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颂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只想对那家电台说：只见东莞的裸舞小姐、三亚的裸晒老头，为何不见满脑肥肠，红光满面性侵幼女的裸官？东莞事件告诉我们：在中国连小姐都是选出来的，只有官员不是！
#分享图片#【网友牛逼】她是明妓你是暗娼，她在东莞你在京邦，她慰大众你慰永康，她们坦然你们能装； 工作一样全是玩枪，没有贵贱都靠卖裆，为啥你们自感荣光，只因嘴巴舔过中央。"——这就是具有天朝特色的“扫黄打非”“反腐倡廉”……（贼喊抓贼）
有装逼人士质疑为东莞加油的声音节操何在，那么，呢吗先问问出动7000警察节操何在？往远了说，坦克和装甲车的节操何在？
世间最大的恶行,不是你犯过人命关天的罪,而是双手沾满了鲜血还要来告诉我们它是救星;世间最大的肮脏,不是你为了生存出卖肉体,而是卖完了肉体还要出卖灵魂却说别人无道德;世间最大的卑鄙,不是你用暴力去对付别人,而是在使用暴力的同时还要给别人治上个罪名;人世间最大的无耻莫过于此!
山东老孔
薛明凯的爹是不是曲阜警察打死的？我不清楚，如果今年我死了，肯定是被曲阜警察打死的！我被打成脑震荡，将要住医院治疗。
【黑龙江男子在三亚当众脱内裤裸晒 被行拘5日】9日，孙某(男、58岁、黑龙江人)面对众游客脱内裤坐沙滩上，工作人员发现后及时教育宣传，孙某穿上内裤，但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脱下内裤坐在沙滩上。警方依法对孙某进行传唤调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微观注#【《环球时报》发社评：《合法化，中国色情业决走不到的彼岸》】http://url.cn/W9FI6n ——放火与点灯的传说。
张鸣
一个荡妇，靠封堵别的那玩意，证明自己的贞节。济南张律师
一个派出所所长说：哪个城市没有卖淫？哪个上档次的场所没有领导参股？你要能学毛泽东彻底扫除，我支持；学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学西方搞非罪化。别像现在这样整得不东不西，都不是东西。妓女不是东西，嫖客不是东西，我们当警察的不是东西，就你记者和领导是东西？！权力越大越不是东西！（转）
媒体人萧萧
有毛粉告诉我：若帝国主义近在咫尺，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原子弹、没有航母、不能发射远程核武器，国土就会有被分裂的危险；若没有党的领导、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广大工农当家做主、大家只会抱怨政府自己不积极向上，人民就会跌入苦难的深渊。我按他的标准查了一下，这个苦逼国家叫《加拿大》
一直以来，娼妓的存在都是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国民党治下的大陆）的丑恶现象的，先丑化，再打压，给自己脸上添金，成了某政权的长期策略。因此，禁娼，无乱50年代初，还是彼后的60年和当下，都是骗骗小老百姓的宣传工作，恶政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读此文前，您先猛戳一下上面的“财经十一人”，呵呵，不会怀孕滴，俺保证。
元宵节未过，就不算过完年。昨天，央视给大家献上了一道活色生香的马年大餐。一夜间，东莞就火了，几乎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广东扫黄”。前几年的金融危机，东莞制造业哀鸿遍野；而今，央视对东莞色情业的曝光，则被某些人士看做是对珠三角消费市场的又一沉重打击。甚至有人调侃式惊呼：东莞挺住，东莞不哭！
《天龙八部》的武林中，“北乔峰、南慕容”齐名。其实，中国的地下色情业（说是地下，其实扯淡），也有两座奇葩——“南东莞、北太原”。
说到太原，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煤窑”。其实，山西文人圈子里有个说法，山西是“两窑文化”。另一个窑，不说，您也知道是啥。
这并不奇怪。矿工是“虽然活着、但已经埋了”的高危职业，今日有酒今日醉，是古已有之的行业消费习惯。煤老板亦如此，今日前呼后拥，明日一个矿难就成阶下囚，销金窟里一掷千金买美人一笑，亦是乐此不疲。
下文，是一篇奇文，一个无名氏，写出了太原市的“娼盛史”。看过的，都说该文真实详尽，挥洒自如。但该文最后一段称，该行业在太原已经“走向萧条”，不能苟同。因该文写于2000年，彼时正是煤炭经济的最低谷。尔后10年，煤价高歌猛进，太原歌厅业亦是水涨船高，再现昔日辉煌。
大过年的，就不说那些严肃话题了，权当一乐。如果该文给您带来不悦，请在脑海中“咔嚓”了它。
从娼盛到萧条——太原的歌厅与小姐
原载于“太原道” ( 发表于2000年 )
近来发现论坛上对妓女讨论得比较多。看来大家对这一社会现象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古龙曾说：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两种最古老的职业，妓女和杀手。既然妓女是一项永远古老而又永远年青的职业，那么，它同时也就是一个永远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
我居住在太原，这是一座在过去几十年中默默无闻，在许多的人的印象中，极为平庸、毫无时代特色的城市。我许多在外地求学的朋友说，当他们自我介绍说来自太原时，从对方的脸上，读到的只有茫然。台湾艺人凌峰曾说，他在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唯一没有到的省会城市，就是太原。
去年春天，我去黄山时，路过南京，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一听说我们来自太原时，如同见到老乡一般：“太原？知道！听说是亚洲仅次于曼谷的黄窝！美国之音都报道过……”
我很少走出山西，对外地情况知之甚少，我不知道那位司机的说法从何而来，但我那些走南闯北的朋友告诉我：太原的色情行业远远不及海南、广东等城市，甚至不如一些南方的县级市。
那么，黄窝的恶名是如何传扬出去呢？这一切都缘于太原畸形发展的歌厅。
一、歌厅的起源
太原的歌厅，也就是南方所谓的 KTV卡拉OK包房。其实在八十年代晚期，迎泽宾馆等大饭店就已经有了茶座式的带有卡拉 OK 的歌舞厅，混迹其中的，多是太原的土财主，以及在改革开放发家致富的大潮中前几个月还在地摊上卖袜子的暴发户。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出入这些地方的，都是一些“有身份”的“贵族”，普通老百姓是无缘光顾的。
太原的歌厅，最早出现在开化市，1993年，当几角旮旯里忽然冒出越来越多的小歌厅时，马上吸引住的老百姓的目光，我记得当时太原歌厅的价格，最初是收费是每首歌三元，有时包场一下午，也才五十元。这种新鲜的娱乐方式，还不算贵的价格很快被人们接受。
1994年，正是向来比外地慢半拍的太原人受邓公南巡的鼓舞，人人梦想发财的时候，十余平米的门面，一套几万元的设备和几张沙发，低成本、高回报，正是最适合的投资项目，于是，在这一年，小歌厅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太原市的大街小巷。
我所在的城区的城市监察大队也积级地投入到了这一热潮之中，他们一方面广播着市政府整顿市容的通告，雇佣一帮穿上城管制服的地痞开着推土机强拆违章建筑，一方面却在我所在大院门外的泄洪渠边盖起了十几间小歌厅。
当时，大学生们过周末或是毕业时，最时髦的消遣就是去歌厅玩通霄。歌厅成为太原一个大众化的娱乐、社交场所。
这时歌厅的收费，已经统一为每小时五十元，这一价格多年不变，一直沿续到了今天。
二、狼来了
已经没有人记得第一个小姐杀入歌厅的准确时间，但成群结队的小姐们在1995年顺利的抢滩登陆，成为歌厅的主角。
歌厅小姐终于走进了太原人的视线，尽管大多数太原市民是从“扫黄”的电视新闻中才第一次见到这些衣着入时、身材苗条、喜欢背对镜头的川妹子。
“小姐”，这一在传统戏曲和古典小说中尘封多年的称呼刚刚从港台流传回来，太原人便慷慨地将它赠与了这些远道而来淘金者。很快，小姐成为一个有特殊含义的称谓，而这一特殊含义在太原是人尽皆知。尽管讳莫如深的报纸上一开始半遮半掩地将她们称为“三陪人员”、“歌厅服务人员”（服务二字意味深长），尽管一些文化人喜欢称她们为“歌女”，但很快都被“小姐”所统一。
“小姐”在太原主要指在歌厅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也兼指她们在桑那浴、宾馆、发廊的同行们。总之，小姐与妓女是同义词。
由于气候、风沙的原因，太原本地的女孩们大多皮肤粗糙、面色黯淡，对于这些人见人爱初来乍到的南方小姐们，太原人可谓奉之如上宾，价格也就随行就市，比照歌厅的收费，不包括其它服务，陪唱一个小时为五十元，而在金昌盛、先河等较高档的歌厅里，价格还要略高，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服务，大多还要另外加钱。
繁荣的市场为这些小姐们带来了较之在南方坐台时成倍的收入，于是，她们将这一新开拓的市场以最快的速度介绍给外地的姐妹，时间就是金钱，寄信太慢，还是拍个电报吧，惜墨如金精于算计的小姐们用最简练、最精确的笔墨完成了一份蕴藏着无限商机的市场分析报告：“人傻、有钱、快来！”这一笑话后来流传全国，只不过，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版本而已。
三、繁荣娼盛
1995年，在小姐们的辛勤劳作之下，歌厅，这一本来已成为太原市民大众化的娱乐场所，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已成为色情场所的代名词。这一年，许多太原妇女都对自己的丈夫说过同样的话：你如果敢去歌厅，我就跟你离婚！
1996年初春，太原市终于下达通告，要整顿歌厅市场。有人说，这一精神来自于山西省委，也有人说，它完全出自于太原市的某位父母官。
那一年的太原，春天来得特别早，在长达一个月的整顿期内，大街上时常可以见到滞留在太原久久不愿离去整天无所事事的小姐们。每当她们三五成群旁若无人地穿行于街市时，入时的衣着，前卫的妆饰吸引着每一个人的目光，这时候，许多人的第一感触就如同一部电影的名字：春光乍泻。
大张旗鼓的整顿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位于南内环西街的温州歌城率先重新开业。
为什么允许歌厅重新开业，人们有着种种说法，人尽皆知的一个原因是从银行系统中传出来的：就在整顿期间，太原市的存款余额减少了四个亿（也有人说是六个亿）——都是被歌厅小姐们提走了。民间更是编出了一个小姐请愿的笑话，几名小姐找到某位领导，这个说：不占地、不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那个讲：不生男、不生女，不为国家添负担……，于是，领导一拍脑袋，那好，你们就继续营业吧。
人们从市政府的通告中明白的此次整顿的用意，其实整顿的初衷就并不是要取缔歌厅，而是要引导它们“规模发展，集中经营”。所有街边的零散歌厅一律关闭，全部集中于歌城之中经营。刚开始，还有歌厅面积必须大于四十平米的限制，但很快，就传说有领导发了话：不够四十平米的也让它们开了吧……于是，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中，太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数十个极具规模的容纳数百个歌厅的歌城。诸如金昌盛、银昌盛、先河、地球村、百乐门、开化市、天龙等大型歌城仿佛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笑迎四方宾朋，某些歌厅甚至建有隔断，外面可以唱歌，里面还有一个小密室别有洞天。太原的歌厅行业从此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但是，此时的歌厅，已经成为色情场所的代名词。
太原的歌厅业甚至还挽救了一些困难企业，某些拥有地理优势已经停业半停产的企业将空闲的厂房、办公楼改造成了歌城，在最危难的时刻挽救了厂子，挽救了职工，天龙、迎西等歌城便是如此发展起来的。许多下岗多时的女工应召回厂，为歌厅打扫卫生，小姐们为客人服务，下岗女工们为小姐服务，总之都是为了人民币服务，只是女工们看到有时一个月还不如小姐一天的收入多时，忍不住要骂上一句：什么世道，真是逼良为娼。
十几年来，太原市的地方政府第一次成功的引导扶持了一项产业的长足发展，歌厅成为那两年人们最热衷于投资的行业。
许多外地人一踏入某些大型歌城，其形如蜂巢般的规模不由得令他们叹为观止，看着歌城内纵横的阡陌，歌厅老板与小姐热情的招呼，真有一种春风十里扬州路，满楼红袖招的感觉。
太原当时最有名的歌城是金昌盛和银昌盛，人们常爱说一句顺口溜：“金昌盛，银昌盛，舱里没有鱼呀，舱里全是米呀”。
“米”，在太原方言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太原俚语将妓女称为米、米子、米队，称老鸨为米妈妈，嫖妓称为量米，到后来，凡与妓女有关的事物也都被冠以米字，例如接送小姐的车为米车，小姐们最爱用的爱立信768彩壳手机被称为米机，酷爱嫖娼的人被称为米司令、米局长等等。将妓女称为米由来以久，但如此普能却是在歌厅空前繁荣之后，在太原，几乎人人都知道米字的含义，我们院的一个初中男生告诉我，他们班的一个小女生到处扬言，她就是做了米子也要想办法修理（狠揍）他。
那么太原的米子到底有多少呢？没有人做过具体统计，但能在短期内提走四亿元的绝对不是一个小群体，民间倒是一种说法：太原的小姐有四万，其中，东北军两万，川军一万，杂牌军一万。她们大部分集中于歌厅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潜伏于桑那浴和高级宾馆。至于火车站附近的街女，大多来自山西贫困县，服务于流动人口和民工，地位较低，似乎没有人称她们为小姐，而外地较多的发廊妹，在太原数量极少。
太原歌厅的开拓者是四川小姐，她们曾经在太原红极一时，但在这一年，却被大批入关的东北小姐夺去了花魁。
而那一万杂牌军，据称包括了全国除台湾和澳门外的所有地区，我曾经对此表示怀疑，但却多次有人映证了这一说法，他们说来自西藏和新疆的小姐都是当地汉族人的第二代。虽然歌厅中没有香港小姐，但太原市的某家高级酒店内，有她们的身影。而且，听说还有来自俄罗斯、越南和朝鲜的妓女。
这一年，太原人的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太原市民都已经默许或是接受了小姐的存在，人们开始心平气和的谈论小姐，我曾在公共澡堂里听见有人大声谈论昨晚他们找小姐时的趣闻，报刊和电视上提及小姐时也不再遮遮掩掩，很多女孩开玩笑说：做男人真好。我们则用“自从有了钱柜，女人知道了消费”来回应。钱柜，是位于亲贤北街的一家豪华娱乐场所，据说里面有所谓的男妓，一开始曾有人将他们称为“先生”，但没有象“小姐”那样流传开来，人们更习惯叫他们为“鸭子”。
太原歌厅业的过度发展和太原歌城庞大的规模在外地人惊异目光中声名远扬，一些外地人一到太原，便打听歌厅与小姐，每逢周末，常有北京、天津的客人驱车慕名而来。
也就是这一年，太原市地方税务局开始向小姐们开征个人所得税，每人每月二百。该局的一名女副局长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还是在这一年，美国之音报道了太原的歌厅，并提到了康乐街，康乐街的歌厅老板都与某持法机关有着亲属关系，不过在美国之音报道时，康乐街已经在歌厅集约化经营的浪潮中萧条了。
四、小姐的前辈
说起妓女，太原人其实并不太陌生，只可惜，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资料留下来的太少，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太原历史上妓女的情况。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的作者是豪放不羁的唐代太原诗人王瀚，青年时代的王瀚游侠任性，风流倜傥，白日球猎夜拥郑（拥郑即嫖妓），共宿娼家桃李蹊，很是潇洒。
唐代的太原又称北京，是李渊父子起兵之地，全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繁荣似乎总与娼盛联系在一起，唐代大概是太原娼妓业的第一个兴盛时期。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大诗人李白与他的好友元参军（其父在太原为官）乘船逆晋水而上（可曾想到今日难老泉断流？），游览了晋祠，“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直到十几年后，这一场风花雪月事仍令李白难以忘怀，感叹“此时行乐难再遇”。
近代太原的娼妓，起初都是暗娼，直到世纪初年，才逐渐合法化，由警方发给许可证，开设妓院。当时的妓女，多集中在旧城街、察院后街和兴隆街。
1930年前后，由于石家庄驻军军纪不严，当地妓院纷纷迁到“模范省”的省会太原营业，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晋钞毛荒，物价飞涨，但娼妓院本着让利于客、薄利多销的原则，价格始终不变，由是刺激了消费，太原进入了娼妓的第二个兴盛期。
据说，当时各妓院每日爆满，先来者进房，后来者就在院内露天开盘，其盛可见一斑。
不仅兴盛，而且名妓辈出，曾有名流宋公子赠名妓小宝一联：“小妮子令人真不得了，宝贝儿教我将如之何？”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首刊于1888年影响颇大的优秀小说《花月痕》，作者魏仁秀讲述了“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作者自比韦痴珠）与“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悲欢离合的故事，“一夕之盟，终生不改”，作者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
《花月痕》成书于太原，写的是太原的事，说的是太原的名士与名妓，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愉园，即是当时太原的著名园林四美园。1996年，四美园旧址附近落成的一座豪华宾馆受《花月痕》之启发，将宾馆命名为愉园大酒店（与上海、香港的愉园没有关系）。
五、小姐的故事
小姐既然存在，人们就没有办法对其视而不见。而小姐们也必然要影响到太原人的生活。
小姐们大多较为年青，二十出头的犹多，但我见过的最小有十六的，最老有四十多的。
做小姐的大多有几分姿色，但也不乏放到山区的小县城中也极为平庸之辈，当然，许多小姐本身就来自于贫穷的偏远山区，例如四川、贵州某些县，对于她们，只能靠后天的修饰与风骚来弥补，以求在太原最低档的歌城中有个容身之地。
在先河、金昌盛等大歌城内，有许多国色天香，虽然她们的眼光与身价非比一般，但只要有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过去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及的尤物，如今只需要要你有不算太多的钞票，便能一遂心愿，这真是那些除了钱一无所有的暴发户的福音。
当然，也有一些小姐故做清高，用太原人的话来说是喜欢“钓胃口”，曾经听说，省某重点工程的负责人看中了某位小姐，欲求一夜之欢，却被这个过去只需要几百元就可以包夜的小姐拒绝，价码一直提到十万也未能如愿，最后小姐开出了条件：替她开一间公司，走上从良之路。
其实，出来做小姐的，可以说 99%的都卖淫，无非是个价格问题。之所以留下了1%，是因为过去尚有卖笑不卖身的艺妓，如今大概也有。
在太原，最漂亮的小姐不在歌厅，桑那浴里可谓是美女如云，整体水平明显高出歌厅小姐一个档次，当然，价格也更高出了若干个档次。
太原下属的娄烦县都将小姐称做歌女，太原的小报记者们也喜欢如此称呼。因为她们服务于歌厅，陪客人唱歌是她们的基本工作之一。而这些歌女中，其中不乏一曲既出满座皆惊之人，如果好好挖掘一下，虽说未必出得了宋祖英、彭丽媛，但二、三流歌星影星绝对可以车载斗量。看着电视里一些相貌、唱功、德行都极为平庸却风光无限的所谓明星，令人感慨，谁怜小姐颜如玉，卑贱江头自做娼。
小姐们的身份极为复杂，但以“待业青年”居多，中学毕业或缀学后无所事事，沦落娼门，其次是所谓“待岗工人”，东北的小姐喜欢说自己来自于陷入困境的国有大型企业，我见过的一个小姐自称来自于贵州某小有名气的酒厂。也有身份较为特殊的，多年以前，太原就曾抓获过在宾馆内向外国人卖淫的在校女大学生和国家女公务员，如今，很多人以此为第二职业客串小姐，人们时常能见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姐，还有人耸人听闻地说他遇到过出来捞外快的现役女军人，想必是喝多了酒随口胡说。
无论何种身份，之所以坠入风尘，大多是为了一个利字，而这一行挣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前两年，一个普通小姐一年挣十几万都是极为常见的。所以，让小姐中途从良那是难上加难，除非等她们挣到了她们认为足够多的钞票。
即便在最鼎盛的时候，歌厅也不是每天都能门庭若市，比如冬季，那么小姐们在农闲时都做些什么呢？我问过几个，她们大多说：打麻将、逛街、睡觉。还有一次，在一个位置较偏、客人较少的歌厅，我问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姐，在等待客人来到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小姐说，她们都有在闲聊，我在打毛衣。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身边放着一个纸提袋。临走时，我留心了一下那个袋子，里面放着一件快要打完的小孩毛衣。
小姐们辛苦劳作的收获，一是积累，二是消费。小姐们的日常消费，主要是穿着打扮，这是她们最值得下本钱的地方，或许是受山西人影响，小姐们大多也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小姐们一般几人一起合租住房，既是生活起居之地，又能做生产经营场所，以太原的每月五百元左右的房价，这部分开销并不多，她们租房多在歌城附近，以便于工作，如果路途较远或流动作战时，她们乘坐出租车，但我也几次在公交车上见到小姐，小姐们吃饭平时吃饭多在住所与歌城的附近的小饭店，一般遇到客人做东或姐妹们聚会，方才光顾豪华酒店及其它娱乐场所。其它消费还有打麻将、抽烟，虽然是不良嗜好，但还算正常。
不正常的消费是指两项，一是吸毒，相对其它职业来说，比例较高，二是包养小白脸，这在小姐中只占极少数量，包养的原因，大概不是寻找感情寄托就是找个随叫随到的保镖兼打手。
小姐们自身的素质有目共睹，她们大多语言粗俗，举止轻浮，好吃懒坐，好逸恶劳，由于职业、走南闯北、受环境影响的原因，她们之中的很多人，一方面在交际应酬上显得极为成熟，颇有阅尽沧桑之感，另一方面在接人待物时则是极为市侩，唯利是图，有时用寡廉鲜耻来形容她们是再恰当不过的。遥想历史上的那些名妓，苏小小、李师师、秦淮八艳，从现代小姐们的身上，已经找不到她们一丝的风采了，她们空有一身的好皮囊。古代文人有狎妓之风，兴致所至，还喜欢与妓女谈诗论词，琴瑟合奏，然而，现在的小姐们，除了赤裸裸的交易外，只能与她唱些文理不通的流行歌曲，谈些无聊的话题了。如果李白、杜牧、周邦彦再世，只怕当他们走出歌城十步的时候，身后便会传来小姐们的嘲笑与鄙夷之声。
郑智化的《堕落天使》中唱道：“轻薄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这也是太原歌厅小姐们的真实写照，编故事、说谎话对于她们来说是得心应手，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小姐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其中最普通的便是起一个化名，诸如小丽、蓉蓉之类，既好听又好记，其它还有诸如自己的身世、经历等等。所以，歌厅之中，常有一些虚虚实实的故事流传，让人难辩真假。曾听一个歌厅老板说过一个故事，某湖南小姐，父母双亡，寒心茹苦，辅养幼弟上学，为生活所迫，坠入风尘，忍辱含垢一年，在挣够十万之后，衣锦还乡。
太原的小姐对太原的各色人等各行各业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影响。
据我估计，太原的大多数青年男性都有与小姐接触的经历，不过，其中相当数量都和我一样，是因为交际应酬等工作原因进的歌厅，与小姐在一起，也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聊聊天而已。也有一些人沉迷其中，乐不此疲，我们院的一个年青人，由于环境的影响，自从工作之后便有了逛歌厅找小姐的癖好，对于他来说，叫个小姐解决一下问题就如同吃夜霄一样简单，听了解他的人说，几年来，他花在这上面的钱已有好几万。
而一些太原青年，与小姐日久生情，为小姐购买首饰、手机，为她们单独租房子，我的同事的一个朋友就与自己妻子离婚和一个小姐同居。
2月27日的太原晚报又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某青年数月未归，音信全无，老父疑心发生意外，向公安机关报案，岂料该青年是与某四川小姐租房卿卿我我地过起了小日子去了，一个是乐不思蜀，一个是快乐得象只老鼠，只是苦了春节倚门盼儿归的白发老父。
现在，许多小姐正在积级开拓大学校园这最后一块潜在的市场，中国电信广泛在学生宿舍安装 200卡电话使得此项业务的开展更为容易。其实早在1995年，太原理工大学的学生就将一名小姐带回了宿舍，全宿舍只有一个男生拿上课本去了图书馆，其余七人轮番上阵，一试身手。车轮大战之后，却有几个学生赖帐，大概是觉得自己将处男之身交给了你你应该倒给我钱才对，妓女据理力争，大学生们最后拿出些饭菜票来打发她。红颜冲冠一怒，告到校办，结果七名学生全部被开除。
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十来岁的中学生也出入歌厅，某十六岁不良少年趁邻居外出之机，一次窃得十几万元，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挥霍于歌厅。
