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网友统计】1、中国清廉指数排名第75位（国足排名第66位） 2、人均收入排名第94位 3、慈善指数排名第140位 4、民主指数排名第141位。5、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 6、税负全球第二 7、矿难死人数占全球70％ 8、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9、收费公路70%在中国。最重要一点是，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段子】 小猪问：我生在猪圈，是否该爱猪圈？ 母猪说：哪里值得爱？ 小猪：有猪栏保护，可防狼咬；每天能吃饱，能睡安稳觉；最近主人还减少了出栏率。 母猪：那是因你还瘦。在猪圈，我们不是命运的主人，一生全部意义就是让主人致富。
小猪：为何有人与我命运相似，却很爱国呢？ 母猪：那些人不如猪。
当 一个国家的孩子连三块钱的免费午餐都吃不上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官员与“爱国者”们往往想的不是让孩子吃上饭，而是想方设法的去掩盖孩子吃不上饭的事实。如 果你要曝光这个事实，在他们眼里就是汉奸、卖国贼，然后说什么“狗不嫌家贫”，直接就把自己归到畜生那一类了，还想着把别人也归进去！
【安 倍内阁成员公布个人财产：平均身家75万美元】日本内阁阁僚就任时需公布所持资产，因此安倍和上届内阁留任的6名阁僚时隔一年再次公开了财产。首相及阁僚 19人，包括家庭成员资产在内，人均身家8782万日元(约合74.8万美元)。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最富有，身家4.9亿日元(418万美元)。
官 员财产不公开的理由:1暴露贪腐会给政府抹黑；2会打击从政积极性，爆发移民潮，造成人才流失；3严重影响房产等物价稳定；4落马者众多，监狱不够；5统 计部门人手短缺；6地方保护难以深入；7根繁叶茂无从下手；8二奶小三难以安抚；9财产转移还需要足够时间；10数字太大，会吓坏百姓! @探花凶不凶
拈花时评39 【乐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句口号相信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耳熟能详，见怪不怪。但是，只要看看下面这段话，你就恍然大悟了：在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在这种社会里，政府不能以公权力胁迫人民接受某种思想，人们有权拒绝接受他。。。
我们漠视了这个政权的谎言，慢慢的谎言就变成了真理。我们忽略了对这个政权的质疑，慢慢的质疑就变成了默许。我们对这个政权选择了沉默，慢慢的沉默就变成了国情。我们忘记了对这个政权的追问，慢慢地追问就变成了奢侈。有些人习惯了下跪，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政权的奴隶。
肖雪慧 中共決定冷凍網路五毛黨：周小平花千芳 《明鏡郵報》http://url.cn/bAzIrA 微评：无非是推他们出来太丢丑。但用切割术把事情推到某某口，只能骗傻子。而意识形态上甘岭战主要对象是学界，这两活宝没法上阵，需物色新马前卒，但更可怜，朱继东不学无术又劣迹斑斑，徐某对大学毫无常识，都会被用过即扔。中共決定冷凍網路五毛黨：周小平花千芳 時間：2015-02-09 09:29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中共決定冷凍網路五毛黨：周小平花千芳 時間：2015-02-09 09:29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更新2015年2月9日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494/sh/3d3f475d-1b12-4f5a-b217-1905b2547cc5/fe4865022a87166ed92c5ca5b8bbee1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中共决定冷冻网路五毛党：周小平花千芳
http://www.mingjingtimes.com/2015/02/blog-post_13.html
时间：2015-02-09 09:29 订阅《明镜邮报》 《安卓电子书App》
《明镜邮报》特约记者 刘宝荣
北京政界人士告诉《明镜邮报》，中共高层日前秘密决定冷冻臭名昭著的两个网络写手周小平、花千芳，已经查封了培植了周花两人的网站：海疆在线，同时查出：政治局委员、中宣传部长刘奇葆亲自为周、花改稿，并将这两个文章缺乏基本常识的五毛党推荐给习近平，使习近平形象受到严重伤害。
周小平知识残缺
北京政界人士对《明镜邮报》指出，在周永康、令计划主要朋党刘奇葆的运作下，中国新闻媒体控制已达到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意识形态混乱和权左倾向几乎是文革复活，并且将习近平塑造成为追求个人独裁的新皇帝形象。 近几个月来，支持习近平进行改革的人士在蓄势反击。
另一位与中共高层关系很近的人告诉《明镜邮报》，周小平、花千芳这两个知识残缺、行文粗俗的所谓网路写手，居然被中宣传部树为新媒体作家代表参加最高层次的文艺座谈会，并一度被中央领导人赞扬，事实证明是这几十年来中共宣传系统最大的笑话。
经过秘密调查，发现过去几年，周、花两人是被一个叫海疆在线的网站付费培养的，而海疆在线的背后是安全系统和宣传系统两重控制的海南省文化交流促进会，与周永康在海南任副省长的前秘书（已被捕），与国安、军方中的周永康、徐才厚势力有密切关系。
这位人士透露，一周前，网安小组下令查封了海疆在线。 这个打着爱国旗号、宣扬反改革极左思想的海疆在线网站至少五天无法登陆 ，已被删除很多文章。 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决定冷冻周小平、花千芳，不让其出现在中央级活动和媒体上。 但这个指令尚未传达到军方、地方，导致解放军报还在吹捧周、花，一些地方还请周、花演讲。
消息人士对《明镜邮报》说，对宣传系统周永康、令计划势力的清理，将是未来几个月的重要写点，一些人会被调职，一些人会被双规。 《明镜邮报》将有更多内幕披露。
花千芳行文粗俗
中国数字时代 荷兰在线｜章文：为什么不能原谅朱继东
最近的中国，令人有重返 60 年前反右时的幻觉，一场针对高校老师的风暴正在聚集。
一月底，教育部长袁贵仁论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时，强调“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部长一言既出，批评和讽刺之声随至。其中以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微博转发最多：【困难在于】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且基本上都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显贵家庭把孩子直接送到如哈罗公学之类西方中学读书，一流大学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也不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成为一大困难。教育部可否规定：至少领导人子女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留学？
而在一周前，贺卫方刚被点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在《求是》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
同样是《求是》杂志，随后刊登了一篇可谓“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袁贵仁 … . 为何竟然遭到围攻？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文章随着建议“因此，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如果说袁贵仁是职责所在必须有所表态，那么徐岚、朱继东等外人主动参与对高校老师的“整肃”行动，就十分可恶了。尤其是朱继东，赤裸裸地建议“拔钉子”、夺人教职，帮凶的嘴脸暴露无遗，令人不能原谅！
德国知名犹太裔学者汉娜 . 阿伦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现象：平庸的恶。指的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很多屠杀者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遵照上级指令去杀人，事后将责任推给上级。
由此引出一个至今争议不休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平庸的恶”，该不该追究责任，以及怎样追究？
不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认为遵令者没有责任，因其只是执行者、且若抗命自己将受到惩罚；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则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应当抗拒明显错误的命令（例如杀人），而不能将自己干的坏事全部推给上级或体制。
就个人而言，我是坚定的后者。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是洪灾之所以形成，每一滴雨确有其贡献。纳粹反犹、中国反右，固然带头发动者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但是如果当时无人附和以及推波助澜，人道灾难绝不会演变得那样巨大。
