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平
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这个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怎么做到的？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周国平
穿裤子的云Three
他还有35天刑满释放！谭作人，四川省成都市人，2009年2月，起草题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調查。2009年3月28日，被成都市公安拘捕，于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动顛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充满谎言的国度
当一个组织不允许你选择和罢免时，它一定会把谎言编织成为真理。当一个组织不允许你监督和质疑时，它的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丑恶！ 当一个组织用暴力打压合理诉求时，它的本质一定具有强权流氓性。当一个组织用稳定压倒一切治国时，它的背后一定是用血泪堆积和谐。恶有多大，专制就有多可怕！
冒泡无罪
【我们就不能站在“正义”一边】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我们站在米罗舍维奇一边；美国打击伊拉克时，我们站在萨达姆一边；北约攻击利比亚时，我们站在卡扎菲一边；叙利亚乱局，我们站在阿萨德一边；联合国谴责朝鲜无视人权时，我们站在三胖一边。我们的正义到底是什么？
@紫雨风暴: 聂锅这是公然干涉别国内政a
|| @聂荣: 聚而未扰。 || 柳: 俺们当家的说这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聂荣:顶多乱动而已，比我们赶场的秩序好得多。 || @徐世伟: 我们当家的把这个称为动乱
北洋军阀 || @聂荣: 聚而未扰。 || 柳: 俺们当家的说这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聂荣:顶多乱动而已，比我们赶场的秩序好得多。 || @徐世伟: 我们当家的把这个称为动乱
有个感人故事：“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破例降半旗。外国外交官质问：为什么单单为他下半旗？秘书长答：‘原因一是中国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占世界人口1/4，总理没一个孩子’。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掌声。”可惜这是假的：根据联合国旗典，为周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廖焕华
对！文革时期广州“屠城”事件：6天内22户被杀绝 http://url.cn/KJVNy4腾讯网：
文革时期广州“屠城”事件：6天内22户被杀绝http://w2h.3g.qq.com/g/s?p=http%3A%2F%2Finfo.3g.qq.com%2Fg%2Fs%3Faid%3Dnews_ss%26id%3Dnews_20140217005489%26g_f%3D6730
内容来源：羊城晚报
2014年02月17日08:07
核心提示：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01月26日第B10版，作者：张志慎，原题：《广州“文革”期间的“打劳改犯”事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01月26日第B10版，作者：张志慎，原题：《广州“文革”期间的“打劳改犯”事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
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
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羊城晚报)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
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
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羊城晚报)
策马入林
今天发两个批评@首都公安 的帖子，这是第一个。本哥去年反映北太平庄桥下南向北内侧车道高峰拥堵严重，建议改为专用调头道（至少是高峰时），或者撤去几片隔离栏（完全有条件）。@北京交警 接访，后回复称西城交警已撤栏。哪有呢，我天天经过，还不知道撤没撤？于是再反映，便无下文。此处继续暴堵。策马入林
沪A庄淼20
#有选票就有幸福# ☞ 据央视新闻报道东莞裸选小姐类似于国外的民主选举 : 1.选票在嫖民手里，看中谁选谁，不搞民主集中制。2.东莞小姐被选上以后，必须尽心为嫖民服务。3.东莞小姐不存在贿选和内定。4.被选上的东莞小姐不搞终身制。5.实行一嫖一票制普选。6.东莞小姐实行差额选举，不搞等额选举。
一剑倚天寒
【专家：乱用“屌丝”二字导致社会不稳定】——卧槽！自信呢？！
苍蝇01
《我是乌克兰人》少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整个乌克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只有一个理由，为了从暴政下夺回自由。〞http://url.cn/U6qumQ
《我是乌克兰人》爆红网络（中字）滚动新闻 > 新闻 > 《我是乌克兰人》爆红网络（中字）
先试想一个极端的情况，全社会人人无私奉献，这个社会能存活一天吗？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结果只能是每个人都互相跪求对方活下去！
并不是说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令人厌恶，我一直对那些民间慈善行为充满敬意（再强调一次，官办慈善不叫慈善，用抢来的钱做好事那不叫慈善）。慈善的动机有八卦爱好者会分析，出于严谨，我对慈善背后的动机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在我看来这不仅无法准确知道，而且任何动机都不太影响做好事这样一个事实。
“感动中国”这个节目的邪恶之处在于宣扬一种病态的利他行为。获奖人物都是被洗脑的病人，一群愚昧的人，大多生活极惨，缺胳膊少腿的不少。该节目要宣扬的观点也毫不含糊，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表面上看，一群吃错药的怪物被另一群怪物盯上，领出来供更多的怪物围观，越惨越感人。围观群众中就算再没心没肺，也得暗自表示牛逼（无情感纯事件而言，其中的事件的确需要吓人的能力）在这种官方强势的但如今在我看来非常拙劣的煽情之下，无辜的观众默默地低下头，心生惭愧。好像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实际上这种节目当然并不会真的改变人的本性，也就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这种令人作恶的反人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官方大喇叭宣传却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不正常。在这种变态的理念浸透的社会，不仅让很多人变得虚伪，也很容易不假思索地仇恨有能力的财富创造者。他们很容易从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帮助他人（通常被定义为弱势群体）这种奇怪的思想中得出一堆谬论，比如怎么可以只看钱？富人那么富为什么就不能分点钱给穷人？这种对利他行为的强调，为一切集体主义价值观搭好了框架。有国才有家，有集体才有个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荒谬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如果站远一点看，作为财富掠夺者的统治者正是通过这种观念宣传把所有人都当猴来耍。滑稽的是，这帮猴子还被感动哭了。
从来只有个人才行动。集体是个骗傻子的概念。没有人有义务帮助别人，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别人必须帮助自己。社会的繁荣不是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实现的。真正的顺序是，一个人因为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只有更好地为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朝着自私自利的方向去才是让整个社会繁荣的根本原因。