一次太原晚报报道，几个初中生在假期去歌厅，老板为他们提供小姐，他们也不拒绝，只是临走时看着账单傻了眼，几个人全部被老板扣住，直到愤怒的家长找来。
少年如此，老翁也不甘落后，有两则笑话流传，笑话一说是有人问某老翁，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还不注意身体来歌厅，老翁回答说，你不知道呀，实在是太便宜了。笑话二说是一些孝敬的子女想为丧偶的老父续弦，却被拒绝，老翁说，这么大年纪了，找上个老伴也是个药罐子，还得我伺侯她，我看就不用找了，你们每个月给上我一百块钱让我去上两次歌厅就行了。
其实受影响更大的还是太原的女性，当看到身穿高档时装、喷着高级香水打着手机与阔老板调笑的小姐们从眼前走过时，没有一个女人还能心如止水，太原银行学校的对面就是一家歌城，每天都要去校外买零食的女生们，很难不把对面门口比自己大不了几岁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做为晚上熄灯后的话题。
我的一个男同事曾一本正经地对几个女同事说：你们真是想不开，要是我，早就去做小姐了。女同事们咯咯地大笑，笑过之后，很长时间没有人再说话。
妓女历来是新潮服饰与发型的领导者，据说，最淑女的麻花辫与最典雅的旧上海式的剪发头都是最先从妓院里流行的。虽然很多小姐的妆饰极为庸俗轻佻，但更多的小姐在领导着潮流，为向来不会打扮的太原女孩的上着生动的服饰课，看着街上越来越多的前卫与暴露，一些人摇头道：唉，太原的女孩都让小姐们给带坏了。
不仅仅是服饰，在价值观上，一些太原女性也受到了小姐的影响，早在第一批外地小姐进军太原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本地小姐。当时，太原警方经常组织扫黄行动，一次在新闻专题中看到警察向低头捂脸的小姐们喝问：“你是哪的？！”小姐们一一做答，“重庆沙坪坝……”后面有人忽然冒出一句：“山纺的。”
山西纺织印染厂后来成为山西最大一起企业破产案的主角，数千名纺织女工当时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工资。据说，公安局抓到从事三陪的山纺女工，一律释放。
最令小姐们尴尬莫过于他乡遇故知，更何况在自己的家乡，于是，太原土著小姐很快便消声匿迹转战他乡了，与山西人才的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太原小姐们大多选择北上，大同内蒙等地活跃着她们的身影。
数万名小姐是一个不容乎视的消费市场，这一点，服装、化妆品零售、餐饮业、出租车业以及多占公房户的感受最深，有人甚至还沾沾自喜：小姐为太原带来了经济效益，殊不知，小姐从太原挣走的钱却几十倍于此。
歌厅与小姐的消费主力一是大款二是公款，此二款不仅逛歌厅，有的还包养小姐。对于大款，无可厚非，既然政府默认了小姐的存在，咱又没有太高的素质和觉悟，贪官玩得我就玩不得么？
而公款逛歌厅在太原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许多政府机关将交际应酬等公务性交往都放在了歌厅或桑那，而且无一例外的要请小姐做陪以调节气氛，谋取私利。
某些政府官员也就是那些贪官们用的是公款，而某些有权单位的普通公职人员也就是那些污吏们用不上公款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工商、税务、银行、城管、区政府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检查团等等，这些机关里的最普通的工作人员，这都被管辖的企业和商家刻意迎逢不敢得罪的小鬼。共军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那浴里三温暖，歌厅唱到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没有实际的生活，怎么会有篡改得如此形象的诗句。
一个饭店老板告诉我，一次几个久未登门的公职人员造访，酒足饭饱之后，大大咧咧地说：“听说你们这儿的小姐不错，带我们去耍耍吧。”耍完之后，饭店老板探问道：“这的小姐怎么样？”回答说：“好是好，就是有些口臭。”
歌厅的小姐虽然被默许存在，但谁也没说嫖妓合法，于是，和腐败一样，尽管普遍，谁都难说自己绝对清白，但真正因为这一问题而落马的官员大多是由于得罪了人而被算计。太原某区政府的一个领导就是因为找小姐被罢免的，而另一个警官则更冤，在自己的辖区内被战友们逮了个正着，开除公职——准是有人专门要收拾他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而已。
一次和歌厅老板闲聊，他不无嫉妒地说：“太原这么多小姐，好活了那帮警察。”此言不虚，警察与小姐的密切关系谁都知道。前不久，网上有一则某地小姐坐警车上班的新闻，我每天都要路过歌厅门口，时常在下午上班时，看见坐着警车前来的小姐们。警察们愿意接受免费服务，小姐们要想找一个靠山，于是便一拍即合。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近年来，已基本没有扫黄行动。当然，某些有后台的大歌城，警察想进也进不去，门口都站着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保安，谁要想进去查一查，不出三分钟，就会在自己的手机中接受领导的训斥。
有一年，我和几个同事在太原北郊某招待所封闭培训，晚上无事，到对面歌厅唱歌，这儿的歌厅一般由两间房间打通，中间用布帘相隔，外间唱歌，里间放着一张沙发。正在放声高歌，几个当地警察推门而入，环视一圈后极其老练地过去拉开布帘，看见里面空空如也后悻悻而出。不久，我到外面看个究竟，正遇他们收队，其它与警察认识的小姐自然无事，一个初来乍到没有暂住证的小姐被擒获，看着几个彪形大汉押着一个娇小的小姐离去的背景，真佩服那小姐如同共产党员走向刑场般的坚定的步伐和勇气。听老板说，这儿的警察常来，叫小姐的客人不管，只管没有暂住证的小姐。我问：“他们把小姐带回去干什么？”老板瞪大了眼睛用那儿的土话反问我道：“你说能干甚嘞？！”
因为多种原因，我经常坐长途客车前住山西的其它地市，近年来，几乎每一次都遇上致力于开拓新市场的小姐们。小姐们出行，人数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一般都是三到五个，绝对的轻装简从，不带任何多余的物品，包括换洗的衣物，连都市女孩出门必背的背包都没有，每人都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坤包，如同市内出行。愿意去落后地市的都是太原最低档的小姐，这些小姐无一例外相貌平平，年龄较大，脸上写满了沧桑，尽管如此，她们依然成为车上的焦点，小姐们也知道自己引人注目，如果愿意让别人听到她们谈话时，便大声说着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否则就低声用方言交谈。或许山西人大多比较正统、古板的缘故，尽管旅途枯燥，但车上很少有人与小姐搭腔，有一次去阳泉，车上有十来个河南民工，老实了片刻之后，便开始挑逗小姐，言语也越来越粗俗露骨，这时，一个始终没有说话的老民工突然用河南方言怒喝了一声，其它民工马上变得安安静静。
就是在这一次，我听阳泉的同学说，前两天这儿刚死了一个东北小姐，在陪几个老板吃饭时，其中一个向她许诺，喝一杯酒给五十元，这名小姐或许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要钱不要命，竟然连喝十杯，终于不治身亡。
六、风尘泪
按过去的说法，小姐与侠客都是江湖中人，出来闯荡，有着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小姐们最不愿遇到的，便是那些赖帐的地痞和变态的恶棍。
我的一个女同事去医院时，就遇到两个求医的小姐，她们的身上留下了许多惨不忍睹的被刀划割和烟头烫伤的伤痕。
去年曾破获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一般一次叫多个小姐回去，除了性虐待外，还喜欢观看小姐们并排一块脱衣服然后跳裸体舞，稍有不从便一顿狠揍。
太原下属的娄烦县，有某土财主家的少爷嫌小姐的服务不够周到，企图赖帐，在争执拉扯之中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然后用打火机将小姐某处毛发燎光，用烟头烫伤数处，一脚踹出了家门。岂料该歌城老板颇有后台，放出话来，让他赔偿五千，土少爷不予理睬，结果被歌城老板抓住其它把柄送进了监狱。
小姐们收入丰厚又穿金戴银，也就成了犯罪分子们的侵害对象。
以下提供数则太原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印象较深的新闻，因时间久远，有些细节已经淡忘，但保证绝对真实。
1997年，两个河南民工前往体育路的几家歌厅，自称在某处施工时，挖得金佛一尊，因急于返乡，想低价出售，先后数次骗得小姐们的现款和金银首饰。
1999年，某江浙人与同伙来到歌厅，包租小姐外出，当着小姐们的面将装有整整一箱钞票的密码箱寄存于火车站。隔日又以有事突然用钱为由，以取件单抵押，骗得小姐们的人民币数万元。小姐们取出密码箱，除了表面几张外，全是废纸。
此外，还有骗子用作废的秘鲁币兑换小姐的人民币。
另有一些无赖则往饮料、茶水中放入三唑伦等麻醉药物，等小姐昏迷后先劫色再劫财，抢走现金、首饰、传呼、手机等物。
某银行干部，家庭优越，却喜欢打劫小姐，多是与同伙半夜尾随回家的小姐在路上或入室抢劫，且手段残酷，而受害的小姐大多没有报案。
将目光瞄准小姐的又何止地痞无赖，某小姐家中巨款被盗，破案后才知竟是与自己同租一套房子的另一个小姐所为。该小姐于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当然，节目播放时她的脸部做了技术处理。
小姐们犯罪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诸如偷窃、骗取客人的钱物。还有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就是“放鸽子”，先由小姐将客人带回，然后同伙闯入，敲诈客人钱财。
因为小姐的特殊职业，有时公安机关还要向她们了解情况，在侦破一起凶杀案时，最后的线索落在了一个小姐身上，而这个小姐在多家歌城干过，行踪无定，留下的也仅仅是化名，公安人员费尽千辛万苦，大海捞针，终于找到该小姐，并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最终破案。
去年曾经看一报道说沈阳市半年有26个三陪小姐死于非命。在太原，小姐同样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而且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小姐被杀后，大多难以破案。
太原邮电系统的职工Ａ某，与在河西租房的某歌厅Ｂ小姐熟识，常去Ｂ的住所嫖宿，一次一觉醒来，因为钱的事情发生口角，恼羞成怒，将Ｂ掐死，又闯入与Ｂ合租住房的Ｃ小姐的房间，用床头的台灯其猛击头部，企图杀人灭口。但Ｃ小姐居然命大，Ａ某当天即被抓获。
内蒙Ｄ小姐前去看望独居的姐姐Ｅ小姐，却发现姐姐已被杀多日，公安机关根据被抢走的传呼机找到了线索，顺藤摸瓜，侦破此案，原来某吕梁老板长期包租Ｅ小姐，Ｅ小姐一时鬼迷心窍，要吕梁老板休掉发妻与其结婚，并用多次威胁该老板，吕梁老板见到骑虎难下，一不做，二不休，从老家雇佣杀手将Ｅ小姐解决，但这个从山区出来的杀手目光短浅，顺手牵羊拿走了Ｅ小姐的传呼送给了同乡，留下了祸根。
而另一个鬼迷心窍的太原老光棍看上了某四川小姐，多次要求四川小姐嫁给他，均遭拒绝，老光棍最后一次将四川小姐带回家后，提出了最后通谍，被拒绝之后，将四川小姐掐死。
我所在大院的门前，是一条泄洪渠，渠对岸，是一条行人较少的小路，去年十一月某天下班回家时，看见小路上停着十辆汽车，几个公安和便衣正在低头看着草丛中的什么东西，而渠这边，约有近二百人在向对岸眺望，听说是发现了一具尸体。公安们不久陆续离去，既没有带走尸体，也没有留下人来看守，围观的人们纷纷奔向对岸，我没有过去看，因为我从小就怕死人，此前几天，山西大学一名女研究生被肢解焚尸的案件刚刚破获，我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将这篇报道及她的照片放到网上后，就时常失眠，很长时间里不敢一个人下地下室。不久，看过的人回来做了现场报道：是个女的，挺漂亮，染了发，一看就是个小姐，只有一个脑袋和两条腿。从附近歌厅跑出来两个小姐也在听着，我真想对她们说：你们不过去看看？或许就是你们的姐妹。
如同来太原的浙江裁缝一下，小姐们也是近亲发展，例如如果宿舍中有一个女生当了小姐，这个宿舍便十有八九会全军覆没，因此，在太原的歌厅里，亲戚、姐妹、妯娌、姑嫂，各式各样的关系都能遇到，最特殊的是某东北夫妇Ｆ和Ｇ来太原发展，干的就是男盗女娼。某天，几个原本认识的同乡来歌厅消遣，其中Ｈ君大约是出于好玩，非要在这儿当小姐的Ｇ做陪，Ｇ出于面子，死活不依，Ｈ便强拉硬拽的将Ｇ小姐拖入了歌厅。事后，Ｇ小姐遭此大辱，愤愤不平，急呼老公Ｆ君，朋友妻，不可欺，Ｆ君大怒，打电话怒斥Ｈ，Ｈ也是火冒三丈，同样是花钱，外乡人睡你老婆都可以，同乡人怎么摸一摸都不行？话不投机，两人约好晚上在某歌城门口面谈。于是双方各带人马赴会，甫一见面，便大打出手，Ｈ一棍挥出，Ｆ竟当场毙命。
七、走向萧条
1997年，在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之中，山西省的某位领导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他的竞争对手们开始从另一条战线上寻找突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们肩负使命，兵分几路，秘密入晋，太原的歌厅难于幸免。
《焦点访谈》的口碑不错，但并不代表着它们所有的举动和记者都值得称道，其中有些甚至是令人鄙夷的。
去年很多报纸上登过中央电视台门口的两条长队的故事，其实那都是最低层次的较量。
在全国被传为笑谈的长治地区黎城县交警乱罚款的问题被曝光后，山西方面吸取教训，积级努力，有关太原歌厅以及其它一些节目终于被枪毙，没有出现在《焦点访谈》上。
太原歌厅靠非常手段逃过了一劫，但经济规律却是谁是无法改变的。
太原人向来有个毛病，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无论面的、桑那、高速客运还是迪厅、保龄球，而歌厅更是盲目发展，泛滥成灾，成为外地人眼中的奇观。
几年之后，歌厅与小姐的新鲜感已经消失，人们大多失去了去歌厅唱歌的兴趣，过度发展的太原歌厅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萧条。
太原做为一个发展缓慢的内陆城市，受外界影响较小，但歌厅萧条却正好和亚洲金融危机同步，这纯属一种巧合。其实太原的整体经济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但始终没有人出来试图改变过，他们却热衷于修太旧路（新路名曰太旧）、引黄（全国都在扫黄，唯独山西在引黄）、建火电站（山西的污染已经是全国之最，极度缺水，而且已经显示出电力资源过剩的迹象），到九十年代中期，市场开始萧条，主要表现在市场萎缩，社会购买力下降，物价不升反降，从这点上看，歌厅的萧条也是必然的。
从1998年开始，陆续有一些歌厅关门，而剩下的歌厅有许多已赤裸裸地变成嫖客与妓女的中介场所，一些歌厅开业时设施已经破旧，沙发塌陷，缺胳膊少腿，看不到前途的老板也不愿意再投资换新了，一片凄凉景象。当然，那些声名远扬、档次较高的大型歌城依然火爆。
1999年，国务院下发了禁止有偿三陪服务的通告，原来曾担心它会给本已末落的太原歌厅致命一击，但雷声大，雨点干，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无庸置疑，歌厅的发展曾为太原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太原有相当一批人从事与歌厅有关的工作，并在实践中锻练的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这也是歌厅业对太原的一大贡献。太原的歌厅开始萧条，但许多太原歌厅老板和小姐携手开拓新的市场，如今，山西省的其它地市的歌城，很多都是由太原人开的，例如大同、孝义，甚至包括内蒙的包头、呼市。
1999年，我多次在电线杆上看到招工启事，要的就是歌厅小姐，招工者还注明工作环境优雅，待遇丰厚，包吃包住，看来歌厅老板们准备换码头了。
孝义，因唐贞观年间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而赐名，目前是一个靠牺牲环境发展土法炼焦而暴富起来的县级市，这里涌现出一大批出手阔绰的焦碳大王和乡村豪门。据说，十年前，某位焦碳大王另觅新欢之后，为他的发妻另盖了一座别墅居住，耗费人民币一千万元。某县父母官新到任上便马上拜见土地爷 —— 一这位与省里某些领导称兄道弟曾借钱给某政府机关发放工资的亿万富翁，和秘书在门房苦等了两个小时后，家院回复说：今天老板正忙，请改日预约。并附上了两个大信封，每包内装人民币三万元。钱是人的胆，另一位为富不仁的土财主则对他的车队司机们训话说：路上撞了人怎么办？倒车把他压死，省得给我多事！
太原人精明的看到了这里巨大的市场，挺进孝义，据说，山西最大的歌城不在太原，而在孝义。第一批到达孝义的小姐成为奇货，她们对于一般客人经常话都懒得多说两句。但很快后继部队到达，小姐恢复了笑脸相迎热情服务的好传统，正应了孝义人走出歌厅时说的那句话：贱Ｂ！
值得一提的还有代县的阳明堡，抗日战争中， 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如今，阳明镇是晋北有名的淫窟。其实阳明堡镇与太原的歌厅并无关系，而县在我的印象中，它似乎崛起于太原之前。这里数以百计的饭店里，妓女云集，而镇里的几家豪华宾馆里，黄、赌、毒一应俱全，比起太原来，已是完全公开化，不仅本地，就连河北的嫖客也时常光顾。1999年夏天，为响应国务院扫黄的通告，山西省公安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与以往的行动相比，此次可谓密不透风，参战的四百多名公安和武警在子夜出发前都还不知道要去向何方，驱车二百公里包围阳明堡镇后，重点目标中的一家大酒店，捉奸拿双，许多嫖客和小姐连衣服都没来及穿上就被铐在了一起，随军记者拍摄下全部过程，里面包括许多暴露性镜头。
大同，塞外名城，三代京华，两朝重镇，自古为山西少有的佳丽之地，大同女孩不仅漂亮、高挑、衣着妆饰有品味，而且性格活跃，思想开放，在太原歌城有如凤毛鳞角的山西小姐中，大同小姐属于主力军。
现在，步太原后尘的大同已经声名鹊起，不少歌厅老板慕名而来，许多歌厅小姐挥师北进，那里，春色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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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传奇#【哈尔滨商贩被城管打至头破血流 局长带头打记者】湖南城管与瓜农冲突的事还未结束，7月18日晚7点左右，在哈尔滨街头卖西瓜的商贩吴伟又遭到了城管执法人员的一顿痛打，头破血流。不仅如此，记者采访城管局时，局长首先对记者动手，其他工作人员见状也跟着领导一起动手。http://url.cn/H27aAn原链接：
视频：哈尔滨城管打伤瓜农 记者采访城管遭围攻http://video.sina.com.cn/p/news/c/v/2013-07-21/085662694045.html?opsubject_id=top12
视频信息发布时间：2013年07月21日08:56 来源：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简介：
18日19时许，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宏伟路和宏图街交口处，一名卖西瓜的商贩被城管打伤。据在现场的市民介绍，行政执法的把卖西瓜的商贩打了，打到一块了，还用对讲机砸了商贩的脑袋。附近的居民说，卖西瓜的商贩被打得满脸是血。记者来到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见到了刘副局长。对于记者的采访，刘副局长并不配合。并且有工作人员把记者和摄像人员拽到了走廊，并且多次试图夺走摄像机，并对记者进行了推搡和围攻。
中国社会除了成功，别无信仰莫之许02月11日 00:06http://mozhixu.baijia.baidu.com/article/3997#0-tqq-1-31095-89b7933b38b0586d98eb9d131fa70b46
在当下的阶段中，追逐现世功利仍将是主要的社会潮流，对于在此潮流中浮沉的芸芸众生而言，打动他们的更多是那些鲜活的成功案例，而不大可能是什么新的价值理想，至于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之间新的平衡的建立，注定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难以避免采用以下的立场, 那就是: 除了成功，别无信仰
方舟子披露"打工皇帝"唐骏学历可能造假的微博, 终于由茶杯里的风暴演变成为"学历门", 尽管事态发展看上去越来越不利于唐骏,但公众评价却并非如此,网民似乎并不会为唐骏是否拿到学位，抑或专利权是否属于他本人这类事所扰。截止于周二晚，近日的一个在线调查表明，4760名网友中约76%都认为个人能力远比学历重要，只有不到1%的人持相反意见。除学历比能力重要论之外,尚有作假之人太多，没必要单挑唐骏论、成功更重要论等等，综合而论，不妨名之曰，只要成功，一切皆OK。
早有论者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更推崇现世的价值，经典中随处可见此类论述，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外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一不指向于短暂一生中的成就和作为，将之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或许并无此等抱负，但人生价值的寄托也与之有所同构，即都将此生或现世的成就和作为置于优先位置，消极者如“人死如灯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积极者则追求“吃香喝辣，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希望轰轰烈烈地牛一把。因此，推崇成功，不及其余，实为中国人价值观内的“深层结构”，鲜有人能出其外。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推崇现世价值，背后仍有超验的理想或者说超越的价值作为后盾。对精英而言是所谓天道, 于百姓而言则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无论是经典论述，又或是百姓日常奉行的伦理，均含有类似劝诫。因此，虽推崇现世功利，也需要遵循一定之规，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然而，这种平衡很是微妙，曾有汉学家指出，以现世功利为优先的中国社会和以基督教的美国社会一样，都有若干基于价值观的道德模范。不同的是，基于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普遍约束，在美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所体现的价值如诚实无欺（华盛顿与樱桃树），又如刻苦上进（林肯的小木屋），很可能会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而在中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如卧冰求鱼，又或者如割股疗亲，则可能会付出无可挽回的惨痛代价。因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劝诫多半是指导性的，且往往同时存在着近乎矛盾的理想和现实两种指导意见：既有忠贞不二，又有良臣择主而事，既有宁为玉碎，又有留得青山在，这就使得包括诚信在内的诸多道德规范，并不具备压倒现实功利的超然地位，当方舟子们用诚信这一价值规范质问唐骏时，其实隐含了诚信的超然地位，而很显然，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却未必也这样认为。
方舟子们与普通网友之间的落差, 可以代换为接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部分中国人,与大多数依旧沿用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功利的关系上的差异。前者更认同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并坚持用价值评价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价值与事实很难分开，尽管后者也多半承认诚信是一种价值，但同时也倾向于认为，成功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在很多时候，成功甚至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当方舟子们以诚信相质问时，不啻是说，不诚信的成功是可疑的,不值得推崇；而同情唐骏的声音则认为，成功本身就说明了其价值，至于不诚信，不过是对这一价值的一点小小的玷污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许，令方舟子们始料未及的是，即使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西风东渐，持有与他们相似的价值与事实二分的世界观的中国人，依然是那么的稀少。在和菜头等人的喟叹中，我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失落。
