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暗恋自由-杨语焉
听 说要依法治山了,梁山的好多兄弟眉开眼笑。智深等却露出不屑的神色。闭门开了四天会,结果出来。主要内容:一、坚持宋公明的领导。二、宋公明言出法随。 三、谁不服想法治他。智深看完大笑:”洒家从来就不信屎壳郎能变成蝉“。孙二娘却笑得花枝招展:”有俺公明哥哥撑腰,俺的人肉包子再不是黑店了2014年10月25日 22:44
冷兮寒2
吴
祚来 张鸣 肖仲华(大小号均被封,彻底封杀) 李剑芒(大号被封,小号被封好几个) 李梅之(大小号均被封,彻底封杀)
张耀杰(大号被封,小号被封好几个) 余怀谦 王功权 荣剑 王倩(太原讨薪夫妇女儿) 王宇(范木根案辩护律师) 都被你们给封了,你们好厉害。。。
Zhang Xuezhong:
idea to review and speech control is the most absurd thing: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on the whole society With absolute and unlimited mistrust, but it requires that the entire community for their judgment and have the absolute and non-fair harbor unlimited trust. Magnanimous people openly express ideas, to be hiding in the dark by a bunch of people in secret and sinister way standard monitor, which is a social and moral destruction of the main intellectual ignorance.张雪忠:
思想审查和言论控制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一小帮人对整个社会怀着绝对和无限的不信任,却要求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判断力和非公正心怀有绝对和无限的信任。坦
荡公开表达思想的人,必须由一帮躲在暗处的人,以秘而不宣的标准和不可告人的方式进行监控,这是一个社会理智蒙昧道德沉沦的主要原因。
那一剑的风情
在
管制盛行的国度里,所谓创新是叶公好龙,被管制的国民丧失独立人格,其国家也彻底丧失了竞争力。一切创造和发展,都是在人的创造个性得以释放前提下才会成
为可能。强调管制者,大抵不过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出于无知,不知道管制对于国民智力的伤害。另一种则是居心险恶,意图在别人的智力损害中获利。
20150218转:迄今为止日本人有27人获诺贝尔奖,其中1人非日本籍,26人日本籍。中国人有14人获诺贝尔奖,其中10人非中国籍,4名中国籍中,台湾籍1人,大陆籍3人,大陆籍3人中,1人在牢里,1人被迫流亡,另1人不能发言...(信息量非常强大)So far, 27 peopl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the Japanese, including one non-Japanese, 26 were Japanese nationals. Chinese people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14 people, including 10 non-Chinese nationals, four Chinese nationals in a Taiwanese man, born in mainland China 3, mainland nationals three people, a man in prison, a man forced into exile the other one can not speak ...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s very powerful)
李承鹏:墙国官员有“两件法宝” 独特视界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When the past is no longer clear to the future, the mind will be walking in the dark.
http://yike0808.blog.163.com/blog/static/19294583201511741053517/
有
一天手欠,不小心按到了CCTV4,看奥巴马正在就物价、医保、就业等一揽子计划跟国会背书,慷慨陈词之际,一个议员大咧咧站起来打断:你在撒谎……那一
刻,奥巴马像个没交作业被老师抽到的差生,喃喃地不知该说什么。那议员一通喊叫之后也不给面子,坐回椅子自顾玩手机,会还没结束,拎包走人。
我又切到CCTV1,-位中国官员义正词严地说,不要简单对比不同背景下的价格差异,充分的数据表明,中国油价并不算高,新的价格机制正在形成。下面听者频频点头,主持人适时回到演播室宣布民意调查,86%的群众对新的价格机制表示理解。
你看,前一个总统是多么的傻逼,后一个官员是多么的牛逼。可别人因为总有傻逼兮兮的总统才显得牛逼,我们因为总有太多牛逼官员,就显得傻逼。
不 要说”新的价格机制”这样的文言文好么?其实就是涨价。其实我对涨价没意见,我只对涨的风格有些意见。总是放出一坨又一坨的专家跑大街上宣布”近期内不会 涨价”,三天后就涨了。以后《现代汉语词典》该修改关于”近期”的词条:三天内曰近期,第四天是中期,第七天才敢叫远期……涨就涨,别偷偷摸摸的,如果总 是零时零分零秒一起动手,那不叫涨价,叫起义。
中 国人的智商一直在跟价格赛跑。气价涨了,小学常识课”地大物博,天然气储量世界前列”被颠覆了。电价涨了,报纸上”三峡大顼建成后电多得用都用不完”也翻 篇了。菜价涨了,实地去菜篮子基地一看,奶奶个腿儿的,早变房地产施工现场了。水价、米价、药价……所以称我们的祖国为贵国是有道理的。贵国的逻辑一向 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减产,全球变暖导致枯水,雪灾冰冻让地下输气管迸裂,所以必须涨价。我看不下去了,总把老天爷当被告,还想他老人家罩着你?
问:为什么喜欢涨价答:因为缺钱了。
问:为什么收那么多税还缺钱?答:开始只是安些天价吊灯,后来要送子女留学移民,再后来还得在床下藏它个十亿八亿,再再后来发现,为了国内国外之稳定,不造航母看来是不行了……总之这里跟其他国想法并不相同,其他国为了稳定就尽量不涨价,这里为了涨价,必须想法稳定。
又问:不是要以人为本吗?
答:在中国,以人为本=本人以为=以人为笨=笨人以为。
最后问: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答:呆货,你得学会断句,其实那是 - 喂,人民,服务。
金 融危机来的时候,不少群众欢呼国家拨出四万亿救市,专家也跑出来论证”体现集中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其实四万亿是这样的:印钞厂开足机器印了四百亿张老人 头,先流进了央企甲,央企甲炒高房价后钱就流进了央企乙,央企乙说房价高导致炼油成本高,涨了油价再转到央企丙,央企丙说油价高导致物流成本高,就涨了票 价,央企丁说票价这么高,显然得涨一涨钢价……依次催动了蔬菜价、药品价、学费价,最后一定又反推到房价。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涨价。
谁 才是贵国最大的公司,很明白了。在贵国,你肯定不是股东,顶多一套牢的散户。在贵国,建国前斗的是地主,建国后斗的是业主。还真别把自己当业主,最多只是 一枚牌子叫业主的肉版生产工具。这里让你天天忙着还房贷、交择校费、吃天价药,攒墓地费……就没心思去想更多了。偶尔犯贱,想了想公平、权利这些不着边际 的事情,连丈母娘都要冷冷盯着你:一居室还生什么小孩?该换套大点的屋子了。此时你羞愧难当,暗想断子绝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搞公平和民主。就此放下杂念, 决心战死在职场。
这 篇文章整理到一半时,我妈让我陪她去石经寺烧香。一路前行,到了茶店收费站时,发现过去只收十元的高速费,涨到十五元了。问收费员还贷都这么多年了,应该 越收越少吧?收费站的同志奇怪地看着我,活像看到一个没吃药偷跑出来的精神病。这时后面的车就使劲按喇叭,依稀还听到叫骂:龟儿子快点,这是高速路。
我妈在一旁冷静地说,高速费不涨,对不起高速这个词。
是的,在贵国,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到罗马,条条大路一定通向收费站。
回 家的路上,有个专家在收音机里滔滔不绝阐述一个很有新意的逻辑:表面上油价又涨了,其实这是在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只有中国石油企业不亏本,才有实力跟国 际石油巨头角力,也才能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利益,所以本次涨价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抑制道路拥堵。说到拥堵这名专家更兴奋了,举出新加坡收取拥堵费已达 六十年之久,我国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尝试跟国际接轨。有个听众在热线中马上举出拥挤的东京、伦敦和纽约并没有收拥堵费。专家沉吟片刻后严肃地说:”我们要充 分考虑到,一方面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国特色……”专家真是善解人意,犹如护翼,细心呵护,随便打滚,绝不侧漏。
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当官并不需要技术含量,因为有两件兵器:一件叫中国特色,另一件叫和国际接轨。每当不想和别人一样时,就举起”中国特色”,每当不想和人民一样时,就举起”国际接轨”。
仅此两件,就类似韦小宝当年的削铁匕首和护体宝甲,屡试不爽。
我又切到CCTV1,-位中国官员义正词严地说,不要简单对比不同背景下的价格差异,充分的数据表明,中国油价并不算高,新的价格机制正在形成。下面听者频频点头,主持人适时回到演播室宣布民意调查,86%的群众对新的价格机制表示理解。
你看,前一个总统是多么的傻逼,后一个官员是多么的牛逼。可别人因为总有傻逼兮兮的总统才显得牛逼,我们因为总有太多牛逼官员,就显得傻逼。
不 要说”新的价格机制”这样的文言文好么?其实就是涨价。其实我对涨价没意见,我只对涨的风格有些意见。总是放出一坨又一坨的专家跑大街上宣布”近期内不会 涨价”,三天后就涨了。以后《现代汉语词典》该修改关于”近期”的词条:三天内曰近期,第四天是中期,第七天才敢叫远期……涨就涨,别偷偷摸摸的,如果总 是零时零分零秒一起动手,那不叫涨价,叫起义。
中 国人的智商一直在跟价格赛跑。气价涨了,小学常识课”地大物博,天然气储量世界前列”被颠覆了。电价涨了,报纸上”三峡大顼建成后电多得用都用不完”也翻 篇了。菜价涨了,实地去菜篮子基地一看,奶奶个腿儿的,早变房地产施工现场了。水价、米价、药价……所以称我们的祖国为贵国是有道理的。贵国的逻辑一向 是:天气原因造成了减产,全球变暖导致枯水,雪灾冰冻让地下输气管迸裂,所以必须涨价。我看不下去了,总把老天爷当被告,还想他老人家罩着你?
问:为什么喜欢涨价答:因为缺钱了。
问:为什么收那么多税还缺钱?答:开始只是安些天价吊灯,后来要送子女留学移民,再后来还得在床下藏它个十亿八亿,再再后来发现,为了国内国外之稳定,不造航母看来是不行了……总之这里跟其他国想法并不相同,其他国为了稳定就尽量不涨价,这里为了涨价,必须想法稳定。
又问:不是要以人为本吗?
答:在中国,以人为本=本人以为=以人为笨=笨人以为。
最后问: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答:呆货,你得学会断句,其实那是 - 喂,人民,服务。
金 融危机来的时候,不少群众欢呼国家拨出四万亿救市,专家也跑出来论证”体现集中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其实四万亿是这样的:印钞厂开足机器印了四百亿张老人 头,先流进了央企甲,央企甲炒高房价后钱就流进了央企乙,央企乙说房价高导致炼油成本高,涨了油价再转到央企丙,央企丙说油价高导致物流成本高,就涨了票 价,央企丁说票价这么高,显然得涨一涨钢价……依次催动了蔬菜价、药品价、学费价,最后一定又反推到房价。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涨价。
谁 才是贵国最大的公司,很明白了。在贵国,你肯定不是股东,顶多一套牢的散户。在贵国,建国前斗的是地主,建国后斗的是业主。还真别把自己当业主,最多只是 一枚牌子叫业主的肉版生产工具。这里让你天天忙着还房贷、交择校费、吃天价药,攒墓地费……就没心思去想更多了。偶尔犯贱,想了想公平、权利这些不着边际 的事情,连丈母娘都要冷冷盯着你:一居室还生什么小孩?该换套大点的屋子了。此时你羞愧难当,暗想断子绝孙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搞公平和民主。就此放下杂念, 决心战死在职场。
这 篇文章整理到一半时,我妈让我陪她去石经寺烧香。一路前行,到了茶店收费站时,发现过去只收十元的高速费,涨到十五元了。问收费员还贷都这么多年了,应该 越收越少吧?收费站的同志奇怪地看着我,活像看到一个没吃药偷跑出来的精神病。这时后面的车就使劲按喇叭,依稀还听到叫骂:龟儿子快点,这是高速路。
我妈在一旁冷静地说,高速费不涨,对不起高速这个词。
是的,在贵国,条条大路不一定通到罗马,条条大路一定通向收费站。
回 家的路上,有个专家在收音机里滔滔不绝阐述一个很有新意的逻辑:表面上油价又涨了,其实这是在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只有中国石油企业不亏本,才有实力跟国 际石油巨头角力,也才能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利益,所以本次涨价符合国际惯例,同时抑制道路拥堵。说到拥堵这名专家更兴奋了,举出新加坡收取拥堵费已达 六十年之久,我国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尝试跟国际接轨。有个听众在热线中马上举出拥挤的东京、伦敦和纽约并没有收拥堵费。专家沉吟片刻后严肃地说:”我们要充 分考虑到,一方面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国特色……”专家真是善解人意,犹如护翼,细心呵护,随便打滚,绝不侧漏。
我始终觉得,在中国当官并不需要技术含量,因为有两件兵器:一件叫中国特色,另一件叫和国际接轨。每当不想和别人一样时,就举起”中国特色”,每当不想和人民一样时,就举起”国际接轨”。
仅此两件,就类似韦小宝当年的削铁匕首和护体宝甲,屡试不爽。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康德忠
香港警队前高官曾昭科告别人间,使这个60年代曾轰动港澳的人物再次成为话题。他勾起人们对中共在香港情报和统战工作的种种回忆,尤其在雨伞运动中,北京当局被指动用情报和统战系统介入,曾公辞世,无疑为香港人这场争取民主普选的抗争提供更多的背景解读。
中
共在历史上打江山,情报和统战是两大法宝,直到现在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和统战仍相当成功,台湾频爆共谍案,甚至连马英九身边也出现共谍。
但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善于内斗,反映了中国人劣根性。在已夺天下、执政掌权成为强势霸主后,中共仍然热衷于用统战、情报这样鸡鸣狗盗之术治理江山,在自己地
盘上内斗,实在有失大雅。
如果说,情报和统战适合中共打天下战争年代发挥作用,适合于港英时代,那
么,当香港已成为国家一部份,已是在五星红旗下,还是靠间谍和统战这种鸡鸣狗盗之术来确定治理方针,那不但没必要反而有失颜面。因为香港不是北京的敌人,
不需要偷偷摸摸来做工作。用间谍和统战手段来对付香港人,只能说明北京无能。
香港本是中国皇冠上的
明珠,北京本来应该善用让她为自己增添光彩,但正因北京使用那些鸡鸣狗盗的方式,来作为了解和掌握民情民意的渠道,作为决定治港方针的参考,结果不但听不
到香港人的真正心声,相反误判时局,作出了从根本上不利于一国两制方针、而且对两岸统一绝对是相反作用的决策;香港今天悲剧,中共所依仗的情报和统战传统
不能说不是一个主因。
应该承认,历史上从上世纪20年代到中共建政,中共不少情报人员是抱着理想和
信念为中共工作甚至卖命,不管他们信奉的理想和信念是否值得他们献身,但不管如何,他们为中共打江山立下功劳。同样,中共在港澳的情报和统战工作,在中共
建政前后也是卓有成效的,曾昭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为中共适当处理港澳问题,为港澳回归有过贡献。
但
应指出,在内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港澳回归以后,中共不少在港澳情报人员受到利益驱使,开始变质,他们不顾香港实际情况上报,而是看上面脸色、揣测上面喜
欢什么就报什么,甚至为博得上头关注而谎报军情,讨上欢心。2003年7月1日时任总理温访港,被50万人要上街游行反对23条的情报吓得提前离开,就是
典型例子。据说当时主管港澳情报工作的负责人遭中央训斥。
中共前领导人江曾称要“与时俱进”,中共
应该好好审视和反省现在对港澳、对台湾的情报和统战工作。中共作为执政党,统治着一个如此强势的国家和政权,用间谍和统战手段对付中国人,或许可见功于一
时,但长远看是没有出息。中共应该学会从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价值观等方面,唤起民族的认同和共同趋向,而不应该老用间谍、统战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手
段,让中国人互相自残。
其实,中共历史上在情报和统战工作上取得一定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人善于内
斗的禀性和劣根性,所以在自己地盘上,中国人搞中国人确实很厉害,但利用西方人进行情报却鲜有成功。改革开放后中共要走出国门,但在国际形势上总是误判,
这也证明中共既往那套“无坚不摧”的情报和统战手段,很难在国际环境上取得效果。
如果中共在送别曾
昭科时,念念不舍当年那套间谍和统战手段,那么今天他仍然可以继续奉行同样治港手段,但北京应该首先让那些情报员们懂得,真实才是情报的生命,情报员们如
果能够将港澳的真实情况上报,能将香港社会的主流观点、重大诉求让北京了解、明白,那么这样的情报和统战工作才是有意义的,才是一国两制生命力的支撑力。
这就是“香港第一谍”曾昭科辞世带给我们的新启示。
向左转: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奇特契合
何清涟
2014年是中国政治向左急转的一年,连“宪政”都被批成“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专家
邢贲思在《求是》上撰文宣布,历经十年、投入巨额资金人力的“意识形态三峡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建成。党媒用语与左派、五毛用语几
乎一致转成深红,说明中国50后一代政治高层与80后一代底层青年,在“左”这一点上达成奇特契合。前者是中国的政治舵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后者人数众
多,声称向往社会主义。这样的领袖与群众相结合,究竟会将中国导向何处?
