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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外地民工持械冲击派出所 “抓走”两警察
【大纪元2013年07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陈静慧综合报导)7月6日，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发生一起外地人与当地警察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官方报导称该事件因外地人使用收割机作业时撞伤当地人引发，当日下午高州警方将外地人抓回当地祥山派出所进行调查，引起外地民工的不满，当晚他们携工具冲击派出所救人，砸烂了派出所值班室办公设备，将派出所两名警察“抓走”。但此消息在网络上引起民众猜测纷纷，有民众质疑媒体报导隐瞒实情，亦有人质疑外地人遭到讹诈。
据《东方互动》 消息， 广州茂名市高州6日发生冲击派出所事件，该事件由外省民工驾驶收割机收割时撞伤了一名当地村民，双方发生冲突，都有人员受伤，外省民工车辆被砸。当日下午，警方将涉事人员带到祥山派出所进行调查。引起了外省民工的不满，他们叫来几十名同乡，驾驶数十辆收割机，手持工具冲进派出所救人，砸烂派出所值班室办公台及电脑，“抓走”该所两名值班警察。
7月6日，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发生一起外地人与本地人冲突的群体性事件。涉事人员被警方带到派出所调查，引起外地人员的不满，当晚，他们手持工具冲进派出所救人，砸烂了派出所值班室的办公设备，将该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带走。大陆官方的报道没有交代外地人员冲进派出所的具体原因，引发民众的怀疑猜测。（网络图片）
7月6日，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发生一起外地人与本地人冲突的群体性事件。涉事人员被警方带到派出所调查，引起外地人员的不满，当晚，他们手持工具冲进派出所救人，砸烂了派出所值班室的办公设备，将该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带走。大陆官方的报道没有交代外地人员冲进派出所的具体原因，引发民众的怀疑猜测。（网络图片）
当日晚，警方找到被带走的两名警察，几名外省籍民工被捕。
网络猜测纷纷
中国大陆官方的报导没有透露外地民工冲击派出所的具体原因和详情，致使民众猜测纷纷，对大陆官方的报导表示质疑，“能详细报导吗，没有很大原因外地人会冲进派出所吗？”也有的表示质疑：“如果派出所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视同仁，绝对不会有此冲突。”
而“陈同友”、“古城男人”等民众对此都表示怀疑：“你看懂了吗？是受伤者不愿去医院，还砸毁人家的车子——明摆着就是想讹诈外地人！” 、“收割机收割作业时怎会撞伤人？除非是人要故意往上撞，摆明的敲诈勒索外地人，而当地警方又处理不公，自然就群情激愤了。”
民众“了解某某不要试图”表示：“事情倒是真的，但是有些东西应该没有爆出来吧。”
7月7日早晨8点左右，近百台收割机排着队伍开往高州市市府，在市政府门前一字排开，要求政府放出被抓的河南工。高州当局调来大批警力，高度戒备，唯恐事态继续发展。
各种矛盾激化 官民冲突群起
6月31日，广东连州市西岸镇东江村发生警民冲突。当地村民在阻止政府修建基建工程时与警察及施工队发生激烈碰撞，过程中一辆警车被掀翻，施工车辆也遭破坏。
6月30日，福建莆田仙游县度尾镇潭边村十字街，一位52岁大叔被车撞身亡，家属因赔偿不合理，抬遗体堵路抗议。莆田出动大批警察抢尸被村民击退，一名警察被村民俘获。
6月30日，安徽阜阳市颖泉区循环经济园渡口社区村民王彩英，抗议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条件，在拆迁办门口喝农药自杀身亡。事发后，死者家属搭设灵棚、抬尸堵路抗议，当局出动数百人强行抢尸，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手无寸铁的村民用砖头还击。
6月30日早上8点，广西藤县新庆镇高田村数百村民，抗议非法开采稀土导致环境被污染，手持各种农用工具砸烧稀土采矿场。随后，村民到镇政府抗议，当局出动大批特警到场镇压，愤怒的村民将政府门窗砸烂。
6月26日早晨6点左右，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警局和政府机构被袭击，导致27人死亡。死亡的27人中包括9名警察和保安人员。
6月26日，因不满学校搬迁方案，湖南省冷水江市第六中学逾千名师生集体罢课，并游行到教育局抗议，愤怒的师生将教育局官员的车辆砸毁，冲突中有人受伤。最后逼迫教育局撤回原决策。
6月18日晚上8点，福建省泉州晋江西园王厝村民众反贪官、反不合理拆迁上街示威，村民代表洪幸福夫妇在晋江SM商场被警察绑架，并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殴打致重伤，手机也被抢走，下落不明。大批村民闻讯后堵双龙路抗议，将村长洪长金捆绑拉到街上示众，要求官方释放村代表，现场交通严重瘫痪。直到晚上12点多，洪幸福夫妇被放回来后，村民才把村长释放。
6月14日，因修建济广高速兴平段，中共广东省梅州兴宁市黄陂镇政府出动数百警察及其他人员，进入陶塘村和陶古村暴力征地。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强行驱离并殴打村民，愤怒的村民将一名拆迁官员打出血。
6月13日晚，因一起交通事故，广西南宁市友爱路立交桥下发生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据民众表示，现场有近万人围观声援被军车司机打伤的出租车司机，愤怒的民众将肇事“军车”放火烧毁，数辆警车被砸毁、掀翻。最后，特警施放催泪弹清场，有民众被抓走，整个事件持续到14日凌晨5点多才逐渐平息。
5月11日，因型厝海3万多亩海域被政府暗箱征用，不与村民协商，不合理补偿，多次抓走、打伤村民。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村民奋起抗暴，围攻南湖村委会，与警察一番大战后，俘获一名特警，游街示众。（网络图片）
5月11日，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型厝海，因3万多亩海域被政府暗箱征用，不与村民协商，不合理补偿，并多次抓走、打伤村民，近千村民奋起抗暴，围攻南湖村委会，与警察一番大战后，俘获一名特警，游街示众。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报导，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大陆群体事件频发，官民冲突越演越烈。说明中共治国无能；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是中共一党独裁。
民众“东莞老徐”评论：民间的各种矛盾激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官的提高警惕吧！
各种矛盾激化，官民冲突越演越烈，势在燎原。（网络图片）
《望各界关注：新疆巴州尉犁县受冤农民二审法院审判》：正能量是指什么，难道只是正面的新闻。揭露贪污腐败、... #长微博#http://url.cn/F2OBTD
广西42名精神病人出逃已全部找回
【球迷致中国足协男足的道歉信】
老佟他不信
[日本电影] 《间谍佐尔格 スパイゾルゲ》(2003) http://url.cn/FQQMTm1930年1月，苏军总参情报特工理查德·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身份来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中国支部经费$20000)。1，红色间谍左尔格在中国http://url.cn/GbC8vO 2，佐尔格在日本为什么会招供 http://url.cn/IKOt58
拈花时评23
在抗战当中，国民政府年财政收入才几亿美元，与日本进行长期战争，除了可以勉强维持轻武器和口粮以外，其他诸如被服，副食，医疗，重武器和运输等等都只能是将就，在前线的国军士兵绝大部分都是草鞋兵。图为1945年2月26日，在昆明的炮兵训练中心，1名中国士兵在编织草鞋。而此时的延安窑洞里歌舞升平。老佟他不信
香港霍霍霍
雪上松
【住建部发文禁止动物表演 网友：这事归您管吗？】近日，住建部发布了《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杜绝各类动物表演”。然而，媒体调查发现，各地动物园的动物表演依旧照常营业。很多人对杜绝动物表演是住建部提出的要求一头雾水，都问“这事儿是归住建部管吗？网友神评：那以后党代会怎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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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殃编译局理论贡献真大。@老佟他不信方强律师: 【微薄推荐】：很少推荐别人的微薄，我觉得一个作家崔成浩足以抵100个自诩为国师、启蒙大师的专家教授。还有代言人 李健兄的微薄，让你重新学习现代历史，足以让你把脑子重新漂白过来。@老佟他不信发的资料，比你读个大学还有用。如果你硬是要矫情一下，学学@邢小燕 那些随时受不了的呻吟。钦此。
新A海通
八二三炮战(上）
是中国人都看看-官方媒体公布的45万发炮弹是怎么轰炸金门岛的！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完全暴露在大陆炮火射程范围，那里还有一千多户居民和厦门亲情血肉相连。耻辱吧镰刀斧头帮！残忍吧！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禽兽不如！ (分享自 @QQ空间) http://url.cn/HQfWDe
格热娜丽热
http://url.cn/04Ise0江泽民三个代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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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自由微博创始人马丁·约翰逊揭开一个"匿名和不受屏蔽"的新浪微博搜索世界http://www.dw.de/%E4%B8%8D%E5%8F%97%E5%B1%8F%E8%94%BD%E7%9A%84%E8%87%AA%E7%94%B1%E5%BE%AE%E5%8D%9A/a-16821368
VOA: 中文需翻译
(2013-07-06 07:04: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7c4f390101nw3h.html
2013年7月5日
从埃及，到叙利亚，到希腊，到俄罗斯，到法国，英国，美国，可以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面临改革的难题。
所谓改革的难题就是，执政当局无论是改革还是不改革，都会遭遇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公众的强烈抗议。因此，执政者与公众的沟通就成为现代政治最关键的问题。
当今中共沟通难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公众的沟通似乎格外独特，或格外困难，以至于中共媒体用中文发出的信息需要翻译。
在埃及民众抗议导致埃及政治形势突变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市场悲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几个月前发表的一则微博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关注，并凸显出中共当局跟中国公众的沟通滞碍难通。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通过中国微博用户最多、政治评论最多的新浪微博发表的那则微博说：
“（中共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的改革开得很猛，社会出了问题时，维稳手段用得也很重。他大致探清了改革的空间、边界和风险，积累了极宝贵的经验。之后中国改革走上相对稳健之路，不特别猛，调控大多追求软着陆。这是很正常的过渡。但要防止国家对承担改革风险的生疏甚至畏惧。邓时代告诉我 们，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没那么脆弱。”
胡锡进以及他主编的《环球时报》常常以发表逻辑混乱、知识混乱、文脉混乱的评论而著称。因此，胡锡进以及《环球时报》的评论常常成为中国公众和网民的笑柄。
翻译胡锡进
但这一次，中国网民跟胡锡进认真起来，对他意义暧昧含混的微博进行了各种翻译和探讨。
网民“喃道木”通过新浪微博对胡锡进的显然是透露出杀气的言论进行了别致的翻译，并对胡锡进发出的在他认为是威胁的言论表示了不屑和不惧：
“我来翻译一下：你们还记得89吗？杀就杀了，你们敢怎么样？老子现在走稳重道路，不轻易杀人了，不过老子有神经病，你们不要闹得欢，把老子惊吓到了反手就是一刀，整死你们！那年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 翻译完毕，送你一句：草泥马，你威胁老子？！”
（注：网民“喃道木”在这里所说的“89”显然是指1989年邓小平下令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杀入北京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示威者。）
网民“行走的赏金猎人”对胡锡进的一个关键句子提出了语文和政治的质疑：
“什么叫‘维稳手段用得也很重’？木有人性！”
网民“魏晋风度花园”则对胡锡进提出告诫或警告：
“胡狗，你要搞清楚，89之所以让屠夫得逞，是因为当时大部份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觉醒，对你们这些人渣还抱有幻想，没有站出来行动造成的。你换到现在试试！”
奇特的政治沟通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的言论常常反映或力图反映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思想动向。
现在还不清楚胡锡进赞扬邓小平当年面对社会问题“维稳手段用得也很重”是否反映中共最高层的意向。但中共媒体和媒体人用这种方式跟中国公众沟通无疑是一种奇特现象。
自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习上台以来，中共旗下的媒体可谓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有中共媒体对“宪政”思想提出了质疑，声言限制当权者权力的宪政思想属于资产阶级。还有中共媒体发表文章，声言中共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 。
中共官方媒体发表的这些惊人之语使官媒成为中国公众和全世界的笑柄，也使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显得很傻。
于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本星期有一则真假难辨的传闻在流传：习对中共媒所发表的上述种种谬论十分恼火，因为那些谬论实际上是给他定位，把他定位于死硬的毛派；习对此如此恼火，以至于摔杯子泄愤。
对这则真假难辨的政治传闻，中共当局在不承认、不否认、不澄清、不解释、不说明的同时采取了奇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应对措施，这就是网络封杀。
如今，中国读者要想再重读那则非常有娱乐性的传闻帖子，会得到这样的告示：
“抱歉，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
至于那则微博为什么不适宜对外公开？是否适宜对内公开？中共当局依然是不承认、不否认、不澄清、不解释、不说明。
显然，在当今中国，中共及其政府与中国公众的沟通确实是格外独特，或格外困难。
老佟他不信
[日本电影] 《间谍佐尔格 スパイゾルゲ》(2003) http://url.cn/FQQMTm老佟他不信
[日本电影] 《间谍佐尔格 スパイゾルゲ》(2003) http://url.cn/FQQMTm
间谍佐尔格 Spy Sorge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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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屏蔽的“自由微博”
《中国~别逼我们离开你》
八双鞋
【移动公司陪睡门事件】泰州移动为招待省公司领导，常安排公司年轻漂亮女员工陪睡，一次招待省公司领导，安排一吴姓女员工陪领导上床睡觉，谁知该女员工在陪睡时被老公捉奸在床。网友搜索：该领导名叫戚兆军，江苏移动人力资源部老总。吴姓女子以离婚收场，在公司以加薪升职条件下，事件得以平息。
素面书生
刚才看到众网友向某“知名记者”吐口水，以为又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瞎起哄，看到下图，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李言实
沈阳军区回应:英国迷奸女性留学生钟轩宇的父亲是副司令,纯属谣言。钟副司令的独生子从没有出过国,与此事无关。几个月前,刘铁男案案发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也发表过声明,说网络实名举报的是谣言，结果,刘铁男狠狠地打了发改委的脸,今天沈阳军区又出面,钟司令的家事他不出面,你战略大区吃饱了没事干么？
士居桃山: 我朝迷奸三种境界：国外骚扰，海龟升官；国外迷奸，我军辟谣；国内迷奸，改称轮流。第一种，你爷爷牛，第二种，你爸牛；第三种，你爸正军级 || 吴彦祖-宇宙真理教教主: || 欧GB-太阳出来了: 避谣？那多半是真的了。 || 鄂A--胡新成: 关注！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当前位置: 主页 > 思想文化 > 社会思潮 >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
——卡尔·波普尔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0286744.html
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毛在世时如此，今天也依旧。然而都叫“毛泽东思想”，不同时代所指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把毛分成两部分，肯定前一个毛，只承认那时的毛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后一个毛，指责其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他自己的思想，无异指鹿为马。其实最有独特之处的“毛泽东思想”，恰恰属于后一个毛。为了与今日中共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我把五七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如果“主义”的标准在于原创性，五七年后的毛显然当之无愧）。
五七年前的毛着力于夺取政权，其长处主要体现于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创造在于把外来思想本地化——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执政后的头几年，他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后，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主义才开始显露，并被付诸社会实践，使中国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后一个毛远比前一个毛更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其独特，也不只因为被他的传人打入了冷宫，还因为对后一个毛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启示。