那些穷鬼怎么办？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抛开个人天生残疾等能力缺陷不说，多数人过得很惨都是因为政府权力太大造成的。一个在鞋厂辛苦打工给儿子积攒学费的母亲，怎么会知道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每时每刻都因为政府的滥发钞票而一直在贬值？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她很不开心，辛苦了一天的她坐在电视机前可能还会为政府稳定物价的限价政策拍手叫好。
类似“感动中国”这种恶心人的节目还有文艺下乡，一群远不如东莞小姐体面的但以为自己很体面的央视主持人部队歌手，唱的一首首反人类歌曲，演的一出出赞美愚蠢憨厚的老百姓最可爱的小品，倒还真的把很多傻逼老娘们弄哭了。有时候会不得不承认，人类真的是挺可笑的一个物种。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在尿常规化验中，被确诊患膀胱癌。医疗小组的一致意见是：必须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最后经由毛泽东定夺：一不作检查，二不能开刀，三不要向周恩来和邓颖超通报。医疗小组尽管详细解释必须及时检查与治疗的重要性，却无济于事。 http://url.cn/SyOZyM原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220100917.html
吉四六
刘汉案竟又引出了袁宝璟案。http://url.cn/GmAV3l
原链接：
袁宝璟案真相(转)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77383-1.shtml天涯论坛 > 经济论坛 > 热点资讯 [我要发帖]楼主：木讷小刀 时间：2006-03-18 18:51:00 点击：123398
几年前，年仅三十多岁的北京建昊集团总裁、北京建昊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全国青联常委袁宝璟因为其独特的创富经历和超常的捐赠善举而声誉鹊起；如今，他却因为涉嫌雇凶杀人一审被判处死刑而震惊中外（死者居然是在当地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原辽宁省辽阳市的一名刑警队长）。
一面是让人赞赏的“红”，一面是令人发指的“黑”，二者是如何集结于袁宝璟一个人身上的？而被一些舆论以为是盖棺定论的袁宝璟案，近来疑点频频惊现——袁宝璟这个年轻的亿万富豪，究竟是谁要置之于死地？
从资本市场淘来的钱捐出去也大方
提起袁宝璟，无论是北京还是辽阳，不少人都相当熟悉。不是因为他是闻名商界的亿万富豪，而是因为他个人富裕后不忘巨资反哺社会。1966年2月16日，袁宝璟诞生在辽宁省辽阳市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袁宝璟兄妹五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因为家景贫寒，袁宝璟8岁那年，父母把排行老三的他送到了乡下亲戚家，让他一边干农活，一边念书。当年袁宝璟总是衣衫褴褛，吃不饱也穿不暖，就盼着开运动会，那样就有希望获奖。穷困的生活，使袁宝璟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发家致富。
1983年，就读于辽阳市二中的袁宝璟，第一次高考时，本已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录取学校不理想，他放弃了，因为他立志要考进北京的高校。他在辽阳市第一中学卧薪尝胆补习了两年，1985年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生活并没有使袁宝璟摆脱贫困，为了生存，他以每万字2块钱的“计件工资制”给教授抄书稿；他以每千个5块钱的“佣金”给公司填写信封；他为了每天两毛钱的伙食补贴，从来不敢主动退出学校体育运动队。4年里，袁宝璟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时间，逢圣诞、元旦等节日就在学校卖点贺年卡和明信片，街边小商小贩倒腾过的东西袁宝璟都尝试过。每年放假回校，他总是带回点家乡特产在学校卖，提前赚回了回家的火车票钱。后来，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开始了他的“物流”业务，京城数不清有多少杂货店的油、盐、酱、醋等快速消费品都是由袁宝璟配送的。
1986年，天龙、天桥证券首次发行，当时读大二的袁宝璟开始推销天龙、天桥的股票。那是一种极原始的推销方式，和卖白菜没有什么区别，就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沿街叫卖。当时许多人认定这属于“投机倒把”，很是不屑一顾。临近大学毕业时，袁宝璟再次显示出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当时大学毕业生包分配，而袁宝璟没有像多数同窗一样等着学校分配工作，而背起一个大书包，从建国门开始对高档写字楼里的外企、银行等“紧俏”就业渠道进行了“定点清除”式地派送“自我推荐表”。最终，中国建设银行为袁宝璟敞开了大门，他找到当时认为今后可以赖以生存的“铁饭碗”。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建设银行证券部工作后，袁宝璟发挥在证券市场淘金的经验，在中国证券市场创造过几个他人难以企及的纪录，他曾在一天之内成交证券额高达6700万元。证券界的前辈提到袁宝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92年，已经在证券市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袁宝璟主动辞去令人羡慕的建行工作，在北京郊区怀柔县注册成立了北京建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袁宝璟以20万元启动资金中的一半购买了黑小麦的专利，再以5万元向当地农民租了300亩地，剩下的钱则用于支付化肥、农药钱和管理、劳务费用。虽然当起了老板，袁宝璟还经常下地干农活，又是除草又是种苗，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半年后，黑小麦成熟了，袁宝璟通过出售麦种掘到了他赖以快速发展的200多万元资金。
随后，袁宝璟在确定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时，将建昊放在了证券业的天平上。他凭借200多万元种子资金杀入上海证券市场。袁宝璟参与了中国第一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昊先后参股的企业有三九胃泰、四川蜀都大厦等，这些企业有些当时并不为人看好，很少有人买，但袁宝璟看准了，买了。不久，这些企业相继改制成功，股票纷纷上市，随后大幅度升值。
在袁宝璟眼里，与其说是参股，还不如说是借船出海，即借助别的企业的跳板腾飞。高峰时，建昊实业一度是30多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袁宝璟的另一理财手段是买卖上市公司“壳”资源，建昊集团以1亿资金收购了比特科技60%的股权，通过重组，引入生物制药概念，行情利好后就转让脱手，一进一出，建昊集团进帐5000万元。证券行业曾将袁宝璟戏称为“中国股票第一人”。
1994年，袁宝璟花费500万元买下海尔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又以这些股权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买下温阳制药厂51％的股权，然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再借款，进行下一步的运作。这种高风险杠杆的连环运作，使建昊实业资产迅速增值。直到1997年，袁宝璟旗下已经拥有60多家控股、参股公司，集团总资产扩张到33个亿。一时间，“商业奇才”、“北京的李嘉诚”、“资本市场魔术师”等一连串的称号，给这名年轻的企业家罩上了传奇般的色彩。