荒谬世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人
人网是中国大专院校的校际网,《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当中的左派青年表达政治立场的宣言。他们对国内矛盾如此表述:“当代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是上下矛盾,而非内外矛盾”,这种矛盾与改革初期已经不同,“是社会性质根本变革后,有权获利的阶层和普通无权人民的根本对立,是政治经济地位的
彻底对立。”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他们认为,“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所谓内外矛盾的实质就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既成
世界格局的矛盾。”
使用以上语言系统来表达政治主张,是中国青年所受教育导致,因为在中国大学里,他们只能学到这套思维与话语。公允地说,上述这份“共识”出自“中左”,比毛左要理性得多,也没有新左那种向权力献媚的色彩。
中
宣部与左派青年虽然共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用语却完全不同。对国内矛盾,党宣系统表述为,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政府正在加大解决力度”,对
国际关系则表述为“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扼制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之类。党宣系统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什么“上下矛盾”(即政府与人民
的矛盾),天天宣传人民政府心系人民,一切都为了人民。
在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中宣部比这
些青年更清楚,即马工程之类无非是驯化人的头脑,让教育对象认同中共政治的合法性。所谓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由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组成,比如土改、反
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屠杀,其真相至今都还是不许触及的禁区。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宣传于中共而言,只是用来骗人的一块招牌。这种压迫
者与被压迫者共享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为后者带来的最大难处就是,被压迫者要么认同它,要么就批判它,揭穿它。但中国的左派青年并非精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主义运动的专家,其中大部分人甚至不清楚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给中国人民的磨难,更不清楚百年共运带给人类的巨大灾害,根本不具有揭穿的能力。少部分毛左
则极力篡改历史,闭眼胡说。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荒谬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举一面社会主义大旗,各说各话,算“一社各表”吧。
这一点,人人网的左翼青年好像还算明白,所以宣示:“我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以创造性的理论回应人民的关切,而非要求人民迁就自己,甚至要求人民服从自己的指挥节奏。”
左派的视角盲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但
这种双方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还是带来了许多混淆。破土工作室曾发表一篇《APEC期间建筑工人所为何事:当汪晖老师遇上维权农民工》,记述了新左著
名代表人物汪晖与北京工地的建筑工人的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来自四川、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十余名在京建筑工人,劳动法律师、工会干部和劳工社会工作
者,语言与思维明显有左派色彩。从内容来看,这次座谈充分反映了座谈者自身都未意识到的混乱。
比如
在丰台区法院审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时,从工人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是政府失职,因为审理、赔偿执行都是需要国家(司法)力量介入的,但工人却将此归结于涉事
单位的拒绝支付,并称“行政和司法都难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要建立我们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又如工地涉黑问题,企业不按
约定付给工人工资,并动用黑社会力量驱赶工人,他们也没意识到,这种状态是政府失职,“我想政府、媒体恐怕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我们工人想自己成立一个工人
自己能够互帮互助、能为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仿佛允许成立工会了,这些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其
中有段话又是滥用市场概念,错得离谱:“如果全社会都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那么自然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也就成为市场所配置的资源了”。“相关职能部
门”即政府显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政治学阐述政府的起源指出,人们出于安全的需要,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政府,比如交纳税收供养政府,以交换政
府的保护。工会的产生同样也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而是工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的结果,与之相对应的组织是企业。这里涉及的关系是国家-组织-个人三重
关系。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人们又不能向政府问责并通过选举活动定期更换政府,任何群体组织的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而排斥三权分立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既不提供任何保证个人权利的制度资源,也不提供任何独立社会组织活动的社会平台。
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批判性有余建设性极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不断改善自己。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
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是
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
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而按照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前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恰好以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为其制度基础。
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若工人以为自组工会就能解决一切,实在是自欺欺人。莫说自组工会这种行动向来被当局视为颠覆之举,就算真成立了,没有一个公正履行
政府服务职能的政府,工会也难以解决任何问题。
“马工程”造就的青年将决定中国未来
中
国左派有极左(毛左)、中左、新左之分,正在按其倾向集结,乌有之乡、工人论坛都是他们的阵地。乌有之乡算是极左代表。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是权贵与资
本相结合产生之恶,但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为权钱结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中国左派却刻意回避了制度之恶,将一切
归结于资本,尤其是西方资本与民营资本,偏袒国有垄断企业,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基。往好里说,这是中国左派那种特殊禀赋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作祟;往
坏里说,则是毛左面对强权所表现的一种精明算计过后的怯懦。乌有之乡上黎阳的文章《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与“公知”的乱世“自由”》,就是毛左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的巅峰之作。
在中共意识形态三峡工程的作用下,国家造就了一代左倾青年。这代青年也将造就未来
的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社会剧烈变迁导致传统社会瓦解,价值观剧烈变化,城市里满是解放的、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最后都成了左翼
青年运动的中坚,也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与德国那时相近,由于社会向上流动管道严重梗阻,不少受过教育的青年却面临失业的困扰,他
们在寻找出路。今上出于管控舆论的需要,为这些底层青年提供了五毛这一庞大的就业机会,并树立了周小平、花千芳这类毫无良知、以取媚政府为唯一目的之行业
榜样,五毛职业已经成为底层失业知识青年的甘露。处于最底层的五毛与政治上层本属于利益对立的双方,却善于用压迫者那一套思维来思考自己的生存处境,视真
正保证人民利益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寇仇。
可以说,中国政治高层的向左急转,与底层青年长期被培育出来的左倾,在一个最需要清醒思考的时点奇特相遇,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两种力量相遇之后,只会凭借权力与人数的优势,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极权时代。
街边的食店、杂铺,老板或伙计站上凳
子,更换印着“习大大和彭麻麻”的中国梦年历。食客问,买的还是送的。多半乐呵呵地答,送的。这一举动,并不表明他们对新的一年,怀着盼望。按着哈维尔的
分析,这与几十年前,父辈在店门口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如出一辙。人们并非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有助于生意兴隆。但他们十分
确定,缺乏这一标语的遮盖,极可能不利于自家生意。
圣诞节那天,湖南高校的一群女生,身着汉服,手
举标牌,上面写着,“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这与两个月前,画家集体跪拜名师的一幕,相得益彰。有时候,盼望的确是从否定什么,或抵制什么开始
的。那么,在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潜流中,他们到底在盼望什么呢?座上名师的境界,高过了杂货店老板呢,还是三教九流,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跳船的人,越来越多。是对社会心理一次次的重创。大面积的裸官与老虎,成吨的钞票,和权色交易,所摧毁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看不见的盼望。金钱和性,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力量。它们提供一种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卑微中拯救出来的,一种身份认知。
在
旧时代,很多人只要坐到周徐令苏的位置,这位置本身就足以提供巨大的宗教价值。在位的荣耀,一切衣食住行的特权与待遇,尤其是为他人命运作决定的感觉,已
足以使他们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认知。权力本身就足以打造一种世俗的救赎。因此,很多古人都会仔细地行使权力,主要不是利用权力谋财谋色,而是利用权力谋取
历史上的地位,人群中的荣耀,及影响和决定他人利益的成就感。
回顾1793年的元旦,马嘎尔尼是来
华的英国公使,他虽未叩开贸易大门,却趁机观察清末社会,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做官确是一种宗
教。其中当然包含了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暖的部分,但这种宗教最深远的核心价值,乃是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很多人为此目的,宁愿在金钱和情色上克制
自己。很多早年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而薄周徐令苏的落马,其中有深意,远超过反腐的形而下议题。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宣称,在今天的中国,做官已不再是一种宗教。金钱和性,已赤裸裸地成为人们获得身份认知的,普遍的和最后的救赎之道。
这
意味着,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人们在潜意识里说,狗日
的,他们总算实现了人生目的。他们这辈子得到了所盼望的。而我们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最可怜的救赎之道上,都是局外人。
今
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连同“反腐”,都与“腐败”一样,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换言之,谁对这个国家还有更高的盼望?谁对自己的人
生,还有超自然的、或形而上的期许呢?如果社会的盼望,与薄周徐令苏等人的盼望;如果高校女生的盼望,与小业主的盼望,都惊人地相似。那么,把这些人抓出
来示众,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不过是使人们更加如饥似渴而已。
《圣经》中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新的一年,极有可能的是,每个人仍在否定一些什么,却无法肯定什么。每个人都在忍耐,却不确定忍耐的目的。可见的令人伤感,不可见的依然不可见。
从
这个视角看,年初,马航令人心悸的MH370失联事件;年末,《星际穿越》一片,在中国近7亿票房,掀起人人玄思五维空间的现象,这两个非本土的事件或作
品,对国人宇宙观的冲击,大过一切社会事件的总和。发生在空中的灾难与救赎,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将一个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处境,生动而残
忍地排列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1843
年,狄更斯写出他的五个圣诞故事的第一篇,《圣诞颂歌》。评论家说,这一系列圣诞小说,是狄更斯对英国“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民众苦难的回应。他热爱生活,
却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正是圣诞与元旦的区分。元旦,只是一个横向上的时间点,如果你在这个点上,憎恨你所生活的社会,你就不可能同时热爱生
活。圣诞,却是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就如《星际穿越》的故事一样,你可以在这个点上,斥责一个糟糕的社会,又同时热爱生活本身。
就
横向上的时间点而论,黑格尔宣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按他的说法,儒家传统并没
有带来我们对这个国家更高的盼望。年年难过年年过,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没有闯入我们中间,形成历史。
1896
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世纪”一词,称这是西人以耶稣纪年指一百年为期。从此,“世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时间性的人类社会的通用描述。1900年后,
“世界”一词,亦在文献中取代天下和万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称谓。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从那时开始,闯入我们中间。但迄今为止,我们很难
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
按着《星际穿越》的逻辑,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
治无关,与领袖无关,甚至与制度变革和GDP增长也无关。盼望在于一个纵向的时间点上,爱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出现。真正的,明年复明年,必将一再重复的
悲剧是,建筑工若不爱那些住别墅的人,他们修出来的就不是别墅,而是监狱。教师若不爱自己的学生,他们传授的就不是知识,而是犯罪手段。政府若不爱纳税的
公民,他们的统治就不是统治,而是奴役。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在新的一年,若没有一个高于中国的梦,中国就最终只是一个梦。
2014年12月31日
德国纳粹为何选择集中营式大屠杀杨佩昌2015-02-02 17:47:47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950222.html#0-tqq-1-26090-89b7933b38b0586d98eb9d131fa70b46
Although the liberation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ir descendant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is tragedy, but not enough. Posterity must remember this truth: Do not blindly listen to any organized, planned publicity, but look what they did in the end.
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获得解放,后人也对这一惨剧进行了反思,但还远远不够。后人必须记住这样的真相:不要盲目听信任何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而要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Auschwitz was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camp in Nazi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Europe, built during 1940-1945, a total of 110 million people were victimized by Germany and France here, including approximately 960,000 Jews, 75,000 Poles, 19,000 Roma and the German part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January 27, 1945, Auschwitz was liberated, including 130 children, a total of 7000 survivors were rescued.
Nazi brutality, shocked the world. No one thought, "noble" Germans actually made such a shameless dirty thing. Maybe someone knows the Nazis killed Jews, but in any case no one thought such a large amount, means so cruel.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uman history, you can use the term to describe the tragic.
Although the scale is so huge massacre, but maybe someone will ask: from an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of the Holocaust is no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kill, they can be called inferior or rebels executed on the spot, but not all the way to people sent to Auschwitz. People will ask, why choose such an incredibl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tyle massacre?
no truth has no real reflection,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th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tragedy again. Auschwitz survivor and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Elie • Weieseer said he still wants to do not understand, those well-educated, law-abiding citizens will be how to use machine-gun fire during the day hundreds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then enjoy the poetry of Schiller and Bach's music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discovery in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the executioner who laughed so happy, it is obvious they are not harbor guilt, but feel relaxed pleasure. This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they slaughter the Jews, how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peace of mind when you are.
in the 1940s, both the decision-makers or executor of the Holocaust are well aware of the inferior people, the sick and elderly,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massacre is contrary to civilization, progressive ideas. It is puzzling that a civilized society has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national Holocaust why such tragic events occur? This is why there is no time to stop the atrocities?
concentration camp-style massacre occurred reas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Nazis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this. They know that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acre in broad daylight, would be to condemn the world, it must be the secret murder while engaged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massacre, we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to deceive the public; if there is no reason to kill stately CP,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ir own nationals , but could not get a clear conscience massacre executioner.
The reason is the "freedom to work" (Arbeit macht frei). Nazi leaders let murderers believe that their original purpose was not the massacre, but to give peopl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 camp: for labor reform, become noble and civilized people, you can get a chance to survive. If you refuse to reform, of course, is a dead end; if you lose the ability to labor reform,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ive. This is a good explanation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massacre: rebels dead, old and sick to die. Thanks to this "legitimate" grounds, the executioner who kill with impunity and ideological burden from the talent, has become a sacred mission.
brainwashing power is strong. Even concentration camp detainees was also hopeful for survival and freedom. They even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the labor reform really accept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Some even fall in love,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had played the sweet life. Even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then, some people do not know the existence of the gas chambers, it is unclear why so many people suddenly, never to return.
but the fact is cruel.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was, more than 150 pieces of the SS doctors used to torture prisoners appliance has been exposed, these items during World War II is known as "the darkes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cs." Auschwitz - Birkenau National Museum spokesman declared: "This is one of the last few years, the relics of the greatest discoveries in Auschwitz." The equipment was then hidden in a camp of Auschwitz II " closed area ", the appliance has caused countless deaths. All of these instruments are attributable to known as the "Auschwitz of the devil," the SS doctor • Carl Crawford Berg (Carl Clauberg) all. Claudia Berg at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for medical experiments indiscriminate catch, especially for women to undergo sterilization, hundreds of people became his subjects. The Auschwitz II (Birkenau) is an extermination camp, whose main task is to carry out mass killings in gas chambers.
lesson is very painful. Past experience guide for the future, to prevent a repeat of the Holocaust, we must keep in mind and reflect on this atrocity, and learn from it. Although the liberation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ir descendant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is tragedy, but not enough. Posterity must remember this truth: Do not blindly listen to any organized, planned publicity, but look what they did in the end. If advertised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and casual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s, their motivation is questionable; if arbitrary arrest citizens without trial you can put it into hard labor an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t means evil.
Saddam and Gaddafi must understand that any violence will eventually get liquidated, the trial justice will sooner or later come. Do not line the real tyranny of dictatorship democratic rule, not 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bullying vulnerable groups. If the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then this country is undoubtedly a large concentration camp.
peopl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ruler of the best way to keep a clear mind. Executioners should be clear, superior orders can not become an excuse to shirk the blame. Even find such a reason, "Labor to freedom," you must also ask yourself: Why is only through labor reform in order to be free? Freedom is the right of people to survive and talent, not necessarily to get through such a path through labor.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refuse orders of superiors, but you have the power of an inch muzzle elevation: Let the detainees get more humane care, so that more people get a chance of freedom and survival.
But, more important is to remind the general public, for the powers to be vigilant.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power to say no, this is the right of every citizen should have. If the blind fanaticism of power and propaganda, then the tragedy of Auschwitz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be staged.
(Phoenix produced original comments, copyright articles,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rights reserved!)
Nazi brutality, shocked the world. No one thought, "noble" Germans actually made such a shameless dirty thing. Maybe someone knows the Nazis killed Jews, but in any case no one thought such a large amount, means so cruel.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uman history, you can use the term to describe the tragic.
Although the scale is so huge massacre, but maybe someone will ask: from an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of the Holocaust is no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kill, they can be called inferior or rebels executed on the spot, but not all the way to people sent to Auschwitz. People will ask, why choose such an incredibl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tyle massacre?
no truth has no real reflection,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th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tragedy again. Auschwitz survivor and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Elie • Weieseer said he still wants to do not understand, those well-educated, law-abiding citizens will be how to use machine-gun fire during the day hundreds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then enjoy the poetry of Schiller and Bach's music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discovery in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the executioner who laughed so happy, it is obvious they are not harbor guilt, but feel relaxed pleasure. This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they slaughter the Jews, how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peace of mind when you are.
in the 1940s, both the decision-makers or executor of the Holocaust are well aware of the inferior people, the sick and elderly,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massacre is contrary to civilization, progressive ideas. It is puzzling that a civilized society has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national Holocaust why such tragic events occur? This is why there is no time to stop the atrocities?
concentration camp-style massacre occurred reas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Nazis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this. They know that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acre in broad daylight, would be to condemn the world, it must be the secret murder while engaged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massacre, we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to deceive the public; if there is no reason to kill stately CP,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ir own nationals , but could not get a clear conscience massacre executioner.
The reason is the "freedom to work" (Arbeit macht frei). Nazi leaders let murderers believe that their original purpose was not the massacre, but to give peopl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 camp: for labor reform, become noble and civilized people, you can get a chance to survive. If you refuse to reform, of course, is a dead end; if you lose the ability to labor reform,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ive. This is a good explanation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massacre: rebels dead, old and sick to die. Thanks to this "legitimate" grounds, the executioner who kill with impunity and ideological burden from the talent, has become a sacred mission.
brainwashing power is strong. Even concentration camp detainees was also hopeful for survival and freedom. They even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the labor reform really accept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Some even fall in love,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had played the sweet life. Even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then, some people do not know the existence of the gas chambers, it is unclear why so many people suddenly, never to return.
but the fact is cruel.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was, more than 150 pieces of the SS doctors used to torture prisoners appliance has been exposed, these items during World War II is known as "the darkes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cs." Auschwitz - Birkenau National Museum spokesman declared: "This is one of the last few years, the relics of the greatest discoveries in Auschwitz." The equipment was then hidden in a camp of Auschwitz II " closed area ", the appliance has caused countless deaths. All of these instruments are attributable to known as the "Auschwitz of the devil," the SS doctor • Carl Crawford Berg (Carl Clauberg) all. Claudia Berg at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for medical experiments indiscriminate catch, especially for women to undergo sterilization, hundreds of people became his subjects. The Auschwitz II (Birkenau) is an extermination camp, whose main task is to carry out mass killings in gas chambers.
lesson is very painful. Past experience guide for the future, to prevent a repeat of the Holocaust, we must keep in mind and reflect on this atrocity, and learn from it. Although the liberation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ir descendants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is tragedy, but not enough. Posterity must remember this truth: Do not blindly listen to any organized, planned publicity, but look what they did in the end. If advertised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and casual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s, their motivation is questionable; if arbitrary arrest citizens without trial you can put it into hard labor an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t means evil.
Saddam and Gaddafi must understand that any violence will eventually get liquidated, the trial justice will sooner or later come. Do not line the real tyranny of dictatorship democratic rule, not 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bullying vulnerable groups. If the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then this country is undoubtedly a large concentration camp.
peopl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ruler of the best way to keep a clear mind. Executioners should be clear, superior orders can not become an excuse to shirk the blame. Even find such a reason, "Labor to freedom," you must also ask yourself: Why is only through labor reform in order to be free? Freedom is the right of people to survive and talent, not necessarily to get through such a path through labor.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refuse orders of superiors, but you have the power of an inch muzzle elevation: Let the detainees get more humane care, so that more people get a chance of freedom and survival.
But, more important is to remind the general public, for the powers to be vigilant.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power to say no, this is the right of every citizen should have. If the blind fanaticism of power and propaganda, then the tragedy of Auschwitz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be staged.
(Phoenix produced original comments, copyright articles,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rights reserved!)
奥
斯威辛集中营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修建的最大的集中营,1940年至1945年期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所害,其中包括大约96万犹太
人,75000名波兰人,19000名吉普赛人以及部分的德国政治异见分子。1945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包括130名儿童在内共
7000名幸存者获救。
德国纳粹野蛮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没有人想到,“高贵”的德意志人居然做出了如此无耻下流的事情。也许有人知道纳粹杀害了犹太人,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想到数量如此之大、手段如此之残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可以用惨绝人寰一词来形容。
虽然屠杀规模如此之巨,但也许有人会问:从效率上看,集中营大屠杀并不是最有效的杀人方式,他们完全可以将所谓的劣等人或反抗者就地处决,而不是千里迢迢将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不禁要问,纳粹为何选择如此不可思议的集中营式大屠杀?
