战斗(役)》文。文中谈论辽沈战役时，虽提及了“长春围困战”，但对林彪的“饿殍战 术”不予涉及。统计伤亡情况时，只写出了“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的数字，而对在“长春围困战”中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的史实则无只字提及。
最近，为贺李作鹏、邱会作百年冥寿，林彪、高岗、黄、吴、李、邱等东野(东北野战军的简称)将帅之后人云集长富宫。宴席上，儿孙们为父辈66年 前在辽沈战场上取得的的胜利举杯畅饮。杯盏交错之间，酒肉穿肠之时，竟无一人提及那场“长春围困战”以及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
林彪是“饿殍战术”的总策划者和制定者，既然要讨论林彪的军事生涯，怎么可以不讨论“长春之战”呢?
一、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战败。长春城和东北三省重归国人之手。但是，在之后的三年间，长春城却两次遭遇战争劫难。
谈及“长春之战”，人们总会将其与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联系在一起。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 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一谈。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相关联。因此，搞清楚两次“长 春之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大公报》述评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第一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始于1946年4月14日，结束于5月23日，历时40天。
1946年3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从国军手中夺取四平。
3月27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局和林彪“用迅速猛烈的手段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i]]。
4月14日晨时，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红军总部撤离长春。国军国防司令陈家珍从苏军手中接管长春城防。
但是，苏军撤离之前已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苏军撤离后，由中共军队接管长春[[ii]]。苏军撤离当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挥杨国夫部、罗华生 部、曹里怀部三万余众，兵分三路，直扑长春城。当日即夺得大房身机场，次日夺得火车站。4月18日，长春易手。国民党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被俘 [[iii]]。
4月18日长春易手当日，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在四平街一线发起反击。林彪部队试图固守四平，誓言要将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但林彪部队顽强抵抗一个月后四平街失守。
林彪率部从四平北撤至长春。此时，因获前方谍报，称长春城内潜伏六千苏联红军，南京统帅部密令杜聿明所部不要渡过辽河和越过公主岭。然而，在东北督战的白崇禧遽然独断，强令杜聿明兵分三路以扇形攻势继续进军长春城[[iv]]。
5月23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守住长春。但林彪已无意坚守长春，径直退向哈尔滨[[v]]。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宣告结束。
收复长春后，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一并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北满城市。此时，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也已越过松花江，兵至双城，距哈尔滨已不足百公里。林彪则已做好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的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以调停国共内战之名，逼迫蒋介石停战。6月6日蒋介石迫于压力颁布停战令。6月21日，蒋介石应周恩来之请求，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再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vi]]。
第一次“长春之战”开战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写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社评刊登在4月16日《大公报》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评中从战争意义和战争手段两个方面，对“可耻”二字给出明确指认：
“我们谨为国家祈福，谨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内战可耻!——这是王芸生先生对国共双方的指责。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1]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 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是王芸生先生对了林彪部队使用非常战争手段的指责。
关于“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曾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梁肃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耻”之事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vii]]。
2013年10月，张刃先生在大陆史学杂志《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当年被王芸生先生称之为“可耻”的证据——“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是依据《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3月27日发来的通讯稿中所披露的事实[[viii]]。
当年，吕德润先生借用巴金小说《春天里的秋天》[[ix]]之书名为题，撰写了介绍东北战事的通讯稿。在通讯稿中吕德润讲述了“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血腥情况：
“……政府军和共产军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军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方死伤惨重’。双方主力的接触，战场上据说有二万多死尸。”[[x]]
首先，让我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王芸生-吕德润所说“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是否发生在长春?
从空间上看，吕德润先生在其通讯稿中提及的战事并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市南部的法库地区和沈阳西部的盘山地区。
查阅中共军史资料后笔者确认：吕德润通讯稿中所说的“法库战役”和“盘山战役”就是中共军史所记载的“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
从时间上看，秀水河战役发生于1946年2月13日，而沙岭村战役则发生于1946年2月17日。
发生在法库地区的秀水河战役，是林彪亲自指挥的，也是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取得的第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其役歼灭国军1600余人。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据说有二万多死尸”，是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另有玄机?待考。
发生在辽西盘山地区的沙岭村战役，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军事上获得的第一次惨败。东北民主联军以四纵所辖九个团的的优势兵力，围攻国民党精锐新六 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却遭遇六十六团的顽强抵抗。四纵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沙岭村战役历时两昼三夜，歼敌仅674人，而自己的伤亡人数高 达2157人，比例近乎1:4。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是同样的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同样另有玄机?也待 考。
其次，吕德润先生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首发在4月1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但吕德润从沈阳向天津报社发稿的时间是3月27日。而吕德润采 访并开始写作此通讯稿的时间要早于3月27日。笔者估计：吕德润写作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应在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结束后不久，时间大约是在2 月底和3月上旬。
笔者强调吕德润先生写作和发表《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是想说明，无论3月27日之前、或是3月27日、还是4月13日，第一次“长春之战”都还 尚未爆发。因此，王芸生先生关于“长春之战”中林彪部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指控，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与吕德润提供的“证据”不能对位。因此，王 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拟可改名为《可耻的盘山之战和法库之战》。
当然，核实发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时空位置，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王芸生先生对“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的指控。因为“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无论发生在王芸生所说的长春，或梁肃戎所说的四平，或吕德润所说的盘山和法库都毫无疑问是可耻的。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由陆定一撰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xi]]。陆定一在社论中没有与王芸生纠缠“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 锋”事实到底发生在长春，还是发生在法库，或发生在盘山。而是直接否认了“可耻”事实之存在，并认定《大公报》指控的事实是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 机关”那里得到的。陆定一认为，《大公报》才是“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xii]]
4月20日，上海《大公报》用转载发表在4月13日天津《大公报》上吕德润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方式回应了陆定一和新华社。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的争吵，在一场悬而未决的笔墨官司中似乎成了一桩悬案。
(二)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尚未定论，但“可耻”二字却被王云老言中!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可耻”以无以附加之严酷内容，变本加厉之极端形式一展无余。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否决了毛泽东关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的建议，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长春。
不待毛泽东回复，林彪4月18日当天便下达命令，命独立五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拉开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序幕[[xiii]]。
4月22日毛泽东方才复电同意东野攻打长春[[xiv]]。
5月30日，林彪又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修改为“围困长春”，并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
长春围城的后果是极其严酷的。
围城期间，长春城内的所有木质结构，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xv]]
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长春城有一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后，老太也死去了。东野入城后，战士们发现锅里还剩半条大腿[[xvi]]。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先生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诃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xvii]]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无辜的老百姓逼入了绝境。林彪“饿殍战术”之实施虽然也威胁到了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生存，但是，当年国共双方参战者的回忆文字都承认，没有一个国民党士兵因“饿殍战术”之实施被饿死。“饿殍战术”的全部受害者都是长春城无辜的老百姓。
10月20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第二次“长城之战”宣告结束。
面对林彪及东野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致使数十万市民被活活饿死的严酷现实，《大公报》再次发出声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后简称《活命》)。在《活命》中，张高峰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xviii]]
饿殍之战，胜之不武。“可耻”也罢，“极端可耻”也罢，总之是可耻。
二、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
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一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之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民与兵争食的局面，迫使长春全城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逼迫国民党部队在全军人马有可能被活活饿死的结局 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至于长春百姓是否会因“饿殍战术”的实施先于国民党官兵而被全部活活饿死，则全然不在林彪考虑的范围之内。
林彪制定的“饿殍战术”经历了一个“粮禁入”在先，“人禁出”在后的实施过程。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
4月24日，林彪就向各独立师下达命令：“长春之敌到城外四出抢粮，并未见遭受我各独立师严重打击。此种现象，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我各独立师必须抽出1/3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内外随时打击敌之抢粮部队，严格禁止粮柴入城”[[xix]]。
林彪的“4-24命令”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
林彪的“4-24命令”表明，围城初期，“饿殍战术”已在林彪的头脑中初具雏形。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是做“粮禁入”的部署，而“人禁出”的禁令还没有下达。
1948年5月间，正是农作物的生长期。林彪下令在长春城郊外发动了大规模的“铲苗运动”。为了不让一粒新粮进入市区，林彪部队将长春城外方圆四十里的农作物全部被铲光[[xx]]。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也随之响彻 全军。但是，“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的承诺对林彪和东野形同虚设。为了实现“围困长春”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今冬明春长春城周 边的老百姓吃什么林彪就全然不顾了。“铲苗运动”是“粮禁入”方针的构成部分。“铲苗运动”的出现表明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决心之不可动摇。
5月29日，林彪致电毛泽东和军委。在陈述强攻长春的各种困难后，林彪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xxi]]。
5月30日，不待毛泽东和军委回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向东野围城部队下达了围死长春的命令。林彪在“5-30命令”中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xxii]]。东野一纵和六纵奉命进入划定的围城防区。
6月1日，毛泽东回电林彪，再问林部是否已经展开全力攻击长春[[xxiii]]。林彪则以“对长春地形不够了解”敷衍毛泽东。
6月5日，林彪电复毛泽东，提出三个所谓的作战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三、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xxiv]]。
其实，林彪罗列的前两个所谓方案是在虚晃毛泽东。林彪“围困长春”决心已定，且围城的战队部署也早已完成。
6月5日当天，林彪发布围困长春的具体规定(简称“六五规定”)，其要点如下：
“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后)，凡以上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
“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xxv]]
东野《阵中日记》记录了“饿殍战术”的实施情况：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火由炮师派归五、六纵指挥。
(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xxvi]]。
6月5日当天，东野总部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xxvii]]。
至此，林彪的“饿殍战术”——“粮禁入、人禁出”进入全面实施状态。
将在外，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君命有所不受。
6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基本上同意”(实际上是勉强同意)林彪改“强攻长春”为“围困长春，伺机打援”的作战方案。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围城打援”的做法“有平分兵力之嫌”[[xxviii]]。
6月7日当天，以黄永胜李作鹏为正副司令员的六纵依照林彪“饿殍战术”的精神下达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xxix]]
6月初，东野成立围城指挥部。
6月22日，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从围城一线被撤下来修整。以十二纵的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六纵的第十八师级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组成新的围城部队并进入指定位置。开始对长春城实施全面严密的封锁[[xxx]]。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不给敌人一 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的口号。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 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xxxi]]。
东野围城期间，城内粮价暴涨。一斤高粱米的价格从6月2日的4万元/斤上涨到9月10日的2800万/斤。到了10月15日，已经涨到3500万/斤,甚至3亿元/斤[[xxxii]]，但已是有价无市。
8月，蒋介石从庐山致电郑洞国，命他将城内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郑洞国转令长春警备司令部执行，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统统赶出长春[[xxxiii]]。
郑洞国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 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 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xxxiv]]。
国民党军队强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门的就不许再回来。东野则利用这个机会，奖励“执枪归来”，凡是有一支枪，除自己眷属外，可另发给四 张通行共区的路条。有钱的人家，就百般设法买到一支枪，据说并不难，自己携眷先走出国军的封锁线，在两军的真空地带去等，有人接受了难民的钱，他可负责把 那支枪给送去，得到枪的难民再把枪献给卡哨上的冬野围城部队，然后拿着路条逃往沈阳[[xxxv]]。
8月17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 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唐天际承认“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 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
为此，唐天际提出了“有条件放行饥民”的原则：
“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xxxvi]]
人之饥饿之程度或许可以区分“严重”和“不严重”。但是“死亡”与“生存”仅仅是一个“0”-“1”状态，说白了就是“非生即死”!唐天际却创 造了一个荒诞的专用名词——“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但是，如何区分“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与“饥饿死亡很不严重者”及“饥饿死亡不很严重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或不同之处呢?唐天际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标准。
9月9日，林彪发出《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该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 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 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 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 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 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xxxvii]]。
从上述“9-9电报”中可以看出，林彪已有放弃“饿殍战术”之意。理由是“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林彪发此电文之背景情况现在还无从考证。但却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9月11日，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这一天，林彪携罗荣桓、高岗、刘亚楼、谭政、周桓电令肖劲光、肖华，允许长春难民出城，不再附加任何条件。林彪“9-11命令”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句话：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xxxviii]]。
也就是说，从9月11日起，林彪虽然继续坚持“粮禁入”，但已经不再坚持“人禁出”了。至此，林彪和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
自5月30日始，至9月11日止，林彪部队对长春城实施“饿殍战术”105天。
10月20日，郑洞国起义，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林彪实现了“兵不血刃”夺取长春的目的。
尽管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且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即恐怖暴力行为通常的攻击对象都是无辜者、平民、非战斗人员，他们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可以起到恫赫敌方的作用，以期实现暴力团体的既定目标。
军事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军事战争的暴力实施对象是具有相同武器装备等级的敌对武装集团;而恐怖主义暴力实施对象却不是敌对武装集 团，而是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自卫能力绝对不对称的大前提下，平民只能被绑架，且无法逃离事件现场，沦为人质。人质之生死一则可以成为筹码被用于与敌对 武装集团讨价还价，二则可以造成恐怖氛围，用于震慑敌方的心理和情绪。
林彪策动和指挥的 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长春饿殍之战”具有恐怖主义的全部特征，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老百姓与其说是死于战争，不如说是死于林彪恐怖主义之实施。
三、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
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有过两次“兵不血刃”夺取大城市的记录，一次是北平，一次是长春。“饿殍惨剧”没有在北平上演，那是古都二百万百姓的造化。而长春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五个月的围困，长春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有230万平方米被完全破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全城的沥青路面几乎都被掀翻，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扒光吃掉了。长春城内外到处是饿殍的尸骨。
长春城虽幸免于炮火，但并未幸免于灾难。遭遇“饿殍战术”的长春城比遭遇战火之摧残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彪的“饿殍战术”几乎将长春城变成一座废墟。
林彪为什么要违背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建军宗旨，拿几十万长春市民的性命作为战争筹码，在长春使用“饿殍战术”呢?本节就从战争的角度对林彪策划并实施“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做一些分析。
史料显示，经过不间断地征兵和扩军，至1948年春天，东北野战军已增至98.8万[[xxxix]]。而当时在东北全境的国民党军队却只有 50万。尽管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1948年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林彪却迟迟不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 战。
“饿殍战术”的实施是林彪逃避战略决战的必然选择。林彪在长春采用“饿殍战术”兼有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考虑。可以具体归结如下：
1)林彪实施“饿殍战术”是惧怕南线决战，又惧怕强攻长春城的必然选择
在首先攻打长春，还是首先攻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和毛泽东之间一直存有分歧。早在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就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 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 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xl]]
而林彪则希望背靠苏联由北往南展开军事攻势。因为这样的军事布局是单向受敌，进退两宜，保险系数最大。而深入北宁线南线作战就要腹背受敌，甚至三面受敌。林彪以为无绝对之胜算。
而毛则认为首先攻打长春，有可能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赶入关内，使其和华北的傅作义部队合股，使得华北地区的军事局面复杂化。
其实，林彪提出首先攻打长春只是作为拒绝南下北宁线的一个借口。历史证明，当毛泽东同意林彪攻打长春后，林彪再次变卦，又提出将“攻打长春”改变为“围困长春”。其“围困长春”的理由是：围点打援，以等待围歼卫立煌北上救援部队。
林彪佣兵百万，既不想南下北宁线，又不想强攻长春城。只是用重兵将长春城团团围住。
就在林彪部队对长春实行围困之时，关内解放军取得了豫东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的胜利，歼敌20余万。关内战场上的胜利给佣兵百万的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7月20日林彪电告毛泽东：“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林彪之本意还是要回避攻打锦州。
7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方案，即乘华北敌人空虚之际，东野南下直接夺取天津或北平[[xli]]。林彪的“方 案”显然是在忽悠毛泽东。连长春和锦州都不敢攻打，突然妄谈攻打北平和天津，岂不是儿戏?林彪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维持既不强攻长春，也不南下北宁线之现状。
林彪儿戏般的建议被毛泽东断然否决。毛泽东坚持首先攻打锦州的方案，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先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xlii]]
毛林这次关于南下进攻方向的讨论之后，林彪又延误了两个月后才开始移师南线。
从4月到9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里，林彪部队除了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之外，基本无所作为。直至9月才开始向南线运兵，攻打锦州的战役10月 18日方才打响。至此，距3月13日第二次攻克四平，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林彪犹豫无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饿死长春城的 数十万百姓。
2)两次四平战役的惨败使林彪对东野的攻坚实力没有信心
林彪佣兵百万而不敢进行战略决战。而较辽沈战役晚些时间展开的淮海战役中，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是60万:50万。如果淮海战役的指挥员由粟裕换成林彪，淮海战役几乎没有展开之可能。
林彪既不愿南下锦州，又不愿强攻长春，这其中不只是有战略上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攻坚战没有信心。林彪怯战，采用“饿殍战术”围困长春，这其中的缘由和两次“四平战役”均战败有直接关系。
在1946年的沙岭村战役中，林彪部队首次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虽调动了九倍于敌的部队，但仍战败。其后，让林彪真正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是两次“四平战役”。
从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林彪部队为了守卫四平，与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激战一个月，最终战败。据东野统计，“四平 保卫战”中的伤亡人数是8000人[[xliii]]。而黄克诚5月24日在给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中说：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 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xliv]]。国民党方面估计，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xlv]]。
1947年6月11日至6月30日，林彪部队发起“四平攻坚战”。这是东野第一次对大城市实施攻坚战。四平守军仅一万八千人，但守军将领陈明仁 战前抬棺誓师，放言“生死关头，以战图存”，遂率部拼死抵抗。东野调动22个师二十万余众却久攻不下，最终退出战斗。关于东野的伤亡人数，林彪致毛电中称 “四平攻坚战”伤亡人数是三万多人[[xlvi]];而国民党方面估计林彪部队的实际伤亡是五万余众[[xlvii]]。
1947年夏季，发起“四平攻坚战”之前，林彪自恃东野军力渐强，提出要打“硬拼仗”的主张。所谓“硬拼仗”就是“死打硬拼”，即使条件不充 分，也要“断然猛打”[[xlviii]]。“四平攻坚战”就是林彪打“硬拼仗”的一个实验品。其结果是数万名东野士兵横尸四平城下。
韩先楚将军曾撰文指明，两次四平战役攻守皆败在林彪的内心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xlix]]
两次四平战役的失利迫使林彪在常规军事手段之外寻找出路。“饿殍战术”的选择是林彪的无路之择。林彪启用“饿殍战术”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找“另外一种死亡”去置换因攻坚战造成的死亡。而这“另一种死亡”对林彪而言是廉价的，不屑一顾的。
3)大房身机场战役对林彪的影响
林彪的“饿殍战术”从构想到定型与5月23-25日的大房身机场争夺战密切相关。
史料记载：争夺战中，长春大房身机场两次易手。国民党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如同亡命之徒率兵拼死顽抗。东野虽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但也死伤两千余人。
李作鹏是长春大房身机场战役的指挥官，此役虽然取得胜利，但是郑洞国部队的战斗力使东野方面深感忧虑。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写道：“长春外围战后做总结时，我参战部队反映，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开展攻坚战，在进攻的战术上仍有一些问题……。”
此种忧虑在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有所描述：
“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的汇报，眉头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象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l]]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影响在林彪5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地表露出来。林彪详细地陈述了大房身战役。并对今后如若强攻长春做了最坏的预设： “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地夺取。……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必致形成 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
因此，林彪提出建议：“改变硬功长春的决心，改变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军事意义在于最终促成林彪放弃强攻长春的计划，并改用以“饿殍战术”围困困长春[[li]]。
4)林彪对实施“饿殍战术”结局的预盼
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林彪一次军事研讨会上大讲他的所谓战术思想。“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是， 在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实际操作中，林彪既不要求部队快速前进，也不要求部队快速扩张和快速追击。所剩之事只有“一慢”，慢到在围城之后，“总攻击开始的 时机”可以无限期之拖延，一拖就是5个月——这就是林彪的“饿殍战术”。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主要手段是“粮禁入”和“人禁出”，以期民兵争食，使城中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林彪对长春城断粮后的局面还有另外的预盼。
林彪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与兵争食的局面，加剧并“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局面尽早出现。一旦全城断粮“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lii]]。
长春被围之初，市民大约50万，而国民党驻军数超过10万。军民数比例为5:1。林彪手握雄兵百万，都不敢和长春守军决一死战，却企盼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和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相抗争，真是异想天开。正是林彪的异想天开把数十万长春百姓送上了饿殍之途。
5)重演阿莱西亚战役
二战期间，林彪曾长期滞留在苏俄，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军事学。对欧洲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了如指掌。其中包括古罗马时期的阿莱西亚战役。
阿莱西亚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2年的九月。作战的一方是凯撒指挥的罗马军团，作战的另一方是阿维尔尼人韦森盖托里克斯领导的高卢联军。
阿莱西亚是高卢地区曼杜比伊人居住区域里的一座要塞，周围被河谷围绕，防御性能非常好。由于强攻没有胜利的把握，恺撒决定围困阿莱西亚。为了彻 底切断要塞与外部的联系，恺撒下令环绕要塞修筑了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长18公里;外围墙长21公里。两道围墙之间相距120米。
阿莱西亚城内的粮食储备不多。韦森盖托里克斯决定把妇女儿童驱逐出城外，希望恺撒会网开一面，让这些平民百姓出去。但恺撒下令不许放平民、妇女儿童出墙。因此这些人滞留在内围墙和阿莱西亚城墙之间，最终全部被饿死。
韦森盖托里克斯曾几次试图在援军的支持下里应外合打破恺撒的包围圈，但均遭失败。最后韦森盖托里克斯向恺撒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结束了阿莱西亚之战。
阿莱西亚之战中的“饿殍战术”在长春之战中被复制。阿莱西亚市民的死亡方式也同样被复制：阿莱西亚的平民、妇女儿童多死于内围墙和城墙之间的无人环形地带。而长春城的诸多死难者多死于长春城外两军卡哨之间的开阔地。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复制罗马阿莱西亚之战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1860年5月，曾国藩命曾国荃、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围困安庆城。
在安庆城外，湘军没有像罗马军队围困阿莱西亚时那样高筑墙，而是挖掘了两道深沟大壕。内沟壕御安庆城城内之敌，外沟壕御安庆城外之援兵。
太平军断粮后以人为食，拒不投降。被围困17个月后，湘军攻破安庆城。湘军入城后发现，城中民宅釜中尚余人脯。见此惨状，水军统帅彭玉麟作《攻克安庆省城诗》，其中有“釜中余炙存人脯，梁上饥鸟作鬼声”[[liii]]之句。
曾国藩兄弟将太平军及其占领区的百姓统称为“狗逆”，决意“宜多杀不可假仁慈”[[liv]]。如做类比，国军与湘军，东野与太平军，均属同类。但是，安庆惨剧86年后居然在长春城反向重演。
中国自古有“春秋无义战”之说。
“春秋无义战”的思想来自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lv]]。“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武王伐纣 的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是五霸七雄的春秋战国时代了。孔子以为即使天下无道，最坏的情况也只是庶人有议。而“征伐由庶民出”是孔子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
何为“无义”?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事不稽古[[lvi]]。“无义”之举可举，剩下的事情当然只有无耻和无道了。
在现代人的眼光中征伐自谁人出已不重要。但是无耻和无道居然可以稽古效仿。“长春饿殍之战”之野蛮，之阴损，之豪无人性堪比奴隶社会中坑俘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和同样使用过“饿殍战术”的阿莱西亚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但谁人敢说“饿殍之战”的策划者林彪是一个善者?
四、长春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在讨论长春城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长春城何时断粮?
(一)长春城何时断粮?
史料记载，无论是郑洞国的新七军还是曾泽生的六十军，在他们放下武器之前都没有断粮。更有资料显示，新七军的存粮甚至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所以“长春城何时断粮?”的更准确提法是“长春城的老百姓何时断粮?”
1948年3月1日，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就开始筹集粮食。3月4日，尚传道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有了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
大约4月中旬，郑洞国让尚传道先生进行过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
进入5月后，尚传道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及市内存粮对全市又进行过一次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为此，郑洞国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国民党长春军政首脑郑洞国和尚传道预计长春民间的存粮可以吃到7月底。但是长春百姓断粮情况的出现比预想的要早得多。由于东野“粮禁入”的做法从4月中旬就已经实施，所以，进入6月后，长春局部地区和个别家庭断粮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出现。
据东北野战军总部《阵中日记》记载，从6月1日到5日，长春已有难民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lvii]]。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lviii]]。
自7月以来，街市上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lix]]。
由此可见，东野4月下旬开始围城，百姓断粮的情况在6月初就已经开始出现。7月初，街头饿殍的出现是全城百姓全面断粮的警示性信号。百姓全面断 粮的时间比郑洞国和刷尚传道之预计提前一个月到来与国民党士兵对市民实施抢劫有直接关系。尚传道在统计粮食够吃时限的时候，并没有将国军士兵抢粮的因素考 虑进去。
据郑洞国回忆：全城开始断粮后，国民党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而第六十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自长春被困以后，六十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 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六十军暂五十二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 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 果引起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郑洞国，气愤地提出抗议。郑洞国只好抚慰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 生意外。
“饿殍战术”实施下的长春已成弱肉强食之丛林，有枪者存，无枪者亡!
