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国人收入一半缴税养政府 一半自己支配】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长的两倍，GDP增1元，财政收入增2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2万亿元，全国13亿人的人均纳税也超过了6392元了，比政府报告中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还高http://url.cn/NMyXQw原链接：
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日期：[2014年4月6日] 版次：[AA19] 版名：[南方评论·讲坛]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4/06/content_2049656.htm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著有《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下两卷，是写给英皇的一个折子。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政策、体制使国家能富起来？斯密说，“除了和平、轻税负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再来看中国明代宰相邱浚的看法。丘浚在明英宗到孝宗四朝为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主要著作为110万字的《大学衍义补》(160卷)。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大意是说，老百姓富了、企业家富了，国家才能富了。
今天向大家分享以下四点粗浅看法：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二，为什么近20年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三，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及合宜的宏观政策。四，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中，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
宏观税负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首先看事实，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 DP增长的两倍，G DP增1元，财政收入增2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2万亿元，全国13亿人的人均纳税也超过了6392元了，比政府报告中所给出的2010年7亿多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还高。2013年全国政府纯税收收入已达11.05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为12.91万亿元)，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的人均纳税已经超过8153元。如果把政府的4.1万亿“第二财政”和其他预算外收入也算进去，可以大致确定地说，现在每个中国人养政府的钱和政府花的钱，与每个中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差不多。
中央党校周天勇推算的数字是，2013年的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 .9万亿仅仅是预算内收入，平均到每个人，大概9000多元。政府全口径的政府收入都是老百姓的负担，不能按照窄口径算。需要在12.9万亿基础上加上土地财政收入4.1万亿，社会保险收入2.7万亿，一共19.7万亿。平均到13.6亿人口，就是1.44万元。这是每个人承担的真实负担。此外，财政收入中，还有很多收费项目没有进入预算，具体数字不清楚，估计有1万亿-2万亿元左右。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左右，占GDP的比重达到38%，人均达到1.6万元，远远高于“万元宏观税负”。
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占G D P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4、35左右，当然像瑞典、比利时等比较高，但他们的税收高，国民的福利也高。现在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和全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了。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这20年整个政府的财政收入翻了40多倍，而老百姓的收入这20多年只翻了七倍多。政府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高，每年高于G D P2倍，导致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就直接地往下降。
近20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原因
为什么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多年？
第一，政府征税冲动和不受任何制衡。中央政府决策层，包括财政部、国税总局一直有较强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和实际指令。近些年来，尽管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一直位列前三甲，但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一再对此加以否认，并一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因而从来没有真正把减税富民作为自己的政策选项。大家想一下，企业赚到钱了投资有效率，还是政府花钱投资有效率？在经济学上，奥肯提出了“滴漏效应”，即是说后者花钱效率较低。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把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定为8%，而G D P增速则为7.5%。这说明，这届政府的目标仍然是整体上税收弹性大于1。
李克强总理在改革方面是努力呼吁，在推动改革上是壮士断腕，一直在讲一定放开行政管制，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是在具体的宏观政策上，今年仍将财政收入定得高于GDP的增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中政府税收都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因而并不是税征收得越多越好这一点。分为三点来看。
1.按照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在给定的市场需求函数下，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如燃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包括现在还在酝酿的房产税，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
2.增税对宏观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有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自身的投资和扩张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英国SO S的一位经济学家对25个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税负高的国家的竞争力在长期更低。哪一个国家的税收高，它就没有竞争力，低税负就验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低税负国家的竞争力就高。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
3.从税法学原理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增收任何税收，都是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侵犯。尽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增加税收既会减少社会福利，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税收毕竟是任何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必要的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福利经济学原理上来看，就应该尽量减少。由于对税收的这一本质并没有确当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报政绩时，一个是会报本地区的成绩是GDP增加了多少，另一个就是会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将税收增加多少作为政绩来报，没有意识到税收收得越少越好。
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引领下，2000年以来，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好几年都超过预算目标的200%甚至超过300%。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均把税收增长当做一个政绩来考核，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为自己工作的成就，导致各级财税部门总是层层加码。汇集到一起，使过去20年全国的税收增长差不多每年都是G D P增速的两倍。
第三，中国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和电脑联网对中国近些年税收的连年快速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税务系统信息化中，自1994年3月开始实行并在近些年不断完善的“金税工程”贡献巨大。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等手段，“金税工程”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逃税问题。近几年，国税系统的网络建设已经覆盖了全国区县(含)以上国税机关和地税系统，形成了总局、省局、地市局、区县局的四级广域网。有了如此发达的金税工程和如此庞大的税务征收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百分比)不断提高，应该是自然的。这应该是近些年中国税收总量和宏观税负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各级财税部门增税发奖金。各级税务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征税目标，在不少地方采取了超额征税部分留成发奖金的激励制度。这是一个很强的激励机制。在此激励机制中，每一个税务局和税务人员在征税时，往往只考虑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征税目标，以期得到更多的留成和得到更多奖金，而很少考虑到他所要征的纳税人的福利减少问题，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从每个纳税人那里征到更多的税，在宏观经济上是在“边际地”减少国内需求和减弱企业的竞争力，并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减税正当其时
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移已现端倪。中国经济大致潜在增长率目前在5%到7%之间，下行是一个趋势。我和林毅夫对此曾有过争论。在我看来，下行是改变不了的趋势，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年了。
就在全球经济复苏渐显端倪时，中国2014月2月份PM I创了新低，汇丰PM I破50%。2月份中国制造业PM I为50 .2%。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先不说外贸出口，外贸出口已经到了顶峰，也不能指望消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投资了。投资又可以分为三项，政府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基本不增长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下降，中国的企业现在非常难，面临的4大挑战：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实际不断升值、政府税收不断攀高、企业融资成本奇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两个选择，要么还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想法，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但是现在的投资规模多大了？我初步计算了一下，目前在建项目和GDP的比重，1元GDP，有1.4元的在建项目，新建项目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
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欲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再考大规模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而最好和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是减税，不是结构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自上而下所有政府的施政主要目标。现在企业不好过，融资成本这么高，劳动成本降不下来这是刚性的，但是我昨天看电视，看到蛮震惊的消息，现在本科大学生毕业后拿到的工资才2140块钱，北京才2400块钱，这还算好，有工作，每年还有3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这么低，你考虑的还是政府花钱吗？得要减税，要将减税作为目标。
有没有减税空间和可能？
现在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供给学派研究院。大家知道供给学派的首席学家是拉弗，有一个“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认为，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税率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及其结构，影响着储蓄、投资以及各种有形的经济活动。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收益，但他所关心的不是收入总额，而是纳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净额，因此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若学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减税才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现在财政部还要增税啊！
中国政府现在有没有减税空间和可能？有人说现在减税不可能，每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八九千亿元，地方政府负债高达30万亿元。这怎么能减税？但是你不要将地方政府负债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放在一块，征税之后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运行，医保、社保、军事、转移支付、农村等等，这是两笔钱。中国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去年李克强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一个观点，实际上是想将央行国库拿掉，将会计和出纳都并到一起。当年4月底，3.2万亿国库资金、1.4万亿各种财政专户存款，加起来中国政府财政存款4.6万亿。这3.2万亿的存款，财政部想拿下来，叫做盘活库底资金，拿到商业银行就可以贷款了。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负债，一方面是财政存款花不掉。现在政府的财政存款在4.5万亿到5万亿之间。
政府的钱花不掉，没有减税空间吗？我的学生有在行政部门的，他们说今年八项规定来了，他们很多钱都花不掉。既然花不掉，为什么不减税？
美国政府落入财政悬崖还能减税，联邦政府负债超过17万亿，1块G D P有1块钱的负债。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有四五万亿财政存款的情况下税收和财政收入就只增不减？1962年以来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台湾宏观税负到2010年才12.8%，低税负才有竞争力。
中国有没有减税空间，能否减少政府自身消费？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的数字，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5 .6%，印度6 .3%，美国3 .4%，日本2.8%。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3.8%，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包括退休人员，总共是5393万+1577万人，规模很大，但比例并不高。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整理)
特色最无赖
#真的疯了# 
此教堂于2013年9月16日被永嘉县人民政府列为全市样板工程，却于今4月3日被令强拆。此教堂耗资甚多，却将夷为平地，信徒心血毁于一旦，且流离无处聚会，只跪满教堂阶梯。望国家体谅百姓疾苦，政府冷静郑重，再三考虑此事，尊重信仰自由。 教堂2013年不违法，2014就被定为违章建筑？转!
此教堂于2013年9月16日被永嘉县人民政府列为全市样板工程，却于今4月3日被令强拆。此教堂耗资甚多，却将夷为平地，信徒心血毁于一旦，且流离无处聚会，只跪满教堂阶梯。望国家体谅百姓疾苦，政府冷静郑重，再三考虑此事，尊重信仰自由。 教堂2013年不违法，2014就被定为违章建筑？转!
罗崇敏罗崇敏，国家督学，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于浩宸
网传：陈均良，陕西一名正科级煤炭局长，短短几年间利用职权索贿、敛财高达四五亿元和不明来源房产50多套。这才是中国官场特色，没有人监督的一把手，陈均良仅仅是个案，无数个陈均良还在潜伏中。这就是官员财产不公示的主要原因。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敢这么敛财！
1936年德国慕尼黑啤酒馆事件之后，希特勒发表演说：历史经验表明，德国试行过宰相制度、魏玛共和国、总统制度，这些制度都不行。我们只有实行元首制度，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国家的领导下，才能救德国。台下掌声一片，德国人民奔走相告，他们认为德国终于有救了。@袁裕来律师
jishuoming
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 7次獲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 2001年獲香港最傑出同志議題報導獎 2009年獲亞洲出版業協會頒最佳年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426422.html
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
笑言哑哑
李肇星曾多次公开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美国国会一位议员向《明报》爆料：中国很多官员很变态龌龌，令人作呕！如李肇星，曾多次公开的讽刺辱骂美国的制度荒唐不合理，可他私下却偷偷把老婆、儿女全部移到美国，并且重托美政府关照自己的家属。李的亲戚也全部都移民到了美国，这些都是档案纪录的2013年6月6日 17:35 阅读(12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644)
老兵东雷
尼采终生未娶、柏拉图终生未娶、笛卡尔终生未娶、牛顿终生未娶、歌德终生未娶、诺贝尔终生未娶、贝多芬终生未娶、舒伯特终生未娶、弗洛伊德终生未娶、亚当.思密终生未娶、帕斯卡终生未娶、安徒生终生未娶、达?芬奇终生未娶、米开朗基罗终生未娶…徐侠客
支持并推荐中青报著名调查记者陈强微博陈强CYD ，他第一时间报道福建三明女教师区长办公室坠楼亡，并提出多个疑问。但中青报文章却惨遭删除！
林智仁 林智仁，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主席，福建高校传媒联盟主席。
@福建日报 今天4版一篇关于宁德青年文化广场的报道http://url.cn/J8wKaK 除了把时间换了，包括稿子的标题、采访例子、段落结构、行文造句等方面与我在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上的报道几乎一模一样http://url.cn/L57KLx 这算抄袭吗？陈强CYD
平壤崔成浩
新华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为老百姓谋幸福。” ——新华社，你这么说的时候，考虑过朝鲜的感受吗？强烈抗议！ 
2013年9月15日 08:55 阅读(2.9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47)
白兆东
【泉州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今日，在泉州市区见到一块奇怪的路牌，走近一看把人吓了一跳！原来是@人民日报 事业发展部泉州海内外记者联谊中心，这是一个什么单位？百度搜索结果更是不得了，负责人还是副厅级，在泉州市乃是一位风云人物，频频出现在各个活动的主席台。欲知后事——请继续关注！
2013年7月22日 15:30 阅读(18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537)白兆东
#追踪#【京福高铁被曝钢筋缩水 近日事故又致三人死亡】此前，由中铁十七局承建的京福高铁福建南平段，被曝偷工减料钢筋缩水。7日@海峡导报 消息，该工程吊装贝雷梁时发生特大伤亡事故，造成三人死亡。早前，十七局被曝出工程层层转包、暴力清场、以及市委领导出面炮制罪名抓捕包工头林海等问题。2013年7月10日 06:53 阅读(28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266)
@媒体人欧菲: @高阳 @杜涛欣 陈强CYD @曾焕阳 @Justice @张长茂 @罗勇全 @tianxiawuhu @记者赵雪浩 @微博阅读 @路透中文网 福建媒体微博小管家|| 姚金龙: 所谓的业绩也正是腐败的焦点！
@媒体人欧菲: @高阳 @杜涛欣 陈强CYD @曾焕阳 @Justice @张长茂 @罗勇全 @tianxiawuhu @记者赵雪浩 @微博阅读 @路透中文网 福建媒体微博小管家|| 姚金龙: 所谓的业绩也正是腐败的焦点！俞天任
据说黑匣子的声音信号就只能传两公里，那中澳两国catch到的黑匣子信号怎么能差了500公里呢，？到底谁的对啊？还是都错了呢？
秀才江湖
新闻联播，成了“帝王起居注”了，天天都是总理去了哪里、主席去了哪里、总理说了什么、肿书记说了什么、他吃了什么、他见了谁。央视节目，我感觉：新闻联播无新闻，都是歌功颂德；焦点访谈无焦点，全是鸡毛蒜皮；实话实说有点实话，所以被拿下了
乔木
雄文、好文！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凸显党媒人才之匮乏，品性之无赖。「刘四新：对《环球时报》痛斥」 http://url.cn/NeMrpo
对《环球时报》痛斥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id=1001603695249707927664&vid=1695925351
对《环球时报》痛斥
《环球时报》2014年4月2日《律师不应为自我炒作鼓动社会对立》（下称《对立》）是一篇无耻狡赖、充满强权特有的傲慢、彻头彻尾的法盲式胡搅蛮缠的拙劣文章！《对立》一文的炮制必将使得早已信誉濒临崩溃的《环球时报》进一步被知识界和日益觉醒的民众所不齿！
众所周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及其所辖众多农场是计划经济以及建政初期以半军事化手段发展农业经济的产物。然而，为多数国人所忽视的事，农垦体系也是由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年代后对现代政治、现代行政管理和现代法治长期缺乏基本认知的产物。农垦是政经合一、政企合一的体系，在总局及以上层级，它基本上是行政管理机构，具有鲜明的政府属性；在从事直接农业生产的农场层级，它则更多地具有企业性质；它同时又是垂直管理、直属于中央政府机构、外在于地方政府的独立体系；其基本的、主要的性质是企业，附属的、次要的性质才是政府机构。
然而，由于独立于地方政府，加之地域分散、人员众多，农垦体系便不得不同时自行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日常管理，不得不同时兼行自我行政管理的职能及司法职能，不得不设立独立的公安、检查、法院体系，不得不成为集企业和政府、集农业经营和社会管理于一身的体系。而在现代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视野里，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只有纯粹的政府（包括司法机关）才能行使面向公众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管辖之公共权力，企业等经济组织、包括农垦体系这样虽承担一定公共管理职能但基本性质仍属企业的庞大体系都不得行使公共权力，即便考虑其管理的特殊需要也只能部分行使有限的公共权力，而不能像黑龙江农垦总局及其下属农场那样长期行使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在内的完整的行政管理和司法权力。长期行使完整的行政、司法公权力的农垦体系事实是成了独立的、封闭的权力体系甚至“独立王国”，地方政府对这个体系无权约束，中央政府则又因鞭长莫及而难以对它加以控制。所谓法制教育基地之怪胎就是农垦体系自身政企不分混乱机制的产物，就是农垦体系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的恣意延伸和扩张！在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宪政法治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农垦体系自成“独立王国”的畸形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僵化性和不合时宜性，建三江法制教育基地则是这一畸形“独立王国”体内的恶性毒瘤！
何为监狱？凡较长时期剥夺公民个体人身自由的地方即是监狱。自古及今，监狱必须由国家统一设立，非经专门立法的授权，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在国家统一的监狱系统之外另行私设监狱，在现代法治国家尤其如此。《监狱法》第十条、十一条分别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监狱必须依监狱法第十条、十一条设立，而且在实践中监狱的设立权由省级以上政府垄断，市级以下政府无权设立监狱。任何非依监狱法设立却事实上公然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都是非法的、彻头彻尾的黑监狱！《对立》一文也含糊其辞地承认（建三江等）“基层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办学习班等教育方式。学习班不是劳教，但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些学习班的法律性质存在某种模糊性。”事实上，法制教育班即“学习班的法律性质”绝非如《对立》一文轻描淡写、模棱两可声称的“存在某种模糊性”，依中国现行有效的宪法、刑法等法律，法制教育班完全地、彻底地是非法的！这一点无可争议！法制教育班也绝非如《对立》一文所称“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法制教育班的强制性完全不低于甚至超过国家合法设立的监狱！所谓法制教育班事实上长期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其所谓教育事实上异化为十足的肉体惩戒、虐待和人格的羞辱，其严苛程度远远超过依生效判决而执行的徒刑，正如业已被废除的劳动教养的严苛程度事实上经常远超刑罚一样！法制教育班的所谓教育事实上异化为国家统一法度之外的私刑！其设立和运行压根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样的所谓法制教育班完全是反法制（更别说法治！）的、非法制的！最应该、最需要进法制教育班接受法制教育的恰恰是建三江警方！这种非法的、反法制（法治？）的所谓法制教育班居然胆敢堂而皇之地自封、自冠“法制”之名，实在是法制（法治？）的悲哀！实在是对法制的莫大反讽！实在是对法制的调戏和强奸！实在是对法治、宪政、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公然羞辱！
建三江警方私设的所谓法制教育班也不是合法的拘留所。《拘留所条例》第五条、第九条分别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拘留所。拘留所的设置和撤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意见，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拘留所应当凭拘留决定机关的拘留决定文书及时收拘被拘留人”。毫无疑问，建三江的所谓法制教育班压根不符合上述两条的规定，压根不是合法的拘留所！
这样的所谓法制教育班既非合法的监狱，又非合法的拘留所，不是黑监狱，还能是什么？黑，地下之谓也！黑，不能见阳光、阳光不能照射之谓也！黑，无法律依据、公然违反法律之谓也！被所谓法制教育班非法关押的公民倘有任何违法行为，也只应依相应法律和程序对他们进行处理，然后依生效法律文书分送监狱或拘留所，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权不依任何生效法律文书、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野蛮非法关押公民！建三江所谓法制教育班长期以来无需任何生效的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书而非法关押公民，这样的非法机构不是黑监狱，还有谁是黑监狱？如此弄权滥法，随意关押公民，不是非法拘禁，还能是什么？
《对立》一文称“江天勇等4人以律师名义煽动纠集38名‘法轮功’邪教组织人员及家属在建三江的上述法制教育基地门前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完全是一副自认抢占了政治正确性制高点的不加论证、强行定性、无限上纲之党八股文风，使用的完全是冥顽不化和陈腐、僵死之极的“文革”冷战和阶级斗争语言！“纠集”、“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均是彻头彻尾的“文革”语汇！凡是三人以上的公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就是“纠集”吗？就是“聚众滋事”吗？就是、就能、就必然“扰乱社会秩序”吗？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难道竟不能三人以上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否则就是“纠集”，就是“非法集会”，就是“聚众滋事”，就要被强扣“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文革”远去五十年了，动辄挥舞政治挂帅的“文革”遗毒竟仍然阴魂不散，不时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江田勇等四人的行为是“纠集”吗？是“聚众滋事”吗？是“扰乱社会秩序”吗？统统不是！他们只是和被非法关押的公民的家属一起依据宪法等现行有效的法律向非法设立的黑监狱讨要说法！他们只是在上级公权力对黑监狱长期熟视无睹之后依法自行维权！他们都是合法公民，他们的自行维权行为都是合法行为，哪里是什么“纠集”、“聚众滋事”和“扰乱社会秩序”？！对建三江所谓法制教育班这样的非法机构，任何公民都享有无可置疑的控告权，任何公民都有权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公民都有权督促公权力将其撤销，更况江天勇等4名精通法律、有着强烈主体、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律师！
《对立》一文对建三江警方长期肆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公然违法行为只字不提，对建三江警方非法殴打律师和公民的行径只字不提，对建三江警方野蛮捆绑、绑架律师、公民并给律师、公民强戴黑头套的非法行径只字不提，对建三江警方强迫律师、公民签署什么保证书的非法行径只字不提，却对江天勇等四人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的合法行为横加指责，公然呈现一副强盗姿态，制造混乱，混淆视听，颠倒是非，愚弄世人，意欲何为？公权力肆意侵害公民权利，恣意践踏国家法律，公民自己竟然还不能行使主人权利进行控告和抗争吗？中国公民还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对立》一文不经意间暴露出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权力动辄对公民强定“纠集”、“聚众滋事”或“扰乱社会秩序”罪名的强横逻辑！暴露出不少地方的公权力对人民无端设防、甚至对公民聚餐也横加干涉的防民甚于防寇的莫名惶恐！暴露出相当多的公权力仍沉睡在强权至上的人治梦幻中不能自拔，面对公民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而手足无措、呆若木鸡、四顾茫然、惶惶不可终日的没落心态！暴露出相当多的公职人员对现代法治、宪政、民主、人权一无所知甚至仇视、敌对、抗拒的拙劣、陈腐和僵死！