成为亿万富豪的袁宝璟，每当想到自己因为贫困而在大学期间不能安心学习就有许多感慨，他希望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贫困的大学生，以便使他们能够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荒废学业。1996年，袁宝璟所属的建昊集团捐资1000万元和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连续8年对当年度涌现出的900多名优秀大学生进行评选表彰。袁宝璟的康慨举动，使他成为尊知爱才的儒商典范，大大提高了他在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知名度。
投资失利引发连环命案缠身
袁宝璟头上这些耀眼的光环，因为一个人的意外被害和警方的深入调查而黯然失色。随着案件的公开审理，司法机关认定的袁宝璟雇凶杀人的黑幕也开始大白于天下。这个被人枪杀于自家楼下的被害人名叫汪兴，辽宁省辽阳市人，1958年生，大连警官学校毕业后，在辽阳市局刑侦支队当。由于他破获了百起以上大案要案，获任刑侦支队专案队队长，被当地人誉为“辽阳亨特”。汪兴在辽阳红黑两道都是很“罩得住”的大哥级人物，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和辽阳几位“笑傲江湖”的大佬级重量人物关系非同寻常。
袁宝璟与汪兴的相识是在1985年。当时汪兴被单位送到北京大学培训，在进京的火车上，袁宝璟与汪兴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在京期间，汪兴经常与袁宝璟通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见袁宝璟生活困难，汪兴还经常掏钱请他下馆子。这时候，他们还是“大哥”与“小弟”的关系。
1992年，袁宝璟像变魔术一样，其注册的建昊公司获利200多万元。这让汪兴非常受震动，他的心理强烈不平衡了。就在这一年，汪兴脱下警服下海经商，他开过私人侦探社，赴俄罗斯当过国际倒爷，但都未获成功。之后，汪兴干脆投奔了袁宝璟。
进京后，汪兴亲眼目睹了袁宝璟挪用巨额资金，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和手法，一口气吞下60多家企业，成为亿万富豪。而汪兴靠袁宝璟借给他的1000万元资金炒股，却没有真正发财。于是，这个心性很高的人，于1994年全身拜倒在袁宝璟门下。可是，袁宝璟并没有委他以重任，而是将他派往深圳，任南方建昊公司品牌经理。听上去名声不错，实际上只管一个人。这时候，他们之间的角色已转换成了“老板”与“下属”的关系了。
1996年秋，袁宝璟在四川成都炒期货失利，损失9000多万元。袁怀疑是参与期货炒作的刘汉（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及其兄弟因拥有12亿元的财产排名第61位）与证券交易所勾结修改了规则所致。汪兴得知后提出，可以安排人将刘汉打一顿出出气。汪的这一提议得到了袁的认可。不久，袁宝璟拿出16万元钱，让胞兄袁宝琦代交给汪兴，由汪兴安排相关行动。1997年2月1日晚9时许，受汪兴委托，辽阳“黑老大”杨忠学指使李海洋持枪来到四川省广汉市，向刘汉近距离连开两枪，不过，刘汉并未被击中，李海洋则逃离现场，后被警方抓获。
“广汉行刺事件”后，汪兴被调回北京，但仍未获重用，只是出任怀柔一家药厂的副厂长。汪兴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1997年秋，汪兴心存不满地离开了袁的公司。事后，汪兴觉得袁宝璟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他当初顶着压力投奔袁宝璟这一条，就应该多给他一些补偿。于是试着找袁宝璟借100万元回辽阳单干。可是，袁宝璟反应冷漠，认为给的够多了，已经没必要再支持这个没有商业天赋的汪兴。于是汪兴开始搜集和整理自己掌握的袁宝璟本人，以及袁宝璟担任总裁的建昊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四处进行举报。
2001年11月份，汪兴被人追杀，身中数刀，因抢救及时而保住了一条性命。汪兴认为一定是袁宝璟干的，事后他给袁宝璟打电话说：“追杀我的人我都想好了，就这么几个人，有姓赵的（赵铁印，汪兴妻子的前夫），四毛子（辽阳的一个“黑老大”，真实姓名张宏东，今年5月被判处执行了死刑），还有XXX（辽宁省政法系统一位领导）；你也算我一个仇人，你必须给我拿钱，不然我和你没完”。2003年10月4日23时30分，辽阳市某居民小区，一栋居民楼附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人们循声发现，小区居民汪兴身中两枪倒在了所住楼房一楼的防盗门外，已经气绝身亡。
亿万富豪雇凶杀人案疑窦丛生
因为被害人的身份特殊，案件发生后，辽宁省、市、区三级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迅速联合成立了“10.4”专案组，通过对汪兴社会关系的排查，警方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为袁氏四兄弟：袁宝璟及其胞兄袁宝琦、堂兄弟袁宝森、袁宝福。2003年11月，袁氏四兄弟先后被警方缉拿归案。随着审讯的深入，袁氏四兄弟先后供认了犯罪事实。
2004年8月18日，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氏四兄弟全部翻供，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2005年1月13日上午9时，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氏另外三兄弟则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对此判决袁宝璟当庭表示不服，随后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辽宁省高院的终审判决还需时日，但袁宝璟的一只脚却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袁氏四兄弟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翻供？刘家众，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这位有着近十年天津市检察院公诉人经历的律师，对袁宝璟雇凶杀人案提出了诸多疑点，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解释。
对于警方的现场堪查笔录，刘家众说存在六大疑点。首先是枪。既然被害人汪兴是被枪射杀而死，那么警方就应该证实他们获取的枪是否为射杀汪兴致其死亡的枪。辽阳市局的一份《鉴定书》仅对该枪能否正常击发射击作出了鉴定。代理律师两次提请重新鉴定，大连市局和辽宁省厅的鉴定书都未能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鉴于此，刘家众不得不再次向辽宁省高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其次是刀。警方的现场堪查笔录中，有一把呈展开状带血的刀，这说明杀人现场有搏斗的可能，这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只是连开两枪后便逃离了现场不符。这把刀是被害人汪兴的，那么刀上的血是谁的？警方并没有鉴定，当代理律师提出鉴定要求时，警方表示刀已经发还给被害人亲属了；第三，现场遗留的血迹，警方提取了样本，但并没有鉴定，当律师提出鉴定要求时，警方称样本已经不知所踪；第四，现场提取了5支香烟烟头，警方并没有鉴定，而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整个作案过程只有三四分钟，这些烟头肯定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留，那么是谁所留？第五，被害人汪兴的小灵通和手机在被害当天的通话记录，警方并没有搜集，当代理律师提出搜集申请时，因为时间久远，电信部门已经无法提供；第六，汪兴的女儿是第一时间到达的案发现场，她所讲述的被害人所躺的方位与警方现场勘查的不一致，中间有120抢救，但警方并没有搜集120抢救记录，没有解决被害人所躺方位前后两方所述不一致的问题。
袁宝璟和其他三位犯罪嫌疑人都一致地表示，警方在案件侦查阶段刑讯逼供，一审法院并没有采信，而是采信了公诉机关出示的警方办案人员所作的并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并表示他们是严格按照作息时间来办案的。刘家众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警方审讯袁宝璟时的笔录，其时间明显地显示为2003年11月28日0时05分到2003年11月28日2时55分。刘家众说，这是袁宝璟第一次作有罪供述的口供，很显然，是在非正常作息时间作出的，这就证明了袁宝璟所说刑讯逼供的可信性。