不过，后一个毛并无完整理论，他在五七年后再没写过象样文章，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有通过他的实践脉络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当然，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余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无论如何，我认为求证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研究的理由，因为这研究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学术，而是和我们的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对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是从一对矛盾出发。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我认为正是此二者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毛泽东主义。
一、“圣贤百代帝王”
在毛泽东主义中，高度专制和人民至上被组合为平衡的统一。当然，那仅是对意识形态体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对客观现实而言的平衡。现实中毛泽东主义的失衡和破坏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之内，本来互为矛盾的二者不仅可以平衡，而且还缺一不可，恰恰因为二者的组合而形成平衡？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2」，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3」，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4」，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5」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轻松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毛的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沉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二、大跃进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满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那时的毛，思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旨中打转——既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那么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毛希望这个原理在他创建的新中国得到最大体现。我相信在他嘴里高喊“超英赶美”的时候，内心里最想超的，其实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他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使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那将给予他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针对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指示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6」而苏联的“一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19.2%，“二五”年均增长速度是17.1%，已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毛从何有超过苏联的自信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比斯大林更高明的武器。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7」
“大跃进”就是在毛的这种期望与自信中发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经济发生兴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立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三月的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跃进”规划，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四月的广州会议，开始讨论十五年超过英国；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农产品产量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随之全中国九千万人土法上马炼钢铁，“大跃进”进入高潮。各地农村也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最高产量报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广西环江）。毛泽东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到了五月，已经改口为“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8」
即使在毛追求着这种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后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资源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此种现实使他对经济起飞的企盼只能寄托于人的作用。这本不失是一个颇为现代的命题，但在毛那里却只被归纳为“精神原子弹”和“精神变物质”，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创造物质奇迹。在他的逻辑中，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精神的作用，他从战争时期他的队伍那些英雄主义奇迹中反复得到过印证。既然当年的战士能做到，为什么全体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精神原子弹”的能量，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是一条多么节约和多么迅速改变面貌的捷径，“超英赶美”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又将变得何其容易。
“大跃进”是他这种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习。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以为真地实现了他的设计。他以诗人眼光欣赏他的杰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他在那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人定胜天豪情竟然膨胀到指挥全体中国人动手消灭四个自然造物（除四害）。在农村长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识一般，认真地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为此指示“一天吃五顿也行嘛！”「9」当时出台过一个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称为“大地园林化”），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这个似乎只有中学生头脑才能产生的设想，被郑重地写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10」
中国各地纷纷投其所好，不断推出“精神原子弹”式的宣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还有那个被后人当作笑话讲的名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共产主义”。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对此做出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12」毛的这种“留有余地”与其说体现了冷静，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他和那县委书记几乎一样昏头。
然而，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
三、毛从大跃进的破产看到了什么
学者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饥荒，中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万到四千万左右「13」。中共当局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但毛肯定当时就清楚情况多严重。中南海的秘书室六○年春就去大量饿死人的信阳做过调查，随后去信阳的李先念目睹了所过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恐怖场面。「14」大跃进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天堂没有离得更近，反倒浇了一身冷水，这对毛肯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他会怎样总结这种反证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时暴露出了一个以往没有被正视的环节：既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那么劳动者如何对待公有制，就成了生产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关键，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门槛也就在这里。
以从“粮食吃不了”一头栽进大饥荒的农村为例，这个问题在刚实行集体化时就暴露出来。集体化要求财产入社，农民就纷纷宰杀猪羊，免遭共产。全国牲畜一下减少二百万头以上。有的村二百头猪只剩下四头。「15」合作化以后，“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16」。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指责：“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17」。从大跃进的虚火高烧中醒来，展现在眼前的事实真相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使几亿农民变懒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当时被当作共产主义的象征，然而吃的时候个个放开肚皮，干活时却都变成出工不出力，全体农民都如此多吃少干，农业怎么能不出问题，饥荒又怎能不发生呢？
那么到底是哪一边发生了问题？是“共产”的生产关系把事情搞糟了呢？还是“私字当头”的劳动者应该承担责任？毛泽东的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8」他明明知道农民想要什么，但是他不会顺从农民，因为他生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顺应现实的。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看到“公”与“私”的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就会连私有制都不如——这才是导致了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在饥荒严重时有几个月拒绝吃肉，不过是一种帝王与民同苦的姿态。上千万条命的代价并不能让他承认自己理想有错，错误只在技术层面的步骤。“精神原子弹”之所以没有爆发出威力，根源是在人的私心，因此正确的步骤不应该是先发动大跃进，而是应该先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在公有制下，能够“变物质”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变成一心为公了，再搞大跃进，精神才能够“变物质”，那时就可以相信人间奇迹一定能实现——这样一种步骤的顺序，后来被毛简练地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在他原本认为畅通无阻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进一个改造人的步骤，使毛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后。他对这场“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设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19」他在这一点上还有起码的清醒，因为他知道，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只是改变一个人的难度，而他要改变的却是几亿人。
他不会知难而退，他从此开始向人性宣战！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论证：“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20」
当然，“公”的思想不可能从天上掉进人的头脑，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从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即后来他所称的“斗私”。他到经济领域里去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回到政治领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四、“六亿神州尽舜尧”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接近毛泽东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把人的意识视为环境产物，虽然他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倒是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22」，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23」，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24」，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只有到了毛泽东，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国家机器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自己担负着拯救自私愚昧之国民的大任，他在《湘江评论》里写道：“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25」。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进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共产主义就将是走不通的。
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毛泽东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26」，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被赞为“其仁为天，其智如神”，德行之高感天动地，算得上中国几千年的顶尖圣贤，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毛泽东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现在他则要求全体中国人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未曾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和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更符合他所希望创造的新人。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对敌斗争的英雄，而是在平凡岗位上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奉献不索取，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生交给党安排”，那该成为一个多么好管理的社会，能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呀！正是这个目标，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毛不但善于产生奇想，还非常善于操作。他当初以那么弱小的流亡武装打下整个中国，足以证明他有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超常能力。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从哪里着手，才能让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变成一个人人无私的新人间呢？
他为此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以往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概念，把它引进思想领域是毛的创造。对他来讲，“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要把“公”的思想灌输给所有的中国人，占领他们的头脑，把“私”的思想他们头脑里驱逐出去——这就是思想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毛要极为具体地实施的一场社会大革命。他深思熟虑地一步步去开展战役、占领目标和消灭敌人。阶级一旦可以进入思想领域，社会所有细胞就都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肆虐下，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单位内、家庭内、朋友间……就无一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成为针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无所不至的武器，而思想犯罪、文字兴狱等也就都可以冠上堂皇的合法性。
正是靠着这样的武器，毛才可以全面地开展他对人性的改造。
五、修正主义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分歧，庐山会议是一个爆发。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出于帝王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的心理，或是恐惧权力受威胁而打倒的彭德怀。毛的个人品质肯定有问题，但是仅仅从品德或权力角度解释庐山会议是不够的。那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