《对立》一文称“从建三江警方公布的信息看，那4名‘律师’有3名无律师执业资格”。这3名“无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自己并没有提出“无律师执业资格”的问题，建三江警方和《对立》一文倒主动提出这一问题，非常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3名“无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是仅仅“无律师执业资格”，还是同时也无律师资格证或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事实是，这3名“无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都或者有律师资格证或者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而且都曾经拥有律师执业资格，他们要么是被执业地的司法厅、局恶意找茬，以莫须有的理由非法吊销了律师执业证，要么是被司法厅、局恶意刁难，非法不予年检（年检的违法性暂且不论！）而丧失了律师执业证！这，才是这3名律师“无律师执业资格”的真相！对这个问题，这3名律师曾经执业地的司法厅、局都根本不愿、不敢公开向公众交待，而压根不懂法、更是一向践踏法律成性的建三江法盲警方却自作聪明地哪壶不开提哪壶，主动揭开这个刀疤，莫非存心想让无端吊销这三名律师执业证或非法不给予年检的司法厅、局下不了台吗？你们都是公权力，难道不是一伙的吗？《对立》一文及其作者也比建三江警方高明不了多少，居然与拙劣的建三江警方一起鼓噪，难道更存心让司法厅、局处境尴尬？建三江警方和《对立》一文企图以这3名律师无执业资格为由来显摆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并对这3名律师予以污名化，企图证明3名律师维权行为存在瑕疵甚至违法，实在是无知无畏、笨拙之极！休说这3名律师都具有律师资格证或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都曾持有律师执业证多年，即便他们被非法剥夺了执业证，他们仍是富有良知和高度主人意识的合法公民，他们仍然有权以公民的身份揭露、控告建三江私设黑监狱等公权力违法犯罪行径！
《对立》一文称“给予的行政拘留时间不长，……但同情被行政拘留者的其他律师在网上持续做激烈发言，事情在朝公共事件的方向转化”。我们必须澄清，问题根本不在于行政拘留时间长还是不长，长短只是一个定量问题，而在于根本就不该对这4名律师进行拘留（我们仍然坚称无执业证的3名律师仍是律师，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司法厅、局对他们执业证的非法吊销或不予年检！），因为4名律师的维权和控告行为完全合法，该不该才是最重要的定性问题！更况，行政拘留的最长期限就是15天，建三江警方以权力流氓的伎俩对3名律师强加最长期限的15天拘留，还嫌不够长吗？还要怎么要？还想强加刑事拘留并横加期限更长的徒刑吗？建三江警方和《对立》一文的作者“灵魂深处”是否就想罗织罪名对3名律师横加刑事拘留和刑罚？不该拘留、不应拘留而野蛮拘留，拘留一秒钟都不行！更况建三江警方大搞封建罪刑擅断，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胆大妄为，悍然对4名律师强加与早已被非法关押的人员同样的参与邪教名目，如此则所有的律师都随时可能与其委托人同罪，律师业、律师制度和整个法律体系将彻底被建三江警方之类流氓化的公权力摧毁！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立》一文称“江天勇等4人以律师名义煽动纠集38名‘法轮功’邪教组织人员及家属”，“法轮功是遭取缔的非法邪教组织”。江天勇等4名律师与38名“法轮功”人员家属到建三江所谓“法制教育中心”只是针对所谓“法制教育中心”无生效法律文书而非法关押公民之事，与“法轮功”并无关系，《对立》一文强行将江天勇等4名律师的维权、控告行为与独具中国特色的敏感的“法轮功”问题相关联，用心极其可疑和阴险！即便是对“法轮功”人员，建三江所谓“法制教育中心（基地）”或任何其他公权力机构也无权不经生效法律文书而随意关押，也无权对他们法外滥施私刑！“法轮功”人员的行为如果触犯了法律，也必须对他们依法定程序处罚，而据不能像建三江警方这样踢开法律、大搞罪刑擅断！《对立》一文和建三江警方都似乎都强烈暗示对“法轮功”人员就可以抛开法律、随意处置！事实上，从建三江返回的律师们说，建三江警方领导人竟然公开质问律师“你怎么能为‘法轮功’维权？怎么能给‘法轮功’辩护？”我们则要反问，“法轮功”人员也是合法公民，也享有合法的公民权利，为什么就不能给“法轮功”人员维权和辩护？
《对立》一文称“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渐深入，司法领域的各种模糊性都会逐渐消除，这是一个过程”。律师和所有法律人当然明白法治建设是一个过程，没有哪一个律师或法律人，没有哪一个公民奢望法治建设一蹴而就。只是，“过程”论不能成为公权力有法不依、肆意践踏法律、漠视公民权利的堂皇借口！公权力必须要学会甘愿居于法律之下，必须率先垂范地遵守法律，必须明白自己不能不受法律的制约！就像英国法学家科克（Sir.Edward Coke）所说The King himself should be under no man, but under Godand the Law。贵为国王都必须守法，更况基层警察！公权力守法，正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应有之义！遗憾地是，在建三江，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听到局长、县长、市长们公开咆哮“你别跟我谈法律！这儿我说了算！”
《对立》一文以十足的“文革”腔调说“那4名‘律师’在一个突出的社会治理难点上没有为解决问题营造建设性，而是点燃对立，成为地方上群体事件从天而降的外力”，实在是近乎无耻的撒泼耍赖！对法律、对律师业的无知近乎荒唐！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是私营的法律企业的雇员，是自雇的、自谋生路的市场主体，不是公职人员，不是国家治理者，不担负任何治理国家的公共职能，尽管像所有公民一样承担公民的职责和义务。《对立》一文此处所称“为解决问题营造建设性”显然是指国家治理，而治理国家是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直接责任，而非作为私人和市场主体的律师的直接责任，强求律师承担公权力和公职人员才应承担的“为解决问题营造建设性”之职责，是十足的法盲和无赖逻辑！荒唐透顶！当然，律师如果自愿，完全可以“为解决问题营造建设性”，并且江天勇等4名律师依法维权也正是“营造建设性”。只是，江天勇等4名律师秉持的是先进的、新潮的、前沿的法治、宪政思维和理念，他们分明是在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颟顸成性、一向藐视法律的建三江警方之类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灌输法治、宪政、人权等现代治国理念。然而，建三江警方以及《对立》一文的作者冥顽不化，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顽固地昏睡在强权、人治的幻觉中不能醒悟和自拔，不仅不能领悟江天勇等4名律师的善意，反而无端指责4名律师“点燃对立，成为地方上群体事件从天而降的外力”！实在是竖子不可教也！我们不禁要质问，到底是谁在“点燃对立”？是依法维权和控告的江天勇等4名律师？还是践踏法治、滥用职权、漠视公民权力、一向强横成性的建三江警方等公权力？我们要质问，什么叫“从天而降的外力”？建三江难道是外在于中国的、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吗？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难道不能自由地行走在建三江等任何中国的土地上吗？我们更要质问，无事生非、无端制造事端、凭空激起民怨的难道不正是私设黑监狱、非法关押公民的建三江警方之类的公权力吗？
《对立》一文似是而非、闪烁其辞、颠倒是非地声称“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律师”空降到地方冲突点，他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为涉事者提供法律支援，而是鼓动聚众抗议，成为非法行为中的活动分子。”我们不禁质问，到底是谁在制造“地方冲突点”？难道不正是践踏法律、侵害公民、强拆公民房屋、非法关押公民的建三江警方等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吗？江天勇等4名律师和公民一起要求建三江黑监狱停止对公民的非法关押，难道不正是“通过合法途径为涉事者提供法律支援”吗？对建三江黑监狱之类有组织的公权力违法犯罪问题，上级公权力长期熟视无睹，律师和公民难道不可以依据宪法进行抗议和控告吗？宪法确保了公民的抗议、控告权利，《对立》一文及其作者焉敢诬称什么“鼓动聚众抗议”？焉敢诬称什么“成为非法行为中的活动分子”？
《对立》一文顽固抱持僵死的对人民冷战的“文革”思维，貌似正确地声称“律师应当是遵守法律的模范，即使质疑公权力某个行为的合法性，希望促成改变，也应通过严格合法的途径行动。如果律师直接参与非法聚众滋事，他们就不是在搞法律，而成了搞政治。”的确，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自当“是遵守法律的模范”，然而，与只有专业法律知识而无尺寸权柄的律师相比，公权力和执掌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难道不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法律吗？江天勇等4名律师依宪法确保的控告权利要求建三江黑监狱立即解除对公民的非法关押，难道不正是“通过严格合法的途径行动”吗？退而言之，当建三江警方之类公权力长期恣意妄为地践踏法律、漠视公民权利、踢开法律程序，上级权力机关熟视无睹、不予制止时，有什么理由强求律师和公民单方面“通过严格合法的途径行动”？律师依据宪法行使控告权利何以就成了“直接参与非法聚众滋事”？我们不禁质问，什么叫“不是在搞法律，而成了搞政治”？在民主、宪政、法制早已成为浩荡世界潮流以及缅甸这样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都公开实行宪政的当今，政治已必然成为法律之下的政治，成为法治的政治即宪政，法律与政治怎能截然割裂开来？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难道不正是包括律师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政治吗？《对立》一文近乎赤裸裸暗示，政治与尔等律师和公民无关，尔等屁民休得妄想谈论和参与政治！你们就安心听任建三江警方之类强权欺凌吧！我们不禁质问，《对立》一文要把人治和强权政治观固守到几时？
《对立》一文称“目前热衷政治行为的律师似有增多之势……这部分律师或打律师旗号的人成了反体制的一支力量。最应尊重法律的这些人站到了挑战法律的前沿，这非常令人遗憾。”我们不禁质问，律师作为公民中精通法律的群体，“热衷政治行为”何错之有？“热衷政治”不就是“关心政治、关系国家大事”吗？“关心政治、关系国家大事”不是一向被官方所倡导吗？《对立》一文何以竟如此敌视、仇视律师“热衷政治”呢？在迈向法治、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律师由于精通法律的优势比其他职业群体更“热衷政治”，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吗？“热衷政治”，运用法律知识对公权力进行批评、监督，何以竟成了“反体制”或“挑战法律”？为何动辄就是用“反体制”、“挑战法律”之类典型的“文革”冷战语言，而不使用“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宪政、法治语言？律师稍稍行使一下宪法权利，就“非常令人遗憾”了，建三江警方长期、大规模地践踏法治、漠视公民权力，你为何丝毫也不遗憾呢？
《对立》一文称“这些人名义上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他们很多行为的实际效果就是对现行法律威严的消解。”我们必须坚定地强调，江天勇等4名律师是在实实在在地追求司法公正，而远远不是《对立》一文所诬称的什么“名义上在追求司法的公正”！4名律师的行为正是要使被建三江警方践踏、歪曲、藐视的法律恢复尊严、回归原位，而根本不是《对立》一文所诬称的什么“对现行法律威严的消解”！相反，消解、践踏、漠视法律的恰是建三江警方之类的公权力！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也正是建三江警方之类的公权力！
《对立》一文煞有介事、故作公允地声称“希望所有律师和向往做律师的人都回到现行法律体系的内部……律师不应热衷从政治角度挑战法律，为在改革中扩大发言权和议程设置权采取激进行动。”我们要说，与其对律师提出什么希望，何如对建三江警方之类肆意践踏法治、一向藐视法律、顽固抗拒法治的公权力提出这种希望！江天勇等4名律师的维权、控告行为完全在现行法律架构之内，完全是合法的、和平的行为，他们何曾“从政治角度挑战了法律”？ 更谈何“激进”？真正冥顽不化地破环、挑战法律并且是从体制内破坏、挑战法律的不是律师，恰恰正是建三江警方之类狂野成性、桀骜不驯的公权力！
《对立》一文称“有些执业律师及‘黑律师’通过参与群体事件而做自我炒作，这些人因此失去了法律人往往特有的理性自觉”。我们不禁质问，江天勇等4名律师何曾“自我炒作”？炒作，有必要到建三江这个荒僻之地吗？那些自发前往声援的律师、公民都是为了到建三江去炒作吗？不反省公权力的违法犯罪行为，反倒无端指责律师，是什么样的强权傲慢心态？江天勇等4名律师何曾“失去了法律人……特有的理性自觉”？相反，我们倒是经常地、随时随地地都能看到公权力和公职人员丧失理性、滥用职权、践踏法律、侵害公民！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量的非法劳教，泛滥成灾的公权力腐败，不都是公权力丧失理性的铁证吗？
《对立》一文称“一些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集中向基层冲突点上空降，这已是中国社会当前反复发生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利弊关系需要在更长时间里得到验证。在这个过程中，公知们应把真正的公益心放到个人出风头的利益之上，并因此保持一定的克制。”我们仍要强调，无论有多少“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集中向基层冲突点上空降”，只要他们是以和平的方式，只要他们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他们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集中向基层冲突点空降”的“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滥用职权、欺凌人民、践踏法治、炮制冤假错案、无事生非、挑起事端、制造这些“冲突点”却又顽固地死不认错、拒不纠错的公权力及公职人员！“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集中向基层冲突点上空降”的确是“已是中国社会当前反复发生的现象”，并将会在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继续“反复发生”，谁让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谁让律师、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人意识越来越觉醒、越来越强烈呢！没办法，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必须适应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主动参与冲突点的解决，他们有这种权利参与！他们之所以积极参与，是因为公权力四处制造太多的冲突点，是因为公权力制造的冲突点才是“当前反复发生的现象”，是因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对冲突点的解决不能使人民满意！如果公权力和公职人员能够主动、及时、妥善地解决冲突点，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自然无需不辞辛劳地空降！因此，要想避免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参与什么冲突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最好尽快放弃沿袭已久的强权傲慢，主动学会向人民俯首弯腰，学会放低身段，学会积极、及时、妥善地解决冲突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必须明白，人民被动接受权力的治理甚至统治、不能主动参与权力运行、不能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公民参与“对中国社会进步”大大地好，这一点根本无需怀疑，根本无需什么长时间验证，因为众多宪政、法治成熟的国家早已验证过了！这是一个普世价值，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必须明白，是他们“应把真正的公益心”放到他们享受已久的强权利益之上，是他们应当对公权力的行使保持高度的克制而不仅仅是“一定的克制”！试想，如果建三江警方依法执法，如果建三经警方不是这样一味蛮干、悍然非法拘留4名律师，并蛮横剥夺后续律师的会见权，也就不会有这次事件的公众化，正是建三江警方的强权傲慢才导致了事件向公众化发展！事态如此演化显然也是四位律师始料未及的！
是谁在制造对立，是谁的行为违反、践踏了法律，难道不是不言自明、不言而喻吗？
乔木
转：清明节有三天假。 第一天要回小学祭奠一下，因为那里埋葬了我们的童年； 第二天要回初高中祭奠一下，因为那里埋葬了我们的青春； 第三天要回大学祭奠一下，因为那里埋葬了我们的理想； 但是第四天上班也别忘了祭奠一下单位，因为这里埋葬了我们的人生！
乔木 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習平庸
積極權
衷權爭全民学“习”多读书
4月4日 09:52 来源：乔木-入木三分
最近习主席访问欧洲，所过之处掀起文化外交的春风，其儒雅博学的风度，让人叹服。
访问法国时，习主席演讲中提到：“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访问德国时，习主席指出：德国许多作品早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这些作品中，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有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有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此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谈到:“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最近一年，大陆流行三句话：爸爸去哪了，指的是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飞机去哪了，指的是马航MH370航班；时间去哪了，指的是中央媒体的一篇报道，介绍习主席一年时间里，外出访问多少次、国内考察多少次、主持会议多少次。此前习主席访美时，提到他每天游泳一千米。这次又可看出，除了工作、锻炼，习主席还博览群书，时间就是这样花掉的。
习主席在百忙之中，博览群书，值得每个国民学习。谁再忙，借口没时间读书，也不会比国家主席还忙吧？
看得出来，习主席好读书，但是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高层领导有所不同。毛好读历史，24史均有批注，着重历史上的宫廷权力之争和阶级斗争。而且把读书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在任时批《武训传》、批《海瑞罢官》、批《水浒传》、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不断。现任中共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过两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仍是王朝更替和权力斗争的范围。
现在习主席读书的范围，则大大拓展。清华出身的他，本科学化工，博士读政经，读的书从科技、历史、权争向人文、艺术、社科拓展，特别是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这些主张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启蒙思想家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读书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像毛读《水浒》、《海瑞罢官》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批判之。比如看了孟德斯鸠的书，认为限权不符合国情；看了伏尔泰的书，认为人权不如维稳重要；看了卢梭的书，认为社会契约离不开党的领导。一种是读而学习之，认为这些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对治理国家、造福民众、顺应世界潮流颇有益处。
无论哪种目的，开卷有益。让我们好好学“习”，博览群书。
胡锡进
今天胡锡进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这绝对是我听过的最多反对者的演讲，所以也是第一次见到讲座现场坐着保安。提问环节，周保松教授问，现场有多少人很不同意胡的演讲举一下手。反正我坐在那儿，侧头看了一下，就没看到没举手的，可能有些手举得太高，我没看到那些不举手的人吧。但胡锡进先生在微博上说，大概有三分之一举手。真是思密达了。现场呢也有录像，出来了之后截图看看也就知道了。
我以前觉得其他的先不说，感觉他可能还是有知识水平的，现在我觉得这货真是没什么文化，逻辑也是处处硬伤，听完今天的讲座，真是为我以前对他还抱有的些微希望感到羞愧啊。我也没特别大的什么感想，只是觉得真是极品。所以，录音就不整理了，不忍再听一遍。
现场有个男孩儿提问，直言自己是现场少数支持胡编的人，先讲明很多人不读历史，甚至连一本书都没完整的读过，然后又说自己看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然后又问胡锡进如何评价南方系这种被称为境内反华的势力……我真是好奇，这货是如何能看过高华的红太阳还能看成自干五的呢？
乔木
刚写完此文，主席又在德国说看过歌德、席勒、海涅、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的书，人类已经挡不住习主席博览群书的节奏了。（入木三分：主席的全才与博学 - 东网专栏） http://url.cn/OIa4XH3月31日 10:21 阅读(6.4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48)
入木三分
主席的全才与博学
江泽民主席时代，有一次接见来访的香港百名科学家。领队介绍，这位元是研究物理的，江主席说，物理我知道，正在研究超导；领队又介绍，这位是研究生物的，江主席说，生物我知道，要确保转基因对人类无害；领队介绍，这位是研究医学的，江主席说，医学我知道，克隆要遵守医学伦理......香港媒体对此次接见予以高度评价，称讚科学家们是专才，江主席是全才。
最近习近平主席访法，演讲中提到：「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着作，让我加深了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着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内、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像。」
此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谈到:「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2013年5月17日，习主席在与希腊总理会谈时，说年轻时阅读了不少希腊哲人的书籍，与东方文明的古老智慧一样启迪着世人。
最近一年，大陆流行三句话：爸爸去哪了，指的是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飞机去哪了，指的是马航MH370航班；时间去哪了，指的是官媒发的一篇报道，介绍习主席一年时间里，外出访问多少次、国内考察多少次、主持会议多少次。此前习主席访美时，提到他每天游泳一千米。这次又可看出，除了工作、锻炼，习主席还博览群书，时间就是这样花掉的。
看得出来，习主席和江主席一样博学多才，而且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高层领导有所不同。毛好读歷史，二十四史均有批註，着重歷史上的宫廷权力之争和阶级斗争。而且把读书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在任时批《武训传》、批《海瑞罢官》、批《水浒传》、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不断。现任中共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过两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仍是王朝更替和权力斗争的范围。
现在习主席读书的范围，则大大拓展。清华学化工出身的他，不仅像交大毕业的江主席一样，了解科技动态，网罗专家治国，而且读的书从科技、歷史、权争向人文、艺术、社科拓展，特别是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这些主张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启蒙思想家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读书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像毛读《水浒》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批判之。比如看了孟德斯鸠的书，认为限权不符合国情；看了伏尔泰的书，认为人权不如维稳重要。一种是读而学习之，认为这些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对治理国家、造福民眾、顺应世界潮流颇有益处。
不知习主席是哪一种目的？
最近习近平主席访法，演讲中提到：「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着作，让我加深了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着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内、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像。」
此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谈到:「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2013年5月17日，习主席在与希腊总理会谈时，说年轻时阅读了不少希腊哲人的书籍，与东方文明的古老智慧一样启迪着世人。
最近一年，大陆流行三句话：爸爸去哪了，指的是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飞机去哪了，指的是马航MH370航班；时间去哪了，指的是官媒发的一篇报道，介绍习主席一年时间里，外出访问多少次、国内考察多少次、主持会议多少次。此前习主席访美时，提到他每天游泳一千米。这次又可看出，除了工作、锻炼，习主席还博览群书，时间就是这样花掉的。
看得出来，习主席和江主席一样博学多才，而且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高层领导有所不同。毛好读歷史，二十四史均有批註，着重歷史上的宫廷权力之争和阶级斗争。而且把读书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在任时批《武训传》、批《海瑞罢官》、批《水浒传》、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不断。现任中共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过两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仍是王朝更替和权力斗争的范围。
现在习主席读书的范围，则大大拓展。清华学化工出身的他，不仅像交大毕业的江主席一样，了解科技动态，网罗专家治国，而且读的书从科技、歷史、权争向人文、艺术、社科拓展，特别是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这些主张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启蒙思想家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读书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像毛读《水浒》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批判之。比如看了孟德斯鸠的书，认为限权不符合国情；看了伏尔泰的书，认为人权不如维稳重要。一种是读而学习之，认为这些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对治理国家、造福民眾、顺应世界潮流颇有益处。
不知习主席是哪一种目的？
吐槽青年
胡锡进的自信从哪里来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406/bkncn-20140406001229296-0406_05411_001_cn.html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后，据一现场听眾描述，中大副教授周保松提问：我非常耐心听了胡先生演讲，里面大量使用党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代表十三亿人……我们现场有很多中中的老师同学，我想问问，现场有多少人非常不认同他观点？（超一半人举手）周保松说：我的问题完了。然后他脱下鞋，提着鞋，从第一排正面走出教室。周保松在微博中确认了此举，多名现场听眾也记录了这一幕。
胡锡进在本人微博中的描述则充满自信，他说：一名听者对我和《环球时报》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对听眾席说，你们当中反对胡先生演讲内容的，请你们举手。结果，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举起手来。
他随后又发另一条微博为自己辩护：现场多少人举手反对我的意见都没关係，重要的是，听眾们是以礼貌的方式表达自己态度，结束时再次给我热烈掌声。我不是来香港中文大学找粉丝的，不同意见碰撞更有价值。听眾们的表现让我看到了香港的中大多元包容的校风。周先生大概也受到现场良好气氛的制约，只能脱鞋自己离开，交流继续活跃进行。这就是成功。
能把一次被呛被羞辱的经歷看成是「成功」，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啊！
胡锡进在微博上被骂得体无完肤，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就是强大的内心和坚挺的自信，无论别人怎么骂他，无论多少人羞辱他，他总能像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旧充满激情地自说自己那套又没逻辑、又绕来绕去的话。他主持写作的《环球时报》常成为同行们眼中的笑话，他常常因为今日之社论与昨日之社论的互打耳光而被网友肆意取笑，他微博下面的骂声呛声创造了微博纪录，他所办的《环球时报》员工被中国媒体人集体孤立（有一次其员工老家遇到困难，求助当地媒体，当地媒体人听说其身份后拒绝帮助），很多国际学术大佬也闻球报而保持距离（着名汉学家史景迁来北大讲座，环球时报记者想採访他，从北大歷史系的教授们那裡了解了这份媒体后，史景迁拒绝了採访）。
网友还创造了一个专属于胡锡进及其报纸的称呼：叼飞盘体。称无论飞盘扔多远，他总能叼回来。微博上流传着一句对中国几家党媒的评价，很有意思。称「中国报界 三朵奇葩」：《人民日报》——全世界咱这儿最好；《参考消息》——全世界都说咱这儿最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咱好。
背负着如此多的駡名，胡锡进却可以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演讲、写作、出访、唱颂歌、介绍办报经验、推销他的「复杂中国论」，热情和心情似乎毫不受影响。他的自信来自哪里呢？自信来自其不小的发行量和上级的认同，每次同行的批评让其下属觉得无地从容时，胡锡进总会拿发行量为员工和自己打气：我们有这么高的发行量，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认同。他在中大的演讲也提到了：把政府和读者两边都侍候得很好。
胡锡进从来都没有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合事实和逻辑的解释，而是用含糊其辞的「复杂中国论」去为一切不合常情、常理、常识的现象作辩护（因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这些问题是合理的）。发行量可以当作经营成功的表现，却无法论证其所持论点，正如胡锡进的微博有着巨大粉丝量，可这些粉丝多数并不支持其观点，而是準备随时来骂他的。（待续）
胡锡进在本人微博中的描述则充满自信，他说：一名听者对我和《环球时报》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对听眾席说，你们当中反对胡先生演讲内容的，请你们举手。结果，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举起手来。
他随后又发另一条微博为自己辩护：现场多少人举手反对我的意见都没关係，重要的是，听眾们是以礼貌的方式表达自己态度，结束时再次给我热烈掌声。我不是来香港中文大学找粉丝的，不同意见碰撞更有价值。听眾们的表现让我看到了香港的中大多元包容的校风。周先生大概也受到现场良好气氛的制约，只能脱鞋自己离开，交流继续活跃进行。这就是成功。
能把一次被呛被羞辱的经歷看成是「成功」，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啊！
胡锡进在微博上被骂得体无完肤，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就是强大的内心和坚挺的自信，无论别人怎么骂他，无论多少人羞辱他，他总能像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旧充满激情地自说自己那套又没逻辑、又绕来绕去的话。他主持写作的《环球时报》常成为同行们眼中的笑话，他常常因为今日之社论与昨日之社论的互打耳光而被网友肆意取笑，他微博下面的骂声呛声创造了微博纪录，他所办的《环球时报》员工被中国媒体人集体孤立（有一次其员工老家遇到困难，求助当地媒体，当地媒体人听说其身份后拒绝帮助），很多国际学术大佬也闻球报而保持距离（着名汉学家史景迁来北大讲座，环球时报记者想採访他，从北大歷史系的教授们那裡了解了这份媒体后，史景迁拒绝了採访）。
网友还创造了一个专属于胡锡进及其报纸的称呼：叼飞盘体。称无论飞盘扔多远，他总能叼回来。微博上流传着一句对中国几家党媒的评价，很有意思。称「中国报界 三朵奇葩」：《人民日报》——全世界咱这儿最好；《参考消息》——全世界都说咱这儿最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咱好。
背负着如此多的駡名，胡锡进却可以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演讲、写作、出访、唱颂歌、介绍办报经验、推销他的「复杂中国论」，热情和心情似乎毫不受影响。他的自信来自哪里呢？自信来自其不小的发行量和上级的认同，每次同行的批评让其下属觉得无地从容时，胡锡进总会拿发行量为员工和自己打气：我们有这么高的发行量，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认同。他在中大的演讲也提到了：把政府和读者两边都侍候得很好。