如果说徐岚刚大学毕业涉世未深、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那么朱继东就不止于“平庸的恶”了。他本是新华网的一名编辑，没人命令他去写那样恶狠狠的文章，没人说他不写就要停他的职。他若只是在自己的博客或者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观点，也仅是言论自由的表现。然而他的文章发表在“主流权威”杂志《求是》上，显然就不是个人观点那么简单了。
不像当年反右期间，不揭发他人、不出卖朋友自己就无法过关。朱继东此次完全是自愿、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新一轮整肃高校老师的运动中，并且他不是一般的参与，不像徐岚那样点点名而已，而是向有关部门“递刀”，以助“杀人”（夺人教职）。
从这个角度讲，他比之前一夜暴红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要坏的多。周和花不过是唱唱赞歌，虽然漏洞百出、令人肉麻起鸡皮疙瘩，但毕竟没有建议“拔钉子”、砸异议者的饭碗。
设想一下，假如时光倒流 50 年，朱继东轻则是蒯大富，若得势升官有可能是姚文元。他今天如此不顾底线地拼命表现，恐怕亦有政治上的野心在作祟。
薄熙来当红之时，朱继东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薄熙来倒台后，他旋即批评薄是伪君子，与之切割。从中可见朱继东的政治投机性。
当下之中国，像朱继东这样主动、积极的政治投机者，知识分子中大有人在。北大有孔庆东、复旦有苏长河、人大有杨晓青、社科院有房宁，海外则以郑永年和李世默最为著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肯定所谓的“中国模式”。
不过我发现，这些人中也没有像朱继东那样明确建议“拔钉子”的，没有像他这样立功心切、不择手段的。也就是说，朱是其同类中最坏的那个。因此当我发现我和他同在一个微信群中时，立即毫不留情面地公开痛斥。
最近几天朱继东在微博、微信上被骂惨了，并有网友揭露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我完全支持对朱的有理有据的依法“讨伐”。这样的无耻坏蛋几十年才出一个，不可低估其恶劣影响和示范效应。只有“痛打落水狗”，加大帮凶者的帮凶成本，才会令后来者不敢学坏样！
一月底，教育部长袁贵仁论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时，强调“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部长一言既出，批评和讽刺之声随至。其中以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微博转发最多：【困难在于】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且基本上都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显贵家庭把孩子直接送到如哈罗公学之类西方中学读书，一流大学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也不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成为一大困难。教育部可否规定：至少领导人子女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留学？
而在一周前，贺卫方刚被点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在《求是》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
同样是《求是》杂志，随后刊登了一篇可谓“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袁贵仁 … . 为何竟然遭到围攻？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文章随着建议“因此，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如果说袁贵仁是职责所在必须有所表态，那么徐岚、朱继东等外人主动参与对高校老师的“整肃”行动，就十分可恶了。尤其是朱继东，赤裸裸地建议“拔钉子”、夺人教职，帮凶的嘴脸暴露无遗，令人不能原谅！
德国知名犹太裔学者汉娜 . 阿伦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现象：平庸的恶。指的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很多屠杀者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遵照上级指令去杀人，事后将责任推给上级。
由此引出一个至今争议不休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平庸的恶”，该不该追究责任，以及怎样追究？
不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认为遵令者没有责任，因其只是执行者、且若抗命自己将受到惩罚；赞成追究责任的人们则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应当抗拒明显错误的命令（例如杀人），而不能将自己干的坏事全部推给上级或体制。
就个人而言，我是坚定的后者。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是洪灾之所以形成，每一滴雨确有其贡献。纳粹反犹、中国反右，固然带头发动者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但是如果当时无人附和以及推波助澜，人道灾难绝不会演变得那样巨大。
如果说徐岚刚大学毕业涉世未深、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那么朱继东就不止于“平庸的恶”了。他本是新华网的一名编辑，没人命令他去写那样恶狠狠的文章，没人说他不写就要停他的职。他若只是在自己的博客或者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观点，也仅是言论自由的表现。然而他的文章发表在“主流权威”杂志《求是》上，显然就不是个人观点那么简单了。
不像当年反右期间，不揭发他人、不出卖朋友自己就无法过关。朱继东此次完全是自愿、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新一轮整肃高校老师的运动中，并且他不是一般的参与，不像徐岚那样点点名而已，而是向有关部门“递刀”，以助“杀人”（夺人教职）。
从这个角度讲，他比之前一夜暴红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要坏的多。周和花不过是唱唱赞歌，虽然漏洞百出、令人肉麻起鸡皮疙瘩，但毕竟没有建议“拔钉子”、砸异议者的饭碗。
设想一下，假如时光倒流 50 年，朱继东轻则是蒯大富，若得势升官有可能是姚文元。他今天如此不顾底线地拼命表现，恐怕亦有政治上的野心在作祟。
薄熙来当红之时，朱继东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薄熙来倒台后，他旋即批评薄是伪君子，与之切割。从中可见朱继东的政治投机性。
当下之中国，像朱继东这样主动、积极的政治投机者，知识分子中大有人在。北大有孔庆东、复旦有苏长河、人大有杨晓青、社科院有房宁，海外则以郑永年和李世默最为著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肯定所谓的“中国模式”。
不过我发现，这些人中也没有像朱继东那样明确建议“拔钉子”的，没有像他这样立功心切、不择手段的。也就是说，朱是其同类中最坏的那个。因此当我发现我和他同在一个微信群中时，立即毫不留情面地公开痛斥。
最近几天朱继东在微博、微信上被骂惨了，并有网友揭露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我完全支持对朱的有理有据的依法“讨伐”。这样的无耻坏蛋几十年才出一个，不可低估其恶劣影响和示范效应。只有“痛打落水狗”，加大帮凶者的帮凶成本，才会令后来者不敢学坏样！
朱继东是谁？文抄公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01000001078時間：2015-02-06 09:01
以下内容均基于网络公开资料
朱继东，男，回族，1975年生，山东东明人。1994年考入中南民族学院生物化学专业本科。由于对该专业不感兴趣，以及对新闻专业的强烈兴趣，朱继东在二年级即将结束时，经学校领导批准，（据说）作为“特殊人才”转到中文系。据说，这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毕业，获得文学、法学（经济法专业）双学士学位。毕业后，入职《济南日报》担任记者。同年10月转任北京《经济日报》记者，1999年底进入新华社担任记者。现为新华社编辑、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转入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时（1996年）已经大三，据说他此时已经拉下了30多门中文系的课程，需要他在后面两年内补上。以平均每门课程2.5分计算，朱继东至少要补上70学分的课程。加上原本应在第3、4学年完成的中文专业课程，朱继东总计要完成的中文系课程应不少于100学分。他同时完成了法学第二学位课程，暂以50学分（一般学校要求在60学分以上），朱继东要在大三、大四期间，完成150学分的课程。这样算来，他每学期要完成至少37.5学分的课程。也就是，平均每周要上37.5小时的课。此外他还要完成毕业论文与实习。据说他还经常去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旁听课程。