刘家众还告诉记者，案件的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法行为。首先，按照规定，《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送达，但袁宝璟2003年11月24日被拘留，并被第一次讯问，而《告知书》直到2003年12月22日才送达，而这期间，袁宝璟已经被讯问了5次。这说明警方对袁宝璟前五次的讯问笔录是在袁宝璟不知道其所应当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和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诉讼义务的情况下作出的。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材料来看，警方对袁宝璟一共作了9次讯问笔录，但警方能够提供的提讯记录却只有4次。刘家众说，这一方面证明了袁宝璟所说他被关在辽宁省厅警犬基地遭刑讯逼供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警方采取的是非正常程序和非正常手段审案，而通过非正常程序和非正常手段提取的口供笔录是不能被采信的。
还有，雇凶杀人要有雇凶的资金，但警方并没有查实雇凶资金的来源。据袁宝琦供述，杀害汪兴所用的30万元资金是他2001年从北京安定门证券公司袁宝璟的账上提取的，但刘家众查证了袁宝璟的资金账户2001年全年的资金支取情况，也没有找到这笔30万元资金支取的记录。袁宝琦还供述，他2003年从其父亲袁敬民的资金账户上提取了20万元，但刘家众的调查同样也没有找到这笔资金的支取记录。
对于枪手袁宝森，有人证实在汪兴被害时间前后，袁宝森一直和他在一起，这说明袁宝森可能没有作案时间。刘家众说，希望司法机关根据铁证将此案办成铁案，而不仅仅是根据口供。要将此案办成铁案，首先必须将以上诸多疑点一一排除。
还有一点令刘家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汪兴四处举报袁宝璟出资通过汪兴联系辽阳市“黑老大”杨忠学雇凶枪杀刘汉未遂的，杨忠学被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汪海洋也被判刑），但一直到汪兴被害，不仅袁宝璟就连汪兴都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是谁要置袁宝璟于死地?
自从袁宝璟被捕后，作为妻子的我国著名藏族舞蹈表演艺术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卓玛就停止了跳舞，她说她心里那些所有对艺术的创作欲望，如今全变成了求生的欲望。因为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雇凶杀人，卓玛暂时停止了学校的工作四处喊冤叫屈，这一路走来，她承受了太多有形的、无形的压力，但一年半以来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又使这位柔弱的藏族女子变得十分坚毅起来。
卓玛为记者塑造的袁宝璟是一个质朴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不愿意攀附权贵。而我们通过对卓玛的采访，以及综合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了解到，袁宝璟的性格并不张扬，相反显得有些低调，而且总是在强调“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以及信奉“沉默是金”。正因为这样，袁宝璟行事时时处处小心谨慎。1996年，袁宝璟出资1000万元和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时，就执意用上公司的名称：“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袁宝璟先后捐资60多万元在西藏修建的两所希望小学，外界至今很少有人知晓。当年袁宝璟来到北京繁华的朝阳门购买办公楼时，富华大厦一位香港投资商看到袁宝璟一身简朴的穿着，调侃地说：“这幢办公楼3500美金一平米，你们买不起！”袁宝璟表示要买断两层楼，港商不屑一顾地说：“如果是这样，我2800美金一平米卖给你。”谁知袁宝璟第二天带着财务人员再次光顾富华大厦，港商不得不最后以2750美金一平米的价格卖给袁宝璟两层楼。
2003年11月24日凌晨，袁宝璟就接到二嫂从广西打来的电话，说袁宝琦被辽阳警方抓走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请他帮忙打听和解救。早晨，袁宝璟出门上班前还和卓玛商量着第二天如何为儿子过一周岁生日的事情，下午就没见他回家，也没有接到他一个电话，晚上10点多钟卓玛接到了两名送来的拘留袁宝璟的通知书。卓玛说，因为业务往来上的需要，袁宝璟手中握有多国护照，随时都可以出国，但袁宝璟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袁宝璟被捕后，卓玛跟辽宁省政法系统一位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便于联系和保护自己，信中留下了卓玛一个朋友的手机号码。几天后，卓玛的这位朋友就接到自称是的人的电话，说只要他们出3000万元，袁宝璟就可以出来。此后发生一系列事情更是令卓玛始料不及。
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九十月份。按照卓玛的描述，当时在她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辆貌似依维柯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撞向卓玛，由于当时卓玛的哥哥在场，所以逃过一劫。自此之后，卓玛离开了原先的住地。
第二件事发生在卓玛搬家之后。据卓玛介绍，自从胡同历险结束后，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玛把家搬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没过多久，就先后有一辆奥迪和一辆小面包车找上门，其理由分别是找卓玛和修水管。事情发生后，卓玛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为惊险。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玛与袁宝璟的法律顾问一行，乘最晚一班飞机到达沈阳机场。下飞机之后，卓玛就发现有人手中拿着自己的照片，然后从沈阳到辽阳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踪。“我很紧张，律师也很紧张。我们上了车以后那个车就跟踪我们，我们就躲，从沈阳到辽阳的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我们的车就躲在两个大货车中间，车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卓玛说，是辽宁的某种势力要袁宝璟的命。2002年，辽宁省政法系统的那位领导提出由建昊集团为他推荐的某公司到香港上市提供支持，之后，袁宝璟出资上亿元支持该公司上市，该笔资金袁宝璟多次催收，至今尚未收回；那么，袁宝璟一旦死了，这上亿元的资金也就自然落入人家的钱袋了。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了解这位领导黑幕的四个人，三个已经不在人世），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无奈之下，卓玛只好在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至辽宁省有关领导和部门。
自从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卓玛倒显得坦然了。她说是祸躲不过，如果她因为这些事被害，反倒证明了自己先生的清白。因此，她毅然搬回到了自己的家。“给企业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发展，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一个人倒了，一个企业就跟着倒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昊集团高管如是说。6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北大街的富华大厦F座16、17层建昊集团的办公地点，只见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只有墙上因为取走铜字招牌留下的印迹还能依稀看到建昊的身影。这位高管说，为了降低袁宝璟事件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公司不得不早早地就搬了家。