胡锡进从来都没有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合事实和逻辑的解释，而是用含糊其辞的「复杂中国论」去为一切不合常情、常理、常识的现象作辩护（因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这些问题是合理的）。发行量可以当作经营成功的表现，却无法论证其所持论点，正如胡锡进的微博有着巨大粉丝量，可这些粉丝多数并不支持其观点，而是準备随时来骂他的。（待续）
澤西天后
马里兰州政府为了创造就业机会，给某剧组n千万退税鼓励他们在马里兰拍摄。拍了两季以后剧组威胁如不给更多退税下一季就去其他州拍。州议会怒了，开始讨论法案－如果该剧组胆敢撤离，就以公共领地名义没收其财产。经过各种游说博弈，今天该法案未能通过。拍的剧集叫做纸牌屋。
21世纪的中国《清明上河图》：贾樟柯《天注定》观后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00295358&idx=1&sn=ec695cfdcff297596d52a21702261ecf&scene=3#rd
何清涟/文
贾樟柯的《天注定》，我直到看完后才算明白，他为什么会给这部电影起这个多少有点无奈的名字，即出身决定命运。
这是一部完全取材于中国现实故事的电影，其中每一个故事在中国社会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每次事件发生，都极大地撕裂着中国社会，刺激人们的神经。最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是2001年至2010年，这是决定中国社会政治走向最关键的十年，社会分配格局完全定型，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从相信到失去信任。
胡大海：一位底层反抗者的生命悲歌
观众大都知道，影片中胡大海的故事取材于2001年山西胡文海持枪杀人事件。但与2002年胡文海被判死刑时的媒体报道相比，贾樟柯对胡大海的诠释有了不同的视角。
2001年10月26日，山西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发生胡文海持枪连杀14人事件。那时候的中国，“依法治国”被悬为治国方针，朝廷的目标是要将中国建成一个法制国家。因此，胡文海案的报道特别强调胡目无法纪，私藏枪枝，滥杀人命。对于事件的起因，即村干部在大峪口村煤矿有贪污、漏税等严重问题，胡文海曾经发动村民联名告状，多次向上面举报，反而被置于报道的次要位置，一笔带过。
胡文海之死，其实缘于这个麻木不仁、官官相护的体制。影片表现了胡大海的耿直性格，他对遥远的中南海主持公正的想象，村委会这一利益集团的共谋、以及同属利益受损者的村民们对胡的孤立——这在当年胡文海的现实遭遇中也并非虚构，那121位曾经签名的村民后来都躲开此事。胡大海要求公布村财务，反而被焦胜利的打手们痛殴，村民们对此少有同情，反而奚落地给胡大海起个绰号“老高”（即高尔夫球，取其被痛击之意），胡大海这位血性汉子在羞辱、绝望与愤怒交织之下，扛起猎枪去捕杀“动物”了。
当年，媒体记者在报道胡文海事件时，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其中包括自身认识，还是记录了两件事情，一是胡文海的敢做敢当，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胡文海一再声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后悔，只有遗憾——遗憾该除掉的没除掉！”二是他临上刑场时，与即将对其执行行刑任务的刑警们一一握手，连道“再见”，那种凛然与坦然让观者为之动容，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到这段情节时的心情。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底层人越来越多地经历了征地拆迁、失去家园之痛，体验了权力的蹂躏之苦，当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在民间，杨佳已成为义士、大侠，不再象胡文海当年那样背负凶手之名。
姜武很好地诠释了胡大海这个人物。贾樟柯还加上了胡大海枪杀虐马的车夫这一情节，终于完成了一幅草莽英雄的白描。我一直猜想，影片中人物取名胡大海，与明朱元璋的猛将同名，是因为电影的主创们想到：如果是在农民揭竿而起的年代，这位胡文海一定会成为胡大海式的勇猛战将，而非杀人者。
三个小人物：中国底层青年的命运集合
王宝强饰演的枪手三儿，已完全没有中国民间叙事喜爱赋予的侠盗色彩，只是一位为了自己生存而娴熟地杀人劫财者。有人猜想三儿的原型是周克华，一位在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惯犯。但我觉得三儿其实是许多命运相同者的缩影。影片交待了三儿的出生成长之地，一个被现代化的喧嚣裹挟，但却毫无前途的小镇。该镇的男青年大多无所事事，每天以打麻将赌博消磨岁月，有的人靠妻子外出卖身养家。三儿对这些同乡青年满心瞧不起，以独行大盗为业。对于同行，他是两者相逢勇者胜，比如影片开头他连毙三位路边毛贼；对于被劫对象，他是痛下杀手绝不留情。影片没交待三儿的“修炼得道”过程，但从他的准备之娴熟，对妻子都不透露半点行踪的安全考虑，可见他已经成为同类当中经过百般淬炼的绕指柔，是中国眼下公共安全的克星。
赵涛饰演的玉儿，与其说是2009年邓玉娇故事的再现，不如说是中国底层女青年命运的缩影。年轻时，看不到前途的她们拿着青春赌明天，希望找到一位好夫婿，改变命运。这个愿望落空之后，只能仍旧在风月场中谋生，但还希望做前台工作，以保持与“小姐”的区别，以此维护那最后的自尊。后半段故事就是邓玉娇遭遇的再现。片中那位嫖客的恶形恶相，完全取材于邓贵大。这位在工作中尚算谨慎的小干部，在风月场中竟然能够视他人的尊严如无物，只能说是平常在权势远大于他的官员面前忍气吞声、长期压抑的结果。中国人不少有这种双重人格：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是卑微的奴隶，在地位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邓贵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网络时代遇上了邓玉娇。
打工青年小辉的命运更是当代中国底层男青年的命运浓缩。小辉不甘心青春在流水线上消耗，希望到传说中的淘金之地东莞去打工，到了东莞风月场，有了爱慕对象，不幸地亲眼看到爱恋对象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不堪场面。在爱情与事业双重失望的煎熬下，又回到流水线上打工。如果说此时他还有一点生命凭藉，即亲情，那么这点亲情在他在与母亲通话时感受到的委屈中化为乌有，于是他选择了纵身一跳。
纵身一跳，是富士康这家位列全球500强的代工企业在中国欠下的一笔道德债务。评论多认为小辉死于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望，我认为是亲情异化成索要金钱的筹码所致。不少中西部农村与小城市都流传到广东淘金的传说，许多见识浅薄的贫寒家庭总相信那句“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以为人到了广东就能大把地挣钱，将家里所有的负担，比如建房、兄弟婚娶费用、父母医疗费，弟妹子侄的学费全部寄望于外出打工者的身上。影片中，小辉在电话中反复向母亲重复“我没乱花钱，我真的没有乱花钱”，观众可以想象在电话的那一头，小辉母亲对儿子收入期望值高，因而责备儿子寄回的钱太少。这种事情，在不少打工青年包括深圳工作的白领身上都发生过。
身份型社会：个人地位“天注定”
贾樟柯近年声名雀起，我也找过几部他的电影观看，如《二十四城记》、《小武》等。但没有一部能够坚持看完，因为影片所展示的那种令人绝望的中国现实、让人看不到底的社会沉沦，让我感到自己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我找了个理由原谅自己没能看完这些现实主义影片：每天分析这个国度的种种不幸，已经非常压抑，就让自己在有限的休闲时间内放松一下吧。
我认为贾樟柯这部《天注定》，堪称中国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展示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贾樟柯的影片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之丑恶、人们的无奈与绝望，以及少数人的反抗——自杀其实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我再来猜想下片名《天注定》的想法由何而来。中国自本世纪以来进入底层上升通道梗阻、社会阶层固化的状态。这种状况起因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教育产业化后进入大学的青年无法就业。底层社会青年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进入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已经断绝，形形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垄断了绝大多数机会与资源，出身底层家庭的青年只能以最低限度的谋生为目的，成为蚁族，甚至失业，过着无望的生活。中国社会结构基本定型，成为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少数上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与机会，庞大的底层成员构成了这个社会庞大的金字塔基座。
我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中，人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世而不是个人努力，即依靠父辈滥用公共权力、不公平地挤占公共资源（比如公务员等公共职位）的结果，而个人出身是“天注定”，无法改变。
贾樟柯的《天注定》，我直到看完后才算明白，他为什么会给这部电影起这个多少有点无奈的名字，即出身决定命运。
这是一部完全取材于中国现实故事的电影，其中每一个故事在中国社会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每次事件发生，都极大地撕裂着中国社会，刺激人们的神经。最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是2001年至2010年，这是决定中国社会政治走向最关键的十年，社会分配格局完全定型，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从相信到失去信任。
胡大海：一位底层反抗者的生命悲歌
观众大都知道，影片中胡大海的故事取材于2001年山西胡文海持枪杀人事件。但与2002年胡文海被判死刑时的媒体报道相比，贾樟柯对胡大海的诠释有了不同的视角。
2001年10月26日，山西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发生胡文海持枪连杀14人事件。那时候的中国，“依法治国”被悬为治国方针，朝廷的目标是要将中国建成一个法制国家。因此，胡文海案的报道特别强调胡目无法纪，私藏枪枝，滥杀人命。对于事件的起因，即村干部在大峪口村煤矿有贪污、漏税等严重问题，胡文海曾经发动村民联名告状，多次向上面举报，反而被置于报道的次要位置，一笔带过。
胡文海之死，其实缘于这个麻木不仁、官官相护的体制。影片表现了胡大海的耿直性格，他对遥远的中南海主持公正的想象，村委会这一利益集团的共谋、以及同属利益受损者的村民们对胡的孤立——这在当年胡文海的现实遭遇中也并非虚构，那121位曾经签名的村民后来都躲开此事。胡大海要求公布村财务，反而被焦胜利的打手们痛殴，村民们对此少有同情，反而奚落地给胡大海起个绰号“老高”（即高尔夫球，取其被痛击之意），胡大海这位血性汉子在羞辱、绝望与愤怒交织之下，扛起猎枪去捕杀“动物”了。
当年，媒体记者在报道胡文海事件时，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其中包括自身认识，还是记录了两件事情，一是胡文海的敢做敢当，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胡文海一再声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后悔，只有遗憾——遗憾该除掉的没除掉！”二是他临上刑场时，与即将对其执行行刑任务的刑警们一一握手，连道“再见”，那种凛然与坦然让观者为之动容，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到这段情节时的心情。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底层人越来越多地经历了征地拆迁、失去家园之痛，体验了权力的蹂躏之苦，当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在民间，杨佳已成为义士、大侠，不再象胡文海当年那样背负凶手之名。
姜武很好地诠释了胡大海这个人物。贾樟柯还加上了胡大海枪杀虐马的车夫这一情节，终于完成了一幅草莽英雄的白描。我一直猜想，影片中人物取名胡大海，与明朱元璋的猛将同名，是因为电影的主创们想到：如果是在农民揭竿而起的年代，这位胡文海一定会成为胡大海式的勇猛战将，而非杀人者。
三个小人物：中国底层青年的命运集合
王宝强饰演的枪手三儿，已完全没有中国民间叙事喜爱赋予的侠盗色彩，只是一位为了自己生存而娴熟地杀人劫财者。有人猜想三儿的原型是周克华，一位在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惯犯。但我觉得三儿其实是许多命运相同者的缩影。影片交待了三儿的出生成长之地，一个被现代化的喧嚣裹挟，但却毫无前途的小镇。该镇的男青年大多无所事事，每天以打麻将赌博消磨岁月，有的人靠妻子外出卖身养家。三儿对这些同乡青年满心瞧不起，以独行大盗为业。对于同行，他是两者相逢勇者胜，比如影片开头他连毙三位路边毛贼；对于被劫对象，他是痛下杀手绝不留情。影片没交待三儿的“修炼得道”过程，但从他的准备之娴熟，对妻子都不透露半点行踪的安全考虑，可见他已经成为同类当中经过百般淬炼的绕指柔，是中国眼下公共安全的克星。
赵涛饰演的玉儿，与其说是2009年邓玉娇故事的再现，不如说是中国底层女青年命运的缩影。年轻时，看不到前途的她们拿着青春赌明天，希望找到一位好夫婿，改变命运。这个愿望落空之后，只能仍旧在风月场中谋生，但还希望做前台工作，以保持与“小姐”的区别，以此维护那最后的自尊。后半段故事就是邓玉娇遭遇的再现。片中那位嫖客的恶形恶相，完全取材于邓贵大。这位在工作中尚算谨慎的小干部，在风月场中竟然能够视他人的尊严如无物，只能说是平常在权势远大于他的官员面前忍气吞声、长期压抑的结果。中国人不少有这种双重人格：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是卑微的奴隶，在地位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邓贵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网络时代遇上了邓玉娇。
打工青年小辉的命运更是当代中国底层男青年的命运浓缩。小辉不甘心青春在流水线上消耗，希望到传说中的淘金之地东莞去打工，到了东莞风月场，有了爱慕对象，不幸地亲眼看到爱恋对象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不堪场面。在爱情与事业双重失望的煎熬下，又回到流水线上打工。如果说此时他还有一点生命凭藉，即亲情，那么这点亲情在他在与母亲通话时感受到的委屈中化为乌有，于是他选择了纵身一跳。
纵身一跳，是富士康这家位列全球500强的代工企业在中国欠下的一笔道德债务。评论多认为小辉死于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望，我认为是亲情异化成索要金钱的筹码所致。不少中西部农村与小城市都流传到广东淘金的传说，许多见识浅薄的贫寒家庭总相信那句“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以为人到了广东就能大把地挣钱，将家里所有的负担，比如建房、兄弟婚娶费用、父母医疗费，弟妹子侄的学费全部寄望于外出打工者的身上。影片中，小辉在电话中反复向母亲重复“我没乱花钱，我真的没有乱花钱”，观众可以想象在电话的那一头，小辉母亲对儿子收入期望值高，因而责备儿子寄回的钱太少。这种事情，在不少打工青年包括深圳工作的白领身上都发生过。
身份型社会：个人地位“天注定”
贾樟柯近年声名雀起，我也找过几部他的电影观看，如《二十四城记》、《小武》等。但没有一部能够坚持看完，因为影片所展示的那种令人绝望的中国现实、让人看不到底的社会沉沦，让我感到自己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我找了个理由原谅自己没能看完这些现实主义影片：每天分析这个国度的种种不幸，已经非常压抑，就让自己在有限的休闲时间内放松一下吧。
我认为贾樟柯这部《天注定》，堪称中国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展示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贾樟柯的影片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之丑恶、人们的无奈与绝望，以及少数人的反抗——自杀其实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我再来猜想下片名《天注定》的想法由何而来。中国自本世纪以来进入底层上升通道梗阻、社会阶层固化的状态。这种状况起因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教育产业化后进入大学的青年无法就业。底层社会青年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进入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已经断绝，形形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垄断了绝大多数机会与资源，出身底层家庭的青年只能以最低限度的谋生为目的，成为蚁族，甚至失业，过着无望的生活。中国社会结构基本定型，成为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少数上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与机会，庞大的底层成员构成了这个社会庞大的金字塔基座。
我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中，人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世而不是个人努力，即依靠父辈滥用公共权力、不公平地挤占公共资源（比如公务员等公共职位）的结果，而个人出身是“天注定”，无法改变。
来源：清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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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美国的言论自由无边无际
言论自由无边无际
【导读：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今撷数例。】
骂你千遍也不厌倦
在美国，人们最乐此不疲的事也许就是骂总统了。总统官大，骂得爽，也引人注目。骂，可以私下骂，也可当面骂，更可发表在报纸上骂，不管有没有道理。对他们“三环火煎炒炸样样都行”，人们见怪不怪。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第四权。总统“进入政治绞肉机，就得让美国新闻界任意碾压”。
一百年多前，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当时《文森斯报》这样骂他：“野心是他的罪恶，阴谋是他的爱好，腐化是他的作为。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面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还有一份报纸更甚：“杰克逊的母亲是一个公共娼妓，是英国士兵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后与一个黑白混血儿结婚有了几个孩子，杰克逊就是其中之一”！这分明是在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面对如此的谩骂和攻击，杰克逊也没有生气。他说，他人的骂声可以促使自己做事谨慎，少犯错误。杰克逊总统并不懦弱。事实上，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一生与人决斗几十次，两次身负重伤。
2006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史提芬·高尔百特作为发言代表，当面指着布什的鼻子冷嘲热讽了半个钟头。他说：“总统先生，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见台下的布什脸窘得像猪腰子，他益发调侃道：“现在报纸上说您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您是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布什气得要死，却还得苦笑傻笑干笑陪笑。
美国总统之所以对谩骂宽容大度，主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撑腰，惹不起。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为了能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有公开政府秘密的自由
有道是禁果分外甜。秘密，特别是政府的、不愿透露的秘密公众往往喜欢听喜欢看喜欢分享。法治国家要想保密，只有自己把秘密看紧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保密义务的主体是政府，新闻媒体的天职是传播信息，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新闻来源，媒体就有责任将其公之于众。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全球媒体头条新闻只有一个：阿富汗战争密件泄露! 维基解密，一个专门揭露大公司和政府机密的网站，将2004年至2009年阿富汗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秘件交给欧美三大报章——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它们同日同时公布几达9万份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档案和战地情报机密文件，轰动全球。文件曝光阿富汗战争鲜人所知的内幕，如美国怀疑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暗中支持塔利班武装、驻阿外国部队误伤平民、美军掩盖塔利班获得先进武器的事实等。
泄密招致美国政府及军方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泄密事件可能危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美军士兵安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称维基解密 “双手沾染鲜血”。国防部长盖茨感到愤怒和震惊，誓言将彻查此事。
五角大楼先是好言相劝：请删除泄密文档，将尚未公布的秘密文档归还美国军方，“希望你们尊重和满足我们的要求。”几近哀求。可维基不干，继续公布秘密文件。
白宫发言人也曾疾言厉色。声称，维基向公众散播秘密军事档案违反联邦法律。有记者随即追问是否会采取措施迫使维基解密停止公布文件，白宫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怏怏回答：“我们只能请求他们不要继续对外公布。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求法律责任的，可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政府不可以搞新闻预检。
有揭露政府丑事的自由
美国媒介自诩为民主的看家狗， 又有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在，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在揭露报道政府的丑事方面乐此不疲。
不说近年的虐囚门了，看看四十年前的越战照片《火从天降》。
1972年6月8日，美国南越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向一个小村庄发起进攻，眨眼间，村子被黑色烟雾吞噬。忽然，一群孩子从烟雾中钻了出来，并径直跑向了公路。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短裤的男孩，他的脸因万分惊恐而扭曲变形。在其身后，则是一位被烧后扯掉全身衣服的小姑娘，她大声哭喊着“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在她身边，是一群无动于衷的美国大兵。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22岁的黄幼吾抓拍了这个瞬间。次日，照片就被刊登于《纽约日报》头版头条。
这是20世纪最震撼人心的摄影作品之一。照片直白地展示了美国侵越战争的滔天罪行，显示了战争对人类灵与肉的深重伤害，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撞击。有人评论：“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它很可能比播放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火从天降》1973年以全票获美国普利策新闻照片奖，在当年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这张反越战的代表性照片，再次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引发美国反战浪涛汹涌，怒涛拍岸！不久，美国撤军。人们都说，这幅照片使越战得以提前半年结束。
当时总统尼克松看着报纸照片，气得直跺脚，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大发雷霆。但无可奈何，这是言论自由。
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
美国最高法院有风骨很牛叉很顽固。什么是言论自由，最终由它认定。常常很出格。比如，高院认为人们有焚烧或玷污国旗的自由。
在多数美国民众看来，国旗星条旗象征了美利坚民族的辉煌和荣耀，代表了国家的团结和伟大，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通过了保护国旗不受玷污的法律。
但最高法院说那不是问题，它属于言论表达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1984年。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大约100名反对里根政府的示威者在大街上游行并高呼政治口号。当示威者来到市政厅门前，一位名叫约翰逊的男子接过一面美国国旗浇上煤油焚烧。他们一边焚烧一边欢呼：“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痰。”随后，约翰逊因焚烧国旗而违反了得克萨斯州的有关法律，被得州法院判处1年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约翰逊不服。官司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其间，报刊上刊登群众关于焚烧国旗的来信。几乎一边倒，大多是批评。政治人物上纲上线——星条旗是美国的象征，烧旗就是拔旗砍旗废旗就是想让美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半殖民地半联邦的时代；二战老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深情地唱到：星条旗帜,你是我的骄傲，星条旗帜,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爱国愤青头缠国旗像东洋武士，纷纷表态：我们都是护旗手，每一具身躯护卫一面国旗；谁要再敢烧国旗，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法官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终以5：4的票数认定：约翰逊的行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恰恰相反，得州禁止焚烧国旗的法律才违反宪法。
美国宪法高于一切，政府不能强迫人们爱国旗，国旗——星条旗保护那些蔑视它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国旗走向你的火海。”
最高法院这一纸判决不仅使约翰逊无罪获释，更使美国50州中48州国旗保护的几十个地方法律全部失效！招骂一片。可谁奈它何？！
新闻出版有“蜚”“诽”“非”“黄”的自由
在美国，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出版自由，所以一般不存在非法出版物。那么，对流言蜚语、诽谤和色情的东西，政府可以限制出版发表吗？通常也不能。
美国1931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确立了新闻报刊不能因为诽谤而禁止出版。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明尼苏达州禁止诽谤言论出版的法律不合法。它实际是新闻检查制度，这在英国早被废止。难道我们自由的美国还能保留么？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基本特质，言论发表出来有问题再打官司不迟。若欲禁止，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对于诽谤言论，如果说明尼苏达案判例确认的是“可以秋后算账，不能春前堵嘴”规则的话，那么，30年后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胜利则进一步确认，对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诽谤，秋后算账也不可以。
1960年3月29日，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广告描述了黑人反种族歧视非暴力抗争中遭到地方警察残酷镇压的情形。后来发现，广告中有的细节不实。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察局长沙利文认为广告影射了他，控告《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法院判决报社赔偿50万美元。地方法院陪审团判沙利文胜诉。被告不服，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作出裁决，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推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关于沙利文胜诉的判决。
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那么不得抑制言论自由。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保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发现真相。
不仅如此，法庭还规定，只有有关事实的报道才能构成诽谤，而任何有关意见的报道均与诽谤无关。最高法院在1974年一次关于诽谤的裁决中认定：在美国宪法的原则下，没有所谓的错误意见。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此后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报道中，只要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是有意地制造虚假的新闻，法律允许报道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这成为媒体敢对官员大开杀戒的护身符。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出现，现在真正出现了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涉黄。
美国政府从保护青少年儿童出发，1996年制定《联邦通讯规范法》（简称《通讯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任何“下流的”和“令人难堪的”黄色信息和图片。联邦最高法院说：《通讯法》违反宪法！
最高法院认为，因特网就象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思想一样丰富多彩。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限制。什么“下流”“难堪”，谁说了算？法院！那些关于堕胎、同性恋或色情等主题的网站,政府怎能预先知道我们法院最终会认定网站内容黄？
高院指出：国会制定《通讯法》指导思想是好的，但它自设标准，随意过滤，文件加密，身份查验，侵犯了成年人的有效视听获取权，为政府限制、侵犯甚至剥夺英特网上的言论自由大开方便之门，构成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的粗暴侵犯，因此，判处《通讯法》死刑！
《通讯规范法》被否决后，美国国会成立的保护在线未成年人特别委员会吸取教训，提出了十几种可选方法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越是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说，美国的互联网不搞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有鼓吹革命推翻政府的自由
2008年底，美国大选到了揭幕的阶段，一位号称是美国三Ｋ党领袖的罗布宣称代表270多个三Ｋ党组织，对大选结果进行了警告。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入侵”美国摧毁“基督教文化”的外人，警告如果奥巴马当选，便会出现一场“种族战”。
没人把它当回事，美国人已“惯看秋月春风”。第一位美国非洲裔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依然当选了。
三Ｋ党的圣经在各组织中大同小异，其中一版在第三节有：“我们坚信种族隔离，毫不妥协。”像三Ｋ党这样的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团体，也允许他们公开言论吗? 是的。
1964年，俄亥俄州一位叫布兰登堡的三Ｋ党领袖组织了一次集会，被广泛报道，他在集会中说，“黑人要滚回非洲，犹太人滚回以色列”，对现政府，他威胁说，“如果总统、国会、以及最高法院继续压迫我们白人、高加索人种，那我们就会采取报复性行动。”节目播出后，俄亥俄州依据节目中显示的线索破获了这个组织，布兰登堡因此受到起诉并且被依据《组织犯罪条例》判决有罪。布兰登堡将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一案，大法官们一致裁定推翻原判。
法院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鼓吹”，哪怕鼓吹者是要煽动使用武力或者违法行事，这种行为本身，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能受到惩罚。只有当这种鼓吹“直接煽动或挑起了非法行为，或极有可能造成此类结果”时，才能予以限制。
法官指出：要说煽动，每一个观念都是煽动；它只是提供一种信念。推翻政府作为一个抽象原则不应该被禁止。
一个终极立场：即便那种鼓动用暴力或非法行为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言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照样能受到保护。
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 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