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
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
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
——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
的发展。「27」
以这样的眼光看，庐山会议就不能仅仅解释为毛一时的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显现，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上庐山，原本是为了做一些让步，平息反对意见。但是他所听到的抱怨和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年在战场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开始跟他分道扬镳了。彭只是个开端。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使他联想到自己。权力斗争并非主要，因为没有谁在权力方面能是他的对手。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坐江山，当统治者，治理国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总统有什么区别？又如何能满足他书写历史的大胸怀呢？对于他，打下江山只是个开头，大跃进是为创造新人间迈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点，出了一点问题，不也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必要代价吗！为什么要用枝节否定主流、用“一个指头”去否定“九个指头”呢？
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对实现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的目标，那些战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阻力。他们在打江山时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汉，一掌握了权力就蜕变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充其量只能为帝王夺天下，却不可能成为追随圣贤改天换地的圣徒。
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党内领导层，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划分阶级的逻辑，就不会感到奇怪。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共务实派对毛的乌托邦产生怀疑，他们明智地看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说词相当含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说穿了就是要给劳动者以私利。而在毛看来，那种以私为本的做法是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伪装，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因此离共产主义只能越来越远。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么荒唐，他出身农民，哪里会不明白对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为“私”是他要消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他才不是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从一个原本在政策层面上检讨冒进的工作会议，中途变成了一场党内“反右倾”的路线斗争，在他的颐指气使背后，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内部的确是有路线斗争的。至于彭德怀成为靶子，与其说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说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个质朴军人，为民请愿而已，而真正的中国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还在后面。毛和他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六、中共务实派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那是被毛称为“大权旁落”的时期。不过毛的地位仍然始终高居于务实派之上。那绝非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毛追求理想的彻底性使其始终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务实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产主义的教条，那就不管其在实践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贩卖“私”的货色（例如陈云用这样的理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分田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28」），从而就无法与毛那气势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与毛发生碰撞，务实派往往就立刻改变自己去附和毛，并自卑地对毛进行吹捧。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过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
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接而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
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9」
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民主”一词歧义较多，暂且不提，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
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了“反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也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个辨证专家，从来都一箭数雕，为各种前景予留出转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动机中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因为那次“鸣放”和后来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会全属偶然。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共，没几年就繁衍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被毛厌恶的官僚体系换汤不换药地再现，官僚主义开始盛行，等级和特权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笼。黄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发生。革命把旧官赶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旧官区别在哪？古代有官阶十八品，现在有干部二十四级。那么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对一心要再造新人间的毛泽东，肯定是个一直苦恼于心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进一步触动他，社会主义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论助手胡乔木后来有这样的回顾：“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0」。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仅三个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稍后又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显示出他要以党外力量监督政权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那时过高地估计了他与知识分子的联合「31」，以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能够用他们置身局外的监督批评帮助他克服权力滋生的官僚主义。几年以前，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向他，骂得蒋介石成了独夫民贼，使他顺利地夺得了政权吗？然而他应该知道，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现实的，并且要探究本质，不会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评官僚主义上。五七年的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
毛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他的话说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仅半个月的时间——从四月三十日约见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秘文，他就从“鸣放”转为“反右”，并通过国家政权开始有系统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不必多说。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个关注较少的方面。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除了出于帝王情怀，也该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分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
然而，官僚们可是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好摆布。
八、“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前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搞得很被动的刘少奇，也许是出于希望以顺应毛取得谅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积极地推动运动，大讲阶级斗争，派夫人王光美亲自下乡蹲点，并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长和一千多名司局长派下乡搞运动。运动逐步具体化为“四清”——即清帐、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后升格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体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将运动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队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目标放在打击多吃多占和贪污浪费上。这两种对运动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期望，导致了毛和刘当面发生冲突。
针对刘少奇所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责道：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
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
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3」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头脑和对毛的了解，不会不明白含义是什么。但他们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样就会搞到官僚集团和务实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运动对象。这一点在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毛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34」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手里，毛因此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层层贯彻推行的权力。务实派明着不跟他争，却是一个“拖”字定乾坤，反正权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过他们贯彻，他们就给他搞走过场，形式化，抓而不紧，不了了之，消解于无形。对此，当代研究刘少奇的学者何家栋有这样看法——“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实现。「35」
何家栋的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对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鸣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鸣放”只有人民监督政府，“四清”运动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两个因素，在“四清”时都有了萌芽，并且组合在了一起；不对的是毛在“四清”时还是想通过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而到文革时，他已经是要以打碎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了。因为“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36」
九、毛如何解决难题
总结起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面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二、不打倒“私”字当头的党内务实派及其权力体系，造就新人的进程就无法取得成效和最终成功；三、如何持续地“反修防修”，彻底杜绝党内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四、怎样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人民管理国家。这四个问题他都曾分别地尝试过解决，但都没有成功。实践使他认识到，四个问题是不能分别解决的，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相辅相成，一并解决。
文化大革命至今被多数人认为只是匪夷所思，似乎全是毛的糊涂和疯狂所致，唯有称其为“浩劫”。然而透过表象，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其实相当完整，那是毛泽东主义一次空前集中的综合体现。（声明：我决不否认毛有阴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然而那些方面只要摆事实就可以无穷罗列，理清毛泽东主义则需要不带价值判断的分析。）
毛立志把人民带向美好的无私社会，但人民是一个巨大群体，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不能直接带领几亿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间就不能没有一个官僚集团。只有靠那个官僚集团的日常运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沟通，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和维持秩序，才能谈到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然而问题也就出在那个官僚集团上——他们是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是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要革命的和不想前进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个官僚集团不是仅靠更换就能改变的。按照毛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形成资产阶级实体，权力恰恰就是那种土壤。因此不管换上什么人进入权力集团，腐化变质都是在所难免，而在他们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之后，又会利用权力继续强化他们个人的和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团日益远离人民。
问题就这样集中到官僚集团身上了——带领人民离不开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又是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目标的障碍，毛该怎么解决这个相悖的关系呢？不错，他有无上权威，官僚集团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见，他们就另搞一套。靠他一个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住几百万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胜防。这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全体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亿“舜尧”的十二亿只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团，数量和力量的对比不就发生了变化吗？再多的官僚岂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吗？
那么，怎样才能让亿万人民来跟他一块监督官僚集团？毛有这样的反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
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
揭发我们的黑暗面。「37」