没
有真相便没有真正的反思,只有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反思才能杜绝惨剧重来。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厄塞尔说,他至今都想不明白,那些受
过良好教育、遵纪守法的公民怎么会在白天用机关枪扫射数以百计的儿童和及其父母,然后晚上欣赏席勒的诗和巴赫的音乐?从事后发现的图片可以看到,刽子手们
笑得如此开心,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心怀内疚,而是心情放松愉悦。这一点足可证明,他们屠杀犹太人、宗教和政治异见者时是多么的心安理得。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无论是大屠杀的决策者还是执行者都清楚知道,对劣等民族、老弱病残和政治异见者进行大屠杀是有悖于文明、进步理念的。令人不解的是,一个社会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国家为何会发生纳粹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这种暴行为何没有被及时制止?
集
中营式的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德国纳粹高举了文明进步这面大旗。他们知道,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大屠杀,会被世人谴责,因此必须秘密杀人,而在集
中营搞大屠杀,就可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如果没有正大堂皇的杀人理由,就无法说服自己的国民,更无法让刽子手心安理得地进行大屠杀。
这
个理由就是“劳动才能自由”(Arbeit macht
frei)。纳粹领导人让屠杀者相信,他们最初的目的并非就是屠杀,而是给集中营的人自由的选择:接受劳动改造,成为高贵文明的人,则可以获得生存的机
会。如果拒绝改造,当然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失去劳动改造的能力,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纳粹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的优先顺序:反抗者死、老弱
病残者死。由于有了这个“正当”的理由,刽子手们杀起人才毫无顾忌和思想负担,反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洗
脑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便是集中营的被关押者也有人对生存和自由怀抱希望。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真心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也会有活下去的机会。有人甚至还谈恋
爱,在集中营过起了甜蜜的生活。即便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当时也有人并不知道毒气室的存在,也不清楚那么多人为何突然有去无回。
但
事实是残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后,超过150多件党卫军医生所用来折磨囚犯的器具被曝光,这些二战时期的物品被称“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遗物”。
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发言人宣布:“这是过去几年里对奥斯维辛遗物最大的发现之一。”这些器具当时被藏在奥斯维辛二号营的一个“封闭的区域”,器具
曾致无数人死亡。所有这些器具都归属被称为“奥斯维辛的魔鬼”的党卫军医生卡尔•克劳伯格(Carl
Clauberg)所有。克劳伯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滥抓囚犯进行医学实验,尤其是给妇女做绝育手术,数百人成了他的实验对象。而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
则是一个灭绝营,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
教
训是令人惨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防止纳粹大屠杀重演,就必须牢记和反思这一暴行,并从中吸取教训。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获得解放,后人也对这一惨剧进
行了反思,但还远远不够。后人必须记住这样的真相:不要盲目听信任何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而要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如果标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随意
牺牲个人利益,其动机就值得怀疑;如果随意抓捕公民,不经过审判就可以将其投入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那就意味着恶。
萨达姆和卡扎菲们必须明白,任何暴行终将得到清算,正义的审判会迟早来临。不要以民主法治行独裁专制之实,不要以文明进步而欺凌弱势群体。如果这些现象依然存在,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一个大号的集中营。
民
众自由表达,是统治者保持清醒头脑的最好方式。刽子手们也应该清楚,执行上级命令成不了推脱罪责的借口。即便是找到了“劳动才能自由”这样的理由,你也必
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只有通过劳动改造才能获得自由?自由和生存是人天赋的权利,不是必须通过劳动改造这样一条路径才能获得。即便你没有拒绝上级命令的能
力,但你有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力:让被关押者获得更多的人道照顾,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和生存的机会。
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普通民众,对权力要时刻保持警惕。独立思考,对权力说不,这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如果一味盲信权力和宣传,那么奥斯维辛的悲剧就会一直继续上演。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任志强:什么是西方价值观?2015-02-15 12:12:25我说不清楚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但我知道现有世界各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各国人民的一种选择和认可。这种政治体制代表的价值观,并非仅仅是少数人或国 家管理者自己制定并强加于本国民众的一种意识。(少数独裁和专制除外)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国家,谁当权是选举的结果。不管是左派政党或右派政党上台,都没有 改变国家的体制。或者说都没有改变现有的价值观
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有两条大标语。一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当中国要求世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中国也需要承认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否则中国人民是无法与世界人民团
结的。如果我们不承认世界人民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又如何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呢?
也许有人认为只有中国的东方价值观是正确的。必须用中国的东方价值观统一世界,解放那些尚还被西方价值观欺压的人民?因此必须团结起来,带领世界人民反对西方价值观?
瑞典是一个两种政党多次轮换执政的典型。两个政党的观点也许不同,但却在同一个国家政体下取得了宪法价值观的统一。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是国民选择的结果。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枪杆子的斗争,更不是要改变国家制度的斗争。
这
些西方国家中的人民用选票做出了对国家制度的选择。当然包括宪法和法律,以及宪法中体现出的价值观。他们当然也可以自由的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可的价值观
和国家宪法。如果他们留在了这个国家,可以认为他们选择了这个国家的价值观。那么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前提则是必须承认或接受他们的选择。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这些价值观也许有不同。但不能因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不同就必须反对。这样就等于把中国人民摆在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上。又何谈团结起来呢?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有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希望世界能接纳中国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的让两种价值观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又何需惧怕西方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如何让被西方价值观"污染"了的世界人民与坚持东方价值观的人民团结起来呢?
中
国有句老话"求同存异"。全世界的国家与国民不可能都只有一种价值观,不可能都生活在一种制度之下。不可能都只有一种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但却可以求同
存异。不是一味的只能拒绝和反对。更不是惧怕知道有这些认识上的不同。不是拒绝了解西方国家的价值主张。否则又如何去团结这些国家的人民呢?
马
克思主义不是产自中国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是中国革命者的榜样,也不是来自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世界各国不分东西而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中的一
部分。改革开放后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都得益于从世界各国或西方学习而来的。借助于世界不分东西的资金,与世界不分东西的贸易交往,大量的持有西方的货
币和债券,都在文革时期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没有这些本不属于中国本土的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也许不
会有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的成就。将西方的有利于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优点,化为中国成长的因素和力量,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谁能说清楚这中间有没有夹带
着西方的价值观呢?难道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中融入的是中国的价值观?难道只有在学校中才有西方的价值观?
价值观无处不在。大到国家的体制和法律,小到做人做事,人的权利与自由,产权保护与交易等等,都与价值观紧密结合。哪里分得清什么是没有价值观的?连个"情人节"都被扯上了东西方的价值观,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但个人自由的条件是不能防碍和破坏更多人的自由。你所追求的价值观也同样不是以与别人选择的价值观对立为条件的。世界人民能团结的基础大约是能找到某些共识。并求同存异才能实现的。
【中国副外长:中国纪念二战胜利不针对特定国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17日表示,中国政府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不针对特定国家”。http://url.cn/dCTm6K 。。那你针对谁呀,国外的不敢得罪,转向国内的??成天的抗日神剧又是针对谁?你是在说笑话吗?
“华
夏正道”,真名郑景贤,1985年出生,广东湛江人,2004年湛江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华南理工电子商务学院,2012年通过华工MBA考试,曾就职通用
电气、monster、甲骨文、泰豪集通等大型企业。
郑景贤以华夏系列微博发文解读政局知名,曾多次超前准确预判时局变化,包括提前3.5小时预告周永康落马。
神经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0年8月,毛泽东与机要秘书张玉凤(左一)、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右二)、中央警卫员周福明(右一)在杭州汪庄合影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1、政治是一种脱离人的异在。
米奇妙妙屋
冯学荣: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对于“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笔者猜想:中国99%的青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回答:“这还用问吗?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 http://url.cn/Ys4aA4
冯学荣:日本侵华的真实目的和动因2014-01-01汪元发表在史海钩沉
http://m.kdnet.net/share.php?id=9746541&boardid=96&sourcemoblie=m_weixi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对于“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笔者猜想:中国99%的青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回答:“这还用问吗?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
可是,这只是历史爱好者说的话,而不是学者说的话。讲“蓄谋”,是需要举证的。而青年朋友列举得最多的证据,恐怕无非是以下两项:丰臣秀吉、田中奏折。
首先说丰臣秀吉。丰臣秀吉这个人,其实是中国明朝时代的一个日本封建领主,即便此人有“灭亡中国”的蓄谋,也不能代表日本整个民族的意志,更不能用它来证 明1930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举个类似的例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陈济棠向蒋介石建议:“以十年为期,吞并越南”(《陈济棠自 传稿》)。这则史料能否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显然是不能。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军政要人的提议,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志。一个既定的 “国策”,不但必然是达成各方共识的,而且还必须是成文的、稳定的、清晰的。
再说田中奏折。说起来滑稽:动辄拿田中奏折说事的人,又有几个人真正耐心地通读过(几万字篇幅的)田中奏折呢?我们拿一个历史文件说事,首先要通读它、读 透、读懂,才有发言权。田中奏折的真伪,本文暂且不论(我的书中有论述),就它的全文而言,它95%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谈“满洲”。从头到尾,都是讲的怎 样经营“满洲”,而根本没有提到一个具体怎样吞并全中国的计划。要知道,一个小国要吞并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大计划,要在实行意义、可行性、具体步骤等方 面,作出详尽的策划和说明,显然,这一类的文字,田中奏折里面是没有的。而更重要的是:田中奏折(就算它是真是的)也只是首相向天皇写的一份建议书,它并 没有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奏折上并没有日本天皇的批复文字)。也就是说,这事就算是真的,也仅仅在讨论阶段,类似于陈济棠建议蒋介石吞并越南,并不能说明 这是“既定国策”。
有的青年朋友还会说:日本人秘密绘制中国军事地图,细得连哪个村一个水井都画上了。这就是“灭亡蓄谋”的铁证。可是,说这个话的青年朋友,可能未必知道以下的事实:
1、战前中国的高精军事地图,许多实际上是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之后从事测绘工作而绘制的。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感叹:中国留学生测绘的地图精确度很 高,他在充当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时候,想法弄到了一些。另外,抗战爆发之初,日军也从国军王赓的手上弄过一些精密地图。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张学良的东北军在 东北抓到了绘制军事地图的日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一审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为了对苏作战做准备。
2、当然,除此之外,日本也的确有间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绘制军事地图,但是,当年在中国绘制军事地图的,远远不止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许 多国家的间谍都有。杨虎城曾经在陕西抓到过绘制地图的日本人、美国人,杨虎城果断枪毙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之间 也互相派遣间谍、互相绘制对方的地图。这看似混乱的一切,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对潜在敌国的日常情报收集,是一个国家情报机关的正常谍报活动。 直至现在,美国和中国仍然在互相收集、刺探军事情报(当然包含搜集地图),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灭亡中国蓄谋已久,也不能说明中国灭亡美国蓄谋已久。
当然,也有朋友会说:日本都打到中国大西南来了,“灭亡中国蓄谋已久”还需要证明吗?这样说的朋友,会遇到尴尬之处:1979年,中国的军队直捣越南大 地、径直打到了越南首都河内的外围谅山。若不是国际上反对和谴责的声音一边倒,中国军队将打到何处为止?但是,这能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吗?证明 不了。
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68年了。“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是时候该弄清楚了。不能光看横店神剧,而连人家为什么打你,都不知道。
事实上,日本和中国交恶、直至大打出手,症结还是为了东北。
要讲清楚这个事,必须要先交代当时的三大历史背景:
背景一、殖民主义方兴未艾;
背景二、日本民族发展瓶颈;
背景三、苏联共产主义扩张。
谈“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话题,如果不从上述三大历史背景入手,则看什么都是糊涂的,谈什么都谈不出个客观的结论。
首先谈谈第一个历史背景:“殖民主义方兴未艾”。在当时,世界上有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驻军、 有治外法权、有租界、有租借地、有许多铁路、矿产的经营权。日本只是其中一个。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日本,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并 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希望能将白人的势力,排挤出亚洲以外,这样它可以在“共存共荣”的亮丽口号之下,独占亚洲市场,名利双收。这显然是自私的,但这个和 灭亡不灭亡,还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历史背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民族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瓶颈。日本国土耕地不足、资源贫乏、人口膨胀、市场狭窄。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 机爆发,使日本走入了“不进则退”的困境。于是,日本不但要拼命维护它在海外的一些殖民特权,而且还有意将它们扩大,否则无法维持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有理,而是说:人是自私的、贪婪的。中国人信奉“存天理、灭人欲”,可人家日本人不信这个。
背景三、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这个问题直接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防,构成了威胁。而日本由于其领土与苏联接近,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就苏 联的威胁而言,日本是首当其冲。日本人当年的设想是:希望担当亚洲反苏联、反西方的先锋和盟主,并从中牟利(名利双收),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的双手必须 要插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之内(例如驻军、租借地),否则无法“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它霸道,但是它认为自己很“伟大”。
弄清楚了几个主要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来具体谈谈中日之间的事情。中日交恶的事情,其实起源于东北。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日本将东三省绝大部分的 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但是它也继承了俄国先前在东北的一些殖民特权: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特定林产和矿产的开采权。日本也依照和清政府所签订的条 约,派了一支日军部队驻守在南满铁道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
日本为什么要大清国同意它“继承”俄国的这些特权呢?两个动机:经济、国防。从经济上而言,日本在东北取得了旅顺、大连两处殖民地。从国防上而言,日本的势力开始进驻东北,可以与俄国抗衡。
日本自从1905年取得了上述的东北殖民特权之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直与它相安无事,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也没有挑战日本的这些既得利益,可是,蒋介石发动北伐之后,事情就糟了。
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了“革命外交”、开始挑战日本的既得利益。国民党宣称要“收回东北一切国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换言之,国 民党要把日本人从中国东北赶出去。国民政府不但这样说,而且还开始这样做。例如:修铁路排挤南满铁路、禁止东北人租地租房给日本人、抵制日货…….这些事 情,史料都收录在我的书中,在此不列。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主动和国民政府接触、谈判。日本希望维持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而国民政府则多次明确回复:坚决要收回。
这件事,有点像邓小平后来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但是,邓小平和英国谈收回香港,邓小平是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而国民政府当时扬言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国军有相应的实力吗?回首历史,这样做是否明智,一目了然。
很快,麻烦就来了。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外交交涉期间(1928-1931),爆发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严重受挫。国民政府在此间中日交涉所表 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军方开始有所抬头,日本军方暗地里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撇开日本政府,以铁腕手段,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
就在此时,又出事了,1931年5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到中国兴安岭调查地形,被张学良的东北军逮捕、并枪杀、焚尸灭迹。这件事对日本人刺激很大、 并加快了关东军密谋军事行动的速度。短短4个月之后,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举侵占了东北三省,并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满洲国”。这就是 所谓的:一不做,二不休。
“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军阀为了维护满洲国的安全,试图将长城关内的华北广阔地带制造成一个“缓冲区”,史称“华北自治运动”。但是,日本军人在华北的这个动作,使国民政府判断为日本要“从北到南、逐步蚕食”。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各种势力,在这几年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挑拨活动。为什么?因为中日爆发大战,符合苏联的利益。
继而,爆发了真相至今不明不白的“卢沟桥事变”,至此,蒋介石认为“最后关头”已到,于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部主动攻击上海日本租界的海军陆战队。至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我所梳理的这段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做得不对。但是,西方不是有哲人说了吗:“没有实力的反对毫无意 义”。因此则可以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当年既然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为何要急着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殖民利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
为什么写史?为了萃取经验教训,使人更成熟,使人做事更稳重。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人自己在历史中的表现,例如在外交纠纷面前,应当如何应付,才能符合自 己的最大利益?安邦治国,到底靠的是爱国青年的口号和热血,还是要依靠老成谋国的精明计算?我想,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于引发这个思考。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语焉不详之处,在所难免,具体的参考史料以及各种具体的分析论证,诸位不妨可以参看笔者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当当网链接在此: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8945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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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 2013年12月30日 草于 中国 香港
可是,这只是历史爱好者说的话,而不是学者说的话。讲“蓄谋”,是需要举证的。而青年朋友列举得最多的证据,恐怕无非是以下两项:丰臣秀吉、田中奏折。
首先说丰臣秀吉。丰臣秀吉这个人,其实是中国明朝时代的一个日本封建领主,即便此人有“灭亡中国”的蓄谋,也不能代表日本整个民族的意志,更不能用它来证 明1930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举个类似的例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陈济棠向蒋介石建议:“以十年为期,吞并越南”(《陈济棠自 传稿》)。这则史料能否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显然是不能。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军政要人的提议,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志。一个既定的 “国策”,不但必然是达成各方共识的,而且还必须是成文的、稳定的、清晰的。
再说田中奏折。说起来滑稽:动辄拿田中奏折说事的人,又有几个人真正耐心地通读过(几万字篇幅的)田中奏折呢?我们拿一个历史文件说事,首先要通读它、读 透、读懂,才有发言权。田中奏折的真伪,本文暂且不论(我的书中有论述),就它的全文而言,它95%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谈“满洲”。从头到尾,都是讲的怎 样经营“满洲”,而根本没有提到一个具体怎样吞并全中国的计划。要知道,一个小国要吞并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大计划,要在实行意义、可行性、具体步骤等方 面,作出详尽的策划和说明,显然,这一类的文字,田中奏折里面是没有的。而更重要的是:田中奏折(就算它是真是的)也只是首相向天皇写的一份建议书,它并 没有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奏折上并没有日本天皇的批复文字)。也就是说,这事就算是真的,也仅仅在讨论阶段,类似于陈济棠建议蒋介石吞并越南,并不能说明 这是“既定国策”。
有的青年朋友还会说:日本人秘密绘制中国军事地图,细得连哪个村一个水井都画上了。这就是“灭亡蓄谋”的铁证。可是,说这个话的青年朋友,可能未必知道以下的事实:
1、战前中国的高精军事地图,许多实际上是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之后从事测绘工作而绘制的。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感叹:中国留学生测绘的地图精确度很 高,他在充当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时候,想法弄到了一些。另外,抗战爆发之初,日军也从国军王赓的手上弄过一些精密地图。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张学良的东北军在 东北抓到了绘制军事地图的日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一审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为了对苏作战做准备。
2、当然,除此之外,日本也的确有间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绘制军事地图,但是,当年在中国绘制军事地图的,远远不止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许 多国家的间谍都有。杨虎城曾经在陕西抓到过绘制地图的日本人、美国人,杨虎城果断枪毙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之间 也互相派遣间谍、互相绘制对方的地图。这看似混乱的一切,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常识:对潜在敌国的日常情报收集,是一个国家情报机关的正常谍报活动。 直至现在,美国和中国仍然在互相收集、刺探军事情报(当然包含搜集地图),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灭亡中国蓄谋已久,也不能说明中国灭亡美国蓄谋已久。
当然,也有朋友会说:日本都打到中国大西南来了,“灭亡中国蓄谋已久”还需要证明吗?这样说的朋友,会遇到尴尬之处:1979年,中国的军队直捣越南大 地、径直打到了越南首都河内的外围谅山。若不是国际上反对和谴责的声音一边倒,中国军队将打到何处为止?但是,这能证明“中国灭亡越南蓄谋已久”吗?证明 不了。
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68年了。“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是时候该弄清楚了。不能光看横店神剧,而连人家为什么打你,都不知道。
事实上,日本和中国交恶、直至大打出手,症结还是为了东北。
要讲清楚这个事,必须要先交代当时的三大历史背景:
背景一、殖民主义方兴未艾;
背景二、日本民族发展瓶颈;
背景三、苏联共产主义扩张。
谈“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话题,如果不从上述三大历史背景入手,则看什么都是糊涂的,谈什么都谈不出个客观的结论。
首先谈谈第一个历史背景:“殖民主义方兴未艾”。在当时,世界上有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驻军、 有治外法权、有租界、有租借地、有许多铁路、矿产的经营权。日本只是其中一个。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日本,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并 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希望能将白人的势力,排挤出亚洲以外,这样它可以在“共存共荣”的亮丽口号之下,独占亚洲市场,名利双收。这显然是自私的,但这个和 灭亡不灭亡,还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历史背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民族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瓶颈。日本国土耕地不足、资源贫乏、人口膨胀、市场狭窄。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 机爆发,使日本走入了“不进则退”的困境。于是,日本不但要拼命维护它在海外的一些殖民特权,而且还有意将它们扩大,否则无法维持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有理,而是说:人是自私的、贪婪的。中国人信奉“存天理、灭人欲”,可人家日本人不信这个。
背景三、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这个问题直接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防,构成了威胁。而日本由于其领土与苏联接近,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就苏 联的威胁而言,日本是首当其冲。日本人当年的设想是:希望担当亚洲反苏联、反西方的先锋和盟主,并从中牟利(名利双收),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的双手必须 要插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之内(例如驻军、租借地),否则无法“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它霸道,但是它认为自己很“伟大”。
弄清楚了几个主要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来具体谈谈中日之间的事情。中日交恶的事情,其实起源于东北。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日本将东三省绝大部分的 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但是它也继承了俄国先前在东北的一些殖民特权: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特定林产和矿产的开采权。日本也依照和清政府所签订的条 约,派了一支日军部队驻守在南满铁道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
日本为什么要大清国同意它“继承”俄国的这些特权呢?两个动机:经济、国防。从经济上而言,日本在东北取得了旅顺、大连两处殖民地。从国防上而言,日本的势力开始进驻东北,可以与俄国抗衡。
日本自从1905年取得了上述的东北殖民特权之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直与它相安无事,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也没有挑战日本的这些既得利益,可是,蒋介石发动北伐之后,事情就糟了。
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了“革命外交”、开始挑战日本的既得利益。国民党宣称要“收回东北一切国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换言之,国 民党要把日本人从中国东北赶出去。国民政府不但这样说,而且还开始这样做。例如:修铁路排挤南满铁路、禁止东北人租地租房给日本人、抵制日货…….这些事 情,史料都收录在我的书中,在此不列。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主动和国民政府接触、谈判。日本希望维持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而国民政府则多次明确回复:坚决要收回。
这件事,有点像邓小平后来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但是,邓小平和英国谈收回香港,邓小平是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而国民政府当时扬言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国军有相应的实力吗?回首历史,这样做是否明智,一目了然。
很快,麻烦就来了。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外交交涉期间(1928-1931),爆发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严重受挫。国民政府在此间中日交涉所表 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军方开始有所抬头,日本军方暗地里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撇开日本政府,以铁腕手段,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
就在此时,又出事了,1931年5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到中国兴安岭调查地形,被张学良的东北军逮捕、并枪杀、焚尸灭迹。这件事对日本人刺激很大、 并加快了关东军密谋军事行动的速度。短短4个月之后,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举侵占了东北三省,并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满洲国”。这就是 所谓的:一不做,二不休。
“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军阀为了维护满洲国的安全,试图将长城关内的华北广阔地带制造成一个“缓冲区”,史称“华北自治运动”。但是,日本军人在华北的这个动作,使国民政府判断为日本要“从北到南、逐步蚕食”。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各种势力,在这几年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挑拨活动。为什么?因为中日爆发大战,符合苏联的利益。
继而,爆发了真相至今不明不白的“卢沟桥事变”,至此,蒋介石认为“最后关头”已到,于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部主动攻击上海日本租界的海军陆战队。至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我所梳理的这段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做得不对。但是,西方不是有哲人说了吗:“没有实力的反对毫无意 义”。因此则可以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当年既然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为何要急着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殖民利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