(二)关于长春城被饿死人数的九种说法
那么，在林彪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期间，长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下面例举关于长春被饿死的饥民人数之九种说法。
1)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
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lx]]
2)郑洞国将军的说法
当年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lxi]]
“长春之战饿死太多人!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lxii]]
3)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lxiii]]
4)国民党战犯段克文的说法
段克文是1975年被中共最后一批释放的战犯中的一员。被释放后离去了美国。段克文生前留下《战犯回忆》一书。网上传言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中 说长春围城期间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说：
“段克文所著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沈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 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 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lxiv]]
5)日本人的说法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当年从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撰写的。当时他就在“满州国”首都“新京” (长春)。解放军把长春包围起来后，国民党本想遣送这些日本人回国，但对外的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 人打算一起逃出去。结果城外林彪部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根本出不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 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 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长春被围困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当时留在长春的日本人的大部份也都 被饿死了[[lxv]]。
6)解放军作家张正隆的说法
1989年8月，解放军作家张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雪白血红》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自1949年 后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真相。张正隆在书中发出质问：“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 分吗?”
关于长春饥民的死亡人数，张正隆写道“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死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子弹爆炸后当即死亡者，大约8.8万人。第二类是因遭受核辐射的死亡者。这个死亡过程持续了近二十年。这两类死亡人员之总数合计25万。
张正隆认为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人数到底是8.8万还是25万，只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7)解放军作家刘统的说法
另一位军旅作家刘统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解放战争 东北卷》一书中披露了与两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很多信息。
关于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的饥民人数，刘统先生认同尚传道的说法，即“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和。”[[lxvi]]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说法
中科院院士，光学专家王大珩1948年曾到过刚刚经历过“饿殍之战”的长春城。长春惨状给王大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王大珩后来在回忆录《我的半个世纪》中写道：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 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 人!”[[lxvii]]
9)龙应台的说法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书中这样估算在长春被饿死的饥民数：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 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很清楚，龙应台的“30万”不是统计值，是计算值，是两个端点数字(10万和65万)的算数平均值。
一般而言，自然人在断食且饮水的状态下，生命之延续一般不超过12天。
如果8月间，蒋介石下令将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百姓统统赶出长春时，林彪部队能够网开一面，开闸放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活活饿死。
死亡人数在战争中既是一个常数也是一个变数。作为军事家要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但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采用“饿殍战术” 之本质却是用百姓的生命置换军人的生命;用百姓的死亡置换军人的死亡;用百姓被活活饿死的漫长煎熬过程置换战士瞬间饮弹殒命的短暂过程。林彪之“饿殍战 术”所置换掉的是军人战死沙场的天职和荣耀。
林彪本人在使用“饿殍战术”的过程中所置换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和人性。林彪使用“饿殍战术”最终置换掉的是他本人与芸芸众生一样都曾拥有过的那一点点“人之初”。
五、杨滨发出拯救生灵的一封信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长春之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十天后，“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其中首条口号即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并预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然而，此时之长春已被围困一个月。林彪“饿殍战术”之恶意已初现端倪。长春城6月初开始断粮。断粮直接后果就是城内天天有人被活活饿死。
从7月初开始，长春城内已有饿殍出现。“饿殍战术”每维持一天，就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被饿死。到了九月上旬，长春城内外已是饿殍遍地，活脱脱一座人间地狱。将长春城的百姓全部统统饿死的可怕结局已经显现。
但是，无论是中共之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蒋介石之所谓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都不能遏止林彪的“饿殍战术”在长春城的公然实施。谁来拯救长春城尚存的十七万百姓呢!
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杨滨。是杨滨的一封信拯救了一息尚存的十七万长春饥民。
杨滨，安龙县龙广镇人，布依族，原名杨重。1934年毕业于云南教导团。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组织安排潜入国民党六十军工作。抗战初期，随国民六十军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阵地。二战结束后，随六十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随六十军开赴东北。该部队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杨滨负责。1947年10月，杨滨脱离六十军回到解放区哈尔滨，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
1948年9月上旬，杨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从长春郊区的九台县给东野总政治部发出了一封信，要求东野总部立即放弃“饿殍战术”，即刻放行并救济长春饥民[[lxviii]]。
楊滨在信中写道：“数万难民便被阻止在敌我哨卡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 死”，“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 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接着，杨滨在信中逐条批驳了林彪实施饿殍战术，坚决不让老百姓出城的两条战术企图：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于兵争食的局面，达到 “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俄的贫民一概赶出哨卡来，所以事实上没有 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春)市。”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达到逼迫“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其 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的问题，长(春)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 长(春)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针对林彪及及东野总部在实施“饿殍战术”中以“携带上缴武器”为放行饥民出城的条件，杨滨在信中建议：“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 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
林彪于9月9日已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其中已流露放弃“饿殍战术”的想法，即“饿死太多，影响不好”。但仍在等待中央军委的裁定。
有记录表明，杨滨的信由围城指挥部送交东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手中。谭政读罢，认为事关重大，即呈林彪罗荣桓。林彪看过杨滨的信后，不等毛泽东和中 央军委答复，9月11日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lxix]]。
杨滨的信发出的具体时间无据可考。笔者猜测，东野政治部收到杨滨的信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之间，或9月9日之前。或许林彪发出的“9-9电报”也与杨滨的这封信有直接关系。
1990年12月29日，杨滨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六、李作鹏与“长春饿殍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了66年。国共双方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将领基本都已作古。在这66年间，只有当年国民党的守城将领郑洞国在他的遗著中留下了忏悔的文字：
“多少年来，每每回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lxx]]
东野方面晚年著书著文者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在晚年，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对当年在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百姓说过一句忏悔和道歉的话。
林彪“死党”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生前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吴法宪和邱会作及其部队没有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而李作鹏则参与了对长春的 围困，是林彪“饿殍战术”忠实的执行者。但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非但没有对实施“饿殍战术”，导致长春城数十万饥民被活活饿死的做法有丝毫的忏悔，竟然在 回忆录中回避史实，歪曲历史，企图掩盖历史真相。
在《李作鹏回忆录》的尾部，附有一个《李作鹏生平》(后简称《生平》)。《生平》中按时间排序，注明了李的任职时间及其任职期间的重要作为。但是，叙述到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后时段时，《生平》是这样写的：
“1946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lxxi]]
上述文字在叙述李作鹏参加完1947年冬季攻势后，进入了一个大约8个月的表述空白期(第二次“长春之战”阶段)，然后直接叙述1948年10月李作鹏参加辽沈战役的情况。
《生平》中涉及第二次“长春之战”时段的有关的文字仅为半句话，即：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些什么?《生平》竟无一字表述。
《生平》显然是在刻意回避“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李作鹏何时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
首先应该指出，李作鹏就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如《生平》所说的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
1948年3月23日东野各纵队参谋人员聚集双城总部，参加“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会议历时18天[[lxxii]]。参谋工作会议即将结束 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鹏谈话。谈话中林彪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六纵任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会议结束后，李作鹏回一纵交接 工作，随即赶到六纵报到。李作鹏就职第二天，就接到林彪命部队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指示[[lxxiii]]。
也就是说，李作鹏出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17日，即第二次“长春之战”开战的前一天。
第二个问题：李作鹏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后都做了些什么?
《李作鹏生平》在列写“李作鹏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这段文字后，并没有同时如实写明在整个“第二次“长春之战”期间，即东野对
长春全面实施“饿殍战术”的全部时段内，李作鹏及其六纵和第十六师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李作鹏回忆录》中只是叙述了与一些军事战斗有关的事件，例如大房身
机场战役。而对如何实施林彪的“饿殍战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则一概不予提及。
但是，史料证明李作鹏及其部队参与了对长春的围困和实施“饿殍战术”。
李作鹏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并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除了5月23日率部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断绝长春的空中补给通道的纯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如下动做：
5月30日，黄永胜为司令员李作鹏为副司令员的六纵进入城南、城东防区，执行东野总部向长春围困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即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东野围城后，长春难民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东野总部5日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
6月7日，六纵指挥部下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6月22日，东野总部围城指挥部重新调整围城部队的部署。六纵第十八师仍参与围城，六纵其他两个师后撤，但是仍驻扎在长春城南部地区。
直至9月29日，六纵方才从“长春以南范家屯以东地区出发，向沈阳以西急进” [[lxxiv]]。
由此可见，黄永胜李作鹏共同指挥的六纵几乎参与了林彪以“饿殍战术”围困长春的全过程。
所以《李作鹏生平》应做如下修改和补写：
“1948年4月东野发动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李作鹏出任六纵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忠实执行了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并参与围困长春城的行动。其结果是最终迫使守城国民党守军起义和投诚，并致使数十万长春市民被饿死。”
如果为了更加明确李作鹏及其六纵在饿殍“饿殍战术”中应负的责任，《李作鹏生平》中可以多写一句话：“六月中旬以后，东野重新部署围城部队，六纵第十八师继续参与围困长城，李作鹏为师长的第十六师脱离长春围城现场，驻扎长春城南郊。”
第三个问题：李作鹏有意不注明林彪“9-11命令”的发布时间，意在混淆视听.
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在整个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及东野从未对长春城实施过“饿殍战术”，而是围城伊始就积极救济出城的难民，《李 作鹏回忆录》书的《南下作战部署与继续围困长春》一节中专门抄录了一段东野总部的指示——“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 济”[[lxxv]](后简称“东野指示”)。
这段“东野指示”之所以会给读者对造成误解，是因为李作鹏在引用在这段“东野指示”之前后，均没有说明这个似乎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东野指示”是何时颁布的。
如前文所述，6月5日，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中已明确规定：“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
很显然，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与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是在4月至9月间发布，就不会有数十万长春居民被饿死的情况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作鹏回忆录中抄录的那段与林彪“6-5命令”相违抗的“东野指示”到底是何时颁布的呢?
在刘统所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书的第551页，全文刊载了1948年9月11日林彪关于弃用“饿殍战术”的电文。电文中说：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以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和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
原来,李作鹏作引“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的“东野指示”就是林彪最终放弃“饿殍战术”的“9-11命令”。此命令的下达时间是9月11日。而截至到9月11日，已有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被活活饿死了!
林彪在实施“饿殍战术”105天后放弃“饿殍战术”。李作鹏作为东野高级将领和曾经的围城部队的首长对这段历史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回忆录》中，李作鹏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混淆视听，妄图改写历史，真是可耻啊。
从“李作鹏在狱中向毛泽东乞求吃肉”谈开去
谈及长春城被饿死的饥民不得不提及《李作鹏回忆录》中涉及李作鹏向毛泽东乞求吃肉的一个情节：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李作鹏被关押在某部队营地中。因伙食标准与战士相同，引起李作鹏不满。于是上书毛泽东周恩来，要求提高伙食标准。毛泽东 也很通情达理，批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毛指示下达后，李的伙食标准大幅度提高，每天有鱼肉吃，过节和周日还有酒喝。多年后，在《回忆 录》中谈及此事，得意洋洋，在历数自已的革命功劳后，说：“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lxxvi]]
关于李作鹏乞求吃肉的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曾经给李作鹏做过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在回忆文章说，李作鹏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 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 [[lxxvii]]
李作鹏嗜酒嗜肉成性。1946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冬野战士近万人阵亡。但是，溃败途中，到达舒兰后，李作鹏既不架设电台，也不和失散的部队联 系，居然有心情喝酒吃肉。李作鹏的酒桌被怒不可遏的林彪掀翻。林彪斥责李作鹏“醉生梦死”。如果盛怒之下林彪一枪毙了李作鹏，在那种非常时期也未尝不可， 还可留下一段整肃军纪之佳话。
民以食为天!为活命，百姓乞食;为解馋，李作鹏乞酒求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中，在谈及自身伙食被改善时就喋喋不休，得意忘形。而谈及数十万长春百姓被活活饿死的历史时，就公然扯谎，——就没有了公道和廉耻。
笔者倒是很想问问李作鹏：你自然是“有资格吃好”，那么，1948年被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居民当年是否“有资格”得到一口不至被饿死的口粮呢?
1958年，李作鹏撰文《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后简称《大决战》)，此文被载入军史丛书《红旗飘飘》。“文革”期间，李作鹏将此文修改后，收入吹捧林彪的文集《光辉的榜样》。晚年李作鹏在写回忆录时，又将《大决战》一文几乎全部誊抄过来。
李作鹏的誊抄做法说明，李作鹏对长春之战的认知水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作鹏从未对“长春饿殍之战”进行过 丝毫的反省，即使身陷囹圄，面对铁窗之时，李作鹏也只知向毛泽东乞肉乞酒，而拒绝对当年亲自指挥部队实施“饿殍战术”将长春老百姓活活饿死的做法进行丝毫 的忏悔。
李作鹏终年95岁，却至死拒绝对长春死难者做出道歉，此等顽劣真是枉寿高龄。
七、李敖应读刘统书
龙应台用四年的时间撰写了《大江大海1949》一书。书中涉及了当年“长春之战”饿死饥民的史实。不知何故，龙先生的书惹得李敖不高兴了，还专门撰文《龙应台「大江大海」骗了你》(后简称《骗了你》)，李敖在《骗了你》文中指责龙先生对长春围城所知甚少。
但是，在读过李敖的《骗了你》后，笔者发现，李敖也存在着资讯不畅的问题。
为了说明“饿殍战术”(李敖称为“饥民战术”)的责任方不在东野，而在蒋军，且东野在围城期间还救济了长春的难民。李敖专门引用了一段《肖劲光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 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 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 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肖劲光的这段文字出自《肖劲光回忆录》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lxxviii]]。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被李敖引用的肖劲光的这段文字。
首先，应该计算一下4千吨粮食、6亿元救济金和500斤食盐的救济效果。
如果将6亿元救济金也折合成粮食，按照4万元/斤高粱米计算(长春城内是2800万元/斤高粱米)，只能购得不足8吨的粮食，也就是说东野为长春饥民准备的救济粮总数大约为4008吨。
长春城被围困前的居民数是55万(另有75万～100万之说)。按照郑洞国的说法，7月初长春城街头已经有饿殍出现，说明长春城在7月初已经开 始断粮。不算国民党军队对粮食的需求量，仅55万居民每天的粮食消耗按每人半斤(!)计算就是13.75万公斤，折合成吨就是137.5吨。从7月初开始 计算，到10月20日郑洞国放下武器那一天，合计112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5400吨。如果按9月11日东野放弃“饿殍战术”那一天计算，合计73 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0037吨。可见，无论是15400吨，还是10037吨的粮食缺口用4008吨如何补得上?
再计算一下500斤盐的救济效果。按每人4克/天计算，55万人每天盐的摄入量是2200公斤，即4400斤。从7月初开始计算，到9月11日 或10月20日止，合计73天或112天，共需要的食盐总量是321200公斤或492800斤。可见那区区500斤食盐够干什么的?
其次，肖劲光在这段文字中没有明确注明难民救济所成立的时间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和500斤食盐的具体时间，只是笼统地说“围城期间”。而实际情况是，围城5个月后的9月11日，东野才允许长春百姓出城觅粮，有组织的大规模救济活动是9月11日才开始的。
那么，肖劲光回忆录中所说的部队大规模救济难民的情况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陆解放军军史作家刘统先生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中的第551-552页也谈到了肖劲光的这组数据。刘统书中与肖劲光这组数据相关的前后文字如下：
“……9月11日，林罗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肖劲光、肖华，放长春难民出城。电报全文如下：(略)
肖劲光等接到命令，立即传达到各纵队和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打开了，饥饿的百姓蜂拥而出。……，每天放出5000人，10天放出5万人。为了收 容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后方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所。……，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千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救济 金(东北流通券)……，然而围城仍在进行，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现象没有丝毫缓解。”[[lxxix]]
事情很清楚。肖劲光所说的“设立难民收容所”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都是在东野总部9月11日放弃“饿殍战术”以后的事情了。
刘统先生在书中专门引用肖劲光的关于救济难民的数据，并着重注明发生大规模救济活动的时间点，有为肖劲光文字做注释之用意。
问题很显然，东野救济难民的举动不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前，而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后。如果东野在围城的全部时间段内都允许饥民通过卡哨，即使不予以救济，任其落荒而去，也绝不会有十数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况发生。
李敖是名家。但就笔者的眼光看，李敖只是一位资料学家。可是，在这次讨论长春之战的问题上，李敖先生没有表现出一个资料学家应有的造诣。
李敖如果想在“长春之战”的问题上发言，就应好好读一读《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的《春天里的秋天》、张高峰先生的《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 人民的控诉》以及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先生的书《血红雪白》，以及解放军作家刘统先生的书《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结束语
林彪秉性硁执，心黑颜厚，一意孤行，不计后果。
1931年攻占漳州时，林彪纵兵当街拷打百姓索要财物，遭聂荣臻痛斥[[lxxx]]。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交学费”之说为大饥荒饿死千万人做诡辩。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终反遭遗弃。夺机外逃，摔死在温度尔汗。
但是，纵观林彪一生，其人生最大污点却非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莫属。
2011年9月13日，林彪亡命温度尔汗四十年之际，林彪之婿及黄、吴、李、邱之后前往温都尔汗荒原祭奠林彪亡灵。据说，想起“九一三事件”之后各自家庭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还哭了。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66年。长春城下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早已化为泥土。林彪的孝子贤孙们为什么不也去长春城下祭奠一下那数十万因他们 的父辈实施“饿殍战术”而被活活饿死的同胞之亡灵呢。如果在长春城下，面对浸化了那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的黑土地他们也能流下同情的眼泪，说明他们心中的 良知未泯，公正尚存。
张正隆先生说过：“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
是的，那碑文是现成的：
长春之战是无义之战。长春之战是不义之战。长春之战是可耻的。
初稿 2014年4月18日 广西北海
终稿 2014年6月21日 北京植物园
[[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0页。
[[i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页。
[[ii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145页。
[[iv]]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28页。
[[vi]]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ii]] 维基百科，四平战役，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 戰/。
[[viii]] 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ix]] 《春天里的秋天》是巴金1932年基于当时泉州社会现实创作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专制家庭摧残下爱情的悲剧,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 事”,也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小说全篇成功而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手法,通过男主人公林叙述和描写了他和少女郑佩落的恋爱生活、爱情悲剧,笔调柔 婉,简洁细腻,抒情气息浓郁,就象一首精妙隽永的散文诗,充满媚人的诗情味。——摘自《百度百科》。
[[x]]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页。
[[xiv]]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82页。
[[xv]]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2-553页。
[[xvii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页。
[[xx]]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x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页。
[[xx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页。
[[x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页。
[[xxiv]]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页。
[[xxv]]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543页。
[[x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记载”。
[[xx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x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页。
[[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xx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3页。
[[xxx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
[[xxxii]]肖劲光在《肖劲光回忆录》中回忆，高梁米的 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涨到2800万元/斤;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统计，高粱米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10月15日已涨到3500元 /斤;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的“困守长春”一节回忆，高梁米的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涨到3亿元/斤。
[[xx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7页。
[[xxxiv]]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5节 第11章《困守长春》。
[[xxxv]]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x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唐天际唐天际提出的“有条件救济饥民”的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xxxvi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x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页。
[[x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31页。
[[xl]]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81页。
[[xli]]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辽沈战役》第75页。
[[xl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7页。
[[xl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61页。
[[xliv]]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27页。
[[xlvii]]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 戰/。
[[xlvii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地190页。
[[xlix]]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11页。
[[l]]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3页。
[[l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地264页。
[[l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0页。
[[liii]]彭玉麟《攻克安庆省城诗》：操江厂外耀弓旌，肉搏同登破此城。十载练潭容贼有，一朝皖水庆功成。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灰烬如来庵尚在，卅年难慰渭阳情。
[[liv]] 《曾国藩家书(下)》，中国华侨出版社，第2057页
[[lv]]《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lvi]]清·章炳麟《与简竹居书》：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l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lviii]]引自“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6788384.html。
[[lix]]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4页。
[[lx]]尚传道《长春困守记事》，载《辽沈这个战役亲历记》。
[[lxi]]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0页。
[[lxii]]郑建邦《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lxii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lxiv]]林同《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凯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33555&boardid=44。
[[lxv]]William2《长春围城，到底饿死多少百姓?》，凯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4456。
[[lxv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3页。
[[lxvii]]引自360百科, http://baike.so.com/doc/5610602.html。
[[l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9-550页。
[[l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页。
[[lxx]]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5页。
[[lxx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37页。
[[lxx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15、518页。
[[lxxii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2-263页。
[[lxxiv]]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70页。
[[lxxv]]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8页。
[[lxxv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16页。
[[lxxvii]]张思之《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595386.html。
[[lxxviii]]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92页。
[[l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552页。
[[lxxx]]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昨举行王萍出席并讲话
王萍在’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上强调
努力营造济困助学的良好氛围
胡世忠吴敏刘宗华出席
8月7日上午，’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在市中心城区吉安宾馆举行。 记者熊联权 摄
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2/0808/100153242.html
保持清醒头脑奋力争先进位王萍在吉安县青原调研
保持清醒头脑 奋力争先进位
王萍在吉安县青原区调研
市委书记王萍考察吉安县城北新区征地及路网建设。 记者罗昊 摄
相关报道链接：http://jxja.jxnews.com.cn/system/2012/08/28/012088374.shtml
吉安市王萍胡世忠来我厅共商水利工作
吉安市市委书记王萍讲话
江西省水利厅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jxsl.gov.cn/static/03/90/article_39031.html
市委书记王萍讲话
市委书记王萍在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1/0927/100096005.html
王萍率市党政代表团赴赣州学习考察
（首席记者张晶）6月14日至15日，市委书记王萍率市党政代表团一行47人，来到江西“南大门”赣州市，考察学习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县域经济及振兴赣南原中央苏区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接受革命传统洗礼、苏区干部好作风教育。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冷新生等陪同。胡世忠、刘义硚、 吴敏、刘宗华、李云、刘连根、余阳春、彭涉晗、郭庆亮、喻志勇、杨丹、龙波舟、黄运成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井开区领导参加。
吉安市人民政府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jian.gov.cn/pubinfo/zwdt/tpxw/201306/t20130616_1585459.html
坚持“四位一体”推进转化升级
王萍在永阳新塘村调研指导后进村党组织转化升级工作时强调
坚持“四位一体”推进转化升级
6月15日，市委书记王萍在吉安县永阳镇新塘村调研时，仔细查看该村建设规划图。 记者白灵 摄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2/0616/100141352.html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考察华瀚科技公司
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huahan.com/news.asp?id=338
王萍在吉安县调研
王萍在吉安县调研时强调
大兴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之风 到项目到企业到农村到社区
9月30日，市委书记王萍深入吉安县横江镇濠云村委会岭下村考察调研。记者杨中亮摄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1/1008/100096802.html
聂圣哲
【马
云是有公害的“榜样”】在舆论几乎一致欢呼阿里在美国上市，成为美国有史以来IPO最大盘，马云被奉为“商业民族英雄”的时候，我公开站出来说了两句
话：1、阿里是有公害的公司；2、马云是有公害的“榜样”。我要让大家知道，不仅食品有公害，机构和人也有公害！……（全文见长微博）
黄根宝--喝茶危博3世
1948
年林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老百姓饿死多少？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说：12万；国民党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说：不下10万；中央日报说：不下15万；国
民党战犯段克文说：不少于16万；日本人说：20～30万；解放军作者刘统说：12万；院士王大珩说：15万人。；龙应台说：30万。
http://url.cn/Q6X1SS
黄根宝--喝茶危博3世
1948
年林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老百姓饿死多少？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说：12万；国民党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说：不下10万；中央日报说：不下15万；国
民党战犯段克文说：不少于16万；日本人说：20～30万；解放军作者刘统说：12万；院士王大珩说：15万人。；龙应台说：30万。
http://url.cn/Q6X1SS
黄根宝--喝茶危博3世
1948
年林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老百姓饿死多少？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说：12万；国民党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说：不下10万；中央日报说：不下15万；国
民党战犯段克文说：不少于16万；日本人说：20～30万；解放军作者刘统说：12万；院士王大珩说：15万人。；龙应台说：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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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16111366.html
2014-08-16 12:54
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写在1948年“长春之战”爆发66周年之际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7)
本文首先简述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评述。文章对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和终点;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 考量;长春城饿死了多少老百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杨滨发给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信是促成林彪放弃“饿殍战术”的重要原因。文章还对李作鹏、李敖著 作中与第二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文章指明：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正文：
序言
事关林彪一生之评价，客观呈现和评述1948年“长春之战”及其后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
林彪军事生涯的顶峰是以中共首席指挥官的身份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部署和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全部重大战役。
国共东北战事以1948年4月展开的长春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是前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林彪部队在这两次“四平战役”中，卫而不保，攻而不克，均战败。
1948年10月展开的辽沈战役是后期东北战事的核心战役，也是国共三大战略决战的首役之战。林彪部队获胜。
辽沈战役整体战略之构思者是毛泽东。辽沈战役中先取锦州，关闭东北通向华北的大门的战略性决策出自毛泽东。
而在1948年4月展开，并在1948年10月结束的“长春之战”，则是由林彪亲自策动和指挥的。1948年“长春之战”的全部战略构思和决策均来自林彪。因此，“长春之战”的军事后果(夺取城池)及其附加代价(饿死饥民)理所当然的承担者当首属林彪。
近二十年来，林彪拥趸在为林彪翻案的同时，总是不忘炫耀林彪的军事成就。然而，凡遇1948年“长春之战”之议题，面对林彪实施“饿殍战术”致使长春数十万百姓被活活饿死的严酷史实，林彪拥趸就刻意回避，佯装聋哑，不予评述。
例如，著名林彪拥趸丁凯文2007年主编并出版了《百年林彪》一书。该书字数超过百万，却没有一章、一节、一处提及林彪使用“饿殍战术”，将数十万长春市民活活饿死的史实。
还例如，林彪女拥趸舒云在其博客上发表《林彪指挥的十大经典战斗(役)》文。文中谈论辽沈战役时，虽提及了“长春围困战”，但对林彪的“饿殍战 术”不予涉及。统计伤亡情况时，只写出了“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的数字，而对在“长春围困战”中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的史实则无只字提及。
最近，为贺李作鹏、邱会作百年冥寿，林彪、高岗、黄、吴、李、邱等东野(东北野战军的简称)将帅之后人云集长富宫。宴席上，儿孙们为父辈66年 前在辽沈战场上取得的的胜利举杯畅饮。杯盏交错之间，酒肉穿肠之时，竟无一人提及那场“长春围困战”以及被活活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
林彪是“饿殍战术”的总策划者和制定者，既然要讨论林彪的军事生涯，怎么可以不讨论“长春之战”呢?