而在我看来, 出现这样的落差并不希奇,而且恰恰与西风东渐的大变局密切相关。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在价值规范和现实功利之间维持着一种看似矛盾但又很微妙的平衡，这离不开儒、道、释三家所提供的超验的理想或者说超越的价值，也离不开与这些价值理想互为表里的传统社会结构，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挑战的剧烈变迁，已然摧毁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全能主义社会所强行推广的唯物主义教育，更将传统的价值理想一举扫除，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微妙平衡荡然不存，现世功利势必成为压倒性的追求目标，近年来,许多人感叹社会上物质主义泛滥，享乐主义猖獗，其实皆与此种平衡的打破有关。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当下的阶段中，追逐现世功利仍将是主要的社会潮流，对于在此潮流中浮沉的芸芸众生而言，打动他们的更多是那些鲜活的成功案例，而不大可能是什么新的价值理想，至于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之间新的平衡的建立，注定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难以避免采用以下的立场, 那就是: 除了成功，别无信仰。
2010年07月09日
【新华网：清扫思想“黄流”特别是有些大V的错误声音】9日，有微博大V及某报官微发出“东莞挺住”等悲情口号，令人惊诧莫名。对各类卖淫嫖娼活动不仅要重拳出击，更要清扫有些人思想观念上的“黄流”，特别是清扫有些微博大V发出的错误声音。否则卖淫嫖娼等丑恶活动还会死灰复燃http://url.cn/VAXRh4
男大V们“去势”，女大V咋办 || @张梦云: 死灰复燃是大V的责任？
何三畏
【历史不会谅解这一代男人】他们除了假装纯洁和正义去打击妓女和消费色情，却让色情行业壮大成中国最大的地下产生。她们会受到任何来自男人和权力的无法想像的伤害，却不可能以法律为挡箭牌来保护自己。有谁想到过，她们是我们的同胞，也是未来的母亲，她们将孕育中国的未来？http://url.cn/N7wFv0
如果你有假装的那么纯洁
何三畏
在色情行业的食物链上，只有沦为妓女的女性处于最底层，自食其力，所有人都可以压迫和剥削她们，她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反抗的武器。不仅法律对她们除了打击还是打击，甚至有人想打击他们的政治对手时，妓女也成为炮灰。比起这一代男人们，她们不仅不幸，而且她们才是纯洁的，至少是坦荡的。而男人们要是真像他们所装的那样纯洁，这个世界就真没天理了。
历史不会原谅今天的中国男人，他们除了假装纯洁和正义去打击妓女和消费色情，却让色情行业壮大成中国最大的地下产生，一个中型城市的从业者可以达到三十万人以上。而这些人完全过着另一种生活，她们完全不在阳光下。尤其是居于底层的妓女们们，会受到任何来自男人和权力的无法想像的伤害，但她们不可能以法律为挡箭牌来保护自己。有谁想到过，她们是我们的同胞，也是未来的母亲，她们将孕育中国的未来？
（2014/2/11）
本文是南方人物周刊时事评论栏目的专栏文稿。欢迎关注南方人物周刊，关注何三畏的“观察”专栏。
俄罗斯访谈，老大提到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等一串儿作家名字，比上一次和谐帝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当作俄罗斯文学的代表长进多了嘛；但是读书要读到自己肚子里，这边把读书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崔颂
网友：东莞地震了？我：是啊！好严重啊！网友：伤亡和救援怎么样啊？我：警方派出了6525名警察去救援，救出来了67个女的！因为救援不利，各灾区派出所所长被免职务了！网友：谁导致这个事情发生啊？我：梁耀辉太子酒店老板，2013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旗下的产业涉及酒店、石油油井等！网友：
川A拉菲哥
【公车被禁开私车 官员两月吃40张罚单】自从中央严禁查处“公车私用”后，很多公务人员只能开自己的私家车。一基层官员称：由于以前用的是警车，想怎么开怎么停都不用考虑违章问题；但自从开私家车后，仅两月吃了40多张罚单。在这我们抛开“霸王车”问题不说，有关部门在违章标准的设置上是否合理？
|| 非左非右非权贵: 王律师这个就有点不对了。你想想谁不喜欢自夸呀，这是人之常情，何况毛，当然毛没有直接说是谁，可也不言而喻了。以往的皇帝们和毛比当然差远了。他们能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成为专制的工具吗？他们能够饿死几千万人吗？他们能够搞那么多女人还说自己是一夫一妻吗？王少光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被釜底抽薪的联办，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 槽做内部说明。但对与会的《财经》记者编辑而言，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有着贵族气质，略带国企特征。像程益中、杨斌、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在离开《新京报》后相继转投联办，一度难于适应。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集团行政前来检查，同事帮忙圆场：“这人是来送快递的。”
其实，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 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我们 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准备办一份杂志。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双方一拍即合。别看现在的《财经》是一头现金奶牛，“可在1998年，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波明回忆。
早年，双方对“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坐拥享誉国际的“名”；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利”。但与《财经》的时代贡 献相比，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从《SARS何来》到《谁的鲁能》……毫不夸张地说，《财经》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 大尺度，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银广夏为例，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财经》关门，或胞兄公司 重大损失，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对方答复：“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报道，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跌 停”。
从这一点上讲，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题、不审读，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 讲不同，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并回忆在唐人街给《中华日报》打工经历，体会“无冕之王”的快感。这就 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命运跌宕起伏，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
当然，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权及“三位一体”的职位。
文人、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最终成了决裂。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应：《财经》是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财经》的决定，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联办无可替代。”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当数年后《公共裙带》《连氏无间道》以及安元鼎、马三家等陆续问世，我更坚信一点，程益中的话不全对——安元鼎、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财经》，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关王波明、戴小京。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未见回复，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他没 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只是问，证据可不可靠？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不怕闯祸，但怕丢人，报道的东西再敏感，只要证据够硬，他能找到解释的理 由。
挂掉电话之前，他都没问我的动机。当天晚上，正是《财经》年会庆功宴，据同事后来描述：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后不断地说：“太大了，这事太大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我更 感兴趣的是，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
王福重
30市场信息报
#D莞不哭 D莞挺住#他无论拥有多少个二奶都是生活作风问题，而你二秒钟的嫖娼却违反了“神圣”的天朝法律！！！
乔木小号
冬奥会，美英法德领导都没去。有人上赶着给占我领土最多、毁我文化最深的北极熊坐台，从索契回来，一块金牌也没捞到，又气又冷，微服东莞散散心。做完莞式ISO全套，技师说，＂你是那谁吧？＂一怔：“你是第一个把我认出来的。” 当晚，央视台长的手机响了。 http://url.cn/R3wucD
避不开政治的奥运http://read.bbwc.cn/qcw0ep.html
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 政治纷争始终伴随着它的申办、举办和比赛
- 国家的伟大一定要通过举办大型比赛或展会来体现吗
当加拿大人还在为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还债的时候，当美国人还在纠缠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贿赂丑闻的时候，俄罗斯人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终于开幕了。
俄罗斯人上一次举办奥运会还是1980年的苏联时代。那一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美国、中国等全世界一半国家的抵制，只有80个国家参赛。
那正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时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大街上到处是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的长队，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想方设法逃离这个国家，但各种职位加身、死抱斯大林体制不思政改的勃列日涅夫，面子是一定要的。开幕式当天碰上阴云天气，宁可派出大批飞机撒药、用机翼拨云见日，也要在宣布开幕的时候，迎来紧密团结、奋勇前进。举国体制，没有办不成的事。
相比之下，此次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五环变四环，只是花絮。尽管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抗议普京签署反同性恋法案及其他人权问题，拒绝出席开幕式，但领土问题上有求于俄罗斯的日本首相来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国领导来了，并带来了中央电视台200多人的庞大队伍。尽管中国的参赛运动员只有吉利的66人，尽管冬季奥运会不是我们的强项，但声势一定要大，因为奥运会的政治影响远大于它的体育意义。
顾拜旦当年倡议恢复奥运会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健康，但违禁药物、运动伤残早已背离了健康的本来目的。奥运会也从来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是政治纷争始终伴随着它的申办、举办和比赛。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无疑最具政治争议。一党专制的纳粹，急欲借举办奥运会来宣示经济增长、制度先进、大国崛起、领袖众望所归。看看当时举全国之力由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电影《奥利匹亚》，长达几个小时的纪录片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用政治呐喊、人海战术、军体精神和肆虐的平移镜头，尽显场面的震撼和崛起的喧嚣。
之后的奥运会一直伴随着小规模的政治抵制、恐怖主义和锦标丑闻，直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大范围被抵制，以及冤冤相报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被抵制。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79年恢复奥运会的地位后，1980年本该是中国奥运军团的首秀，但和2014年的高调造访索契相反，北京选择了抵制莫斯科。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没有大的变化，变化来自俄罗斯，以及国际格局。
正是有感于政治分歧对奥运盛会、体育事业以及运动员的戕害，特立独行的媒体大亨CNN老板泰德·特纳，1986年决定自己出资每四年举办一次高水平、国际性的赛事——友好运动会(Goodwill Games)，摒弃政治，邀请各国高手同台竞技（也就是在其中的一次友好运动会上，中国的桑兰致残）。
然而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好莱坞、NBA和华尔街风行的后冷战时代，除了朝鲜等国，全球化、民主化使得奥运大家庭持续实现合家欢，友好运动会存在的基础消失了。在举办了五届夏季和一届冬季的赛事后，友好运动会自2002年起停摆。
狭义的政治纷争似乎离奥运会远去了，但广义的政治竞争、国家形象的比拼，在奥运会上体现得越来越明显。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借之改变战败国形象。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上下利用其结束独裁，走向宪政选举。奥运体育、动漫韩流、民主繁荣，一起构成日韩的国家形象。
普京这次显然也是想利用索契冬奥会来宣扬形象。同理，一些国家领导人拒绝出席开幕式，其实是不想给他添彩、站台。
普京这十几年，从指定继承的总统到总理再到总统，把俄罗斯操控于股掌之间。借助阶段性国际市场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经济保持了增长态势，使其能拍出500多亿美元举办一场冰雪豪门盛宴。但不说一些国家不买账，就是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声也一直没停歇，既有对筹备中腐败行为的不满，也有对这种劳民伤财、为个人贴金做法的质疑。
比起在俄罗斯支持率的不断下滑，普京在中国的人气颇高，网上流传着许多“超人普京”的名言、照片，上天潜海、侠胆雄躯，似乎无所不能。但一个人久居高位，能不出问题、不掩藏危机的，历史上还没有。
看看俄罗斯的媒体和知识界的评论，经常充斥着不满普京独裁、腐败、特务手段、排斥异己、用人唯亲、杀富不济贫的声音。当然，能够容许不同的声音，说明了俄民主化过程中的进步。另一方面，普京也需要通过举办活动、制造舆论热点，来提振形象、拉升人气。相隔34年后，再次举办奥运会，就是这一考量。
然而一个国家的伟大、民生的改善、民心的凝聚，一定要通过举办大型比赛或展会来体现吗？看看瑞士、丹麦、荷兰、新西兰等国，过去没有、将来也很难主办这些赛会，却是公认的国泰民安之邦。即使是民族自信和自豪，好像和这些活动也没有直接的关系。2012年，我应邀在埃及的城乡观摩大选，碰到许多普通人，说起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们都认为除了美国，就是埃及。当知道我来自哪里时，会说还有中国。
北京和张家口正在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能够带来什么变化不好说，但肯定能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带来基础建设的变化。希望正在兴建的京张高铁少一点刘志军式的蛀虫，多一点2008年的蓝天。
撰文/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
1949年，萧乾在香港时，剑桥大学以教席邀聘，同学杨刚（人民日报副总编)又劝他报效祖国。1966年，红卫兵把他从欧洲收集的版画和中外名家来往书信都烧毁，戴上高帽批斗。9月4日，萧乾从牛棚里放回，看到精神支柱的妻子也受人格侮辱，于是服药自杀（后被救醒），他说：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
重发上条：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李锐：乔木文章富有文采。整风期间写的一篇社论《教条和裤子》。这篇社论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比喻，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整风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政治”二字，加入后在这里发不出来，故**）http://url.cn/NkCi3r
李锐（左）与盛禹九
领袖秘书得力助手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副题是“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这本书出版后，我看到朱正写的一篇文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刊登在2011第11期《炎黄春秋》上。朱正的文章反映出：这支笔“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为尊者讳，有时会颠倒是非，掩饰谬误。看来胡乔木是个有争议、值得研究的人物。我知道，您老和乔木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了解甚多，能谈谈对他的一些认识和印象吗？
李锐：是的，我同乔木相识已久。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39年8月在重庆南方局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当时，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被派去参加这个会议。冯文彬和胡乔木从延安来参加这个会，他们是中央青委负责人。借此机会，我和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的范元甄结了婚。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工作。当时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有些暴露；于是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俩调往延安。这样，12月间，我和胡乔木一起从湖南、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一起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穿军服戴有上尉军衔），去了延安。
在重庆开会时，关于湖南的青年工作情况，我写过一个本子的材料，同胡乔木有过接触，在湖南又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对我有些了解，所以一到延安，乔木便把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了。当时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韩天石也调来任秘书长，胡乔木是宣传部长。宣传部原来只有编辑科，主编《中国青年》，杜绍西当编辑科长，科里有杨述、韦君宜、许立群、陈企霞等人。我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我的任务是主写青年运动史，编内部油印刊物《青年运动通讯》，工作人员有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等。
1940年《中国青年》发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影响到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等，有所批评和建议。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写的，得到毛泽东的欣赏，于是乔木被调去当毛的秘书，从此以后成为毛的一个得力助手，被毛誉为“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胡乔木帮助毛完成了《六大以来》，这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他还帮助毛起草和整理了不少文件、文章和讲话，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乔木的文章富有文采：有时气势磅礴，有时犀利幽默，趣味盎然。我印象较深的是整风期间给《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教条和裤子》。当时我在报社管评论和社论。这篇社论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比喻，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裤子里藏着一个尾巴”；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整风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就亲身感到博古当时难受的情况，他脸色都变了。
正如朱正文章中所提到的，胡乔木“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例如1957年胡乔木写的《肃反问题上驳右派》一文就是。这是胡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所决定的。
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总编辑韦君宜谈到胡乔木，说她在延安和乔木一起工作期间，他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有一次，胡乔木给大家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便把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署名“听桥”，是听乔木讲话的意思。她拿着稿子找胡乔木。乔木看了，作了修改，讲了为什么改的道理。乔木看到署名，对韦说：“桥怎么能听？”便提笔改为“听樵”。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发表后，从此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听樵”。韦君宜晚年还对我说过，她对胡乔木的许多文艺观点并不赞同。