为什么写史?为了萃取经验教训,使人更成熟,使人做事更稳重。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人自己在历史中的表现,例如在外交纠纷面前,应当如何应付,才能符合自 己的最大利益?安邦治国,到底靠的是爱国青年的口号和热血,还是要依靠老成谋国的精明计算?我想,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于引发这个思考。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语焉不详之处,在所难免,具体的参考史料以及各种具体的分析论证,诸位不妨可以参看笔者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当当网链接在此: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8945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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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 2013年12月30日 草于 中国 香港
杨继绳:文革后官僚集团掌握改革成果分配权2015-02-11 11:17:52 http://yike0808.blog.163.com/blog/static/192945832015111111752738/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距今已49年,这场以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全国进
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不仅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更是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于2014年12月发表文章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指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
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以下为文章内容部分摘录。
毛
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
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
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
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2〕文革后期毛泽
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3〕,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
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
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革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
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
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
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
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
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千3百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
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
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
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
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
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
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
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
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
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
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
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
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5〕“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
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
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6〕,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
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
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
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
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
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
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
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
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7〕,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
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
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
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8〕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
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
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9〕,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
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
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
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
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10〕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
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
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1〕。这一论断又把“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
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
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
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
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
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
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
“四人帮”。〔12〕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
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
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
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
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
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
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
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
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
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
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
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
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
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
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
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
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
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
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
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13〕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注释:
〔1〕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2006年4月 写于阿克苏、北京
〔2〕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
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
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
967页
〔3〕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5〕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6〕《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6号,1983年4月23日)
〔7〕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8〕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9〕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10〕《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12〕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版
〔13〕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5-4
董郁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015-02-06 16:11:38董郁玉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
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
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
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
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
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
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
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
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
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
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
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
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
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
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
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
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
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
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
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
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
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
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
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
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
“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
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
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
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
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
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
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
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
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
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
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
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
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
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
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
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
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
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
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
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
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
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
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
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
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
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
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
106—108页)。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
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
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
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
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
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
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5页)”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
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
盾1956—1957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
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
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
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
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
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
《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
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
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
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
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
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
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
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
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
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
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
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
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
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
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
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
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
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
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
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
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
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杨继绳 方忱:拨开历史深处的迷雾
http://m.aisixiang.com/data/83579-2.html
更新时间:2015-02-05 13:46:43
访问者: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方忱
受访者:《炎黄春秋》杨继绳
全文有删减。
杨继绳,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
方忱:您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为什么会选择成为记者?这个职业选择和那个时代中的理想主义情结有关吗?
杨继绳:我上中学时就喜欢写作,高中毕业时准备报考新闻专业。当时只有两所大学有新闻系,一是中国人民大学,二是复旦大学。我考大学那一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湖北省没有招生名额,中国人民大学只招调干生,不招高中生。所以考了清华大学。攻读汽车拖拉机及其发动机设计,学制六年。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要招学工科的当记者。他们到清华大学招人,我被推荐到新华社。此时我已被分配到一家制造坦克的大厂还没有报到。要放下苦读了六年的专业,我经历了痛苦的选择。犹豫了将近半年,还是到新华社报了到。那时的年轻人认为记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工作,我当时所崇敬的马克思、毛泽东、梁启超都是办过报的,认为记者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我对新的工作是有着憧憬的。
方忱:成为记者以后,您遇到的状况和自己的预期相符吗?
杨继绳:到新华社报到后,社里让我当工业记者,当时上面有指示:“北京的红卫兵不能在北京当记者”,就提出几个工业城市让我选择:沈阳、上海、天津、武汉,我选择了天津,因为天津离北京近。1968年1月10日,我到了天津记者站。呆了几天就后悔了。现实中的记者并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职业,只要听上面的话就能完成任务。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在这个岗位上是危险的。我身边的记者,不是我想像中的胸怀大局、才华横溢的志士。而像是不得志的文人,像是为稻粮谋的市井小民。我回到清华,要求分配到那家坦克制造厂。管分配的老师说:那个厂的名额已经给别人了,毕业分配已结束了,你要搞专业,你就在天津找吧。我就到天津大学内燃机研究所、天津动力机厂、天津拖拉机厂找清华校友打听,他们说还是当记者好。我只好安心当了记者。
方忱:再次选择成为记者以后,是不是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杨继绳:是的。我既然舍弃了苦读六年的专业,我就不能当一名营营苟苟的记者。我能做的就是深入调查研究,尽可能说真话,尽可能表达老百姓的心声。我的工作方式是调查,读书,思考。我曾说过:“如果一位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
退休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职业,比刚进新华社时的看法不一样了。我曾写了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是一段过来人的体会,其中包括我的成功、失败、喜悦和遗憾。
方忱:我想听您谈谈60、70年代那个集体无意识时代的景象。在当时,讲真话究竟有多难?
杨继绳:1960年-1967年我还是清华的学生,虽然年过二十,但很无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全都是官方提供的,能看的书籍也是官方允许的,所学的理论也是官方灌输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一些重大事情的真相,我们认为官方公布的就是真相。有极个别的同学,有特别的政治敏感或其家庭有得知真相的渠道,说出了一些与官方不一致的看法(现在看来是真话),就会受到打压。有的打成反动学生(清华比其它学校好一些,没有带“反动学生”的帽子,但也当作异端作为重点教育的对象),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前程。从我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前,正是文革时期,实行“包括对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面专政”,老百姓也只能得到官方提供的信息,只能知道自己身边的事情,身边以外的事情只能听官方的报道和会议传达。有人为说真话而献出了生命。你这里说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识被一种“集体认识”的笼罩。什么是“集体认识”呢?“集体认识”造成什么后果呢?我在《李普今年八十八》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是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作为记者,通过采访得知事情真相,如果与政治无关的事,是可以报道的。如果涉及政策和制度,就不能公开报道,但可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毕竟中央决策者是需要真相的。当时新华社记者写了不少反映真实情况的“内参”,中央领导常常对“内参”做出批示,通过这个渠道解决了一些问题。我在天津当记者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批示我写有内参就有三四十篇,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乌兰夫等领导人都批示过我写的内参。
我在新华社工作35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十年。这三个三十年不同的表现也正是李普说的是“环境的产物”。第一个十年是跟潮流的(说真话的稿子不可能发出来),也写了几篇讲真话的内参。回过头来看,那时跟潮流的稿子都是为文革推波助澜的。第二个十年,赶上改革开放,我坚持不说假话(这时有些说真话的稿子也可以发出来),也写了一些跟潮流的子。不过,这时的潮流是改革开放,跟潮流的稿子对推动改革开放也起作用。第三个十年,我不仅不讲假话,连跟潮流的稿子也不写。坚持独立思考、反映现实,尽力为老百姓说话。
方忱:改革开放以后,媒体、舆论相比过去更加开放了。那么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离你的理想目标还有多远?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
杨继绳:和改革前相比,媒体开放程度是很大的。我个人的状况和我参与编辑的《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标志。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墓碑》、《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如果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定会招致家破人亡。《炎黄春秋》这样大胆的杂志能够按期出版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证明。
能不能容忍真话,对真话容忍的程度,是检验一个政权专制还是民主、善政还是恶政的一个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后,对真话的容忍程度比改革以前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说社会进步了。但是,今天还不能完全让人说出真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权力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害怕真相,害怕阳光。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通缉说真话的记者是社会丑闻,是社会的悲哀。如果记者是因为揭露真相而被通缉,这说明这里面真正有黑幕,需要进一步揭露。如果公安部门参与通缉,说明公安可能被企业收买,这就有黑金政治问题,更需要进一步揭露。不过,这一事件刚刚出现,就受到全社会的谴责,通缉记者的单位很快成了缩头乌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想,随着改革的进展,特别是政治改革的进展,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方忱:最近三十年的改革令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思想解放,市场化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近年来又产生了争论——既有认为我国市场化过度的,也有认为我国市场化其实还欠缺的。您怎么看?
杨继绳:“市场过度”的说法不准确,应当说是在某些方面市场越过了边界。即不应由市场调节的也进入了市场。如前些年提出“教育产业”一说,有些地方义务教育也要农民掏钱。还有,本来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需要借助市场力量。如,社会治安,老百姓交了税,政府就应当维持治安,但有的地方,企业被盗,公安局破案还要企业掏钱。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要由市场来补充的情况普遍存在。更令人侧目的是,公共权力也进入了市场,金钱可以购买权力为我所用。
但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我们的市场还很不完善。国际上还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嘛!还有很多应当市场化的领域还没有市场化,行政垄断还普遍存在。
方忱:您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改革现状?怎么看待新时期的“左右之争”?
杨继绳:我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治民主化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迟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就出现了权力进入市场的现象,出现了制度性腐败。目前的制度现状可以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概括。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第一,“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之初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而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和控制市场。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关于左右之争。是左还是右,要看放在什么坐标上。传统的坐标是:倾向共产主义就是左,倾向资本主义就是右。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评价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结论,所以,把这个坐标当作是非标准已经失效。但是,在主流那里,这个坐标至今还起作用。现今还有一系列评价左右的坐标:强调公有经济的是左,强调私有经济的是右;强调大政府的是左,强调小政府的是右;主张集权政治的是左,主张民主政治的是右;主张集体主义的是左,主张个人自由的是右;等等。这后面的这些坐标是前在那个根本坐标派生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左右之争还能说明一些问题,改革三十年后,左右之争已经不能概括思想界的现状了。
方忱:您在1993年时曾发表《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今天,您当初提到的问题仍然存在。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相应地,当改革陷入停滞、改革动力不足时,应当如何推动?
杨继绳:为了防止权力进入市场,必须对公共权力加以制衡。这种制衡必须有一种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权力体系内部的力量不能起制衡作用的,这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司法不独立,媒体不自由,纪律检查机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这些都不可能起到制衡作用。
你这里谈到改革动力。什么是改革动力?改革的动力不是某个阶层,不是某个阶级,而是在现有制度体系下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也就是说,社会矛盾才是改革的动力。这个矛盾靠现有的制度解决不了,就逼着人们进行制度创新。社会矛盾怎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呢?这就需要公民的觉醒。社会矛盾是一部分人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成造成的。如果被侵犯的人逆来顺受,矛盾就不能展现出来,就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所以,每一位公民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可以推动改革前进。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如果你有更多的资源:记者和作家的笔,律师的法律武器,官员手中的权力,企业家的资金……都可以把改革推向前进。
方忱:您曾表示“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矛盾。今天您仍然持这一观点吗?这两个矛盾,在您看来,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将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杨继绳:我至今还坚持这个观点。官民矛盾是权力不受制衡造成的,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这两对矛盾中,官民矛盾是主要的。目前权力和资本是社会的强势,如果解决不好,权力和资本都可能成为统治百姓的“暴君”。权力和资本,这二者权力又是主要的,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也得屈从权力。在政治权力面前,资本所有者也是“民”。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权力为所欲为,社会问题就更加严重,官民矛盾会更加突出。最近十年,政治改革有倒退的现象,经济上也出现了国进民退。所以官民矛盾比以前要突出一些。
方忱:您最欣赏当今中国的哪几家媒体呢?您怎么看待“党报”、“人民的喉舌”这些概念?
杨继绳:《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南风窗》,《新京报》都是不错的,我阅读有限,可能还有更多的好媒体。我说它好,是指他们能讲一些真话,能反映一些百姓的心声。不过,他们都是带着镣铐跳舞,是很不容易的。党报是党的喉舌,政报是政府的喉舌,这类官方喉舌及时发布官方的信息和官方的声音,及时解释官方的政策,对大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官方声音是各种声音中的一种。社会上应当有多种声音。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都要表现出来,舆论也应是多元的。这多元舆论是由多元传媒主体来实现的。党报就得严格传达党的声音,党就得给足经费。政报就是政府的喉舌,就得由政府出钱。反映民间的声音的舆论工具,就得面向社会,在市场上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谁最有公信力,谁就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方忱:这么多年来,您的不畏权威、执着敢言的气质令我们仰慕。面对压力时,您会选择如何应对?
杨继绳:向受众说出真相是记者的职责,向受众隐瞒真相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讲出一些真相,完全是份内应该做、必须做的事。
真相,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它是客观存在的。人们都崇尚真,善、美。在这三者中,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的善是偽善,没有真的美是饰美。只有接近事实真相,才能接近真理,追求真相是追求真理的第一步。然而,不同的人,由于站在不同的利益的立场,由于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再加上所处的观察位置不同,只能看到一个侧面或一个局部。记者的优势就是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侧面来多角度地观察和研究,从而找到最接近客观实在的内容。
然而,真相常常被利益所掩盖。有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说出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他们会对说出真相的人怀着刻骨的仇恨。更可怕的是,有的政权是靠假话来维持的,说出真相就会解构这种政权。说出真相的人可能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就要被这个政权所镇压甚至消灭。所以,掩盖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新闻工作的神圣性就体现在这里。2007年,在香港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新闻界老前辈、91岁的甘惜分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世界充满谎言,为什么要求新闻真实?我当时对甘老的问题作了回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新闻真实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使命,也是我们新闻人的骄傲所在。甘老很高兴地提受了我这个答案。
方忱: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您最想告诉那个20岁的自己什么呢?
杨继绳:我已经70岁了,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如果我还回到20岁,我会怎么样呢?