一、两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战败。长春城和东北三省重归国人之手。但是，在之后的三年间，长春城却两次遭遇战争劫难。
谈及“长春之战”，人们总会将其与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联系在一起。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 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一谈。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相关联。因此，搞清楚两次“长 春之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大公报》述评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第一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始于1946年4月14日，结束于5月23日，历时40天。
1946年3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从国军手中夺取四平。
3月27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局和林彪“用迅速猛烈的手段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i]]。
4月14日晨时，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红军总部撤离长春。国军国防司令陈家珍从苏军手中接管长春城防。
但是，苏军撤离之前已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苏军撤离后，由中共军队接管长春[[ii]]。苏军撤离当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挥杨国夫部、罗华生 部、曹里怀部三万余众，兵分三路，直扑长春城。当日即夺得大房身机场，次日夺得火车站。4月18日，长春易手。国民党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被俘 [[iii]]。
4月18日长春易手当日，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在四平街一线发起反击。林彪部队试图固守四平，誓言要将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但林彪部队顽强抵抗一个月后四平街失守。
林彪率部从四平北撤至长春。此时，因获前方谍报，称长春城内潜伏六千苏联红军，南京统帅部密令杜聿明所部不要渡过辽河和越过公主岭。然而，在东北督战的白崇禧遽然独断，强令杜聿明兵分三路以扇形攻势继续进军长春城[[iv]]。
5月23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守住长春。但林彪已无意坚守长春，径直退向哈尔滨[[v]]。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宣告结束。
收复长春后，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一并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北满城市。此时，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也已越过松花江，兵至双城，距哈尔滨已不足百公里。林彪则已做好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的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以调停国共内战之名，逼迫蒋介石停战。6月6日蒋介石迫于压力颁布停战令。6月21日，蒋介石应周恩来之请求，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再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vi]]。
第一次“长春之战”开战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写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社评刊登在4月16日《大公报》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评中从战争意义和战争手段两个方面，对“可耻”二字给出明确指认：
“我们谨为国家祈福，谨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内战可耻!——这是王芸生先生对国共双方的指责。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1]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 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是王芸生先生对了林彪部队使用非常战争手段的指责。
关于“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曾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梁肃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耻”之事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vii]]。
2013年10月，张刃先生在大陆史学杂志《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当年被王芸生先生称之为“可耻”的证据——“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是依据《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3月27日发来的通讯稿中所披露的事实[[viii]]。
当年，吕德润先生借用巴金小说《春天里的秋天》[[ix]]之书名为题，撰写了介绍东北战事的通讯稿。在通讯稿中吕德润讲述了“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血腥情况：
“……政府军和共产军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军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方死伤惨重’。双方主力的接触，战场上据说有二万多死尸。”[[x]]
首先，让我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王芸生-吕德润所说“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是否发生在长春?
从空间上看，吕德润先生在其通讯稿中提及的战事并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市南部的法库地区和沈阳西部的盘山地区。
查阅中共军史资料后笔者确认：吕德润通讯稿中所说的“法库战役”和“盘山战役”就是中共军史所记载的“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
从时间上看，秀水河战役发生于1946年2月13日，而沙岭村战役则发生于1946年2月17日。
发生在法库地区的秀水河战役，是林彪亲自指挥的，也是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取得的第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其役歼灭国军1600余人。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据说有二万多死尸”，是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另有玄机?待考。
发生在辽西盘山地区的沙岭村战役，是林彪率部出关之后军事上获得的第一次惨败。东北民主联军以四纵所辖九个团的的优势兵力，围攻国民党精锐新六 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却遭遇六十六团的顽强抵抗。四纵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沙岭村战役历时两昼三夜，歼敌仅674人，而自己的伤亡人数高 达2157人，比例近乎1:4。吕德润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说“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是同样的误听后之误传，还是死亡人数之公布同样另有玄机?也待 考。
其次，吕德润先生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首发在4月1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但吕德润从沈阳向天津报社发稿的时间是3月27日。而吕德润采 访并开始写作此通讯稿的时间要早于3月27日。笔者估计：吕德润写作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应在秀水河战役和沙岭村战役结束后不久，时间大约是在2 月底和3月上旬。
笔者强调吕德润先生写作和发表《春天里的秋天》的时间是想说明，无论3月27日之前、或是3月27日、还是4月13日，第一次“长春之战”都还 尚未爆发。因此，王芸生先生关于“长春之战”中林彪部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指控，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与吕德润提供的“证据”不能对位。因此，王 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拟可改名为《可耻的盘山之战和法库之战》。
当然，核实发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时空位置，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王芸生先生对“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的指控。因为“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的做法无论发生在王芸生所说的长春，或梁肃戎所说的四平，或吕德润所说的盘山和法库都毫无疑问是可耻的。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由陆定一撰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xi]]。陆定一在社论中没有与王芸生纠缠“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 锋”事实到底发生在长春，还是发生在法库，或发生在盘山。而是直接否认了“可耻”事实之存在，并认定《大公报》指控的事实是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 机关”那里得到的。陆定一认为，《大公报》才是“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xii]]
4月20日，上海《大公报》用转载发表在4月13日天津《大公报》上吕德润的通讯稿《春天里的秋天》的方式回应了陆定一和新华社。
至此，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的争吵，在一场悬而未决的笔墨官司中似乎成了一桩悬案。
(二)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一次“长春之战”是否“可耻”尚未定论，但“可耻”二字却被王云老言中!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可耻”以无以附加之严酷内容，变本加厉之极端形式一展无余。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否决了毛泽东关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的建议，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长春。
不待毛泽东回复，林彪4月18日当天便下达命令，命独立五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拉开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序幕[[xiii]]。
4月22日毛泽东方才复电同意东野攻打长春[[xiv]]。
5月30日，林彪又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修改为“围困长春”，并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
长春围城的后果是极其严酷的。
围城期间，长春城内的所有木质结构，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xv]]
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长春城有一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后，老太也死去了。东野入城后，战士们发现锅里还剩半条大腿[[xvi]]。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先生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诃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xvii]]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无辜的老百姓逼入了绝境。林彪“饿殍战术”之实施虽然也威胁到了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生存，但是，当年国共双方参战者的回忆文字都承认，没有一个国民党士兵因“饿殍战术”之实施被饿死。“饿殍战术”的全部受害者都是长春城无辜的老百姓。
10月20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第二次“长城之战”宣告结束。
面对林彪及东野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致使数十万市民被活活饿死的严酷现实，《大公报》再次发出声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后简称《活命》)。在《活命》中，张高峰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xviii]]
饿殍之战，胜之不武。“可耻”也罢，“极端可耻”也罢，总之是可耻。
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一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之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民与兵争食的局面，迫使长春全城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逼迫国民党部队在全军人马有可能被活活饿死的结局 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至于长春百姓是否会因“饿殍战术”的实施先于国民党官兵而被全部活活饿死，则全然不在林彪考虑的范围之内。
林彪制定的“饿殍战术”经历了一个“粮禁入”在先，“人禁出”在后的实施过程。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
4月24日，林彪就向各独立师下达命令：“长春之敌到城外四出抢粮，并未见遭受我各独立师严重打击。此种现象，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我各独立师必须抽出1/3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内外随时打击敌之抢粮部队，严格禁止粮柴入城”[[xix]]。
林彪的“4-24命令”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实施“饿殍战术”的起点。
林彪的“4-24命令”表明，围城初期，“饿殍战术”已在林彪的头脑中初具雏形。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只是做“粮禁入”的部署，而“人禁出”的禁令还没有下达。
1948年5月间，正是农作物的生长期。林彪下令在长春城郊外发动了大规模的“铲苗运动”。为了不让一粒新粮进入市区，林彪部队将长春城外方圆四十里的农作物全部被铲光[[xx]]。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也随之响彻 全军。但是，“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的承诺对林彪和东野形同虚设。为了实现“围困长春”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今冬明春长春城周 边的老百姓吃什么林彪就全然不顾了。“铲苗运动”是“粮禁入”方针的构成部分。“铲苗运动”的出现表明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决心之不可动摇。
5月29日，林彪致电毛泽东和军委。在陈述强攻长春的各种困难后，林彪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xxi]]。
5月30日，不待毛泽东和军委回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向东野围城部队下达了围死长春的命令。林彪在“5-30命令”中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xxii]]。东野一纵和六纵奉命进入划定的围城防区。
6月1日，毛泽东回电林彪，再问林部是否已经展开全力攻击长春[[xxiii]]。林彪则以“对长春地形不够了解”敷衍毛泽东。
6月5日，林彪电复毛泽东，提出三个所谓的作战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三、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xxiv]]。
其实，林彪罗列的前两个所谓方案是在虚晃毛泽东。林彪“围困长春”决心已定，且围城的战队部署也早已完成。
6月5日当天，林彪发布围困长春的具体规定(简称“六五规定”)，其要点如下：
“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后)，凡以上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
“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xxv]]
东野《阵中日记》记录了“饿殍战术”的实施情况：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火由炮师派归五、六纵指挥。
(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xxvi]]。
6月5日当天，东野总部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xxvii]]。
至此，林彪的“饿殍战术”——“粮禁入、人禁出”进入全面实施状态。
将在外，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君命有所不受。
6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基本上同意”(实际上是勉强同意)林彪改“强攻长春”为“围困长春，伺机打援”的作战方案。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围城打援”的做法“有平分兵力之嫌”[[xxviii]]。
6月7日当天，以黄永胜李作鹏为正副司令员的六纵依照林彪“饿殍战术”的精神下达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xxix]]
6月初，东野成立围城指挥部。
6月22日，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从围城一线被撤下来修整。以十二纵的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六纵的第十八师级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组成新的围城部队并进入指定位置。开始对长春城实施全面严密的封锁[[xxx]]。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不给敌人一 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的口号。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 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xxxi]]。
东野围城期间，城内粮价暴涨。一斤高粱米的价格从6月2日的4万元/斤上涨到9月10日的2800万/斤。到了10月15日，已经涨到3500万/斤,甚至3亿元/斤[[xxxii]]，但已是有价无市。
8月，蒋介石从庐山致电郑洞国，命他将城内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郑洞国转令长春警备司令部执行，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统统赶出长春[[xxxiii]]。
郑洞国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 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 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xxxiv]]。
国民党军队强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门的就不许再回来。东野则利用这个机会，奖励“执枪归来”，凡是有一支枪，除自己眷属外，可另发给四 张通行共区的路条。有钱的人家，就百般设法买到一支枪，据说并不难，自己携眷先走出国军的封锁线，在两军的真空地带去等，有人接受了难民的钱，他可负责把 那支枪给送去，得到枪的难民再把枪献给卡哨上的冬野围城部队，然后拿着路条逃往沈阳[[xxxv]]。
8月17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 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唐天际承认“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 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
为此，唐天际提出了“有条件放行饥民”的原则：
“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xxxvi]]
人之饥饿之程度或许可以区分“严重”和“不严重”。但是“死亡”与“生存”仅仅是一个“0”-“1”状态，说白了就是“非生即死”!唐天际却创 造了一个荒诞的专用名词——“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但是，如何区分“饥饿死亡很严重者”与“饥饿死亡很不严重者”及“饥饿死亡不很严重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或不同之处呢?唐天际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标准。
9月9日，林彪发出《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该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 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 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 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 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 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xxxvii]]。
从上述“9-9电报”中可以看出，林彪已有放弃“饿殍战术”之意。理由是“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林彪发此电文之背景情况现在还无从考证。但却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9月11日，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这一天，林彪携罗荣桓、高岗、刘亚楼、谭政、周桓电令肖劲光、肖华，允许长春难民出城，不再附加任何条件。林彪“9-11命令”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句话：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xxxviii]]。
也就是说，从9月11日起，林彪虽然继续坚持“粮禁入”，但已经不再坚持“人禁出”了。至此，林彪和东野完全放弃“饿殍战术”。
自5月30日始，至9月11日止，林彪部队对长春城实施“饿殍战术”105天。
10月20日，郑洞国起义，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林彪实现了“兵不血刃”夺取长春的目的。
尽管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且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即恐怖暴力行为通常的攻击对象都是无辜者、平民、非战斗人员，他们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可以起到恫赫敌方的作用，以期实现暴力团体的既定目标。
军事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军事战争的暴力实施对象是具有相同武器装备等级的敌对武装集团;而恐怖主义暴力实施对象却不是敌对武装集 团，而是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自卫能力绝对不对称的大前提下，平民只能被绑架，且无法逃离事件现场，沦为人质。人质之生死一则可以成为筹码被用于与敌对 武装集团讨价还价，二则可以造成恐怖氛围，用于震慑敌方的心理和情绪。
三、林彪采用“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
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有过两次“兵不血刃”夺取大城市的记录，一次是北平，一次是长春。“饿殍惨剧”没有在北平上演，那是古都二百万百姓的造化。而长春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五个月的围困，长春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有230万平方米被完全破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全城的沥青路面几乎都被掀翻，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扒光吃掉了。长春城内外到处是饿殍的尸骨。
长春城虽幸免于炮火，但并未幸免于灾难。遭遇“饿殍战术”的长春城比遭遇战火之摧残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彪的“饿殍战术”几乎将长春城变成一座废墟。
林彪为什么要违背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建军宗旨，拿几十万长春市民的性命作为战争筹码，在长春使用“饿殍战术”呢?本节就从战争的角度对林彪策划并实施“饿殍战术”的军事考量做一些分析。
史料显示，经过不间断地征兵和扩军，至1948年春天，东北野战军已增至98.8万[[xxxix]]。而当时在东北全境的国民党军队却只有 50万。尽管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1948年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林彪却迟迟不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 战。
“饿殍战术”的实施是林彪逃避战略决战的必然选择。林彪在长春采用“饿殍战术”兼有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考虑。可以具体归结如下：
1)林彪实施“饿殍战术”是惧怕南线决战，又惧怕强攻长春城的必然选择
在首先攻打长春，还是首先攻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和毛泽东之间一直存有分歧。早在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就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 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 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xl]]
而林彪则希望背靠苏联由北往南展开军事攻势。因为这样的军事布局是单向受敌，进退两宜，保险系数最大。而深入北宁线南线作战就要腹背受敌，甚至三面受敌。林彪以为无绝对之胜算。
而毛则认为首先攻打长春，有可能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赶入关内，使其和华北的傅作义部队合股，使得华北地区的军事局面复杂化。
其实，林彪提出首先攻打长春只是作为拒绝南下北宁线的一个借口。历史证明，当毛泽东同意林彪攻打长春后，林彪再次变卦，又提出将“攻打长春”改变为“围困长春”。其“围困长春”的理由是：围点打援，以等待围歼卫立煌北上救援部队。
林彪佣兵百万，既不想南下北宁线，又不想强攻长春城。只是用重兵将长春城团团围住。
就在林彪部队对长春实行围困之时，关内解放军取得了豫东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的胜利，歼敌20余万。关内战场上的胜利给佣兵百万的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7月20日林彪电告毛泽东：“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林彪之本意还是要回避攻打锦州。
7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方案，即乘华北敌人空虚之际，东野南下直接夺取天津或北平[[xli]]。林彪的“方 案”显然是在忽悠毛泽东。连长春和锦州都不敢攻打，突然妄谈攻打北平和天津，岂不是儿戏?林彪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维持既不强攻长春，也不南下北宁线之现状。
林彪儿戏般的建议被毛泽东断然否决。毛泽东坚持首先攻打锦州的方案，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先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xlii]]
毛林这次关于南下进攻方向的讨论之后，林彪又延误了两个月后才开始移师南线。
从4月到9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里，林彪部队除了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之外，基本无所作为。直至9月才开始向南线运兵，攻打锦州的战役10月 18日方才打响。至此，距3月13日第二次攻克四平，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林彪犹豫无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饿死长春城的 数十万百姓。
2)两次四平战役的惨败使林彪对东野的攻坚实力没有信心
林彪佣兵百万而不敢进行战略决战。而较辽沈战役晚些时间展开的淮海战役中，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是60万:50万。如果淮海战役的指挥员由粟裕换成林彪，淮海战役几乎没有展开之可能。
林彪既不愿南下锦州，又不愿强攻长春，这其中不只是有战略上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攻坚战没有信心。林彪怯战，采用“饿殍战术”围困长春，这其中的缘由和两次“四平战役”均战败有直接关系。
在1946年的沙岭村战役中，林彪部队首次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虽调动了九倍于敌的部队，但仍战败。其后，让林彪真正领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战斗力是两次“四平战役”。
从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林彪部队为了守卫四平，与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激战一个月，最终战败。据东野统计，“四平 保卫战”中的伤亡人数是8000人[[xliii]]。而黄克诚5月24日在给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中说：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 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xliv]]。国民党方面估计，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xlv]]。
1947年6月11日至6月30日，林彪部队发起“四平攻坚战”。这是东野第一次对大城市实施攻坚战。四平守军仅一万八千人，但守军将领陈明仁 战前抬棺誓师，放言“生死关头，以战图存”，遂率部拼死抵抗。东野调动22个师二十万余众却久攻不下，最终退出战斗。关于东野的伤亡人数，林彪致毛电中称 “四平攻坚战”伤亡人数是三万多人[[xlvi]];而国民党方面估计林彪部队的实际伤亡是五万余众[[xlvii]]。
1947年夏季，发起“四平攻坚战”之前，林彪自恃东野军力渐强，提出要打“硬拼仗”的主张。所谓“硬拼仗”就是“死打硬拼”，即使条件不充 分，也要“断然猛打”[[xlviii]]。“四平攻坚战”就是林彪打“硬拼仗”的一个实验品。其结果是数万名东野士兵横尸四平城下。
韩先楚将军曾撰文指明，两次四平战役攻守皆败在林彪的内心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xlix]]
两次四平战役的失利迫使林彪在常规军事手段之外寻找出路。“饿殍战术”的选择是林彪的无路之择。林彪启用“饿殍战术”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找“另外一种死亡”去置换因攻坚战造成的死亡。而这“另一种死亡”对林彪而言是廉价的，不屑一顾的。
3)大房身机场战役对林彪的影响
林彪的“饿殍战术”从构想到定型与5月23-25日的大房身机场争夺战密切相关。
史料记载：争夺战中，长春大房身机场两次易手。国民党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如同亡命之徒率兵拼死顽抗。东野虽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但也死伤两千余人。
李作鹏是长春大房身机场战役的指挥官，此役虽然取得胜利，但是郑洞国部队的战斗力使东野方面深感忧虑。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写道：“长春外围战后做总结时，我参战部队反映，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开展攻坚战，在进攻的战术上仍有一些问题……。”
此种忧虑在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有所描述：
“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的汇报，眉头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象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l]]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影响在林彪5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地表露出来。林彪详细地陈述了大房身战役。并对今后如若强攻长春做了最坏的预设： “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地夺取。……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必致形成 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
因此，林彪提出建议：“改变硬功长春的决心，改变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大房身机场战役的军事意义在于最终促成林彪放弃强攻长春的计划，并改用以“饿殍战术”围困困长春[[li]]。
4)林彪对实施“饿殍战术”结局的预盼
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林彪一次军事研讨会上大讲他的所谓战术思想。“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是， 在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实际操作中，林彪既不要求部队快速前进，也不要求部队快速扩张和快速追击。所剩之事只有“一慢”，慢到在围城之后，“总攻击开始的 时机”可以无限期之拖延，一拖就是5个月——这就是林彪的“饿殍战术”。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的主要手段是“粮禁入”和“人禁出”，以期民兵争食，使城中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林彪对长春城断粮后的局面还有另外的预盼。
林彪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与兵争食的局面，加剧并“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局面尽早出现。一旦全城断粮“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lii]]。
长春被围之初，市民大约50万，而国民党驻军数超过10万。军民数比例为5:1。林彪手握雄兵百万，都不敢和长春守军决一死战，却企盼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和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相抗争，真是异想天开。正是林彪的异想天开把数十万长春百姓送上了饿殍之途。
5)重演阿莱西亚战役
二战期间，林彪曾长期滞留在苏俄，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军事学。对欧洲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了如指掌。其中包括古罗马时期的阿莱西亚战役。
阿莱西亚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2年的九月。作战的一方是凯撒指挥的罗马军团，作战的另一方是阿维尔尼人韦森盖托里克斯领导的高卢联军。
阿莱西亚是高卢地区曼杜比伊人居住区域里的一座要塞，周围被河谷围绕，防御性能非常好。由于强攻没有胜利的把握，恺撒决定围困阿莱西亚。为了彻 底切断要塞与外部的联系，恺撒下令环绕要塞修筑了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长18公里;外围墙长21公里。两道围墙之间相距120米。
阿莱西亚城内的粮食储备不多。韦森盖托里克斯决定把妇女儿童驱逐出城外，希望恺撒会网开一面，让这些平民百姓出去。但恺撒下令不许放平民、妇女儿童出墙。因此这些人滞留在内围墙和阿莱西亚城墙之间，最终全部被饿死。
韦森盖托里克斯曾几次试图在援军的支持下里应外合打破恺撒的包围圈，但均遭失败。最后韦森盖托里克斯向恺撒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结束了阿莱西亚之战。
阿莱西亚之战中的“饿殍战术”在长春之战中被复制。阿莱西亚市民的死亡方式也同样被复制：阿莱西亚的平民、妇女儿童多死于内围墙和城墙之间的无人环形地带。而长春城的诸多死难者多死于长春城外两军卡哨之间的开阔地。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复制罗马阿莱西亚之战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1860年5月，曾国藩命曾国荃、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围困安庆城。
在安庆城外，湘军没有像罗马军队围困阿莱西亚时那样高筑墙，而是挖掘了两道深沟大壕。内沟壕御安庆城城内之敌，外沟壕御安庆城外之援兵。
太平军断粮后以人为食，拒不投降。被围困17个月后，湘军攻破安庆城。湘军入城后发现，城中民宅釜中尚余人脯。见此惨状，水军统帅彭玉麟作《攻克安庆省城诗》，其中有“釜中余炙存人脯，梁上饥鸟作鬼声”[[liii]]之句。
曾国藩兄弟将太平军及其占领区的百姓统称为“狗逆”，决意“宜多杀不可假仁慈”[[liv]]。如做类比，国军与湘军，东野与太平军，均属同类。但是，安庆惨剧86年后居然在长春城反向重演。
中国自古有“春秋无义战”之说。
“春秋无义战”的思想来自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lv]]。“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武王伐纣 的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是五霸七雄的春秋战国时代了。孔子以为即使天下无道，最坏的情况也只是庶人有议。而“征伐由庶民出”是孔子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
何为“无义”?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事不稽古[[lvi]]。“无义”之举可举，剩下的事情当然只有无耻和无道了。
在现代人的眼光中征伐自谁人出已不重要。但是无耻和无道居然可以稽古效仿。“长春饿殍之战”之野蛮，之阴损，之豪无人性堪比奴隶社会中坑俘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和同样使用过“饿殍战术”的阿莱西亚之战。
四、长春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在讨论长春城被围困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长春城何时断粮?
(一)长春城何时断粮?
史料记载，无论是郑洞国的新七军还是曾泽生的六十军，在他们放下武器之前都没有断粮。更有资料显示，新七军的存粮甚至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所以“长春城何时断粮?”的更准确提法是“长春城的老百姓何时断粮?”
1948年3月1日，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就开始筹集粮食。3月4日，尚传道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有了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
大约4月中旬，郑洞国让尚传道先生进行过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
进入5月后，尚传道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及市内存粮对全市又进行过一次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为此，郑洞国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国民党长春军政首脑郑洞国和尚传道预计长春民间的存粮可以吃到7月底。但是长春百姓断粮情况的出现比预想的要早得多。由于东野“粮禁入”的做法从4月中旬就已经实施，所以，进入6月后，长春局部地区和个别家庭断粮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出现。
据东北野战军总部《阵中日记》记载，从6月1日到5日，长春已有难民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lvii]]。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lviii]]。
自7月以来，街市上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lix]]。
由此可见，东野4月下旬开始围城，百姓断粮的情况在6月初就已经开始出现。7月初，街头饿殍的出现是全城百姓全面断粮的警示性信号。百姓全面断 粮的时间比郑洞国和刷尚传道之预计提前一个月到来与国民党士兵对市民实施抢劫有直接关系。尚传道在统计粮食够吃时限的时候，并没有将国军士兵抢粮的因素考 虑进去。
据郑洞国回忆：全城开始断粮后，国民党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而第六十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自长春被困以后，六十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 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六十军暂五十二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 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 果引起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郑洞国，气愤地提出抗议。郑洞国只好抚慰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 生意外。
“饿殍战术”实施下的长春已成弱肉强食之丛林，有枪者存，无枪者亡!