在如此繁重的课业负担之下，据说他在大学期间共发表了各类稿件400多万字（你没看错！是4 000 000多字），还参加了各种实习。据报道，他是在转系进入中文系之后，才开始当“准记者”的。若以1996年7月1日开始计算（大二结束时），到1998年7月毕业为止（算至6月30日），共730天（两整年），其发表量以400万字计算，平均每日（包括了所有节假日）写作5479字。这里没有考虑其写作但是没有得以发表的文章。而且需要注意，个人电脑是在1999年之后才在中国逐渐普及，并且，在1990年代后期，电脑的价格非常昂贵，作为一个来自普通农村家庭的本科在校生，估计朱继东还没有条件使用电脑写作，而必须手写。考虑到需要写初稿、修改定稿、誊抄，其实际的写字数量基本是天文数字。
朱继东是如何做到的呢？不知道。
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朱继东成功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梅子”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朱继东：无怨无悔记者梦》，发表在了《成功》2001年第1期（以上信息主要源于该文。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GZZ200101007.htm ）。另见：贾振：《回族青年朱继东：媒体新秀》，《中国民族报》2002年2月12日（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2-02/12/content_47845.htm），以及《浇灌汗水，播种实力——记中文系94级朱继东》（http://www.scuec.edu.cn/s/129/t/452/62/ea/info25322.htm）。
顺便提及的是，朱继东的妻子是李晓梅（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9/28/c_122102405.htm），
她是北京广播学院1994级本科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工作。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08/c_121282223.htm。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为朱继东在《成功》上撰写文章的那位“梅子”，应当就是他的妻子李晓梅。文章发表时，两人已经结婚一年。夫妻二人互相扶持，情深义重，多么令人羡慕！（如果猜错了，敬请原谅！）
25岁就位列成功人士，可叹可佩！！
在新闻行业打拼多年，取得诸多成绩之后，朱继东近年来成功转型为一个“学者”。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根据朱继东的博士论文后记，他在从事新闻行业十多年后，感到了事业发展的天花板，为了不“泯然众人”，才决定读博士的。他在2010年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公开资料并未显示其获得过硕士学位，并且他在后记中说自己读博期间才“第一次写学术论文”，可以推断其是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博士研究生。朱继东在论文后记中并没有谈及他在读博之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曾经有过哪些相关训练。他说：“从博士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深深喜欢上了理论研究工作。”如果不是过于自谦，那么，朱继东其实直到博士一年级下学期之前，其实对理论研究都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甚至从未写过任何学术论文。
可是，朱继东又一次让人们震惊了！在读期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权威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三篇论文（2011年第9期、2012年第2、10期），还在其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了3篇独著、2篇合著，在《红旗文稿》等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近60篇文章，出版专著3本，还有大量的报纸上的文章以及报道。其博士论文《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经在2014年4月出版（人民出版社）。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5jEiQ-l30vnBlhF-O6AtAFqCiFqKrpgbsbnRbxmkCsM0nAVhf0JwIYT-mDAIl_-SZq826-OZkmvFrJ-7d-Krq 。
简直是“亮瞎眼”啊！北大、清华的博士、教授们，对照这样一份成绩单，你们有几个人敢说不脸红？
一个弱弱的问题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门槛太低呢？还是朱继东实在太高呢？难道中国出了个“不世出”的理论天才？呵呵……看来，著名理论家姚文元先生如果重生，恐怕也要瞠乎其后呢。
顺便提一句，朱继东的各种自我介绍中，均称自己是“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是的，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法学”是学科门类，此下包括的一级学科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我似乎可以代朱继东博士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抗议，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何等重要的学科，怎可屈居于“法学”门类之下，与狭义的法学（一级学科法学）相混淆？朱继东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一年之后，就开始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从社会制度到道德问题、从西方文明到中国文明、从美国到苏共，从卡扎菲到查韦斯，从红色文化到网络文化，从国企改革到大学治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你的看家功夫，但凡社会热点问题，朱继东几乎无役不与，势如破竹，每次都能得胜还朝。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法学是法律之学，与你的专业的重要性相差太多。所以，建议你以后直接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博士后，以免被人看轻（清）了。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朱继东仍然不忘记者本分。比如，他作为记者所撰写的《专家聚焦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值得借鉴和推广》（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1/3126902.shtml）
朱继东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比如，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秘书长。这个机构不知何时成立。不过，最晚到2013年4月，也就是，朱继东还是博士生身份的时候，他就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发文章了。（http://www.zgdzgblt.com/index.php/manage/showmagcontent/mid/130/newsid/45#）。
这个机构似乎并非社科院直属机构，而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设的一个研究中心。参见http://cass.cssn.cn/zuzhijigou/，以及http://myy.cass.cn。担任中心主任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他是朱继东的博士论文导师。侯惠勤教授生于1949年，今年已经66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网页上，已经看不到关于侯惠勤教授的介绍，估计已经退休。http://myy.cass.cn/cate/12.htm。安徽大学于2013年12月聘任其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http://www1.ahu.edu.cn/rsc/main/news.asp?id=510。这样，这一中心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在编人员担任职务。
查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网站，其“研究人员”中并不包括朱继东。http://myy.cass.cn/cate/12.htm。据朱继东自己的介绍，其具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士后身份。由于朱继东2013年夏季从社科院毕业，其目前（2015年2月）应当仍然在清华博士后工作站内。