他有“多面性”
李锐：1949年进城，胡乔木当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作风有很大变化。有几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
一件事是，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当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收集到毛泽东早年的一些材料，写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一书，在《中国青年》和《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上连载。此事是田家英经手，登载党刊上，是胡乔木主办的。另外一件他不同意的事，当时有一位老报人曾把一整套地方政府办的、已停刊的长沙版《大公报》送给我，里面有不少毛泽东早年写的文章。我把其中的25篇辑录成册，印了50本作为内部资料参考，并在前言中特别注明：“未经中央允许，不得外传”，说明我很慎重嘛。我寄了两本给乔木。他收到这个小册子后很生气，因为毛早期的文章有许多空想和自以为是的观点，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胡乔木不以为然，他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发了个电报：“李锐做这件事有害无益，50本全部上交。”我只好从命，但留了3本：一本自己留存；另两本送给了黄克诚和周小舟。199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我收集的那些文章全部收进去了。
1952年，我从湖南上调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胡乔木得知，要调我去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史研究工作，我以“服从组织分配”为由拒绝了。五十年代乔木还重视我这支笔，要我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记得1955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当然没有起什么影响。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开始，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我都是一致反对“大跃进”中那种过于冒进做法的。由胡乔木牵头编的“会议纪要”，也让我参加了。其中“大跃进”的错误写得非常具体；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当时周小舟和我同黄克诚闲谈时，谈过“大跃进翻了船，出了轨”的话，还谈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等。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在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我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我许多会议不能参加。直到后来才听说，胡乔木在会上反戈一击，作了长篇发言，痛斥周小舟说的“斯大林晚年”是对毛的“污蔑”。胡讲了六点，引用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观点，用词很尖锐；之后，乔木又专门写了篇文章批彭老总，题目叫《剥开皮来看》，在《红旗》杂志发表，因此得到毛的欣赏和保护。毛在会上说：“一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又说：“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于是，我被打入另册。
盛：胡乔木是毛的秘书，是毛的忠诚卫士，出现以上一些事情，原不足怪。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后来胡乔木却鼓励和支持您写《庐山会议实录》，难道不怕有损“主公”的形象吗？！
李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作为一个参加庐山会议、有切身体会的当事者，胡乔木对庐山会议上的一些是非曲直，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毛泽东作古后，乔木可能认识到，真实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对党和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981年，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正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三部）的组长。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记得方毅的发言，说毛泽东是个暴君。胡乔木看了我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长篇发言的简报，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写《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原来是内部发行，后来他又赞成公开发行。当年盗印版就有五种之多。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感谢胡乔木，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很难写成和得到出版的。
“必要的辨正”
盛：我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里，谈到庐山会议的经过时，引用了吴冷西《忆乔木同志》文中的一段话：
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胡乔木）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家英同志商量和我，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20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身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了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们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
吴冷西文中说庐山会议上“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没有点名，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您老阁下。我记得，您曾写过文章对吴文的无端指责加以驳斥。是非本来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李锐：是的。为了回答吴冷西的无端指责，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请给一个“说法”》，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和其他报刊上，并收入《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的“附录”中。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对吴文的无端指责进行了必要的辨正，其中写道：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身恨事”这四个字，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怎么扯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吴文所说上面那些事，都是子虚乌有、不实之词，现存的庐山会议《简报》和许多有关档案可以作证。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和《请给一个“说法”》里，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大家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和文章，就可以弄清许多是非曲直。这里不再一一引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67年8月，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期间，北京专案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的情况。当时我已50多岁，是待罪之身，依然少年气盛。我明确地对专案组几个人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吴、胡、田三个人，而是陈伯达。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权倾朝野。我说出这样的话，自知要担很大的风险；可我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然，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押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在狱中8年，我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保护，从未写过什么“检举材料”，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知道批准逮捕我的人就是陈伯达和江青。
我写文章对吴冷西的指责进行公开辩驳，当时吴冷西还健在，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沉默无语。没有想到16年之后，吴冷西已经作古，出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作者和编者，对一些史实不进行调查研究，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引用吴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材料，这不论对历史、或对读者来说，都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我不得不再次在这里作出如上负责任的辨正和说明。
“这个人很聪明”
李锐：胡乔木这个人很聪明。他长期和毛相处，最了解毛。例如，1957年毛泽东批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其实，当时邓拓对整风鸣放是定了宣传计划的，并上报到胡乔木。不是邓拓，而是胡乔木把《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压下来了。可能胡乔木已猜测或捕捉到毛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此有所迟疑和观望。这样的结果，反而保护了《人民日报》的一大批人，让他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又如，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讲话号召大家“学海瑞”，要“六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一些人的授意和支持下，于是文坛、剧坛上出现一大批“海瑞”作品。当时，胡乔木就对我说过：“其实，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成了毛泽东心中的“海瑞”。文革一开始，姚文元首先发难批“海瑞”，不仅彭老总，凡写“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写了揭发邓小平的长篇报告。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毛泽东的几个秘书，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下场也不一样：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最早的一个秘书是张如心，他在《解放》月刊上发表过“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文章。这个人有个性，有时不那么听话，因此时间不长毛就不用他了。再一个是田家英，他朴实无华，耿直刚烈，有强烈的是非正义感，文革时他想保护彭老总，结果惹来大祸，在毛的书房里自裁明志。陈伯达比较直露，有野心，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的动向，想紧跟毛得到毛的重用；后来又跟林彪搅在一起，被株连进了监狱，下场也很惨！
胡乔木比田家英和陈伯达聪明，善于用脑子，跟毛跟得比较稳，左右逢源。胡耀邦对胡乔木有个评语，同我说过：“一日无君,则惶惶然。”庐山会议上，开始刘少奇主张批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事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又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在两个“主席”中间，胡乔木感到难以工作，他以“精神衰弱症”为由，提出“长期病休”，得到毛的批准。胡乔木因此得福，避开了高层中的许多是非之争和文革那场大灾难；后来又被邓小平起用，活到81岁，得以善终。听说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因此，在给他开追悼会时，降低了规格。
“温情脉脉”和“横眉冷对”
盛：人们说，胡乔木在对待知识分子上也有“两面性”：有时“礼贤下士，温情脉脉”；有时“疾言厉色，横眉冷对”。而且，“乔木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他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
这样的评论是有充分根据的：比如，胡乔木常常去看望季羡林、钱钟书这些学者。胡没有忘记给季羡林送螃蟹，并且设法帮助顾颉刚、沈从文、钱钟书等老人解决房子问题；乔木还给挨过整的聂绀弩《诗篇》作序，称赞它“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还关心过一些年轻的作家和学者，比如王蒙、张洁、舒婷、刘再复等，他们对胡乔木都有过溢美之词。
而在对待另一些“同行或下属”，乔木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胡乔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清除精神污染”，不断发动“大批判”：他批胡绩伟“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是“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说服人。因此，胡绩伟跟胡乔木进行了长达十年、针锋相对的“论辩”。
胡乔木批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逼周扬写检讨的同时，又写了一首诗去“安慰”周扬，说什么“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听说当时病中的周扬听完这首诗，神色沉重，默默无语。夫人苏灵扬十分气愤，说胡乔木这时候还来对周扬进行侮辱和愚弄。此后不久，周扬离开人世。于光远为此写了文章，对这件事表示非常反感，因为于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1984年胡乔木发动“清污”，于光远被整肃了一年之后，乔木也赋诗一首来安抚于光远，被于光远嗤之以鼻……
胡乔木批王若水的文章和单行本在报刊书店发行上千万册，说王若水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王写了《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又不让见报和出版。王若水有一次气愤地对我说：“胡乔木很霸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李锐：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记得黎澍跟我谈过一件事：1978年8月，黎澍、李新、廖盖隆等几个人从乔木家去中央党校。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辆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黎澍说：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是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夏衍对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十二大时，我在人事组，胡乔木向我推荐王蒙任文化部长。那时他还写了四首诗，让我修改。
盛：据我所知，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曾给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写信，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画册要胡“写一个简短前言”，他因“一时想不起适当话题，加以事务繁忙，故请代劳为感”。胡乔木要苏绍智帮他写文章，值“改革开放”时期，他一反惯例，没有提出什么主题思想，而是要别人“代劳”。我想，正如夏衍说的，如果当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作报告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胡肯定也会接受和宣扬“异化”和“人道主义”的。
胡乔木的“专有权”
盛：您刚才提到黎澍说胡乔木的“专有权”，我还记起一件事：1980年《中国青年》复刊不久，搞了个“潘晓讨论”。这个讨论反映文革结束后青年思想上的一些苦闷与迷茫——“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有反对的。胡乔木看了刊物后，专程来到我们编辑部，表示支持这场讨论。记得是6月初夏，胡身着一件深色短袖衬衫，打着手势，对大家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乔木在谈话中，特别肯定了讨论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有合理性，提出“道德是分层次的”的重要观点。胡乔木还为编辑部出谋划策：“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可以发表反面意见，要让潘晓出场上电视，等等。这些，都突破了共产党传统的宣传模式，一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超前的，编辑部按照乔木的指示，一一照办了。讨论受到青年欢迎，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某报社带有倾向性的《情况参考》后，对“讨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编辑部给耀邦写了个《调查报告》进行解释。胡乔木知道后，心怀忐忑，在一次讲话中又反过来对《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提出严厉批评；并对《调查报告》中引用他在编辑部说过的一些话表示不满：“好像我（胡乔木）讲的话是对的，他（胡耀邦）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胡乔木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思想、没有个人见解的人；但正如您说的，在更多的场合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只能跟着“主公”或上面的风向转，搞“等因奉此”之类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非常自觉的。
两词“长剑” 异样心情
盛：再讲一件大家熟知的事：胡乔木是个文化人，应该懂得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1964年胡在杭州休养，听到毛泽东说“西湖与鬼为邻”一类的话，立即写了《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词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之句，对毛的话作了诠释和延伸。胡将其词送给毛审阅，毛将胡词最后“谁与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三句，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这首词在报上发表后，下面闻风而动，一场“西湖文化大扫除”很快地动作起来了。据统计：西湖周围前后3次清理墓葬，共拆毁墓碑古迹近130处之多。不仅苏小小墓、武松墓、冯小青墓等被夷为平地，连革命先烈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墓也“开膛破肚”，无一幸免。这次“西湖文化大扫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序幕。
文革结束后，1985年胡乔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对杭州毁墓之事承担了“鄙人实躬亲此役”的责任，并且提出“何以善其后”的问题，说明他对于21年前一些“左”的举措，有一分歉疚之意，但他始终没有对这件事作过公开的评价和反省。
也有另一种境况：据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说，胡乔木受贬赋闲期间，住在东城区南池子，非常孤独落寞，经常夜深人静时去街道散步，还顺手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1989年，乔木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托人转交给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这首词的上阕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而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这首词里，胡乔木昔日词中的“倚天长剑”，变成“匣中长剑”；“扫此荒唐”句，变为欲“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还特别声明：“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时过境迁，胡乔木的心境大变：不愿为官，想韬晦遁世。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还是一时无奈的叹息？！
“最大的错误是对胡耀邦的态度”
李锐：胡乔木做过一些错事。我认为，他晚年最大一个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对待胡耀邦的态度。