五七年的“鸣放”应该算一次尝试，只是没几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后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并在这期间努力地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正如前面所讲，这是他心目中保证他和人民能够成功结盟的决定因素。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陪他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所讲：
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
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
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38」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把当代意识形态的手段利用到极端。整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不断推出。他期盼只要他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大脑，就如同孙悟空嚼碎毫毛可以变出千万化身那样，亿万人民群众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时，一切修正主义、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腐败行为如何还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团从此也只能老老实实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会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设计中，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自身“改造世界观”和“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过程。这种“斗私，批修”的关系，林彪的阐释是：
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
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
斗争。这两件事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39」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几个世纪难题，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在理论上梳理明白已属不易，一并对其解决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现，他把那些关系互为利用地组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地搞出了一个集毛泽东主义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42」。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4」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细回顾，当时被人认为难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诞的“大串联”，不惜物资停运，让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地任意游走，食住行全部免费，在正常思维中只能视为胡闹。当时的周恩来摆出各种理由表示串联给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压力太大，而毛却毫不在意地告诉周这才是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45」对毛而言，千万初生牛犊般的红卫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乱原有秩序。官僚集团对控制本地及本系统从来是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图下达或使其变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宝剑且极其好斗的外来造反者却让官僚们无法对付。红卫兵所到之处，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烧。他们给当地人带去榜样和勇气，把当权派打得威严全无。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联的“煽风点火”，除了少数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难在全中国发动起来。相比这个目的，生产停顿、物资停运一类的损失，对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46」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47」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与群众结盟，重要措施是给群众以权利。他曾经这样阐述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
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
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
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
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8」
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专门为毛泽东主义进行注脚的林彪这样解释“大民主”：
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
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
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那并不是真的自由。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大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区别：民主没有事先设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终被接受的结果，然而民意的产生与实行过程则要遵循程序（法律）：“大民主”却是没有程序约束，并且有意去打破程序，任由群众进行创造和发挥，然而必须囿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不允许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没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这一点，曾任毛的“笔杆子”的陈伯达讲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争论和斗争一定会发展
成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通过斗争与争论，革命人民
的思想就会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群
众。在这种意义上，群众将会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
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将同革命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这就是“大民主”最伟大的意义。「50」
在陈伯达的说法中，似乎群众运动会自发地与“毛泽东思想”达到一致，实际显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残酷的专制手段保证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只不过长期处于奴化状态的群众对思想压迫往往不敏感，却能从对程序与秩序的摧毁中体会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还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怀念与赞美，往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统治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立足群众。他告诫下级“要做群众的小学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53」，“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于群众的监督”「54」，“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55」；他主张“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众运动，宣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6」。据研究者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他掌权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仅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运动还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泽东主义具有体系上的平衡，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极权加经济公有使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皆在权力控制下。毛如何把这种无与伦比的专制与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合理地联系一起并解释呢？——就在于他赋予群众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权利。一旦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和制约当权者，能够对当权者进行造反、夺权或更换，再高度的专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为尽管社会财产被统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团严密管治人民的同时，人民也能对官僚集团进行反制以至将他们打倒，谁还能说社会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只属于当权者呢？这样一来，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实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个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结构。那种循环的相克构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样一个结构对当时中国人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倾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状态使专制更容易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迫害，却并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几乎任何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那时都没有绝对的特权和安全。苦难中的人民会因此得到安慰，环顾周围，既无富人，“当官的”也只敢夹着尾巴逢迎群众。不说别的，仅一个大字报就足以让所有当权者胆战心惊，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郑重宣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58」，并且给出了“七八年一次运动”的时间表，各级官员就更加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毛构建的那种平衡保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再乱也不至颠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终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戴。
不过，仔细考察毛所昼思夜想、真诚要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个“人民”，其实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类）是一个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动狂妄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真正的人民从来不是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人。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个人，毛只是轻描淡写：“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59」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60」在这里，愿意为“主义”牺牲半数的难道真是那些中国的父老妻儿吗？显然，“好斗”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实现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顾历史，他所做的一切事无一不是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他完全可以换成——“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逻辑——关键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与个人的脱节，他的体系就失去平衡，成为泥足而立不住脚了。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被立案审查「61」……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他那时一定会产生种种痛苦的疑问。
林彪死后，很多事又得从头来。刚建立不久的行政体系需要重新整肃，把林系人员清除出去。原来最可靠的军队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启用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旧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后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务实派重新获得权力，并且在整顿文革烂摊子的过程中步步为营地开始收复地盘。那一段时间，毛的政治选择一度显得模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确定位置。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理想的，他也不会甘心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也从来都有善于退却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2」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
那时候，毛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头伏枥的老骥，仍然梦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时光，壮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后来对他的人品多有非议，说他“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后来的举动全归于性格缺陷与老婆的挑唆是不够的。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64」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65」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不过还有一个邓小平，难以置信地结实和强悍。事实表明，“走资派”是不会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给了邓那么多“教育”，一让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义。毛在垂危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邓继续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他又一次发起攻击，重新打倒了邓。他当时所说“走资派还在走”，今天证明是没错的。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让人不能不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以至成了荒诞。他一生立志消灭资产阶级，最后发现资产阶级就在他组建和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远远超过那些荒诞派戏剧大师的想象。说出这个结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只有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才能无视这种话可能引起的后果。
毛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尝试，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结果是失败的。他在有生最后一个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划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结尾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年，他让八亿人民掀起学习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不过是满足他心灵中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罢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
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
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
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