朱继东近来发表的多篇重磅文章，常以“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身份。十分可疑的是，朱继东仍然具有新华网记者的身份（http://www.jzwcom.com/jzw/ab/7576.html，2014年11月5日公布的信息），并且，仍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两者均为正式工作身份。朱继东已经在2013年从社科院毕业，其在该中心的身份，应当是兼职。朱继东如此忽视其正式任职的新华社和新华网，以及仍未出站的清华大学，却以其兼职身份发表重要文章，何以厚此薄彼如此？新华网和清华大学情何以堪？
将要结尾的时候，再啰嗦几句。自由主义的理念，可能只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同情心。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人身和行为的自由那么，就应当容忍别人的同样诉求，包括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而社会制度上也应当尽可能地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第二，承认人类的弱点，并以此为前提设计社会制度。人性有其幽暗的一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早已经是公理。指望圣人出世来治平天下，是缘木求鱼。分权制衡只是因为害怕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走向专横，哪怕专制者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朱继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但是，也请他清夜扪心，想一想也曾经有千百万个同样幸福的家庭，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辗转沟壑，暴尸于野。各种官方记录历历在目，铁证如山。而朱继东博士，却如同日本右翼分子对于南京大屠杀，只愿意在死亡数字上大做文章。在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也曾经有千百万个同样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部尸山血海的历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面对？当你面对娇妻爱女，可曾想到过，同样温柔的面庞，曾在无比恢弘壮丽的口号、理想、理论之下，被无情地凌辱、践踏，零落成泥？
当然，这些话对于朱继东来说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奋斗者。 “奋斗没有止境”是朱继东的座右铭（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2-02/12/content_47845.htm）。是的，他在一条把试图把中国带向“正路”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中， 为了这条“没有止境”的不归路，还在不懈地“奋斗”着！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报告指出，李小琳及其丈夫拥有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的户口。 ICIJ这项名为「Swiss Leaks」(瑞士泄露)计划的报道，源自汇丰银行前雇员Hervé Falciani的爆料。Hervé Falciani取得相关银行资料，2008年提供予法国政府，法国 税务当局据此展开调查。法国《世界报》取得税务当局的资料，涵盖了超过203个国家 或地区的106,000名客户的户口，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存款。ICIJ在众多存户中，基于公众利益，特别选出61人作为样本，其中包括中国前总理李鹏 女儿李小琳。 李小琳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2380)主席，亦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据ICIJ报道，李小琳和丈夫自2001年成为汇丰的客户，该户口连接5个银行帐户，在 2006至2007年间共拥有248万美元存款，而这5个银行帐户名义上由一间巴拿马注册公司持有 ，据了解该公司已在2012年解散。 ICIJ称，多次要求李小琳回应报告一事，但始终未获回覆。 国际侦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为1997年成立的非牟利组织，旗下包括来自60国的160 名侦查报道记者，致力联手揭露贪腐和跨境罪行、训练记者为更出色的监察者。(ICIJ)
朱继东，男，回族，1975年生，山东东明人。1994年考入中南民族学院生物化学专业本科。由于对该专业不感兴趣，以及对新闻专业的强烈兴趣，朱继东在二年级即将结束时，经学校领导批准，（据说）作为“特殊人才”转到中文系。据说，这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毕业，获得文学、法学（经济法专业）双学士学位。毕业后，入职《济南日报》担任记者。同年10月转任北京《经济日报》记者，1999年底进入新华社担任记者。现为新华社编辑、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转入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时（1996年）已经大三，据说他此时已经拉下了30多门中文系的课程，需要他在后面两年内补上。以平均每门课程2.5分计算，朱继东至少要补上70学分的课程。加上原本应在第3、4学年完成的中文专业课程，朱继东总计要完成的中文系课程应不少于100学分。他同时完成了法学第二学位课程，暂以50学分（一般学校要求在60学分以上），朱继东要在大三、大四期间，完成150学分的课程。这样算来，他每学期要完成至少37.5学分的课程。也就是，平均每周要上37.5小时的课。此外他还要完成毕业论文与实习。据说他还经常去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旁听课程。
在如此繁重的课业负担之下，据说他在大学期间共发表了各类稿件400多万字（你没看错！是4 000 000多字），还参加了各种实习。据报道，他是在转系进入中文系之后，才开始当“准记者”的。若以1996年7月1日开始计算（大二结束时），到1998年7月毕业为止（算至6月30日），共730天（两整年），其发表量以400万字计算，平均每日（包括了所有节假日）写作5479字。这里没有考虑其写作但是没有得以发表的文章。而且需要注意，个人电脑是在1999年之后才在中国逐渐普及，并且，在1990年代后期，电脑的价格非常昂贵，作为一个来自普通农村家庭的本科在校生，估计朱继东还没有条件使用电脑写作，而必须手写。考虑到需要写初稿、修改定稿、誊抄，其实际的写字数量基本是天文数字。
朱继东是如何做到的呢？不知道。
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朱继东成功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梅子”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朱继东：无怨无悔记者梦》，发表在了《成功》2001年第1期（以上信息主要源于该文。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GZZ200101007.htm ）。另见：贾振：《回族青年朱继东：媒体新秀》，《中国民族报》2002年2月12日（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2-02/12/content_47845.htm），以及《浇灌汗水，播种实力——记中文系94级朱继东》（http://www.scuec.edu.cn/s/129/t/452/62/ea/info25322.htm）。
顺便提及的是，朱继东的妻子是李晓梅（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9/28/c_122102405.htm），
她是北京广播学院1994级本科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工作。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08/c_121282223.htm。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为朱继东在《成功》上撰写文章的那位“梅子”，应当就是他的妻子李晓梅。文章发表时，两人已经结婚一年。夫妻二人互相扶持，情深义重，多么令人羡慕！（如果猜错了，敬请原谅！）
25岁就位列成功人士，可叹可佩！！
在新闻行业打拼多年，取得诸多成绩之后，朱继东近年来成功转型为一个“学者”。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根据朱继东的博士论文后记，他在从事新闻行业十多年后，感到了事业发展的天花板，为了不“泯然众人”，才决定读博士的。他在2010年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公开资料并未显示其获得过硕士学位，并且他在后记中说自己读博期间才“第一次写学术论文”，可以推断其是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博士研究生。朱继东在论文后记中并没有谈及他在读博之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曾经有过哪些相关训练。他说：“从博士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深深喜欢上了理论研究工作。”如果不是过于自谦，那么，朱继东其实直到博士一年级下学期之前，其实对理论研究都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甚至从未写过任何学术论文。