在我党历届总书记中，胡耀邦是个思想开放、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好领导，耀邦执政时期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形势最好、深得民心、并大有希望的时期。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谦虚地当面对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其实，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远远高于胡乔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识和文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乔木对耀邦许多高瞻远瞩、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是反对的。例如，1983年1月胡耀邦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谈到要全面改革。这篇讲话中强调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也就是如今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意思。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出这篇改革讲话稿后，广泛征求意见：先印发给中央的许多人，在京的书记处7位书记都同意；耀邦的文稿也给在云南养病的胡乔木看过，并“表示赞赏”。在讲话的前一天，耀邦还去邓小平家，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但2月16日，即春节初四，趁胡耀邦出差未回，胡乔木又自作主张地把《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召到他的家里，反复告诫说：胡耀邦这篇讲话有严重问题，不符合十二大精神，叫别忙宣传；最后又叮嘱秦、王不要在报社传达他的话。在这前后，胡乔木还向邓小平告状，说胡耀邦是“刮改革风”，说他讲话中“没有提四个坚持”等等。搞这些“小动作”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乔木对此毫不顾忌。人们说，胡乔木像当年苏联的苏斯洛夫，想长期把握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向。1986年由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于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只进行了28天就中止了。这些事，耀邦跟我最后一次谈话中谈到了。
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跟我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
盛：还听到过好几个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反映：胡乔木主持社科院工作期间，经常意见多变，而且前后矛盾、反复。例如，苏绍智曾对我说：1979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和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冯兰瑞在理论务虚会上有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实际上提出了后来中央文件明确肯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苏、冯的这个发言在1979年第5期《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不久，这年7月，胡乔木布置要批判这篇文章，而且不许作者答辩。两个月后，胡乔木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苏绍智和冯兰瑞也调入社科院马列所工作。在一次会上，胡乔木改口了。他说：我虽不同意苏绍智同志的观点（指“阶段问题”），但组织批判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向苏绍智同志道歉；言毕，还和苏绍智握手。可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开过不久，胡乔木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又正式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说完之后，又捎带说：“我现在要收回对苏绍智的道歉。那时，我如果不那样做，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在座各位。”如此前后反复，直到中央大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胡乔木对苏绍智《阶段》一文的挞伐，才算销声匿迹。
有人曾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前后矛盾反复？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扉页上，刊登胡乔木的一段话：
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
胡乔木口口声声不离“政治”，其“政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依我看，就是您引用耀邦的那句话：乔木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君”，是他的“精气神”和“生命线”；他的“为政治服务”，也可解读为“今上”服务。所谓“一支笔”，说实在的，不过是一支“御用”之笔而已！
总之，胡乔木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胡乔木现象”。请问：您怎么看“胡乔木现象”？
李锐：“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学而优则仕”，“士为知己者用”，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学子的一贯追求；“为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尽管中国也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但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要想真正做到是很难的，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和软弱性，这是他们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近我收到一本书：《200个老人回忆张闻天》，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却没有我的文章——《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此文长一万多字，是1985年出版张老纪念文集时，刘英大姐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写的。胡乔木看到纪念文集中有这篇文章后，大发脾气，责问出版社编辑，主编告诉他是刘大姐的意见，胡才不吱声了。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很称赞我写的这本书，对于我写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的大义凛然，却又如此反感，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胡乔木尽管没有做到“为帝王师”和“致君尧舜上”，但“一朝选在君王侧”，成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这是他的幸运；然而，毛泽东不是“尧舜”，他许多“左”的思想、权术和性格，对乔木不能不发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乔木跟着“主公”犯错误，这又是他的不幸。前面提到，毛泽东夸奖胡乔木是“思想改造得最好”的知识分子典型。
胡乔木辞世，至今已逾十周年。乔木同志虽已作古，但“胡乔木现象”在我们社会并没有消失，因为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的一些高层“笔杆子”，多半是文革时期入党的，其文化和学术水平当然不能同胡乔木相比，他们没有乔木的那个底子，但当“驯服工具”是一样的。只有当我们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多数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才能比较彻底地改变这种现象。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大家都应该为缩短这个过程而努力！
（作者为离休干部、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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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是中国传销圣地，“久负盛名”。 || 杨光: 北海的所谓资本运作骗局也蛮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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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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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iphone: 就是这么回事 跟前兩年说日本车的质量 中国的不如外国的 但是符合中国标准||Judy: 如果该成分致癌，该质疑的是中国法律而不是星巴克吧|| Tisiphone: 这是關鍵||@津城浪子: 但符合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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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真假~
#绵阳报料台#【绵阳九龙商厦商户举横幅求内幕】2月11日上午，绵阳九龙商厦众多商户手持横幅维权，称“求公平、求正义、求真相，求内幕”，现场并有数名小孩参与。疑因九龙商厦一楼小商品市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消防部门要求商场进行整改，但部分商户拒不配合撤场所致。@涪城播报
求真相，求内幕。|| @路边社四川分社: 【绵阳九龙商厦商户举横幅求内幕】@大成绵阳 微博消息，今日上午绵阳九龙商厦众多商户手持横幅维权，称“求公平、求正义、求真相，求内幕”。求证！@四川新闻网 @成都商报报料 @绵阳晚报-蜀龙网
美国媒体盯的是总统克林顿的JJ，英国媒体盯的是首相约翰-梅杰的JJ，意大利媒体盯的是总理贝卢斯科尼的JJ，中国“媒体”盯的是老百姓的JJ。
栖月楼主不是电
截个图，以防和谐
王少光
【设立新特区建议】成立毛左特区，毛少将任特区主席，每天用布票、粮票各种票。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每天四两粮。白天忙批斗，晚上学毛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红歌。抓革命，说错话打成反革命。同意者转！
博弈林泉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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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言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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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练
这是电厂的灰，含诛多有毒物质，这地方住的人造孽了，身边也有很多人死于癌症或癌症折磨中，污染这么严重，灰场附近几个村的人怎么活？我们的世仇日本福岛核污染，咱们去救，我们国家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福岛没人管。
@爆新鲜
这是电厂的灰，含诛多有毒物质，这地方住的人造孽了，身边也有很多人死于癌症或癌症折磨中，污染这么严重，灰场附近几个村的人怎么活？我们的世仇日本福岛核污染，咱们去救，我们国家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福岛没人管。@爆新鲜
这是哪里? || 学习学习學她的不要脸精神: 死了算|| @路边社六盘水分社:也是六盘水的？ || 茂哥: 还有汪家寨煤矿等地方，比这个还老火，灰尘遮天蔽日的，还让不让人活！！！ @路边社六盘水分社: 【网友爆料：电厂污染大，周边村民饱受折磨】网友张练 爆料：电厂污染严重，身边也有很多人死于癌症或癌
【丛日云：规范国家权力——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难题】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当代的党国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与中国传统的强势国家传统和臣民文化相结合的体制，国家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http://url.cn/NzKGOI丛日云 :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http://congriyun.blog.21ccom.net/?p=48
（图片来源于网络，共识网配）
如何认识和对待国家权力，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严重的分歧。新左派一些学者认为，今天在我们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仍然迫切的政治主题，他们呼唤强大的国家权力，特别是所谓国家基础能力的建设，比如说，财政汲取能力。部分自由主义者也有这样的思路，认为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先有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才会有民主和宪政改革；先有强大的权力，然后才是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这两种人都认为，从政治发展的逻辑上看，中国还处于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我认为上述观念包含着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传统、中西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当代中国现实的三重误解。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的公共性严重缺失，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和分享严重匮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规范严重缺位。这才是中国国家权力现代化的真问题，也是特殊的难题。
西方规范国家权力的传统
在古典时期，西方人政治学思考的主题是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到中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思考主题的转换，开始由权力的归属问题转向权力的性质和界限问题。由权力归属问题的思考产生民主思想，对权力性质和界限的思考导致宪政思想的萌发。与思想上的这个转变相同步，西方政治制度建构的中轴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即由权力的分配转向对权力的规范。
围绕着不同的主题产生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权力归属问题涉及到权力的来源、分配、组织、国民或臣民的身份、公民参与的权利和方式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一般都将对政体问题的研究视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或者是三种不同政体形式混合起来建立一种混合政体。国家出现政治危机，一般是从政体上反思：原来的政体有什么弊端，需要怎样调整或改革？这是古典时代西方政治学思考的主题。
中世纪以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对权力的性质和范围问题的思考上升到第一位。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域，由此也产生了一套新的问题系统，包括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界限和边界、规范公权力的方式和方法、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依据、公权与私权（powervs.rights）的界限和关系、中央与地方（及其他次级共同体或单元）权力或权利的边界、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服从与义务的依据和限度、消极自由或个人自由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要在政治思考的主题发生转换之后才会提出来。
在政治现实中，中世纪国家面临着三重障碍和约束：第一是教权和教会的领地。基督教把国家权力定位于世俗权力，国家权力被从上帝的领域逐出，被限定在世俗的领地。而由教会掌管的上帝的领地就构成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基督教把国家权力逼进世俗领地之后，国家权力在这里又受到双重的约束和障碍：其一是由罗马法传统而来的私法和公法的区分，国家权力只在公法领域有效，私法领域受到法律的界定和保障，国家权力不能任意进入。国家权力在私法领域没有统治权、支配权，只有仲裁权，即当人们的权利发生纠纷和冲突时依法进行裁判的权利。其二是封建主义的约束。在封建主义体系下，国王的权力是领主的权力，要受到封建契约的规范，而封建契约有法律的保障。虽然封建习惯对王权的约束常常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约束是有实在效力的。如果封建契约受到破坏，也常常能够得到纠正。大宪章就是依据封建传统对破坏契约行为的一个纠正。现代西方的宪政就是上述三重传统的遗产。
到中世纪末期和现代早期，西方国家权力开始崛起，西方社会开始了政治现代化之路。它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化早期，由封建国家到民族国家，现代国家权力逐渐形成。这种民族国家权力的特征在于：第一，世俗化；第二，以民族为单位组织国家，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重合；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单一的权力体系；第四，建构理性化的权力组织，它包括：（1）国家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和结构分化，（2）系统的官僚体系、常备军、财政税收制度等，（3）王权的抽象化，也就是袪私人化、非个人化。
西方的政治现代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第一阶段，以权力的现代化为主；第二阶段是民主宪政，以规范权力为主。但是，在成功的政治现代化国家，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是纯粹的，都包含着另一阶段的内容。现代国家权力在成长过程中并不是脱缰野马，它是在受限制、受约束、受规范的过程中成长的，而国家权力转向民主宪政第二阶段的时候，是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权力的效能。实现了民主宪政，才是国家权力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所以，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而是相互渗透的过程，只是两个阶段的重心有所不同。
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三种模式
西方现代国家建设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德国和意大利模式。这两个国家在西方也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滞后，现代化进程滞后。由于其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民族整合与发展的紧迫任务，在这双重的压力下，在其早期国家建设时期，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片面地强化权力。
从宗教改革时代起，德国人就与现代的中国人一样，形成一种将傲慢的心理和耻辱的感受相混合的病态心理。他们心高气傲，但现实却很不争气。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导致他们走上一条畸形的政治现代化之路：为创建民族国家，为统一而强大的权力牺牲个人权利。黑格尔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克服法权来建立现代国家。他痛感“德国已不再是个国家”，它只是一堆与国家对立的法权与特权体系的总汇。正是法权瓦解了国家。法权的存在便是国家的灭亡。因此他相信，德国国家建构的任务是将这种法权和特权融入普遍的民族国家权力中。以现代的观点看，这些法权和特权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障碍、约束，也是规范国家权力的资源。它们虽然属于中世纪的遗产，但现代政治不是简单地消除它们，而是要将其转换为现代的形态。而黑格尔却简单地要求将其驯服于国家权力之下，消化于国家权力之中，却没有找到其现代的替代物。
比黑格尔更早的马基雅弗利面临的任务是创建意大利民族国家，为此，要让权力摆脱基督教伦理的束缚。他以“国家理由”排除基督教伦理的约缚，声称“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决不能再去考虑什么义或不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相反，必须排除一切顾虑、义无反顾地将任何可以拯救国家的生命、使其保持自由的计划推向极端。”他的逻辑就是，国家即目的，为了国家的统一、强大，可以不择手段。
在德意两国，民族国家权力在形成和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有效的规范和约束。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国家整合与发展都有一定效果，但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自我毁灭的道路。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德意两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早期，也就是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祸根。这个权力成长起来最初阶段的发展方式和走向必然导致后来的结果。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追赶型的现代化，呼唤强大的国家权力，解除对它的约束，在民族统一和强国的任务完成后，这个权力魔鬼便成了民族之祸，继续按其惯性前行，直到将这个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
第二个模式是法国模式。在法国封建时代的早期，王权非常微弱，但在封建时代后期，王权逐渐成长。作为此前王权微弱的一个反弹，王权一路高歌猛进，不断突破中世纪各种障碍，成功地实现了崛起。到现代早期，王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社会没有足够的制约它的力量。这样一种不受规范的王权最终也走上绝路，其结局是欧洲历史上最剧烈的暴力革命和长期动荡。