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
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
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6」
在这段话中，再也看不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也不见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霸气。他已经实在太老了，即使还有心，也没有力了。他几乎没有对身后之事做什么安排，尽管他担心可能出现政变，也忧虑亲近之人的下场，但是却把权力传给了一个注定站不住脚的华国锋。他给华的合法性只是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奋斗一生，结果是越走发现离目标越远。他不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既然连他自己都难以坚持住“既定方针”，还能指望谁呢？整个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现在回头看，更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迷倒数亿中国人，并在地球的东西方同时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这就是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岁后宁愿只要脑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左派”心存疑惧的根据所在。但是，我们能因为惧怕控制就牺牲公平和正义吗？我们又能因为贪图利润就放弃大同理想和社会良心吗？在我看来，以一句“世上没有最好，只有最不坏”就推脱该做的努力是不负责任的。公平和效率并非能够只选择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它们二者的矛盾只在表象，深层却有共进共退的关系。一旦社会只有自由没有控制，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惧怕的毛泽东，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自私是人的本性——这在毛泽东改造人性的革命失败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论。而若没有控制，自私的人难道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吗？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控制、并且还需要加强控制时，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控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势必难逃以往的轮回，只有找到那只“无形之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14-315页。
「2」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311页。
「3」毛曾几次凭记忆手书这首宋玉所写的《大言赋》。见刘汉民，《毛泽东与“昭明文选”》，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4」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页。
「5」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0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7」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学习》1992年创刊号。
「8」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9」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10」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78页。
「11」《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论《今年夏季的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2」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4页。
「13」见Penny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106页；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14」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15」Penny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7页。
「16」引自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见《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17」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18」对李先念和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19」见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20」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学习文选》，307页。
「2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72页。
「22」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403页。
「23」列宁，《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列宁全集》第3卷，816页。
「24」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403页。
「25」陈智杰，《青年毛泽东“个人主义”思想浅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十四卷第六期。
「26」《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27」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二三二页。
「28」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29」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四九页。
「30」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Nov2922：56：501999）。
「31」约翰·B·斯塔尔，《毛泽东“政治参与”的含义与作用》，《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二八页。
「32」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张赞宁，《炎黄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二页。
「37」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谈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38」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39」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40」薄一波，安子文对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所讲，见《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42」同上。
「43」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Nov2922：56：501999）。
「44」《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四十一页。
「45」柳建辉，《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1期「46」《“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1页。
「4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卷，253～254页。
「49」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50」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页。
「51」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53」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54」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5」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6」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7」理查德·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一页。
「58」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59」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四十一页。
「60」丁抒，《人祸》。
「61」马立诚等，《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一页。
「62」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三○页。
「63」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64」《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65」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五五页。
「66」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页。
纪英男
这些情真意切的谎言全部都是不可弥补的伤害。明知是假的，为什么演的那么逼真？
纪英男，原中国经济与旅游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孙道进
【一致反击医务人员并集体逃跑，这样的“精神病人”真的精神病？】7月5日，在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四十多名精神病人殴打管治人员，抢走钥匙打开病房门自行逃离，目前已被全部抓回。此次“胜利大逃亡”咋就显得有组织、有预谋呢？是否又是上访者被精神病？强烈呼吁彻查。http://url.cn/FycHIo
广西42名精神病人出逃已全部...广西42名精神病人出逃已全部找回
> 国内要闻 > 时事
2013年07月07日03:30
京华时报讯广西梧州市委宣传部透露，7月5日20时许，该市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发生精神病人脱离监管事件。
据通报，当天20时许，在该院留院治疗的部分精神病人殴打负责管治的医务人员，抢走钥匙后打开病房门自行离开医院。经清点，事件中共有42名精神病人暂时脱离管治。事发后，当地指示辖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力量查找，并发动家属配合，同时加强街面巡查。
目前，脱管的42名精神病患者已全部找回。
以下是文章全文。
尊敬的中国足协及国足：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歉意！多年以来，一直以为你们最黑；如今方知，在这个神奇国度，只有你们是最白的。
在所有带“中国”字头或“国家”的单位，你们是唯一可骂、随便骂、骂了不会删贴、骂过不必担心被请去喝茶的。而且，你们挨了骂居然还道歉？！（啥也不说了，眼泪哗哗的……）
你们只不过输给泰国一个1:5，泰国人赢了球就乖乖走了，没有在合肥建基地，没有在这里宣示主权，也没有对球场周围的中国小贩开枪。所以，你们不必惭愧，你们输掉的并不比别人更多！
有人怀疑你们赌球，280个亿。即使这是真的，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银行把多少流动性给赌没了？大盘到2,000点以下，换算成人民币，该是多少亿？你们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挂靠到央行来，只要你听话，妈妈会救你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搞懂，国足主教练到底算不算国家干部？说是国家干部吧，怎么还可以弹劾？说不是吧，下台之后再换个地方复出，又和国家干部一样。
国足兄弟们，你们被人责骂粗野，其实挺冤的。虽然你们也曾踢断人家的腿，但起码没踩过人家的头。你们允许球迷围观拍照，不会因为别人接个电话就大打出手。
有人说足球队选拨球员有猫腻，有花钱买资格的事情。可是，和高考比起来，你们公平多了。至少你们一视同仁明码实价，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允许他加入国安，也不会说湖北籍球员入选国家队交600万而上海籍球员只需要交300万。
你们输了1：5，居然在微博上是1：5，外媒上是1：5，到了《人民日报》还是1：5；今天是1：5，过若干年还是1：5；统计局不会把它改成10：5，教科书也不会把它写成100：5。
中国足球与空气、饮用水、大米、奶粉、胶囊、地沟油等最大的不同是，看中国足球虽然有害，但是无毒；虽然伤心，但不要命。
知道多年来为什么我们始终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吗？就是因为当我们在别处受了无数虐待之后，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全地发泄出来。
尊敬的中国足协及国足，感谢你们为国人心理健康、建设和谐社会所做的伟大贡献，并致诚挚道歉！（当然啦，我们知错是一定不会改的，以后该骂还骂，不好意思啦！）
全体中国球迷
四川刚哥
@衡水公安网络发言人 这妹纸毕业了，进你们单位如何？
这种文章读多了不是好事，既影响中国梦又降低国人的幸福感，更大的副作用是可能减轻了国人对美帝的仇恨，严重影响国内矛盾的转移。宣传工作还是应该效仿朝鲜把美帝和日本描述成人间地狱。就像胡总说的，虽然朝鲜暂时遇到经济问题，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http://t1.qpic.cn/mblogpic/5400820c748e47bd2ca0/2000中國別逼我們離開
《中国别逼我们离开你》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差距：CN vs US
Posted on 06月 14, 2013 by Yinghttp://winterteary.wordpress.com/
重生的鹰
《中国~别逼我们离开你》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尽管经常在各大电视台评点财经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 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 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 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加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 不止于此，因为商场里的化妆品价格“过于便宜”，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的30%~40%左右，时寒冰还一度被夫人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回国后，时寒冰接连更新了十几篇博文，专门记录美国物价。
事实上，在这段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 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书中特意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在华人超市，海蟹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据季节质量而变。猪肉、猪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国米50磅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红柿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个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诉记者，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3口人。 有趣的是，在对此现象困惑不已的群体当中，还不乏经济学家。 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相比于其他留学者，这个从江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价的对比上。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 “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很多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不想回来不是因为不爱国，”聂辉华说，“他们是怕30岁读成回来后买不起房和车，失去尊严。” 聂辉华还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花70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哥伦比亚牌冲锋衣，在国内，这件衣服要卖1500元。有感于此，他随手写了一篇博文《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结果，一段时间后，有学生提醒他，“聂老师，你写中美物价的文章在天涯论坛上被点击了30多万次，排在第一名。（差距啊！） |
https://freeweibo.com/weibo/%40%25E5%258C%2597%25E4%25B...
北京謝通祥律師：《中国~别逼我们离开你》我们就是这样被逼走的... 近日，一条微博 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 ...
孙道进
来源：大众网图为眉山市委宣传部签发的“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XXX就读东坡中学的函”的红头公文。
#分享图片#【四川眉山下公函要求教育局照顾官员子女就学】近日四川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要求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穷人的孩子江水泡饭，干部子女公择校就读。公平吗？#图片新闻#http://url.cn/EiS6tK四川眉山下公函要求教育局照...