(二)关于长春城被饿死人数的九种说法
那么，在林彪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期间，长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 下面例举关于长春被饿死的饥民人数之九种说法。
1)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
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lx]]
2)郑洞国将军的说法
当年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lxi]]
“长春之战饿死太多人!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lxii]]
3)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lxiii]]
4)国民党战犯段克文的说法
段克文是1975年被中共最后一批释放的战犯中的一员。被释放后离去了美国。段克文生前留下《战犯回忆》一书。网上传言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中 说长春围城期间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说：
“段克文所著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沈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 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 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lxiv]]
5)日本人的说法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当年从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撰写的。当时他就在“满州国”首都“新京” (长春)。解放军把长春包围起来后，国民党本想遣送这些日本人回国，但对外的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 人打算一起逃出去。结果城外林彪部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根本出不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 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 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长春被围困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当时留在长春的日本人的大部份也都 被饿死了[[lxv]]。
6)解放军作家张正隆的说法
1989年8月，解放军作家张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雪白血红》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自1949年 后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真相。张正隆在书中发出质问：“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 分吗?”
关于长春饥民的死亡人数，张正隆写道“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死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子弹爆炸后当即死亡者，大约8.8万人。第二类是因遭受核辐射的死亡者。这个死亡过程持续了近二十年。这两类死亡人员之总数合计25万。
张正隆认为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人数到底是8.8万还是25万，只好由读者自行判断了。
7)解放军作家刘统的说法
另一位军旅作家刘统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解放战争 东北卷》一书中披露了与两次“长春之战”有关的很多信息。
关于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被饿死的饥民人数，刘统先生认同尚传道的说法，即“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和。”[[lxvi]]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说法
中科院院士，光学专家王大珩1948年曾到过刚刚经历过“饿殍之战”的长春城。长春惨状给王大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王大珩后来在回忆录《我的半个世纪》中写道：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 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 人!”[[lxvii]]
9)龙应台的说法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书中这样估算在长春被饿死的饥民数：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 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很清楚，龙应台的“30万”不是统计值，是计算值，是两个端点数字(10万和65万)的算数平均值。
一般而言，自然人在断食且饮水的状态下，生命之延续一般不超过12天。
如果8月间，蒋介石下令将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百姓统统赶出长春时，林彪部队能够网开一面，开闸放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活活饿死。
死亡人数在战争中既是一个常数也是一个变数。作为军事家要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但是，林彪在第二次“长春之战”中采用“饿殍战术” 之本质却是用百姓的生命置换军人的生命;用百姓的死亡置换军人的死亡;用百姓被活活饿死的漫长煎熬过程置换战士瞬间饮弹殒命的短暂过程。林彪之“饿殍战 术”所置换掉的是军人战死沙场的天职和荣耀。
五、杨滨发出拯救生灵的一封信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长春之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十天后，“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其中首条口号即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并预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然而，此时之长春已被围困一个月。林彪“饿殍战术”之恶意已初现端倪。长春城6月初开始断粮。断粮直接后果就是城内天天有人被活活饿死。
从7月初开始，长春城内已有饿殍出现。“饿殍战术”每维持一天，就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被饿死。到了九月上旬，长春城内外已是饿殍遍地，活脱脱一座人间地狱。将长春城的百姓全部统统饿死的可怕结局已经显现。
但是，无论是中共之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蒋介石之所谓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都不能遏止林彪的“饿殍战术”在长春城的公然实施。谁来拯救长春城尚存的十七万百姓呢!
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杨滨。是杨滨的一封信拯救了一息尚存的十七万长春饥民。
杨滨，安龙县龙广镇人，布依族，原名杨重。1934年毕业于云南教导团。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组织安排潜入国民党六十军工作。抗战初期，随国民六十军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阵地。二战结束后，随六十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随六十军开赴东北。该部队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杨滨负责。1947年10月，杨滨脱离六十军回到解放区哈尔滨，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
1948年9月上旬，杨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从长春郊区的九台县给东野总政治部发出了一封信，要求东野总部立即放弃“饿殍战术”，即刻放行并救济长春饥民[[lxviii]]。
楊滨在信中写道：“数万难民便被阻止在敌我哨卡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 死”，“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 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接着，杨滨在信中逐条批驳了林彪实施饿殍战术，坚决不让老百姓出城的两条战术企图：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于兵争食的局面，达到 “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俄的贫民一概赶出哨卡来，所以事实上没有 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春)市。”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达到逼迫“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其 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的问题，长(春)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 长(春)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针对林彪及及东野总部在实施“饿殍战术”中以“携带上缴武器”为放行饥民出城的条件，杨滨在信中建议：“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 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
林彪于9月9日已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其中已流露放弃“饿殍战术”的想法，即“饿死太多，影响不好”。但仍在等待中央军委的裁定。
有记录表明，杨滨的信由围城指挥部送交东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手中。谭政读罢，认为事关重大，即呈林彪罗荣桓。林彪看过杨滨的信后，不等毛泽东和中 央军委答复，9月11日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lxix]]。
杨滨的信发出的具体时间无据可考。笔者猜测，东野政治部收到杨滨的信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之间，或9月9日之前。或许林彪发出的“9-9电报”也与杨滨的这封信有直接关系。
1990年12月29日，杨滨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六、李作鹏与“长春饿殍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了66年。国共双方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将领基本都已作古。在这66年间，只有当年国民党的守城将领郑洞国在他的遗著中留下了忏悔的文字：
“多少年来，每每回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lxx]]
东野方面晚年著书著文者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在晚年，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对当年在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百姓说过一句忏悔和道歉的话。
林彪“死党”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生前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吴法宪和邱会作及其部队没有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而李作鹏则参与了对长春的 围困，是林彪“饿殍战术”忠实的执行者。但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非但没有对实施“饿殍战术”，导致长春城数十万饥民被活活饿死的做法有丝毫的忏悔，竟然在 回忆录中回避史实，歪曲历史，企图掩盖历史真相。
在《李作鹏回忆录》的尾部，附有一个《李作鹏生平》(后简称《生平》)。《生平》中按时间排序，注明了李的任职时间及其任职期间的重要作为。但是，叙述到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后时段时，《生平》是这样写的：
“1946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lxxi]]
上述文字在叙述李作鹏参加完1947年冬季攻势后，进入了一个大约8个月的表述空白期(第二次“长春之战”阶段)，然后直接叙述1948年10月李作鹏参加辽沈战役的情况。
《生平》中涉及第二次“长春之战”时段的有关的文字仅为半句话，即：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些什么?《生平》竟无一字表述。
《生平》显然是在刻意回避“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李作鹏何时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
首先应该指出，李作鹏就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如《生平》所说的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
1948年3月23日东野各纵队参谋人员聚集双城总部，参加“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会议历时18天[[lxxii]]。参谋工作会议即将结束 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鹏谈话。谈话中林彪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六纵任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会议结束后，李作鹏回一纵交接 工作，随即赶到六纵报到。李作鹏就职第二天，就接到林彪命部队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指示[[lxxiii]]。
也就是说，李作鹏出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17日，即第二次“长春之战”开战的前一天。
第二个问题：李作鹏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后都做了些什么?
但是，史料证明李作鹏及其部队参与了对长春的围困和实施“饿殍战术”。
李作鹏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并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除了5月23日率部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断绝长春的空中补给通道的纯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如下动做：
5月30日，黄永胜为司令员李作鹏为副司令员的六纵进入城南、城东防区，执行东野总部向长春围困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即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东野围城后，长春难民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东野警戒部队饭吃。东野总部5日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
6月7日，六纵指挥部下命令要“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6月22日，东野总部围城指挥部重新调整围城部队的部署。六纵第十八师仍参与围城，六纵其他两个师后撤，但是仍驻扎在长春城南部地区。
直至9月29日，六纵方才从“长春以南范家屯以东地区出发，向沈阳以西急进” [[lxxiv]]。
由此可见，黄永胜李作鹏共同指挥的六纵几乎参与了林彪以“饿殍战术”围困长春的全过程。
所以《李作鹏生平》应做如下修改和补写：
“1948年4月东野发动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夕，李作鹏出任六纵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忠实执行了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并参与围困长春城的行动。其结果是最终迫使守城国民党守军起义和投诚，并致使数十万长春市民被饿死。”
如果为了更加明确李作鹏及其六纵在饿殍“饿殍战术”中应负的责任，《李作鹏生平》中可以多写一句话：“六月中旬以后，东野重新部署围城部队，六纵第十八师继续参与围困长城，李作鹏为师长的第十六师脱离长春围城现场，驻扎长春城南郊。”
第三个问题：李作鹏有意不注明林彪“9-11命令”的发布时间，意在混淆视听.
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在整个第二次“长春之战”中，林彪及东野从未对长春城实施过“饿殍战术”，而是围城伊始就积极救济出城的难民，《李 作鹏回忆录》书的《南下作战部署与继续围困长春》一节中专门抄录了一段东野总部的指示——“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 济”[[lxxv]](后简称“东野指示”)。
这段“东野指示”之所以会给读者对造成误解，是因为李作鹏在引用在这段“东野指示”之前后，均没有说明这个似乎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东野指示”是何时颁布的。
如前文所述，6月5日，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中已明确规定：“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
很显然，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与林彪发布的“六五规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李作鹏抄录的“东野指示”是在4月至9月间发布，就不会有数十万长春居民被饿死的情况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作鹏回忆录中抄录的那段与林彪“6-5命令”相违抗的“东野指示”到底是何时颁布的呢?
在刘统所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书的第551页，全文刊载了1948年9月11日林彪关于弃用“饿殍战术”的电文。电文中说：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以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和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
原来,李作鹏作引“对出城之难民，应动员地方党及军队的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的“东野指示”就是林彪最终放弃“饿殍战术”的“9-11命令”。此命令的下达时间是9月11日。而截至到9月11日，已有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被活活饿死了!
林彪在实施“饿殍战术”105天后放弃“饿殍战术”。李作鹏作为东野高级将领和曾经的围城部队的首长对这段历史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回忆录》中，李作鹏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混淆视听，妄图改写历史，真是可耻啊。
从“李作鹏在狱中向毛泽东乞求吃肉”谈开去
谈及长春城被饿死的饥民不得不提及《李作鹏回忆录》中涉及李作鹏向毛泽东乞求吃肉的一个情节：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李作鹏被关押在某部队营地中。因伙食标准与战士相同，引起李作鹏不满。于是上书毛泽东周恩来，要求提高伙食标准。毛泽东 也很通情达理，批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毛指示下达后，李的伙食标准大幅度提高，每天有鱼肉吃，过节和周日还有酒喝。多年后，在《回忆 录》中谈及此事，得意洋洋，在历数自已的革命功劳后，说：“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lxxvi]]
关于李作鹏乞求吃肉的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曾经给李作鹏做过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在回忆文章说，李作鹏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 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 [[lxxvii]]
李作鹏嗜酒嗜肉成性。1946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冬野战士近万人阵亡。但是，溃败途中，到达舒兰后，李作鹏既不架设电台，也不和失散的部队联 系，居然有心情喝酒吃肉。李作鹏的酒桌被怒不可遏的林彪掀翻。林彪斥责李作鹏“醉生梦死”。如果盛怒之下林彪一枪毙了李作鹏，在那种非常时期也未尝不可， 还可留下一段整肃军纪之佳话。
民以食为天!为活命，百姓乞食;为解馋，李作鹏乞酒求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中，在谈及自身伙食被改善时就喋喋不休，得意忘形。而谈及数十万长春百姓被活活饿死的历史时，就公然扯谎，——就没有了公道和廉耻。
笔者倒是很想问问李作鹏：你自然是“有资格吃好”，那么，1948年被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居民当年是否“有资格”得到一口不至被饿死的口粮呢?
1958年，李作鹏撰文《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后简称《大决战》)，此文被载入军史丛书《红旗飘飘》。“文革”期间，李作鹏将此文修改后，收入吹捧林彪的文集《光辉的榜样》。晚年李作鹏在写回忆录时，又将《大决战》一文几乎全部誊抄过来。
李作鹏的誊抄做法说明，李作鹏对长春之战的认知水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作鹏从未对“长春饿殍之战”进行过 丝毫的反省，即使身陷囹圄，面对铁窗之时，李作鹏也只知向毛泽东乞肉乞酒，而拒绝对当年亲自指挥部队实施“饿殍战术”将长春老百姓活活饿死的做法进行丝毫 的忏悔。
七、李敖应读刘统书
龙应台用四年的时间撰写了《大江大海1949》一书。书中涉及了当年“长春之战”饿死饥民的史实。不知何故，龙先生的书惹得李敖不高兴了，还专门撰文《龙应台「大江大海」骗了你》(后简称《骗了你》)，李敖在《骗了你》文中指责龙先生对长春围城所知甚少。
但是，在读过李敖的《骗了你》后，笔者发现，李敖也存在着资讯不畅的问题。
为了说明“饿殍战术”(李敖称为“饥民战术”)的责任方不在东野，而在蒋军，且东野在围城期间还救济了长春的难民。李敖专门引用了一段《肖劲光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 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 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 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肖劲光的这段文字出自《肖劲光回忆录》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lxxviii]]。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被李敖引用的肖劲光的这段文字。
首先，应该计算一下4千吨粮食、6亿元救济金和500斤食盐的救济效果。
如果将6亿元救济金也折合成粮食，按照4万元/斤高粱米计算(长春城内是2800万元/斤高粱米)，只能购得不足8吨的粮食，也就是说东野为长春饥民准备的救济粮总数大约为4008吨。
长春城被围困前的居民数是55万(另有75万～100万之说)。按照郑洞国的说法，7月初长春城街头已经有饿殍出现，说明长春城在7月初已经开 始断粮。不算国民党军队对粮食的需求量，仅55万居民每天的粮食消耗按每人半斤(!)计算就是13.75万公斤，折合成吨就是137.5吨。从7月初开始 计算，到10月20日郑洞国放下武器那一天，合计112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5400吨。如果按9月11日东野放弃“饿殍战术”那一天计算，合计73 天，共需要的粮食总量是10037吨。可见，无论是15400吨，还是10037吨的粮食缺口用4008吨如何补得上?
再计算一下500斤盐的救济效果。按每人4克/天计算，55万人每天盐的摄入量是2200公斤，即4400斤。从7月初开始计算，到9月11日 或10月20日止，合计73天或112天，共需要的食盐总量是321200公斤或492800斤。可见那区区500斤食盐够干什么的?
其次，肖劲光在这段文字中没有明确注明难民救济所成立的时间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和500斤食盐的具体时间，只是笼统地说“围城期间”。而实际情况是，围城5个月后的9月11日，东野才允许长春百姓出城觅粮，有组织的大规模救济活动是9月11日才开始的。
那么，肖劲光回忆录中所说的部队大规模救济难民的情况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陆解放军军史作家刘统先生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中的第551-552页也谈到了肖劲光的这组数据。刘统书中与肖劲光这组数据相关的前后文字如下：
“……9月11日，林罗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肖劲光、肖华，放长春难民出城。电报全文如下：(略)
肖劲光等接到命令，立即传达到各纵队和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打开了，饥饿的百姓蜂拥而出。……，每天放出5000人，10天放出5万人。为了收 容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后方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所。……，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千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救济 金(东北流通券)……，然而围城仍在进行，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现象没有丝毫缓解。”[[lxxix]]
事情很清楚。肖劲光所说的“设立难民收容所”和“发放4000吨救济粮”都是在东野总部9月11日放弃“饿殍战术”以后的事情了。
刘统先生在书中专门引用肖劲光的关于救济难民的数据，并着重注明发生大规模救济活动的时间点，有为肖劲光文字做注释之用意。
问题很显然，东野救济难民的举动不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前，而是发生在9月11日之后。如果东野在围城的全部时间段内都允许饥民通过卡哨，即使不予以救济，任其落荒而去，也绝不会有十数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况发生。
李敖是名家。但就笔者的眼光看，李敖只是一位资料学家。可是，在这次讨论长春之战的问题上，李敖先生没有表现出一个资料学家应有的造诣。
李敖如果想在“长春之战”的问题上发言，就应好好读一读《大公报》记者吕德润先生的《春天里的秋天》、张高峰先生的《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 人民的控诉》以及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先生的书《血红雪白》，以及解放军作家刘统先生的书《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结束语
林彪秉性硁执，心黑颜厚，一意孤行，不计后果。
1931年攻占漳州时，林彪纵兵当街拷打百姓索要财物，遭聂荣臻痛斥[[lxxx]]。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以“交学费”之说为大饥荒饿死千万人做诡辩。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终反遭遗弃。夺机外逃，摔死在温度尔汗。
但是，纵观林彪一生，其人生最大污点却非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莫属。
2011年9月13日，林彪亡命温度尔汗四十年之际，林彪之婿及黄、吴、李、邱之后前往温都尔汗荒原祭奠林彪亡灵。据说，想起“九一三事件”之后各自家庭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还哭了。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66年。长春城下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早已化为泥土。林彪的孝子贤孙们为什么不也去长春城下祭奠一下那数十万因他们 的父辈实施“饿殍战术”而被活活饿死的同胞之亡灵呢。如果在长春城下，面对浸化了那数十万饿殍之千倾白骨的黑土地他们也能流下同情的眼泪，说明他们心中的 良知未泯，公正尚存。
张正隆先生说过：“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
是的，那碑文是现成的：
长春之战是无义之战。长春之战是不义之战。长春之战是可耻的。
初稿 2014年4月18日 广西北海
[[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0页。
[[i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页。
[[iii]]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145页。
[[iv]]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 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28页。
[[vi]]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ii]] 维基百科，四平战役，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 戰/。
[[viii]] 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ix]] 《春天里的秋天》是巴金1932年基于当时泉州社会现实创作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专制家庭摧残下爱情的悲剧,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 事”,也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小说全篇成功而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手法,通过男主人公林叙述和描写了他和少女郑佩落的恋爱生活、爱情悲剧,笔调柔 婉,简洁细腻,抒情气息浓郁,就象一首精妙隽永的散文诗,充满媚人的诗情味。——摘自《百度百科》。
[[x]]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页。
[[xiv]]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82页。
[[xv]]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2-553页。
[[xviii]]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页。
[[xx]]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x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页。
[[xx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页。
[[x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页。
[[xxiv]]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页。
[[xxv]]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543页。
[[x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记载”。
[[xx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x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页。
[[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xx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3页。
[[xxx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
[[xxxii]]肖劲光在《肖劲光回忆录》中回忆，高梁米的 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涨到2800万元/斤;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统计，高粱米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10月15日已涨到3500元 /斤;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的“困守长春”一节回忆，高梁米的暴涨价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涨到3亿元/斤。
[[xxx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7页。
[[xxxiv]]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5节 第11章《困守长春》。
[[xxxv]]张刃《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xxxv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唐天际唐天际提出的“有条件救济饥民”的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xxxvi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x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页。
[[x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31页。
[[xl]]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81页。
[[xli]]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辽沈战役》第75页。
[[xl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7页。
[[xl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61页。
[[xliv]]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27页。
[[xlvii]]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 戰/。
[[xlvii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地190页。
[[xlix]]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11页。
[[l]]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3页。
[[l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地264页。
[[l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0页。
[[liii]]彭玉麟《攻克安庆省城诗》：操江厂外耀弓旌，肉搏同登破此城。十载练潭容贼有，一朝皖水庆功成。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灰烬如来庵尚在，卅年难慰渭阳情。
[[liv]] 《曾国藩家书(下)》，中国华侨出版社，第2057页
[[lv]]《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lvi]]清·章炳麟《与简竹居书》：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lv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页。
[[lviii]]引自“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6788384.html。
[[lix]]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4页。
[[lx]]尚传道《长春困守记事》，载《辽沈这个战役亲历记》。
[[lxi]]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0页。
[[lxii]]郑建邦《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lxiii]]张正隆《血红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lxiv]]林同《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凯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33555&boardid=44。
[[lxv]]William2《长春围城，到底饿死多少百姓?》，凯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4456。
[[lxv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3页。
[[lxvii]]引自360百科, http://baike.so.com/doc/5610602.html。
[[lxvi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9-550页。
[[l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页。
[[lxx]]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6章第11节《困守长春》，第505页。
[[lxx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37页。
[[lxxii]]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15、518页。
[[lxxii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2-263页。
[[lxxiv]]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70页。
[[lxxv]]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8页。
[[lxxvi]]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16页。
[[lxxvii]]张思之《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595386.html。
[[lxxviii]]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敌人的脖子》,第392页。
[[lxxix]]刘统《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解放战争 东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552页。
[[lxxx]]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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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遭窃案#日
前，曝出从入室盗窃转为挟持抢劫的“升级”版本：大连市相关部门证实，一盗窃团伙通过挟持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立新妻子进入其家中，抢走价值
120余万元财产。从小偷愈加胆大妄为的背后，暴露的是官员遭窃“难”报案的怪象。难道揭底官员的隐匿腐败财产，还得靠小偷“光顾”？
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快来删除你的新闻报道比对公开照片
http://www.xici.net/d206684045.htm
最近一侧《网友上传了吉安市委书记王萍的新闻报道比对公开照片》的帖子被多个网站和论坛转载，引起网民的关注。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并未对该帖子图片作出回应说明，令人奇怪的是，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不少论坛和网站的连接都无法打开，遭到大量删除，只是可以看到快照，不过，有部分论坛和网站可以打开该网帖。
’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昨举行王萍出席并讲话
王萍在’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上强调
努力营造济困助学的良好氛围
胡世忠吴敏刘宗华出席
8月7日上午，’2012吉安市济困助学活动在市中心城区吉安宾馆举行。 记者熊联权 摄
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2/0808/100153242.html
保持清醒头脑奋力争先进位王萍在吉安县青原调研
保持清醒头脑 奋力争先进位
王萍在吉安县青原区调研
市委书记王萍考察吉安县城北新区征地及路网建设。 记者罗昊 摄
相关报道链接：http://jxja.jxnews.com.cn/system/2012/08/28/012088374.shtml
吉安市王萍胡世忠来我厅共商水利工作
吉安市市委书记王萍讲话
江西省水利厅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jxsl.gov.cn/static/03/90/article_39031.html
市委书记王萍讲话
市委书记王萍在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1/0927/100096005.html
王萍率市党政代表团赴赣州学习考察
（首席记者张晶）6月14日至15日，市委书记王萍率市党政代表团一行47人，来到江西“南大门”赣州市，考察学习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县域经济及振兴赣南原中央苏区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接受革命传统洗礼、苏区干部好作风教育。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冷新生等陪同。胡世忠、刘义硚、 吴敏、刘宗华、李云、刘连根、余阳春、彭涉晗、郭庆亮、喻志勇、杨丹、龙波舟、黄运成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井开区领导参加。
吉安市人民政府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jian.gov.cn/pubinfo/zwdt/tpxw/201306/t20130616_1585459.html
坚持“四位一体”推进转化升级
王萍在永阳新塘村调研指导后进村党组织转化升级工作时强调
坚持“四位一体”推进转化升级
6月15日，市委书记王萍在吉安县永阳镇新塘村调研时，仔细查看该村建设规划图。 记者白灵 摄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2/0616/100141352.html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考察华瀚科技公司
相关报道链接：http://www.huahan.com/news.asp?id=338
王萍在吉安县调研
王萍在吉安县调研时强调
大兴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之风 到项目到企业到农村到社区
9月30日，市委书记王萍深入吉安县横江镇濠云村委会岭下村考察调研。记者杨中亮摄
中国吉安网相关报道链接：http://ja.jxcn.cn/2011/1008/100096802.html
【#日本细节#】17.母子健康手账。确认怀孕后，可去市区政府领取母子健康手账。怀孕初期到孩子7岁左右，母亲每次体检的数据，健康状况，胎儿的状况，孩子的成长数据，接种的疫苗种类，时间等母子健康的信息，都会记录在这个可爱的小本子上，这些信息将伴随着母子一生，非常有用。http://url.cn/VtTDbf
难能可贵: 万恶的日本鬼子太没人性了，就连小孩子也不放过！小孩一出生就毫无隐私权可言，从接种疫苗的种类，身体的状况，及成长过程中的数据一一被政府掌握，太没隐私了，他们国家一定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如果一个人忽然开始高调爱国，那么，他不是准备做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已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X忠定律2014/9月17日 22:43 阅读(7.5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221)陆式迟鱼1000: 党每次睡完央视女主播，就开始抗日和爱国
澤西天后: 我同时想到另一个。。。芮成钢！
花夫人图源53
【雨别江苏】早已长发过腰际，未见君骑白马迎。寒窑十载望春风，网海几番挥闲情。图说天下表心意，花开四海香满天。何时相聚共畅饮，却道乾坤澄明时。
周立波：袁世凯是个傻逼，想当皇帝的想法在中国其实很容易。关键是方法论有问题，譬如你可以：龙袍改成打补丁的睡衣，登基大典改成开国大典，后宫嫔妃改成文艺兵，太子皇后亲王改成革命战友……
【毕业生月薪仅2443元！怎么活？】一份调查显示，2014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仅2443元！若在北上广，每月基本开支就要2935元，二三线城市则是1593元。再赶上聚餐、随份子…很多人月底会严重透支，这还不包括谈恋爱的开支！（@中国新闻网）你是这种情况吗？戳图↓
空虚公子
#分享图片#看明白了吗？？？
温和的狼
#聊斋#【阅
兵】前天，安徽新华学院院长石秀坐敞篷车对2014级军训新生进行标准的“阅兵”仪式，风骚无比。1.不想当主席的院长不是好病人；2.今年流行高仿，很
多高仿足以以假乱真；3.俗话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4.大大出访，你值班吗？5.新华火了，蓝翔还会有戏吗？6.其实上头条也是很容易的…印度尼西亚 巴厘省 Badung Nusa Dua - 地图展示
#作家#1970/9
/23，赵树理去世。作《小二黑结婚》。大饥荒中质问：“过去给地主扛活，家中老婆孩子吃糠，可是1950，1960年，也吃了几年糠，还不如过去。怎么
解释？”阳城县委书记任上，如实报告缺粮，将征收过头的粮食退还农民，救人无数。文革开始，陈永贵说：“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遂批斗至死。
校长-詹惠中
那
一日晚间，主持《新闻联播》的杜宪身着黑衣、满脸哀伤。当画面播放至...片段，杜宪语速缓慢、话音哽咽，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这句话作为新
闻的结语。由于同情学生，杜宪随后被调岗转入经济部从事编辑工作，化名“皓月”。前往经济部报到时，她受到了全体同事长达数分钟的起立鼓掌欢迎。
一直纳闷，当初薄王在重庆“黑打”时，很多所谓自由派人士以“法律致上”名义对之说三道四！现在反腐放着正规机构一一反贪局不用，以“东厂”(中纪委)滥捕滥抓却不见当时的人说话？！难道当初是奉旨？
身体非常不舒服，腹部酸痛，尿液有泡沫，很担心旧疾已复发，是不是我运动过量导致的，真的感觉生病了
刚到医院照x光看肺部，验尿液和血常规肝肾。拿三个月的慢性药和打激素成份的针，用激素把它压下来很怕会发作，准备要回日本了，天气也渐渐冷了，不然就痲烦了。... http://url.cn/VMJ6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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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来自Sony Xperia Z2
- 印制个性T恤 手机壳 : 中国最好的漫画家，邝飚和辣椒今天15:3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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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说一句
Yuki在東京4
战斗力爆婊的民族给一个赞，终于打进美国了#财新网摘#【中国人在美国为争购iphone6打架 3人被捕】9月22日，十几名中国人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家苹果店外为争购iPhone 6发生打斗，共有3人被捕。警方称，打架的两帮中国人因排队时怀疑对方插队而发生争执，其中1人因前额被割伤被送往医院，其他人都是磕碰擦伤。（NBC) http://url.cn/TaKuBy 3 Arrested in Brawl at New Haven Apple Store
Yuki在東京4
通信逾半世紀 台日師生情傳二代 自由時報 – 2014年9月19日 上午8:42 85歲陳合順 蒐集書信滿箱 〔自由時報記者劉婉君／西港報導〕八十五歲西港區民陳合順，小學六年期間曾接受多位日籍教師指導，民國卅四年日本戰敗後，日師返國。因為「想知道老師過得好不好？」陳合順在卅多歲時嘗試寫信給老師，牽起他與日師逾半世紀的書信情，即使老師陸續辭世，這份台日師生情緣仍由老師的孩子延續中。 陳合順搬出半世紀來三位老師從日本寄來的信與賀年卡，滿滿一個紙箱，每一張的背後都是濃濃的師生情，他一邊解釋著和日籍老師通信的由來，一邊翻出另一本照片泛黃的「後營國民學校第廿七屆同窗會紀念冊」，每一頁都是他自己黏貼、撰寫，有的還搭配同學的名字以四句聯記載，還有一份恩師錄，寫明國小六年級的五位老師姓名。陳合順表示，小學六年因表現很好，年年都當選班長，當時資源不多，大家只有番薯簽可吃，日籍老師常會拿白米飯給他，隨著日本戰敗，日籍老師離台。 按址寫信寄日 重續師生情 卅多歲時，他因想知道日籍老師過得好不好，試著根據學校的舊資料，寄信到日本給每一位日籍老師，「沒想到多年前的舊地址，日本郵差仍可送到。」他順利接到光平鋙六、......