譬如，据说美国报纸有这样的新闻标题：“奥巴马：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小屁孩”、“请奥运火炬坦白：你每届烧了人民多少钱”、“拉登是一个反霸的大英雄”、“毕加索告诉我，鸡蛋其实是方的”、“绝密：地球将在2012年平安夜爆炸”等等。
指出问题不是坏事。希特勒时德国就有很多“卖国贼”，那其实是爱国者，是另一种忠诚，就如法国百年前发出“我控诉”的左拉一样。反对现存秩序的言论对现存秩序本身而言当然是逆耳的，但忠言逆耳利于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胡适在1920年代考察美国后感慨道：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都在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这，也许是美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越活越年轻的一个原因。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导读：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今撷数例。】
骂你千遍也不厌倦
在美国，人们最乐此不疲的事也许就是骂总统了。总统官大，骂得爽，也引人注目。骂，可以私下骂，也可当面骂，更可发表在报纸上骂，不管有没有道理。对他们“三环火煎炒炸样样都行”，人们见怪不怪。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第四权。总统“进入政治绞肉机，就得让美国新闻界任意碾压”。
一百年多前，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当时《文森斯报》这样骂他：“野心是他的罪恶，阴谋是他的爱好，腐化是他的作为。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面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还有一份报纸更甚：“杰克逊的母亲是一个公共娼妓，是英国士兵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后与一个黑白混血儿结婚有了几个孩子，杰克逊就是其中之一”！这分明是在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面对如此的谩骂和攻击，杰克逊也没有生气。他说，他人的骂声可以促使自己做事谨慎，少犯错误。杰克逊总统并不懦弱。事实上，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一生与人决斗几十次，两次身负重伤。
2006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史提芬·高尔百特作为发言代表，当面指着布什的鼻子冷嘲热讽了半个钟头。他说：“总统先生，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见台下的布什脸窘得像猪腰子，他益发调侃道：“现在报纸上说您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您是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布什气得要死，却还得苦笑傻笑干笑陪笑。
美国总统之所以对谩骂宽容大度，主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撑腰，惹不起。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为了能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有公开政府秘密的自由
有道是禁果分外甜。秘密，特别是政府的、不愿透露的秘密公众往往喜欢听喜欢看喜欢分享。法治国家要想保密，只有自己把秘密看紧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保密义务的主体是政府，新闻媒体的天职是传播信息，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新闻来源，媒体就有责任将其公之于众。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全球媒体头条新闻只有一个：阿富汗战争密件泄露! 维基解密，一个专门揭露大公司和政府机密的网站，将2004年至2009年阿富汗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秘件交给欧美三大报章——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它们同日同时公布几达9万份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档案和战地情报机密文件，轰动全球。文件曝光阿富汗战争鲜人所知的内幕，如美国怀疑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暗中支持塔利班武装、驻阿外国部队误伤平民、美军掩盖塔利班获得先进武器的事实等。
泄密招致美国政府及军方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泄密事件可能危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美军士兵安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称维基解密 “双手沾染鲜血”。国防部长盖茨感到愤怒和震惊，誓言将彻查此事。
五角大楼先是好言相劝：请删除泄密文档，将尚未公布的秘密文档归还美国军方，“希望你们尊重和满足我们的要求。”几近哀求。可维基不干，继续公布秘密文件。
白宫发言人也曾疾言厉色。声称，维基向公众散播秘密军事档案违反联邦法律。有记者随即追问是否会采取措施迫使维基解密停止公布文件，白宫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怏怏回答：“我们只能请求他们不要继续对外公布。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求法律责任的，可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政府不可以搞新闻预检。
有揭露政府丑事的自由
美国媒介自诩为民主的看家狗， 又有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在，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在揭露报道政府的丑事方面乐此不疲。
不说近年的虐囚门了，看看四十年前的越战照片《火从天降》。
1972年6月8日，美国南越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向一个小村庄发起进攻，眨眼间，村子被黑色烟雾吞噬。忽然，一群孩子从烟雾中钻了出来，并径直跑向了公路。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短裤的男孩，他的脸因万分惊恐而扭曲变形。在其身后，则是一位被烧后扯掉全身衣服的小姑娘，她大声哭喊着“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在她身边，是一群无动于衷的美国大兵。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22岁的黄幼吾抓拍了这个瞬间。次日，照片就被刊登于《纽约日报》头版头条。
这是20世纪最震撼人心的摄影作品之一。照片直白地展示了美国侵越战争的滔天罪行，显示了战争对人类灵与肉的深重伤害，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撞击。有人评论：“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它很可能比播放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火从天降》1973年以全票获美国普利策新闻照片奖，在当年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这张反越战的代表性照片，再次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引发美国反战浪涛汹涌，怒涛拍岸！不久，美国撤军。人们都说，这幅照片使越战得以提前半年结束。
当时总统尼克松看着报纸照片，气得直跺脚，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大发雷霆。但无可奈何，这是言论自由。
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
美国最高法院有风骨很牛叉很顽固。什么是言论自由，最终由它认定。常常很出格。比如，高院认为人们有焚烧或玷污国旗的自由。
在多数美国民众看来，国旗星条旗象征了美利坚民族的辉煌和荣耀，代表了国家的团结和伟大，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通过了保护国旗不受玷污的法律。
但最高法院说那不是问题，它属于言论表达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1984年。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大约100名反对里根政府的示威者在大街上游行并高呼政治口号。当示威者来到市政厅门前，一位名叫约翰逊的男子接过一面美国国旗浇上煤油焚烧。他们一边焚烧一边欢呼：“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痰。”随后，约翰逊因焚烧国旗而违反了得克萨斯州的有关法律，被得州法院判处1年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约翰逊不服。官司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其间，报刊上刊登群众关于焚烧国旗的来信。几乎一边倒，大多是批评。政治人物上纲上线——星条旗是美国的象征，烧旗就是拔旗砍旗废旗就是想让美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半殖民地半联邦的时代；二战老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深情地唱到：星条旗帜,你是我的骄傲，星条旗帜,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爱国愤青头缠国旗像东洋武士，纷纷表态：我们都是护旗手，每一具身躯护卫一面国旗；谁要再敢烧国旗，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法官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终以5：4的票数认定：约翰逊的行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恰恰相反，得州禁止焚烧国旗的法律才违反宪法。
美国宪法高于一切，政府不能强迫人们爱国旗，国旗——星条旗保护那些蔑视它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国旗走向你的火海。”
最高法院这一纸判决不仅使约翰逊无罪获释，更使美国50州中48州国旗保护的几十个地方法律全部失效！招骂一片。可谁奈它何？！
新闻出版有“蜚”“诽”“非”“黄”的自由
在美国，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出版自由，所以一般不存在非法出版物。那么，对流言蜚语、诽谤和色情的东西，政府可以限制出版发表吗？通常也不能。
美国1931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确立了新闻报刊不能因为诽谤而禁止出版。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明尼苏达州禁止诽谤言论出版的法律不合法。它实际是新闻检查制度，这在英国早被废止。难道我们自由的美国还能保留么？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基本特质，言论发表出来有问题再打官司不迟。若欲禁止，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对于诽谤言论，如果说明尼苏达案判例确认的是“可以秋后算账，不能春前堵嘴”规则的话，那么，30年后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胜利则进一步确认，对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诽谤，秋后算账也不可以。
1960年3月29日，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广告描述了黑人反种族歧视非暴力抗争中遭到地方警察残酷镇压的情形。后来发现，广告中有的细节不实。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察局长沙利文认为广告影射了他，控告《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法院判决报社赔偿50万美元。地方法院陪审团判沙利文胜诉。被告不服，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作出裁决，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推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关于沙利文胜诉的判决。
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那么不得抑制言论自由。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保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发现真相。
不仅如此，法庭还规定，只有有关事实的报道才能构成诽谤，而任何有关意见的报道均与诽谤无关。最高法院在1974年一次关于诽谤的裁决中认定：在美国宪法的原则下，没有所谓的错误意见。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此后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报道中，只要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是有意地制造虚假的新闻，法律允许报道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这成为媒体敢对官员大开杀戒的护身符。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出现，现在真正出现了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涉黄。
美国政府从保护青少年儿童出发，1996年制定《联邦通讯规范法》（简称《通讯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任何“下流的”和“令人难堪的”黄色信息和图片。联邦最高法院说：《通讯法》违反宪法！
最高法院认为，因特网就象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思想一样丰富多彩。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限制。什么“下流”“难堪”，谁说了算？法院！那些关于堕胎、同性恋或色情等主题的网站,政府怎能预先知道我们法院最终会认定网站内容黄？
高院指出：国会制定《通讯法》指导思想是好的，但它自设标准，随意过滤，文件加密，身份查验，侵犯了成年人的有效视听获取权，为政府限制、侵犯甚至剥夺英特网上的言论自由大开方便之门，构成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的粗暴侵犯，因此，判处《通讯法》死刑！
《通讯规范法》被否决后，美国国会成立的保护在线未成年人特别委员会吸取教训，提出了十几种可选方法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越是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说，美国的互联网不搞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有鼓吹革命推翻政府的自由
2008年底，美国大选到了揭幕的阶段，一位号称是美国三Ｋ党领袖的罗布宣称代表270多个三Ｋ党组织，对大选结果进行了警告。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入侵”美国摧毁“基督教文化”的外人，警告如果奥巴马当选，便会出现一场“种族战”。
没人把它当回事，美国人已“惯看秋月春风”。第一位美国非洲裔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依然当选了。
三Ｋ党的圣经在各组织中大同小异，其中一版在第三节有：“我们坚信种族隔离，毫不妥协。”像三Ｋ党这样的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团体，也允许他们公开言论吗? 是的。
1964年，俄亥俄州一位叫布兰登堡的三Ｋ党领袖组织了一次集会，被广泛报道，他在集会中说，“黑人要滚回非洲，犹太人滚回以色列”，对现政府，他威胁说，“如果总统、国会、以及最高法院继续压迫我们白人、高加索人种，那我们就会采取报复性行动。”节目播出后，俄亥俄州依据节目中显示的线索破获了这个组织，布兰登堡因此受到起诉并且被依据《组织犯罪条例》判决有罪。布兰登堡将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一案，大法官们一致裁定推翻原判。
法院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鼓吹”，哪怕鼓吹者是要煽动使用武力或者违法行事，这种行为本身，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能受到惩罚。只有当这种鼓吹“直接煽动或挑起了非法行为，或极有可能造成此类结果”时，才能予以限制。
法官指出：要说煽动，每一个观念都是煽动；它只是提供一种信念。推翻政府作为一个抽象原则不应该被禁止。
一个终极立场：即便那种鼓动用暴力或非法行为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言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照样能受到保护。
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 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
譬如，据说美国报纸有这样的新闻标题：“奥巴马：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小屁孩”、“请奥运火炬坦白：你每届烧了人民多少钱”、“拉登是一个反霸的大英雄”、“毕加索告诉我，鸡蛋其实是方的”、“绝密：地球将在2012年平安夜爆炸”等等。
指出问题不是坏事。希特勒时德国就有很多“卖国贼”，那其实是爱国者，是另一种忠诚，就如法国百年前发出“我控诉”的左拉一样。反对现存秩序的言论对现存秩序本身而言当然是逆耳的，但忠言逆耳利于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胡适在1920年代考察美国后感慨道：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都在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这，也许是美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越活越年轻的一个原因。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以维护当事人权益为天职
人权捍卫者：律师
【引子：美国媒体11月2日报道，关塔那摩监狱数名重犯的律师对美国政府审查他们和委托人之间通讯记录的行为提出批评，称官员审查律师跟委托人通讯记录的行为违法】
律师是人权捍卫者，在多个方面对自由的社会形态与市场的有效运行进行平衡与推进。律师担任百姓代言人，可以帮助百姓监督政府，保护权利;律师担任公职，可以帮助政府守法行事，可以提醒有关方面依法办事，可以指导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
美国属于律师治国。现政府的一二三把手：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都是律师。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以上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均为律师。制定美国宪法时参加会议的代表55人其中一大半为律师，包括当时最有影响的杰斐逊、 汉密尔顿、 马歇尔、亚当斯、韦伯斯特等。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大人物也有一半是律师。
美国是律师大国，有100万律师，号称百万雄师，是世界律师最多的国家。它的人口仅占世界5%左右，律师则占全世界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雄踞各国榜首。
美国为何需要这么多律师呢?一是文化传统。美国第16任总统、律师林肯说过：“我们要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中，一个刑事被告可以主动放弃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律师协助的权利;二是法律复杂。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各种各样的判例五花八门，浩如烟海。50个州各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各州中的县、市也各有不同的法律习惯。没有各类律师的协助和指点，人们难以理清头绪。很多律师本人打官司还需要另请律师或律师团;三是市场导向。律师活动空间大。在美国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民事的案件由陪审团审理，其余95%的案件中法官审理的也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都在当事人之间通过庭外和解告终。这个庭外和解就是律师的舞台。
而在法庭舞台上，动情的语言、华丽的词藻、独到的策略，都是辩护律师的招牌武器。美国黑人律师约翰尼·柯克伦是辛普森案“梦幻律师团”的主辩。1995年，在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审判现场，这名黑人律师拿出一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沾有血迹的手套，对疑犯辛普森说：“如果你戴不上这手套，你就是无罪的。”结果，带不上!柯克伦的这句话一举成为美国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对白，从而奠定了柯克伦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律师”地位。美国1998年出品的有李连杰参演的电影《致命武器4》中，就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搞笑片断：喜剧演员罗克饰演的一名警察对疑犯说，你有权利去请一名律师，“但如果你去请约翰尼·柯克伦，我就毙了你”!
律师以法律为生，拿人钱财运用烂熟的法律为人消灾。他们为了当事人利益，往往无理也要狡三分。
这是一起盗窃案。辩护律师说：“法官先生，我的当事人只是把右手伸进窗户偷了几件东西而已。他的右手不等于他整个人，怎么能因为一只右手犯了罪而惩罚整个人呢?”
法官感到好笑，忍不住也幽他一默：“辩护意见有理，予以采纳。判决被告的右手一年徒刑。被告是否随右手一起入狱，由他自己决定。”
辩护律师像点秋香的周星驰一样大声道：“此话当真?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哦!”
“唐伯虎”律师飞快地帮被告人把装在右臂上的木制假手卸下来交给法官，然后拉着只有一只手的被告扬长而去。
法官和检察官目瞪口呆。
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坏蛋，像中性人。作为受雇佣者，律师只是忠实于他的当事人。但他们的形象通常不佳，成为人们取笑开涮的对象。
美国某法庭上。
“你是骗人的!”辩护律师向对方大喊。
“你是说谎的!”对方律师指责说。
法官用小木糙猛敲一下，漠然道：“现在表明了双方律师的身份，继续审案吧!”法官像总统林肯一样做过律师，知道律师说谎骗人是稀松平常事，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不足为怪。
美国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一位正直的人。”众人议论纷纷：“没想到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竟埋得下两个人!”
律师关乎人权，无关正义。法治国家，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法律事实优于客观真相。律师没有法定的义务去捍卫正义，也无须刻意地去充当邪恶的帮凶。事实上，在每一个案件中，有一个律师站在对的一方，必然会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他们以维护当事人权益为天职。律师眼里的正义其实就是穷尽一切合法手段维护当事人利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律师就是为黑帮分子或为“犯罪分子”辩护，也不会被钉上“耻辱柱”。
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市市长奥斯卡·古德曼年近7旬，是一个政绩突出深受公众欢迎的好领导。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是一名“黑帮律师”，为黑帮头目开脱罪责是他拿手绝活。赌城许多最有势力的黑帮大佬都请他做过辩护律师;而他功力不凡，经手的黑帮案件无往而不胜。联邦检察官一听说古德曼出庭辩护，立即头痛不已就想“古德拜”。美国权威的《国家法学杂志》有一次律师评比活动，古德曼被评为全美15个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这位成功的赌城律师，投身政坛后也一样出色。1999年，古德曼竞选美国拉斯韦加斯市长。黑帮背景并未拖其后腿。相反，长期跟黑帮人物打交道形成的粗鲁直率风格，反而使他大受欢迎。选举的结果是，古德曼高票当选市长，几年后又获得连任。
那么律师就可以不顾正义了吗?也不是。只是正义多在暗处，“锁在烟雾中”。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在高度对抗性法治诉讼中，不单律师、就是法官通常也不知道正义何在。法官的职责就是裁判，观看控辩表演，根据一套既有程序，在双方刀剑碰撞的火星中辨别、裁决胜负。
律师是否维护了公正，很多时候决定于独立法官的拍板定案。还以辛普森案件为例，由于警方的大意或无能，我们实际上不能肯定凶手和辛普森是不是同一个人。要是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打败了官司，辛普森犯杀人罪成立，那他们就是拿了杀人犯巨额酬劳1000万美金有意无意输了官司送坏蛋进班房。谁能说，你们干的好，拿钱不手软，铁心护正义?当然，辛普森终归被判无罪释放了。那么，是不是他的辩护律师真的维护了正义，让一个无罪之人走出囹圄了呢?也难说的。
律师在维护代理人活动中，依法可以钻空子、耍手段、导演真实的谎言。就是得知了真相，因有从业道德在，法治国家法律甚至不允许他们随意讲实体正义。
美国《联邦证据法》规定，律师与当事人案情谈话内容保密。就像神父听取了罪犯忏悔不能将其透露给司法机关一样，透露就是违法，证词无效。法治国家和联合国也都有相关规定。法国1972年第四百六十八号法令规定：“律师绝对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譬如说，某被告向律师坦白是自己谋杀了被害人，那么，除非被告同意，让律师以此与检察官做控辩交易减轻处罚，否则律师顶多只能以其他理由放弃代理而绝不能透露半句、更不能不顾江湖道义去揭发检举出卖主人以维护自然正义。否则，律师威信扫地不说，法院也根本不领情，还会排除。
想想美国律师也挺无奈憋屈的，为了恪守职业道德严守法律，有时得让个人道德良心靠边站。不过这种制度性安排亦正是法治要义。
辛普森脱罪后，很多人骂律师不讲正义。其辩护团成员、哈佛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德肖维茨辩解说：“律师不能将爱国心、公民的善良责任、宗教、性别或种族认同、或其他任何的理念与承诺，看得比其当事人更重要。”“刑事审判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真实正义。当辩护律师代表一个哪怕确实有罪的当事人时，他们的职责也是尝试用所有公平且合乎道德的手段，来防止有关当事人有罪的事实正义被浮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失职。这是我们的宪法以及法律体系对辩方律师的要求。”
不论他的客户是什么人，律师在收取客户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客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就够了。都这样尽职尽责的话，真正的社会正义就会得到体现。
美国律师收入普遍较高。希拉里女士做律师时，收入比他丈夫克林顿总统高几倍——克林顿总统年薪是20万美元。名牌大律师更不用说。上面提到的黑人律师柯克伦，1994年为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代理骚扰儿童案，促成庭外和解，仅这一个案件柯克伦就收到杰克逊2000万美金。
当然，律师也不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同样为辛普森立下汗马功劳的德肖微茨，在美国口碑一直不错，他代理的案件，有一半是免费为穷人服务。
我们再看看波士顿惨案中美国律师的表现。
波士顿惨案是1770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的流血事件。5名美国人被英国军队杀死，6人受伤。
消息传开，美国人民群情激奋，同仇敌忾，纷纷起来抗议英军驻扎。波士顿这座仅有1.7万人的城市，竟有5万人加入到给死难者送葬的行列中，英国军队被迫撤出波士顿。该事件也导致5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上，英军将属下8名肇事者拘留，提起公诉。一周后，一个大陪审团宣誓组成。杀人不得人心，英军在殖民地请不到人给他们辩护。美国波士顿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约翰·亚当斯挺身而出，为英国军人担任辩护。他仗义执言，最终使杀人者被宣布无罪开释。
亚当斯的观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和参加公平审判。英军士兵开枪是在遭受雪球、冰块、石头暴力攻击下的自卫。杀人是事实，但杀人并不就是犯罪。
律师亚当斯不是卖国贼。他多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是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当时获得的律师费也不过20美元。
美国人对这个公然助敌的“一根筋”恨过骂过恼过之后，说：这个律师不错，有骨气有正气有书生气有浩然之气。竟敢在我们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英国鬼子帮腔洗清罪行，那将来对我们民众权利的保护肯定是不用说的了!于是，选举总统时纷纷投票给他。亚当斯成为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继任者——第二任总统，被称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
一个数量庞大的律师群体的存在有利于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律师是具有自由职业、受政府各方面意识形态约束较少的法律人，他们因为职业性质上的自由独立而更加具有民主、人权意识，这个群体扩大后，通过个案向当事人、向社会提供法律意见，将民主、人权、自由的意识传达给人们，对于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人权捍卫者：律师
【引子：美国媒体11月2日报道，关塔那摩监狱数名重犯的律师对美国政府审查他们和委托人之间通讯记录的行为提出批评，称官员审查律师跟委托人通讯记录的行为违法】
律师是人权捍卫者，在多个方面对自由的社会形态与市场的有效运行进行平衡与推进。律师担任百姓代言人，可以帮助百姓监督政府，保护权利;律师担任公职，可以帮助政府守法行事，可以提醒有关方面依法办事，可以指导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
美国属于律师治国。现政府的一二三把手：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都是律师。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以上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均为律师。制定美国宪法时参加会议的代表55人其中一大半为律师，包括当时最有影响的杰斐逊、 汉密尔顿、 马歇尔、亚当斯、韦伯斯特等。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大人物也有一半是律师。
美国是律师大国，有100万律师，号称百万雄师，是世界律师最多的国家。它的人口仅占世界5%左右，律师则占全世界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雄踞各国榜首。
美国为何需要这么多律师呢?一是文化传统。美国第16任总统、律师林肯说过：“我们要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中，一个刑事被告可以主动放弃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律师协助的权利;二是法律复杂。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各种各样的判例五花八门，浩如烟海。50个州各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各州中的县、市也各有不同的法律习惯。没有各类律师的协助和指点，人们难以理清头绪。很多律师本人打官司还需要另请律师或律师团;三是市场导向。律师活动空间大。在美国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民事的案件由陪审团审理，其余95%的案件中法官审理的也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都在当事人之间通过庭外和解告终。这个庭外和解就是律师的舞台。
而在法庭舞台上，动情的语言、华丽的词藻、独到的策略，都是辩护律师的招牌武器。美国黑人律师约翰尼·柯克伦是辛普森案“梦幻律师团”的主辩。1995年，在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审判现场，这名黑人律师拿出一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沾有血迹的手套，对疑犯辛普森说：“如果你戴不上这手套，你就是无罪的。”结果，带不上!柯克伦的这句话一举成为美国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对白，从而奠定了柯克伦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律师”地位。美国1998年出品的有李连杰参演的电影《致命武器4》中，就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搞笑片断：喜剧演员罗克饰演的一名警察对疑犯说，你有权利去请一名律师，“但如果你去请约翰尼·柯克伦，我就毙了你”!