原标题：四川眉山下公函要求教育局照顾干部子女就学[图]
本网讯(格祺伟)7月7日上午12:27分，认证微博网友@烟云在其微博爆料称：近日四川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要求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
宣传部下红头文件要求教育局妥善安排干部子女就学
7月7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联系上微博爆料网友@烟云。据了解，爆料网友@烟云本名为杨革，为云南网站某论坛版主。据杨革介绍，他今天上午收到网友给他QQ信箱发来爆料邮件，爆料邮件就包括了那张“红头文件”。据爆料网友给他提供称，“红头文件”是在东坡区教育局发现的，自己爆料仅仅是对事不对人，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所以刻意的隐去了当事人的相关姓名信息。
根据这份眉山市委宣传部签发于2013年6月17日的“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XXX就读东坡中学的函”的红头公文内容，因该宣传部XXX的XXX今年6月小学已经毕业，准备到东坡中学就读初中，要求东坡区教育局予以妥善安排。
记者通过电话多次联系眉山市委宣传部后，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对此不知情。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应给眉山市委宣传部主管领导。根据宣传部领导的回复：关于在网上看到大家关于宣传部干部子女就读东坡中学的争议，宣传部办公室就具体情况作如下解释：该职工于2008年从彭山县调到宣传部工作已5年时间，其丈夫也在眉山工作。今年，其女儿小学毕业，为了工作和家庭两者兼顾，特从彭山转学到东坡中学就读。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该职工居住的阳光新城一号小区也属就读东坡中学范畴，所以以宣传部办公室名义向东坡区教育局发函证明该职工工作单位和女儿的实际情况。
微博爆料网友@烟云在爆料的最后说道“组织帮助干部子女解决读书难本身无可厚非，滥用公权不仅是透支政府公信力，还使社会公平公正无存。穷人的孩子江水泡饭，干部子女公函择一流学校？公平吗？”(来源：国际商报网) 
延伸阅读：
望各界关注：新疆巴州尉犁县受冤农民二审法院审判
正能量是指什么，难道只是正面的新闻。揭露贪污腐败、司法糜烂、官官相护、社会不公也是正能量，这是正义的能量。
一、【巴政办下发《打击违法开荒》为何成为尉犁县县政府掠夺农民土地的诏书，农民种植十年的土地为何现在变成了违法开荒】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打击违法开荒以2006年4月14日自治区水利厅、国土资源厅《关于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为界限，之后的为打击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国家鼓励开荒，并且保障开发者的利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之精神，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站在保障人权，尊重农民，保护开地农民利益的角度，做出：2006年4月14日之前开垦的荒地，水电设施齐全、符合耕种条件，国土部门应当予以验收、办证之规定。即【巴政办发[2008]10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批复】强调：加强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支持大型优质棉基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和推进盐碱地改造等。农民们种植十年的土地历经了三届县委书记，尹书记在任时要办集体土地，因为这是达西村的地盘；第二届刘福林书记在任时，坚持要办国有土地，而达西村沙吾尔村支书坚持要办集体土地，于是双发不肯妥协，办证就这样耽搁下来。2012年马文郁来了，他不问青红皂白以严打开荒名义不仅没收农民土地，还要给农民判刑。
二、【土地行政案件为何变成了刑事案件】按照《土地管理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程序，尉犁县可由土管行政管理部门对农民们进行行政处罚。由此被掠夺土地的农民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获得行政诉讼司法救济途径。为了防止农民打行政官司，阻碍县政府掠夺土地，将土地行政案件变成了刑事案件。其实质就是县委书记马文郁无偿掠夺农民们毕生投入和辛勤耕作的土地，转卖换取他的个人经济利益，而不给农民们任何补偿。为了更进一步对农民们进行威慑，将张贺林判刑4年、罚款并下发了查封令，其余的也都判处缓刑。马文郁滥用职权、以权代法，破坏民族团结，腐败成风，已经成为了新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一审法院、检察院“一切听党的话”，与县委书记勾结，迫害农民。请巴州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初审判决错误，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书，依法改判农民们无罪，同时撤销查封令，以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害。
三、【尉犁县供销社兴旺饲草料公司到底是什么单位】法院还没开庭，县棉麻公司就在农民地里建了钢板房、粉棉杆、切滴灌、撬门锁、破坏道路、损坏水泵。土地归属权还未确认的情况下，县棉麻公司准备浇水种地了，并且它摇身一变成了《尉犁县供销社兴旺饲草料公司》，自称国企。县委、县公检法、县国土资源局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国企，掌控着司法的进度。农民们不让棉麻公司的人浇水，县上所有部门都下来了，但是没有任何政府文件，只说：我们是县上派下来的。终于法院下了查封令，各部门腰杆子直了，带上手铐，开泵浇水，谁再阻拦，按妨碍公务罪处理。目前，县供销社兴旺饲料公司已经在张贺林、买买提、杜全洲的地里种植了经济作物玉米。为什么在亩产400公斤棉花的优质良田来种植玉米？目的是掩人耳目，掩盖其霸占农民土地的罪恶行径，但是棉花和玉米同属经济作物，性质是一样的。据悉：县棉麻公司近期准备办土地证了。
四、【尉犁县2012年---2013年计划没收八万亩土地，为何现在4千亩地都没能收上去】2012年县委就扬言：重拳出击，打击违法开荒，要打出重点、打出特色。全县计划没收土地八万亩。这将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其背后将造就各部门执法人员肚满肥肠，整个尉犁县也将是冤案四起。但是，自从这十几家农民团结一致，将县政府等部门的恶略行径揭露后，尉犁县太平了。后面又没收的几千亩地，政府罚点钱也不了之了。而政府应该真正打击的呢？有权有势的人还在开荒，政府部门依旧放任不管或呈默认姿态。某些有权利的小官家里有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刚开好就能办土地证，土地证登记在儿女、亲戚甚至司机等的名下。农民们种了多年的土地一直无法登记办证。
五、【尉犁县90%以上的农民都没有土地证，有权有势的随时开荒随时办证，国土资源局在干什么？为何单凭没有土地证就是违法】我不知道尉犁县国土资源局到底在尉犁县充当什么角色？政府文件藏着掖着，不给农民们宣传公布。2005年-2006年国土资源局在阿西木和田这十几家农民地里测量了两个冬季，绘制了土地现状图，并标明了所有者的名字。可是在这次县委收地过程中，县国土资源局销毁证据，拒不提供土地规划图。并充当了举报农民违法开荒的角色。目前尉犁县90%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证，想办证那是要托关系的，并且还要塞钱。通过正常途径，你的证永远办不下来。查处开荒中，一切围绕着“你有土地证吗？没有就是违法的”。有权有势的随时开荒、随时办证，完全不用担心。国家如果彻查下去，尉犁县官员将基本沦陷。
六、【尉犁县为何成为库尔勒的排污点，各类污染型工厂的转建区，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你。】尉犁县是个产棉大县，请不要把他强行变成工业重县。据尉犁县县城及城乡公民反映，晚上睡觉有时候都不敢开窗户，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浓浓的恶臭让人受不了。库尔勒博湖苇业搬至尉犁县，政府于2012年不知批了多少建厂项目、建厂建筑用地。有些项目包括纺织厂的可以振兴当地产业，而其余的具有危害当地公民健康的项目呢？希望政府能予以一一公布，使当地民众享有知情权。县委书记任期一满，GDP涨了你高升了，可是当地人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及世世代代都在此生活。他们怎么办？
摘花扉页
【陈有西：法外力量左右审判——潜规则的力量】一个得了绝症的法院院长，将法院的审判绝密资料交给了被判了五年刑的被告周澄。这个比窦娥还冤的周澄，被判刑时是所有办案法官、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二审的合议庭法官都认为无罪的，但他被判了五年。 http://url.cn/HHrBfO
不愿相信的现实
南飞雁
※[贪官外逃记]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卷钱出逃8年
编者按：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昨日（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 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一、从高严简历看见啥
高严，1942年12月生 、男、汉族、吉林榆树人。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59年8月在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1962年12月任吉林热电厂车间技术员。
1965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团委书记。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 1969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副厂长。1975年8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
1983年3月兼通辽发电总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组书记。1986年1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1月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学习）。1992年3 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3年－1995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学习）。
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8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 14、15届中央委员。2002年被查处。
二、从贪官外逃看见啥
中国贪官外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成百上千的官员携款逃出国门从此人间蒸发之后，人们似乎也没有兴趣再去一一谈论他们的下落。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就像那些破不了的悬案一样，渐渐从人们脑海里淡忘。而这，正是外逃贪官的希望。不过，高严是决不敢奢望会被人置诸脑后的──这位在中国向全球发出的通缉令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心知肚明：他们不会放过他。
在这公开宣布的4000名外逃官员中，很多都是有权势的一把手。这就暴露出我国目前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在用人上，该使用什么样的人，提拔什么样的人，重用什么样的人，由一把手说了算；在决策工作上，一项工作该不该干，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由一把手说了算；在批建项目上，该不该批，批给谁，批多少经费，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正如英国阿克顿爵士的一句名言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武汉市2002年以来，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了44%,也作出了明证。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落马”后曾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
这4000只“硕鼠”外逃，卷走了4000多亿，人均匀1亿多!这的确令人愤怒和惊叹！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不在于说要如何反腐,而是在于做到如何反腐,能不能有效地控制贪腐行为的产生，有效地解决 严重存在“失监”、“漏监”、“弱监”、“难监”的问题。 伟人说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避开了人民的监督,是在于不要人民的监督.凡是欠缺了真正的民主监督的地方与部门,法律与制度,留给了有权势的人太多的腐败的空隙.否则，就不会有这样多贪官捞够了潜逃国外，我们尚不知道还有多少“潜伏”的贪官，还要卷走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哩?