我会脚踏实地地干好一件自己喜欢干、对社会也有好处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好投入勤劳和智慧,最终都会取得相应的成就。
为了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以跳槽,但跳槽最好不要超过三次。跳槽要慎之又慎。其实,什么工作只要你全心投入,你就会喜欢。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跳槽的,多数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
要用善良和诚实的心对待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有两面,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你用恶的一面对人,人就用恶的一面对你,久而久之,你会感到四周都是恶面孔;你用善的一面对人,人就会用善的一面对你,久而久之,你会感到四周都是好面孔。由此可以说,你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是你自己造就的。
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是不会声名显赫的,处在社会地位最高峰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他们能走上社会顶峰是由于机会,性格,才能,品德多因素的综合。机会是最重要的因素,性格决定命运。对社会而言,处在顶峰的人可以做出大善,也可以做出大恶。而做出大善或大恶,不全是他的主观愿望,很多不可控因素、多种社会力量会左右他的行为。就其个人而言,处在社会高层的人不一定幸福。处在中下层的人,不能做出大善、大恶,可以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其个人而言,处在社会中下层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心态好,他的幸福感不比处在社会顶峰的人差,甚至好一些。机会只会给予有准备的人,性格有先天因素,也可以靠后天磨练和修养。要争取成为社会精英,因为社会需要精英。如果不能,也要心安理得。还是一句老话: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
中共50多年的历史(编者注:截至1976年)中,在党内人事斗争方面,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厉害棋手,各路诸侯最后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在1976年,他
走了一着臭棋,导致全盘皆输。自己的治国理念被后人全盘否定,老婆、侄子、追随者都被抓起来,相当于二世而亡。高明如毛泽东者,为什么会下这一步臭棋?为
什么在人生最后关头,竟然不如朝鲜的金日成?他究竟在哪里失误了,为什么会失误,或者说中国在哪里被挽救了?是什么最终挽救了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是什么让
中国走上了今天的路程?在事情发生32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考虑分析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张玉凤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本文选自网络,作
者佚名。
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奥秘发生在1976年。
在这一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党内毛泽东的正宗传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即刻被粉碎了,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得以躲过劫难,东山再起。
而毛泽东作为当时全党全国唯一说一不二、大权在握的最高领袖,竟然不能通过自己生前的缜密安排而保护自己的嫡派传人,使得自己的一生事业在死后得以延续(像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样)。
中国历史竟然也就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走上了另一条毛泽东生前完全不愿意看到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盖出于此)。
几亿人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
这确实是人类历史20世纪的最大奥秘:多少智者学人绞尽脑汁,昼思夜想也不能明白其中就里。
毛泽东其实对后事是作了仔细安排的。他在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不久又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样一来,元老派在中央已没有任何实际权力。陈锡联控制了军队,汪东兴控制了中央警卫团。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如果四人帮一旦上台,元老派(包括邓小平)的人身安全都要成为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两次确定了一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第一次有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第二次又增加了汪东兴、张玉凤,但始终没有变更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
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点是极为致命的,是导致四人帮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果毛泽东当时将华国锋的位置由江青或毛远新取代,那历史将完全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
从现存的所有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将华国锋视为自己的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稻草文件。
从常委会组成人员排序看,应当是毛远新或者江青,从思想体系的一脉相承看,也应当是毛远新或江青。(而且毛从没有单独接见过华国锋——这是华下台后承认的)
没有安排毛远新接替华国锋的位置,可能考虑其资历太嫩,不能服众。那么为何不安排江青接替华国锋出掌中央大权呢?要知道,如果江青当年接替了华国锋的位置,那就不是粉碎四人帮了,而是四人帮粉碎其他人了。那历史将彻底改观。
为什么?
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潮流,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中实现的。好比两个高水平棋手之间的胜负,既取决于实力,更表现在两人临场的即时发挥中。在势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谁在关键时刻出了昏招,谁就是失败者。这个时候,就是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如果真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所谓潮流在,那朝鲜的金正日为何能够安继皇位呢?
中共50多年的历史中,在党内人事斗争方面,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厉害棋手,各路诸侯最后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在1976年,他走了一着臭棋,导致全盘皆输。自己的治国理念被后人全盘否定,老婆、侄子、追随者都被抓起来,相当于二世而亡。
高明如毛泽东者,为什么会下这一步臭棋?为什么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竟然不如一个朝鲜的金日成?
他究竟在哪里失误了?他为什么会失误?或者换一个说法:中国在哪里被挽救了?是什么最终挽救了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是什么让中国走上了今天的路程?
在事情发生32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考虑分析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
张玉凤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所谓由于张玉凤使得本来该活146岁的毛泽东只活了84岁,那只是调侃戏说,当不得真的。
由于张玉凤的存在,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和毛泽东之间形成的亲密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安排时,不得不顾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后可能对张玉凤的不利措施。
毛泽东是精通擅长古史之人,汉高祖刘邦身后戚夫人、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是前车之鉴,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因素。
毛
泽东和江青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江青的个人品质了解还是很深刻的。在政治上,毛泽东可以信任江青延续他的方针路线,但在对待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其他女人
方面,江青肯定是一头母狼,积聚多年的嫉妒之火在她一旦掌握生杀大权之后爆发,那对张玉凤肯定是灭顶之灾,毛不得不防(要知道,在毛的最后若干年,江青已
被毛完全逐出卧室,不得允许,是不能进入大铁门的,江青仅仅是政治上得宠,生活上已失宠多年了)。
所以,绝不能安排江青及其同党入掌中南海中枢大权。为了更安全保险一些,还要追加张玉凤和汪东兴一道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位忝常委之列,与江青平起平坐。①
这造就了华国锋的机遇,毛泽东指望华国锋能够平衡江青与张玉凤的关系,使其各安其分,不要互相伤害。②
但毛泽东万万想不到,由于江青的专横暴戾,江与华之间很快就会势成水火,这就埋下了四人帮覆灭的根子。从而保护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此前毛泽东已下令褫夺了叶剑英的军权)。这是毛泽东生前始料未及的。
历史从此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就有了叶剑英复位,邓小平复出,以及元老派重整河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就此走上繁荣富强的大国崛起之路。
究其最初起因竟然是一位不起眼的小女子张玉凤,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
张玉凤救中国!
历史的进展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注释:
①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②
毛远新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
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说:“好!选得好!”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不用謝
@
徐幸起:文革中对毛个人崇拜达到极致:一切与毛有关的画像像章语录等等都成了圣物。每个家庭每天都要完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即向供奉的毛画像和塑像“早请
示”“晚汇报”,向毛忏悔并“狠斗私字一闪念”。然而这些现在看来是很愚蠢的行为,当时却是在毛号召“破除迷信”旗号下,建起来的更大迷信与愚昧。
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大的停滯和倒退,無不得力於對群氓的利用,得力於部分自私愚蠢的群眾的瘋狂,盲從和推動,並以冠冕堂皇的名義行人間之大惡。其結局總是:個別人得利社會付出慘重代價凡是敢於利用這種民眾之人性惡的情緒逞一己之私者都是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野心家!
【铁杆毛粉的下场】第一个在文章中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王稼祥,第一个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第一个主编毛泽东选集的邓拓,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彭真,
宣扬毛超天才,一句话顶一万句的林彪。他们下场是:王痛失五位至亲,刘人间蒸发,邓含冤自尽,彭成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头。林彪则一家人摔死。
字字惊心刀刀见血:一篇文革初期的讨毛檄文
多维历史
1967年2月,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
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并树立了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样板。在夺权的狂热中,多数人是被动地盲从“革
命”,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份审视时局的清醒,而能够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之。然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曾在文革故纸堆
中,发现一篇旗帜鲜明的讨毛、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这篇檄文字字惊心、刀刀见血,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公开谴责毛泽
东将党和国家带进“水深火热”之中,提出摆脱文革危机的两条路:第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第二条路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
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抵制和斗争。本文原载2006年第7期《炎黄春秋》,作者王海光,原题为《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全文如下。
多
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
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
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
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
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
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
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
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
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
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
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
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
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
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
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
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
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
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
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
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
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
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
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
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
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
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
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
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
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
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
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
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
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
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
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
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
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
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
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
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
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
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
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
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
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
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
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
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
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
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
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
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共党
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
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
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
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
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
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
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
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
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
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
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
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
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
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
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
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
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
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
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
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
“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
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
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
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
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
《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
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
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
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
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
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
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
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
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
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
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
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
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
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
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
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
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
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
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
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
《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
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
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总第55期,附在王海光《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解读和考辨》一文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十七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时急〔机〕……。
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危急,就是祖国所面临的危急。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受着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各级党的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已处于瘫痪状态。
今
天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党的核心骨干,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的解决〔放〕事业过雪山过草地立下功勋的中
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今天却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
「工贼」等罪名。
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
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各种书籍不加区别地被焚烧了,犹如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戏又在今天重演了。我国著名的各种专家、学者,在所谓「反动学术
权威」这支恶棒的打击下,在暴压面前走头〔投〕无路,不得不被迫自杀,而且已经自杀了。
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全国组织起了千万个「造反集团」,有一部分对我党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进攻着我们党各要塞……。这一可怕的事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有许多「造反」集团是一些反动分子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党政策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政治投机分子们的回避物〔隐蔽物〕。
现
在党内一小撮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压力下号召着把我们党的各级要塞──从省、地到基层支部,一概让给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团……(虽然在这里
有部分党员和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不理解这「造反」的真面目)当权者公开地号召破坏旧的国家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建立什么社会制
度呢?全国一些「造反」集团在这种号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尤其是公然号召我们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去「帮助」清算我们党的「斗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痛惜。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来党的领导,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党内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一九五六〔注:应为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进行了政治阴谋,六六年六月公开改组了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烂了」,全国各省市怎么会健全呢?当权者这种不安成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驱〔先声〕。
现在谁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当权者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想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认识到了过去几年党所犯的政治错误是由于一人独断专行的共产党员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把从58年以来由个人的独断政策而集积〔淤积〕的各种不满转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个政治阴谋被八届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十六条》「合法化」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党中央的委员们,在正常的条件下,怎么能赞成把党内的斗争问题,拿到党外去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能同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独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条」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又施放了另一个法宝──「炮打司令部」来补充其缺陷。
到今天谁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不是真正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因为用党内斗争不能清算反对派,所以独裁者用所谓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某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来由于自己错误政策造成的群众不满,在中央委员会内把自己的不利处境,用「群众路线」的手段去解决,这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阴谋。……群众路线的实施决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隐蔽〔掩盖〕它的违犯〔反〕。
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特别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各种不
满情绪的情况下,把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很容易利用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而造成
人民的不满,对我们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另外,为什么「群众」显得把一个人的旗帜举得更高呢?这里有几种因素:
1、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党的集体领导,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以后这个成绩逐渐成为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崇拜,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别人,好像只
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颂,片面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认为某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错觉。造成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
因就在这里。
2、多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化了。他们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时,总是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只是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暂时的护身符。
3、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对独裁者表示支持,这有这样才能对其开绿灯,顺利通过。
政策的实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领导所推行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证明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不能不承认错误,反而想把错误政策用一个过去的威望弥补掉。
我们党的领导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1、自然灾害;2、苏修的背信弃义;3、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这是我党领导欺骗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领导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被动的地位。
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我们党的领导,时时刻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动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个政治「动作」之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上,我们党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地位上大大降低了,处于空前孤立。
在国际共运中,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当把党领导的霸权主义政策逐渐表面化的时候,我们党就开始丧失兄弟党对我党政策的信任。
我党与古巴、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使我党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众〕所周知。
多年来我党领导政策的本质是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现在施行的一切为了战争准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理论的把握是(1)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和它的敌对矛盾仍然存在,(2)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着等……
这种理论的实质(战争)根据某二〔疑为一〕个人认为:(1)有可能把当权派多年所犯的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平反」掉;(2)能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看来每〔某〕些人认为【的】包括个人迷信在内的一切真理,在事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把越南问题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对越南战争我党的政策上看来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绝和一切反帝力量的并合行动,主观单独派遣军队等等。
最近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区〔趋〕恶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现着。如担心在越南达成和平协定……好像在越南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国军队赶出越南。
前途
事
实上,现在整个党,全体共产党员,【正处在】受到攻击而将要被「消灭」的紧急关头,各种政治投机集团企图「混水摸鱼」。目前的所谓「夺权斗争【」】就足以
说明夺权的目的何在?众所周知。……当然也有我们党员和其他正直人。这些人现在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但是
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不知道在文化大
革命的名义下掩盖可耻的政治阴谋,我们的部分党员、团员,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无意识地动员在这个可怕的运动里。
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寻找走向社会主义〔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努力着。
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二、当权的独裁者,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党外的斗争重新纳入党内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呼吁公开揭露独裁者所犯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放弃党内斗争原则,去投个人之好,决不能【让】反动派抓去斗争的主动权。
进行公开的斗争是有流血牺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样白白失去党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祖国江山不知要强千百倍。
独裁者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路线继续执迷不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如果继续抽〔袖〕手旁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从此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抽〔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
(注:文中〔〕内是白字,错别字;【】内是补字;粗体是繁体字。)
1、政治是一种脱离人的异在。
中国人离政治一向很近,近到没有间隙的程度,不管你身处何种社会位置,每一天的生活内容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这种处境决定了你仅具有政治的属性而没有人的属
性,你存在的唯一价值是国家意志驱使之“物”的价值而非“人”的价值。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于这场政治运动肇始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
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非“国家大事”与人民的吃喝拉撒睡有什么具体或直接的关系,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人(当时名为“无产阶
级革命司令部”)借助于煽动民众的政治狂热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目的与国家应有的目标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既殃民又祸国,可以把历次政治运动、
历次个别国家领导人的倾覆作如是解。这使我们形而上地看到,在人民政治权利缺失的地方,无论国家政治在某些时间段体现为怎样不同的内容,都是被一种共通的
机理——非民主(说难听一点儿是独裁)的机理——所支配的,中国人始终都像被系在一根麻绳上一样被这种机理所牵引,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非我
力量的驱使之中。
从总体趋向上来说,人类历史是向善的,除非有人占据了一个地盘(掠夺了政权),为了遮蔽本相,故意把事情弄得云天雾地,浑浑噩噩,一般来说,人类凭借自己
的智慧都能够对自身处境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因此无论何人,无论貌似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人类前进的脚步,生活总是一步步走向清澈和美好。这也是尽管我们
活得很窝囊、很落魄、很没有尊严,却始终不放弃追求有体面有尊严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成了这样: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现象不能被归纳,没有任何人的政治企图不能被说明,所以,当我们看到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
政治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
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时,总是觉得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家伙挺棒的,在心底里赞许道:“嗯,狗日的说得准确极了。”这样的家伙还有波普尔、
哈耶克、阿伦特等自由主义哲学大师,他们不约而同精准地描绘了极权主义国家政治的独有特点和面貌。
如果把所有这些特点和面貌拉近到现实人生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情形:尽管政治是高高在上的异在,中国人却深陷在政治之中,犹如被驱使的“物”,不断被政治侵扰,不断被政治折腾,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已经延续半个多世纪了。
2、传统桎梏下的政治迷蒙。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制造了很多政治戏剧,然而在台前幕后辛苦奔忙的绝非人民,而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民的主人,正是这些经常把人民挂在嘴边的人,通过各
种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把“人民”抽象成了与“人民”的准确定义没有什么关系的国家意志的表象符号,而国家政治则成为了与人民的生存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联
系的一种异在。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利用人民(例如借助于给党整风引蛇出洞发动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例如不惜让全国癫狂起来批判刘少奇、邓
小平,例如批判林彪,例如批判“四人帮”,等等)做眼花缭乱的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拼图,人民却很难通过宪法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自由、游行示威
自由、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性地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才拥挤了那么多不便言说的内容。信手拈来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被消失历史
记忆的国家,我们既没有现代史,亦没有当代史,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党史,我们不知道是谁金戈铁马进行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亦不知道在残酷的国
内政治倾轧中,莫名其妙蹿升或沉沦的国家领导人功在何处,罪在何方,一切都处在迷蒙之中。
一切都在迷蒙之中倒也好了,令人沮丧的是,迷蒙中的人民每天都要接受虚假历史和虚假政治信息的宣传灌输和蒙蔽欺骗,让你认为历史就是它不是的那个样子,让
你相信虚假的政治信息不是虚假的政治信息,甚至强迫全国人民为虚假历史和被掩盖了真实政治动因的政治事件而举国欢腾。这是一种国家强迫,我们至今都可以从
一切形式的宣传乃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感受到这种强迫。在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强迫中,谁也不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瞬间就成为了“中国的赫鲁晓
夫”(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祸
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四人帮”)……执政者似乎也无需对人民做出符合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解释,他们不需要做别的什么,只需要颁发一份逐级传达的
红头文件、发起一个运动人民的政治运动就可以了,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对在暗处运行的政治事务加以质疑,或者只简
单地问一句“为什么”,那个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就会毫不留情地视你为异己和敌人,因此身陷囹圄乃至于丢掉性命者不在少数,林昭、张志新者是也。
尽管国家一再甜蜜地说“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当人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宪法第三十五条(小编注:82宪法第35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主人”扮演的是何种角色,是不需要考究的,你没有办法埋怨他们活得很懵
懂,很迷茫,很痴傻,就像我们今天看朝鲜人民那样。
3、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条从远古逶迤而来的线,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使她脚步蹒跚,无法迈进近代文明,这条线就是文化线,它从来没有中断。从根本上说来,是
这个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们至今都可以从当下的政治运行中看到宫廷特点,看到国家政治的神秘和恐怖,看到威仪天下的天
子,听到蝼蚁一般的“屁民”跪倒一片,发出山呼万岁的呼喊。
政治哲学家波普尔将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开放社会”,我们只能将这种没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称之为“封闭社会”,封闭在宫墙之内的社
会。两千多年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实只是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推倒宫墙,在晦暗的废墟中闯出一条光明的新路。无奈传统文化的锁链过
于沉重,多少机遇都被一个一个错过了,直至今天,这个庞大的东方巨人依旧脚步蹒跚,依旧步履沉重,依旧没有走出历史的宿命,宫墙依旧高大强固,政治依旧犹
如幽魂怨鬼在殿宇深处游荡,所到之处依旧暗流涌动、阴风飒飒,听不到人的声音。
两相比较,弹丸之地日本之所以能够不断给庞大虚弱的中国制造疼痛,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早在1868年就看出了这种文化在阻滞他们的脚步,所谓的“明治维
新”,实际上就是一场为日本社会中的中国文化脱色、融入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改革运动。明治天皇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大力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
洲化,大力发展教育,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掀起工业化浪潮……日本终于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
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没有一丝一毫衰弱的迹象。日本对于中国是一个问题,绝不是仅仅“地缘政治”四个字可以解释的,在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两者分
别代表由不同的文化质地所决定的不同国家方向,还处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孰强孰劣,最终结果如何,现在无法断言。
之所以无法断言,除了我们看到的美国重返亚洲、在相同价值观基础上建构的美日韩同盟日渐巩固的地缘政治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仍旧处在
“史前时期”,这种文化会结出何种国家之果,是无法预测的,就像我们无法预测朝鲜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样。我倾向于认为,即使中国不在某个时间节点非理性地对
世界作出反应(把战争作为解决与世界关系持续紧张的手段),单以中国政治文化自身脚步之颟顸和沉重(我们现在拼命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特色),要想与占世界
主流的以自由民主为其国家特征的世界秩序进行抗衡乃至于发出挑战,也是困难的,是没有出路的,国际和国内都将做出应激反应,会极大地压制国家力量的拓展,
其结果不言自明,那将是真正的“亡党亡国”。
如果说对中国的观察还有臆测成分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俄罗斯。
极权主义的苏联解体以后,得益于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尽管俄罗斯的国家政治运行还远未达到世界通行标准,却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更加
开放(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总统显然低估了人类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建立起来的世界
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内在力量,轻率地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玩儿了一把火,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界的惊诧,制裁之声迭起,俄罗斯几近成为国际社会海域中的一座
孤岛。目前,这把火正在向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民间社会内部延烧,在西方社会持续的制裁之下,陷入困顿的俄罗斯人民是否在某个时间点丢弃掉普京,重建俄罗斯
的国家信仰和国家政治结构,重新回归自由、民主之路,把没有走完的路走完,非常值得观察。
我们不说中国一定会把俄罗斯戏剧重新上演一遍,然而必须警惕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一些政治视野极为狭窄和短视的鹰派军人的战争叫嚣中看到这种危
险,如果这些以“红二代”为主体的军人进一步干政,如果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将这种狭隘的个体意志上升成为国家意志,走出几步昏棋、乱棋,必将铸就极为严重
的历史错误,将中国拖进空前的国家灾难,此,毋庸置疑。
特别值得指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启动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治改革过程,没有松动国家政治管制,却突然释放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空间(在国家层面体现为把
经济增长作为取得执政合法性的手段),民众本应当在国家事务进行政治表达的精神内容,只能全部变形为不择手段逐利的欲望,在人治而非法治的条件下,这种带
有原始兽性的欲望汇集成为了强大而污浊的社会冲力,大面积沦丧道德、泯灭良知、扭曲人性,权力魔兽如入无人之境,寻租猖獗,腐败盛行,严重侵袭社会文明;
在“利出一孔”的国家政治形态下,就连本应当承担起道义良知责任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阳痿症状,自觉自愿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和马弁,变得异常刁
钻、残忍、猥琐和卑劣……如此等等,中国社会除了一步步走向全面溃败,就像孙立平先生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得到的那样,还能有更好的结果
吗?