律师以法律为生，拿人钱财运用烂熟的法律为人消灾。他们为了当事人利益，往往无理也要狡三分。
这是一起盗窃案。辩护律师说：“法官先生，我的当事人只是把右手伸进窗户偷了几件东西而已。他的右手不等于他整个人，怎么能因为一只右手犯了罪而惩罚整个人呢?”
法官感到好笑，忍不住也幽他一默：“辩护意见有理，予以采纳。判决被告的右手一年徒刑。被告是否随右手一起入狱，由他自己决定。”
辩护律师像点秋香的周星驰一样大声道：“此话当真?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哦!”
“唐伯虎”律师飞快地帮被告人把装在右臂上的木制假手卸下来交给法官，然后拉着只有一只手的被告扬长而去。
法官和检察官目瞪口呆。
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坏蛋，像中性人。作为受雇佣者，律师只是忠实于他的当事人。但他们的形象通常不佳，成为人们取笑开涮的对象。
美国某法庭上。
“你是骗人的!”辩护律师向对方大喊。
“你是说谎的!”对方律师指责说。
法官用小木糙猛敲一下，漠然道：“现在表明了双方律师的身份，继续审案吧!”法官像总统林肯一样做过律师，知道律师说谎骗人是稀松平常事，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不足为怪。
美国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一位正直的人。”众人议论纷纷：“没想到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竟埋得下两个人!”
律师关乎人权，无关正义。法治国家，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法律事实优于客观真相。律师没有法定的义务去捍卫正义，也无须刻意地去充当邪恶的帮凶。事实上，在每一个案件中，有一个律师站在对的一方，必然会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他们以维护当事人权益为天职。律师眼里的正义其实就是穷尽一切合法手段维护当事人利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律师就是为黑帮分子或为“犯罪分子”辩护，也不会被钉上“耻辱柱”。
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市市长奥斯卡·古德曼年近7旬，是一个政绩突出深受公众欢迎的好领导。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是一名“黑帮律师”，为黑帮头目开脱罪责是他拿手绝活。赌城许多最有势力的黑帮大佬都请他做过辩护律师;而他功力不凡，经手的黑帮案件无往而不胜。联邦检察官一听说古德曼出庭辩护，立即头痛不已就想“古德拜”。美国权威的《国家法学杂志》有一次律师评比活动，古德曼被评为全美15个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这位成功的赌城律师，投身政坛后也一样出色。1999年，古德曼竞选美国拉斯韦加斯市长。黑帮背景并未拖其后腿。相反，长期跟黑帮人物打交道形成的粗鲁直率风格，反而使他大受欢迎。选举的结果是，古德曼高票当选市长，几年后又获得连任。
那么律师就可以不顾正义了吗?也不是。只是正义多在暗处，“锁在烟雾中”。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在高度对抗性法治诉讼中，不单律师、就是法官通常也不知道正义何在。法官的职责就是裁判，观看控辩表演，根据一套既有程序，在双方刀剑碰撞的火星中辨别、裁决胜负。
律师是否维护了公正，很多时候决定于独立法官的拍板定案。还以辛普森案件为例，由于警方的大意或无能，我们实际上不能肯定凶手和辛普森是不是同一个人。要是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打败了官司，辛普森犯杀人罪成立，那他们就是拿了杀人犯巨额酬劳1000万美金有意无意输了官司送坏蛋进班房。谁能说，你们干的好，拿钱不手软，铁心护正义?当然，辛普森终归被判无罪释放了。那么，是不是他的辩护律师真的维护了正义，让一个无罪之人走出囹圄了呢?也难说的。
律师在维护代理人活动中，依法可以钻空子、耍手段、导演真实的谎言。就是得知了真相，因有从业道德在，法治国家法律甚至不允许他们随意讲实体正义。
美国《联邦证据法》规定，律师与当事人案情谈话内容保密。就像神父听取了罪犯忏悔不能将其透露给司法机关一样，透露就是违法，证词无效。法治国家和联合国也都有相关规定。法国1972年第四百六十八号法令规定：“律师绝对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譬如说，某被告向律师坦白是自己谋杀了被害人，那么，除非被告同意，让律师以此与检察官做控辩交易减轻处罚，否则律师顶多只能以其他理由放弃代理而绝不能透露半句、更不能不顾江湖道义去揭发检举出卖主人以维护自然正义。否则，律师威信扫地不说，法院也根本不领情，还会排除。
想想美国律师也挺无奈憋屈的，为了恪守职业道德严守法律，有时得让个人道德良心靠边站。不过这种制度性安排亦正是法治要义。
辛普森脱罪后，很多人骂律师不讲正义。其辩护团成员、哈佛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德肖维茨辩解说：“律师不能将爱国心、公民的善良责任、宗教、性别或种族认同、或其他任何的理念与承诺，看得比其当事人更重要。”“刑事审判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真实正义。当辩护律师代表一个哪怕确实有罪的当事人时，他们的职责也是尝试用所有公平且合乎道德的手段，来防止有关当事人有罪的事实正义被浮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失职。这是我们的宪法以及法律体系对辩方律师的要求。”
不论他的客户是什么人，律师在收取客户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客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就够了。都这样尽职尽责的话，真正的社会正义就会得到体现。
美国律师收入普遍较高。希拉里女士做律师时，收入比他丈夫克林顿总统高几倍——克林顿总统年薪是20万美元。名牌大律师更不用说。上面提到的黑人律师柯克伦，1994年为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代理骚扰儿童案，促成庭外和解，仅这一个案件柯克伦就收到杰克逊2000万美金。
当然，律师也不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同样为辛普森立下汗马功劳的德肖微茨，在美国口碑一直不错，他代理的案件，有一半是免费为穷人服务。
我们再看看波士顿惨案中美国律师的表现。
波士顿惨案是1770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的流血事件。5名美国人被英国军队杀死，6人受伤。
消息传开，美国人民群情激奋，同仇敌忾，纷纷起来抗议英军驻扎。波士顿这座仅有1.7万人的城市，竟有5万人加入到给死难者送葬的行列中，英国军队被迫撤出波士顿。该事件也导致5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上，英军将属下8名肇事者拘留，提起公诉。一周后，一个大陪审团宣誓组成。杀人不得人心，英军在殖民地请不到人给他们辩护。美国波士顿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约翰·亚当斯挺身而出，为英国军人担任辩护。他仗义执言，最终使杀人者被宣布无罪开释。
亚当斯的观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和参加公平审判。英军士兵开枪是在遭受雪球、冰块、石头暴力攻击下的自卫。杀人是事实，但杀人并不就是犯罪。
律师亚当斯不是卖国贼。他多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是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当时获得的律师费也不过20美元。
美国人对这个公然助敌的“一根筋”恨过骂过恼过之后，说：这个律师不错，有骨气有正气有书生气有浩然之气。竟敢在我们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英国鬼子帮腔洗清罪行，那将来对我们民众权利的保护肯定是不用说的了!于是，选举总统时纷纷投票给他。亚当斯成为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继任者——第二任总统，被称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
一个数量庞大的律师群体的存在有利于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律师是具有自由职业、受政府各方面意识形态约束较少的法律人，他们因为职业性质上的自由独立而更加具有民主、人权意识，这个群体扩大后，通过个案向当事人、向社会提供法律意见，将民主、人权、自由的意识传达给人们，对于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不理会民意官意评议抗议的陪审团
从美国4名白人警察枪杀黑人案看司法独立
上世纪末美国纽约发生一起举世关注的案件。1999年，4名白人警官对着一名无辜黑人青年迪亚洛连开41枪，打成马蜂窝而亡。
此案一经披露，立马激起美国社会各界愤慨并招致世界各国谴责。判决前，美国民众关于种族歧视草菅人命的抗议不断，两个月不到就有1200多人因为有过激行为被捕。后来，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案竟判枪杀迪亚洛的纽约市4名警察无罪开释。有国人旋即评论曰：“这是美国国内又一人权丑闻。”判决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对“误杀”的裁决不以为然，他指出：黑人迪亚洛的肤色才是他被纽约白人警察射杀的原因。
陪审团不这样看。
让我们再现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99年2月4日清晨1时许，纽约市的4名警官在前往纽约布朗士区搜查一名罪犯的住所时，发现他的邻居、一个黑人青年行迹可疑，当即喝令他站住。他没有听从命令止步，加上一个警官当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其余的人以为他中弹受伤，而那名黑人青年正准备掏枪拒查，于是当机立断“叭叭叭……”朝他开了41枪，该青年当场死亡，身中19枪。后来证实，这个名叫迪亚洛的黑人当时所要掏的“枪”其实只是一个钱包。
次日，代表民意的当地报纸以斗大的标题怒吼：19枪!4名白人警官射杀无辜黑人青年!!
事发后，这四名警官都被控犯有二级谋杀及玩忽职守等罪名，若罪名成立，他们将在监狱中度过5到25年。在审判过程中，四名警官大呼冤枉，坚称：当时走廊的光线很暗，他们叫迪亚洛“举起手来!”，但他不举手还往兜里“掏枪”，为了自卫他们才果断射击的。
本案审判历时3周多，其中包括9天作证，检方共传了12名证人，被告律师传了19名证人，法庭上还展示了54件物证。陪审团最后考虑案情就达3天
经过近一个月的审理，由4名黑人和8名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认为：指控4名白人警察的二级谋杀罪等罪名统统不成立!
陪审团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他们的首席陪审员艾琳泰勒拖长声调一连说了四六二十四次“无罪!”。这时，第一被告紧闭双眼，长吁一口气低下了头，其他3人也显得有些疲惫。他们的家人在听到“无罪”时，都禁不住激动地抽泣起来。而在“无罪”的声音回响在法庭时，迪亚洛的家人静静地坐在走廊上，当法庭的人快走光时，迪亚洛的母亲仍然呆呆地站在那儿，满脸是泪。
无罪释放的判决震惊了许多纽约人。对判决不满的人高呼“没有正义!”， “3K警察!”“没有和平!”几百人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又发生了冲突……
先解释一下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在美国法律中，一级谋杀是指涉及特定条件的谋杀，如谋杀国家公务人员、谋杀某一罪案的目击证人、行凶手段残忍的谋杀等。它类似于我国的直接故意杀人。二级谋杀则指有杀人的故意，而其杀人行为并非经预谋或计划且非出于义愤者。一般来说，蓄意杀人是一级，而过失杀人则属二级。警方枪击迪亚洛就被指控为二级杀人。
迪亚洛案件似乎是美国警察滥施暴力枪杀无辜的一个典型事例。尽管后来迪亚洛亲人获得纽约市政府3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但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持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种族问题历来是千夫所指。白人警官射杀黑人青年到底该不该进班房的问题就见仁见智。
有个中国大学生A和他的同学、一个留美生B曾经有过争论——
A：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滥杀无罪，政府是在公然包庇罪犯嘛。
B：不能这样说。你要知道，是美国政府认为4 名警察有罪。检察官作为政府的律师，代表政府作原告，指控4 名属下犯有谋杀罪。包括政府首脑克林顿总统也认为自己的警察有罪，但宣判前他不敢随意发表评论定调子。是陪审团或者说法院认为4 名警察无罪。迪亚洛本人确有责任，警方亮明身份呼止，他不停步不说手还伸向口袋……
A：那也不能下毒手、把人往死里打啊。鸣枪示警或打他断的腿也行吧，可四枪齐发，41枪19弹，太恐怖了!
B：你说的轻巧!美国几乎人人有枪，谁怕谁?警官“该出手时不出手”、在对方拔出枪来之前不把子弹射出去，就很可能遭人射杀!
A：现在死无对证，全凭警方说也靠不住啊。
B：有人证物证在，警方似乎也没有乱说。比如，迪亚洛所要掏的“枪”其实只是一个钱包，并没有造假，之后塞支枪他手里。
A：据说陪审团成员都是法盲，他们要是判错了怎么办?
B：问题不大。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越大老粗往往越准确。按照美国法律，只有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在大案审判期间，陪审团人员被隔离“呆若木鸡”，对外界不闻不问不理不受干扰，只凭良心断案。这也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美国，75%的判决结果，陪审团与法官一致。
A：这样判，不尊重民意，肯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B：你是杞人忧天了!法治社会，陪审团或法官依法断案，只求公正，才不管民意官意评议抗议社会稳定呢!法庭外的抗议声声乃是言论自由公民表达，有了这些渠道疏通发泄，社会会更稳定。
陪审团制度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吸收一定数量的普通公民参加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判的一种制度，一般采取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两种形式。设立大评审团主要是制约检察官，设立小评审团则是制约法官。
大陪审团一般只运用于刑事案件，通常由23名陪审员组成，职责是在庭审前确定被告是否有犯罪嫌疑和是否提起公诉。按照多数表决的原则裁定检察官控告的证据是否成立或不足，从而决定案件是否起诉。小陪审团一般由12名陪审员组成，职责是认定事实。法官负责解释法律和量刑。
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必须达成一致意见裁决才有效;如果意见不统一，哪怕有一人意见不一致，则须推倒重来。要是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有罪，法官有权推翻裁决，但实际很少这样做;倘若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无罪，法官必须从命，立即当庭宣布释放当事人，而且检察官不得就同一罪行对被告再行起诉。这条很厉害的。民事审判要求不这么严格，陪审团裁决有罪无罪法官都可以推翻。实际也很少这样做。
陪审制度产生于英国，而真正获得大的发展却是在美国。在当今世界所有由陪审团审制的案件中，美国占90%。中国香港也常用。
美国法律规定，每个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都享有被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除非他主动认罪。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对一切罪行的审判，除了弹劾案以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这种权利被扩大到宪法第6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在犯罪行为发生地享有被州或地方的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陪审团中规中矩。审一般的案子，陪审员可以回家。但是，如果大案要案像引起轰动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必须隔离他们。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公众。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
实行陪审团审判的目的，是要避免审判员的法律专业化倾向，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有所区分，使职业法官的权利受到普通民众的制约。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往往并不涉及复杂深奥、高深莫测的法律和法理。法庭审判中，一个从未受过法律训练的外行，通过律师对事实和证据通俗易懂的分析解释，通过聆听双方律师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唇枪舌剑，最后在法官的法律指导下，凭借普通人的基本逻辑、社会经验和公正良心，完全可以得出比较公正的判断和结论。
获柏林金熊奖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就是一部以陪审团为主角的法庭戏，也是探讨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法律正义的力作。
十二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以前素不相识，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为了一桩杀人案件，他们坐在了一起。就是这十二个人，被这个司法制度挑选了出来，组成了一陪审团，去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活着还是死亡。他们本来不懂法律，也没必要懂得法律。
在经过几天的听审后，法官对陪审团发布了裁决指示。被告是一名年仅18岁的大男孩，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极具说服力：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少年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居然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
对于这个“铁证如山”的案件，裁决有罪应该是板上钉钉。根据法律，他们只要一致表决通过有罪，就可以完成任务。已经有十一名陪审员裁定疑犯有罪，只有一位觉得事态可疑，坚持已见提出异议，并且凭耐心与毅力逐一说服其他陪审员推翻原意。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中间经历了七次表决，表决方式有写纸条、举手、口头表示，其有罪结果分别是：11比1;10比2;8比4;6比6;3比9;4比8;1比11，同意有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终于放弃立场，0:12!被告终于被宣判无罪。[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有一条合理怀疑都不能对被告定罪。此案实际上很多，随着陪审团的争辩讨论，人们相信，女证人夸大其词，老证人“谎证取宠”等等。这里仅举另外一例。少年去看电影但却什么都记不得，四号陪审员据此坚持少年说谎。但八号陪审员认为，少年与父亲激烈争吵声称“我要杀死你”后冲出去，回家后发现父亲身亡，警察已守株待兔，少年又惊又怕情绪过于紧张，“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所以记不起说不出。四号陪审员哪里肯信?于是八号陪审员现场连续询问四号陪审员这几天晚上做了什么，结果四号陪审员说前几天也去看了电影，却记错片名，也记错演员名字。一个成人在没有任何压力之下回答就错误连篇，更何况是少年在非常时期呢?!
《十二怒汉》形象地说明了陪审团制度的特点：即不是证明嫌疑人无罪，而是证明该案子证据不够充分，无法定罪。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宁可放走一万，不可错杀一个”的例子。
陪审团审案，也有耗时费力的不足。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刑事案子都必须经过陪审团裁定。多数是通过认罪辩诉交易简易程序完成，只有少数罪行由审判团审判，但，只要陪审团亮相，都比较规范。
尽管效率低下，美国人还是喜欢陪审团审判。陪审员独立于政府、司法系统和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因此也是值得相信的。难怪杰弗逊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从美国4名白人警察枪杀黑人案看司法独立
上世纪末美国纽约发生一起举世关注的案件。1999年，4名白人警官对着一名无辜黑人青年迪亚洛连开41枪，打成马蜂窝而亡。
此案一经披露，立马激起美国社会各界愤慨并招致世界各国谴责。判决前，美国民众关于种族歧视草菅人命的抗议不断，两个月不到就有1200多人因为有过激行为被捕。后来，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案竟判枪杀迪亚洛的纽约市4名警察无罪开释。有国人旋即评论曰：“这是美国国内又一人权丑闻。”判决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对“误杀”的裁决不以为然，他指出：黑人迪亚洛的肤色才是他被纽约白人警察射杀的原因。
陪审团不这样看。
让我们再现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99年2月4日清晨1时许，纽约市的4名警官在前往纽约布朗士区搜查一名罪犯的住所时，发现他的邻居、一个黑人青年行迹可疑，当即喝令他站住。他没有听从命令止步，加上一个警官当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其余的人以为他中弹受伤，而那名黑人青年正准备掏枪拒查，于是当机立断“叭叭叭……”朝他开了41枪，该青年当场死亡，身中19枪。后来证实，这个名叫迪亚洛的黑人当时所要掏的“枪”其实只是一个钱包。
次日，代表民意的当地报纸以斗大的标题怒吼：19枪!4名白人警官射杀无辜黑人青年!!
事发后，这四名警官都被控犯有二级谋杀及玩忽职守等罪名，若罪名成立，他们将在监狱中度过5到25年。在审判过程中，四名警官大呼冤枉，坚称：当时走廊的光线很暗，他们叫迪亚洛“举起手来!”，但他不举手还往兜里“掏枪”，为了自卫他们才果断射击的。
本案审判历时3周多，其中包括9天作证，检方共传了12名证人，被告律师传了19名证人，法庭上还展示了54件物证。陪审团最后考虑案情就达3天
经过近一个月的审理，由4名黑人和8名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认为：指控4名白人警察的二级谋杀罪等罪名统统不成立!
陪审团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他们的首席陪审员艾琳泰勒拖长声调一连说了四六二十四次“无罪!”。这时，第一被告紧闭双眼，长吁一口气低下了头，其他3人也显得有些疲惫。他们的家人在听到“无罪”时，都禁不住激动地抽泣起来。而在“无罪”的声音回响在法庭时，迪亚洛的家人静静地坐在走廊上，当法庭的人快走光时，迪亚洛的母亲仍然呆呆地站在那儿，满脸是泪。
无罪释放的判决震惊了许多纽约人。对判决不满的人高呼“没有正义!”， “3K警察!”“没有和平!”几百人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又发生了冲突……
先解释一下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在美国法律中，一级谋杀是指涉及特定条件的谋杀，如谋杀国家公务人员、谋杀某一罪案的目击证人、行凶手段残忍的谋杀等。它类似于我国的直接故意杀人。二级谋杀则指有杀人的故意，而其杀人行为并非经预谋或计划且非出于义愤者。一般来说，蓄意杀人是一级，而过失杀人则属二级。警方枪击迪亚洛就被指控为二级杀人。
迪亚洛案件似乎是美国警察滥施暴力枪杀无辜的一个典型事例。尽管后来迪亚洛亲人获得纽约市政府3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但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持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种族问题历来是千夫所指。白人警官射杀黑人青年到底该不该进班房的问题就见仁见智。
有个中国大学生A和他的同学、一个留美生B曾经有过争论——
A：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滥杀无罪，政府是在公然包庇罪犯嘛。
B：不能这样说。你要知道，是美国政府认为4 名警察有罪。检察官作为政府的律师，代表政府作原告，指控4 名属下犯有谋杀罪。包括政府首脑克林顿总统也认为自己的警察有罪，但宣判前他不敢随意发表评论定调子。是陪审团或者说法院认为4 名警察无罪。迪亚洛本人确有责任，警方亮明身份呼止，他不停步不说手还伸向口袋……
A：那也不能下毒手、把人往死里打啊。鸣枪示警或打他断的腿也行吧，可四枪齐发，41枪19弹，太恐怖了!
B：你说的轻巧!美国几乎人人有枪，谁怕谁?警官“该出手时不出手”、在对方拔出枪来之前不把子弹射出去，就很可能遭人射杀!
A：现在死无对证，全凭警方说也靠不住啊。
B：有人证物证在，警方似乎也没有乱说。比如，迪亚洛所要掏的“枪”其实只是一个钱包，并没有造假，之后塞支枪他手里。
A：据说陪审团成员都是法盲，他们要是判错了怎么办?
B：问题不大。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越大老粗往往越准确。按照美国法律，只有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在大案审判期间，陪审团人员被隔离“呆若木鸡”，对外界不闻不问不理不受干扰，只凭良心断案。这也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美国，75%的判决结果，陪审团与法官一致。
A：这样判，不尊重民意，肯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B：你是杞人忧天了!法治社会，陪审团或法官依法断案，只求公正，才不管民意官意评议抗议社会稳定呢!法庭外的抗议声声乃是言论自由公民表达，有了这些渠道疏通发泄，社会会更稳定。
陪审团制度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吸收一定数量的普通公民参加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判的一种制度，一般采取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两种形式。设立大评审团主要是制约检察官，设立小评审团则是制约法官。
大陪审团一般只运用于刑事案件，通常由23名陪审员组成，职责是在庭审前确定被告是否有犯罪嫌疑和是否提起公诉。按照多数表决的原则裁定检察官控告的证据是否成立或不足，从而决定案件是否起诉。小陪审团一般由12名陪审员组成，职责是认定事实。法官负责解释法律和量刑。
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必须达成一致意见裁决才有效;如果意见不统一，哪怕有一人意见不一致，则须推倒重来。要是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有罪，法官有权推翻裁决，但实际很少这样做;倘若陪审团一致认为被告无罪，法官必须从命，立即当庭宣布释放当事人，而且检察官不得就同一罪行对被告再行起诉。这条很厉害的。民事审判要求不这么严格，陪审团裁决有罪无罪法官都可以推翻。实际也很少这样做。
陪审制度产生于英国，而真正获得大的发展却是在美国。在当今世界所有由陪审团审制的案件中，美国占90%。中国香港也常用。
美国法律规定，每个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都享有被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除非他主动认罪。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对一切罪行的审判，除了弹劾案以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这种权利被扩大到宪法第6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在犯罪行为发生地享有被州或地方的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陪审团中规中矩。审一般的案子，陪审员可以回家。但是，如果大案要案像引起轰动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必须隔离他们。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公众。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
实行陪审团审判的目的，是要避免审判员的法律专业化倾向，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有所区分，使职业法官的权利受到普通民众的制约。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往往并不涉及复杂深奥、高深莫测的法律和法理。法庭审判中，一个从未受过法律训练的外行，通过律师对事实和证据通俗易懂的分析解释，通过聆听双方律师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唇枪舌剑，最后在法官的法律指导下，凭借普通人的基本逻辑、社会经验和公正良心，完全可以得出比较公正的判断和结论。
获柏林金熊奖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就是一部以陪审团为主角的法庭戏，也是探讨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法律正义的力作。
十二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以前素不相识，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为了一桩杀人案件，他们坐在了一起。就是这十二个人，被这个司法制度挑选了出来，组成了一陪审团，去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活着还是死亡。他们本来不懂法律，也没必要懂得法律。
在经过几天的听审后，法官对陪审团发布了裁决指示。被告是一名年仅18岁的大男孩，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极具说服力：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少年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居然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
对于这个“铁证如山”的案件，裁决有罪应该是板上钉钉。根据法律，他们只要一致表决通过有罪，就可以完成任务。已经有十一名陪审员裁定疑犯有罪，只有一位觉得事态可疑，坚持已见提出异议，并且凭耐心与毅力逐一说服其他陪审员推翻原意。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中间经历了七次表决，表决方式有写纸条、举手、口头表示，其有罪结果分别是：11比1;10比2;8比4;6比6;3比9;4比8;1比11，同意有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终于放弃立场，0:12!被告终于被宣判无罪。[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有一条合理怀疑都不能对被告定罪。此案实际上很多，随着陪审团的争辩讨论，人们相信，女证人夸大其词，老证人“谎证取宠”等等。这里仅举另外一例。少年去看电影但却什么都记不得，四号陪审员据此坚持少年说谎。但八号陪审员认为，少年与父亲激烈争吵声称“我要杀死你”后冲出去，回家后发现父亲身亡，警察已守株待兔，少年又惊又怕情绪过于紧张，“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所以记不起说不出。四号陪审员哪里肯信?于是八号陪审员现场连续询问四号陪审员这几天晚上做了什么，结果四号陪审员说前几天也去看了电影，却记错片名，也记错演员名字。一个成人在没有任何压力之下回答就错误连篇，更何况是少年在非常时期呢?!