袁宝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团的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据这位高管介绍，建昊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银行贷款。一些本来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贷款，由于袁宝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笔5000多万的款，当时没有到期，提前三个月，银行不放心了，看到有这种原因就要求还款，按理说贷款是基于企业贷款，不是基于企业家本身来贷款，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墙倒众人推”。
第二是债务人赖账。据这位高管介绍，以前跟袁宝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宝璟500万块钱，当时要以他公司的实物分批偿还，“现在找他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但袁总要是一出来，他肯定又要请袁总吃庆功酒，最后500万他可能还会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个客户，欠建昊两三百万，他自己干脆都把车子卖了，显示他们公司很穷，袁总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退出。据介绍，建昊集团的一个有线电视项目，以及一个IT网络项目，也因为袁宝璟的事被迫退出。该高管认为，一个企业家出事能对企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正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不管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或合作伙伴，在他们眼里，企业家这个自然人与作为公司的法人实体是一回事，企业家一旦有事，人们便会用有色眼镜来看这家企业。
社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加大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而舆论的压力有时则成为企业或企业家死亡的直接杀手。在对建昊集团这位高管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其实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死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为媒体已经给袁宝璟判了一次死刑。“就像德隆一样，媒体舆论对德隆的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了它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首先舆论宣判他死了，市场对一个企业失去了信心。”袁宝璟案一审才结束，北京的一个文学期刊就刊出了辽宁一个作家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全国很多报纸予以了连载。对于富豪的出事，大众是宁可信有不会信其无的，再加上某些不负责任媒体的推波助澜，将袁宝璟及其建昊集团推向了一个深渊或漩涡之中，公司搬家也是迫不得已。
一面是让人赞赏的“红”，一面是令人发指的“黑”，二者是如何集结于袁宝璟一个人身上的？而被一些舆论以为是盖棺定论的袁宝璟案，近来疑点频频惊现——袁宝璟这个年轻的亿万富豪，究竟是谁要置之于死地？
从资本市场淘来的钱捐出去也大方
提起袁宝璟，无论是北京还是辽阳，不少人都相当熟悉。不是因为他是闻名商界的亿万富豪，而是因为他个人富裕后不忘巨资反哺社会。1966年2月16日，袁宝璟诞生在辽宁省辽阳市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袁宝璟兄妹五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因为家景贫寒，袁宝璟8岁那年，父母把排行老三的他送到了乡下亲戚家，让他一边干农活，一边念书。当年袁宝璟总是衣衫褴褛，吃不饱也穿不暖，就盼着开运动会，那样就有希望获奖。穷困的生活，使袁宝璟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发家致富。
1983年，就读于辽阳市二中的袁宝璟，第一次高考时，本已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录取学校不理想，他放弃了，因为他立志要考进北京的高校。他在辽阳市第一中学卧薪尝胆补习了两年，1985年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生活并没有使袁宝璟摆脱贫困，为了生存，他以每万字2块钱的“计件工资制”给教授抄书稿；他以每千个5块钱的“佣金”给公司填写信封；他为了每天两毛钱的伙食补贴，从来不敢主动退出学校体育运动队。4年里，袁宝璟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时间，逢圣诞、元旦等节日就在学校卖点贺年卡和明信片，街边小商小贩倒腾过的东西袁宝璟都尝试过。每年放假回校，他总是带回点家乡特产在学校卖，提前赚回了回家的火车票钱。后来，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开始了他的“物流”业务，京城数不清有多少杂货店的油、盐、酱、醋等快速消费品都是由袁宝璟配送的。
1986年，天龙、天桥证券首次发行，当时读大二的袁宝璟开始推销天龙、天桥的股票。那是一种极原始的推销方式，和卖白菜没有什么区别，就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沿街叫卖。当时许多人认定这属于“投机倒把”，很是不屑一顾。临近大学毕业时，袁宝璟再次显示出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当时大学毕业生包分配，而袁宝璟没有像多数同窗一样等着学校分配工作，而背起一个大书包，从建国门开始对高档写字楼里的外企、银行等“紧俏”就业渠道进行了“定点清除”式地派送“自我推荐表”。最终，中国建设银行为袁宝璟敞开了大门，他找到当时认为今后可以赖以生存的“铁饭碗”。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建设银行证券部工作后，袁宝璟发挥在证券市场淘金的经验，在中国证券市场创造过几个他人难以企及的纪录，他曾在一天之内成交证券额高达6700万元。证券界的前辈提到袁宝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92年，已经在证券市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袁宝璟主动辞去令人羡慕的建行工作，在北京郊区怀柔县注册成立了北京建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袁宝璟以20万元启动资金中的一半购买了黑小麦的专利，再以5万元向当地农民租了300亩地，剩下的钱则用于支付化肥、农药钱和管理、劳务费用。虽然当起了老板，袁宝璟还经常下地干农活，又是除草又是种苗，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半年后，黑小麦成熟了，袁宝璟通过出售麦种掘到了他赖以快速发展的200多万元资金。
随后，袁宝璟在确定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时，将建昊放在了证券业的天平上。他凭借200多万元种子资金杀入上海证券市场。袁宝璟参与了中国第一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昊先后参股的企业有三九胃泰、四川蜀都大厦等，这些企业有些当时并不为人看好，很少有人买，但袁宝璟看准了，买了。不久，这些企业相继改制成功，股票纷纷上市，随后大幅度升值。
在袁宝璟眼里，与其说是参股，还不如说是借船出海，即借助别的企业的跳板腾飞。高峰时，建昊实业一度是30多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袁宝璟的另一理财手段是买卖上市公司“壳”资源，建昊集团以1亿资金收购了比特科技60%的股权，通过重组，引入生物制药概念，行情利好后就转让脱手，一进一出，建昊集团进帐5000万元。证券行业曾将袁宝璟戏称为“中国股票第一人”。