Yuki在東京4
台灣橫貫公路 拍攝地點是太魯閣口。在日本時代，橫貫公路早已被日本所開鑿，當時日本也計畫在這裡設置國立公園，然而，戰後的國民黨，卻用洗腦教育，告訴台灣人<東西橫貫公路>是在<蔣經國>偉大英明的領導之下開鑿的，還在石頭上刻（人定勝天)，這張照片足以踢爆國民黨的黨國謊言。
Yuki在東京4
昔は、日本のどこの小学校にもあっ 日治時代校園裡的文武二尊者銅像，圖為學甲公學校內文尊者二宮尊德銅像！感佩於尊者年少時家貧砍材回家時仍手捧書本勤奮向學，後來終於至富。為日治時代的典範人物!!（台南新營文化局，李補先生提供，攝於1937年）
4人觉得很赞
- 倾听 :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政府于1895年6月成立了一个“台湾事务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兼任“事务局”总裁，该“事务局”统管台湾事务。第一任 “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就是由伊藤博文亲自任命的，他一到台湾，就不得不面对民众普遍的武装反抗和仇日情绪，桦山资纪采取了“先硬后软”的办法，先是企图通 过高压政策使台湾人民屈服，其恐怖手段极其残暴，惨遭杀害的人常被“暴尸数日，投诸荒野’。据资料记载，在台湾沦为殖民地后，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匪徒惩罚 令》，仅1895年至1903年间，就有3万3千多台湾同胞惨遭杀害。在1902年台湾人民抗日游击队被镇压之后，日本侵略者着手“理藩”，即镇压高山族 等原住民。于1910年制定《五年讨伐计划》以精锐的武装和兵力对付只有原始武器和猎枪的高山族同胞，共进行了28次大规模武装“讨伐”，彻底镇压了高山 族的抗日斗争。 日本于1896年颁布了第一个专制统治的第63号特别法令，简称“六三法”。该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台湾总督的“立法”授权，总督对台湾的 治安、政治、经济有专制性的权力。其后，日本驻台总督公布了所谓“匪徒刑罚分”，使总督拥有肆意镇压台湾人民反抗运动的特别权力。据日本当时今天14:55回复
Yuki在東京4
(陳儀與台灣)1935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曾經留日多年，對日本頗富瞭解，同時又為與台灣最鄰近省分的長官，陳儀奉命赴台參觀，對日治台灣的高速發展感到驚訝，特別是相對中國大陸多年戰亂下的停滯不前，令陳儀深省與反思。之後陳再派人到台灣考察。1937年出版《台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省學習台灣經濟。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多數高層日本籍官員遣返回母國東瀛，無論是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閩南人，或客家話的客家人，甚至是漢人以外的臺灣原住民，在多年日語教育下，幾乎不曉中文書寫，亦不能使用官話溝通；原有的日本人高層職位，多改由中國大陸能通國語的外省人擔任。但是大陸官吏，素質低莠，不通台語、日語，貪污詐欺情事頻傳，例如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時與民眾衝突，更是常為新聞媒體報導。而駐台灣的國軍則毫無軍紀可言，多有乘車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帳，乃至有偷竊、搶劫、詐欺、姦污婦女、開槍傷人等非法情事發生。此等缺點與臺灣日治時期日籍官、軍的高行政效率、紀律嚴明形成強烈對比[4]，也使得本省人愈來愈敵視國民黨與長官公署。 此外，國民黨以隨意印刷通貨鈔票的方式，[5]應付財政支出（後來的幣制改革中，一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台幣，全台灣人民的積蓄幾成壁紙）[6]，並將臺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導致臺灣物質缺乏，民生困苦，工業、農業也出現巨幅倒退，經濟情況比戰火連天的二次大戰末期更加惡化。政府大量印製鈔票的結果，經濟上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一日三漲，民不聊生，路有餓莩，加上台灣人民飽受歧視、各方面備受打壓，致使臺灣人對陳儀主掌的長官公署，民怨沸騰，反抗之聲頻傳。 1947年2月27日晚間，臺北菸酒專賣局葉得根、傅學通等六名查緝員出門辦案，一名寡婦林江邁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真君廟對面之天馬茶房販菸，走避不及。查緝員強欲沒收私菸，卻連已繳稅之菸品與林婦身上財物都不放過。林婦下跪哭求葉得根，緊抱葉得根腿部，葉竟以槍柄痛擊林婦頭部，頓時林婦血流如注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義憤包圍查緝員，查緝員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今西寧北路一帶），鳴槍示警，卻誤擊站在自宅門口觀看的市民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更加引發民眾不滿情緒。隔天的2月28日，抗議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竟無預警對民眾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局勢急遽惡化。至此爆發一年多來因國民政府貪腐失政所累積的龐大民怨能量，由臺北市而起，全台響應反抗政府，事件風起雲湧，是為二二八事件。 政府與民眾衝突對抗之下，各地發生軍民衝突，陳儀接受了台灣知名人士蔣渭川等提議，成立有台灣人參加之省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7]陳儀在表面上向臺灣人士表示即將進行民主化改革，卻暗中向南京國民政府求援，請求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蔣介石派遣國軍廿一師為主力在基隆登陸，展開全臺血腥鎮壓與清鄉，許多台灣菁英及平民百姓因此罹難。解嚴後，行政院官方調查的罹難人數約1.8萬至2.8萬人。 1947年3月22日，陳儀被國民黨三中全會撤職。5月11日，陳儀改任國民政府顧問。5月16日，陳儀的長官公署亦撤銷，改為台灣省政府，主席為魏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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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 矛头直指普京】 俄罗斯周日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乌克兰当前的武装冲突局面，这是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分裂主义者发生冲突以来，俄罗斯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反战集会。组织者称预计周日单是在莫斯科就有超过5万人走上街头，向总统普京传递出强烈讯号：停止战争。 http://163.fm/PkyJemI http://163.fm/PkyJemI
![[圖]](http://imgcache.qq.com/ac/qzone_v5/app/photo/sysbussy.jpg) 作者： 劉淇昆 八國聯軍之戰，是被華人歪曲或誤解最嚴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本人對這段歷史一句話的概括，就是本文的副題：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八
國聯軍為什麼進軍北京?兩句話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戰（這場戰爭由清廷一手挑起），外國聯軍從大沽口登陸,威逼京城,不是順理成章的
嗎?(2)西方各國並無滅亡中國的打算；進軍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壓之外，主要還是為瞭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國外交官和傳教士。
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給這場戰爭起個名字。「八國聯軍」不能作為戰爭的名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則是顛倒黑白，強姦歷史，本人絕不採用。若遵循「甲午戰爭」的命名法，這場戰爭應稱「庚子戰爭」，因為戰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
是對義和團最準確的稱呼，其首領（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幹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騙子。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抵制洋貨、剷除洋人、二毛子（漢
奸）為名，聚眾鬧事，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們「刀槍不入」的騙術所惑，想利用義和團打洋人，義和團遂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奉旨造反」。「滅洋」者，一切沾『洋』
字的均在消滅之列。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殺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拳匪殺害外國傳教士、洋人工程師、華人基督徒和他們的家人，燒教堂，扒鐵路，割電
線，拔電杆，燒車站，毀橋樑，搗學校，砸醫院，破郵局，毀機器，沉輪船，燒(西)藥房，搶銀行，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一時間，紅色恐怖（拳匪頭紮紅巾，腰繫紅帶）籠罩中國大地和京都地區。
![[圖]](http://img6.ph.126.net/NNqnIlw_lIREbEVFTewC-w==/6597482083516761346.jpg)
拳匪稱外國人為「毛子」，
華人基督徒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各類「毛子」，拳匪均視如寇仇；輕則毆
辱搶劫，重則亂刃加身。時人記載：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
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發生「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
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紅色恐怖中，不僅沾『洋』字的大禍臨頭，就是政府高官、皇親國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戰戰兢兢。拳匪說誰是漢奸，誰就是。「鑑別」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即在燭火上燃燒一張黃裱紙，紙盡灰揚，表示得到神的默認，此人才能免禍（不是漢奸）。要想加害於人，
焚表時略作手腳，此人即在劫難逃。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闖到紫禁城裡去殺「頭號賣國賊」，即思想開明的光緒皇帝。
製造恐怖、瘋狂排外的不僅是拳匪，還包括官軍。殺外國人和二毛子殺紅了眼，清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頭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對
後者破腹剖心）。各國多次正式通告、照會，請求清政府採取措施，保護外交官和傳教士,清政府的回應是變本加厲。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聵、瘋狂到向西方各國同
時宣戰，派重兵圍攻北京大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妄圖殺盡在北京的各國外交人員，以及躲在西什庫教堂的所有外國傳教士和教民。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暴民，不教
訓行嗎?
![[圖]](http://img8.ph.126.net/Ndl8Z2TspC9fZ_VWupgbrA==/2700752401556478088.jpg) 庚子戰爭是中國的國恥。恥辱不是因為戰敗,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此戰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其空前絕後處有八,容我一一道來。
(一)中國在大規模殘殺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本國基督徒)、焚燒教堂、殺害外交官之後,向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宣戰，計有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十一國。幾年前的甲午戰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戰全世界的列強,《宣戰詔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張撻伐」，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二)清廷對十一國宣戰，外省督撫中的頭腦清醒者，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與各交戰國達成協議，東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戰詔令，列強也不得在東南地區啟釁。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互相保護，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以文明古國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國公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和家屬（以及被使館庇護的中國教民）。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中國政府竟公然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庚
子戰爭中，大部分在北京的外國公使館被焚燬，包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國、荷蘭的公使館；各國外交官、家屬及使館庇護的中國人躲到建築堅固的英國公使
館避難。在清軍及拳匪的猛烈攻擊下（包括火攻），使館內七十一人遇難，其中有六名兒童（更多兒童在飢餓、病痛中掙扎），數百人受傷。對外國傳教士，中國要
斬盡殺絕。根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其中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其中兒童53名。
中國的基督教教堂絕大部分被破壞、焚燬。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象，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幹過的。
(四)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一個國家用戰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一彈指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後以失敗告終。如此戰績（或曰敗績），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雙
方的力量對比如何?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加上拱衛京師的御林軍「虎神營」、「神機營」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軍至少有二十七營，以
每營五百人計算，甘軍人數至少一萬三、四千。「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外國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兒童76
人」（摘錄自《維基百科》）。
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裝備呢?過去中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外國的洋槍大砲，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軍隊早已經現代化了。當時清軍在北方的主力「武衛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豫軍和武衛軍統帥榮祿自領的中軍）的武器裝備並不比外國聯軍差。他們不僅配備洋槍洋炮，而且「出洋操」，即按外國軍法操練。
以
聶士成統領的武毅軍為例。武毅軍兵員16200人。步兵的裝備：德國製造11毫米口徑連發毛瑟步槍和單發毛瑟步槍共10000支，7.9毫米口徑毛瑟步槍
2100支。騎兵的裝備：奧地利產8毫米口徑連發騎槍1400支。軍官裝備6發轉輪左輪手槍。另外還裝備有英制溫徹斯特-2型步槍及俄羅斯製造的步槍。機
關槍其時剛剛問世，武毅軍擁有両挺德國造馬克辛重機槍。（武毅軍擁有的各式大砲、機關炮未包括在內）
![[圖]](http://photobucket.com/albums/t282/airmalau//?action=view¤t=ba05.jpg) 再看看外國聯軍從天津附近的武庫中繳獲的中國軍用物資之清單。 36門克虜伯大砲，口徑87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60門克虜伯大砲，口徑70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 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57毫米 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機關炮，口徑47毫米 42門大砲，其中一部分為諾爾登費爾德式，一部分為上海機器局製造，口徑37毫米 10門速射機關炮，口徑37毫米 20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 3萬支具有最新標記的毛瑟槍和曼裡徹式來福槍 3萬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 （時值二百五十萬英鎊） ![[圖]](http://photobucket.com/albums/t282/airmalau//?action=view¤t=ba06.jpg) 這一個武庫幾乎可以裝備雙倍的八國聯軍（聯軍一萬六千人）。
在
北京，攻打外國使館的甘軍武器裝備遠勝於使館的防守者；後者只「配備三支機關槍及四門小火炮」（摘錄自《維基百科》）。拳匪的武裝雖不及正規軍，但因為清
廷望其「滅洋」，軍需槍械已有政府供應。昏庸的直隸總督裕祿把拳匪視為國之干城，軍需、糧餉要多少給多少，甚至讓拳匪到軍械所去自取武器。
英國公使館北鄰翰林院。中國翰林院不僅是至尊至貴的衙門，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類古版善本的巨大圖書館，其收藏包括價值無可估量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底本。清軍為了火攻英國公使館，在焚燬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後，竟然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將翰林院縱火燒燬，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只是燒了翰林院，公使館仍然可望不可即。
京
城的戰場除使館區之外，就是西什庫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東堂」、「西堂」等十一所教堂均被拳匪焚燬，北堂（即西什庫教堂）成了外國傳教士及
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的避難所。守衛北堂的是42名法國和意大利士兵；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萬的拳匪。6月17日起，清軍也披掛上陣，軍機大臣剛毅督師。
教堂一旦被攻破，將是慘不忍睹的大殺戮。可是西什庫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軍就是攻不下來。中國軍民廢物到如此程度，夫復何言。（西什庫教堂被圍攻兩個多
月，教民死四百人，七十六名兒童遇難。法、意士兵十五人陣亡，指揮官、副指揮官殉職。）
(五)庚子戰爭中的交戰雙方，一方（西方列強）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為另一方（中國）好。中國的失敗乃是中國的大幸運；若八國聯軍失敗，將是中國的大災難。這難道不也是戰爭史上的今古奇觀？
戰
爭爆發前兩年（1898），光緒皇帝主導的變法維新在西太后為首的守舊頑固派反對之下失敗了。西方各國支持中國的變法維新，希望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
中世紀的野蠻國家進化為現代的文明國家；對戊戌政變後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緒帝寄予同情。因為擔心光緒被謀害，法國政府要求派醫生給（據說重病在身的）
光緒檢查身體。西太后欲廢光緒帝，另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為帝，因為外國使團表示不滿而未能如願（列強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皇帝的廢立，但是列國在外交
上有不承認溥俊的權利）；溥俊僅被立為「大阿哥」（即皇長子，意味著是皇位繼承人）。
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往海外，繼續鼓吹變法維新，被（西太）後黨視為心腹之患。列強不僅營救、庇護保皇（光緒帝）的維新派，而且為反清的革命黨人提供避風港，後黨的仇外情結愈發難以磨滅。
野心勃勃的端王載漪眼看兒子當不成皇帝，對列強恨之入骨。他的親信遂偽造情報，說列強將逼迫西太后歸政光緒帝。對嗜權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禍，於是不惜一切後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據說神通廣大）、殺盡洋人的戰爭之路。
這
是從戰爭的起因分析。從戰爭的結果看，掃清中國政壇上的頑固反動派，諸如載漪、載瀾、載勳、剛毅、英年、趙舒翹、啟秀、徐桐、徐承煜、毓賢等人，是《辛丑
條約》的重要內容（第二款「懲辦禍首」），為之後的憲政改革掃清了道路。為中國政壇清掃垃圾的同時，西方各國在條約談判中要求清廷為被西太后殺害的許景
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開復原官。這些忠義敢言之士當初不顧個人安危，力挽狂瀾，反對啟釁外國，濫殺洋人，進攻使館。中國政府的祛蠹除
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國聯軍逼出來的。戰爭甫結束，清廷於1901年下詔變法，啟動了晚清改革（亦稱「庚子後新政」）。這「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
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摘錄自《維基百科》「清末新政」條目）。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決定立憲，進行政治、經濟、司法、文教、軍
事等領域的全面改革。因為西太后不願在她有生之年大權旁落，晚清改革受到阻滯。
我
們不妨設想，如果八國聯軍失敗了，西太后、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為，達到了「滅洋」的目的，實現了「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中國會是一種什麼
局面。清廷將斷絕與西方各國的一切外交關係，斷絕與西方各國的貿易往來，驅趕或殺盡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半個多世紀「洋務運動」的成
果將付之東流，使中國擺脫矇昧的「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將被迫中斷，中國將重回閉關自守、重回中世紀的野蠻。正是八國聯軍的勝利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圖]](http://img1.ph.126.net/0iuDIZgHG6-zp43JjJNXNQ==/1317302891023721291.jpg)
中
國在庚子戰爭中犯有嚴重的戰爭罪行。戰敗之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態度稱得上是寬大為懷，並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費時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
約第二款「懲辦禍首」。戰爭的罪魁禍首無疑是西太后，這是明擺著的。但是不要說對西太后的任何懲罰，就是對她任何公開的批評，都是中國方面絕對不接受的。
西方列強最後尊重了中國對最高統治者不能碰的「底線」。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國堅持要求西太后承擔罪責，交出權力，歸政光緒帝（這一直是各國的願
望），中國將是什麼局面。這點並非做不到，只要列強對清廷的壓力足夠大。自然，西太后會負隅頑抗；但是她如果想讓滿清政權為她殉葬，她辦不到，滿清親貴、
朝廷重臣、外省督撫最後會拋棄她的。如果光緒帝能夠親政，主導憲政改革，中國的歷史將改寫，「明治維新」在日本創造的奇蹟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人民在
二十世紀承受的巨大苦難將可以避免。八國聯軍、西方列強的寬宏害了中國呵！
端
王載漪是僅次於西太后的二號戰犯。戰後清廷在上諭中嚴譴載漪：「...拳匪之亂，肇釁列邦...推究變端，載漪實為禍首」。西方各國對罪大惡極的載漪，開
始堅持要求清廷將他處死，但他是皇室懿親，清廷不答應。退而求其次，各國要求對他執行「假死刑」--斬監候，清廷連假死刑都拒絕，最後載漪僅被終生圈禁
（「圈禁」即在家中軟禁）。
庚子戰爭的第三號戰犯是野蠻進攻各國公使館的甘軍統領董福祥。此人死有餘辜，但他是統兵大員，清廷擔心他策動兵變，不敢加刑於他，只給予革職處分。西方各國對清廷的苦衷亦能諒解。
有
人對《辛丑條約》規定的四億五千萬兩賠款不能釋懷。戰爭賠款一般是對戰勝國軍費的補償。戰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戰。庚子戰爭，清廷向十一國宣戰，與
八國聯軍作戰，各國的軍費加起來自然是一個大數目。從庚子賠款中唯一獲利的是俄國。俄國獨得一億三千多萬，佔總賠款額的29%。俄國的戰爭支出是一億七千
萬盧布，而所得賠償，折合盧布一億八千四百萬；收支相抵，淨賺一千四百萬盧布。
中
國人的仇外宣傳，只談《辛丑條約》的巨額賠款，從不提西方列強以後紛紛退還庚子賠款的史實。首倡義舉的是美國。美國獲賠款2444萬；它將尚未支付的
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幫助中國辦教育。其它各國（日本、俄國除外）紛紛效仿美國，退還賠款。一些退款被中外雙方用來加強中國的基礎建
設；如英國退還的賠款就用來在中國興修鐵路。
(六)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拳匪、官軍涂毒、禍害；「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歷了空前的浩劫。是外國聯軍攻佔北京、剿滅拳匪之後，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軍隊，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屍積如丘，血流成渠」。「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證，史不絕書。
拳
匪的屠戮，初試牛刀是在河北省淶水高婁村，匪首張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三十四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裡望彌撒時闖進教堂，大殺大砍，將信
徒全部殺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斬盡殺絕（對婦女則有先姦後殺發生）。接著搜索財物，放火燒屋。三十四戶人家一百四十餘人無一倖免。在河北省景
州「朱家河教堂慘案」中，拳匪和官軍屠殺中國教民兩千五百人，外國神甫兩人。槍殺、刀砍、火燒，手段兇殘，婦孺皆被難。
![[圖]](http://photobucket.com/albums/t282/airmalau//?action=view¤t=ba07.jpg)
根
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中國基督徒的犧牲尤為慘烈，兩萬三千多教徒被血腥屠殺；其中天主教徒一萬八千人，新教徒五
千人。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的屠殺，不僅發生在華北（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內蒙古）和京津地區，而且發生在東北（遼寧）、湖南、浙江、江西、陝西
等省，可謂屠戮遍九州。下面一段文字摘錄自《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記述清軍和拳匪在山西太原屠殺外國傳教士的暴行；史料來源於清人著作《拳變余
聞》。
「6
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
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
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
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
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
過
去中國為拳匪開脫罪責的流行說法是：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為那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國人痛恨「二毛子」（華人基督徒），因為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
里，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瞭解的人，都清楚那是不值一駁的謊言。庚子戰爭一百年之後（2000年），33位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
87位殉難的中國基督徒被教皇保羅二世莊嚴「封聖」（冊封為聖徒），就是對他們崇高的歷史評價。拳匪瘋狂屠戮的並不限於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死在他們屠刀之
下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的民眾、官紳。僅在北京一地拳匪就屠殺了十幾萬人。
拳