《十二怒汉》形象地说明了陪审团制度的特点：即不是证明嫌疑人无罪，而是证明该案子证据不够充分，无法定罪。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宁可放走一万，不可错杀一个”的例子。
陪审团审案，也有耗时费力的不足。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刑事案子都必须经过陪审团裁定。多数是通过认罪辩诉交易简易程序完成，只有少数罪行由审判团审判，但，只要陪审团亮相，都比较规范。
尽管效率低下，美国人还是喜欢陪审团审判。陪审员独立于政府、司法系统和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因此也是值得相信的。难怪杰弗逊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不近情理”的反歧视案一览
权利的平等保护
【引子：10月25日求是理论网发表了《手机红名单：法治社会的赤裸裸歧视》的评论。其由头是，某市民杨先生不堪手机垃圾信息袭扰而将运营商告上法庭，结果出现戏剧性一幕:运营商表示已将原告列入红名单,杨先生再不会受无聊打扰了。被告律师还说，“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笔者读此感到真是恍如隔世。这样对大官特别关照而公然歧视大多数公民的行为，要是在今天的法治国家，纵算借他运营商一百个胆，断不敢为的。】
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关乎人的尊严，平等最大的敌人就是歧视，所以法律保障平等必先反对歧视。
美国最多的反歧视反映在性别上，平等保护女性的权利。
自从遥远的母系社会之后，男女就不平等了，男尊女卑。在中国古代女人甚至不算人。古戏韩信之死就是有趣的例证。元帅级军事家韩信对汉王解放战争劳苦功高，刘邦于是特批四道免死法律：“见天不斩，见地不斩，见刀不斩，见人不斩。”淮阴侯韩信放心了：除非我自杀，想死恐怕都难。谁知皇上安排他在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的楼上被丫环用竹签子戳死。杀无错，丫环者女人，不是人。
重男轻女大概是世界通例。美国亦然，性别歧视多年。230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它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遗憾的是，人权宣言所指的人是“男人(men)”， 十多年后美国宪法载入的“人权”也不包括妇女的人权。直到美国建国90多年后，即1868年颁布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才第一次把妇女当人，使用了包括男性和女性的“person”(人)一词，形式上消除了对妇女的歧视。仍留有后门：该条第二款仍将人限定为男人。但以后，在消除性别歧视问题上，议会立法推进，法院强力判决， 对确立性别平等原则、妇女争取在家庭、职场、教育中享有平等宪法权起了重要作用。
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84年判决了马瑞温强奸妻子案。该案中，原告与被告马瑞温结婚两年，并生有一子。因夫妻不和，1980年4月30日，家庭法庭签发了临时保护令，责令被告搬出并远离原告，允许被告每个周末探望儿子一次。1981年3月24日，马瑞温探望儿子时攻击原告，对她进行性侵犯。原告到医院治伤并立即赶到警察局，指控被告犯有一级强奸罪。被告请求撤销指控，认为事发时其与原告存在婚姻关系。按纽约州的刑法规定，两口子之间无所谓强奸。
纽约州上诉法院对这条法律说不，认为指控成立。指出，在强奸法律条文中，婚姻从来没有授予丈夫强迫妻子的权利，结婚证书也不是丈夫可以暴力强奸妻子的通行证。判决还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婚姻关系的强奸比其他的强奸后果要轻。恰恰相反，有婚姻关系的强奸更加残暴，对受害者产生的伤害更加痛苦而难忘。强奸罪中的婚姻豁免不符合宪法。
该案中的临时保护令实际是民事保护令。该制度始创于美国。指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为保护特定人主要是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命令或裁判。也叫反对施暴的禁止令。保护令通常由民事法庭法官核发，故称为民事保护令。中国近已在试行。
这是30年前一个级别不高的州级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前卫判决!以前各国法律关于丈夫对妻子的性权力是绝对保护的。以此为先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美国通过司法和立法方式完全拒绝婚内强奸的州已有20个。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对妻子可能犯强奸罪。
女性受到性骚扰，也是当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 90年代，大量的性骚扰案件被提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最大问题是取证难，高院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判决，即叫公司赔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伯林顿公司诉爱丽丝案。
爱丽丝是伯林顿公司的一位女推销员，长期遭受其顶头上司的性骚扰.爱丽丝碍于面子和打击报复，没有向公司举报。辞职后,爱丽丝向法院起诉公司，声称是性骚扰迫使她辞去工作。
伯林顿公司叫屈不迭：我们保护员工已尽心尽力，公司制定了明确规章禁止性骚扰。爱丽丝的遭遇公司毫不知情; 谁人做事谁人当，谁吃你豆腐你告谁;对于一个私下违反公司规章的中层干部偷偷摸摸的行为,公司怎么该连坐呢。听来条条在理，初审判决伯林顿公司赢了。
爱丽丝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她主张, 应该通过适用“替代责任”这一法律原则去修改有关性骚扰的法律。这个原则已经在其他很多类型的案件中广泛采用。例如,如果一个医生手术时不小心把手术钳缝留在患者肚子里“做纪念”,或者一位五星酒店侍者走神将手中托盘里的汤水浇在贵宾西服上，那么，尽管大院长总经理本身不知情也并没有任何过错,都得替手下的失当行为埋单。
最终，爱丽丝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认为：如果上司对雇员实施性骚扰并以拒绝加薪或升职等不公正待遇相威胁,那么, 公司要承担责任;另外，如果一个雇员所处的工作环境,在氛围上具有性暗示有可能导致性侵犯的发生，公司也要承担替代责任。
性骚扰公司老板受牵连，前所未有。这对保护女性权利起到积极作用。对于雇主来说, 必须实施一个对性骚扰决不姑息的制度，除非不怕赔钱。
在家庭、职场中对女性的权利尊重保护外，在消除男女两性在教育权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美国司法走的也比较远。
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了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拒收女子特警案。被告早在1839年成立弗吉尼亚军事研究院，简称VMI。VMI只招收男性学员，其任务是培养“高级特警”。VMI就是特级军校，通过极端的魔鬼训练营折磨来达到其培养目的。
一个想申请VMI的高中女生对VMI提出指控，认为它歧视女生，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例。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该女生。法院认为，法律或官方把女子排斥在完整的公民之外时，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性别差异不应该被作为妇女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理由。那种认为招收女性就会降低VMI地位、摧毁VMI教学体系的说法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判断，也是一个用来否决女性权利和机会的自私借口。弗吉尼亚州怎么可以合法地剥夺那些愿意也有能力参与VMI的女性的机会呢?
乍一看，原告根本就是吹毛求疵。常言道，战争，让女人走开。一个州或省的军事特校，根据实际只招男生，这有什么不妥呢?!
美国社会有言论自由，也有政治正确文化，有人概括成“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持有者。 ①这是美国19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社会关于性别歧视敏感度很高。
美国国会议员基本上都是演讲家。某君发表爱国演说滔滔不绝激情澎湃，结束时铿锵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平等之国，自由之国，机会之国，一个人，不论他出身如何，水平高低，只要努力奋斗，都有出人头地可能!”孰料旋即招致美国上下批评，拍砖讨伐一片，理由清清楚楚：性别歧视。“不论他”云云，难道这人只能是男士么?你堂堂男议员，居然如此无知不讲政治公然冒犯女性。议员只好为自己信马由缰的煽情结语道歉不迭。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说呢?很简单，把男“他”换成男女均在的“他或者她”。在美国人看来，表述麻烦与男女平等相比算得了什么!
美国的反性别歧视，有时登峰造极。某行政机关需招男保安一名，做广告时战战兢兢，不敢限定招收男性又想表达本意，便绞尽脑汁做小动作实现曲径通幽：“招收保安1名。条件：膀大腰圆、武功高强、在大庭广众之下袒胸露腹不会引起骚乱或围观者。”
美国的平等保护非常细致，非常具体，针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长相歧视、身长歧视等等，反歧视法规林林总总，好多在我们看来甚至不近情理。
美国 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企业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移民背景，而在雇佣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 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规定不得对年龄 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佣上给予歧视。
瑞夫斯是一个57岁的老工人，在桑得逊公司工作， 1995年公司因其工作失职将其解雇。瑞夫斯不愿下岗，便以“年龄歧视”为由告上法庭，坚决不退休。联邦最高法院判瑞夫斯胜诉，得以继续上班。
1991年，新的民权法案诞生。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
一个体重380斤的员工，比香港艺人肥猫郑则仕还胖，上下班进出门都困难，因不胜任新工作而被公司解雇。他打起官司，硬说老板搞体重歧视，胜诉。“老肥”得到比退休金还多的一大笔赔偿。
尊重弱者是普通美国人持有的观念。在美国，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瞎子不能叫瞎子，得叫“视力残障者”;跛子不能叫跛子，得叫“肢体障碍者”。
赵本山在国内学一个瘸子走路能逗得亿万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在美国为海外华人演出完按国内惯例于后台坐等观众献花时，意外收到美籍华人律师的起诉书，理由是：节目拿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人开涮，令观众很难受，受到精神伤害，要求道歉和赔偿。②
今日美国，黑人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了。那些1000多万非法移民的“黑人”呢?也可部分地不受歧视。
“9 .11”恐怖袭击，所有在其中牺牲的外国人，享受美国公民的一切优抚权利。一个非法移民厨师和一个美国企业总裁的补偿一样，都是200万美元赔偿金。美国注重对“人”的平等保护。
30年前，得克萨斯州一群墨西哥籍非法移民孩子想入免费的公立学校学习，按得克萨斯州法律遭拒除非交借读费。非法移民孩子打官司，初级法院认为得州法律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得州不服上诉，理由凿凿：其一，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不属于得州“辖区的人”，不受本地法律保护;其二，给他们美国待遇会鼓励他们父母的朋友非法入美，限制孩子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非法的大人。其三，区别对待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在它合法的公民身上。
说来也是事出有因。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违反美国法律，但是，在美国干苦力活一小时收入顶在本国干两天。墨美边境线绵延三千公里，大小道路无数，人谁不想往高处走呢?只是这些年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速度呈井喷状态触目惊心。70年代末，一年5万人，80年代，变成一年20万左右，90年代，平均一年涌入50万。得克萨斯州一个州每年花在非法移民家庭上的教育和医疗冤枉钱就达到10亿美元。不限制怎么得了?
联邦高院不管这些，全盘否定，判定入学。法院说，外国人，包括非法进入的应该驱逐出境的人都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人”的范围;大人错误殃及孩子缺乏公正;剥夺一个人受教育机会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用收借读费办法阻止非法移民滑稽可笑。参议员麦凯恩说：“非法移民也是上帝的孩子。”
这种判决让人匪夷所思。既无绿卡，又无护照，典型盲流儿“黑人”一个，不被赶走就该谢天谢地谢美国了，然而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借读费，就敢公然上法院对簿公堂，结果却赢了官司!
在美国，弱势黑人不受歧视了，强势白人遭到歧视也会奋起反抗。
1978年，加利弗尼亚戴维斯大学医学院从100个名额中留出16个名额专门给黑人和少数民族。一个名叫爱伦·贝克的白人青年对该特殊政策提出指控，称很伤心被拒入学，“那些被录取黑人成绩比我逊多了!”我不就是白点么?歧视!
戴维斯大学医学院辩白：黑人、少数民族条件差，基于善意目的对黑人降分录取不能被视为种族歧视，相反，这是一种更为公平的反歧视，是平等。
联邦最高法院说：错错错!现在平等保护的对象应是所有公民。时间不能倒回到150年前了。医学院的特殊入学政策违背平等保护，从一个极端走向了一个极端，是对多数白人的歧视。联邦最高法院拍板：该项特殊政策违法，裁定允许白人学生贝克入学。
白人贝克的抗辩涉及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款，该条款规定：“凡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不得因种族、肤色、出生被剥夺参与的权利、失去应得的利益、或者因种族的原因失掉任何联邦财政救助的机会。”
民权法案作为制定法保障人人平等，不受歧视，判例则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发挥法院在解决具体案件过程中反歧视的作用，对具体歧视问题的解决和对制度建设的推进，具有双重意义，它也成为有效消除歧视、实现作为宪法权利平等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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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瑜：“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民主的细节》第182页。
② 袁晓明：“赵本山的美国演出为何不受欢迎”， 载《纪实文摘》，2007年第5期。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权利的平等保护
【引子：10月25日求是理论网发表了《手机红名单：法治社会的赤裸裸歧视》的评论。其由头是，某市民杨先生不堪手机垃圾信息袭扰而将运营商告上法庭，结果出现戏剧性一幕:运营商表示已将原告列入红名单,杨先生再不会受无聊打扰了。被告律师还说，“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笔者读此感到真是恍如隔世。这样对大官特别关照而公然歧视大多数公民的行为，要是在今天的法治国家，纵算借他运营商一百个胆，断不敢为的。】
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关乎人的尊严，平等最大的敌人就是歧视，所以法律保障平等必先反对歧视。
美国最多的反歧视反映在性别上，平等保护女性的权利。
自从遥远的母系社会之后，男女就不平等了，男尊女卑。在中国古代女人甚至不算人。古戏韩信之死就是有趣的例证。元帅级军事家韩信对汉王解放战争劳苦功高，刘邦于是特批四道免死法律：“见天不斩，见地不斩，见刀不斩，见人不斩。”淮阴侯韩信放心了：除非我自杀，想死恐怕都难。谁知皇上安排他在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的楼上被丫环用竹签子戳死。杀无错，丫环者女人，不是人。
重男轻女大概是世界通例。美国亦然，性别歧视多年。230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它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遗憾的是，人权宣言所指的人是“男人(men)”， 十多年后美国宪法载入的“人权”也不包括妇女的人权。直到美国建国90多年后，即1868年颁布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才第一次把妇女当人，使用了包括男性和女性的“person”(人)一词，形式上消除了对妇女的歧视。仍留有后门：该条第二款仍将人限定为男人。但以后，在消除性别歧视问题上，议会立法推进，法院强力判决， 对确立性别平等原则、妇女争取在家庭、职场、教育中享有平等宪法权起了重要作用。
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84年判决了马瑞温强奸妻子案。该案中，原告与被告马瑞温结婚两年，并生有一子。因夫妻不和，1980年4月30日，家庭法庭签发了临时保护令，责令被告搬出并远离原告，允许被告每个周末探望儿子一次。1981年3月24日，马瑞温探望儿子时攻击原告，对她进行性侵犯。原告到医院治伤并立即赶到警察局，指控被告犯有一级强奸罪。被告请求撤销指控，认为事发时其与原告存在婚姻关系。按纽约州的刑法规定，两口子之间无所谓强奸。
纽约州上诉法院对这条法律说不，认为指控成立。指出，在强奸法律条文中，婚姻从来没有授予丈夫强迫妻子的权利，结婚证书也不是丈夫可以暴力强奸妻子的通行证。判决还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婚姻关系的强奸比其他的强奸后果要轻。恰恰相反，有婚姻关系的强奸更加残暴，对受害者产生的伤害更加痛苦而难忘。强奸罪中的婚姻豁免不符合宪法。
该案中的临时保护令实际是民事保护令。该制度始创于美国。指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为保护特定人主要是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命令或裁判。也叫反对施暴的禁止令。保护令通常由民事法庭法官核发，故称为民事保护令。中国近已在试行。
这是30年前一个级别不高的州级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前卫判决!以前各国法律关于丈夫对妻子的性权力是绝对保护的。以此为先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美国通过司法和立法方式完全拒绝婚内强奸的州已有20个。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对妻子可能犯强奸罪。
女性受到性骚扰，也是当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 90年代，大量的性骚扰案件被提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最大问题是取证难，高院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判决，即叫公司赔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伯林顿公司诉爱丽丝案。
爱丽丝是伯林顿公司的一位女推销员，长期遭受其顶头上司的性骚扰.爱丽丝碍于面子和打击报复，没有向公司举报。辞职后,爱丽丝向法院起诉公司，声称是性骚扰迫使她辞去工作。
伯林顿公司叫屈不迭：我们保护员工已尽心尽力，公司制定了明确规章禁止性骚扰。爱丽丝的遭遇公司毫不知情; 谁人做事谁人当，谁吃你豆腐你告谁;对于一个私下违反公司规章的中层干部偷偷摸摸的行为,公司怎么该连坐呢。听来条条在理，初审判决伯林顿公司赢了。
爱丽丝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她主张, 应该通过适用“替代责任”这一法律原则去修改有关性骚扰的法律。这个原则已经在其他很多类型的案件中广泛采用。例如,如果一个医生手术时不小心把手术钳缝留在患者肚子里“做纪念”,或者一位五星酒店侍者走神将手中托盘里的汤水浇在贵宾西服上，那么，尽管大院长总经理本身不知情也并没有任何过错,都得替手下的失当行为埋单。
最终，爱丽丝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认为：如果上司对雇员实施性骚扰并以拒绝加薪或升职等不公正待遇相威胁,那么, 公司要承担责任;另外，如果一个雇员所处的工作环境,在氛围上具有性暗示有可能导致性侵犯的发生，公司也要承担替代责任。
性骚扰公司老板受牵连，前所未有。这对保护女性权利起到积极作用。对于雇主来说, 必须实施一个对性骚扰决不姑息的制度，除非不怕赔钱。
在家庭、职场中对女性的权利尊重保护外，在消除男女两性在教育权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美国司法走的也比较远。
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了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拒收女子特警案。被告早在1839年成立弗吉尼亚军事研究院，简称VMI。VMI只招收男性学员，其任务是培养“高级特警”。VMI就是特级军校，通过极端的魔鬼训练营折磨来达到其培养目的。
一个想申请VMI的高中女生对VMI提出指控，认为它歧视女生，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例。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该女生。法院认为，法律或官方把女子排斥在完整的公民之外时，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性别差异不应该被作为妇女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理由。那种认为招收女性就会降低VMI地位、摧毁VMI教学体系的说法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判断，也是一个用来否决女性权利和机会的自私借口。弗吉尼亚州怎么可以合法地剥夺那些愿意也有能力参与VMI的女性的机会呢?
乍一看，原告根本就是吹毛求疵。常言道，战争，让女人走开。一个州或省的军事特校，根据实际只招男生，这有什么不妥呢?!
美国社会有言论自由，也有政治正确文化，有人概括成“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持有者。 ①这是美国19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社会关于性别歧视敏感度很高。
美国国会议员基本上都是演讲家。某君发表爱国演说滔滔不绝激情澎湃，结束时铿锵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平等之国，自由之国，机会之国，一个人，不论他出身如何，水平高低，只要努力奋斗，都有出人头地可能!”孰料旋即招致美国上下批评，拍砖讨伐一片，理由清清楚楚：性别歧视。“不论他”云云，难道这人只能是男士么?你堂堂男议员，居然如此无知不讲政治公然冒犯女性。议员只好为自己信马由缰的煽情结语道歉不迭。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说呢?很简单，把男“他”换成男女均在的“他或者她”。在美国人看来，表述麻烦与男女平等相比算得了什么!
美国的反性别歧视，有时登峰造极。某行政机关需招男保安一名，做广告时战战兢兢，不敢限定招收男性又想表达本意，便绞尽脑汁做小动作实现曲径通幽：“招收保安1名。条件：膀大腰圆、武功高强、在大庭广众之下袒胸露腹不会引起骚乱或围观者。”
美国的平等保护非常细致，非常具体，针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长相歧视、身长歧视等等，反歧视法规林林总总，好多在我们看来甚至不近情理。
美国 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企业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移民背景，而在雇佣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 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规定不得对年龄 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佣上给予歧视。
瑞夫斯是一个57岁的老工人，在桑得逊公司工作， 1995年公司因其工作失职将其解雇。瑞夫斯不愿下岗，便以“年龄歧视”为由告上法庭，坚决不退休。联邦最高法院判瑞夫斯胜诉，得以继续上班。
1991年，新的民权法案诞生。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
一个体重380斤的员工，比香港艺人肥猫郑则仕还胖，上下班进出门都困难，因不胜任新工作而被公司解雇。他打起官司，硬说老板搞体重歧视，胜诉。“老肥”得到比退休金还多的一大笔赔偿。
尊重弱者是普通美国人持有的观念。在美国，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瞎子不能叫瞎子，得叫“视力残障者”;跛子不能叫跛子，得叫“肢体障碍者”。
赵本山在国内学一个瘸子走路能逗得亿万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在美国为海外华人演出完按国内惯例于后台坐等观众献花时，意外收到美籍华人律师的起诉书，理由是：节目拿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人开涮，令观众很难受，受到精神伤害，要求道歉和赔偿。②
今日美国，黑人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了。那些1000多万非法移民的“黑人”呢?也可部分地不受歧视。
“9 .11”恐怖袭击，所有在其中牺牲的外国人，享受美国公民的一切优抚权利。一个非法移民厨师和一个美国企业总裁的补偿一样，都是200万美元赔偿金。美国注重对“人”的平等保护。
30年前，得克萨斯州一群墨西哥籍非法移民孩子想入免费的公立学校学习，按得克萨斯州法律遭拒除非交借读费。非法移民孩子打官司，初级法院认为得州法律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得州不服上诉，理由凿凿：其一，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不属于得州“辖区的人”，不受本地法律保护;其二，给他们美国待遇会鼓励他们父母的朋友非法入美，限制孩子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非法的大人。其三，区别对待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在它合法的公民身上。
说来也是事出有因。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违反美国法律，但是，在美国干苦力活一小时收入顶在本国干两天。墨美边境线绵延三千公里，大小道路无数，人谁不想往高处走呢?只是这些年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速度呈井喷状态触目惊心。70年代末，一年5万人，80年代，变成一年20万左右，90年代，平均一年涌入50万。得克萨斯州一个州每年花在非法移民家庭上的教育和医疗冤枉钱就达到10亿美元。不限制怎么得了?
联邦高院不管这些，全盘否定，判定入学。法院说，外国人，包括非法进入的应该驱逐出境的人都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人”的范围;大人错误殃及孩子缺乏公正;剥夺一个人受教育机会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用收借读费办法阻止非法移民滑稽可笑。参议员麦凯恩说：“非法移民也是上帝的孩子。”
这种判决让人匪夷所思。既无绿卡，又无护照，典型盲流儿“黑人”一个，不被赶走就该谢天谢地谢美国了，然而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借读费，就敢公然上法院对簿公堂，结果却赢了官司!
在美国，弱势黑人不受歧视了，强势白人遭到歧视也会奋起反抗。
1978年，加利弗尼亚戴维斯大学医学院从100个名额中留出16个名额专门给黑人和少数民族。一个名叫爱伦·贝克的白人青年对该特殊政策提出指控，称很伤心被拒入学，“那些被录取黑人成绩比我逊多了!”我不就是白点么?歧视!