我们承受的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之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之果,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形态有关的现实之果……一句话,我们怨不得别人,一切光明与黑暗都与我们自身有关。
4、自由意志与精神价值。
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社会文化)状态一定与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属性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的政治文化属性决定了那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礼仪和道德风尚
需要以自由意志、自由精神为条件的政治温润,在人民政治自由缺失的地方,社会必无善恶,无是非,无美丑。这就是说,精神内容始终是物质内容的前提和条件
——当我们被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敲诈的时候,当我们吞咽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毒食品的时候,当我们被环境污染到窒息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假货的时候,
我们缺失的其实并不是国家监管,而是我们对自由意志伸张的精神权利,是这种关乎国家政治运行的精神权利的缺失,才导致我们陷入到了恶劣物质处境的无底深
渊。
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的政治权利,各级政府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将公权私化,千方百计地用权力寻租,肆无忌惮地敲诈人民吗?!如果我们拥有伸张自由意志
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举褫夺(亦可表述为“推翻”)失责失道的政府权力,可以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说出我们的声音,谁还敢放纵有毒食品和假货在人民的生存
中泛滥成灾?!谁还敢放肆地污染环境?谁还敢面对人民的恶劣处境无动于衷?!谁还敢明目张胆诱导人民说“我很幸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过,民主并不复杂,它其实就是一块窝头,有了它,你吃的就会是干净的窝头,没有它,你吃到嘴里的只能是不干净甚至是有毒的窝
头,即使被有毒的窝头夺去小命也莫可奈何。我们很不识时务地羡慕自由民主制度,很不识时务地呼唤普世价值,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并非羡慕那里的人民拥有周期
性地用合法手段推翻政府的权利,我们羡慕的其实是他们拿在手里的窝头是干净的,有一点儿污染他们都可以走上街头去骂娘(游行示威),没有任何权力者敢于动
用国家宣传机器(因为那里的权力者不拥有这样的机器)遮蔽真相,他们也绝不敢动用国家武装力量阻挡或者逮捕和平、合法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民。这就是区别,民
主与非民主的区别,关乎我们身家性命的重大区别。
我们可以做如下归纳了:在民主缺失的社会政治情态下,虽然中国人离政治很近,却无法表达政治诉求,不仅丧失了精神内容,物质内容也随之丧失;而丧失精神内
容和物质内容的双重结果,必然是人民作为整体意义的丧失,这意味着人民被国家权力工具化、符号化为不带体温的抽象物,一种不对国家政治过程产生作用力的存
在,一种奇异的“无”。正因为这样,离政治很近、不断被政治侵袭和纠缠的中国人,才对政治反胃到了恶心的程度,巴不得到一个离政治远一些的地方清净几天。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就真的发生了。
5、新常态:政治正在逶迤而去。
非民主政治非理性,就像是癫狂的病人,一会儿开怀大笑手舞足蹈,一会儿伤心欲绝痛哭流涕,做出的举动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当属世界上最封
闭最孤立的朝鲜政权),可谓翻云覆雨无法无天。今天给你的,明天就可以重新拿回去;今儿把你捧到天上,明儿就可以抡到地上摔死;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
下囚……除了那部气象森严异常坚固的国家机器,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包括国家主席,包括所有那些曾经依仗国家权力颐指气使的人,当然,更包括手无缚鸡之力
的知识分子,包括艰难讨生活的工人农民。有人说专制主义政治是绞肉机,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回望苏联的“大清洗”,回望(文化大革命后期总结出来的)我们
党内发生的“10次路线斗争”,你就会发现这句话不仅有一定道理,甚至可以说太深刻了,确实道出了极权主义政治的残酷本质。
我们说政治作为一种强力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侵袭中国人的生存,实际上只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就像一枚硬币有相辅相成的两面一样,政治侵袭在国家政治的不同阶段还会凸显出相反的特点。
这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表述为国家意志在不同政治周期的不同方向以及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国家政治往往又具有市侩式的
实用主义色彩),当它需要用人民作为政治角力手段的时候,人民就会被冠冕堂皇地动员起来,像旗帜一样被挥舞起来;而当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力量之间的缠斗严
峻到无需做表面文章、只需要冷酷和铁血的时候,人民就会(哪怕是表面上)不再具有作为招牌和旗帜的价值,政治对人民生存的侵袭就会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疏
离”景象,即重大的国家政治内容全部包容在国家机器内部,宫墙之外的人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要说进入国家政治过程。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
当政治集团获得绝对力量支配国家事务以后,国家就不再需要通过动员和运动人民维系政治运行了,政治运行(至少在表面上)也就不再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感
觉发生联系,其政治体系自身(或者说内部)产生的足以支配国家政治进程的绝对力量就把一切都包办了,无须大众参与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的特殊政治过程达到自
己的政治目标了,这时候,国家政治(至少在表面上)往往表现为高高在上,只在遥不可及的天际(如前所述宫廷深处)运行,所谓“风云诡谲”、“神龙见首不见
尾”者是也。
这种特点,最近愈发明显了,以“反腐败”为例:我们的确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几只“老虎”被反腐败的枪击中了,我们也看到了为数不少的苍蝇呼撒撒地跌落到了
地面,长期被老虎和苍蝇侵害而又毫无办法的人民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地感叹说:“哇塞!这有多么好啊!”就在他们欢呼雀跃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是
置身于此项庄严的国家事务之外的,国家政治的深层机理、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力量之此消彼长、政治程序是否正义等等极为关键的环节和内容,全部掩映在宫廷深
处的层层帷幕之中,人民只是合乎国家标准的看客。这里所谓的“合乎国家标准”,就是只许看不许说,只许接受结果而不得质疑过程。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事物设定了标准,就一定会有人逾越标准,你没有办法为世界画一条禁止线,于是就有不识时务的人忧虑地思忖:“老虎是因
为制度纵容才横行山林的呀!苍蝇是因为坟堆才聚拢成团的呀?现在而今眼目下你不仅拒绝进行制度反思,不仅不想着去健全和改变制度,你却还要说什么制度自
信……这样行么?”还有人话中有话:“此被打倒的老虎吃人,彼未被打倒的老虎吃人没有?要是打老虎的人也是老虎可咋办呀?”生活逻辑是:超越了标准的人往
往是不招待见的人,结果这些人的文章就被封杀了,有的人还遭遇了牢狱之灾,活得艰难极了。
就像我们通常遇到类似问题那样,要是用阿Q的方式想一想,其实也没啥,在未庄归根结底还是赵太爷说了算,你丫要是想认认真真做一回人,当然难免要被封杀,
当然难免要遭遇牢狱之灾……然而如果我们形而上看待这件事情,似乎就没有这样轻松了。我们不是正在响应国家号召做中国梦吗?如果这个国家的主人仅只能置身
于梦境之外,如果他们完全不知道梦境中的鬼神如何缠斗,国家政治事务如何运行,不能作为有作为的政治角色置身其中,那么,那个被称之为“人民”的庞大群体
的梦还是完整的么?他们的梦还有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喧嚷,那么值得向全世界炫耀么?
我们说政治一直在侵袭中国人的生存,指的是无论人民作为政治运动工具还是作为“无”而疏离于高墙之内的政治风云,都是政治侵袭的对象,它并不因形式的改变
而发生实质上的改变……此种情形早就纳入到了洛克、边沁、汉密尔顿、贡斯当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视野,并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观感。我们以“绝不”的姿态所坚
决拒绝的,正是这种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思想精华,这些思想精华不约而同地指认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事实,那就是失去约束的政府权力对人民自由所
做的间接或直接的野蛮剥夺。
很难说是国家力量的政治侵袭导致了人民自由被剥夺,还是人民自由被剥夺导致了国家力量的政治侵袭,我认为这件事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并不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我们只确认一种事实好了:在国家政治晦暗的时候,政治侵袭就像北京的雾霾天气一样包裹着我们每一个人,它无所不在,它像强酸一样将我们的肉体和灵
魂全部都销蚀了——在人民应当如山峰一般站立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虚弱,看到空茫,看到无,看到遍布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不在”啊!
“政治正在逶迤而去”,这就是我们在当下无力地感受到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这难道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常态”吗?这就是据说将以“雄
才伟略”开创中国未来的全新图景吗?如果国家力量把这种“新常态”作为“特色”继续把中国与世界隔开,如果所有人都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新常态”,那么,
我很想弱弱地问一句:在这个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观的世界政治体系中,中国将以何种面貌和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身呢?中国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世界正在等待一个答案。
世界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真的不多了。
6、在没有现在的地方展望未来。
1958年10月31日,一个叫以赛亚·伯林的人在牛津大学发表了《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的演讲,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演讲中,伯林把自由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消极的自由是指在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
的,回答了“主体(人或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而积极的自由则是指源于
个人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
而不是做那个、成为这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
我们重温一下伯林的话——
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
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我希望能成为重要的角色,不要做无名小卒;我希望成为一个“行为者”——自己
做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希望拥有自我导向,而不是受外在自然力影响,或者被人当做是一件物品、一只动物、一个无法扮演人性角色的奴隶;我希望我的人
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它们。当我说我是理性的,当我说理智使我成为一个人,而有别于世界其它事物时,我所指的至少有一部分就是
上述的意思。人,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
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
到奴役。
至少在观念的意义上,我认为伯林精准地描述除了中国人的现实处境,这种处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下诘问:一个生活和选择都不能由自己决定的人,一个失去最基本选择自由的人,有多少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呢?一个不在现实中存在的人,还是人吗?
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在一定意义上,事物的本质是由它的意义决定的,意义也决定着事物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一项事物一旦丧失意义,它也就无所谓存在或者不存在了,而不存在的
事物一定首先表现为失去现在,继而它也将失去未来,所以在没有现在的地方是无法展望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标题似乎是一个病句,在逻辑上它好像是说不
通的。
然而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绝不因为任何强力的胁迫而改变源自人性的精神质地,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无论作为工具被政治侵袭还是作为“无”被政治侵袭,谁都无
法改变人摆脱奴役的自由信念在广袤的精神原野上驰骋,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相信伯林思考的那些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个卑微的人的思考,我们才在无边无际的静默
中听到排山倒海一般的声音。
这也是尽管政治侵袭无所不在,我们却不怕政治侵袭的理由——无论眼前这个世界看上去多么空旷多么凄凉,我们都始终相信,在表面上的“无”中,恰恰潜藏着巨
大的实体存在;在没有现在的地方,恰恰可以看到正在向我们走过来的宏阔未来……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的明天。
没有人可以阻挡和改变这种不断延展的历史趋向,没有任何人。
张千帆我有一个梦,一个萦绕中国的千年之梦——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然 而,传统的儒家人格毕竟是有缺陷的。虽然选择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最终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我们身在其中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还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任何生 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孤子,物我、内外其实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的际遇、我们的人格乃至我们生活的意 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公共交往。如果我不能通过体面的程序、公平的标准、理性的交流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许多事情上不得不看别人的脸色,做不到“正己而 不求诸人”,那么我无论作为个人如何洁身自好,还是无法实现个人的全部尊严。如果人的尊严遭遇制度的外在压抑,或制度现实变相鼓励这种压抑,那么除了逃避 现实之外,无论什么内在努力都不能打破外在桎梏。在这个时候,就连夫子也很无奈,只能教导我们“明哲保身”、消极躲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总之,对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免得自己引火上身,而这和“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境界相 差何其之远。传统人格的缺陷持续了几千年,几乎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缺陷”;直到今天,制度的桎梏仍然制约着我们的人格发展,使我们不能成为真正有尊严的 公民。
由 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制度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多么重要。良好的制度——当然不是纸上的规定,而是现实中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高端产品,是值得创造制度的民 族骄傲的。作为一个以宪政为职业的人来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和许多美国人或欧洲人一样为自己国家的制度感到骄傲,但是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宪 法规定得不够好,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寻找近年来的成绩和“亮点”,而是现实运行中的制度实在有太多无奈。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自颁布以来那么多年,却从来 没有得到权力机构的权威解释,那么我们对它又能说什么呢?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实话,面对外国友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不是自己的制 度,也不是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而是2000多年前的那点文化遗产。毕竟,人家认为那些古董直到今天还有价值,甚至愿意看一看、学一学;而对于当前的制 度现实,我既不能胡编乱造、信口开河,便只能以实相告并颇费口舌地解释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艰难、很辛苦、很不容易,但遗憾而无奈的是,能向他人 推销的亮点实在不多。这是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中国的哲学家最牛,经济学家次之,法学家最弱。在这个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值得向别人出口的产品,而且连仿造的 本领都没有;时不时的,我们还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一番,拒绝承认别人有任何值得我们仿学的东西,似乎我们现在即便不是尽善尽美,也已接近可能达到的最佳状 态。但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又有谁会把这等自说自话当回事呢?
尽 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们宪法规定的某些东西能在这个国家得到落实,因为这些规定不仅涉及我们的基本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我希望我们的平民 百姓可以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不再受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欺压和侵害;我希望每年不要再有那么多上访,那样就不会使绝望的上访“钉子户”们在漫漫进京途中成 为法学教授认定的“精神病人”,也不会引发接访、截访等接连不断的闹剧——这些事情实在很让中国丢脸,倒不在于它们暴露了中国社会太多太多的问题,因为毕 竟问题哪个社会都有,而更在于揭示了一幅主子可恶、子民可怜的传统主奴关系的图景,好像我们的民族智慧就只剩下上访、接访、截访……如果利益遭到侵害之后 只能“上”访——也就是求人,这样的人格有尊严吗?我 希望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作为人的礼遇,即便他已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也不例外。不论他被指控什么滔天大罪,他都应该得到为自己辩护的公正机会,而 不应该成为长官意志、舆论压力或基层执法暴力的牺牲品。即便他被定罪,定罪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转变他的思想和行为,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内 在尊严并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重返社会。尤其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表达政治或宗教主张而被定罪,因为表达政见不仅对于真正的社会和谐与安定是必不可少的,也不 仅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更是其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伸张与表现,惩罚和压制言论无疑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践踏。
我 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孩子从小就能获得德性和智性的正常发育,尤其是每一个山沟里的儿童都能享受体面的基础教育;其实城乡差别、地域歧视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 祸害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这种制度留下了太多的“留守儿童”、“代课教师”和摇摇欲坠的中小学校舍,而扼杀了农村新生代的希望,也就意味着农村贫困和愚昧 的永久延续。如今的中国城乡,真可谓冰火两重天;如果说农村的孩子营养严重不良,城市的孩子则营养严重过剩,被各式各样的补习、考试、竞赛等应试工具压得 难以喘息。但是两者“殊途同归”,都同样剥夺了儿童潜能正常发育的机会;一个成了对于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文盲,一个则成了是脑子里塞满无用知识的书呆子, 而书呆子加上文盲当然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只能产生一个缺乏基本沟通和自理能力的畸形社会。这种教育状况不但扼杀了孩子自由想象和创造的天 赋,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温顺、怯弱、自卑、自大、易怒、蛮横乃至暴虐的极端性格,完全不适合理性的公共生活。这样的个性在社会上必然趋炎附势、逆来顺受、随 波逐流,一旦有机会进入权力圈子则很快成为欺下瞒上、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培养正常的孩子、树立健全的人格、造就有尊 严的公民。只有在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后,我们的人民才能不仅骄傲地站在世人面前,而且也站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而不至成为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奴隶;也只有这 样,我们的政府才会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民。
我 还希望我们的执政者更加自尊和自信——当然,是说理的自信,而不是蛮横的自信。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得代表自己的人民。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不受别人尊重,那么 人民的形象必然也大打折扣。执政者要得到尊重其实并不难,首先得尊重、信任和善待自己的人民;否则,无论国力如何强大、经济如何发达、科技放多少卫星、体 育竞赛得多少奖牌,都不会引来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至少,执政者要给人民说话的自由;让人说话,就不能不让人听话,不能动辄禁止报道、封锁消息或封杀网 络。这种做法除了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形象,能真正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连三岁孩童都听过讳疾忌医的成语故事,为什么还有人偏偏要做蔡桓公呢?