匪的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見穿制服的學生，指為漢奸、亂刀砍死的不計其數。戴眼鏡、攜鉛筆、用火柴、打洋傘、穿洋襪，都可
招致殺身之禍；家裡藏有洋煙、洋書，更是禍及滿門。不同於一般百姓，拳匪是敢於「犯上」的。御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員）因為曾經入教，被拳
匪斬首示眾。安徽提督姚氏（從一品官）身著官服在京城大街上，僅僅因為讓拳匪「休要妄言（殺洋人）」，即死於拳匪刀下。前去撫屍而泣的提督家人和部下營官
等，也全部遇害。工部尚書陳學芬到衙門視事，一夥拳匪羅唣而至。陳尚書責備他們「無狀」，「匪怒以刀砍之」，既而開槍掃射，陳尚書和其他三名官員倒在血泊
之中，當場斃命。武毅軍統帥聶士成（從一品武官）幾乎是庚子戰爭中唯一認真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為他彈壓過拳匪的殺人越貨、為非作歹，拳匪對他恨之入
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軍奮戰方酣之時，拳匪竟然闖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
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將軍中炮陣亡。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來，倉皇逃命，才未得逞。德國軍人拿來紅毯子，覆蓋聶將軍的遺體，並
將遺體交還清軍。付都統慶恆（正二品大員）掌管御林軍虎神營。他是端王載漪的親信，因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連同慶恆本人，被拳匪折磨至
死。
拳匪任意誣指他人是漢奸，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
不僅政府高官、軍隊將領難以免禍，拳匪殺「二毛子」竟然殺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闖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後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裡也
有二毛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后問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頭拍一下，就有十字紋出現。西太后並不相信這些鬼話，但迫於情
勢，忍辱退讓，讓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闖入紫禁城寧壽宮，欲殺「二毛子」光緒皇帝，被西太后
阻止。拳匪囂張到闖入皇宮去殺皇帝，還有什麼人他們不敢殺？他們的架子比親王、郡王的還大。在天津，他們在路上
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相向。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員）是拳匪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為清政府官員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拳匪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兵
匪焚掠京師」，是拳匪、清兵禍國殃民的高潮。庚子年六月中旬拳匪十萬人湧入北京，致使「紅巾滿都市」。清軍中軍記最壞的是董福祥的甘軍。董福祥是土匪出
身，回民。他率領的「回子兵」軍記敗壞，惡名遠颺。兵匪一家，並非虛言。拳匪入京之後和董福祥的甘軍（以及禁軍）「大鬧京華」；北京「各處城廂大小街巷，
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燬一空」。整個六月份，京城內被奸被殺的婦女不計其數。拳匪將莊王（載勳）府前的廣場闢作
屠場，在那裡一殺就是上千人；人頭滾滾、血流成河。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巴黎革命廣場的斷頭台，殺人最多時每天不過50人，哪裡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的壯
舉。教民既絕跡，拳匪便捕斬私仇，濫殺無辜。據時人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伕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
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
姦殺以發洩獸性，搶掠以財入私囊。「凡有富厚之家，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連京城的侯門王府亦被殃及。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官居一品）家住東單頭條，被洗劫一空。孫著短衣逃難，避到安徽會館；他的一個兒子被剝到只剩一條短褲。肅親王善耆、軍機大臣王文韶、大學士徐桐、工部尚書陳學芬、內務府大臣立山等的府第均遭搶劫，有的甚至被洗劫一空。
拳匪的另一項「專長」是放火。
放火不僅是他們發洩仇恨、肆意破壞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們「作法」以揚威的騙局；「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縱火之前，拳匪先用刀槍指畫一
番，披頭散髮、口中唸唸有詞的大師兄在上面「作法」，小嘍囉在下面暗灑「洋油」，準備火種。大師兄暗號一發，「神火從天而降」。6月16日拳匪在前門外大
柵欄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藥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聽其指揮而不許救援，結果衝天火焰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廢
墟。千餘家鉅商大鋪、7千餘間民宅化為灰燼；正陽門城樓亦被燒塌。京師二十四家鑄銀廠全部被焚燬，所有錢莊銀行被迫停業，通貨既無，市場交易全部停止。
拳匪無法無天，囂張到了縱火焚燒清政府各部的衙門。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各衙門被焚
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至於焚燬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以及公使館，更是不在話下。截止到8月14日聯軍破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
就有71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拳匪湧入並佔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
清軍也
不甘後人。時人記述：7月15日北京前門內：「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御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
軍槍擊火焚……」。火燒翰林院更是甘軍的「傑作」，乃自焚祖典、自踐古籍、自毀神聖殿堂之舉。八月十四日聯軍破京，董福祥縱兵大掠；出彰儀門而西，董個人
就發了上百萬銀子的財。
庚子之亂是北京空前絕後的浩劫。拳匪、清軍兩個月的恣意暴行、燒殺搶掠，使京城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屍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數百年精華一炬成空」。「六街三市，幾絕人跡」，「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
當
清廷欲調兩廣總督李鴻章接替把拳匪奉為上賓的直隸總督裕祿，拳匪預感情勢不妙（李鴻章幾次上奏，力主清剿拳匪）。那些狡黠的便糾合弟兄，大肆搶劫，發一筆
橫財後溜之大吉。匪首張德成、曹福田早就成了巨富。他們樹大招風，開始不便開溜，繼而決定「另開碼頭」。走時當然要「幹一票」。其時各路糧台（即清軍的軍
需給養）都集中在總督行轅，現銀即有上百萬。於是張、曹各率部下，到達總督行轅呼嘯而入，見人就殺，見銀就搶；丟掉「扶清滅洋」招牌，盡顯土匪強盜本色。
拳匪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匪首張德成在落荒逃走時，於河北省王家口被百姓圍攻,白刃齊下,剁成一堆肉。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潛歸故里（河北靜海縣），被村民綁縛送官，凌遲處死。
拳
匪的滔天罪行1949年之後被刻意隱瞞；他們被吹捧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英雄、鬥士。更令人齒冷是，國人把拳匪令人髮指的暴行栽到了八國聯軍的頭上，京城
的滿目瘡痍竟說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結果。這種栽贓是徒勞的。要說搶劫，天字第一號的搶劫目標應該是有無數奇珍異寶的皇宮御苑。要說姦淫，皇宮御苑也是婦
女集中、美女如雲的所在（聯軍破京時，西太后只帶少數幾人倉皇出逃，宮眷、財寶基本留在宮中）。但是聯軍對紫禁城、西苑、頤和園等皇宮御苑可說是秋毫無
犯。
蔡
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特別指出聯軍的行止與亂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佔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
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佔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嘆。各國兵不免搜
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
康
有為在八國聯軍進京後，寫信給日、英等各國領袖，代表了「維新派」對戰爭的看法：「閣下：在排外陰謀中，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董福
祥、趙舒翹和馬玉昆狼狽為奸，巨大的災難已經降臨我國。您現在充分意識到卑鄙的義和團和清朝反動軍隊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壞。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國人能
堅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國際公法的中國人都真誠地哀悼德國公使的被殺。現在和平在望，聯軍已經打敗了廢黜我國合法君主的賣國賊部隊。我請求您注意下
述建議，我相信，如能實行，將保證:(1)公正地懲罰真正的罪犯，(2)對遭受非法攻擊的各國人民和代表實行賠償，(3)永久和解我國的國際關係……」。
（信由英文轉譯）
八國聯軍出兵之前，京津地區被拳匪、清兵禍害成了人間地獄。聯軍攻佔天津、北京以後，首先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方告終結。為了維持治安，聯軍在佔領北京以後，將「刑部」交還給清政府的留守人員；因為中國人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審，須移交刑部懲辦。
八
國聯軍的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後，大力修復華北、東北地區被拳匪破壞殆盡的鐵路、橋樑、電線、通訊等設施，為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
經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七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樑工兵等。他們在戰後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
重要作用。或許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為這些設施的產權屬於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於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
修復鐵路、橋樑、通訊等，是不是為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根本不是。聯軍攻克北京後，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洋人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拳匪的
屠戮之中，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裡容得先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
工程尚未開始。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各國與清廷的談判即將結束的11月份開始的。
八
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復仇心理，或違反軍規、軍記）。但是歷史清楚地證明了：是八國聯軍平息了拳匪的大屠殺、大破
壞，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場罕見的浩劫；是八國聯軍解救了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千千萬萬的中國基督徒，同時解救了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北方民眾。八國聯軍
不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破壞者；剛好相反，他們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恢復者。
![[圖]](http://img5.ph.126.net/dXL4968VJr3JG6dkj9ityA==/6597913092074686655.jpg) ![[圖]](http://img5.ph.126.net/yFy2Ua7FMN-ETVxBCcYRQg==/23362423084904205.jpg) (七)庚子戰爭中，各地由華人組成的「帶路黨」為八國聯軍竭誠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戰爭史上蔚為奇觀。 「帶路黨」為八國聯軍導向帶路，收集情報，助聯軍攻城，為聯軍「公關」（聯絡和民眾的感情），輔軍需運輸，助聯軍給養，直至為聯軍出生入死、捨命效力。
「帶
路黨」中，當然不乏飽受殘害殺戮、視聯軍為救星的中國教民。聯軍的一名諜報部情報官，在其回憶錄《京津隨軍記》中記載：「一個時期，當租界（指天津租界
--引者注）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砲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裡
偵察大砲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著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
個改信基督教的人們，為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砲運送砲彈，他們把大砲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砲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
槍彈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牒報部負責為
每天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吋為比例的地圖。圖上畫著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砲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
圖對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
有了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為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像那樣得到的情報則
除了借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
「帶
路黨」人，除華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眾。民眾被拳匪官軍荼毒、禍害，往往向外國聯軍伸冤、求助。晚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記載過兩個實例。聯軍
破京後，一些拳匪餘孽藏匿在翠微山的兩座寺廟中。他們以土匪綁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個韓姓居民「勒出萬金」。韓某請求減少贖金，拳匪不允，將其殺害。
韓妻知道向政府控告無用，「逕入城控諸洋人」（進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動，包圍寺廟，盡殲拳匪，為民除害。另一例則是民眾對官軍暴行的反抗。聯軍攻通州
時，通州守軍「奸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通州守軍姦淫擄掠，為居民深恨。在聯軍兵臨城下之際，居民紛紛向聯軍投訴；聯軍將
清兵圍而殲之）。
![[圖]](http://photobucket.com/albums/t282/airmalau//?action=view¤t=ba09.jpg)
俄
國戰地記者在《八國聯軍目擊記》中記載：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裡，農民向聯軍提供中國官軍部署的情報；「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
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
些俄國旗給他們」。這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嗎？諷刺的是，「王師」竟然是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軍團，戰功卓著，獲得英國女王授勳。論者把他們亦算作「帶路黨」的一個類別。因為篇幅關係，本文略去不談了。 庚子戰爭中，「帶路黨」人如此之多，對外國聯軍的幫助、貢獻如此之大，難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個標誌嗎？ (八)八國聯軍佔領天津時對城市的現代化民主管理，在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佔領是臨時的，今後撤軍「走人」毫無疑義，但是他們對城市管理並未掉以輕心；他們把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城市管理和民主作風搬到了中國。這裡僅以天津為例。
聯
軍攻佔天津後成立了臨時軍政府；入鄉隨俗，取名「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市府委
員會（相當於市議會）。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委員會一共召開了329次會議，4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
會議討論通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彙編為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
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
天
津臨時政府發佈的第1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收拾庚子之亂
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拳匪大屠殺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
施」，就是說，在戰亂之中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
劫
後餘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後，臨時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進入下一個層次：「清理中國政府及私人放棄的動產和不動產，編造清單並且採取必
要的保護措施」。為確保民眾的財產安全，臨時政府對戰後混亂的私有財產進行清理，重新登記；向能夠出示財產證書的人發放房產證，並頒佈了契約註冊辦法。西
方國家對財產權的尊重（無論是私產還是公產）和契約精神，在臨時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體現。
![[圖]](http://img3.ph.126.net/2mwtU5BKW7duaXG8RDjv2A==/1293096043026595203.jpg)
即
使面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佔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
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覆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遷」（委員會第81次會議第2
項，1900年12月12日）。
在
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開埠以來第一次現代化改造的浪潮。臨時政府主導了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將城牆拆除建造公路，在新修的馬路上鋪設電車
道、安裝電燈等等。按照國人的慣性思維，外國佔領軍的這些作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是在敵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陞官的驅動，亦無飽私囊、摟錢
財的利誘，所為何來呢?
進行天津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裡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為例。![[圖]](http://img0.ph.126.net/36WfoOXFftLfON9702JdHQ==/24488322991343870.jpg)
臨
時政府委員會第73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此次拆遷的徵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A.de）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
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長、司庫和中文秘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
民。居民有意見、要求儘管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面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
房價執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畝75兩支付徵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費劃撥同等面積的宅基地。
房產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保與相關人員到場造冊存底，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圖]](http://img8.ph.126.net/x4sc3sGUvbbCZTIeBbV-Wg==/1291407193166334148.jpg) 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羨慕呢?
在
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拳匪製造的紅色恐怖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這場浩劫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用戰爭手段終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懸，這不是八國
聯軍出師的「副產品」，而正是聯軍作戰的目的。當然嚴格地講，聯軍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但是中國的民眾官紳不是也同時獲得
解放嗎？如果說八國聯軍平息這場浩劫的功績不可沒，這種說法過份嗎？如果說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八國聯
軍乃正義之師，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人，在瞭解歷史真相之後會得出的必然結論。
![[圖]](http://photobucket.com/albums/t282/airmalau//?action=view¤t=8888.jpg)
這是一張珍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記載了八國聯軍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歷史瞬間。這張照片顯示，聯軍正在順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內。讓人驚訝的是，當他們爬上岸時，京城百姓居然齊齊站在河沿，作圍觀狀。
站
籠又稱立枷，是枷號的一種發展後的形式，於清朝開始正式作為法律懲治手段。這種特製的木籠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腳下可墊磚若干塊，受罪的輕重和苟延
性命的長短，全在於抽去磚的多少。有的死刑犯會被如此示眾三天後論斬，有的則像圖中這名囚犯一樣被活活吊死。據記載晚清一名叫劉松廷的滇戲演員也是死在站
籠裡。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誣偷了云南藩台的銀子而將其裝進站籠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開腳下磚頭被吊死。
受立枷酷刑。《老殘遊記》第三回：「未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 ![[圖]](http://img7.ph.126.net/9aWfhln8d_kQDJG_uZnQzg==/2590977160639440287.jpg) ![[圖]](http://img8.ph.126.net/WapmYs8hpQJOhhj3mTNHEA==/6597135737355237568.jpg) ![[圖]](http://img9.ph.126.net/s42HEIFsngXbHsQsqtCrRA==/2698782076719502289.jpg) ![[圖]](http://img3.ph.126.net/ywH1RZuL56Vj8FeLqofrDA==/2680486203233417363.jpg) ![[圖]](http://img1.ph.126.net/n8rghFaTo1VFdVmotgeN3Q==/6597139035890121111.jpg) ![[圖]](http://img4.ph.126.net/eGWqNdl96auWv8YJQvngKA==/6597732772167731724.jpg) ![[圖]](http://img2.ph.126.net/ETcWpybpzB6NPrroQjT6Hg==/2666412454397894442.jpg) ![[圖]](http://img6.ph.126.net/QfQFWtL4hplNtcuqAC6eiA==/2556074263527307316.jpg) |
六○年代還沒上小學前，有一段時間因為父親不能在家，只好將我寄放在外婆家。隔壁住著一個獨臂老頭，我看他一隻手還能劈柴、打水、挑水，覺得好不可思議。那時有一部香港電影叫「獨臂刀王」，孩子們都私下傳說，他一定就是傳說中的「刀王」。
外婆家附近的大人小孩，幾乎全說台語，「刀王」也不例外。有一天有個大一點的孩子問他：「刀王，你另一隻手呢？」刀王回答說：「二十多年前轟炸時被炸昏 了，醒來後就這樣了。」那個已經上學的孩子就說：「日本飛機好壞喔！」刀王笑著說：「不是啦！轟炸的是美國飛機。」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舅舅，舅舅就警告我 別再說這件事。
外婆家附近的大人小孩，幾乎全說台語，「刀王」也不例外。有一天有個大一點的孩子問他：「刀王，你另一隻手呢？」刀王回答說：「二十多年前轟炸時被炸昏 了，醒來後就這樣了。」那個已經上學的孩子就說：「日本飛機好壞喔！」刀王笑著說：「不是啦！轟炸的是美國飛機。」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舅舅，舅舅就警告我 別再說這件事。
外
婆家住在鐵道旁邊，鄰居那個讀小學的大哥哥，有一天忽然問刀王：「這鐵路有多少年了？」刀王說：「有60年了。」大哥哥就說：「我知道，是清朝劉銘傳修
的。」刀王竟說：「不是啦！是日本人蓋的，通車時我就已經十歲了。」大哥哥改用國語跟刀王爭論，還罵他是漢奸走狗，幸好刀王聽不懂國語，不理大哥哥就自己
去劈柴了。
當時我心裡就感到奇怪，刀王為什麼說他的手是美國飛機炸斷的？還說鐵路是日本人蓋的？可是電影裡都說來轟炸的是日本飛機，
日本明明就是壞人啊！怎麼還會修鐵路？等我小學讀到台灣的鐵路是劉銘傳修的，卻完全不提日本有沒有修鐵路時，我就更奇怪了。於是我又跑去問舅舅，舅舅在日
治時代讀過台北州立第一中學（現在的建國中學），結果他竟回答我：「小孩子有耳無嘴，不要問那麼多。」
這個回答讓我很不服氣，我又跑去問媽媽：「台灣的鐵路到底是誰修的？刀王說是日本人修的。」媽媽只回了我：「什麼刀王不刀王的，唸你的書去，課本說什麼就是什麼。」被媽媽與舅舅都罵過後，沒辦法，就只好照課本說的去背吧！
長大後在台中神岡當兵時，有一次坐平快車回台北時，遇到一個列車長，閒聊時我又問了這個課本永遠解答不了的問題，到底這條鐵路是誰修的？那個列車長回答：「我是吃公家飯的，不能告訴你。但我只能說，中國的鐵路都是靠右走，日本的鐵路都是靠左走，你自己去看吧！」
全世界大概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大陸國家如中美俄法德行車是靠右，大英國協的國家如紐澳英都靠左，日本也是靠左。惟獨是台灣最奇怪，汽車靠
右、捷運（地鐵）也靠右，但火車卻靠左。舅舅說從前台灣汽車也是靠左的，但我問他從前究竟是什麼多久之前，他又不敢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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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軍在澳底一登陸，台北城就開始亂了。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看情勢不妙，馬上攜家帶眷捲款溜了。台北城陷入無政府狀態，原本清朝留下的駐軍就開始搶劫民戶，台北城的仕紳受不了，於是請了英法德三國的洋商去基隆跟日軍投降，日軍就這樣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日軍一路南下，完全沒有受到抵抗，一直到彰化附近，才碰到比較有組織的反抗勢力，吃了大苦頭。但彰化人在努力抗日時，請問台北人在做什麼？召集志願軍南下作戰嗎？在當地發展地下組織嗎？不，他們已經開始跟新的統治者套交情、攀關係，搶著要幫日軍帶路。