1994年，袁宝璟花费500万元买下海尔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又以这些股权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买下温阳制药厂51％的股权，然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再借款，进行下一步的运作。这种高风险杠杆的连环运作，使建昊实业资产迅速增值。直到1997年，袁宝璟旗下已经拥有60多家控股、参股公司，集团总资产扩张到33个亿。一时间，“商业奇才”、“北京的李嘉诚”、“资本市场魔术师”等一连串的称号，给这名年轻的企业家罩上了传奇般的色彩。
成为亿万富豪的袁宝璟，每当想到自己因为贫困而在大学期间不能安心学习就有许多感慨，他希望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贫困的大学生，以便使他们能够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荒废学业。1996年，袁宝璟所属的建昊集团捐资1000万元和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连续8年对当年度涌现出的900多名优秀大学生进行评选表彰。袁宝璟的康慨举动，使他成为尊知爱才的儒商典范，大大提高了他在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知名度。
投资失利引发连环命案缠身
袁宝璟头上这些耀眼的光环，因为一个人的意外被害和警方的深入调查而黯然失色。随着案件的公开审理，司法机关认定的袁宝璟雇凶杀人的黑幕也开始大白于天下。这个被人枪杀于自家楼下的被害人名叫汪兴，辽宁省辽阳市人，1958年生，大连警官学校毕业后，在辽阳市局刑侦支队当。由于他破获了百起以上大案要案，获任刑侦支队专案队队长，被当地人誉为“辽阳亨特”。汪兴在辽阳红黑两道都是很“罩得住”的大哥级人物，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和辽阳几位“笑傲江湖”的大佬级重量人物关系非同寻常。
袁宝璟与汪兴的相识是在1985年。当时汪兴被单位送到北京大学培训，在进京的火车上，袁宝璟与汪兴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在京期间，汪兴经常与袁宝璟通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见袁宝璟生活困难，汪兴还经常掏钱请他下馆子。这时候，他们还是“大哥”与“小弟”的关系。
1992年，袁宝璟像变魔术一样，其注册的建昊公司获利200多万元。这让汪兴非常受震动，他的心理强烈不平衡了。就在这一年，汪兴脱下警服下海经商，他开过私人侦探社，赴俄罗斯当过国际倒爷，但都未获成功。之后，汪兴干脆投奔了袁宝璟。
进京后，汪兴亲眼目睹了袁宝璟挪用巨额资金，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和手法，一口气吞下60多家企业，成为亿万富豪。而汪兴靠袁宝璟借给他的1000万元资金炒股，却没有真正发财。于是，这个心性很高的人，于1994年全身拜倒在袁宝璟门下。可是，袁宝璟并没有委他以重任，而是将他派往深圳，任南方建昊公司品牌经理。听上去名声不错，实际上只管一个人。这时候，他们之间的角色已转换成了“老板”与“下属”的关系了。
1996年秋，袁宝璟在四川成都炒期货失利，损失9000多万元。袁怀疑是参与期货炒作的刘汉（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及其兄弟因拥有12亿元的财产排名第61位）与证券交易所勾结修改了规则所致。汪兴得知后提出，可以安排人将刘汉打一顿出出气。汪的这一提议得到了袁的认可。不久，袁宝璟拿出16万元钱，让胞兄袁宝琦代交给汪兴，由汪兴安排相关行动。1997年2月1日晚9时许，受汪兴委托，辽阳“黑老大”杨忠学指使李海洋持枪来到四川省广汉市，向刘汉近距离连开两枪，不过，刘汉并未被击中，李海洋则逃离现场，后被警方抓获。
“广汉行刺事件”后，汪兴被调回北京，但仍未获重用，只是出任怀柔一家药厂的副厂长。汪兴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1997年秋，汪兴心存不满地离开了袁的公司。事后，汪兴觉得袁宝璟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他当初顶着压力投奔袁宝璟这一条，就应该多给他一些补偿。于是试着找袁宝璟借100万元回辽阳单干。可是，袁宝璟反应冷漠，认为给的够多了，已经没必要再支持这个没有商业天赋的汪兴。于是汪兴开始搜集和整理自己掌握的袁宝璟本人，以及袁宝璟担任总裁的建昊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四处进行举报。
2001年11月份，汪兴被人追杀，身中数刀，因抢救及时而保住了一条性命。汪兴认为一定是袁宝璟干的，事后他给袁宝璟打电话说：“追杀我的人我都想好了，就这么几个人，有姓赵的（赵铁印，汪兴妻子的前夫），四毛子（辽阳的一个“黑老大”，真实姓名张宏东，今年5月被判处执行了死刑），还有XXX（辽宁省政法系统一位领导）；你也算我一个仇人，你必须给我拿钱，不然我和你没完”。2003年10月4日23时30分，辽阳市某居民小区，一栋居民楼附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人们循声发现，小区居民汪兴身中两枪倒在了所住楼房一楼的防盗门外，已经气绝身亡。
亿万富豪雇凶杀人案疑窦丛生
因为被害人的身份特殊，案件发生后，辽宁省、市、区三级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迅速联合成立了“10.4”专案组，通过对汪兴社会关系的排查，警方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为袁氏四兄弟：袁宝璟及其胞兄袁宝琦、堂兄弟袁宝森、袁宝福。2003年11月，袁氏四兄弟先后被警方缉拿归案。随着审讯的深入，袁氏四兄弟先后供认了犯罪事实。
2004年8月18日，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氏四兄弟全部翻供，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2005年1月13日上午9时，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氏另外三兄弟则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对此判决袁宝璟当庭表示不服，随后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辽宁省高院的终审判决还需时日，但袁宝璟的一只脚却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袁氏四兄弟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翻供？刘家众，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这位有着近十年天津市检察院公诉人经历的律师，对袁宝璟雇凶杀人案提出了诸多疑点，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解释。
对于警方的现场堪查笔录，刘家众说存在六大疑点。首先是枪。既然被害人汪兴是被枪射杀而死，那么警方就应该证实他们获取的枪是否为射杀汪兴致其死亡的枪。辽阳市局的一份《鉴定书》仅对该枪能否正常击发射击作出了鉴定。代理律师两次提请重新鉴定，大连市局和辽宁省厅的鉴定书都未能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鉴于此，刘家众不得不再次向辽宁省高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其次是刀。警方的现场堪查笔录中，有一把呈展开状带血的刀，这说明杀人现场有搏斗的可能，这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只是连开两枪后便逃离了现场不符。这把刀是被害人汪兴的，那么刀上的血是谁的？警方并没有鉴定，当代理律师提出鉴定要求时，警方表示刀已经发还给被害人亲属了；第三，现场遗留的血迹，警方提取了样本，但并没有鉴定，当律师提出鉴定要求时，警方称样本已经不知所踪；第四，现场提取了5支香烟烟头，警方并没有鉴定，而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整个作案过程只有三四分钟，这些烟头肯定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留，那么是谁所留？第五，被害人汪兴的小灵通和手机在被害当天的通话记录，警方并没有搜集，当代理律师提出搜集申请时，因为时间久远，电信部门已经无法提供；第六，汪兴的女儿是第一时间到达的案发现场，她所讲述的被害人所躺的方位与警方现场勘查的不一致，中间有120抢救，但警方并没有搜集120抢救记录，没有解决被害人所躺方位前后两方所述不一致的问题。