在英国，王权与贵族间长期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但在法国，这个平衡没有形成。早期是贵族跋扈，王权式微，后来，是天秤摆了过来，王权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贵族权力被剥夺。正是权力失衡，王权失去了制约力量，导致了权力的溃败。王权看起来取得到了战胜教会和贵族的一劳永逸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使它成了脱缰之野马，注定了它最终走向绝路。由于王权独大，使它不可阻遏地日益家产化，议会被驯服和边缘化，司法的独立性也逐渐丧失，官僚沦为王室仆役。“法国式的主权制度及其理论片面强调强化权力，却并不提供防止国王将权力私有化的制度装置，结果是国家权力的溃败。”（李筠）法国的历史从反面证明，对王权的制约和规范对王权本身是有利的。失去制约的王权必然脱离社会，过分地压榨社会，结果是遭遇社会的剧烈反抗。权力的失衡是暂时的，王权的胜利是幻象，最终权力的天平还会摆回来，只是这种回摆不是回到平衡点，而是再次失衡，反复动荡，社会为此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第三个模式是英美模式。以加强权力的公共性、规范性来提升权力，受到规范的权力成为强大而高效的权力。
英国的模式是通过规范王权来提高国家权力的效能；以民主宪政的方式加强国家权力；通过君权的抽象化、非人格化和机构化来强化王权。根据李筠博士的研究，英国王权成长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司法途径来强化王权。由于司法权本身具有被动性、规范性、相对独立性、保守性和非人格性的特征，使它对权力的人格化、私有化，权力的任性，都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和抵抗性。司法权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自然能够展现其法治的品质，形成对王权的规范和约束。此外，英国王权崛起之时，并没有像法国那样把等级议会当作绊脚之物踢到一边，具有相对独立性、公共性和竞争性的议会与王权形成一个结构性的统一，构成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而并不是相互捣乱、破坏的关系。
所以，英国模式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的特征在于，通过提升王权的公共性来加强王权的合法性，通过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来强化王权的社会控制能力，通过对王权的规范来扩张王权的权力范围，通过权力分工和机构分化来提高王权的效率。王权在成长过程中实现非人格化和抽象化、袪私人化，实现王权与王国的结合，实现王权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样一种国家建设之路，规范权力之路，注定是通向民主宪政之路。后来的民主宪政因素从思想上和制度上都已经内置于前一阶段王权成长的过程中和结构中。（参见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的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以及我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建国时期提出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权力受控的强大的联邦国家。麦迪逊在建国时期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说，在组建一个人控制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首先必须使政府控制其臣民，其次是使它控制自身。在西欧，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两个过程，而美国建国时期，则毕其功为一役。美国制宪会议的初衷是想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但不是那种掌握一边倒的压倒性权力的联邦政府，而是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联邦和州的权力之间、政府内部的三种权力之间，实现一种有张力的平衡。那么，制宪会议争论的就是平衡点应该设在哪里。有人要朝左一点，有人要朝右一点，大家都是要找到一种平衡，没有人主张一面倒的权力建构方式。美国政府是强大而稳定的，但它是通过成功地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州权实现的。
三种模式中，英美模式是比较成功的，法国是不成功的，而德意模式完全是失败的。
中国政治传统：无约束的强大权力
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是皇权至上的传统。中国古代人政治思考的焦点，是权力如何运行以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的治理，即对治国之道的探讨。中国古人不思考权力的所有和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不考虑政体问题。虽然他们也会部分地涉及权力的组织问题，但都是在君主专制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组织权力。他们也不会考虑权力的性质和界限问题，更不会考虑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才出现的许多特征，包括国家权力的世俗化；确立全国统一的最高权力和建立单一的权力体系，实现对国内全体居民的直接统治；国家权力组织的结构性分化；中央政府控制的系统的财政税收系统；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常备军；权力集团平民化并向全社会开放。也就是说，西方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大部分内容，中国从秦汉开始已经接近完成。
中国传统政治的早熟带来一大特点，就是国家权力过分强大，它形成一边倒之势，扫平所有障碍，没有对它的有效分割、监督和制约，更没有民众的参与。
有人认为中国的皇权也是受限制的，礼法、天道、圣与师的权威、天下为公的要求、江山社稷的利益、相权和臣子谏争之权、内部的权力分工，甚至权力斗争和扯皮等，都被一些学者解释为对皇权的限制和制约。最近几年又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有宪政。我认为这是一种思维的混乱。
如果以西方限权制度为参照系，君权是否受到限制，要考虑到这样几个维度：
第一，限制君权的主体是什么？是君主的臣下还是独立于君主的权力主体？是平行的、平等的权力主体还是权力体系中的在下者？
第二，是吁求、恳请、劝阻式的权力还是依法实行裁判、制止和惩罚的权力？
第三，限制和约束君权的程序是否能够独立运行，不受君主的控制和干扰？
第四，约束君权的要求是由民权出发，将民权视为君权不可逾越的障碍，还是出于君主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考虑，要求君权有所克制，以实现君主家族统治的长治久安？
第五，约束君主的规范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柔性的？在君主的意志足够强、能力也足够强时，如果不是君主自律，是否有办法以合法的、制度化的方式强迫其就范？
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我认为中国古代对于君主的所谓限制都不是刚性的限制，而是一种软限制、柔性限制、弹性限制；它有时起作用，多数时候不起作用；起作用是偶然，不起作用是常态；这种约束和限制是否有效，取决于皇帝是否愿意采纳；它虽然给君权设置了一些障碍，但不是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君主任性而为，突破各种限制，仍是合法的，在制度以内没有办法制止，更没有办法惩罚他。也就是说，这些所谓限制，在制度上都是无效的。
权力过分强大，没有分割、监督和制约，必然会任意压榨社会并导致自身的溃败，超强高压必然导致权力体系的崩塌，而任性专断的权力必然是暴虐的权力，在它的压迫之下喘息着顺民，但顺民只是在权力高压下才是顺民，一旦权力体系崩塌，他们转眼就会成为暴民。暴民是暴政培养出来的。没有了权力的压制，他们会放肆地发泄人性中最凶残的一面。我们常讲中国古代治乱循环，但很少有想到，乱的根源恰恰在于治。正是那样一种皇权绝对统治的秩序，也就是“治”的状态，必然导致乱，并且一乱就不得了。秦晖教授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古代频繁的大乱带来的人口变化，一次大乱，就可能导致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时甚至会有五分之四的人死掉了。（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南方周末》2011年8月18日）
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皇权，造成世界上最严重和最频繁的动乱。建立强大的国家权力是为了实现政治秩序，但正是这个权力成为制造动乱的祸根。每一大的动乱后，中国人都没有正确的反思，反而去进一步强化皇权。看到权力失效，就去强化权力；恐惧暴民肆虐，就进一步抽紧权力的缰索，加重对臣民的压迫。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重蹈前面发生过的由治而乱的覆辙。所以，整个古代，中国社会都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周期性的恶性循环。
在现代早期，即15—17世纪，欧洲虽然有过王权的崛起，与中国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有某种相似性，但欧洲的王权即使在实现崛起之后，也与中国古代的皇权有着巨大差别：
（1）欧洲的王权实现对整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控制，即绝对主义时代，不过二、三百年时间。还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便发生了民主革命，王权纷纷被推翻或被迫实现民主化转型。而中国的皇权非常早熟，有着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约为欧洲绝对主义时代的十倍。不但其制度高度成熟，其权力深深地扎下了根，还培育了臣民文化的深厚土壤。
（2）欧洲王权即使在其绝对主义的顶峰时代，其权力也远没达到中国古代皇权的地步。中世纪的多元政治实体对王权的制约虽然大大地削弱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又会重新浮出水面，或以变化了的形式复现。中世纪欧洲王权从没有摆脱对它如影随形般的制约。
（3）以英国为代表的中世纪欧洲王权的崛起并非单一的集权过程，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人们出于现实需要赋予国王以权利和权力时，都带有保留条款或限制条款。在给予国王牙齿的同时也给他套上笼头和拴上缰绳。当社会成长人民意识觉醒之时，这些似有似无的限制便会日益被人记起和发挥，成长起来的人民就会抽紧缰索，将王权关进笼子。
在中国古代，皇权不像在欧洲那样是在多元权力竞争中崛起的，而是在内部征服战争中胜出的，具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没有任何有效的、合法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约束皇权的机制，甚至连这样的理论要求也不曾出现过。对皇权惟一有效的威慑力量便是臣民造反和谋反，但臣民造反和谋反的前景反倒使皇权不计成本的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臣民的驯化，结果使对皇权制度化的约束更加成为不可能。
可见，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将西方现代化早期建设现代国家、强化中央集权的任务搬到当代中国社会，就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任务在中国早已完成了，且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统治远远超过西方现代早期的水平。因此，在西方政治现代化第二阶段的驯化国家权力的任务，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超强的权力巨无霸
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当代的党国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与中国传统的强势国家传统和臣民文化相结合的体制，国家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中国不是那些新左派学者所说的国家能力还不够，而是国家能力相当强。研究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共产主义政府也许在其它方面不比自由国家做得好，“但有一种事共产主义政府能够办到，那就是实行统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9—10页。）亨廷顿讲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但对当前也仍然是适用的。新左派的学者一方面痛感国家权力羸弱，呼唤强大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常常为现实中强大的国家权力而感到骄傲，赞赏这个权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不动就动用“举国之力”，能够像推土机一样无情地铲平面前的所有障碍。他们将其视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这不仅是少数新左派学者的观点。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加上政治文化传统的惯性作用，使中国社会中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渗入掌权者和民众的骨髓中。为解决社会问题，就求诸于强大的国家权力，而对规范国家权力的努力却怀着近乎病态的警惕和反感。新左派的政治主张，反映的就是弥漫于社会的这种国家主义观念和思维方式。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独立和统一（除台湾问题外）、国家的权力建构，就是前面所讲的相当于西方国家在现代早期完成的国家建设内容，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向第二阶段的转变相当困难。权力的公共性严重缺失，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和分享严重匮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规范严重缺位。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国家权力的现代化才真正完成，否则，它就只停留在现代化的初级水平上。
对当代中国来说，国家权力弱小不是主要危险，国家权力过于强大才是主要危险。目前出现的权力失效或者低效、权力私人化和腐败等问题，不是权力太弱，而是权力太强造成的，是权力没有分割、不受控制和没有有效的监督造成的。有的时候，看起来强大的权力并没有带来高效率或治理能力，不是这个权力还不够强大，而是它专断任性、缺乏公共参与、没有受到规范和监督，因而不能及时回应社会的要求、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而造成的。权力不等于能力，不能用能力的低下证明权力的匮乏。权力过于强大也能够造成权力的低效和失效。
所以，控制、规范、限制、监督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主题，强大而任性的权力是主要危险。如果我们还延用两千多年和最近六十多年的治理思路，仍然用强化权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没有出路的。面对权力失效就盲目地强化权力，其实权力失效恰恰是权力过分强大造成的，所以，继续强化权力是死胡同、是绝路。强化权力不是出路，限制和控制权力才是出路；极化权力、垄断权力不是出路，增强权力的公共性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才是出路。这就是说，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主题是民主和宪政，也就是以现代的方式规范权力，相当于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17—19世纪）。考虑到前面所说的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完成这个任务对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认识，会使我们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
本文由作者在“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2013年8月17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发表于《财经》2013年第35期，编辑作了少量文字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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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作家_海巴子
【微百年】哈佛大学自1988年就已开设"文革课"，并作为选修课，使中国的文革成为很多美国青年反思人类错误的支点，因此，每学年"文革课"都是该校众多选修课里较为热门的一科，多时可达三、四百人。反观中国，却没有哪所大学开设这门课，这只说明所谓"否定"无非是一种矫情。对待历史讳莫如深，中国无望！存眞87: 不懂反思啊，还掩盖着很多真相
罗昌平：胡舒立为何与《财经》决裂http://url.cn/PRJxvS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 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 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 它相对安全……胡舒立以比
罗昌平：胡舒立为何与《财经》决裂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Y0NjIyMA==&mid=200016958&idx=1&sn=e1ef987b21d9081700c91154f8c7da1f&scene=3#rd
2014-02-10 演讲
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联办买下了几层楼。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双腿搭在圆桌上，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圆桌的水平，指间烟雾缭绕。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被釜底抽薪的联办，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 槽做内部说明。但对与会的《财经》记者编辑而言，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有着贵族气质，略带国企特征。像程益中、杨斌、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在离开《新京报》后相继转投联办，一度难于适应。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集团行政前来检查，同事帮忙圆场：“这人是来送快递的。”
其实，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 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我们 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准备办一份杂志。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双方一拍即合。别看现在的《财经》是一头现金奶牛，“可在1998年，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波明回忆。
早年，双方对“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坐拥享誉国际的“名”；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利”。但与《财经》的时代贡 献相比，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从《SARS何来》到《谁的鲁能》……毫不夸张地说，《财经》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 大尺度，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银广夏为例，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财经》关门，或胞兄公司 重大损失，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对方答复：“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报道，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跌 停”。
从这一点上讲，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题、不审读，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 讲不同，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并回忆在唐人街给《中华日报》打工经历，体会“无冕之王”的快感。这就 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命运跌宕起伏，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
当然，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权及“三位一体”的职位。
文人、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最终成了决裂。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应：《财经》是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财经》的决定，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联办无可替代。”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当数年后《公共裙带》《连氏无间道》以及安元鼎、马三家等陆续问世，我更坚信一点，程益中的话不全对——安元鼎、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财经》，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关王波明、戴小京。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未见回复，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他没 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只是问，证据可不可靠？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不怕闯祸，但怕丢人，报道的东西再敏感，只要证据够硬，他能找到解释的理 由。