戴维斯大学医学院辩白：黑人、少数民族条件差，基于善意目的对黑人降分录取不能被视为种族歧视，相反，这是一种更为公平的反歧视，是平等。
联邦最高法院说：错错错!现在平等保护的对象应是所有公民。时间不能倒回到150年前了。医学院的特殊入学政策违背平等保护，从一个极端走向了一个极端，是对多数白人的歧视。联邦最高法院拍板：该项特殊政策违法，裁定允许白人学生贝克入学。
白人贝克的抗辩涉及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款，该条款规定：“凡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不得因种族、肤色、出生被剥夺参与的权利、失去应得的利益、或者因种族的原因失掉任何联邦财政救助的机会。”
民权法案作为制定法保障人人平等，不受歧视，判例则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发挥法院在解决具体案件过程中反歧视的作用，对具体歧视问题的解决和对制度建设的推进，具有双重意义，它也成为有效消除歧视、实现作为宪法权利平等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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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瑜：“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民主的细节》第182页。
② 袁晓明：“赵本山的美国演出为何不受欢迎”， 载《纪实文摘》，2007年第5期。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王永：自由及其限制
《批评官员的尺度》读后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
何帆翻译的《批评官员的尺度》(下称《批评》)，如同其翻译的《九人》一样，以流畅的文笔，细微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命题——自由。
不久之前的小悦悦事件，引起了世人的议论，从不同的视角都可以阅读出不同意味，而在此与自由相关的无疑是作为网名及其他旁观者对十八途人的评判。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可以对这些冷漠的行为进行评判，因为我们很多人站在一个道德的至高点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不平等的，正如家长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一样不平等，以父爱主义的名义对那些道德上失势者进行批评。但是，孔子曾经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够强迫他人去做，或者批评他人没有做呢?这是我们古代的伦理要求。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就没有评判他人的资格，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当自己遇见同样的事情之后能出手相救。时过境迁，在当今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原子的语境中，我们有没有资格或者，有无权利去批评他人没有做我们也做不到的事呢?也就是，假设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出手相救的条件下，有无批评十八途人的自由?这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批评》一书中，美国联邦最高院的法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言论自由的范畴
作为警察局局长的沙利文将报道自己所在州进行了种族歧视事件的《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一审胜诉，而且陪审团判了50万美元的赔偿。但是的《纽约时报》经营不周，面临着各种危机，如果支付50万的赔偿金，意味着这封有着近半个多世纪的报纸关门。在这种情形之下，《纽约时报》倾尽全力将案子移送到了最高法院法官的案头上，试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各州不得立法禁止言论自由)来挽回局面，最终布伦南大法官写下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由此确立了言论自由的豁免权。
但是，《纽约时报》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有关公共话题的绝对豁免，它有两条限制：首先，所评论的话题必须是公共话题，要是对私人话题进行尖酸刻薄甚至有悖事实的评论，是有诽谤之嫌的;其次，言论所进行的批评允许出现误差或者误判，但这种误判是无意的，并非故意之举，只有这两条约束在，才能杜绝恶意的污蔑。当然这两天限制在不同的年代，不同背景的法官之中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这种限制并不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纵使如此，最高院法官对言论自由的限度也是非常警惕的。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之间的争议，其背后所隐藏的是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的衡平。如果有关公共事件的言论享有绝对的自由，则会侵犯到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将其过于放纵，如同真理并非总是越变越明一样，它需要一些规则。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公共事件的言论自由与个人的名誉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重要与否之分。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论述了有关言论自由与持异见者所犯的思想罪，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着积极的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因为这些思想有可能成为今后的主流，如同卢梭、洛克、潘恩、耶林等思想家一样，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可能受当局的审判，逼迫他们流亡国外，在经过历史的风吹雨打这些思想成为了现代民主的基石，成为文明国家供奉的信仰。密尔在其《自由论》中论述了接近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认为思想只有在“思想市场”上经历了检验，才能更加完备。但是，这只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现实中，每一个执政者都对自由设有很多枷锁，以防止危害自身统治的发生。
自由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命题，但自从国家、政府这些“代议制机构”出现之后，对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成了像自由一样的重大命题，不同形式的政府对该问题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专制政府限制多而民主政府限制少。自由跟宽容是一个词的两个方面，自由意味着宽容，对各种自由限制越少，则意味着政府月宽容，其所能接受的范畴越广。所以在民主社会中同性恋、游行示威、性开放等等才才为了一个公开话题。
回到上面说的小悦悦事件中，我们有无批评十八途人的权利，经过分析，可以说是有的，纵使我们做不到，因为它是一个公共事件。就如同要是真给我们一个省长当，我们可能做不成一个号省长，但这不代表我们因此丧失批评省长的权利，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对公共人物的批判不是对其个人的批判，而是对其身上所附有的权力进行的批判，人们对十八途人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对这十八个普通人的批判，而是对当前转型过程中的伦理体系破裂的恐惧以及对冷漠刻薄的人性的批判。
二、媒体的担当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描绘了媒体的责任丧失的全过程。媒体从原先引领民意的载体变成了一个被民意主宰的工具。八卦、绯闻、传说成了这个浮躁社会的最强音，谁还能记起林肯很道格拉斯长达八小时的电视辩论，谁还在意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而沉重命题，媒体的责任在逐渐的消解。媒体从“第三权力部门”沦落为只关注街头小事的媒介。
“应该报道人们应该关注的，而不是人们想要关注的内容”，这个新闻伦理操守应经成为历史。媒体应该如何报道也是《批评》的作者刘易斯所反思的主题。在众多的诽谤话题中，媒体所关注的到底有无社会价值这是应该反思的。不能借言论自由而抵消媒体的不负责。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媒体的数量不计其数，但是能流传下来，制造“不朽”的媒体却不多，《新青年》杂志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甚为重大，因为，它用它有限的笔墨关注的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译介着国外先进的思想;《今天》这封文艺刊物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其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史的名册之中，因为它用忧伤的基调记载了时代的反思。
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媒体何为!纵使今天利益多元、媒介丛生，但是媒体的责任依旧存在，而且显得更加重要。报道生活琐事、明星八卦纵然是媒体的一个内容，但这决不能是最为整体的媒体的侧重，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媒体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社会矛盾背后隐含的阶级差别、个体在失范社会中命运……都需要众多媒体的注入，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讨论，只有讨论再能争得更多的权利，否则，媒体将会沦为社会精英的言论工具，社会不只需要一种声音，不全是消费主义的教徒，不都是沉溺于物质而废弃精神的动物。社会是人类社会，不同的人都需要说话，都需要说话的平台，不只是得势者。
三、我国的舆论环境
《批评》一书的翻译在学理上也是对我国舆论环境的一个检讨。看着国外法官、民众对自由问题的广泛探讨，身在异国的我们别样的心情。前年发生辽宁一县委书记跨省追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去年发生的宁夏某官员动用公安在甘肃抓捕举报其子公务员考试作弊的青年，种种事件都证明着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公安已经沦为权贵的“打手”，法律已经异化为权贵的“爪牙”。一些媒体记者经常会遭到官员的毒打，在中国记者的人身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官员不会去法院起诉控告媒体诽谤，而是直接抓捕和打压，这是公权力主宰下的强盗逻辑。
言论自由的“缺场”是我国的现实写照，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后来的“清楚精神污染”再到现在的“先进性教育”都是同样的逻辑，在这里不容许辩论、不容许说理。权力成为一切事物的主宰者，每个人都将自己手中权力用运到极致，权力的无限制造成了自由的萎缩。鲁迅说的对“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努力而不得的时代”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全部，鲁迅的着眼点是对“吃人”的国民性的批判，并未涉及到公权力对想做奴隶的人民的渴望。胡适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这样的话语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期望。
社会的转型与改革，每一步都与公权力都有关，在未来的发展中，改革开发必须要涉及到公权力，只要对公权力加以限制，才会是自由成为现实中的东西，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满，也才会培养出更多正常的人。
自由，跟温饱一样，是人类的本能，一个人失去的自由就会发疯，一个国家失去了自由就会扭曲。没有相应自由的现实，跟公权力的压迫有关，更跟我们每个人的懦弱有关。
清华大学研究生李燕，申请十三部门公开相应信息，未得到回应，遂将其告上法庭，最后得到调解，相关部门也公开了信息。李燕是个公民，敢于争取权利，而且争到了权利。
想起了国足解说员最长说的那句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批评官员的尺度》读后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
何帆翻译的《批评官员的尺度》(下称《批评》)，如同其翻译的《九人》一样，以流畅的文笔，细微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命题——自由。
不久之前的小悦悦事件，引起了世人的议论，从不同的视角都可以阅读出不同意味，而在此与自由相关的无疑是作为网名及其他旁观者对十八途人的评判。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可以对这些冷漠的行为进行评判，因为我们很多人站在一个道德的至高点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不平等的，正如家长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一样不平等，以父爱主义的名义对那些道德上失势者进行批评。但是，孔子曾经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够强迫他人去做，或者批评他人没有做呢?这是我们古代的伦理要求。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就没有评判他人的资格，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当自己遇见同样的事情之后能出手相救。时过境迁，在当今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原子的语境中，我们有没有资格或者，有无权利去批评他人没有做我们也做不到的事呢?也就是，假设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出手相救的条件下，有无批评十八途人的自由?这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批评》一书中，美国联邦最高院的法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言论自由的范畴
作为警察局局长的沙利文将报道自己所在州进行了种族歧视事件的《纽约时报》告上了法庭，一审胜诉，而且陪审团判了50万美元的赔偿。但是的《纽约时报》经营不周，面临着各种危机，如果支付50万的赔偿金，意味着这封有着近半个多世纪的报纸关门。在这种情形之下，《纽约时报》倾尽全力将案子移送到了最高法院法官的案头上，试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各州不得立法禁止言论自由)来挽回局面，最终布伦南大法官写下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由此确立了言论自由的豁免权。
但是，《纽约时报》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有关公共话题的绝对豁免，它有两条限制：首先，所评论的话题必须是公共话题，要是对私人话题进行尖酸刻薄甚至有悖事实的评论，是有诽谤之嫌的;其次，言论所进行的批评允许出现误差或者误判，但这种误判是无意的，并非故意之举，只有这两条约束在，才能杜绝恶意的污蔑。当然这两天限制在不同的年代，不同背景的法官之中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这种限制并不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纵使如此，最高院法官对言论自由的限度也是非常警惕的。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之间的争议，其背后所隐藏的是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的衡平。如果有关公共事件的言论享有绝对的自由，则会侵犯到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将其过于放纵，如同真理并非总是越变越明一样，它需要一些规则。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公共事件的言论自由与个人的名誉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重要与否之分。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论述了有关言论自由与持异见者所犯的思想罪，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着积极的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因为这些思想有可能成为今后的主流，如同卢梭、洛克、潘恩、耶林等思想家一样，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可能受当局的审判，逼迫他们流亡国外，在经过历史的风吹雨打这些思想成为了现代民主的基石，成为文明国家供奉的信仰。密尔在其《自由论》中论述了接近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认为思想只有在“思想市场”上经历了检验，才能更加完备。但是，这只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现实中，每一个执政者都对自由设有很多枷锁，以防止危害自身统治的发生。
自由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命题，但自从国家、政府这些“代议制机构”出现之后，对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成了像自由一样的重大命题，不同形式的政府对该问题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专制政府限制多而民主政府限制少。自由跟宽容是一个词的两个方面，自由意味着宽容，对各种自由限制越少，则意味着政府月宽容，其所能接受的范畴越广。所以在民主社会中同性恋、游行示威、性开放等等才才为了一个公开话题。
回到上面说的小悦悦事件中，我们有无批评十八途人的权利，经过分析，可以说是有的，纵使我们做不到，因为它是一个公共事件。就如同要是真给我们一个省长当，我们可能做不成一个号省长，但这不代表我们因此丧失批评省长的权利，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对公共人物的批判不是对其个人的批判，而是对其身上所附有的权力进行的批判，人们对十八途人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对这十八个普通人的批判，而是对当前转型过程中的伦理体系破裂的恐惧以及对冷漠刻薄的人性的批判。
二、媒体的担当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描绘了媒体的责任丧失的全过程。媒体从原先引领民意的载体变成了一个被民意主宰的工具。八卦、绯闻、传说成了这个浮躁社会的最强音，谁还能记起林肯很道格拉斯长达八小时的电视辩论，谁还在意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而沉重命题，媒体的责任在逐渐的消解。媒体从“第三权力部门”沦落为只关注街头小事的媒介。
“应该报道人们应该关注的，而不是人们想要关注的内容”，这个新闻伦理操守应经成为历史。媒体应该如何报道也是《批评》的作者刘易斯所反思的主题。在众多的诽谤话题中，媒体所关注的到底有无社会价值这是应该反思的。不能借言论自由而抵消媒体的不负责。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媒体的数量不计其数，但是能流传下来，制造“不朽”的媒体却不多，《新青年》杂志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甚为重大，因为，它用它有限的笔墨关注的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译介着国外先进的思想;《今天》这封文艺刊物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其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史的名册之中，因为它用忧伤的基调记载了时代的反思。
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媒体何为!纵使今天利益多元、媒介丛生，但是媒体的责任依旧存在，而且显得更加重要。报道生活琐事、明星八卦纵然是媒体的一个内容，但这决不能是最为整体的媒体的侧重，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媒体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社会矛盾背后隐含的阶级差别、个体在失范社会中命运……都需要众多媒体的注入，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讨论，只有讨论再能争得更多的权利，否则，媒体将会沦为社会精英的言论工具，社会不只需要一种声音，不全是消费主义的教徒，不都是沉溺于物质而废弃精神的动物。社会是人类社会，不同的人都需要说话，都需要说话的平台，不只是得势者。
三、我国的舆论环境
《批评》一书的翻译在学理上也是对我国舆论环境的一个检讨。看着国外法官、民众对自由问题的广泛探讨，身在异国的我们别样的心情。前年发生辽宁一县委书记跨省追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去年发生的宁夏某官员动用公安在甘肃抓捕举报其子公务员考试作弊的青年，种种事件都证明着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公安已经沦为权贵的“打手”，法律已经异化为权贵的“爪牙”。一些媒体记者经常会遭到官员的毒打，在中国记者的人身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官员不会去法院起诉控告媒体诽谤，而是直接抓捕和打压，这是公权力主宰下的强盗逻辑。
言论自由的“缺场”是我国的现实写照，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后来的“清楚精神污染”再到现在的“先进性教育”都是同样的逻辑，在这里不容许辩论、不容许说理。权力成为一切事物的主宰者，每个人都将自己手中权力用运到极致，权力的无限制造成了自由的萎缩。鲁迅说的对“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努力而不得的时代”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全部，鲁迅的着眼点是对“吃人”的国民性的批判，并未涉及到公权力对想做奴隶的人民的渴望。胡适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这样的话语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期望。
社会的转型与改革，每一步都与公权力都有关，在未来的发展中，改革开发必须要涉及到公权力，只要对公权力加以限制，才会是自由成为现实中的东西，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满，也才会培养出更多正常的人。
自由，跟温饱一样，是人类的本能，一个人失去的自由就会发疯，一个国家失去了自由就会扭曲。没有相应自由的现实，跟公权力的压迫有关，更跟我们每个人的懦弱有关。
清华大学研究生李燕，申请十三部门公开相应信息，未得到回应，遂将其告上法庭，最后得到调解，相关部门也公开了信息。李燕是个公民，敢于争取权利，而且争到了权利。
想起了国足解说员最长说的那句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入木三分
你们全家都是博士
中共革命以来，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加入，但更多的是工农干部。知识分子长期是被限制、被改造的对象。政权建立以后，从50、60到70年代，先后兴起学农、学军、学工运动，但始终没有学知、学专，而且一直在批重视专业知识的白专道路，虽然强调又红又专，但实际上却变成突出红的政治挂帅。
特别是大跃进和反右以后，为了愚民内斗，「共产主义反智倾向」越来越严重。政治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大学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教育。与此同时，大批工农兵被提拔为各级领导，自然是对政治领袖感恩戴德、愚忠愚孝。
文革后期提拔了许多有名的副总理：近乎半文盲的农民陈永贵、普通纺织女工吴桂贤、翻砂工出身只有39岁的孙健，还有售货员出身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等高官。不说这些人的能力、品性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文凭，别说上大学，很多连中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们后来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拿过高一级的文凭。
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治，首先恢復高考；又强调「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 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这下知识重获重视，反映在形式上就是人人想法弄文凭，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了好文凭，更容易被提拔。
于是80年代想方设法弄本科文凭，90年代水涨船高，不择手段弄硕士文凭，到了21世纪，堂而皇之地就是博士文凭了。
现任官员的博士文凭不便评说，看看落马官员的情况。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校长孟学农两会期间说：「好多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重考一下。」
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60人。其中，博士学歷官员至少12人，约佔落马官员的五分之一。这其中，出名的就有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南京市长季建业、云南副省长沉培平，包括此前的王立军等。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主席和总理都拥有博士文凭的时代，上行下效，官员们热爱知识，攻读学位，无可厚非。更何况不是博士腐败了官员，而是腐败坏了博士的名声，毕竟还有许多博士官员仍在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这没有甚么大惊小怪的，国外不是也有许多博士官员吗，奥巴马总统还是博士呢。是的，以美国为例，除了奥巴马，很多高官都是博士，着名的就有国务卿赖斯、奥尔布赖特、基辛格等。
但和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美国这些人在当官以前，就全职攻读到博士学位，并且长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后来才被招至政府。比如基辛格，1969年进入尼克森政府之前，已在哈佛大学担任了18年教授。另外，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谁边当官，边在职读博士。
而中国的博士官员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后学歷，先当官，再弄高学歷；一边当官，一边搞博士学位。比如季建业，任江苏高官的时候，在省内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由别人代笔而且是抄袭，还没有参加答辩。后来又以课题赞助的形式，成为京城某名校的博士后研究员。落马以后被爆，又是别人代笔。
十几年前，我吃住清华园，苦读四载，全职获得博士学位。但当如今大批的官员、富商、明星运作到博士学位，博士在大陆像教授（叫兽）、小姐一样被变得戏谑不屑时，朋友们有时调侃叫我博士，我会玩笑回应：你才是博士，你们全家都是博士。
特别是大跃进和反右以后，为了愚民内斗，「共产主义反智倾向」越来越严重。政治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大学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教育。与此同时，大批工农兵被提拔为各级领导，自然是对政治领袖感恩戴德、愚忠愚孝。
文革后期提拔了许多有名的副总理：近乎半文盲的农民陈永贵、普通纺织女工吴桂贤、翻砂工出身只有39岁的孙健，还有售货员出身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等高官。不说这些人的能力、品性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文凭，别说上大学，很多连中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们后来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拿过高一级的文凭。
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治，首先恢復高考；又强调「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 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这下知识重获重视，反映在形式上就是人人想法弄文凭，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了好文凭，更容易被提拔。
于是80年代想方设法弄本科文凭，90年代水涨船高，不择手段弄硕士文凭，到了21世纪，堂而皇之地就是博士文凭了。
现任官员的博士文凭不便评说，看看落马官员的情况。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校长孟学农两会期间说：「好多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重考一下。」
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60人。其中，博士学歷官员至少12人，约佔落马官员的五分之一。这其中，出名的就有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南京市长季建业、云南副省长沉培平，包括此前的王立军等。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主席和总理都拥有博士文凭的时代，上行下效，官员们热爱知识，攻读学位，无可厚非。更何况不是博士腐败了官员，而是腐败坏了博士的名声，毕竟还有许多博士官员仍在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这没有甚么大惊小怪的，国外不是也有许多博士官员吗，奥巴马总统还是博士呢。是的，以美国为例，除了奥巴马，很多高官都是博士，着名的就有国务卿赖斯、奥尔布赖特、基辛格等。
但和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美国这些人在当官以前，就全职攻读到博士学位，并且长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后来才被招至政府。比如基辛格，1969年进入尼克森政府之前，已在哈佛大学担任了18年教授。另外，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谁边当官，边在职读博士。
而中国的博士官员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后学歷，先当官，再弄高学歷；一边当官，一边搞博士学位。比如季建业，任江苏高官的时候，在省内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由别人代笔而且是抄袭，还没有参加答辩。后来又以课题赞助的形式，成为京城某名校的博士后研究员。落马以后被爆，又是别人代笔。
十几年前，我吃住清华园，苦读四载，全职获得博士学位。但当如今大批的官员、富商、明星运作到博士学位，博士在大陆像教授（叫兽）、小姐一样被变得戏谑不屑时，朋友们有时调侃叫我博士，我会玩笑回应：你才是博士，你们全家都是博士。
青岛检14万吨毒花生 发霉致癌照榨油出售04月06日(日) 22:27
【on.cc东网专讯】 印度毒花生袭华！山东青岛海关2013年破获一宗案值13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走私花生案，查获近14万吨问题花生等农产品，金额之大为近年罕见。据悉这批花生产于印度，质素低劣，部分更已变质发霉，不法分子通过转折的运输方法绕过检测，送到山东等地压榨花生油，检测发现这批花生致癌物黄曲霉毒素严重超标，当局正调查毒花生的流向。
青岛海关在2012年一宗走私花生案件中发现，部分企业的花生库存、加工量远超过申报进口数据，办案人员意识到「多出来」的花生可能涉嫌走私，所以展开调查。
海关深入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从印度将大量发霉变质的花生带入境内。他们指使印度供货商将花生海运至越南港口，然后僱用当地边民将花生从越南边境「搬」到广西，在境内安排专人接货，然后将发霉花生销往山东、河南、安徽、广东等多个省份图利，这样就可逃避税收，还可避过商检。
青岛海关自去年3月起採取行动，在山东、广西等多地拘捕28名疑犯，查获涉案花生等农产品近14万吨，涉嫌逃税3亿多元，检测更发现这批花生致癌物黄曲霉毒素严重超标。
据悉进口的印度花生主要用作压榨花生油，由于印度花生比内地花生便宜一半，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会将两种花生掺和在一起进行加工。由于这批印度花生的黄曲霉毒素含量过高，加工企业先用一些化学原料「清洗」花生，试图去除毒素，然后才用来榨油。
专家指出，食物中以花生和粟米最容易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其极强的致癌力，毒性堪比砒霜，对肝损害巨大。由于黄曲霉毒素是耐高温的，一般的烹调温度无法使其失活，因此消费者在选购、食用花生时，要用肉眼观看花生颜色是否有异、有没有发霉迹象；再用鼻子闻是否有霉味，如发现异常就不要购买和食用。
青岛海关在2012年一宗走私花生案件中发现，部分企业的花生库存、加工量远超过申报进口数据，办案人员意识到「多出来」的花生可能涉嫌走私，所以展开调查。
海关深入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从印度将大量发霉变质的花生带入境内。他们指使印度供货商将花生海运至越南港口，然后僱用当地边民将花生从越南边境「搬」到广西，在境内安排专人接货，然后将发霉花生销往山东、河南、安徽、广东等多个省份图利，这样就可逃避税收，还可避过商检。
青岛海关自去年3月起採取行动，在山东、广西等多地拘捕28名疑犯，查获涉案花生等农产品近14万吨，涉嫌逃税3亿多元，检测更发现这批花生致癌物黄曲霉毒素严重超标。
据悉进口的印度花生主要用作压榨花生油，由于印度花生比内地花生便宜一半，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会将两种花生掺和在一起进行加工。由于这批印度花生的黄曲霉毒素含量过高，加工企业先用一些化学原料「清洗」花生，试图去除毒素，然后才用来榨油。
专家指出，食物中以花生和粟米最容易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其极强的致癌力，毒性堪比砒霜，对肝损害巨大。由于黄曲霉毒素是耐高温的，一般的烹调温度无法使其失活，因此消费者在选购、食用花生时，要用肉眼观看花生颜色是否有异、有没有发霉迹象；再用鼻子闻是否有霉味，如发现异常就不要购买和食用。
青岛海关破获巨大走私花生案。（互联网）
毛泽东给冯友兰一封恶狠狠的信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0139835&idx=1&sn=382a0737b074db780d0200dbc8b94ce8&scene=3#rd
冉按：毛泽东对待知识人的态度，十分值得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来认真研究，但似乎独立成书的研究还没有，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看毛泽东与知识人的交往，以及四九年后他一系列的作为，从细节入手，从实证出发，一定会有所得，希望有心人在这方面下功夫，以泽惠众人及后世。2014年3月28日于成都
四九年后公布了几批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大文化人，如胡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现在看来，不仅愚蠢成笑谈，也是颟顸而虚弱。四九新鼎后，有许多不及逃，或者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各自在为自己将来的生存作打算。这种生存无论是怎样的苟存，都应该受到尊重、值得同情。我无意也无权嘲笑任何在专制制度下所作的多种生存之努力，我们回忆历史，是为了对当权者之残酷无人性，制度之无良，加以检讨，结束这种没有真正人权保障的日子。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党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文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泽东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泽东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泽东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独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党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文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泽东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泽东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泽东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独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冒泡无罪
【在美联邦油行示危不需申请】 因为这是美联邦公珉的权力，在美联邦，那些要去示危油行的人只需去JC局去告知游型的时间、地点、人数、口号、标语..并可要求JC对他们的示危油行进行保护，而不是申请"示危油行"本身允不允许，如果他们不想寻求JC保护，根本不需要去申请，第二天直接去示危油行就是了..