也 许有些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狭隘理解产生了太多的“国家秘密”,而“秘密”和禁忌越多,国家反而越不安全。一个正常的国家哪 有那么多讳莫如深的禁忌?一个自信的政府又哪里需要那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有什么必要总是那么紧张、那么害怕、那么遮遮掩掩?是因为不可公开的 “秘密”太多吗?那我告诉你,政府越是认为不可公开的信息,人民就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知情权。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太弱智、太容易上当、太容易“被利用”吗? 那是对人民智慧的低估和侮辱。即便人民确实幼稚轻信,也是他们长期接受灌输、遭受蒙骗的结果;这种教育扭曲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过分政治化的历史观和 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造就了偏执、激进、不擅长也不愿意说理的性格。只有放开言路,让人民接触各类不同信仰、政见和立场,让社会具备充分、全面、平衡的信 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民才能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中国的国民性格才能恢复理性的尊严。
事 实上,控制言论不仅贬损了人民的尊严,而且也损害了政府自己的威信;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纸越来越包不住火,绝对封锁越来越难,而一旦封锁的信息有一点泄 露,必然让人产生政府心虚、弄虚作假、制造谎言的感觉,最后反而弄巧成拙。放开言论,哪怕流言、批评乃至漫骂满天飞,执政者也至少可以得到诚实、自信、从 善如流的赞誉。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民,言论自由都是一个双赢选择:公民的尊严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求真务实、畅所欲言、无所畏惧、敢说敢当的个性,政府的尊严 则建立在言论自由所造就的权力透明和诚信基础之上。
我 也希望每一位政府官员都不要忘记做人的尊严,不仅因为官员也是人,脱下制服和普通人没有多少两样,而更因为政府的尊严直接体现在每一位为它工作的公职人员 身上,一个有尊严的政府必然是由人格健全、思维独立、遵纪守法的官员构成的。但是今天这一点似乎被普遍、彻底忘却了,我们官员的尊严好像只是体现在对下级 和老百姓的权威上,对于上级则只能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而这种人格的严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我们的古人尚能保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的风范,而今天权力金字塔的不可承受之重却似乎压垮了每一个公职人员的脊梁?在一个资源和职业渠道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的官员其实没有必要过分委屈自己的人格,他们应该也有权利坚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不只是对下的、局部的、残缺的,而是针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所有人 的完全意义的尊严。
当 然,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是个别人所能改变的,单纯指望执政者的自我转变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还是需要人民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只有人民成 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打破数千年受人摆布的宿命,健全残缺不全的政治人格,获得完整意义的道德尊严;只有人民先有尊严,政府才可能获得尊严。我希望 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起来主张属于自己的宪法权利,不仅是因为只有人民出来行使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子民上访才能变为政府“下访”,“访民”才能变为公民, 哭诉、呼号、民意谴责、上级指示才能变为批评、辩论、代表质询、公民投票;而且也因为只有人民行使权利,才能显现政府权力的边界,才能逐一填补千疮百孔的 制度漏洞,才能消除大小官员难以遏止的腐败冲动,最后让他们也恢复人性的尊严。
为 此,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停留于被动谴责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是应该主动告诉它我们要它做什么——表达自由,而不是控制言论;公正补偿,而不是通过 征地鱼肉人民;修缮校舍,而不是建豪华办公楼;投入地方公益,而不是将纳税人的钱挥霍于贪腐、赌博、“三公”……更重要的,我们应该通过选票告诉它,我们 想让什么人坐在它的领导位置上。我希望下次选举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出来投一票,哪怕那一票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看似无意义的尝试,有意义的永远不会开 始……
也 许我的希望太多了,也许这些希望都只是美好的梦想,但似乎又不能算是过分的奢望。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这个对人的尊严追求了几千年的国家,完整意义的尊严 总是显得那么遥不可及?打破这个民族千年宿命的神奇力量不在别处,它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时此刻,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做一个有 尊严的中国人,看似遥远的梦想终将成真。
数
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断断续续做着这个梦。中国的儒家正统说到底,就是一种关于尊严的哲学。君子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正是儒
家人格的标准写照。儒家是很爱面子的,不过儒家的“面子”不是装腔作势、文过饰非,而是内在尊严的自然流露。儒家之所以强调“反身而诚”,将“诚”作为
“物之始终”,是因为只有诚者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在尊严;儒家主张君子“行己有耻”,也正因为耻感是尊严意识流露于言行举止之间的自然产物。虽然未必能达到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超越境界,但是在儒家看来,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通过修身认识
到“人人有贵于己者”,进而让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符合人的尊严本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归根结底,尊严是每个人自己的;是否做一个有尊严
的人,即便在乱世也过有着尊严的生活,最终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然 而,传统的儒家人格毕竟是有缺陷的。虽然选择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最终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我们身在其中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还是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任何生 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孤子,物我、内外其实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的际遇、我们的人格乃至我们生活的意 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公共交往。如果我不能通过体面的程序、公平的标准、理性的交流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许多事情上不得不看别人的脸色,做不到“正己而 不求诸人”,那么我无论作为个人如何洁身自好,还是无法实现个人的全部尊严。如果人的尊严遭遇制度的外在压抑,或制度现实变相鼓励这种压抑,那么除了逃避 现实之外,无论什么内在努力都不能打破外在桎梏。在这个时候,就连夫子也很无奈,只能教导我们“明哲保身”、消极躲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总之,对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免得自己引火上身,而这和“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境界相 差何其之远。传统人格的缺陷持续了几千年,几乎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缺陷”;直到今天,制度的桎梏仍然制约着我们的人格发展,使我们不能成为真正有尊严的 公民。
由 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制度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多么重要。良好的制度——当然不是纸上的规定,而是现实中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高端产品,是值得创造制度的民 族骄傲的。作为一个以宪政为职业的人来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和许多美国人或欧洲人一样为自己国家的制度感到骄傲,但是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宪 法规定得不够好,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寻找近年来的成绩和“亮点”,而是现实运行中的制度实在有太多无奈。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自颁布以来那么多年,却从来 没有得到权力机构的权威解释,那么我们对它又能说什么呢?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实话,面对外国友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不是自己的制 度,也不是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而是2000多年前的那点文化遗产。毕竟,人家认为那些古董直到今天还有价值,甚至愿意看一看、学一学;而对于当前的制 度现实,我既不能胡编乱造、信口开河,便只能以实相告并颇费口舌地解释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艰难、很辛苦、很不容易,但遗憾而无奈的是,能向他人 推销的亮点实在不多。这是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中国的哲学家最牛,经济学家次之,法学家最弱。在这个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值得向别人出口的产品,而且连仿造的 本领都没有;时不时的,我们还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一番,拒绝承认别人有任何值得我们仿学的东西,似乎我们现在即便不是尽善尽美,也已接近可能达到的最佳状 态。但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又有谁会把这等自说自话当回事呢?
尽 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们宪法规定的某些东西能在这个国家得到落实,因为这些规定不仅涉及我们的基本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我希望我们的平民 百姓可以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不再受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欺压和侵害;我希望每年不要再有那么多上访,那样就不会使绝望的上访“钉子户”们在漫漫进京途中成 为法学教授认定的“精神病人”,也不会引发接访、截访等接连不断的闹剧——这些事情实在很让中国丢脸,倒不在于它们暴露了中国社会太多太多的问题,因为毕 竟问题哪个社会都有,而更在于揭示了一幅主子可恶、子民可怜的传统主奴关系的图景,好像我们的民族智慧就只剩下上访、接访、截访……如果利益遭到侵害之后 只能“上”访——也就是求人,这样的人格有尊严吗?我 希望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作为人的礼遇,即便他已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也不例外。不论他被指控什么滔天大罪,他都应该得到为自己辩护的公正机会,而 不应该成为长官意志、舆论压力或基层执法暴力的牺牲品。即便他被定罪,定罪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转变他的思想和行为,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内 在尊严并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重返社会。尤其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表达政治或宗教主张而被定罪,因为表达政见不仅对于真正的社会和谐与安定是必不可少的,也不 仅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更是其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伸张与表现,惩罚和压制言论无疑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践踏。
我 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孩子从小就能获得德性和智性的正常发育,尤其是每一个山沟里的儿童都能享受体面的基础教育;其实城乡差别、地域歧视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 祸害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这种制度留下了太多的“留守儿童”、“代课教师”和摇摇欲坠的中小学校舍,而扼杀了农村新生代的希望,也就意味着农村贫困和愚昧 的永久延续。如今的中国城乡,真可谓冰火两重天;如果说农村的孩子营养严重不良,城市的孩子则营养严重过剩,被各式各样的补习、考试、竞赛等应试工具压得 难以喘息。但是两者“殊途同归”,都同样剥夺了儿童潜能正常发育的机会;一个成了对于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文盲,一个则成了是脑子里塞满无用知识的书呆子, 而书呆子加上文盲当然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只能产生一个缺乏基本沟通和自理能力的畸形社会。这种教育状况不但扼杀了孩子自由想象和创造的天 赋,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温顺、怯弱、自卑、自大、易怒、蛮横乃至暴虐的极端性格,完全不适合理性的公共生活。这样的个性在社会上必然趋炎附势、逆来顺受、随 波逐流,一旦有机会进入权力圈子则很快成为欺下瞒上、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培养正常的孩子、树立健全的人格、造就有尊 严的公民。只有在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后,我们的人民才能不仅骄傲地站在世人面前,而且也站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而不至成为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奴隶;也只有这 样,我们的政府才会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民。
我 还希望我们的执政者更加自尊和自信——当然,是说理的自信,而不是蛮横的自信。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得代表自己的人民。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不受别人尊重,那么 人民的形象必然也大打折扣。执政者要得到尊重其实并不难,首先得尊重、信任和善待自己的人民;否则,无论国力如何强大、经济如何发达、科技放多少卫星、体 育竞赛得多少奖牌,都不会引来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至少,执政者要给人民说话的自由;让人说话,就不能不让人听话,不能动辄禁止报道、封锁消息或封杀网 络。这种做法除了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形象,能真正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连三岁孩童都听过讳疾忌医的成语故事,为什么还有人偏偏要做蔡桓公呢?
也 许有些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狭隘理解产生了太多的“国家秘密”,而“秘密”和禁忌越多,国家反而越不安全。一个正常的国家哪 有那么多讳莫如深的禁忌?一个自信的政府又哪里需要那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有什么必要总是那么紧张、那么害怕、那么遮遮掩掩?是因为不可公开的 “秘密”太多吗?那我告诉你,政府越是认为不可公开的信息,人民就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知情权。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太弱智、太容易上当、太容易“被利用”吗? 那是对人民智慧的低估和侮辱。即便人民确实幼稚轻信,也是他们长期接受灌输、遭受蒙骗的结果;这种教育扭曲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过分政治化的历史观和 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造就了偏执、激进、不擅长也不愿意说理的性格。只有放开言路,让人民接触各类不同信仰、政见和立场,让社会具备充分、全面、平衡的信 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民才能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中国的国民性格才能恢复理性的尊严。
事 实上,控制言论不仅贬损了人民的尊严,而且也损害了政府自己的威信;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纸越来越包不住火,绝对封锁越来越难,而一旦封锁的信息有一点泄 露,必然让人产生政府心虚、弄虚作假、制造谎言的感觉,最后反而弄巧成拙。放开言论,哪怕流言、批评乃至漫骂满天飞,执政者也至少可以得到诚实、自信、从 善如流的赞誉。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民,言论自由都是一个双赢选择:公民的尊严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求真务实、畅所欲言、无所畏惧、敢说敢当的个性,政府的尊严 则建立在言论自由所造就的权力透明和诚信基础之上。
我 也希望每一位政府官员都不要忘记做人的尊严,不仅因为官员也是人,脱下制服和普通人没有多少两样,而更因为政府的尊严直接体现在每一位为它工作的公职人员 身上,一个有尊严的政府必然是由人格健全、思维独立、遵纪守法的官员构成的。但是今天这一点似乎被普遍、彻底忘却了,我们官员的尊严好像只是体现在对下级 和老百姓的权威上,对于上级则只能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而这种人格的严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我们的古人尚能保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的风范,而今天权力金字塔的不可承受之重却似乎压垮了每一个公职人员的脊梁?在一个资源和职业渠道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的官员其实没有必要过分委屈自己的人格,他们应该也有权利坚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不只是对下的、局部的、残缺的,而是针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所有人 的完全意义的尊严。
当 然,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是个别人所能改变的,单纯指望执政者的自我转变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还是需要人民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只有人民成 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打破数千年受人摆布的宿命,健全残缺不全的政治人格,获得完整意义的道德尊严;只有人民先有尊严,政府才可能获得尊严。我希望 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起来主张属于自己的宪法权利,不仅是因为只有人民出来行使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子民上访才能变为政府“下访”,“访民”才能变为公民, 哭诉、呼号、民意谴责、上级指示才能变为批评、辩论、代表质询、公民投票;而且也因为只有人民行使权利,才能显现政府权力的边界,才能逐一填补千疮百孔的 制度漏洞,才能消除大小官员难以遏止的腐败冲动,最后让他们也恢复人性的尊严。
为 此,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停留于被动谴责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是应该主动告诉它我们要它做什么——表达自由,而不是控制言论;公正补偿,而不是通过 征地鱼肉人民;修缮校舍,而不是建豪华办公楼;投入地方公益,而不是将纳税人的钱挥霍于贪腐、赌博、“三公”……更重要的,我们应该通过选票告诉它,我们 想让什么人坐在它的领导位置上。我希望下次选举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出来投一票,哪怕那一票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看似无意义的尝试,有意义的永远不会开 始……
也 许我的希望太多了,也许这些希望都只是美好的梦想,但似乎又不能算是过分的奢望。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这个对人的尊严追求了几千年的国家,完整意义的尊严 总是显得那么遥不可及?打破这个民族千年宿命的神奇力量不在别处,它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时此刻,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做一个有 尊严的中国人,看似遥远的梦想终将成真。
原文作者-南天一剑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孽论《社保不是万能的》
此文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把民众应得的社保说成是靠政府的施舍。
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的孽论到真不多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
在这里我请教你十个问题,同时斗胆“敬请“贵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低智能笑话。
《一》 “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请问人民日报:政府到底是财富创造者,还是靠全体纳税人养活的行政管理 者?如果是前者,那我到觉得中国民众太幸运了,今后我们中国所有民众不用去工作劳动,让政府来供养好了。如果是后者,这能算是靠政府吗?请问人民日报:在 几千年以来,世界上有靠政府养育的国民吗?
《二》请问人民日报,贵报所说的这63%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自己不用上缴一分钱保费,而又可以领到比上缴保费的人多出三五倍退休金的人吗?据 我所知,这部分人人数大概在3700万左右,应该没有占到63%。如果这63%是指那些一个月只能领到70块钱的老人,请问人民日报:在同样不用上缴保费 的情况下,一种人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甚至更多,而另一种人一个月只能领70块,这种情况到底又是谁在养谁呢?
《三》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养老。从现在开始,我自愿退出社保,请问人民日报:我让政府退还本人已往上缴的保费,让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不需要政府为我操心可以吗?
《四》(2013年我国有19个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1702亿元,很多省份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基金的正常运转。全国层面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连续3年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养老保障水平继续提高的潜能正在下降。)上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据我所知:我国民众 上缴养老金保费占国民收入的28%,高出国外同期保费三倍。为什么如此高的保费还会出现巨大亏损,这个责任应该有谁来负?
《五》据工人日报披露,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体人员,花掉了我国80%的养老金资源。请问人民日报: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像我国一样,自己不用出钱上缴保费,却比出钱缴保费的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
《六》民众把自己的钱交给社保局保管,等自己老了再去领回以补家用,这到底算谁养谁?如果这样也算靠政府,请问人民日报: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等需要用时再取出来,这是否也算银行来养你呢?
《七》现在中国民众谁都不愿意政府来养自己(除真正的吸血鬼和寄生虫外),政府为什么还要强迫民众去加入社保,硬要让自己去养民众呢?如果真是这样,请问人民日报:中国民众为何这样不懂"感恩"呢?
《八》只有好吃懒做的废物才靠别人来养活,请问人民日报:你到是靠谁来养活的(因为我只知道报业是靠广大民众认可的)?
《九》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谁在信誓旦旦向国民许下的庄重诺言呢?
《十》现中国有3700万不用缴养老金,而且还能比别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到底是政府企事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国民在养政府?还是政府在养国民?
在这里我奉劝真话不敢说,谎话又说不圆人民日报一句:你该笔下积点德了!
此文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把民众应得的社保说成是靠政府的施舍。
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的孽论到真不多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
在这里我请教你十个问题,同时斗胆“敬请“贵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低智能笑话。
《一》 “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请问人民日报:政府到底是财富创造者,还是靠全体纳税人养活的行政管理 者?如果是前者,那我到觉得中国民众太幸运了,今后我们中国所有民众不用去工作劳动,让政府来供养好了。如果是后者,这能算是靠政府吗?请问人民日报:在 几千年以来,世界上有靠政府养育的国民吗?
《二》请问人民日报,贵报所说的这63%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自己不用上缴一分钱保费,而又可以领到比上缴保费的人多出三五倍退休金的人吗?据 我所知,这部分人人数大概在3700万左右,应该没有占到63%。如果这63%是指那些一个月只能领到70块钱的老人,请问人民日报:在同样不用上缴保费 的情况下,一种人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甚至更多,而另一种人一个月只能领70块,这种情况到底又是谁在养谁呢?
《三》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养老。从现在开始,我自愿退出社保,请问人民日报:我让政府退还本人已往上缴的保费,让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不需要政府为我操心可以吗?
《四》(2013年我国有19个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1702亿元,很多省份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基金的正常运转。全国层面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连续3年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养老保障水平继续提高的潜能正在下降。)上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据我所知:我国民众 上缴养老金保费占国民收入的28%,高出国外同期保费三倍。为什么如此高的保费还会出现巨大亏损,这个责任应该有谁来负?
《五》据工人日报披露,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体人员,花掉了我国80%的养老金资源。请问人民日报: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像我国一样,自己不用出钱上缴保费,却比出钱缴保费的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
《六》民众把自己的钱交给社保局保管,等自己老了再去领回以补家用,这到底算谁养谁?如果这样也算靠政府,请问人民日报: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等需要用时再取出来,这是否也算银行来养你呢?