三、高严可能的藏身地
一说，高严可能藏身于美国
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陈兴铭，1949年11月25日生，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公司总裁，吉林人，已移居洛杉矶。地址：1305 Bellavista Drive, Walnut, CA 91789
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俗话说“狡兔三窟”，高严在北美的落脚点，有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等几个地方可供选择。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高严藏身在美国洛杉矶的沃纳特镇（Walnut, CA）当寓公的可能性最大。
沃纳特是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一个不大的镇，根据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资料，该镇人口才三万，周围被几条高速公路围成矩形，交通极为便利。与周围喧闹的城市相比，沃纳特显得相对祥和，环境幽美宁静，居民住房距离较远。这个地区曾经一度以白人为主，但亚裔上中产阶级源源不断地迁入，目前已经构成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很多移民来自台湾，但来自香港、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近年增长较快。亚裔企业随处可见，其中包括一家台湾人开的高科技企业View Sonic。现任市长是汤姆?金（Tom King）。
一说，可能藏身于澳大利亚
在 2002年被查处时，高严在其任上“神秘失踪”。一个月后，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高严已经逃至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证实高严是否入境。
有关人士表示:“中纪委一直没有停过对高严案的调查，在高严案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查到了李、黄二人的问题。”而李、黄二人的落马，都与同一 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李、黄与高严之间的中间人，你根本想不到，这个人只是郑州市下辖县级市荥阳市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当地管这个人叫‘混混 ’。”
据这位人士透露，这个“无业游民”是国电公司一位处长的亲戚，而这位处长又和高严及高严之妻关系较好，所以后来这个“混混”就通过这个处长认识了高严的妻子。中纪委在查高严案的时候，就牵扯出了这位处长，而这位处长又供出了这位“混混”，“混混”进去后，就全部招了。
李新月
这是谁家女儿？谁家妻子？谁家母亲？
人权组织：中国严控新疆穆斯林人口
星岛环球网>>环球>>中国要闻 >>正文http://www.stnn.cc/global/china/t20051205_84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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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要的儿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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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
李小琳，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很多人眼中她是命运的宠儿，但因其作风低调，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李小琳在中国电力市场被称为“一姐”，统领市值近百亿的中国电力，也是香港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中惟一女性CEO。身份特殊的她每次在公众前出现时，都是一身讲究的顶级名牌，令投资者耳目一新。 曾经有接触过李小琳的分析员形容：“没想到她如此平易近人！还如此爱美！”也常有女记者赞她保养甚佳，一点也不像43岁。理由是“皮肤实在太好了”。 在她的香港办公室，装饰着中式木制圆形拱门架和欧式屏风及沙发，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和考究的设计，完全出自李小琳自己的手笔。有人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挟“公主”之名的李小琳更不例外。 在镜头前，一套高贵的蓝宝钻石项链、耳环，配上衬蓝白色绢质衬衫和同质外套，这典型的“小琳风格”，已为金融圈的专业人士所津津乐道。对于李来说，美丽的重要性几乎与事业等同。   李小琳说皮肤白是遗传自李妈妈
S大哥佬：北大教授孙东东：“凡是上访人群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精神病，应该扭送进精神病医院一了百了。”---------善良的人们，请记住此人，因为他，你每天都有可能被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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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女
富豪权贵对奶直吸，贫民孩子江水泡饭。——he xie 社 会
http://news.qq.com/a/20130708/001020.htm
2012年8月16日凌晨，河南栾川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提着装有捐献者胡小现器官的冷藏箱走出手术室。张晓理 摄
“人为干预”器官分配引发利益之惑
2/3器官未进入卫生部的系统分配，地方红会占有器官捐献资源，被指向移植医院认捐，未公开款项
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
今年5月，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
已经几个月，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按照双方约定，以往，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
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
王海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
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高敏的活动能力很强。她的笔记本里，有各地医院的电话。在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且愿意捐献器官的，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然后获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
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
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不过高敏坦言，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万？
广州一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提供捐献者信息有价格标准，且用途不公开；深圳红会否认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姚林回忆，当时，几乎没有医院愿意使用人死后捐献出来的器官，因为担心“质量不好”，而自己所在的医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跟深圳红会合作。
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与深圳红会的合作关系可能会中断。该院一名人士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器官协调员，转告了深圳红会的意思，以后可能不会提供捐赠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该院OPO的主任霍枫教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计划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
该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
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
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红会是否牟利，但红会应公布这笔款项用途的明细。
昨天下午，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要求医院捐赠的数额，每一例情况都不相同，没有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
她说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她说合作的医院捐款不及时，“我们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经费暂时填补”。
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等。
但赵丽珍认为，上述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
对于赵丽珍的说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说，医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红会对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认为，若捐款用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使用明细应该做到公开可查询。
“收了捐款没人做事”
南京红会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积极宣传器官捐献；南京红会表示捐赠者少由社会环境而定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业内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
但有医生表示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
“医院自己做不了捐献，必须有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医生邵文雨说，这是国家规定的。
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也有同感。不过他也表示这和机制有关。据他介绍，试点三年半，南京市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仅有一个人，还不是全职；曾经来过一个大学生，因为不可能有编制，已经离开。
2013年5月7日，南京，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的横幅前打电话。图/CFP
为避免以权钱获取器官，卫生部委托研究人员设计了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系统。
据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江苏完成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只有两例，三年只有33例。
邵文雨说，在江苏的很多基层医院都不了解器官捐献，什么时候可以捐献，怎样捐献，老百姓更不知道。邵文雨认为，如果器官捐献不尽快做起来，江苏省的移植中心会最终萎缩。“因为等待者实在太多。”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
“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没有平均每例捐献5万元之说，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
刘文华介绍，对医院的每一笔捐赠都有正规发票。至于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是否能一一对应，刘文华称，每例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成本，因此，医院的每笔捐赠款，平均比实际救助款多出5000元左右。
“这个方式他们之前都是认可的，我可以把所有票据复印一份，给他们查。”刘文华说。
此外，他认为，器官捐献的救助捐款公开机制，需要慎重，“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
刘文华否认红会只募捐不做事的说法，他说，“现在捐献者少，是社会环境决定的”。
电脑分配挑战潜规则
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卫生部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在器官源稀缺的当下，由于分配环节上存在人为干预，就容易产生灰色的利益交换，而事实上，相关乱象也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些乱象，2009年，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一套自动分配器官的计算机系统，以做到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期望改变器官移植领域背后，被公众质疑的“有权有钱才能获得器官”的潜规则。
这套系统要求医院OPO在获取器官后，将器官的相关信息输入电脑。随后系统会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配。
该系统已投入运行2年，但它并没发挥人们所预想的作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捐献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完成器官捐献总数2250。
而深圳OPO会议上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捐献进入自动分配系统。
由于国家没有出台强制性规章，要求器官均由该系统分配，所以很多器官信息没有被输入系统。
据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一名医生介绍，器官捐献试点至今，全省实施的器官捐献，基本不是由计算机自动分配，而由省卫生厅来协调分配。该医生表示，除此之外，卫生厅没有投入更多关注，江苏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经面临艰难瓶颈。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回忆，去年江苏省卫生厅协调了七八例器官捐献，十几个肾脏，基本都调配给了省人民医院。
陆雷认为，没有绝对的合适的分配原则，省人民医院的等待病人确实最多，“所以这样分配不尽合理，但我们还是默认了。”
山东省内的捐献器官，则是由省红会统一分配。山东省红会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杨广宁曾向媒体介绍，这些捐献者的器官均遵从之前制定的“三原则”：谁先发现谁先获取；就近原则；顺序原则。
卫生部新规仍未露面
业内人士称，卫生部于去年已开始拟定文件，将对绕开系统、自行分配器官的进行处罚
来自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的消息显示，目前有70多家医院的OPO，使用了分配系统。
而按卫生部规定，164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应该设立OPO。也就是说，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医院，尚未使用国家分配系统分配，获取器官。
但即便使用该系统的医院，也可能存在人为干预分配的情况。
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完成器官分配后，会给移植医院发送短信，告知分配情况。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李鹏曾遇到这样的事。他收到了短信，通知说某家医院将有个肝脏分配给他们。李鹏马上打开电脑准备接收，进入系统后，却看到该器官分配被强制终止。