可是，朱继东又一次让人们震惊了！在读期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权威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三篇论文（2011年第9期、2012年第2、10期），还在其他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了3篇独著、2篇合著，在《红旗文稿》等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近60篇文章，出版专著3本，还有大量的报纸上的文章以及报道。其博士论文《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经在2014年4月出版（人民出版社）。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5jEiQ-l30vnBlhF-O6AtAFqCiFqKrpgbsbnRbxmkCsM0nAVhf0JwIYT-mDAIl_-SZq826-OZkmvFrJ-7d-Krq 。
简直是“亮瞎眼”啊！北大、清华的博士、教授们，对照这样一份成绩单，你们有几个人敢说不脸红？
一个弱弱的问题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门槛太低呢？还是朱继东实在太高呢？难道中国出了个“不世出”的理论天才？呵呵……看来，著名理论家姚文元先生如果重生，恐怕也要瞠乎其后呢。
顺便提一句，朱继东的各种自我介绍中，均称自己是“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是的，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法学”是学科门类，此下包括的一级学科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我似乎可以代朱继东博士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抗议，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何等重要的学科，怎可屈居于“法学”门类之下，与狭义的法学（一级学科法学）相混淆？朱继东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一年之后，就开始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从社会制度到道德问题、从西方文明到中国文明、从美国到苏共，从卡扎菲到查韦斯，从红色文化到网络文化，从国企改革到大学治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你的看家功夫，但凡社会热点问题，朱继东几乎无役不与，势如破竹，每次都能得胜还朝。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法学是法律之学，与你的专业的重要性相差太多。所以，建议你以后直接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博士后，以免被人看轻（清）了。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朱继东仍然不忘记者本分。比如，他作为记者所撰写的《专家聚焦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值得借鉴和推广》（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1/3126902.shtml）
朱继东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比如，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秘书长。这个机构不知何时成立。不过，最晚到2013年4月，也就是，朱继东还是博士生身份的时候，他就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发文章了。（http://www.zgdzgblt.com/index.php/manage/showmagcontent/mid/130/newsid/45#）。
这个机构似乎并非社科院直属机构，而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设的一个研究中心。参见http://cass.cssn.cn/zuzhijigou/，以及http://myy.cass.cn。担任中心主任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他是朱继东的博士论文导师。侯惠勤教授生于1949年，今年已经66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网页上，已经看不到关于侯惠勤教授的介绍，估计已经退休。http://myy.cass.cn/cate/12.htm。安徽大学于2013年12月聘任其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http://www1.ahu.edu.cn/rsc/main/news.asp?id=510。这样，这一中心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在编人员担任职务。
查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网站，其“研究人员”中并不包括朱继东。http://myy.cass.cn/cate/12.htm。据朱继东自己的介绍，其具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士后身份。由于朱继东2013年夏季从社科院毕业，其目前（2015年2月）应当仍然在清华博士后工作站内。
朱继东近来发表的多篇重磅文章，常以“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身份。十分可疑的是，朱继东仍然具有新华网记者的身份（http://www.jzwcom.com/jzw/ab/7576.html，2014年11月5日公布的信息），并且，仍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两者均为正式工作身份。朱继东已经在2013年从社科院毕业，其在该中心的身份，应当是兼职。朱继东如此忽视其正式任职的新华社和新华网，以及仍未出站的清华大学，却以其兼职身份发表重要文章，何以厚此薄彼如此？新华网和清华大学情何以堪？
将要结尾的时候，再啰嗦几句。自由主义的理念，可能只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同情心。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人身和行为的自由那么，就应当容忍别人的同样诉求，包括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而社会制度上也应当尽可能地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第二，承认人类的弱点，并以此为前提设计社会制度。人性有其幽暗的一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早已经是公理。指望圣人出世来治平天下，是缘木求鱼。分权制衡只是因为害怕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走向专横，哪怕专制者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朱继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但是，也请他清夜扪心，想一想也曾经有千百万个同样幸福的家庭，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辗转沟壑，暴尸于野。各种官方记录历历在目，铁证如山。而朱继东博士，却如同日本右翼分子对于南京大屠杀，只愿意在死亡数字上大做文章。在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也曾经有千百万个同样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部尸山血海的历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面对？当你面对娇妻爱女，可曾想到过，同样温柔的面庞，曾在无比恢弘壮丽的口号、理想、理论之下，被无情地凌辱、践踏，零落成泥？
当然，这些话对于朱继东来说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奋斗者。 “奋斗没有止境”是朱继东的座右铭（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2-02/12/content_47845.htm）。是的，他在一条把试图把中国带向“正路”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中， 为了这条“没有止境”的不归路，还在不懈地“奋斗”着！
历史会记住你的奋斗！
凱迪网
有 人问我，贺卫方最近得罪谁了，突然被围剿。我说，他什么也没做，对他的围攻这十年就没停过，这是个不需要良知和学问，只要白痴和奴才的时代。只是定点清除