《七》现在中国民众谁都不愿意政府来养自己(除真正的吸血鬼和寄生虫外),政府为什么还要强迫民众去加入社保,硬要让自己去养民众呢?如果真是这样,请问人民日报:中国民众为何这样不懂"感恩"呢?
《八》只有好吃懒做的废物才靠别人来养活,请问人民日报:你到是靠谁来养活的(因为我只知道报业是靠广大民众认可的)?
《九》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谁在信誓旦旦向国民许下的庄重诺言呢?
《十》现中国有3700万不用缴养老金,而且还能比别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到底是政府企事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国民在养政府?还是政府在养国民?
在这里我奉劝真话不敢说,谎话又说不圆人民日报一句:你该笔下积点德了!
(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 February 17, 2015) – Torture and mistreatment of detainees is endemic in China, CHRD has reported to the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very few measur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combating acts of torture and instead provides impunity for alleged perpetrators of torture. CHRD raised these and other concerns in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CAT prior to its review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which is set for Novemb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has 10 months to clean up its act and bring its law and practice toward full compliance with its treaty obligations to end torture and impunity for torturers,” said Renee Xia, CHRD’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With mounting evidence from the past two years alone, it is clear that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ed to use torture and other mistreatment to suppress dissent of its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banning torture and other mistreatment that China ratified in 1988, remains “invisible” in Chinese court proceedings and the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Despite domestic laws banning torture, judges typically ignore or dismiss torture allegations as well as lawyers’ requests to throw out torture-tainted evidence during trials. Channels for victims to seek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are largely obstructed, to the extent that many victims of torture or their families, who tried to get courts to accept their lawsuits against alleged torturer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retaliation.
CHRD has reported many incidents of alleged torture put forth by detainees, their families, or lawyers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wo years ago, and as he has promoted a hard-line party agenda against “universal values” like human rights. From early 2013 to late 2014, over 250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round China were detained in three successive crackdowns, and over a thousand others deprived of libert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Many of them have told of torture and mistreatment in police custody. For instance, activist Liu Ping (刘萍) raised torture allegations during her 2013 trial, but judges refused to order an investigation. Arrested in July 2013, Huang Wenxun (黄文勋) has reported being tortured in detention; he still has not been brought in front of a judge and has had little access to his lawyer. Lawyer Gao Zhisheng (高智盛), who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and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in August 2014, is in very poor health due to years of abuse. And four rights lawyers were severely beaten in a Heilongjiang Province police station in March 2014 for trying to visit their clients.
Depriv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to detained activists remains both a form of political retaliation and a commonly used form of torture by neglect, even to the point of contributing directly to deaths. In 2014 alone, three activists are known to have died soon after being released after being tortured and deprived medical treatment behind bars. In these cases, the individuals were only let go once it became clear to authorities that they would not survive—suggesting a deliberate tactic by those in charge to avoid any blame. Activist Cao Shunli (曹顺利)died last March after she was denied treatment for multiple medical complications, while authorities rejected family and lawyers’ requests for medical bail, in the course of over five months of her detention. Two Tibetans died soon after being released several years into long prison sentences—Goshul Lobsang (果秀洛桑) in March and Tenzin Choedak (丹增曲扎) in December. Tortured in prison and deprived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 men had been jailed after the March 2008 protest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its 2008 review of China, CAT raise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deaths in police custody, which remains a problem. More such deaths have occurred since 2009, but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known criminal punishments for alleged perpetrators. Authorities overseeing detention facilities have stood by “explanations” that lack credibility, claiming that detainees died of “natural” causes or “suicide,” even after autopsie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found physical evidence of violent assault of the victims.
Today, a dozen or so prisoners, such as Chen Xi (陈西), Xie Fulin (谢福林), Wang Yonghang (王永航) andIlham Tohti (伊力哈木.土赫提), and several detainees, including Pu Zhiqiang (浦志强) and Tie Liu (铁流), are known to be subjected to mistreatment and are in very poor health. Some of these individuals’ family members fear they may die while incarcerated, and after being denied medical parole numerous times.
Violence against detained women in China has persisted. CHRD has reported in detail on abuses against women in black jails, which are run beyond the bounds of Chinese law. And although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RT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has been abolished, some torture victims once held at the notorious Masanjia Women’s RTL camp have been retaliated against for seeking compensation; eight former detainees who had endured forced injections of medication, solitary confinement, and many forms of sexual violence were sent to prison in 2014 for terms of 12 to 18 month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monstrate any credibility in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made more than 25 years ago, to eradicate torture and other inhumane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t must take necessary legislative,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measure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Some recently propose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orture have such shortcomings that, once adopted or implemented, they would have little impact on combating the practice. For instance,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began drafting updated guidelines in December 2014 to exclude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But these guidelines, like all others before them, fail to adopt a definition of “torture”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Conventio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ich was amended in 2012, included provisions to ban evidence gained from torture, but very few police officers or judicial officials who have violated the law have been investigated or brought to justice. In addition, the country’s first Mental Health Law, which took effect in May 2013, has left loopholes that allow a litany of abuses in psychiatric facilities, including forced medication and injection of drugs, involuntary commitment by police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ack of access to appeal for judicial review by those who are forcibly committed.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dragged its feet for more than 25 years in complying with its CAT treaty obligations, it still has time in the next 10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November CAT review, to take concret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ward implementing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n concluding its previous review of China in 2008, including:
- Adopt in its legislation a definition of torture that covers all the elements conta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including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 Take urgent and immediate steps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Ensure that all allegation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cluding deaths in custody, are investigated promptly, eff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 Ensure that no one is involuntarily placed in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for reasons other than medical;
-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member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by conducting prompt, impartial, and effective investigations into all ethnically motivated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 Ensure that no one is detained in any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y, such as “black jails”;
- Prevent and punish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in particular, adopt legislation explicitly prohibiting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Ensure that all persons, including those monitoring human rights, are protected from any intimidation or violence as a result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exercise of human rights guarantees;
- Abolish any legal provisions which undermine the independence of lawyers, and investigate all attacks against lawyers;
- Ensure that every criminal suspect is afforded the right to have prompt access to an independent lawyer, and of their own choosing where possible, including in cases involving “state secrets”; and
- Ensure that adequate compensation is provided to victim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nd that appropriat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are provided to all torture victims.
Click here to read the full report.
中国的问题酷刑和有罪不罚的刑讯2015年2月17日•上午02点48分没有评论(中国维权网 - 2015年2月17日) - 被拘留者的酷刑和虐待是流行在中国,维权网已经上报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禁止酷刑(CAT)。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少的措施是有效的制止酷刑行为,而是提供了有罪不罚酷刑指控的肇事者。维权网在之前,中国实施反酷刑公约,这是设置为十一月的审查提交给CAT的信息提出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有10个月的清理其行为,并把它的法律和实践走向充分履行其条约义务终止酷刑和有罪不罚的折磨,“蕾妮霞,维权网的国际总监说。 “从过去的两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很显然,在习近平政府继续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以抑制其政府政策的异议。”禁止酷刑公约,国际条约,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的中国批准的1988年,仍然是中国法院诉讼和刑事司法制度“隐形”。尽管国内法律禁止酷刑,法官通常会忽略或者解聘折磨的指控以及律师要求在审判扔出去折磨污染的证据。渠道受害者寻求责任和赔偿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以至于酷刑或他们的家人,谁试图让法院接受他们的诉讼对涉嫌施加酷刑的许多受害者,遭受了retaliation.CHRD报道所称的许多事件折磨提出的被拘留者,他们的家人,或者律师,因为习近平来到两年前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对促进人权等“普世价值”强硬派对议程。从2013年初到2014年底,中国各地的250多名人权捍卫者被关押在三个连续的打击,而在同一时期超过一千人被剥夺自由。他们中许多人都告诉酷刑和虐待的警察拘留。例如,活动家刘辟嗯(刘萍)在她2013年审判提出指控的折磨,但法官拒绝下令调查。被捕2013年7月,黄温训(黄文勋)报告被折磨被拘留;他仍然没有被带到法官面前,已经很少有机会获得他的律师。高智晟律师(高智盛),谁是从监狱释放,并于2014年8月软禁,在身体状况很差由于多年的虐待。四维权律师被毒打了黑龙江省警察局2014年3月因试图前往就医的clients.Deprivation被拘留活动家保持政治上的报复无论形式和酷刑忽视的常用形式,甚至到了点直接造成死亡的。仅在2014年,3活动家已知有被释放被折磨,被剥夺医疗身陷囹圄后不久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放过一次,很显然,以当局,他们将无法生存,暗示有意战术所看管,以避免任何责任。活动家曹顺利(曹顺利)去年三月份去世,她被拒绝治疗多种并发症后,而当局拒绝了家人和律师的医疗保释请求,在五个多月她被拘留的过程。两名藏人被释放几年进入长期监禁,Goshul洛桑(果秀洛桑)三月和丹增Choedak(丹增曲扎)在12月以后不久就死了。折磨在狱中被剥夺医疗,男子曾在2008年3月的抗议活动在西藏自治区Region.In 2008年检讨后中国被关押,CAT提出了关于警方拘留,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的死亡表示严重关切。自2009年以来更多的此类死亡发生,但也出现了极少数已知的刑事处罚涉嫌肇事者。当局监督拘留设施已按“解释”缺乏公信力,声称被拘留者死于“自然”的原因还是“自杀”,甚至在尸体解剖,并进一步调查发现的victims.Today,有十几个的暴力攻击的物证站囚犯,如谌锡(陈西),谢夫鳞(谢福林),汪拥吭(王永航)和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土赫提),和一些被拘留者,包括浦志强(浦志强)和铁流(铁流),已知要进行虐待,并符合卫生很差。有些人的家庭成员担心在监禁期间,他们可能会死,后在中国被拒绝保外就医众多times.Violence对被拘留的女性坚持。维权网曾就对妇女的黑监狱,这是运行超出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滥用详细报道。并且,虽然行政拘留(RTL)系统的“劳动教养”已被废除,一些酷刑受害者举行一次,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女子RTL阵营已经报复寻求补偿;谁曾忍受药物,单独监禁,以及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强迫注射8位前被拘留者被送进监狱,2014年为12项至18 months.For中国政府展示其国际承诺,任何信誉,取得了超过25年前,以消除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或处罚,就必须采取必要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措施,完全符合禁止酷刑公约。一些有关对酷刑最近提出的法规有,一旦通过或实施,他们将不得不打击的做法影响不大等缺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起草更新指引2014年12月,以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但这些准则,像所有其他人在他们面前,不能采取“折磨”,即在符合公约的定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这是修正在2012年,包括规定禁止酷刑获得的证据,但很少有警察或谁违反法律的司法官员被调查或归案。此外,该国的第一个精神卫生法,开始生效2013年5月,已经离开的漏洞,允许在精神病院的设施,包括强迫服药和注射毒品,被警察或政府官员预防性拘留虐待的长篇累牍,和缺乏获得那些谁是被迫committed.Though政府已经拖再拖超过25年,其CAT遵守条约义务,呼吁司法审查,但它仍然有时间在未来10个月内,导致该月CAT检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实现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在总结以前的中国审查2008年,包括:在其立法中采用,覆盖了所有包含在公约第1条内容的关于酷刑的定义,包括任何形式的歧视;采取紧急,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酷刑和虐待行为在全国各地,确保酷刑和虐待,包括在羁押期间死亡的所有指控,及时调查,有效,公正,确保没有人会不由自主地放置在精神病院以外的原因医疗等;确保少数民族的成员,保护通过开展及时,公正,有效的调查所有种族动机的暴力和歧视;确保没有人被关押在任何秘密拘留设施,如“黑监狱”,防止和惩治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确保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监测人权,保护他们不受任何恐吓或暴力活动和锻炼人权保障的结果;废除这有损律师的独立性任何法律规定,并调查对律师的一切攻击;确保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给予迅速获得一个独立的律师的权利和,自己选择在可能的情况,包括在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 andEnsure足够的补偿提供给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以及适当的康复方案提供给所有的折磨victims.Click这里阅读报告全文。
兰州人余-男
1943
年时,德国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向民众演讲:纳粹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是最优越的。德国国情不适合搞多党制,搞多党制德国必乱。现在腐败最严重的11个国家中,有
10个是搞多党制的。纳粹党为何取得6千万德国人的坚决拥护?那是因为它养活了6千万德国人。谁想在德国传播英法邪恶思想,6千万德国人绝不答应!
1943, the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Joseph Goebbels speech to the
people: the Nazi regime was recognized as the world's most superior.
Germany is not fit to engage in multi-party system conditions, engage in
multi-party system in Germany will be chaos. Now the 11 most corrupt
countries, there are 10 are engaged in a multiparty system. Why the
Nazis made 60 million German firm support? That is because it is to feed
the 60 million Germans. Britain and France who wants to spread evil
thoughts in Germany, 60 million Germans never promised!
原则
从烟草局副局长升任大型国企监事会主席 李克强胞弟晋升副部级 | www.zaobao.com http://url.cn/aFf9hL
为谁忙: 嘿嘿 领导, 都这样闹下去让老百姓怎么混…… || 隆中山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德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Outreach @美国驻武汉总领馆 @美国驻广州领馆 @美国驻沈阳领馆信息中心
py 原告:余男,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 #长微博#http://url.cn/cDEiAO
py 原告:余男,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2XXXXXX XXXXXX,住址:兰州市城关区X街X号X单元X房;电话:13919895344。
被告: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昕,地址,兰州市西固区化工街2号,电话0931-96766,0931-7360928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定被告赔偿原告购买矿泉水的费用60元、误工费3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00360元;
(2)要求被告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上公开赔礼道歉。
(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 实与理由:原告全家均系兰州市城关区的常住居民,由于被告在兰州市处于独家垄断地位。故,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供水合约关系,2014年4月11日,本市 发生自来水“苯”污染超标事故,并引发全市抢购商店饮用水。据被告在新闻媒体发布的通报称,事故原因是被告两个水厂之间的自流沟内水体受到污染,并初步查 明周边地下含油污水是引起自流沟内水体苯超标的直接原因。按照被告此通报,2014年4月10日17时,被告首次发现出厂的水中剧毒“苯”含量高达118 微克/升,到11日5时被告已确认所属的第二水厂出口水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并报告其上级主管单位。此后11日11时,被告控制阀开启,切断供水。 从发现自来水剧毒“苯”含量超标,到被告切断供水,整整间隔18个小时。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供水合同关系,被告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兰州市民提供 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不仅是被告最起码的法律责任、道德良知和社会义务,也是被告与原告最基本的合同约定。但,在本次自来水含剧毒“苯”超标过错案件中, 被告在11日5时确认第二水厂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时,仍然放任“苯”含量严重超标的毒水流向千家万户包括原告的生活住所。
原告认为,被告的 主观过错明显。自看到被告的停用水通告后,原告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被打乱,因住所附近的瓶装水断货,从4千米以外的榆中县和平镇抢购瓶装水,导致 原告全家人精神上备受焦虑、恐惧和折磨,并对全家人自身的健康状况产生严重的忧虑和担心。法律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自来水属于食品类商品,“苯”,化学 名为(Benzene, C6H6),该品常温下无色、但有剧毒,是一种碳氢化合物也是最简单的芳烃,是化工产品,是名副其实的致癌物质,被告所出售的商品中含“苯”,这是一种在 食品中添加“毒”的过错行为。被告之过错已经严重危害了原告的健康,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国家相关法规,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理当受到法律的制 裁。
综上,被告之过错已违反了合同的基本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致使原告蒙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损失。根据《民法通则》、《合同 法》、《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原则和相关规定,被告之行为属明显违约,其违约证据充分、肯定,违约事实确凿、清楚。现依法向兰州市城 关区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审判和秉公办理。
此致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余男(手印)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被告: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昕,地址,兰州市西固区化工街2号,电话0931-96766,0931-7360928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定被告赔偿原告购买矿泉水的费用60元、误工费3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00360元;
(2)要求被告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上公开赔礼道歉。
(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 实与理由:原告全家均系兰州市城关区的常住居民,由于被告在兰州市处于独家垄断地位。故,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供水合约关系,2014年4月11日,本市 发生自来水“苯”污染超标事故,并引发全市抢购商店饮用水。据被告在新闻媒体发布的通报称,事故原因是被告两个水厂之间的自流沟内水体受到污染,并初步查 明周边地下含油污水是引起自流沟内水体苯超标的直接原因。按照被告此通报,2014年4月10日17时,被告首次发现出厂的水中剧毒“苯”含量高达118 微克/升,到11日5时被告已确认所属的第二水厂出口水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并报告其上级主管单位。此后11日11时,被告控制阀开启,切断供水。 从发现自来水剧毒“苯”含量超标,到被告切断供水,整整间隔18个小时。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供水合同关系,被告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兰州市民提供 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不仅是被告最起码的法律责任、道德良知和社会义务,也是被告与原告最基本的合同约定。但,在本次自来水含剧毒“苯”超标过错案件中, 被告在11日5时确认第二水厂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时,仍然放任“苯”含量严重超标的毒水流向千家万户包括原告的生活住所。
原告认为,被告的 主观过错明显。自看到被告的停用水通告后,原告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被打乱,因住所附近的瓶装水断货,从4千米以外的榆中县和平镇抢购瓶装水,导致 原告全家人精神上备受焦虑、恐惧和折磨,并对全家人自身的健康状况产生严重的忧虑和担心。法律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自来水属于食品类商品,“苯”,化学 名为(Benzene, C6H6),该品常温下无色、但有剧毒,是一种碳氢化合物也是最简单的芳烃,是化工产品,是名副其实的致癌物质,被告所出售的商品中含“苯”,这是一种在 食品中添加“毒”的过错行为。被告之过错已经严重危害了原告的健康,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国家相关法规,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理当受到法律的制 裁。
综上,被告之过错已违反了合同的基本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致使原告蒙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损失。根据《民法通则》、《合同 法》、《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原则和相关规定,被告之行为属明显违约,其违约证据充分、肯定,违约事实确凿、清楚。现依法向兰州市城 关区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审判和秉公办理。
此致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余男(手印)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钱维华3
【环
球时报:中国拘禁记者全球最多】“记者无国界”组织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2014年仍是全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共有107名“职业记者”及网民被关
押,其中“职业记者”29人,总数占全球的30%左右。“记者无国界”今年年初刚把中国列为全球新闻自由倒数第6名, http://url.cn/Wv3y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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