一般当器官出现变故，无法移植，医院可以强行终止分配。
李鹏认为，这也可能是，医院出现病人需要这枚肾脏，便终止了电脑分配。
据了解，卫生部于2012年就在拟定文件，计划在全国的器官移植医院中，强制执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办法》规定，任何医院或医务人员如果绕开系统，自行分配人体器官，将面临一系列严格处罚。
这份《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由卫生部医管司在制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当年10月10日，向媒体表示，这个《办法》将于近期印发。
然而，近一年过去，上述《办法》则迟迟没有出台，区域OPO的建立、运行，也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规范运行规则
高新谱说，今后将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推动OPO从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上个月，在优酷网上，一个“江西省器官捐献与分配平台”的视频，引起业内人士关注。
这是一个不同于卫生部设计的器官分配平台。
一名业内人士，优酷视频应是红会在招标器官分配系统的方案及系统演示。系统下设有志愿者登记、捐献者登记、等待者登记、器官匹配四个分系统，明显试图复制现已运转两年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记者联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询问对江西红会器官分配系统的评价，得到的书面回复：“整个操作流程脱离临床实际，如最重要的血型信息出错，会决定患者的生死，但系统设置的输入过程如同儿戏。器官分配并没有按照国家卫生部发布的分配政策执行，且擅自加入自己定义的分配条款。”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维新否认视频中的分配平台已经在江西省红会建立或使用。
刘维新承认，他们也在制定国家的器官捐献相关政策，包括即将要出台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器官捐献救助办法”，未来也包括公平分配捐献器官的政策。
“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既不代表红会，也不代表卫生计生委，而是代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刘维新说。
高新谱是该中心业务部副部长。他不认为地方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人为干预破坏分配的情况，“只要不将人为分配指向给某位具体患者，不因分配而浪费器官”，都是可以接受的探索。
高新谱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隶属于器官捐献管理部门管理的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见证作用不可替代，这也是整个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设计，此外，今后将参考国际经验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逐步推动OPO从移植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高新谱进一步说明，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中央编制办批复等文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被赋予了协调员资格认定的权力，相关印章已得到公安机关审批，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此外，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下承建的“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该系统由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近期将开通公众线上报名功能。
7月8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表示，上个月，医院已将捐款打给深圳红会，双方关于器官捐献的合作将继续。
（文中姚林为化名）
飞往美国的飞机出事，两名中国同胞遇难，老大慰问。想想国内出事，20名也未闻发声。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他是目前最大的外逃贪官】高严，曾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总公司总经理。传闻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这么高级别的官都贪、都跑，说明了啥呢？高严是不是最大的贪官还不知道，但他绝对是目前外逃级别最高的贪官。 http://url.cn/07YYVg
林国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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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19日16:16 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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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严 |
※[贪官外逃记]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卷钱出逃8年
编者按：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昨日（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 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一、从高严简历看见啥
高严，1942年12月生 、男、汉族、吉林榆树人。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59年8月在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1962年12月任吉林热电厂车间技术员。
1965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团委书记。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 1969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副厂长。1975年8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
1983年3月兼通辽发电总厂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组书记。1986年1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1月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学习）。1992年3 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3年－1995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学习）。
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8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 14、15届中央委员。2002年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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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贪官外逃看见啥
中国贪官外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成百上千的官员携款逃出国门从此人间蒸发之后，人们似乎也没有兴趣再去一一谈论他们的下落。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就像那些破不了的悬案一样，渐渐从人们脑海里淡忘。而这，正是外逃贪官的希望。不过，高严是决不敢奢望会被人置诸脑后的──这位在中国向全球发出的通缉令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心知肚明：他们不会放过他。
在这公开宣布的4000名外逃官员中，很多都是有权势的一把手。这就暴露出我国目前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在用人上，该使用什么样的人，提拔什么样的人，重用什么样的人，由一把手说了算；在决策工作上，一项工作该不该干，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由一把手说了算；在批建项目上，该不该批，批给谁，批多少经费，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正如英国阿克顿爵士的一句名言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武汉市2002年以来，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了44%,也作出了明证。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落马”后曾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
这4000只“硕鼠”外逃，卷走了4000多亿，人均匀1亿多!这的确令人愤怒和惊叹！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不在于说要如何反腐,而是在于做到如何反腐,能不能有效地控制贪腐行为的产生，有效地解决 严重存在“失监”、“漏监”、“弱监”、“难监”的问题。 伟人说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避开了人民的监督,是在于不要人民的监督.凡是欠缺了真正的民主监督的地方与部门,法律与制度,留给了有权势的人太多的腐败的空隙.否则，就不会有这样多贪官捞够了潜逃国外，我们尚不知道还有多少“潜伏”的贪官，还要卷走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哩?
三、高严可能的藏身地
一说，高严可能藏身于美国
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陈兴铭，1949年11月25日生，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公司总裁，吉林人，已移居洛杉矶。地址：1305 Bellavista Drive, Walnut, CA 91789
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俗话说“狡兔三窟”，高严在北美的落脚点，有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等几个地方可供选择。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高严藏身在美国洛杉矶的沃纳特镇（Walnut, CA）当寓公的可能性最大。
沃纳特是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一个不大的镇，根据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资料，该镇人口才三万，周围被几条高速公路围成矩形，交通极为便利。与周围喧闹的城市相比，沃纳特显得相对祥和，环境幽美宁静，居民住房距离较远。这个地区曾经一度以白人为主，但亚裔上中产阶级源源不断地迁入，目前已经构成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很多移民来自台湾，但来自香港、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近年增长较快。亚裔企业随处可见，其中包括一家台湾人开的高科技企业View Sonic。现任市长是汤姆?金（Tom King）。
一说，可能藏身于澳大利亚
在 2002年被查处时，高严在其任上“神秘失踪”。一个月后，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高严已经逃至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证实高严是否入境。
有关人士表示:“中纪委一直没有停过对高严案的调查，在高严案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查到了李、黄二人的问题。”而李、黄二人的落马，都与同一 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李、黄与高严之间的中间人，你根本想不到，这个人只是郑州市下辖县级市荥阳市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当地管这个人叫‘混混 ’。”
据这位人士透露，这个“无业游民”是国电公司一位处长的亲戚，而这位处长又和高严及高严之妻关系较好，所以后来这个“混混”就通过这个处长认识了高严的妻子。中纪委在查高严案的时候，就牵扯出了这位处长，而这位处长又供出了这位“混混”，“混混”进去后，就全部招了。
@纪许光 去年还要和平度的领导决斗，后来平度官不知扔出了什么骨头，让咬人的变成摇尾的，摇身一变成了参事，掉转方向疯狂咬同行。今天要扒这个皮，明天要灭那个人。这种公开叫嚣杀人的恐吓，公安部门就不管吗?我怀疑很多没破案件的杀人嫌疑人就是纪许光！他天天把＂灭＂人挂在嘴上
这两天又听到知识界有点喜形于色的胜利欢呼，似乎这一轮反宪政逆流已经被反击下去了，而且老大已经批了反宪政帮，说他们一蠢再蠢，并且开始组织正面阐述宪政的文章了。真的吗？再观察吧。我对此说深深怀疑。真正的情况可能是宣萱按老大的意思搞了这一轮丑恶表演，但老大觉得搞过头了，要微调而非转右。
曾几何时，抨击的主角竟然变成了自己：1950年出版的一本《解放前后大不同》的连环画，所列出国民政府的“罪行”，于现今社会完全符合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国民政府还没城管打人，没有强拆民房，人民可以上街游行反对政府，可以自由结社，可以办报。。真是自打耳光啊
!新闻妹
【外国人在中国做慈善太不要脸】 两个美国人，居然在中国的地盘，养着900名中国孤儿，还为3000个做了手术，竟然潜伏了20年。尼玛，距北京只有70多公里的地方，把本该政府干的活全抢了。让政府无事可做，只好强拆、拦访、抓小贩…… 怪不得贺铿说：外国人在中国做慈善太不要脸。。#讨论#
袁伟时：中国梦是什么？我的答复：自由说话，自主发展，自在生活。应该了解什么是美国梦，有了参照系，才会真正了解中国梦必须包含什么内容。毋容讳言，中国梦的提出也是步美国佬的后尘。世界各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去美国？朝野都应认真思考。装作不屑一顾，那是虚伪和愚蠢，堕落到金氏王朝的水平了。苏A-不太好16爷
「当谎言重复一万遍时。。。」当劳动者辛劳一生还是贫困潦倒，勤劳致富就是谎言；当劳动者付出了青春后被一脚踢开下岗，劳动保障就是谎言；当劳动报酬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劳动光荣就是谎言；当权贵们挥舞着铁锤和镰刀声称他们就是代表了劳动者，整个谎言就达到了最的高境界。。。
陈刚
《李悔之:“群众路线”与“治治病“》如果无视往昔无数经验教训,无视苦口婆心的规劝,无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依然认定“群众路线”是灵丹妙药,纵然一天照一百次镜子,一年洗一千次澡,也绝对无济于事。最后,“照照镜”就必将成为贾瑞照镜子;“洗洗澡”也就极可能洗进太平间。前苏联就是这样进了太平间的
徐昕
【一名基层城管的来信】城管已沦为基层政府万能的、最得心应手的砖头…城管处在基层政府与社会矛盾的最前线…乱相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法治不彰、中央政府改革不利。素质再高的人干城管工作，也不会让社会和舆论满意，因为根本症结不在城管本身…值得思考，转给大家看看
刚看到就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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