对象轮到他了。宁波小姑娘和社科院棍子都只是卒子，不必当回事。需关注的是躲在后面摇着羽扇戴着纶巾运筹帷幄选择打击对象的那几个人。@陈有西
我从小就发愤图强，立志要报效祖国，9岁便到瑞士留学；学成之后又回国考上了公务员，从基层做起，历任科级、处级和省部级，我一个台阶也没有漏。短短数年便进入国家核心领导层，能力之外的成本等于零……。我就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汝静！ @平壤金汝静
張廣燁: ‘外 務長官’外事聲明：就國際媒體曝光相關的洩密文件，證實‘跪國’前執政總理之女，有‘道德姐’稱謂的李曉琳，在瑞士匯豐銀行的存款,多達248萬美元之 巨。“本官”表示不予置評抠鼻那些中國的各種派，各種粉，以及為政府不承擔免費公共服務而詭辯的各類别腦殘。你們的‘支那夢’醒了沒？渝C中华外务长官
解密哥 才这么点，确实是道德模范。20150209
李小琳瑞士开户巨额存款遭曝光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075860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报告指出，李小琳及其丈夫拥有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的户口。 ICIJ这项名为「Swiss Leaks」(瑞士泄露)计划的报道，源自汇丰银行前雇员Hervé Falciani的爆料。Hervé Falciani取得相关银行资料，2008年提供予法国政府，法国 税务当局据此展开调查。法国《世界报》取得税务当局的资料，涵盖了超过203个国家 或地区的106,000名客户的户口，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存款。ICIJ在众多存户中，基于公众利益，特别选出61人作为样本，其中包括中国前总理李鹏 女儿李小琳。 李小琳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2380)主席，亦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据ICIJ报道，李小琳和丈夫自2001年成为汇丰的客户，该户口连接5个银行帐户，在 2006至2007年间共拥有248万美元存款，而这5个银行帐户名义上由一间巴拿马注册公司持有 ，据了解该公司已在2012年解散。 ICIJ称，多次要求李小琳回应报告一事，但始终未获回覆。 国际侦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为1997年成立的非牟利组织，旗下包括来自60国的160 名侦查报道记者，致力联手揭露贪腐和跨境罪行、训练记者为更出色的监察者。(ICIJ)
郑少锋 道德姐的盗得 || 不约而同: || @竺忠利: 支持 || 风雪夜归人: 支持道德电婊上央视 [鼓掌] || 大川: 还删不完了？20150209媒体人萧萧 外媒报道：一张被泄露的瑞士银行的大客户名单里，来自中国的“道德姐”赫然在列、为国争光了！
没昵称3 #分享图片#很多人捧场哦FB上的中國政府網
媒体人萧萧 谁能对高干子弟说操你妈、并且说到做到？...我认为是芮成钢同志........... [呲牙] 20150209
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机构的情况，虽然我只是在综艺频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这个机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细碎的事和话，未能尽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特别的经历。
抵埗
刚抵埗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职员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综艺频道实习，确实的栏目则未定。坦白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原本申请的是新闻频道，亦一心抱着观察内地新闻运作的目标来到北京，对于被分派到综艺频道这个安排，实在是始料不及。后来，我被分派到一个综艺栏目担任导演助理，主要跟随节目导演组工作。
由于我与另一位来自树仁新传的同学，对于分配频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们多番与人力资源部沟通，希望可以调换频道。起初中央电视台方并不允许调换申请，理由是我们不熟悉内地事务，以及新闻频道位处「新台」，怕我们长途跋涉会有危险等。后来，港澳办人员介入周旋，中央电视台终于答应将我们调派到〈中文国际频道〉。然而，人事部解释进入「新台」的手续严谨，必须要经领导审批才可取得入台证，需时甚久，着我们耐心等待。最后，我们等到实习完结的那天，都未获批该入台证，换言之我便在综艺频道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期。
这趟申请调配频道的风波，虽看似与实习经验无关，却侧面折射出内地媒体运作的作风：
第一，安全监察极其严密。任何人要进入电视台范围必须持有入台证，而入台证的申请手续非常繁复，需经多重审批，包括申报详细个人资料、撰写入台报告、领导逐一批核等。加以，电视台入口有个武警把守，逐一查证进出人士，没有入台证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进内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闻实习生。申请过程中，人事部人员一直推搪说不能调动，理由是怕我地长途跋涉会有危险，故不希望将我们安排到位于新台的新闻频道。但事实上，新台与我所住的宿舍之间，只是半小时的地铁车程，而且中途无需转车即可直达，可见其「担心」是不合理的。我们推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自香港，故不便进入新闻部工作。后来我跟一位同事谈到这个问题，他亦爽快地说：「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进入新闻部的，中央电视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统僵化。我们多次向人事部职员提出调配部门的意愿，但对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塘和拖延，并没诚意进行沟通。直至后来港澳办介入，事情才有转机。
这次可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地媒体的严密与封闭，内地政府的确是极其小心地保护国内媒体，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触到内部的资讯，甚至连踏足电视台范围亦不可能。至于对频道的安排，我虽然失望，但是后来慢慢想清楚，又觉得即使处于综艺频道，我仍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媒体的生态和运作，于是我便慢慢开始投入和尝试享受我的工作。
工作和观察
两个月的实习期里，我都是在同一个栏目组中渡过的。这个节目的主要性质是「向艺术家致敬」，其实即是邀请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员上台到场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晋艺人、表演者或「具启发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励志故事的主人公），从而达到新人向旧人致敬，以及娱乐观众的目的。栏目组共有八位导演，包括一位总编辑，另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共十多名；节目每月录影一次，每次录制六至七集，每位导演负责一至两集，每月录影期为三至四日。
因此，除左那几天的录影期之外，其余时间我都是留在办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随导演开会，商讨嘉宾选角和节目安排。总编辑安排一位年轻导演作为我的实习导师，由她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于我不太熟悉内地艺人和内地节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观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节目的要求和团队运作。
我发现，导演们每星期只有两至三天会待在办公室，其余时间便会留在家中构思节目内容和联络嘉宾，只有开会的日子才会回办公室，向总编辑报告他们的构思和进度。当导演们回来开会时，我便会坐在一边仔细观察，慢慢我发现他们请来节目的嘉宾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点：所有嘉宾必须「政治正确」、超过一半以上的所谓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节目中唱的歌都是我们口中所说的「红歌」……因此，可以选择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难怪节目收视持续下降，因为根本没有新鲜感，节目模式又那么单一，又如何能吸引观众呢？一位导演曾经抱怨道做节目真的很难，他说：「为什么一个国家电视台，那么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实他和其他人一样，心底里都知道答案，但还是忍不住抱怨。