袁宝璟和其他三位犯罪嫌疑人都一致地表示，警方在案件侦查阶段刑讯逼供，一审法院并没有采信，而是采信了公诉机关出示的警方办案人员所作的并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并表示他们是严格按照作息时间来办案的。刘家众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警方审讯袁宝璟时的笔录，其时间明显地显示为2003年11月28日0时05分到2003年11月28日2时55分。刘家众说，这是袁宝璟第一次作有罪供述的口供，很显然，是在非正常作息时间作出的，这就证明了袁宝璟所说刑讯逼供的可信性。
刘家众还告诉记者，案件的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法行为。首先，按照规定，《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送达，但袁宝璟2003年11月24日被拘留，并被第一次讯问，而《告知书》直到2003年12月22日才送达，而这期间，袁宝璟已经被讯问了5次。这说明警方对袁宝璟前五次的讯问笔录是在袁宝璟不知道其所应当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和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诉讼义务的情况下作出的。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材料来看，警方对袁宝璟一共作了9次讯问笔录，但警方能够提供的提讯记录却只有4次。刘家众说，这一方面证明了袁宝璟所说他被关在辽宁省厅警犬基地遭刑讯逼供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警方采取的是非正常程序和非正常手段审案，而通过非正常程序和非正常手段提取的口供笔录是不能被采信的。
还有，雇凶杀人要有雇凶的资金，但警方并没有查实雇凶资金的来源。据袁宝琦供述，杀害汪兴所用的30万元资金是他2001年从北京安定门证券公司袁宝璟的账上提取的，但刘家众查证了袁宝璟的资金账户2001年全年的资金支取情况，也没有找到这笔30万元资金支取的记录。袁宝琦还供述，他2003年从其父亲袁敬民的资金账户上提取了20万元，但刘家众的调查同样也没有找到这笔资金的支取记录。
对于枪手袁宝森，有人证实在汪兴被害时间前后，袁宝森一直和他在一起，这说明袁宝森可能没有作案时间。刘家众说，希望司法机关根据铁证将此案办成铁案，而不仅仅是根据口供。要将此案办成铁案，首先必须将以上诸多疑点一一排除。
还有一点令刘家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汪兴四处举报袁宝璟出资通过汪兴联系辽阳市“黑老大”杨忠学雇凶枪杀刘汉未遂的，杨忠学被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汪海洋也被判刑），但一直到汪兴被害，不仅袁宝璟就连汪兴都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是谁要置袁宝璟于死地?
自从袁宝璟被捕后，作为妻子的我国著名藏族舞蹈表演艺术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卓玛就停止了跳舞，她说她心里那些所有对艺术的创作欲望，如今全变成了求生的欲望。因为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雇凶杀人，卓玛暂时停止了学校的工作四处喊冤叫屈，这一路走来，她承受了太多有形的、无形的压力，但一年半以来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又使这位柔弱的藏族女子变得十分坚毅起来。
卓玛为记者塑造的袁宝璟是一个质朴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不愿意攀附权贵。而我们通过对卓玛的采访，以及综合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了解到，袁宝璟的性格并不张扬，相反显得有些低调，而且总是在强调“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以及信奉“沉默是金”。正因为这样，袁宝璟行事时时处处小心谨慎。1996年，袁宝璟出资1000万元和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时，就执意用上公司的名称：“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袁宝璟先后捐资60多万元在西藏修建的两所希望小学，外界至今很少有人知晓。当年袁宝璟来到北京繁华的朝阳门购买办公楼时，富华大厦一位香港投资商看到袁宝璟一身简朴的穿着，调侃地说：“这幢办公楼3500美金一平米，你们买不起！”袁宝璟表示要买断两层楼，港商不屑一顾地说：“如果是这样，我2800美金一平米卖给你。”谁知袁宝璟第二天带着财务人员再次光顾富华大厦，港商不得不最后以2750美金一平米的价格卖给袁宝璟两层楼。
2003年11月24日凌晨，袁宝璟就接到二嫂从广西打来的电话，说袁宝琦被辽阳警方抓走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请他帮忙打听和解救。早晨，袁宝璟出门上班前还和卓玛商量着第二天如何为儿子过一周岁生日的事情，下午就没见他回家，也没有接到他一个电话，晚上10点多钟卓玛接到了两名送来的拘留袁宝璟的通知书。卓玛说，因为业务往来上的需要，袁宝璟手中握有多国护照，随时都可以出国，但袁宝璟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袁宝璟被捕后，卓玛跟辽宁省政法系统一位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便于联系和保护自己，信中留下了卓玛一个朋友的手机号码。几天后，卓玛的这位朋友就接到自称是的人的电话，说只要他们出3000万元，袁宝璟就可以出来。此后发生一系列事情更是令卓玛始料不及。
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九十月份。按照卓玛的描述，当时在她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辆貌似依维柯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撞向卓玛，由于当时卓玛的哥哥在场，所以逃过一劫。自此之后，卓玛离开了原先的住地。
第二件事发生在卓玛搬家之后。据卓玛介绍，自从胡同历险结束后，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玛把家搬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没过多久，就先后有一辆奥迪和一辆小面包车找上门，其理由分别是找卓玛和修水管。事情发生后，卓玛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为惊险。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玛与袁宝璟的法律顾问一行，乘最晚一班飞机到达沈阳机场。下飞机之后，卓玛就发现有人手中拿着自己的照片，然后从沈阳到辽阳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踪。“我很紧张，律师也很紧张。我们上了车以后那个车就跟踪我们，我们就躲，从沈阳到辽阳的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我们的车就躲在两个大货车中间，车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卓玛说，是辽宁的某种势力要袁宝璟的命。2002年，辽宁省政法系统的那位领导提出由建昊集团为他推荐的某公司到香港上市提供支持，之后，袁宝璟出资上亿元支持该公司上市，该笔资金袁宝璟多次催收，至今尚未收回；那么，袁宝璟一旦死了，这上亿元的资金也就自然落入人家的钱袋了。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了解这位领导黑幕的四个人，三个已经不在人世），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无奈之下，卓玛只好在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至辽宁省有关领导和部门。