當時台灣第一富豪，板橋林家的林維源，也就是台灣民主國的議長，日軍登陸前就跑到廈門避風頭，等到日軍和平進城，馬上急電家中的家長（管家），趕快與北白川宮親王聯絡。所以可以這樣推論，「以台灣人立場來看」，台北人漢奸比較多，彰化人比較有骨氣嗎？非也非也。
穿越時空隧道，想象一下1895年的台灣，當時沒有電視、沒有網路、沒有高速公路、沒有西部縱貫線鐵路。台灣比較繁榮的三個區塊，一府二鹿三艋舺，彼此
是疏離的。1697年時，《裨海紀遊》作者郁永河因福建榕城火藥庫災，損失五十餘萬斤的硝磺火藥，典守者要負責賠償，所以他從台南搭牛車經過21天跋涉，
到台北去向番人採購硫磺。
郁永河是因公務在身，所以有55名士兵隨行保護，否則沿路毒蛇猛獸、山匪路霸、番人獵首，很難平安到達，很
少有人敢嘗試陸運。至於水運，台灣的河川都是東西向，南北沿岸航線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所以那時的人如果一定要從台南到台北，就會先坐船到福建，再轉船到艋
舺，這樣還快一點，而且安全。
大家試想一下，在這種交通阻絕的情形下，一個台北人會對於府城或鹿港關心多少？他應該是一輩子沒到過那
裡，也沒有親戚在那裡，更沒有朋友在那裡，頂多能知道台灣島上還有這樣一個地方就不錯了。所以當他聽到日軍在彰化和反抗軍激戰，是會馬上熱血沸騰，衝下去
為「同胞」報仇？還是聳聳肩，慶幸自己腦袋還在脖子上。
從歷史看來，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如果回到十九世紀，你問住在台灣的漢人：「你是哪裡人？」他也許回答漳州、泉州或是客家人，也可能回答是艋舺、鹿港或府城人；但他絕不會告訴你：「我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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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那年代的台灣課本裡，大肆吹噓劉銘傳所修的「縱貫鐵路」，把他捧為「台灣近代化之父」但對日本的「縱貫鐵路」則隻字未提。到了21世紀的中國，仍在
電視裡播出「統戰劇」，把劉銘傳神話成「要求祖國統一，呼喚民族團結」的英雄人物，然而這條鐵路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大概也沒什麼人有興趣去研究。
1876年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修築了一條吳淞碼頭至上海的窄軌鐵路，全長14.5公里，是中國最早的營業鐵路。但火車撞死了一頭牛後，引起村民不滿，
認為鐵路會破壞龍穴。清廷害怕這一風水傳言，會動搖一再割地賠款，早已人心動搖的皇權，於是一再交涉，花費白銀285,000兩，將其贖回拆毀。
1887年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一再奏准修建台灣省鐵路。清廷要求丁日昌「審時度勢，妥速籌策」，並決定每年撥銀200萬兩，但劉銘傳實際拿不到40
萬兩，建路經費嚴重不足。李鴻章原本要向上海英商麗如銀行借款60萬兩，也因利息太高而作罷。丁日昌乾脆將拆下來的吳淞鐵路設備運到台灣，這條以台北為中
心，向東到基隆港，向西南到新竹，總長107公里的「縱貫鐵路」，就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勉強蓋了起來。
這條鐵路是不是真的可以「營運」，《台灣通史、郵傳志》裡記載：「每車長約二丈，貨車略同。凡設車站十六處，均以土造，曰火車房，其驛長曰司事。顧當草創之時，站中不設信號機，亦無昇降場。其始每日開車六次，後乃減為四次。然途中遇車，隨時可以搭乘，故時刻不定。」
「乘
車之費，自台北至基隆者四角四尖，而至新竹者八角六尖，上等倍之，每裡約當二尖一釐。貨物則擔抵一人。平均一日之客，台北基隆五百人，台北新竹四百人。顧
是時民用未慣，物產未盛，而基隆河之水尚深，舟運較廉，鐵道未足與競，以是入款尚少，每月搭客一萬六千圓，貨物四千圓，收支不足相償。」
劉銘傳因技術限制，設計委託外國技師，但為了節省經費與確保權利，實際建築由中國官兵與工人執行。當時在架設這段鐵路的官兵和工人，根本不知道鐵路是什
麼，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所以只要外籍工程師一離開視線，測量用的木樁就會被拿去生火煮飯。枕木與鋼軌被偷不說，連鐵軌邊的碎石到車站屋頂的瓦片，無一
不遭人偷。
這條「外人設計，國人自建」的鐵路，設計者從德國的貝克，換到英國的馬
迪遜，因為根本無法監督工人，以致連換了五位總工程師。監工一職又都由當地豪族賄賂而得，為了迴避墓地或私有地，就任意變更路線。為了節省經費，還把設計
的隧道一律取消，沿著地形彎彎曲曲的建造。另一方面則不考慮地質，以致下雨就流失路基。橋樑也從鋼架改成木架，大雨一來立刻倒塌。行車時晃動劇烈，敢搭乘
的人當然不多。
尤其台北到新竹那80公里，沒有任何信號標誌、平交道與月台，時速
只有13.7公里，要上車的招手讓司機停車，要下車就必須自己跳下來。最刺激的是軌道裡每隔20分才有一個「急勾配」，所以這種無頂無窗的列車，比遊樂園
的雲霄飛車還好玩。行車途中若遇到缺水，還要下車到附近山谷幫忙找水，挑水回來後又要等煮到沸騰。加上車資不隨里程而定，混亂無章法，官員兵丁搭車又都免
費，假日還停開，根本沒有營運價值，也難怪接任的邵友濂，會奏請停建原本要一路修到彰化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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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6月6日，日軍依馬關條約從三貂角登陸，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在辜顯榮與英德法三洋商的陳情下，6月14日進入台北城，平定已經在城內姦淫擄
掠多日的清朝軍隊。但在6月17日舉行「始政式」之前一周的6月10日，總督樺山資紀就先成立台灣鐵路總司令部，由總督府陸軍局工兵部長兒玉德太郎，及遞
信省鐵路技師小山保政先後擔任司令。樺山總督還自任臨時台灣鐵路隊長。
樺山在當年8月，就向中央提出「三大提案」，分別是舖設縱貫鐵路、興建基隆港與普設公路。中央政府還自軍費中撥出十萬元作調查費用，委託遞信省鐵路技師長增田禮作（工學博士），負責調查並測量劉銘傳興建的那條「縱貫鐵路」。
會出現這種「萬事莫如鐵路急」的現象，是因為劉銘傳這條鐵路，才是真正在台灣的「抗日英雄」。日軍在進入台北城之前，沒有遇到武力抵抗，但卻敗在這條所
謂的「鐵路」上。當時渡台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是搭轎子從基隆到台北赴任的。他寫到：「看到許多人在推火車的荒謬景象。」他還寫著：「與其說是鐵路，不如
說是輕便道。」樺山總督自基隆進入台北城，就是搭乘所謂的「火車」，但卻必須派遣60名日軍在後面「推」，搞得推車的日軍啼笑皆非，自嘲來台竟是如此「為
國效命」。
小山保政調查發現台北到新竹的鐵路，許多枕木都被拔走了，連軌道也有短少。在台灣又無法調度鐵軌、枕木、車輛，連木材、水
泥與磚石都要向日本購買，於是小山在東京招募130名職員。而鐵路建築最困難的就在徵收民地，光是台北車站就需要32,639坪。其他14個土角厝的車站
也必須拆除重建。
小山帶領的臨時鐵路隊，300多名來自日本的隊員，有170多人染病，其中多人病死。1896年1月14日，小山將
患病的隊員送回日本醫治，回國加死亡者高達282人。但鐵路建設不能停止，於是又從日本調派新的隊員來台。臨時鐵路隊死亡人數，1895年是81
人，1896年高達241人。在如此巨大犧牲下，台北到新竹的鐵路才建設完成。
1899年6月21日，小山就任打狗（高雄）鐵路敷設
部部長，開始了南部鐵路的興建。8月23日，獲得明治天皇頒贈的四等瑞寶勳章，但他也在這一天因瘧疾去世。老蔣因為「做賊心虛」，自己統治台灣時完全沒有
架設新鐵路，所以在教科書裡拼命反日仇日，醜化日治期間對台灣的建設，完全不提日本為了興建台灣鐵路而犧牲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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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起，台灣總督府就鼓勵日本人在台興建私營鐵路，並在東京成立「台灣鐵路會社」，10月27日還發下許可證。然而台灣的瘴癘盛行、高山峻
嶺、河川湍急、土質疏鬆，願意投資的商人有限，以致資金募集不足，宣告解散。儘管當時日本國內，很多人大力鼓吹「一億元賣台論」，但台灣總督府仍然在
1900年3月，編列了三千萬元興建縱貫鐵路。
兒玉源太郎總督為了「鐵路國營」政策，開始興建從基隆到高雄總長405公里的台灣縱貫
鐵路，負責人長谷川謹介，1855年生於山口縣厚狹郡，1871年入大阪英語學校就讀，1874入「鐵路寮」（鐵路學校）就讀，1877年畢業於「鐵路工
技生養成所」，歷任日本鐵路局技師、日本鐵路會社建設課長等職。
當時台灣的20個港口，都是連戎克船（中國帆船）也進不了的小港，鐵
路所需材料根本無法上岸，所以必須先興建基隆與高雄的深水港。而瘴癘盛行與盜匪四出，本地工人很難招募，只得依賴陸軍工兵隊。在長谷川領導下，南北分四區
同時進行，第一區由基隆至新竹、第一區由新竹至台中、第三區由台中至嘉義、第四區由嘉義至高雄。耗時9年，縱貫鐵路終於完成。
很多人
不解，長谷川所規劃的第一區由基隆至新竹，劉銘傳不是已經架設好了嗎？其實劉銘傳所建的「鐵路」，無論軌道材質、設計施工，通通不符使用需求。106公里
的「鐵路」拆除後只剩0.8公里可廢物利用。位於現在館前路的台北火車站，根本不是劉銘傳時代位於鄭州路的台北火車站。火車從大稻埕開出後，跨過淡水河走
新莊、龜崙嶺到桃園；但總督府鐵道部完全廢棄既有路線，改走艋舺、板橋、樹林、鶯歌至桃園，也就是現今的台灣縱貫鐵路，與劉銘傳那條連路線也不同。
1908年10月24日，在今天台中公園北側高丘上第二砲台（北門樓），舉行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慶祝儀式。地方仕紳、捐獻土地者、全島大小官員與日本
皇族及海內外各界代表等，超過千人以上的貴賓參加。為了招待這些貴賓，當時全台唯一的歐式飯店－鐵道飯店，也趕在全通式前完工，連大清也專送「全台鐵路告
成誌喜－－軌路同遵」的賀詞，成為日治五十年間最盛大的活動。
長谷川謹介完成縱貫鐵路離開台灣，升任日本鐵路東部鐵路管理局長，後來
又歷任西部鐵路局長、中部鐵路局長、鐵路院技監、鐵路院副總裁等職。但因他在台灣時罹患中耳炎及腎臟病，1921年4月因中耳炎入院，8月27日逝世，享
年67歲。日治時代的台北火車站前，還有一座紀念他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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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隆與台北之間，會經過一道全長553.6公尺的竹子寮隧道。原本劉銘傳鐵路通過的獅球嶺，坡度太大，橋梁結構太差，路基標準也太低。「陸軍臨時台灣
鐵道隊」隊長山根武亮，決定開挖新隧道。但因工程艱鉅，東邊由太倉組、西邊由有馬祖分別開鑿。太倉組代表久米民之助與有馬組代表澤井造市，為了競爭先一步
完工，雙方起了衝突。山根隊長為了使雙方工程進度均衡，命令有馬組暫停施工107天。
後來隧道完工後，卻發現大倉組施工超過中心線17公尺，有馬組代表澤井造市非常氣憤，下令全體員工撤離工地，也不打算參加三天後舉行的隧道開通典禮。山根隊長找來澤井溝通，但澤井不接受，山根一怒，竟拔下配刀，怒罵說：「你不聽命令，就準備接受軍法處分。」
沒想到澤井不為所動，竟回答：「隊長，請等一下，我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於是脫下上衣，將身上澆了水後，坐了下來說：「隊長，我準備好了，請揮刀吧！」
山根佩服澤井的骨氣，就向他道歉說：「對不起，是因我命令你停工，才讓大倉組的工程超過進度，讓有馬組受了委屈。請你念在國家的立場，原諒我的決策。」
澤井也被山根隊長的話感動，回答說：「隊長，請原諒我的粗魯，雖然進度輸給大倉組，但我保證三天後有馬組一定追上進度，請隊長放心。」
1897年3月28日，竹子寮隧道通車典禮那一天，山根武亮隊長在竹子寮隧道北口，親自題下鐫刻的「雙龍」兩字，紀念有馬與太倉兩組工程人員的功勞。
因為竹子寮隧道靠近基隆，後來日本新築的宜蘭線，也以基隆為起點，所以在1923年又鑿了竹子寮新隧道，專供縱貫線行駛；舊竹子寮隧道則改供宜蘭線使
用，兩代竹子寮隧道並肩運行。1994年舊宜蘭線停駛後，舊竹子寮隧道也就成了廢墟，逐漸隱沒於荒煙蔓草中，但「雙龍」兩字的遺跡仍在，「雙龍」的故事至
今仍存留在台灣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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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臨時台灣鐵道隊」隊長山根武亮，對台灣鐵路的建築，固然是功績卓越。為了探勘路線，山根隊長的功勞也不小。他組織了五個探險隊，深入清朝時從未有漢人進入的山地。這五個探險隊的隊長與路線分別是
（1）南部線：山根隊長親自領隊，由鳳山經恆春至卑南（台東）。
（2）林圯埔線：東枝庄一領隊。
（3）埔里至花蓮港線：陸軍步兵上尉深堀安一郎領隊。
（4）新店經蘇澳至花蓮港線：陸軍步兵上尉鯉登行文領隊。
（5）宜蘭經蘇澳至花蓮港線：領隊者不詳。
探險結果是第一隊與第二隊成功，第四與第五隊都因太魯閣原住民的攻擊而撤退，但深堀安一郎率領的第三隊，1896年12月28日出發，次年1月15日抵
達埔里社，18日再由埔里社出發，28日還有到達托洛茨克社的報告；但接下來一行18人就行蹤成謎，當地有傳言這些人已經被原住民砍頭了。
1897年5月，為了調查深堀安一郎探險隊之行蹤，結果又發生秋原與柿內兩名步兵少尉被原住民砍頭，這一地帶就被日本當局列為「禁止通行區」。至於失蹤的深堀安一郎，直到同行的翻譯進藤勝三郎出面，當局才証實了深堀安一郎一行人已經遇害的事實。
進藤勝三郎是德島人，精通原住民語言，他的妻子是巴蘭社頭目奇茨達的長女。當時他擔任深堀安一郎探險隊的翻譯，但進藤因罹患瘧疾，無法行動，就留在巴蘭
社，通譯改由原住民李阿龍夫婦代替。但因探險隊太深入蕃社，李阿龍夫婦嚇得後退逃回，深堀安一郎率領12名日本人繼續深入。
結果深堀
安一郎一行人，因大風雪而受困於山中，12名部屬相繼凍死後，深堀安一郎切腹自殺。他們的屍體中，八位被托洛茨克蕃社的原住民割去頭顱，四位被白狗蕃社的
原住民割去頭顱。但深堀安一郎在瀑布下切腹的屍體，托洛茨克蕃社的原住民發現後，不但沒割去頭顱，反而迎回蕃社當神明來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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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的環島鐵路建設，先後完成了縱貫線、屏東線、台東線（窄軌）及宜蘭線，長達740公里的主幹線。另外台灣四大製糖會社（台灣、鹽水港、大日本、
明治），各自舖設糖廠專用鐵道，總長超過三千公里，遍佈於西部山岳、海岸和中南部地區。其他像是阿里山的高山林業鐵路，基隆與高雄的港口鐵路，高雄的「哈
瑪星」漁業鐵路（日語「濱線」）、還有鹽業鐵路、煤業鐵路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有著總長五千公里以上的鐵路，說台灣是「鐵路王國」，一點也不為
過。
家父1949初來台灣時就很驚訝，台灣連人口幾百人的小村，學生也能搭火車上學。在大陸時都是很大的都市，才會有鐵路經過。現在台北捷運（地鐵）的淡水線、新店線、南勢角線，當年也都是火車在走的。
清朝時自大陸渡台開墾的移民，因來自不同原鄉，以及語言、風俗與習慣等差異，形成各籍分類聚居與劃分地盤的現象。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障
礙，南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開發，都以大陸對渡口岸為主，所以來台的漢移民及其後裔，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所以在清代
211年間，發生過60次以上大型的分類械鬥。
因為日本在台灣所建設的鐵路，打通了清朝時台灣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促
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也助長了「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雖然老蔣在課本裡，瘋狂的醜化日本。但中國有句俗話：「飲水思源」，當我們使用這些便利的鐵路設
施時，能不懷念當年那些當年自日本而來的烈士嗎？
當時我心裡就感到奇怪，刀王為什麼說他的手是美國飛機炸斷的？還說鐵路是日本人蓋的？可是電影裡都說來轟炸的是日本飛機， 日本明明就是壞人啊！怎麼還會修鐵路？等我小學讀到台灣的鐵路是劉銘傳修的，卻完全不提日本有沒有修鐵路時，我就更奇怪了。於是我又跑去問舅舅，舅舅在日 治時代讀過台北州立第一中學（現在的建國中學），結果他竟回答我：「小孩子有耳無嘴，不要問那麼多。」
這個回答讓我很不服氣，我又跑去問媽媽：「台灣的鐵路到底是誰修的？刀王說是日本人修的。」媽媽只回了我：「什麼刀王不刀王的，唸你的書去，課本說什麼就是什麼。」被媽媽與舅舅都罵過後，沒辦法，就只好照課本說的去背吧！
長大後在台中神岡當兵時，有一次坐平快車回台北時，遇到一個列車長，閒聊時我又問了這個課本永遠解答不了的問題，到底這條鐵路是誰修的？那個列車長回答：「我是吃公家飯的，不能告訴你。但我只能說，中國的鐵路都是靠右走，日本的鐵路都是靠左走，你自己去看吧！」
全世界大概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大陸國家如中美俄法德行車是靠右，大英國協的國家如紐澳英都靠左，日本也是靠左。惟獨是台灣最奇怪，汽車靠 右、捷運（地鐵）也靠右，但火車卻靠左。舅舅說從前台灣汽車也是靠左的，但我問他從前究竟是什麼多久之前，他又不敢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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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一路南下，完全沒有受到抵抗，一直到彰化附近，才碰到比較有組織的反抗勢力，吃了大苦頭。但彰化人在努力抗日時，請問台北人在做什麼？召集志願軍南下作戰嗎？在當地發展地下組織嗎？不，他們已經開始跟新的統治者套交情、攀關係，搶著要幫日軍帶路。
當時台灣第一富豪，板橋林家的林維源，也就是台灣民主國的議長，日軍登陸前就跑到廈門避風頭，等到日軍和平進城，馬上急電家中的家長（管家），趕快與北白川宮親王聯絡。所以可以這樣推論，「以台灣人立場來看」，台北人漢奸比較多，彰化人比較有骨氣嗎？非也非也。
穿越時空隧道，想象一下1895年的台灣，當時沒有電視、沒有網路、沒有高速公路、沒有西部縱貫線鐵路。台灣比較繁榮的三個區塊，一府二鹿三艋舺，彼此 是疏離的。1697年時，《裨海紀遊》作者郁永河因福建榕城火藥庫災，損失五十餘萬斤的硝磺火藥，典守者要負責賠償，所以他從台南搭牛車經過21天跋涉， 到台北去向番人採購硫磺。
郁永河是因公務在身，所以有55名士兵隨行保護，否則沿路毒蛇猛獸、山匪路霸、番人獵首，很難平安到達，很 少有人敢嘗試陸運。至於水運，台灣的河川都是東西向，南北沿岸航線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所以那時的人如果一定要從台南到台北，就會先坐船到福建，再轉船到艋 舺，這樣還快一點，而且安全。
大家試想一下，在這種交通阻絕的情形下，一個台北人會對於府城或鹿港關心多少？他應該是一輩子沒到過那 裡，也沒有親戚在那裡，更沒有朋友在那裡，頂多能知道台灣島上還有這樣一個地方就不錯了。所以當他聽到日軍在彰化和反抗軍激戰，是會馬上熱血沸騰，衝下去 為「同胞」報仇？還是聳聳肩，慶幸自己腦袋還在脖子上。
從歷史看來，縱貫鐵路是讓台灣連成一體的關鍵，否則住在這個島上的人，根本不會有「同胞」的感覺。如果回到十九世紀，你問住在台灣的漢人：「你是哪裡人？」他也許回答漳州、泉州或是客家人，也可能回答是艋舺、鹿港或府城人；但他絕不會告訴你：「我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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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修築了一條吳淞碼頭至上海的窄軌鐵路，全長14.5公里，是中國最早的營業鐵路。但火車撞死了一頭牛後，引起村民不滿， 認為鐵路會破壞龍穴。清廷害怕這一風水傳言，會動搖一再割地賠款，早已人心動搖的皇權，於是一再交涉，花費白銀285,000兩，將其贖回拆毀。
1887年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時，一再奏准修建台灣省鐵路。清廷要求丁日昌「審時度勢，妥速籌策」，並決定每年撥銀200萬兩，但劉銘傳實際拿不到40 萬兩，建路經費嚴重不足。李鴻章原本要向上海英商麗如銀行借款60萬兩，也因利息太高而作罷。丁日昌乾脆將拆下來的吳淞鐵路設備運到台灣，這條以台北為中 心，向東到基隆港，向西南到新竹，總長107公里的「縱貫鐵路」，就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勉強蓋了起來。
這條鐵路是不是真的可以「營運」，《台灣通史、郵傳志》裡記載：「每車長約二丈，貨車略同。凡設車站十六處，均以土造，曰火車房，其驛長曰司事。顧當草創之時，站中不設信號機，亦無昇降場。其始每日開車六次，後乃減為四次。然途中遇車，隨時可以搭乘，故時刻不定。」
「乘 車之費，自台北至基隆者四角四尖，而至新竹者八角六尖，上等倍之，每裡約當二尖一釐。貨物則擔抵一人。平均一日之客，台北基隆五百人，台北新竹四百人。顧 是時民用未慣，物產未盛，而基隆河之水尚深，舟運較廉，鐵道未足與競，以是入款尚少，每月搭客一萬六千圓，貨物四千圓，收支不足相償。」
劉銘傳因技術限制，設計委託外國技師，但為了節省經費與確保權利，實際建築由中國官兵與工人執行。當時在架設這段鐵路的官兵和工人，根本不知道鐵路是什 麼，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所以只要外籍工程師一離開視線，測量用的木樁就會被拿去生火煮飯。枕木與鋼軌被偷不說，連鐵軌邊的碎石到車站屋頂的瓦片，無一 不遭人偷。
這條「外人設計，國人自建」的鐵路，設計者從德國的貝克，換到英國的馬 迪遜，因為根本無法監督工人，以致連換了五位總工程師。監工一職又都由當地豪族賄賂而得，為了迴避墓地或私有地，就任意變更路線。為了節省經費，還把設計 的隧道一律取消，沿著地形彎彎曲曲的建造。另一方面則不考慮地質，以致下雨就流失路基。橋樑也從鋼架改成木架，大雨一來立刻倒塌。行車時晃動劇烈，敢搭乘 的人當然不多。
尤其台北到新竹那80公里，沒有任何信號標誌、平交道與月台，時速 只有13.7公里，要上車的招手讓司機停車，要下車就必須自己跳下來。最刺激的是軌道裡每隔20分才有一個「急勾配」，所以這種無頂無窗的列車，比遊樂園 的雲霄飛車還好玩。行車途中若遇到缺水，還要下車到附近山谷幫忙找水，挑水回來後又要等煮到沸騰。加上車資不隨里程而定，混亂無章法，官員兵丁搭車又都免 費，假日還停開，根本沒有營運價值，也難怪接任的邵友濂，會奏請停建原本要一路修到彰化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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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山在當年8月，就向中央提出「三大提案」，分別是舖設縱貫鐵路、興建基隆港與普設公路。中央政府還自軍費中撥出十萬元作調查費用，委託遞信省鐵路技師長增田禮作（工學博士），負責調查並測量劉銘傳興建的那條「縱貫鐵路」。
會出現這種「萬事莫如鐵路急」的現象，是因為劉銘傳這條鐵路，才是真正在台灣的「抗日英雄」。日軍在進入台北城之前，沒有遇到武力抵抗，但卻敗在這條所 謂的「鐵路」上。當時渡台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是搭轎子從基隆到台北赴任的。他寫到：「看到許多人在推火車的荒謬景象。」他還寫著：「與其說是鐵路，不如 說是輕便道。」樺山總督自基隆進入台北城，就是搭乘所謂的「火車」，但卻必須派遣60名日軍在後面「推」，搞得推車的日軍啼笑皆非，自嘲來台竟是如此「為 國效命」。
小山保政調查發現台北到新竹的鐵路，許多枕木都被拔走了，連軌道也有短少。在台灣又無法調度鐵軌、枕木、車輛，連木材、水 泥與磚石都要向日本購買，於是小山在東京招募130名職員。而鐵路建築最困難的就在徵收民地，光是台北車站就需要32,639坪。其他14個土角厝的車站 也必須拆除重建。
小山帶領的臨時鐵路隊，300多名來自日本的隊員，有170多人染病，其中多人病死。1896年1月14日，小山將 患病的隊員送回日本醫治，回國加死亡者高達282人。但鐵路建設不能停止，於是又從日本調派新的隊員來台。臨時鐵路隊死亡人數，1895年是81 人，1896年高達241人。在如此巨大犧牲下，台北到新竹的鐵路才建設完成。
1899年6月21日，小山就任打狗（高雄）鐵路敷設 部部長，開始了南部鐵路的興建。8月23日，獲得明治天皇頒贈的四等瑞寶勳章，但他也在這一天因瘧疾去世。老蔣因為「做賊心虛」，自己統治台灣時完全沒有 架設新鐵路，所以在教科書裡拼命反日仇日，醜化日治期間對台灣的建設，完全不提日本為了興建台灣鐵路而犧牲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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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玉源太郎總督為了「鐵路國營」政策，開始興建從基隆到高雄總長405公里的台灣縱貫 鐵路，負責人長谷川謹介，1855年生於山口縣厚狹郡，1871年入大阪英語學校就讀，1874入「鐵路寮」（鐵路學校）就讀，1877年畢業於「鐵路工 技生養成所」，歷任日本鐵路局技師、日本鐵路會社建設課長等職。
當時台灣的20個港口，都是連戎克船（中國帆船）也進不了的小港，鐵 路所需材料根本無法上岸，所以必須先興建基隆與高雄的深水港。而瘴癘盛行與盜匪四出，本地工人很難招募，只得依賴陸軍工兵隊。在長谷川領導下，南北分四區 同時進行，第一區由基隆至新竹、第一區由新竹至台中、第三區由台中至嘉義、第四區由嘉義至高雄。耗時9年，縱貫鐵路終於完成。
很多人 不解，長谷川所規劃的第一區由基隆至新竹，劉銘傳不是已經架設好了嗎？其實劉銘傳所建的「鐵路」，無論軌道材質、設計施工，通通不符使用需求。106公里 的「鐵路」拆除後只剩0.8公里可廢物利用。位於現在館前路的台北火車站，根本不是劉銘傳時代位於鄭州路的台北火車站。火車從大稻埕開出後，跨過淡水河走 新莊、龜崙嶺到桃園；但總督府鐵道部完全廢棄既有路線，改走艋舺、板橋、樹林、鶯歌至桃園，也就是現今的台灣縱貫鐵路，與劉銘傳那條連路線也不同。
1908年10月24日，在今天台中公園北側高丘上第二砲台（北門樓），舉行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慶祝儀式。地方仕紳、捐獻土地者、全島大小官員與日本 皇族及海內外各界代表等，超過千人以上的貴賓參加。為了招待這些貴賓，當時全台唯一的歐式飯店－鐵道飯店，也趕在全通式前完工，連大清也專送「全台鐵路告 成誌喜－－軌路同遵」的賀詞，成為日治五十年間最盛大的活動。
長谷川謹介完成縱貫鐵路離開台灣，升任日本鐵路東部鐵路管理局長，後來 又歷任西部鐵路局長、中部鐵路局長、鐵路院技監、鐵路院副總裁等職。但因他在台灣時罹患中耳炎及腎臟病，1921年4月因中耳炎入院，8月27日逝世，享 年67歲。日治時代的台北火車站前，還有一座紀念他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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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隧道完工後，卻發現大倉組施工超過中心線17公尺，有馬組代表澤井造市非常氣憤，下令全體員工撤離工地，也不打算參加三天後舉行的隧道開通典禮。山根隊長找來澤井溝通，但澤井不接受，山根一怒，竟拔下配刀，怒罵說：「你不聽命令，就準備接受軍法處分。」
沒想到澤井不為所動，竟回答：「隊長，請等一下，我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於是脫下上衣，將身上澆了水後，坐了下來說：「隊長，我準備好了，請揮刀吧！」
山根佩服澤井的骨氣，就向他道歉說：「對不起，是因我命令你停工，才讓大倉組的工程超過進度，讓有馬組受了委屈。請你念在國家的立場，原諒我的決策。」 澤井也被山根隊長的話感動，回答說：「隊長，請原諒我的粗魯，雖然進度輸給大倉組，但我保證三天後有馬組一定追上進度，請隊長放心。」
1897年3月28日，竹子寮隧道通車典禮那一天，山根武亮隊長在竹子寮隧道北口，親自題下鐫刻的「雙龍」兩字，紀念有馬與太倉兩組工程人員的功勞。
因為竹子寮隧道靠近基隆，後來日本新築的宜蘭線，也以基隆為起點，所以在1923年又鑿了竹子寮新隧道，專供縱貫線行駛；舊竹子寮隧道則改供宜蘭線使 用，兩代竹子寮隧道並肩運行。1994年舊宜蘭線停駛後，舊竹子寮隧道也就成了廢墟，逐漸隱沒於荒煙蔓草中，但「雙龍」兩字的遺跡仍在，「雙龍」的故事至 今仍存留在台灣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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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部線：山根隊長親自領隊，由鳳山經恆春至卑南（台東）。
（2）林圯埔線：東枝庄一領隊。
（3）埔里至花蓮港線：陸軍步兵上尉深堀安一郎領隊。
（4）新店經蘇澳至花蓮港線：陸軍步兵上尉鯉登行文領隊。
（5）宜蘭經蘇澳至花蓮港線：領隊者不詳。
探險結果是第一隊與第二隊成功，第四與第五隊都因太魯閣原住民的攻擊而撤退，但深堀安一郎率領的第三隊，1896年12月28日出發，次年1月15日抵 達埔里社，18日再由埔里社出發，28日還有到達托洛茨克社的報告；但接下來一行18人就行蹤成謎，當地有傳言這些人已經被原住民砍頭了。
1897年5月，為了調查深堀安一郎探險隊之行蹤，結果又發生秋原與柿內兩名步兵少尉被原住民砍頭，這一地帶就被日本當局列為「禁止通行區」。至於失蹤的深堀安一郎，直到同行的翻譯進藤勝三郎出面，當局才証實了深堀安一郎一行人已經遇害的事實。
進藤勝三郎是德島人，精通原住民語言，他的妻子是巴蘭社頭目奇茨達的長女。當時他擔任深堀安一郎探險隊的翻譯，但進藤因罹患瘧疾，無法行動，就留在巴蘭 社，通譯改由原住民李阿龍夫婦代替。但因探險隊太深入蕃社，李阿龍夫婦嚇得後退逃回，深堀安一郎率領12名日本人繼續深入。
結果深堀 安一郎一行人，因大風雪而受困於山中，12名部屬相繼凍死後，深堀安一郎切腹自殺。他們的屍體中，八位被托洛茨克蕃社的原住民割去頭顱，四位被白狗蕃社的 原住民割去頭顱。但深堀安一郎在瀑布下切腹的屍體，托洛茨克蕃社的原住民發現後，不但沒割去頭顱，反而迎回蕃社當神明來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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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1949初來台灣時就很驚訝，台灣連人口幾百人的小村，學生也能搭火車上學。在大陸時都是很大的都市，才會有鐵路經過。現在台北捷運（地鐵）的淡水線、新店線、南勢角線，當年也都是火車在走的。
清朝時自大陸渡台開墾的移民，因來自不同原鄉，以及語言、風俗與習慣等差異，形成各籍分類聚居與劃分地盤的現象。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障 礙，南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開發，都以大陸對渡口岸為主，所以來台的漢移民及其後裔，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所以在清代 211年間，發生過60次以上大型的分類械鬥。
因為日本在台灣所建設的鐵路，打通了清朝時台灣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促 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也助長了「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雖然老蔣在課本裡，瘋狂的醜化日本。但中國有句俗話：「飲水思源」，當我們使用這些便利的鐵路設 施時，能不懷念當年那些當年自日本而來的烈士嗎？
從台海兩岸文化差異看台灣前途
看完之後我才了解,為何老一輩的台灣人會如此懷念日劇時代.