后来，当我渐熟悉情况后，导演开始安排我上网找一些艺人的资料和构思访问内容，过程其实是颇吃力的，因为我要在极短时间内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后再构思他／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呈现角度。在我上网搜索那些艺人的过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内容审查对于节目创作的影响有多大，因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合规格」的艺人实在少之又少，尤其内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绝大部分都是有共产党背景的，作品中亦渗透了极多歌颂政权的内容。那时侯，其实我的心挣扎得很厉害，因为我不愿成为宣传政权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岗位又要求我这样做，那些我最不情愿看到的内容，正正是电视台最渴求的。后来，我仍是坚持了那条不可跨越的原则，同时做了一些折衷：一、我尽量推荐那些有名气、内地官方可接受，但与政权关系不那么密切的艺人。二、我推荐一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艺人，但是发掘他们非政治化的一面作为节目呈现角度，例如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除了节目选材外，另外一个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观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气氛和态度。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本以为那里的工作环境是极之严格和高压的，但是我观察到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态度颇为懒散随意，而且心态轻松，并不如想像中蹦紧，可体现于以下几点：
一、录影完后的一个星期，导演们都不会回办公室。
二、导演组不在办公室的时侯，其他人几乎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因此他们会找活动来消磨时间，例如上网看娱乐新闻、看小说、玩「斗地主」等。
三、他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会去附近的室内运动场打羽毛球，费用由单位支付。做完运动后会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节目的收视一直下滑，频道主管提出若情况持续，便会停播节目。但是，他们对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开了一次会商讨对策，但是仍然沿用旧有节目模式。
五、电视台对实习生没有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只是很随心地安排工作内容。而且实习生人数似乎没有上限，在我实习的两个月内，便先后来了五个实习生，但都是投闲置散、没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阵子，认为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因为这是综艺频道，而且《》不是重点节目，因此工作压力较小。第二，由于一个月只录一次影，所以工作编排不算紧密，较为轻松。第三，工作地点的因素。这里要补充一下，其实《》的办公室并不在中央电视台的范围内，而是位于台址旁边的「梅地亚中心」，进出无需出示入台证，保安相对宽松得多。
由此可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组织工作并不如想像中严谨，甚至可以说散漫和不思进取，但是大多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只要完成自己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节目质素。对于实习生，正如上面提及，电视台根本没有一套训练机制，只是随心安排一些很琐碎的工作，例如上网找嘉宾照片、帮忙下载电影片段、冲咖啡等，说真的，能从中学习的空间很小。加上，实习生人数不设限，而且没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机制，我与另外三个实习生聊天时，才发现他们都是依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台工作的，而且没有签下任何合约之类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对这种「潜规则」感到十分吃惊，虽早有听闻内地工作极倚重人际关系，但亲身见证时又是另一种滋味，两个月的暑期内，一个总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栏目，竟然先后请了五个实习生，由他们对实习生投闲置散的作风可以看出，其实栏目根本不需要这些实习生。
当我意识到这个现实后，灰心了好一阵子，因为我预视到自己将被投闲置散的事实。然而，我不甘心这样浪费两个月的时间，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极之主动地学习，甚至要厚面皮地争取工作机会。虽然总编辑安排了一位导演作为我的导师，但其实那位导演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开头的几个星期里，她都只是叫我观察导演们开会的情况，即使去到后来她叫我搜集嘉宾资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于是，后来我主动要求为导演构思专场的嘉宾人选，向她解释每个人物的可看点，并构想整集节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帮她剪辑现场录影的片子，她开始也很惊讶，因为实习生极少会接触到这些后期制作，但是最后也愿意给予我这个机会，耐心地向我解释影片的要求。最后，我也终于有属于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纪念，我很感激这位导演。
在剪辑节目片子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内地严谨的节目审查。一位专责于影片剪辑的年轻同事告诉我：「这（剪片）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简单，尤其你是从香港来的，判断不到哪些东西要、哪些不能要。」听了他的话后，我怀着战竞的心情开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节目的内容比较轻松，嘉宾的背景也比较简单，因此剪辑过程尚算顺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导演看了我的初稿后，要求我将一段嘉宾提及辛亥革命的说辞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权意识的东西对内地而言都太过敏感，连国父带领的「革命」亦不例外。
我与同事的对话数则
我与北京同事的交流，绝大部分停留于闲聊的层次，例如他们经常问我香港有什么必去的景点、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几次的对话令我记忆深刻，虽然都十分简短，但足以反映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第一次，是我与栏目总编辑的极简短谈话，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对话如下：
总编辑：「你是读什么的？」
我：「我是读新闻的。」
总编辑：「那你为什么会来综艺频道呢？」
我：「这是中央电视台安排的，我原来申请的是新闻频道。」
总编辑：「在内地做新闻跟香港很不一样啊，内地太多东西不能说了。」
我：「我是读新闻的。」
总编辑：「那你为什么会来综艺频道呢？」
我：「这是中央电视台安排的，我原来申请的是新闻频道。」
总编辑：「在内地做新闻跟香港很不一样啊，内地太多东西不能说了。」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很理所当然，但脸上带有几分无奈。后来我从另外一名实习生口中得知，原来他也是大学读新闻出身的，后来辗转来到综艺频道，但并不喜欢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实习朋友说：「我感觉到老师（总编）也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内地做新闻太难了，他也没办法，只好一直待在综艺频道。」
第二次，是我与一位女同事的对话。由于她的丈夫是台湾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较开明，政治触觉亦比较灵敏。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关占领中环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占领中环吗？为什么呢？」
我：「对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普选，而且中央政府在回归时就答应了香港人要『民主回归』嘛。」
女同事：「但你觉得有可能成功吗？」
我：「成功的机会很渺小，但也要试试。现在回想，『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圈套。」
女同事：「本来就是圈套嘛，怎么你们现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内地那样的。」
我：「对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普选，而且中央政府在回归时就答应了香港人要『民主回归』嘛。」