自从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卓玛倒显得坦然了。她说是祸躲不过，如果她因为这些事被害，反倒证明了自己先生的清白。因此，她毅然搬回到了自己的家。“给企业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发展，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一个人倒了，一个企业就跟着倒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昊集团高管如是说。6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北大街的富华大厦F座16、17层建昊集团的办公地点，只见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只有墙上因为取走铜字招牌留下的印迹还能依稀看到建昊的身影。这位高管说，为了降低袁宝璟事件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公司不得不早早地就搬了家。
袁宝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团的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据这位高管介绍，建昊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银行贷款。一些本来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贷款，由于袁宝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笔5000多万的款，当时没有到期，提前三个月，银行不放心了，看到有这种原因就要求还款，按理说贷款是基于企业贷款，不是基于企业家本身来贷款，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墙倒众人推”。
第二是债务人赖账。据这位高管介绍，以前跟袁宝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宝璟500万块钱，当时要以他公司的实物分批偿还，“现在找他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但袁总要是一出来，他肯定又要请袁总吃庆功酒，最后500万他可能还会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个客户，欠建昊两三百万，他自己干脆都把车子卖了，显示他们公司很穷，袁总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退出。据介绍，建昊集团的一个有线电视项目，以及一个IT网络项目，也因为袁宝璟的事被迫退出。该高管认为，一个企业家出事能对企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正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不管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或合作伙伴，在他们眼里，企业家这个自然人与作为公司的法人实体是一回事，企业家一旦有事，人们便会用有色眼镜来看这家企业。
社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加大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而舆论的压力有时则成为企业或企业家死亡的直接杀手。在对建昊集团这位高管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其实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死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为媒体已经给袁宝璟判了一次死刑。“就像德隆一样，媒体舆论对德隆的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了它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首先舆论宣判他死了，市场对一个企业失去了信心。”袁宝璟案一审才结束，北京的一个文学期刊就刊出了辽宁一个作家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全国很多报纸予以了连载。对于富豪的出事，大众是宁可信有不会信其无的，再加上某些不负责任媒体的推波助澜，将袁宝璟及其建昊集团推向了一个深渊或漩涡之中，公司搬家也是迫不得已。
朱孝顶律师
《就7·4强拆讨平度公安汤龙文局长檄》：汤龙文者，现任平度公安局长也。西历2012年7月5日就职。汤氏主政平度公安期间，金沟子村作为自然村庄彻底消失在地球上；金沟子村发生无数起暴力袭击、骚扰、强拆事件，渎职局长汤龙文堪称#陈宝成# 事件的罪魁祸首... #长微博#http://url.cn/PmjxvW
就7·4强拆讨平度公安汤龙文局长檄
汤龙文者，现任平度公安局长也。西历2012年7月5日就职，有平度人大常委会任命公告为证。
汤氏主政平度公安以来，金钩子村作为一个村庄彻底消失在地球之上；金沟子村数百年历史由此改变。幸有记者陈宝成以文字详细记载了自汤氏主政平度公安以来，发生在金沟子村无数惊悚场面。2013年春节，仅陈宝成本人在数分钟内两次遇袭侥幸捡得一条命在。详情请阅陈宝成本人的文字记载：我差点成了山东平度版“钱云会”——关于本人五分钟内两次遭遇暴力袭击事件的说明。详见长微博、附图及@财新网 博客链接http://t.cn/zYUJIcc。向来电来信关注的各位同行、网友致谢。我，还活着。平度之治安、平度之黑社会已经到了何等猖狂之地步！
及至2013年7月4日凌晨四时许，数百不明身份人员手持砍斧、长铁棍、灭火器等翻墙入院、踹门而入，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拖出集中而至平度某衙门大院内关押，而后强行摧毁房屋……
如此恶劣暴行，将其归于有组织涉黑性质犯罪绝不为过！
甚至有多方信息证实，汤龙文主政的平度公安亦派员参与暴力犯罪！
即便有全国知名之记者陈宝成，声嘶力竭之声讨、呐喊、敦促，然而平度公安始终未对7·4涉黑性质严重犯罪予以刑事立案，迄今也未作出不立案的决定！
半年后的2014年1月8日，平度公安局方才向张朋珂当面送达了签署时间竟然为2013年7月5日的受案回执！如果确然为半年前即已签署的《受案回执》，在陈宝成事件沸沸扬扬之际，我们实在想不出平度公安不拿出来以之示人以彰显其依法办案的任何可能借口或理由。既然2014年1月8日方才决定出具《受案回执》，我们实在想不出平度公安为何为如此自欺欺人地将时间倒签为2013年7月5日？！如此小儿伎俩，平度公安的形象毁之怠尽，汤龙文局长当为罪魁祸首！
多少房屋被摧毁？多少人员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数百不明身份人员非法闯入公民住宅之后而实施的上述行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已然触犯了刑法，已然构成了刑事犯罪！
平度公安汤龙文局长，以君之大腹便便，难道不知道7·4暴力强拆已构成刑事犯罪了么？！
陈宝成事件何以演变至今，渎职的汤龙文局长堪为罪魁当负首责！
没有7·4强拆，便不会有陈宝成事件；如果7·4强拆之后，平度公安依法办案，及时立案侦查抓获强拆的犯罪嫌疑人，又岂会有8·9的张朋珂、陈青沙与强拆犯罪嫌犯人的挖掘机司机（郭某某在现场自认其实施了7·4强拆）的以命相搏？即便8·9事件发生之后，平度公安若依法将涉嫌强拆的挖掘机司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哪怕作出一些愿意依法办案的姿态，哪里还会有持续扣留犯罪嫌疑人事件？！
无论如何拖延，陈宝成事件终将有公开开庭审理的那一天，届时平度公安的渎职恶行必将进一步传播于天地之间！平度所谓的城中村改造以及逼迫农民上楼以及在农村耕地上建起的豪华政府大楼以及豪华商品房所涉及的土地犯罪，也必将传播于天地之间！
而所有这一切罪恶，绝不可能继续下去！
无论多久，至少还有我们会永远地盯住汤龙文与王中们！我们不在乎用一生的时间、精力与宣传、去传播平度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罪恶！
于国法、于天理、于人性，敦促中国公安部门依法及时彻底严肃地查处汤龙文式渎职公安干警！
徐知汉: 这次，彻底把这个居心叵测的水军团伙搞臭了，他们再也兴不起风浪了 || 痛苦的信仰1972: 昨晚我取消關注半仙，實在受不了他講話的語氣。幸災樂禍，落井下石 || 走邪路的恶师爷-8: 大号不敢用，用小号到处乱咬，到时候师爷我扒他开他父亲著名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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