挂掉电话之前，他都没问我的动机。当天晚上，正是《财经》年会庆功宴，据同事后来描述：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后不断地说：“太大了，这事太大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我更 感兴趣的是，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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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重: 中国95%的税该取消！ http://url.cn/PnOuQM
中国95%的税该取消
一、企业所得税
1、 各方一致认可的观点是，税收伴随国家产生而产生。国家是财产私有出现的产物。税收的本质，是对于私人，特别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没有私人财产，就不会有税收。
税收最大的特点是强迫性，也就是违背私人的意志，用暴力手段为后盾征收。所谓纳税光荣，不过是蹩脚的宣传。因此，国家不能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财产课税，否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强迫，在法理上说不通。
2、 社会主义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实践，与国家产生后先前所有的制度都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核心的内容，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所以，按照马恩的理论，社会主义不应该有税收，它只能进行“社会扣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所谓的“六项扣除”理论。这些扣除，完全不具有强制性，根本不是税收。在国有企业内部就可以完成，基本上就是企业利润核算问题。
3、 改革前的很长时间，中国 曾经只有一种税：工商统一税。虽然改革前很多东西完全错误，但这个简化到基本没有税的做法，却是完全正确的。
从1983年开始，对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即把原来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改为先征企业所得税，税（所得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割，利润和企业所得税并存。当时专家们提出的“理论依据”是，国有企业是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完全与国家的利益一致，或者说有了私的成分，而过去不对国有企业课征所得税，是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误会。
现在看来，这种对国有企业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误会。国有企业，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它执行的本来就是财政的职能，即提供公共物品，保证社会公平等。
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这种误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从1994年到2007年，一分钱也没上缴国家财政，而是留在企业内部，供企业肆意支配，谋取企业和职工的私人利益，产生大量的腐败，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是中国经济的痼疾之一，最深刻的原因是，认为国有企业有自己的利益，在交了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交不交，交多少，就可以跟政府讨价还价了。就是不交，也完全说得过去，因为交所得税，已经做了贡献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了。
国企的存在，应该是减免公民税收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是一种不再征税的承诺。如果再让公民纳税，实际上就是双重征税，违反了税收的一般原则。
取消了国企的所得税，国企的每一分利润，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上交财政，归属全体居民了。
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与国有企业类似，不该再征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用个让人所得税替代。理论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重复课税。
二、商品劳务税
对于商品劳务税，也就是中国税务部门创造的一个概念“流转税”来说，又如何呢？流转税，目的不过是取得财政收入，其他的作用，完全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征收流转税与否，要看政府汲取收入的能力，以及政府的职责有多大。如果政府能够汲取执行职能所必须的收入，流转税就没有征收的理由了。
三、中国政府汲取收入的能力如何？
四、中国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基本上是国有。以土地为例，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虽说是集体所有，但国家有完全的支配权，转为国有土地相当简单。国家还垄断了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特别是银行、证券公司、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电网等。这造成的后果是，虽然经过多年改革，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但私人企业、私人财产极其有限，如房子，中国没有任何人拥有房子的完全产权。
五、95%的税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中国现有18种税，公认是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我个人认为是世界第一，这还不考虑各种收费、罚款、管制、乱收费等，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小事情何其繁琐）。基于上述理由，应该和可以取消的税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烟叶税、契税、 可以保留的是：个人所得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股票交易印花税（其他印花税取消）等几个小税，就可以了。
个人所得税保留，是基于公平和个人收入来源可能是多渠道，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是因为车船等属于个人财产等（真难得）。不过，由于这些税收入十分有限（如股票交易印花税），征税成本较高，最初开征的理由就不充分，如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车已经是城市居民的必需品，为何还要征税？在将来，完全取消也是可以的。当然，现有的两套庞大税务机关，可以立即解散。
六、关税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涉及到国外产品和投资进入中国，但是，WTO的宗旨，就是取消关税和关税壁垒。现在全球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但是中国不但关税水平依然很高，而且海关十分庞大，其特殊之处是，除了征收关税和船舶吨税，海关代征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如果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存在了，保留这么大的海关，就完全没必要了。
七、95%的税收没有了，不要紧，依靠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国有资源的收益和其他收费，完全可以支撑政府执行其职能，也就是：国防、必要的行政管理费、社会保障。2013年，光央企就有1.3万亿的利润，全部国企加起来至少应该有2万多亿的，国有银行的净利润1.38万亿，全国土地出让金4万亿左右，再加上各种资源性收费，足有十万亿。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政府做了很多不属于政府该做的事，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如三公，更是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本该属于全体公民的国企利润等，大部分没有上交财政，返还给大家而是企业内部自己挥霍了！
减轻95%的税收负担后，中国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平均会下降一半左右。居民负担大为减轻，相当于从财政的得到了实惠，而且比政府财政支出和减税来得更实在。并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体现出现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总之，中国不但不应该有重税，连要不要征税，都值得严肃讨论。不能既坚持公有制是为主体，又征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税。这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不符，也与市场经济的性质不符。
在将来，中国建成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大部分资源可以私有化，公有制不再是主体而成为微不足道的时候，再来征税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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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重
经济学家。1993年在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著有畅销书《人人都爱经济学》,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是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专栏主笔,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嘉宾。任何事宜,请通过联系。
王福重的博客 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
哀民生之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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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自来水涨的公开信
新闻说，北京自来水要涨价，每吨拟涨9毛，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更有意思的是，据说，多数听证代表同意涨价。但是，本人强烈怀疑涨价的必要性，呼吁在涨价前，公布如下信息：
第一，听证会代表的身份，与自来水公司有无利牵扯，是否受到了预先的“引导”和暗示。代表须证明自己的立场公正，如公布自己对涨价态度的理由，以及依据的信息。
第二，北京市自来水的各个环节的成本，如原水价格，处理费、管道折旧费，人工费，利润率。特别是要明示，哪些费用是财政负担，而不能转嫁给居民的。人工费必须详细，包括自来水企业的财务收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自来水公司的领导乘车，每年吃喝费，会议费，公款考察的费用，职工福利情况。
第三，鉴于北京市存在大量免费用水单位，而免费用水很多并非惠及一般居民，所以，应详细公布免费用水单位的用水情况，如消防，绿化、机关等，以及不应该免费用水而实际上免费用水的单位。尤其是，自来水公司职工有无免费用水的情况。
第四，自来水集团公司在避免用水浪费上的举措。
第五，未来北京自来水成本的变动趋势 ，如南水北调的影响等。
涨价不要紧，成本必须真，决不能忽悠人，这是我强烈的希望。
新闻说，北京自来水要涨价，每吨拟涨9毛，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更有意思的是，据说，多数听证代表同意涨价。但是，本人强烈怀疑涨价的必要性，呼吁在涨价前，公布如下信息：
第一，听证会代表的身份，与自来水公司有无利牵扯，是否受到了预先的“引导”和暗示。代表须证明自己的立场公正，如公布自己对涨价态度的理由，以及依据的信息。
第二，北京市自来水的各个环节的成本，如原水价格，处理费、管道折旧费，人工费，利润率。特别是要明示，哪些费用是财政负担，而不能转嫁给居民的。人工费必须详细，包括自来水企业的财务收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自来水公司的领导乘车，每年吃喝费，会议费，公款考察的费用，职工福利情况。
第三，鉴于北京市存在大量免费用水单位，而免费用水很多并非惠及一般居民，所以，应详细公布免费用水单位的用水情况，如消防，绿化、机关等，以及不应该免费用水而实际上免费用水的单位。尤其是，自来水公司职工有无免费用水的情况。
第四，自来水集团公司在避免用水浪费上的举措。
第五，未来北京自来水成本的变动趋势 ，如南水北调的影响等。
涨价不要紧，成本必须真，决不能忽悠人，这是我强烈的希望。
袁腾飞【经典语录】 博弈林泉002
1、日本的教科书不写南京大屠杀，咱们的教科书不写的东西多了去了。而且日本被篡改的教科书在日本的采用率不到百分之0.1，而我们的教科书人人都得采用。考完试这本书赶紧烧了，要不搁你家一天都脏你屋子。新华社的稿件全世界都不予采纳，只有两个国家，伊朗和北朝鲜。我们和地球村的几个无赖关系特好。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京被炸的别说你家的房子你找不到，你家房子门前的那条马路都找不到了。日本投降两个礼拜以后，日本开始重建学校，政府百分之四十的经费用于教育上。教育是百年大计，再穷不能穷教育。咱们是再苦不能苦政府，再穷不能穷干部。国家的教育经费才占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不到，这其中包括政策性费用。就是你们学校可以收一百个分数不够的学生，一个学生三万，你学校自己收属于乱收费，现在国家让你收，算是国家给你拨款，其实学费都是家长自己掏的。
3、东欧剧变，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那么容易被人抛弃，你太腐败了。谁搞腐败都行，共产党不行。皇上那叫腐败吗？天下就是我打下来的，我打天下的目的就是为了盖宫殿，选美女，所以我堂而皇之的。你打的旗号是解放全人类，你就这么解放啊？你看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子率夫科夫。别墅四十多座，豪华轿车一百多辆，你真解放。人比尔盖茨有这个你别嫉妒，人家自己挣来的。你是因为你当了总书记，你掌握了国家政权。你弄条狗当总书记，它也配拥有这么多别墅和汽车。还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子铁托，他应该叫金托。他身上所有配件都是金的，老小子一到晚年，肚子大，裤腰带总往下掉，金的太沉了。
4、人家外国人夸咱们，咱听不出来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美国尼克松总统当年访华，第二天想去长城，结果大雪把路给封了，尼克松很失望，周恩来说你一准能去上长城，结果当天晚上五十万人上街扫雪，把雪扫的干干净净。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到了长城，发出了一句感慨：“当中国的领导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咱还高兴，你看，外国人夸咱们。当中国的领导人是最幸福的事，那也就是说：当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你老实啊，让干嘛干嘛，比狗都听话。让你去扫雪你就得去，敢不去吗？你看咱到今天还说吧，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中国能办世界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你看我们盖的那个鸟巢，大铁裤衩。好几万人都吃不上饭呢。那无所谓，盖。英国人说下届我们不办了，还让中国接着办得了，中国最适合干这个了。那大鸟巢。有钱！中国政府世界上最有钱了。
5、我有一次吃饭，听新闻里报道，“月盛斋是创立于乾隆年间的老字号，经过全体上下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哎呦给我乐的哟，差点儿没喷了。人家从乾隆年间创立的，要是赔钱人早就黄了，在资本家手里挣钱，一到共产党手里赔了五十多年。他还当正面典型播，要我是台长这段就得掐了，你不缺心眼儿吗？不是恶心我党吗？
6、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说话利索的，这话咱哪说哪了啊。你看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前两天刚永垂不朽的。土八路出身，没什么文化。有一次北京老师工体开会，他上去讲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翻篇）义……”你弄条狗也比他当的强，“义……”，你说他能有什么水平。还有的演讲，“念到这里停一停，下面可能有掌声。”把这个都给念出去了。
7、中国落后的根本是因为制度落后。你整天嚷嚷跟国际接轨，跟国际接轨。你除了物价和国际接轨了，你还什么和国际接轨了。说我们汽油卖的便宜，得涨价。你工资怎么不和国际接轨？你三权分立怎么不接轨，民主政治怎么不接轨。您还舔个大脸说：“我们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您绝了，您就怎么干的，您别公开这么说啊。你看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是多党执政吗？逆历史潮流而动那就是反动啦。北朝鲜，你提他干嘛？那是人吗。
8，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看他的经济，如果精神管用的话，北朝鲜和伊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些国家绝对的。北朝鲜，世界第一强国。上朝鲜旅游，带你到幼儿园参观，让小孩儿给你唱歌，法西斯统治下七八岁的孩子，比条狗也沉不了多少，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然后唱：“我们的国家最强大，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你哪得出这么一结论。“我们的国家最强大”这还好说，我们也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最强大，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你这简直匪夷所思。都羡慕你你怎么还总往外国跑。然后逃跑的人被中国抓住送回北朝鲜，都得绳穿锁骨，串一串然后枪毙，咱中国也不抗议。然后北朝鲜官员理直气壮问这帮逃跑的人：“难道吃饱饭比祖国更重要吗？”这吃饱饭这件事上如果跟祖国对立起来了，这祖国要他有屁用啊。哦祖国让我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让我爱这个国，我疯啦？我爱这种国。如果同样是一个难民说这话，我佩服你。你当官的你那饱食终日然后你说这话，别装孙子了你，玩去吧你。国家和民族不是一个概念，跟政府更不是一个概念，政府和政党更不是一个概念。
9、前几天我看一本书，那本书写得特别好。讲的八国联军里面的华勇营，八国联军里面有中国人。原来咱们不愿意提这段历史，后来不得不提了，“汉奸”“伪军”。那本书写得特别好。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英国人的部队里能吃饱了饭。我当了华勇，我爸爸不会被县官欺负了，我妹妹也不会被地主抢走了。我都是因为这个参加英军的。就是说你这个政府拿人民不当回事儿，人民只是你敲骨吸髓压榨的对象，你凭什么要求人民忠于政府。而且你这个清军维护的是这种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我打你没什么不合适的。你政府保护我，我效忠于你。你政府敲骨吸髓你压迫我，我就应该拿起武器把你推翻。
10、三权分立很了不起，他权力之间可以互相制约，这样就防止独裁。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的就是绝对的腐败。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电视剧叫《黑洞》，里面陈道明演一个贩毒的，他爸市副市长。结果警察队长要逮他，他爸爸就勾结法院给那警察判了刑。你这种事在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啊。你政府怎么能干涉法院呢？你行政权，我司法权咱两不相干。所以说，一个国家没有司法的独立，就没有司法的公正。你现在民告官能告赢就怪了，都是他们家开的，你上那告去。
11、康有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啊？因为中国人傻，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了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你看台湾多乱啊，三天两头上街游行。人家受委屈了好歹能上街游行，咱们受委屈了自己活该。你说中国人傻，好像没有印度人傻吧。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吧，人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从1947年独立搞了十二次全国大选，你看有一次乱套了吗？你敢保证美国1787年独立的时候文化水平有现在的中国人高吗？那人家也搞了200多年的民主政治。文化素质和民主没有直接的联系。然后网上一些愤青就说：“我们中国不需要民主”。这样人就不愿意当人愿意当狗你没法说，就愿意被人管，被人支使。
1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唯一没变的领导人是谁啊？斯大林啊。丘吉尔开会，开了没几天，秘书说：“对不起，您落选了，保守党失利。”换上来新的首相，晕晕乎乎的接着开会。丘吉尔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无奈的说：“英国人真是忘恩负义”。英国人活得真伟大！人家活得像个人。人家知道我选你当首相是因为你会打仗，仗打完了咱们得建设，那我还选你干嘛。我选你就是为了打仗，仗打完了，你就可以走人了。丘吉尔临危受命，拯救了英国。这要搁咱们，那就肯定伟大领袖，永远领导我们。
13、定远，镇远。一艘才六十二万五千两，慈禧弄一颐和园能买十一艘，咱要有十一搜这个，咱能把日本灭了。你大清不是没钱，中国政府历来都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不给老百姓花。你看咱现在一年九千个亿啊，什么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九千个亿，一年就蒸发一艘航母。然后那穷孩子上不起学了，你让我捐款，你有天理吗？你政府有钱，然后你让黎民百姓受苦。大家勒紧裤腰带，把钱给我花，谁给你花。人民对政府出现了信任危机，就像今天的新闻联播似地，新闻联播你信吗？你要信我真怀疑你的智商。那不是新闻，是一种宣传。中国新闻联播的规律，前二十五分钟都是伟大光荣正确，后五分钟才是世界各国灾难。
14、你们是没经过那种泛政治化的年代，我小时候写作文，开头第一句都得是：“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我长高了三公分。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照耀下，我们家吃了顿饺子。”你都得这么写。要不你还想评一类文，八类文你都评不上。