女同事：「但你觉得有可能成功吗？」
我：「成功的机会很渺小，但也要试试。现在回想，『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圈套。」
女同事：「本来就是圈套嘛，怎么你们现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内地那样的。」
她说最后一句话事的语气是带点可惜的，仿佛在感叹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国政府的骗局。我不知如何回应，原来内地人对一国两制的「阳谋」，看得比大部分港人还要通透。
第三次，是与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实习生的对话。对话发生在节目录影现场，那天刚巧请了两位新强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同事突然说：「我最讨厌新强人！」在场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于新强的连串骚动所致，没有人作声回应。
然后，我跟那位实习同学开始聊起新强，然后再谈到台湾和香港。因为她在美国留学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较开明，亦颇清楚港台发生的事。当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况时，她的回应与那位女同事一样：「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骗局。」然后她提到占中：「那是没有可能成功的，对共产党来说香港只是个小地方，不管你怎么搞、怎么闹，它都不会理你的。你看，新强和西藏闹成这样，不也是老样子吗？」她说内地人普遍的态度都是：「香港人要闹就闹吧，反正也闹不出什么来！」我不知道这是事实，抑或是一种民众的错觉，仿佛香港是一个不值得关心的课题。最后她反问：「你真的觉得占中会成功吗？」我一时语塞，只能回答：「就算不会成功，也至少有努力争取过，总会有一点点效果的。」
最后，是与一位内地新闻实习生的对话。她说，原本她的志愿是当记者，所以当初才会选择新闻系，但后来发现在内地做「新闻」有太多制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问她：「难道你当初不知道内地的新闻业是这样的吗？」她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贱，总要见识过才会死心。」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她想做休闲杂志的记者。虽然很可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新闻系学生，我又能怪她什么呢？
反思
一直以来，对于中央电视台的立场和报导手法早有听闻，当初我亦是抱着「观察者」的心态来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这个作为国家最大喉舌的机构，观察它的内部运作。虽然最后我未能如愿进入新闻部门，但是从综艺频道的经验里，多少也折射到这个系统下的媒体的限制，因此这个经验仍然相当难忘。
我清楚记得，在实习第一天，刚好碰上综艺频道主管与该节目组开会的日子，开会的目的是要检讨日渐下滑的收视。会议中，剧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提出很多内容上的限制对节目收视的影响，例如很多当红的嘉宾都因为各种理由而不能采用，又或者节目的风格太过拘谨和形式化等。然而，领导并没有正面地回应剧组人员的意见，只是一直强调电视台对于节目制作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会议尾声中说的一席话，他说：「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说直白点。你们要记住，我们是宣传共产党的，不是搞艺术的，所有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都不可能播出。」虽然一直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守则」如何，但亲耳听到时，那种赤裸仍令我感得异常震撼。事实上，后来的工作和观察中也印证了这个「使命」，所有节目内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确」。
回到香港后，很多人问我在是次北京实习中学到什么，我的回答都是：要视乎你怎样定义「学习」，说真的，其实在实际工作经验上，学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观察中，我的确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着，是这次的经历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体自由（相对地），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资讯被封锁的国度是多么恐怖，而当传媒成为政权的宣传工具，又是多么令人心寒。
后话：北京的上访者
虽然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内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电视台东门的入口。实习的两个月里，每天我都看见一些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上访者，在门外求见央视领导，希望中央能正视他们的冤情。其中一位妇人用花布蒙面，手拿着申诉的纸板，每天早上都站在东门入口，直至我离开那天，她仍旧在那。又有一个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样写着写满冤情的纸板，任由路过的途人围观，但只出现了数天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甚至有位带着女儿的父亲，在央视门外搭起帐蓬，显示非要与央视领导人见面的决心，同样地，这对父女只出现了数天。还有很多不同的上访者，趁央视员工上班和下班的时侯，静坐在门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传媒的注视、为他们申冤。
我曾经主动与一位来自天津上访者交谈，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天津被一辆车撞死，报案时发现原来涉事司机是公安局干部的儿子，非但入罪失败，而且还恐吓他和家人噤声。他的母亲不服，来到中央电视台门外申冤，但是待了两个星期都没有人理会，后来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强制拘留，下落不明。于是，他决定接替母亲到央视报案、求见记者，将事件曝光，还双亲公道。我问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说：「等到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见我。」我听后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央视不会理会他，可能他的下场亦与母亲一样，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对不敢想像的刑罚。
这时，两位同事刚好经过，二话不说将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说：「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们都是疯子，从各地来到北京讨便宜，要是让他知道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定会纒着你不放，你的麻烦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还未来得及反应，她的这番话的确让我犹豫了，我追问：「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电视台都不会管吗？」她回答道：「不会理他们的，每天都那么多人（上访），中央电视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个，就会有更多人跑过来。 」我没有回应，因为我明白我说什么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正义」、「人权」、「法治」等词语在我们之间都只是空洞的沟通符号，她不会理解我对这些价值的坚持，因为她一直以来都被禁止拥有这些意识。我继续发问：「那中央电视台就一直让他们待在那儿？」她说：「如果他们不闹事的话，就不会管他们，就让他们待着。」我有点意外，一直以为央视会驱赶上访者，但原来对上访者视而不见，才是它一直以来的策略。
我们走着走着，发现那位上访者追了过来，他把几张写满冤情的单张塞到我手中，嘱咐我要把他的情况告诉更多人。我接过他的单张，除了说几声「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还能安慰他什么，只是感到很心酸。电视台大楼永远守卫森严，大门前的民警没有表情，进出的人们也没有表情，没有人敢为这群上访者驻足半步。至于我，作为这个机器下的一个小小的实习生，除了将那位上访者的故事带回香港、告诉更多人，也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但愿他与他的母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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