本文有一點長,但是請你耐心看完,如果排版有一點亂,把右邊的廣告關掉應該就正常了
本文作者 李筱峰教授
從台海兩岸文化差異看台灣前途
李筱峰2013/01/29
台灣南島民族的血液在你我之中
台灣與中國的不同歷史軌跡與文化的差異
這兩個社會的文化體質之差異，並非從1949年之後才顯現出來，而是有其不同的歷史軌跡使然。
早在荷蘭及鄭氏政權時代，台灣因發展國際貿易，就發揮出海洋文化性格，而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895年起台灣結束了滿清帝國統治，成為日本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上不平等，但是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台灣間接吸收了近代世界文明。
在支那滿人與漢人的政權對立之下，台灣島始被納入了支那歷史的版圖裏
在跨入20世紀的門檻，台灣就開始多項重要的基礎建設，不僅在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加緊建設或擴充，更完成了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與異質性更加擴大。這種差距，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察覺到。
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住宿生的生活照
中國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美感
搭乘縱貫火車從北到南走一趟後，江亢虎對於台灣縱貫鐵路上各車站的井然有序的景象讚嘆道：「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台游追紀》頁46-47)
個人感想:從上面這段描述,可以證明當時的糧食並不匱乏,營養好身體的素質當然不差
台灣最早的女子排球賽: 1927年 (台北一高女V.S台中高女)
日治時期的基隆驛
美輪美奐的建築--基隆郵便局
這種發自中國記者、作家、學者對台灣的讚美，多不勝舉，以下試舉數則來看：
圖為昭和十八年（1943）花蓮港廳工業學校化工科學生正在進行顯微鏡觀察實習
天津《大公報》以社論誇讚台灣：
中國名作家蕭乾，曾於終戰翌年來到台灣。他從上海到台灣，再到廣州，遊走三地之後，他說：「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蕭乾敘說他飛抵台灣的感覺：「當機翼斜過草山﹝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
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
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
「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
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
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
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
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
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
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
日本領台40年後的台北
1945年美軍航照下環境井然有序的台北
日本佔領時期的廣州樣貌。和現時的台灣一樣，建築頂樓充斥一堆加蓋違建。
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蕭乾說的落差更大：「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以上參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
日治舊貌的旗山車站
日治時期花蓮港高等女學校一群勤奮打掃的女學生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可以了解戰後來台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肯定台灣社會的進步，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為了佐證以上的觀點，我們可從以下的數據看出戰前的台灣已經超前中國大陸約三、四十年：
新報1939-03-01『濁水溪架橋工事』。 建於日治時代的西螺大橋橋墩至今仍未被沖毀
台灣人的適應失調
在經濟方面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
1950年中國黨在台徵兵，台灣人仍延續日治時代的風俗發動女青年熱情歡送戰士出征
![[圖]](https://scontent-b-pao.xx.fbcdn.net/hphotos-xfa1/v/t1.0-9/429673_531003190255794_296139254_n.jpg?oh=6ad76dd848565d37a82557f83068ffd9&oe=548F4EAF)
連戰之父連震東(左)與連雅堂 連震東曾敬告來台劫收的中國大員們「臺灣人有洗澡的習慣」
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反抗暴政的二二八事件，繼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
官兵變成盜賊，而反抗者則紀律井然，秋毫無犯。兩相對照，又再次證明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
中國黨軍軍歌中一直強調「軍紀」其來有自
今天兩岸文化落差依然有著類似型模
戰後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一段極具教育意義的歷史。六十多後的今天，我們撫今追昔，也發現當前台海雙邊社會所存在的差異，竟然與六十多年前有著類似的型模。
「後蔣」時代的九O年代起，台海雙邊開始有了接觸，而文化之間的落差與適應問題立即呈現。
從中國來台旅遊的人士，又出現了許多贊揚台灣社會文化的文章，以下試舉數則來觀察：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觀光客來台，台灣與中國的社會文化差異越被突顯
2009年5月一位署名小寶（xiaobao）的網友，以為題發表他的「台北印象」：
反對中客自駕遊的港人。隨著政經統合腳步，近年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社會衝突日益增加
具備近代以來的公民社會的基本文明的台灣人，在面對目前一批一批來自中國的觀光客的許多言行，如公共場所大聲喧叫、吵架對罵、隨地吐痰、不排隊、耍賴…等等舉動，還是很難適應。
所幸，與戰後初期不同的是，戰後的台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史家林衡道語），但是今天台灣並沒有受中國北京當局所統治。
台灣何時能擺脫中國的魔咒呢？
我們的國家是❤台灣❤！
本文有一點長,但是請你耐心看完,如果排版有一點亂,把右邊的廣告關掉應該就正常了
本文作者 李筱峰教授
李筱峰（1952年3月6日－），出生於臺灣台南縣麻豆鎮，是歷史學家與政治評論家，專門研究臺灣史[1]，現任教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李筱峰是台灣主體史觀的創立者與推行者之一，影響了當今台灣歷史教育與價值觀。
從台海兩岸文化差異看台灣前途
李筱峰2013/01/29
台
灣原本是一個「南島民族」(Austronesian)的天地，自古不屬中國。17世紀開始國際勢力進入台灣。自1624年起，台灣先後受到荷蘭
（1624-1662）、西班牙（1626-1642）、國姓爺鄭氏政權（1662-1683）、滿清帝國（1684-1895）、日本
（1895-1945），以及中國國民黨（1945-）政權的統治。
1949以後，中國國民黨政權被中共推翻，敗退到台灣，繼續以「中華民國」的國號在台灣統治。掛名「中華民國」的台灣，與中共在中國大陸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形成兩個不相隸屬的政治實體。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台灣與中國更是兩個文化體質相當差異的社會。
台灣與中國的不同歷史軌跡與文化的差異
這兩個社會的文化體質之差異，並非從1949年之後才顯現出來，而是有其不同的歷史軌跡使然。
早在荷蘭及鄭氏政權時代，台灣因發展國際貿易，就發揮出海洋文化性格，而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860年以後，滿清帝國應國際列強要求，在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的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1878起）。這種現象說明了台灣具有濃厚的海洋商業性格。
1895年起台灣結束了滿清帝國統治，成為日本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上不平等，但是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台灣間接吸收了近代世界文明。
在跨入20世紀的門檻，台灣就開始多項重要的基礎建設，不僅在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加緊建設或擴充，更完成了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
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廿世紀的前半期，台灣已經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
其
中尤以基礎教育的普及，影響至大。拋開「帝國臣民」的意識型態不論，本世紀起才開始出現普及全島的現代新式教育，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
1943年，台灣的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達71.3%[註]（山地更高達86.4%）（這個數字，中國在二十年後才勉強達到）。除了識字率的提高之外，台人
透過新式的現代教育，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基本科技，以及新的思想觀念，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的體質，過去承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陋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
守信、無法治觀念等，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的改善。因此，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註] 李教授引用的數據可能有誤。在１９４３年總督府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兒童就學率便陡升到９２.５％了。
反
觀中國，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半世紀裡面，中國始終戰亂頻繁。自1912年到1928年短短的17年間，中國境內由1300多個大小軍閥發動的戰爭，就
有140次以上
;而1912年到1935年之間，四川省境內就出現過400多次的戰役。如此戰亂頻繁的國家，經濟如何發展？文化如何提昇？教育如何普及？社會如何進步？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與異質性更加擴大。這種差距，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察覺到。
中國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美感
日
本統治台灣的第40年，也就是1935年，有一位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江亢虎(中國社會黨的領袖)來到台灣旅遊。江亢虎搭船從中國廈門來到基隆，上岸之後，
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
同。」(《台游追紀》，頁7)
遊歷台北市之後，江亢虎這樣記述：「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台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台游追紀》頁15)
搭乘縱貫火車從北到南走一趟後，江亢虎對於台灣縱貫鐵路上各車站的井然有序的景象讚嘆道：「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台游追紀》頁46-47)
參觀過台北高等女子學校後，這位曾在中國創辦女學的江亢虎，稱許說：「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接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台游追紀》頁23)
個人感想:從上面這段描述,可以證明當時的糧食並不匱乏,營養好身體的素質當然不差
江亢虎看到的是1934年的台灣。11年後，二次大戰結束，一位中國記者江慕雲站在基隆碼頭，也發出同樣的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
二
戰後，中國代表盟軍接管台灣。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都對台灣留下極好的印象，誠如前述中國記者江慕雲所言：「從祖國來的接
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為台灣說話》頁
13)。
這種發自中國記者、作家、學者對台灣的讚美，多不勝舉，以下試舉數則來看：
上海《亞洲世紀》有文章指出：「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李秋生，〈台灣問題的癥結〉，《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1948.8.10)
上
海《新中華》雜誌也有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
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5卷7期)
天津《大公報》以社論誇讚台灣：
「直
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
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
各省首屈一指。」（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1947.2.12）
中國名作家蕭乾，曾於終戰翌年來到台灣。他從上海到台灣，再到廣州，遊走三地之後，他說：「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蕭乾敘說他飛抵台灣的感覺：「當機翼斜過草山﹝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
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
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
「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
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
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
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
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
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
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
蕭
乾離開台灣接著去廣州，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
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
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
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經中國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已呈現逆退現象，但在他心目中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
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
代化的真實基礎。」
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蕭乾說的落差更大：「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以上參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
台
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更呈現於生活文化層面。一位在戰後來台的中國公務員曾器回憶說：「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
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
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
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
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曾器，〈回到四十年前〉，《大成報》副刊，1990.4.12）
終
戰後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回憶台灣人的良好風氣，也說：「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
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
動。」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可以了解戰後來台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肯定台灣社會的進步，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為了佐證以上的觀點，我們可從以下的數據看出戰前的台灣已經超前中國大陸約三、四十年：
以
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1943年台灣為253延人公里，這個數字，中國在43年後還達不到(1986年只有240延人公里)；以
平均每千人擁有的電話數來看，1941年台灣為每千人擁有5台，中國在42年後(1983)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看，1943年台灣為
71.3%(山地更高達86.4%)，中國在20年後才勉強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1943台灣已達181.5度(是中國的233倍)，中國在
30年後才達此標準。
台灣人的適應失調
然
而這個比中國進步的台灣，在所謂「重回祖國懷抱」之後，遭逢何等境遇？試看中國記者唐賢龍生動的描述：「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
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
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總之，台灣人民在慶祝所謂「光復」不久，所面對
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
戰
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中國人所壟斷。進而「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
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
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這種差別待遇比起日治時代更大。更叫人嘖嘖稱奇的是外行領導內行，例如，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
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600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400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
站長。簡文發口述）
而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文化。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譏稱接收委員個
個「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劫收」後的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
《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6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叫人目不暇給。
在經濟方面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
這
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
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戰後的一年四個月之間﹐就漲了
400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600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
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贓，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
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40萬到80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
人，偷竊、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
報》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1946.10.28）。而上海《大公報》亦有鑑於此，社論
早就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1946.5.31）當時中國駐台軍紀之壞，連當時憲兵第四
團團長高維民都親眼目睹，他回憶說：「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
院子種些花草，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
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由於軍隊紀律廢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擄掠，結果親痛仇快…。」（見《中華雜誌》總
283期）
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當時的七十軍被民間稱為「賊仔兵」。自從他們進駐以後，居民飼養的家禽、腳
踏車等時常無故失蹤。（見《大成報》1990.11.21副刊）所以，1946年的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
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此
外，「光復」之後，天花、鼠疫、霍亂等病疫全都「光復」。228事件爆發的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
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日本時代已有效防治鼠疫、天花、霍
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病疫(中日戰爭時環境變差，才又流行瘧疾)。這些成果，誠如戰後《台灣新生報》所指出：「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
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兩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
實。」(1946.3.6社論)怪不得戰後在重慶的半山人士會告訴中國當局「臺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講究衛生。
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反抗暴政的二二八事件，繼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
二
二八事件爆發後，中國軍隊不僅濫殺無辜，而且在捕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財物，官兵變成盜賊。作家鍾理和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就記載著在長官公署向民眾開
槍的警察及士兵「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
;廿一師副官處長何聘如也指陳，移駐中壢的四三六團部「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其行為甚於盜匪。」 ;
軍隊駐進台北師範學院時，「台北師範學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高雄的楊金海也回憶，三月十日左右軍隊到高雄分區
搜查，全家被用槍抵住搜身，大哥的毛衣被奪走，父親皮包被搶，家中腳踏車也被牽走…鹽埕一家銀樓的金庫被軍人打開，搶走金條，楊姓老闆則當場被打死。
（《台灣日報》2005.3.5）
更諷刺的是，有些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處置時，未受損失，反倒是「國軍」一到，卻遭搶劫一空。住高雄的洪文慶回憶，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公所的外省人期盼「國
軍」前來援救，沒想到中國兵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將他們身上的手錶、項鍊、戒指、錢幣搜刮一空！他們破口大罵：「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什麼損失
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見洪文慶著《雞婆伯故事集錦》）
官兵變成盜賊，而反抗者則紀律井然，秋毫無犯。兩相對照，又再次證明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
總之，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也是族群衝突，但若再加深究，其根本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兩套體質不同文化之間的適應失調。誠如史家林衡道所言「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林衡道口述歷史）
今天兩岸文化落差依然有著類似型模
戰後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一段極具教育意義的歷史。六十多後的今天，我們撫今追昔，也發現當前台海雙邊社會所存在的差異，竟然與六十多年前有著類似的型模。
「後蔣」時代的九O年代起，台海雙邊開始有了接觸，而文化之間的落差與適應問題立即呈現。
從中國來台旅遊的人士，又出現了許多贊揚台灣社會文化的文章，以下試舉數則來觀察：
2009
元旦期間有位中國青年王冉來台旅遊，回去後在網站發表〈善良需要ＧＤＰ嗎？〉一文，讚揚台灣人的淳樸善良。他說：「台北計程車司機不會亂繞路，無論問他們
問題，或付錢找錢，都彬彬有禮。…在台北不會看到排隊插隊、大聲喧譁、當街吵架、隨地吐痰等現象，這些在中國很常見。」王冉的朋友也說，接觸完台灣人再回
到中國「會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刁民』。」（世界日報2009-01-11）
2009年5月一位署名小寶（xiaobao）的網友，以為題發表他的「台北印象」：
「今
年四月,我有幸有一次工作學習機會來到台灣…。本人認為在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台灣人,至少是台北的人民大眾在公共場所表現的道德水準和整体的社會文明素
質,是全球最好的。值得大陸民眾學習和借鑒。…那些身臨其境的充滿和諧和信任的文明社會值得回味無窮。…我終於感受到台灣發展比大陸快了20年這句話的意
思，那裡的一切都比大陸要完善。…台北的汽車和摩托車好像都没有裝喇叭一樣,小寶七天裡,幾乎聽不到它們鳴喇叭。…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
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買個包子也都自覺排隊，絕無插隊現象，人
與人之間文明禮讓，頗有君子風。正如大陸作家沈寧所寫：在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飯店裡，無論何處，幾乎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别說
罵架甚至鬥毆。」「最後想說我們在台北給一個出租司機信任的小故事:周六早上,我們包了這輛出租車去宜蘭及東海岸旅游一天8小時4千台幣,高速開了一個多
小時到了傳统藝術中心下車，司機不收我們一分錢，說在門口等我們,若在大陸根本不可能建立這种信任的，至少先付部分押金這麼多門誰知道你從哪個溜啊。」
一
位未署名的作者，在他的網頁上面發表題為的遊記：「坐大巴到市區，深刻感覺什麼叫服務與尊重！會有工作人員主動熱情的問你要去哪裡；並幫你買票收錢的時候
對你說謝謝；找錢的時候會再跟你說感謝惠顧；見你行李多會幫你拿並帶你到站牌；大巴司機會問你去哪裡；之後把你的行李依線路先後順序放在讓你好拿的位
置~~這在大陸根本不敢想象~~不只大陸香港也一樣，只會用一副剛死了爹的表情收了你的錢！之後你就與他沒關係了！你詢問他會讓你感覺你欠八輩祖宗的債…
在台灣你能深刻感覺什麼叫做服務！這樣的例子太多了！…車站大家會自覺排隊；在台灣連鄉下四面沒車的路口大家都會等紅綠燈！台灣的城市是沒有垃圾桶的但是
街道非常乾淨基本沒有垃圾；我去7-11買電池會問你需不需要幫你把電池包裝扔掉；您換下來的電池需不需要我幫你回收；你買奶茶會問你需要加多少冰或是不
加冰；需要什麼甜度；之後會把紙杯包裝上的露水擦乾淨雙手遞給你；之後吸管的外包裝會幫你扔掉；不是說什麼品牌培訓成這樣；而是所有的商家都如此連你去原
住民小店吃碗滷肉飯；受到的禮遇遇都是一樣的！讓你時時刻刻感覺自己是備受尊重與重視的；你會覺得同樣是中國人為什麼差距會這麼大！」（http://www.liuopus.com/taiwan01.html）
以
上文章，將台、中兩社會的文化差異表露無遺，這類文章多不勝舉。這種反應與比較，竟然與六十多年前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當前中國社會由於經濟崛起，各大
都市裡面的硬體建設已不輸給台灣，樓房建築等建設甚至已超過台灣，但是在軟體的文化內涵，包括社會價值、人際關係、公共道德等各方面，則依然落差極大，顯
示出兩個社會的不同體質。
然
而對於台灣優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文化內涵，在以上中國網友的解讀中，卻認為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在台灣得到很好的傳承。」「中國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
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前述網友小寶語）「這才是中華五千年應該积淀下來的美德！」（第三位未署名網友語）足見他們仍跳不出中國中心本位的心態看問題，
如此心態絕對無法理解（或解釋）台灣社會文明程度優於中國社會的原因。實際上，他們所認定的台灣社會比中國社會文明的現象，並非傳承「中國五千年文明」使
然，而是台灣在近代化過程吸收近代世界文明的結果。真正傳承「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是道地的中國本身，台灣恰恰相反。
具備近代以來的公民社會的基本文明的台灣人，在面對目前一批一批來自中國的觀光客的許多言行，如公共場所大聲喧叫、吵架對罵、隨地吐痰、不排隊、耍賴…等等舉動，還是很難適應。
一
位高雄計程車業者說，載到的中國客，在計程車上亂吐痰，讓司機們怨聲載「車」;
還有一位陸客以為車窗開著，直接往車外吐痰，結果吐到明亮的玻璃，又彈回他臉上，頓時在車上咆嘯一番 ;
筆者曾因指責一位中國客插隊，而遭該中國客拳打（參見，2011.12.25.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都說明著兩個社會的文化差
異。
所幸，與戰後初期不同的是，戰後的台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史家林衡道語），但是今天台灣並沒有受中國北京當局所統治。
雖然台灣不在中國北京政權的統轄之下，但是台灣人卻普遍擔心有朝一日會被中國統治。這十多年來，台灣與中國的接觸越來越密切，但是期待兩岸「統一」的人卻越來越少。數次民調的結果，想要和中國「統一」的人，只有大約一成而已，其餘的人，不是主張台灣獨立，就是維持現狀。
這
種對「統一」的擔心，與兩岸文化落差，有著正相關。六十多年前那場「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的結果帶來的二二八屠殺，是一場歷史教
訓。更何況台灣自總統民選之後，已經被「Freedom
House」評比為自由國家，與始終被列為「不自由國家」的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台灣能否維持其優於中國的文化，就看他會不會被中國併吞。
【キミガタメ／Suara（传颂之物 片尾曲）】 (分享自 @QQ空间) http://url.cn/3g6x5z
今天 13:39 阅读(716) 全部转播和评论(4)
(陳
儀與台灣)1935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曾經留日多年，對日本頗富瞭解，同時又為與台灣最鄰近省分的長官，陳儀奉命赴台參
觀，對日治台灣的高速發展感到驚訝，特別是相對中國大陸多年戰亂下的停滯不前，令陳儀深省與反思。之後陳再派人到台灣考察... http://url.cn/TeSAnl
今天 11:32 阅读(1351) 全部转播和评论(7)
在会所，还互殴？
【陕西一住建局长和检察院干部会所内互殴被处分】记者22日晚间从陕西省宁强县委宣传部获悉，宁强县住建局局长闫亮等干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在县内一家音乐会所里发生打架，致检察院一干部脸部受伤被缝76针一事，当晚进入会所的8名干部受处分。 http://url.cn/PbXixk
【陕西一住建局长和检察院干部会所内互殴被处分】记者22日晚间从陕西省宁强县委宣传部获悉，宁强县住建局局长闫亮等干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在县内一家音乐会所里发生打架，致检察院一干部脸部受伤被缝76针一事，当晚进入会所的8名干部受处分。 http://url.cn/PbXixk
【陕
西两官员互殴遭降级处分
一人脸被打伤缝76针】宁强县住建局局长闫亮等干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在县内一家音乐会所里发生打架，致检察院一干部脸部受伤被缝76针一事，当晚进入会
所的8名干部受处分。微评：在会所里打架，该地官员阔啊。脸部受伤被缝76针，至少构成轻伤害了，刑法在这里不管用？
国
企高管实行天价年薪制，也是这帮流氓忽悠的结果。人民日报不讲党性也就罢了，至少应该讲点儿人性，当今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民生问
题，人民日报不仅不去呼吁降低老百姓的看病负担，反而呼吁医疗费用涨价，请问你们对的起报头的人民二字吗？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青羊区清波社区
【人民日报：医院专家挂号费9元过低 只能买半双丝袜】三是肥了票贩子。便宜的价格，能便宜到老百姓手里也好。问题是，便宜的专家号，您挂得上吗？经济学家撰文分析：人为压低了价格后，需求十分强劲，供给又有限，票贩子就有了空间。 http://url.cn/W5FVhj
人民网
【江
西吉安女书记被指穿戴奢华
回应：经得起考验】网友将王萍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她在不同场合不仅衣服不同，手表、手镯等配饰也不同。对此，王萍回应，这是涉腐官员家属的有意为之。照片
上的首饰廉价，自己有经济能力购买这些，最值钱的一块表就是欧米茄。你咋看?[思考](新京报)http://url.cn/WgQwsi
集
美第二国土所非法行政的主要责任人:老所长庄世文:13328778789;上一任所长庄昭龙:13003929922;新所长郭亦
堤:13850061699;国土分局执法监察科科长陈跃松:6228955,13950019529;办公室主任邱国
清:6228905,13860172228。在他们主持工作期间造成全民违建房,依法申请不予受理,扰乱土地管理市场的严重后果。
【落
马贪官的“致命爱好”】河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爱摄影，曾在巴黎办个人影展；王立军“爱科研”，获专利254个，平均1.7天申1个；胡长清爱书
法，获润笔费不下百万……官员爱好背后，是公私不分、权钱通吃的恶劣作风。百姓审美，甚至都会遭受无耻的强奸。人民日报客户端http://url.cn/THZg1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