15、赫鲁晓夫否斯大林。问题在于斯大林确实是人民公敌，独裁者，刽子手，暴君。问题是他干的这些坏事儿是以苏联的名义干的，是以苏共的名义干的，而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干的。所以你把斯大林否了，就等于把苏联否了，把苏共否了。所以为什么天安门的毛泽东的停尸房不能拆，道理是一样的。戈尔巴乔夫也是，你这么一否。人民都知道了，哦原来苏共这么坏，原来苏联这么坏，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让他完蛋吧。
16、为什么美国的战争电影好看，他把敌人的形象刻画得都很英勇，很正面。你像《拯救大兵瑞恩》，《风语战士》什么的。他刻画的是战争的残酷，德国人那么能打仗，日本人那么勇敢，都打不过我们美国，说明我们更厉害。你看中国的战争片，他不刻画战争的残酷，相反他让你以为战争是件很好玩的事，把敌人都刻画成小丑。你被小丑都能打了八年，你还有脸吗。你把小丑打败了你光荣是怎么的，不知道那帮导演是怎么想的。中国唯一能看的战争片就是《集结号》，因为它是商业运作的，不是那种人拍的。
17、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得赶紧。否则以后党章的第一条你就背不下来。什么我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今年又上来一个科学发展观。以后上来一个你就得多背一个。真的，你到了大学以后，你才知道什么东西巨无聊，马哲，毛概，邓论，江三，胡八。你都得学，你以为哪，学不会三八你毕不了业。
18、你要看欧洲人干活，能把你急死。一个过街天桥盖一年，你看我们，一个立交桥三个月就盖好了。人一句话就把你噎回去，“我这天桥修一年，一百年不带坏的。”你敢这么保证吗？咱三个月盖一座立交桥，盖完三个月以后就大修。建一立交桥向党的十几大献礼，献完礼准现眼。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京被炸的别说你家的房子你找不到，你家房子门前的那条马路都找不到了。日本投降两个礼拜以后，日本开始重建学校，政府百分之四十的经费用于教育上。教育是百年大计，再穷不能穷教育。咱们是再苦不能苦政府，再穷不能穷干部。国家的教育经费才占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不到，这其中包括政策性费用。就是你们学校可以收一百个分数不够的学生，一个学生三万，你学校自己收属于乱收费，现在国家让你收，算是国家给你拨款，其实学费都是家长自己掏的。
3、东欧剧变，为什么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那么容易被人抛弃，你太腐败了。谁搞腐败都行，共产党不行。皇上那叫腐败吗？天下就是我打下来的，我打天下的目的就是为了盖宫殿，选美女，所以我堂而皇之的。你打的旗号是解放全人类，你就这么解放啊？你看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子率夫科夫。别墅四十多座，豪华轿车一百多辆，你真解放。人比尔盖茨有这个你别嫉妒，人家自己挣来的。你是因为你当了总书记，你掌握了国家政权。你弄条狗当总书记，它也配拥有这么多别墅和汽车。还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子铁托，他应该叫金托。他身上所有配件都是金的，老小子一到晚年，肚子大，裤腰带总往下掉，金的太沉了。
4、人家外国人夸咱们，咱听不出来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美国尼克松总统当年访华，第二天想去长城，结果大雪把路给封了，尼克松很失望，周恩来说你一准能去上长城，结果当天晚上五十万人上街扫雪，把雪扫的干干净净。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到了长城，发出了一句感慨：“当中国的领导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咱还高兴，你看，外国人夸咱们。当中国的领导人是最幸福的事，那也就是说：当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你老实啊，让干嘛干嘛，比狗都听话。让你去扫雪你就得去，敢不去吗？你看咱到今天还说吧，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中国能办世界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你看我们盖的那个鸟巢，大铁裤衩。好几万人都吃不上饭呢。那无所谓，盖。英国人说下届我们不办了，还让中国接着办得了，中国最适合干这个了。那大鸟巢。有钱！中国政府世界上最有钱了。
5、我有一次吃饭，听新闻里报道，“月盛斋是创立于乾隆年间的老字号，经过全体上下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哎呦给我乐的哟，差点儿没喷了。人家从乾隆年间创立的，要是赔钱人早就黄了，在资本家手里挣钱，一到共产党手里赔了五十多年。他还当正面典型播，要我是台长这段就得掐了，你不缺心眼儿吗？不是恶心我党吗？
6、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说话利索的，这话咱哪说哪了啊。你看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前两天刚永垂不朽的。土八路出身，没什么文化。有一次北京老师工体开会，他上去讲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翻篇）义……”你弄条狗也比他当的强，“义……”，你说他能有什么水平。还有的演讲，“念到这里停一停，下面可能有掌声。”把这个都给念出去了。
7、中国落后的根本是因为制度落后。你整天嚷嚷跟国际接轨，跟国际接轨。你除了物价和国际接轨了，你还什么和国际接轨了。说我们汽油卖的便宜，得涨价。你工资怎么不和国际接轨？你三权分立怎么不接轨，民主政治怎么不接轨。您还舔个大脸说：“我们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您绝了，您就怎么干的，您别公开这么说啊。你看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是多党执政吗？逆历史潮流而动那就是反动啦。北朝鲜，你提他干嘛？那是人吗。
8，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看他的经济，如果精神管用的话，北朝鲜和伊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些国家绝对的。北朝鲜，世界第一强国。上朝鲜旅游，带你到幼儿园参观，让小孩儿给你唱歌，法西斯统治下七八岁的孩子，比条狗也沉不了多少，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然后唱：“我们的国家最强大，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你哪得出这么一结论。“我们的国家最强大”这还好说，我们也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最强大，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你这简直匪夷所思。都羡慕你你怎么还总往外国跑。然后逃跑的人被中国抓住送回北朝鲜，都得绳穿锁骨，串一串然后枪毙，咱中国也不抗议。然后北朝鲜官员理直气壮问这帮逃跑的人：“难道吃饱饭比祖国更重要吗？”这吃饱饭这件事上如果跟祖国对立起来了，这祖国要他有屁用啊。哦祖国让我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让我爱这个国，我疯啦？我爱这种国。如果同样是一个难民说这话，我佩服你。你当官的你那饱食终日然后你说这话，别装孙子了你，玩去吧你。国家和民族不是一个概念，跟政府更不是一个概念，政府和政党更不是一个概念。
9、前几天我看一本书，那本书写得特别好。讲的八国联军里面的华勇营，八国联军里面有中国人。原来咱们不愿意提这段历史，后来不得不提了，“汉奸”“伪军”。那本书写得特别好。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英国人的部队里能吃饱了饭。我当了华勇，我爸爸不会被县官欺负了，我妹妹也不会被地主抢走了。我都是因为这个参加英军的。就是说你这个政府拿人民不当回事儿，人民只是你敲骨吸髓压榨的对象，你凭什么要求人民忠于政府。而且你这个清军维护的是这种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我打你没什么不合适的。你政府保护我，我效忠于你。你政府敲骨吸髓你压迫我，我就应该拿起武器把你推翻。
10、三权分立很了不起，他权力之间可以互相制约，这样就防止独裁。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的就是绝对的腐败。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电视剧叫《黑洞》，里面陈道明演一个贩毒的，他爸市副市长。结果警察队长要逮他，他爸爸就勾结法院给那警察判了刑。你这种事在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啊。你政府怎么能干涉法院呢？你行政权，我司法权咱两不相干。所以说，一个国家没有司法的独立，就没有司法的公正。你现在民告官能告赢就怪了，都是他们家开的，你上那告去。
11、康有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啊？因为中国人傻，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了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你看台湾多乱啊，三天两头上街游行。人家受委屈了好歹能上街游行，咱们受委屈了自己活该。你说中国人傻，好像没有印度人傻吧。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吧，人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从1947年独立搞了十二次全国大选，你看有一次乱套了吗？你敢保证美国1787年独立的时候文化水平有现在的中国人高吗？那人家也搞了200多年的民主政治。文化素质和民主没有直接的联系。然后网上一些愤青就说：“我们中国不需要民主”。这样人就不愿意当人愿意当狗你没法说，就愿意被人管，被人支使。
1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唯一没变的领导人是谁啊？斯大林啊。丘吉尔开会，开了没几天，秘书说：“对不起，您落选了，保守党失利。”换上来新的首相，晕晕乎乎的接着开会。丘吉尔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无奈的说：“英国人真是忘恩负义”。英国人活得真伟大！人家活得像个人。人家知道我选你当首相是因为你会打仗，仗打完了咱们得建设，那我还选你干嘛。我选你就是为了打仗，仗打完了，你就可以走人了。丘吉尔临危受命，拯救了英国。这要搁咱们，那就肯定伟大领袖，永远领导我们。
13、定远，镇远。一艘才六十二万五千两，慈禧弄一颐和园能买十一艘，咱要有十一搜这个，咱能把日本灭了。你大清不是没钱，中国政府历来都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不给老百姓花。你看咱现在一年九千个亿啊，什么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九千个亿，一年就蒸发一艘航母。然后那穷孩子上不起学了，你让我捐款，你有天理吗？你政府有钱，然后你让黎民百姓受苦。大家勒紧裤腰带，把钱给我花，谁给你花。人民对政府出现了信任危机，就像今天的新闻联播似地，新闻联播你信吗？你要信我真怀疑你的智商。那不是新闻，是一种宣传。中国新闻联播的规律，前二十五分钟都是伟大光荣正确，后五分钟才是世界各国灾难。
14、你们是没经过那种泛政治化的年代，我小时候写作文，开头第一句都得是：“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我长高了三公分。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照耀下，我们家吃了顿饺子。”你都得这么写。要不你还想评一类文，八类文你都评不上。
15、赫鲁晓夫否斯大林。问题在于斯大林确实是人民公敌，独裁者，刽子手，暴君。问题是他干的这些坏事儿是以苏联的名义干的，是以苏共的名义干的，而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干的。所以你把斯大林否了，就等于把苏联否了，把苏共否了。所以为什么天安门的毛泽东的停尸房不能拆，道理是一样的。戈尔巴乔夫也是，你这么一否。人民都知道了，哦原来苏共这么坏，原来苏联这么坏，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让他完蛋吧。
16、为什么美国的战争电影好看，他把敌人的形象刻画得都很英勇，很正面。你像《拯救大兵瑞恩》，《风语战士》什么的。他刻画的是战争的残酷，德国人那么能打仗，日本人那么勇敢，都打不过我们美国，说明我们更厉害。你看中国的战争片，他不刻画战争的残酷，相反他让你以为战争是件很好玩的事，把敌人都刻画成小丑。你被小丑都能打了八年，你还有脸吗。你把小丑打败了你光荣是怎么的，不知道那帮导演是怎么想的。中国唯一能看的战争片就是《集结号》，因为它是商业运作的，不是那种人拍的。
17、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得赶紧。否则以后党章的第一条你就背不下来。什么我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今年又上来一个科学发展观。以后上来一个你就得多背一个。真的，你到了大学以后，你才知道什么东西巨无聊，马哲，毛概，邓论，江三，胡八。你都得学，你以为哪，学不会三八你毕不了业。
18、你要看欧洲人干活，能把你急死。一个过街天桥盖一年，你看我们，一个立交桥三个月就盖好了。人一句话就把你噎回去，“我这天桥修一年，一百年不带坏的。”你敢这么保证吗？咱三个月盖一座立交桥，盖完三个月以后就大修。建一立交桥向党的十几大献礼，献完礼准现眼。
【“语录”每日回忆】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感谢毛粉多日来对本博的“厚爱”，特上传一些大跃进的图片，以增加毛粉的战天斗地的革命斗志！】转给毛粉奥！
大陸禁片 《中華苦難六十載 (1949至今) 》(必讀的國民教育) - YouTubehttp://url.cn/M3uO5t 《中華苦難六十載 (1949至今) 》
毛左搞不清个人崇拜与腐败基础及根源的关系。腐败分经济腐败、制度腐败和政治腐败三种，三者互相影响、制约，互相促进和推高！五毛因无独立思维能力形成的局限，只认识第一种。个人崇拜是政治垄断和政治腐败动力源，是制度腐败推进剂，所以毛左把怀念毛、唱毛及举毛当成反腐工具纯粹是图劳和自欺欺人。
【广州穗保上百押运员停工封路 反映薪酬和枪支管理问题】今早在广州白云区穗保安全押运公司门前，上百名押运员停工封路，称要反映薪酬和公司枪支管理问题。2月8日，该公司一名押运员，在押运途中被自己的霰弹枪击中头部，送院抢救后不治身亡。南方日报记者/张婧 摄影/张由琼
太原，原中奥商城，已成工地。>>http://url.cn/JwFVka （来自@微视）
【银行行长被举报婚外恋 上级出面调解付25万封口费】女子聂某举报浦发银行福华支行行长刘某明搞婚外恋，欺骗其感情。之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约见举报人，许诺“你提一个合理的(条件)，我去和他说”。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刘某明补偿25万，条件是聂某不再继续举报。http://url.cn/M8cMZW77
原链接：
封口25 万
行长被举报婚外恋 上级领导出面“调解”
行长付25万封口费
福田派出所民警、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等见证签“和解”协议摘要：女子聂某举报浦发银行福华支行行长刘某明搞婚外恋，欺骗其感情。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张某则在2013年12月6日约见举报人聂某，许诺“你提一个合理的(条件)，我去和他说”。2014年1月26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刘某明补偿25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聂某不再继续举报。
聂小姐收到的刘某明妻子发来的律师函。 南都记者李亚坤摄
女子聂某举报浦发银行福华支行行长刘某明搞婚外恋，欺骗其感情。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张某则在2013年12月6日约见举报人聂某，许诺“你提一个合理的(条件)，我去和他说”。2014年1月26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刘某明补偿25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聂某不再继续举报。
女子举报称遭行长玩弄感情
举报人聂某，上世纪70年代出生，自称曾在房产公司上班。在多封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材料中，聂某描述她于2006年在李某公司上班，因此结识了李某的同学———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福华支行行长刘某明。
聂某描述称，刘某明现年已将近50岁，驾驶宝马轿车，住香蜜湖高端房产。两人系湖南同乡。结识之初，两人并未深交，但此后刘某明对其展开追逐，并自称已离异，前妻出国。
聂某描述称，两人有深交是发生在2012年11月15日晚上。当晚，刘某明先后四次发短信约她到福田中信广场某酒吧喝酒。酒醉之后，刘某明送她回家，趁机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许诺要对她负责。
聂某向南都记者称，此后，两人曾多次在她的住处发生性关系，也曾在梅林某快捷酒店开房。
聂某告诉南都记者，两人交往一个多月后，刘某明以在外应酬为由开始疏远她。她自此展开调查，发现刘某明并未离异。聂某告诉南都记者，2012年年底，在她的追问之下，刘某明也向她承认自己没有离婚，但是承诺可以安排她到银行上班，又曾许诺送她出国到新加坡，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行长曾报警称遭敲诈勒索
聂某称，刘某明迟迟未兑现承诺，就在两人发生纠纷之时，刘某明的妻子更在2013年7月委托律师向她发了律师函，对她提出警告。
聂某向南都记者提供了这份由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在这份律师函中，刘某明的妻子述，“你于2012年与刘某明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刘某明向你提出终止这一关系后，你便开始向刘某明索要财物，被拒绝后，你竟以向刘某明家庭告发、向其工作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检举与你的不正当关系相要挟，迫使其分三次向你给付‘封口费’2.6万元。此后，你又以出国务工为由再次向刘某明索要办理出国费用约七万元。上述事实有通话录音以及转账凭单为证。”
律师函指出，刘某明给予其的2.6万元钱财系夫妻共同财产，刘某明的妻子有权视事情的发展追索该笔钱财。同时，律师函还特别指出，聂某以散布刘某明隐私相威胁勒索钱财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劝聂某悬崖勒马。
律师函一出，聂某与刘某明彻底决裂。2013年7月，聂某开始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举报刘某明婚外恋。“举报就是为了出一口气，让刘某明身败名裂。”对于律师函所述内容，她则认为，刘某明确实曾给过她钱财，但是并非她敲诈勒索，是刘某明主动提出来。
举报从2013年7月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面对这一局面，刘某明在2013年10月向福田公安分局福田派出所报案称，遭遇敲诈勒索。
纪委书记协调以补偿25万了结
多方举报起到效果，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2013年年底采取了动作。2013年12月6日下午，刘某明的上级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张某，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会议室约见聂某。
南都记者获得了这份长达4小时的谈话录音。对于刘某明亲属威胁恐吓聂某的事情，张某在会谈中指出，他已经要求刘某明去阻止其家属继续对聂某实施伤害。
而对于聂某提出要处理刘某明的说法，张某认为，“你要求对他进行处理。处理他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好处，能不能解决问题？可不可能你们双方坐在一块和解？把这个事情了断？”
张某更明确表示，提一个方案，小范围解决掉此事。解决之后，聂某不再继续举报，刘某明则不再骚扰聂某及其家属。
聂某最终同意由对方提一个方案。据聂某介绍，和谈之后约一个月，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方面专门通知她到银行，给了她一个信封，信封中装了一份和解协议。
对于这份和解协议。聂某告诉南都记者，她极为担心，这是银行联合刘某明设下的陷阱，让她签下协议，固定证据，然后以敲诈勒索报案将其拘捕。
为了应对这一可能的后果，聂某聘请了律师，为其审查协议内容。2014年1月26日下午，双方在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达成协议，刘某明本人并未出面，而是委托一名朋友出面，现场还有双方的律师、福田派出所民警以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
双方就协议的措辞进行了反复的斟酌。最终，协议约定，刘某明一次性支付25万终结双方的纠纷。聂某在收到该笔费用后，不再向刘某明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包括不举报，不信访等。而刘某明也不能对聂某实施威胁恐吓，并要约束其亲属不能对聂某实施威胁恐吓。
据悉，次日刘某明为此支付了25万元人民币。
回应
银行：
没有证据证明举报事项
南都记者昨日致电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相关负责人。相关负责人表示，聂某确实曾向该分行投诉刘某明违纪事宜，不过双方各执一词，刘某明本人并不承认此事，也没有证据证明此事。事后，双方自行进行了调解。
不过对于没有证据一说，聂某则表示，实际上刘某明妻子发给其的律师函中已经写明，刘某明与其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
南都记者昨日致电刘某明本人，刘某明则表示，此事情是一场误会，目前已经全部解决。
由于刘某明曾向福田公安分局福田派出所报案，称遭聂某敲诈勒索。南都记者昨日致电该分局获悉，该分局证实此事最终由双方调解结案。
说法
双方自愿
不算敲诈勒索
类似通过举报，最终获得被举报人的钱财息事宁人的做法，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深圳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方壮毅律师认为，类似因为情感问题，产生的纠纷，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以赔偿息事宁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他个人认为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有律师告诉南都记者，类似情感纠纷引发的钱财赔付，其实是一个模糊地带。不过，在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过感情纠纷后，一方索要钱财遭判刑的案例。
细节
协议措辞斟酌再三
在2014年1月26日下午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南都记者看到，协议的个别字眼被多次修改，如聂某要求在协议中注明补偿款系刘某明“自愿”给予。双方最初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为何要签署这份协议。这份协议中只模糊称，聂某投诉与刘某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刘某明不认可投诉内容，双方产生争议，为解决争议，达成协议。聂某对这一前提表示不满，认为刘某明必须要认可与她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这笔钱是对她的补偿，否则她不能拿这笔钱，也不敢拿这笔钱。不过，刘某明一方的人员则强硬地表示，这个前提绝对不能变，否则无法达成协议。聂某推断，刘某明可能担心承认与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要遭到银行方面的处分。而聂某的律师审查协议后，认为刘某明即便不承认发生关系这一前提，聂某也可以拿这笔钱，并不具有相关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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