孙愿平
数十年间，医疗队常年奔波在亚、非、拉，为2.7亿外国人免费医病，而国内百姓从没有一天享受过免费医疗！送了这么多钱又如何？对外换来傻逼大帽，对内只能换来国贼光环。别的你还能换来什么？养老说没钱，往外送就有钱，延迟自己国民退休，榨取了点东西就往外送，对，说的就是朝鲜！@作家崔成浩
复旦教授：中国宏观税负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京V无牌无照--复活N
不要讲什么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是某个组织的帮凶、走狗、打手，更不是某组织用来镇压人民的机器！保卫人民才是军人的天职！
石按：
首先必须反复说抱歉，确实拖太久了，确实一再食言。要不是害怕真要裸奔，我估计今晚也完不了。
接着要说三个“虽然”：
写这篇文章一定是一场自我挑战，一定是费力不讨好的举动。因为臧否人物，从来都很难避免得罪人。我的一位长期致力于法治报道的浙江媒体朋友自诩任何人写陈有西都不如他深刻，但他坚决不会写，当然就是既不想讲假话也怕得罪人。但我相信有西的气量，所以怕得罪人肯定不是我拖延至今的原因。
虽然我的新浪微博 @石扉客在朝阳 在发起这次众筹后不到一周即被注销，但迄今为止我并未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直接压力，所以政治因素肯定也不是此文拖延至今的原因。
虽然开始是回乡过年，接着是生病，后来是两会和马航，但写一篇文章的时间总归是会有的，所以所谓种种客观原因肯定更是无法拿到台面上来。
真正的原因是，我确实低估了我作为拖延症患者的严重程度。正如此前所说，过去两年间我一直被拖延症所困扰。在发出这个裸奔誓言后，发现潘采夫兄和王和岩女士都在跟着我发出类似的誓言，看来这真是个职业病，不容易治。
最后要说写这篇东西的动机，一是去年年底看陈有西兄和袁裕来兄干仗时的一时冲动，二是确实想帮刘苏里醒客张伉俪的饭铺一把。既是“论”陈有西，则一不是报道，二不是调查，而是纯个人意见，纯臧否人物，独立有之，判断有之，文责自负。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各位看官明鉴。
最后再次向参与众筹的各位朋友致谢！因我此前的微博账号被封，所以很多朋友联系不上。留了信箱的朋友，@小秘酥 会抓紧发到您的信箱。
论陈有西
1、李庄案是分水岭
我和陈有西相识可分为线上线下两个不同渠道。
线上最早注意到他，是2009年12月底。其时重庆唱红打黑正酣。
中青报郑琳、庄庆鸿那篇著名的报道《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见报是2009年12月14日。陈有西的《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发表在《有西学术网》是2009年12月15日。随后三篇李庄案答读者问（《论律师》、《论智库》、《论打黑》）的发表时间分别是2009年12月19、22、23这三天。
这四篇文章，特别是第一篇《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成为律师界群起杯葛李庄案及重庆打黑的第一枪，也是迄今为止舆论影响最大的一波。
伴随着舆论干预的升温，陈有西随后被李庄家人委托为代理律师，正式介入到李庄案中。两年后的2011年4月李庄案第二季中，陈有西未再代理案件，而是以微博为武器，从法庭转战到网络。
就像李庄案成为重庆局势的分水岭一样，介入李庄案也成为陈有西公共形象的分水岭。我曾在《<起底王立军>台前幕后》一文中写道：“在此之前，他就像浙江土员外卢俊义，专注本土商业诉讼，闷声发大财。自此之后，卢俊义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陈奔走江湖，四处讲座，热心公共事务，不畏浮云遮望眼，深情呼唤“体制内健康力量”。”
这个半开玩笑的语态，判断上应该算基本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陈有西在公共参与上的活跃指数，在李庄案前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李庄案之后，陈有西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公众人物。所谓“盟主”的绰号，正是彼时公众心理与友人玩笑的一个杂交产品。
李庄案之后，有西先后参与北海案、小河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和王功权案等著名的公共案件，或参与群殴死磕，或一人上阵。但再无一个案件能赶上李庄案带给他的荣光与影响。
2、“保皇派”与中产趣味
社会转型，公共参与是必经途径，公共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现象，而律师群体是具备相当想象力的人群分野。台湾过去三十年来的转型经验，尤能证明这一点。
有西浸淫体制内外，对如何站位，当有十分清醒之考虑，所谓进退取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他的多次公共发言可看出，有西的基本立场是中间偏右的保守主义，“改革都可探讨，革命切勿妄言”即是基本路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立足于改良的“保皇派”。
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有西的这些存量符号，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如求稳怕乱，如改良，如对实质性政治参与特别是政治反对的本能畏惧。所以有西的政治主张，通常会被中产阶级视为可信赖的稳健与老成谋国。王功权先生选择请他做代理律师，我觉得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另一个讨论例证即是，2010年底的钱云会事件中，一位外地赶赴浙江的知识领袖，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连夜从乐清赶赴杭州，问计于有西。在公共参与的角色分工与态度选择上，这个故事几乎是个寓言般的细节。
有西曾经多次说过，不能急，现在时候未到。我理解这是我和朋友们常常一起讨论的时机判断问题，即现在到底是1870年还是1900年甚至1910年的问题。我曾经和一家门户网站CEO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无条件认可和配合当道，理由并非基于价值观，而是时机判断——他觉得至少未来十年肯定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在公民社会建设是转型前提和中产阶级壮大即可推动社会转型这两个观点盛行的时代，有西所代表的存量符号确实有其意义。在中产阶级壮大已被证明为中产陷阱，在公民社会建设的急迫性已让位为政治反对等实质性政治参与的情景下，固守这些存量符号已很难避免不成为刻舟求剑。
在这套逻辑里，社会动员演变成人群本能分野，价值观归类转换为时机判断。
3、与体制同构
有西出身体制，更兼少年得志，先后任职关键岗位。本人虽早已下海，仍深具体制色彩，至今家属也是有分量的体制中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西太太是浙江警衔最高的女警官）。和其他律师相比，陈有西对体制的熟谙程度应是其一大特点。即便和其他同样从体制出身的律师如出身高检院的杨矿生律师相比，陈有西看上去也更显与体制的粘连程度。
原因在于，有西更愿意彰显这种与体制的粘连程度。
他以获得体制认可为荣，以获评优秀共产党员、获得司法厅局表彰为反复放送的传播重点。与此同时，他努力和类似钱云会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案、邪教案等政治符号标签般的敏感案件保持安全距离。
他的京衡律师事务所自不例外。所谓京衡，“京华照物，衡平天理”，此其志不在小也。李庄案之后，有西以浙商式的精明上拓下联，京衡所借势扩张，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即跻身亿元所行列。
有西一手打造的京衡所，带着强烈的体制风格：机关单位所具备的体制形式，京衡所基本具备。京衡所会经常组织学习主任讲话，会有像模像样的年度总结工作报告，团队活动也多带有鲜明的体制特色。有西发一条微博，京衡所的律师多会支持并转发，对不同的声音则会同仇敌忾。
有西于京衡所，一定是核心位置。比较有西的京衡所和斯伟江的大邦所，同样一张和律所同事的合影，有西大多处于同事环绕的核心位置，而斯伟江就更可能是一副不太像领导的IT男架势。相比之下，大邦所似乎沾染着硅谷的气息，而京衡所则挟着天朝的威仪。
我理解，这和有西此前在海浩所的挫折有关，也和他的秘书经历有关，和他的体制粘连度更是高度相关。
京衡模式，构建的是一种和体制同构的小体制。这种同构，不仅体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一些制度运转上，比如对律师的管理体制，再比如对涉及到敏感案件的严格限制措施上。更体现在一种文化上，袁裕来曾诧异于为何同样的律师到了京衡后，会风格为之一变。他忘了体制无论大小，最大的特点都是强大的同化力。
有西并不避讳这种方式，他甚至乐意向外界展示这种打着有陈有西标签的类体制管理模式。
体制就是话语。我理解有西其实是在用小体制喊话，拉近和大体制的距离。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安全感营造，也可理解为一种空间营造。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多忧心，所谓当家不易。
这也符合前述中产的审美需求：中庸与中立，反对偏激，重秩序。
这四五年来我和有西打交道多次，虽谈不上是深交，基本也算是比较熟悉了。我们之间交流，障碍不算大。这一方面是彼此之间存有基本的信任，另外一方面则是我们之间没有利益纠葛。
有西知道我十多年前就过了司考后，曾半开玩笑地邀我加盟京衡。我的水准自然未必能胜任京衡所的律师一职，同时我也很难想象，我真成了京衡的员工后，我和陈有西老板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师弟，徐利平律师曾在京衡有过不算愉快的短期任职经历。我想我未必会像徐师弟一样拂袖而去，也未必会和京衡所的其他律师一样天天组织学习陈有西主任的讲话，转发和支持陈有西主任的微博。但至少这篇《论陈有西》是无法写了。
4、律师行销
有西很早就在点睛律师网上开办了有西学术网，并雇请专人打理；对个人博客也很熟悉，写《法治沉沦》的动因，管道即是博客——从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博客上转载我的一篇博文《为中国青年报一声叹息》，了解到中青李庄案报道；2011年李庄案第二季他以微博为武器作舆论动员时，距离我在他办公室教他使用微博仅隔了数月，而我仅仅教了他十多分钟。
对个人网站、博客、微博这种新媒体传播工具的高度敏感与熟练运用，说明陈有西是极具学习能力的人，他对新生事物的感知能力毫不逊色于他众所周知令人发指的勤奋。在他这个年龄，这种特质尤为罕见，和另外一位微博大V于建嵘不相上下。
对媒体人来说，陈有西应该属于比较理想的采访对象。他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善于利用媒体传播观点，营造形象。对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外媒采访，他也常以饱满自信对之。对代理的敏感案件，他会谨慎发布信息，如王功权案他选择有节制地微博发布，和高子程与李桂方对媒体的守口如瓶有明显区别。当然，他也同样会警惕媒体触碰可能让他尴尬的问题，比如前段拒绝法广记者对他在新浪微博举报叶恭默的理由所进行的采访。
总之，我的观察是，陈有西对媒体的基本态度是为我所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媒介素养出类拔萃。在我看来，在律师这个群体里，陈有西的媒介素养应在他的宁波老乡袁裕来之上，但未必能及上两位上海律师斯伟江和张培鸿。
在中国，人物报道大概是最难的一种报道形式。难就难在如何既能秉笔直言，又不至于得罪报道对象。《南方人物周刊》和《人物》杂志是国内目前两家最优秀也最知名的人物类杂志，都先后报道过陈有西。前者以“正义之魅”将陈列为2011年度五十名魅力人物之列，后者则以《盟主不好当》为由做了大幅报道。再往前看，2010年底广东《时代周报》也将陈有西列入“影响中国时代进程一百人”之列，其时我和斯伟江（主要是斯伟江撰文）一起应邀为该报写了一篇向读者介绍陈有西的《一战成名经纶手》。
媒体对陈有西的厚爱可以想见，其中有采写技巧的拿捏，有多栽花少栽刺的考量，也有环境和现实的局限。但传主本人不可以不谨慎对待之，如不加谦抑地全盘接受并作为个人广告大肆推广之，在传播上的效应，未必会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至于完全放弃了平衡原则的粉丝崇拜之作，比如《独立苍茫陈有西》之类比韩愈写墓志铭还要肉麻的谀文，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视而不见。否则，在传播上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把自己当做星宿老仙了。
当然，个人风格极强的律师业高度依赖知名度，所以非常重视以传播为主体的行销。我理解，这是一种带有陈有西强烈个人风格的律师行销。也许对外部特别是他的法律服务市场以及潜在的客户，乃至中下层民众，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最终的得失如何，那就得看标准如何定，事主自己以及坊间如何衡量了。
5、和体制比精明
在娴熟使用各种新媒体传播工具的同时，有西不忘随时展示自己和体制的良好关系，论据是比如微博账号从未被封杀，比如逐日稳定上涨的粉丝数量。
这种刻意的展示，在和另外一位死磕派维权律师杨金柱较劲时，在陈光武律师的博客被关闭时，甚至会发展成不合时宜的炫耀。
在热点公共事件上的发言，有西也相当精明。如同样针对首席大法官周强两会上对夏俊峰案的荒唐发言，几位律师的表态就有细微区别：
许志永案的代理人、北京刑辩律师张庆方的公开表态是《驳周强天下大乱论》，直接对周喊话：“检验你本人担当能力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公正处理王书金案和聂树斌案，将决定你周首席最终以什么形象写进历史！”。
斯伟江的帖子标题是《周强院长的逻辑：借夏俊峰人头安天下？》，直指“周强的思维，俨然是政治思维，不是法官思维。正牌法科毕业的首席大法官，说出这种外行话，只能说，最高法院院长的功能，不是法官，而是搞政治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现实”。
和张与斯的激烈态度不同，陈有西的第一条微博即是“感谢院长的表态，等于公布了核准的理由和决策真相。反而能洗去社会上一些人对我们辩护策略和辩护履职的误解和攻击。确立为历史性的经典辩例和错䅁判例。”
尽管陈随后也有文章对夏俊峰案做出更清晰的表态，但类似这种借力打力、锋芒暗敛的微博发言，着实显示出生意人的十足精明。
王功权案也是有西显示精明的经典案例。
王案是李庄案之后，有西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有西以微博为平台，以相当审慎的语态与节奏，竭力饰演一种左右逢源的角色。他试图同时告诉体制和民间，你们不妨都信任我，没有谁比我更能轻松扮演好这个角色，让大家都能下台。
问题是体制往往会比他更精明。
体制一边是利用他，一边是提防他。在李庄案之后的北海案上，是提防为主，体制担心他和死磕派律师完全沆瀣一气。在北海案后的小河案上，是利用为主，体制看到了他和死磕派律师之间的罅隙。而在王功权案上，体制是在提防和利用之外，再一脚把他踢开。既已确定“重判许志永、保释王功权、威慑中间偏右群体”的策略，体制不愿让陈有西来坐享其成，所以宁愿先解聘律师，再释放功权。
就这样，微博被销号的斯伟江见不到许志永，微博天天在涨粉丝的陈有西尽管能见到王功权，但也休想轻易占体制的便宜，博得代理王案大获全胜的名头。
有西觉得他已经和死磕派律师划清了界限，但体制并没有真正信用他。翻译一下就是，永远别跟党和政府抖机灵。
另一方面，民间对体制的反抗与梳理，必然就要落到“侧站”的陈有西身上。
小河案就是明证。2012年夏天我在贵阳呆了一周，小河案像是一个大剧场，每个律师的才华与德行，乃至政治选择与态度，都在这个剧场轮流上演，被演员和观众们反复甄别。
本文不想再去分析小河案中各色人等的是非，但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一是陈有西和死磕派律师们的分野，正是自小河案开始。二是尽管陈有西名冠天下，甚至有半真半假的“盟主”之冕，但很难像周泽整小河案那样能生生整出一个让律师界同仇敌忾，让媒体和公众高度聚焦的公共案件，尽管周的资历和资源都比他要弱得多。
李天一案就是明证，陈有西在该案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但在李天一案上，更像是体制和民间一起在看“盟主”陈有西的笑话。
想起在陈有西乐于传播优秀共产党员的体制符号时，我的朋友温克坚曾当面杯葛他此举既是自我瓦解形象，也是对社会情绪明显的生疏。
支撑温的理论，是社运公共角色饰演的一致性。
李庄案第二季中，斯伟江一战成名，外人只看到他的勇气和才华，以及运气。斯确实勇气与才华兼具，运气也不坏。但很少有人看到他在李庄案之前的艰苦积累与刀法修炼。在知识产权法律领域，斯早有江湖地位，2008年前后转身做公共参与力度大得多的刑诉，他先后致力于南京郭泉案、杭州“郭大侠”案。前郭案是经典的颠覆国家政权案，后郭案则是茉莉花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件。从成败看，这两个案件都很难说是胜诉，前郭案判了十年重刑，后郭案更是中途被解除委托。
但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铺垫，很难有2011年重庆一击的胜算。这就是一致性的重要。你不可能永远分饰AB两角。
以我惯用的刀法论分析几个律师，袁裕来好比刚从灵鹫宫回到少林寺的虚竹和尚，只会使黑虎掏心，来来去去就是民告官这一招，单调，笨拙，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很有效，很直接，全凭浑厚内力支撑，轻易不会落败。斯伟江好比小李飞刀，有内力有刀法，要胜，胜得干净利落。要走，走得迅捷无声。陈有西则像慕容复，招法繁复，招式漂亮，或借力打力，或石破天惊，突出一个“多”字和一个“变”字。
6、一半看自己，一半看造化
行文至此，在微信上和有西说，《论陈有西》这篇乱扯的东西马上要出来了，过去几年中写过好几篇和你有关的文章，媒体也报道过你多次，基本都是以赞为主，我今天这篇是以弹为主了，其中必定会多有得罪，还得请你海涵。有西笑答没有问题，说大不了我也来一个论石扉客。我说，石扉客乃小人物，不值一论。而我们在这里讨论陈有西，正是因为大家对你有热切期望。
徐家汇汇银广场二十七楼，是陈有西的上海办公室。从窗户往外看，不远处即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别墅。在中国，受传统影响的读书人，都多少会有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想法。至少家国情怀是免不了的，我想有西自然也不会例外。
想起4年前的《一战成名经纶手》一文中，我们曾如此描述有西：
“陈有西这一代人，在底线上，或许还是国在家上，集体在个人之上的价值取向(这未必错)，对以保证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或许立场将有冲突。
对如何让中国国情接榫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宪政上，陈的见解，或仍在破的角度，尚未见到立的层面。虽然，旁观者充分理解他们希望稳健改革的良好愿望，可惜事与愿违。从这个角度看，陈有西的货卖不出去，留在草野江湖，或许将是一个开明犀利的咨议局议员，而在庙堂却可能是一个不算高明的改革设计师。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美国律师可以治国，在中国，乃至东方，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律师只能是法律匠，只有历经磨练、人脉丰厚的职业官僚才能治国。我们想，陈有西律师只要能坚持其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秉承其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精神，其能起到的作用，将远远会超过货于帝王家的成就!”
又想起2009年和2011年在《南方传媒研究》上两篇文章中，我曾先后谈到我眼中靠谱的律师标准：“既有干预现实的勇气，也有精熟的业务技能，并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最高准则；知道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也熟悉网络传播规律，最重要的是还要懂得妥协和平衡。”
以及我所佩服的律师的三个特征：“人品基本面靠谱，价值观靠谱，专业能力靠谱，简称“三个代表”律师。”
时代与年龄使然，陈有西未必有年轻一代的决绝与清晰。这并不可怕，一代人也许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最让人担心的是，有西会不会以李庄案始，以李天一案终，最终自己给自己划一个从公共参与到商业谋划的封闭式圆圈？
最后抄一段旧文作为本文结尾：
“在这个大时代，公共参与，是每个有起码责任感和历史感的人都很难回避的命题。律师以及媒体人，由其职业身份使然，毫无疑问是站在潮头之上的。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干预与书写历史。既已‘生在大时代’，又有望‘走进新时代’，实为幸事。任何一个想留下痕迹的律师，既无法回避，就需要尽量做好做出色，起码做得不至于太丢份太被动。接下来的事情，一半看造化，一半看自己。”
石扉客
2014年4月6日，北京建外。
康宁
最新可靠消息
GM忘忧草疯长袁立
贱三江土匪将唐佶田,WANG成，江T勇三位律师用手拷背拷双手，用绳子吊起至双脚离地，用拳头欧打唐的胸部，用井棍击打王的左胸，肋骨和后背，江被欧打的更狠，现三位人拳律师不同程度受伤， 
明天将到医院伤检！
明天将到医院伤检！灵魂磁石
—吃的是特供，住的是皇宫；披的是羊皮，喝的是人血------还有木有 
鸳6务9鸯
陕西网
西安丽源物业违法被拍恼羞成...
【西安丽源物业违规不开票 业主讨要被打颅骨开花】http://url.cn/MpLvdm西安西航花园小区日前发生一起保安伤人事件，将住户23岁大学毕业生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手术两次唔见好转，而该物业不闻不问，简直是丧失病况，呼吁社会人士帮助讨伐。http://url.cn/PBy3Bk
资深传媒人，诗歌爱好者。
公方彬：谷俊山落马三大原因http://www.topnews9.com/arc/20140406/35639.html2014-04-06
已经被提起公诉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案贪腐数额特别巨大，“网上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大校最近披露的。
4月2日，公方彬在新浪博客发表题为《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的博文，文章披露了谷俊山案部分内情，总结了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原因。据信，这是军方人士首次向外界透露谷俊山贪腐案的严重程度。
52岁的公方彬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属于外界比较熟悉的军方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谷俊山案贪腐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出现的问题最大、性质最恶劣的案件，“数额特别巨大，腐败性质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坏”。
公方彬指出，谷俊山贪腐案虽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罪名已经明确，但犯罪事实尚未公布，即便这样，网上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包括金钱、黄金、房产、茅台酒、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巨量财物。其中，总后纪检部门到谷俊山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在一处地下室起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
这一信息，印证了财新网今年1月中旬发表“谷俊山贪腐案”五篇系列特稿中所反映的部分内容。根据财新网报道，谷俊山染指北京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拥有数十(30多套)套房，每套面积都在170平米左右；在上海，一块军产地卖了20多亿元的高价，其中大约有6%属于谷俊山的回扣；在河南老家濮阳，谷氏家族攫取的土地和开发的楼盘远近闻名；有在其老家查获的数百箱茅台、黄金物件等财物装满了四大卡车。
公方彬说，谷俊山的前任总后营房部部长、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因贪腐被判死缓，谷俊山不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 “机关和部队都反映，谷俊山比王守业更张扬、更胆大、更狂妄。总后领导谈到谷俊山的腐败特点时说，许多贪官搞腐败是借制度漏洞偷偷做，谷俊山却是以违法违纪为本事。
公方彬认为，谷俊山案具有标本意义，深入剖析、挖掘导致贪腐的深层原因，找出症结、规律和克服问题的办法十分必要。
公方彬总结了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的三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信仰信念动摇，精神发生蜕变。他透露，谷俊山不信马列，笃信鬼神，把一些“大师”、“仙姑”奉为上宾，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在所谓“风水”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被免职后，谷俊山仍对“年关一过，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躲过法律惩处。
重要原因之二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谷俊山无所顾忌。了解熟悉谷俊山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重要原因之三是谷俊山大搞庸俗关系，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未能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公方彬称，谷俊山长期搞生产经营，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处事很庸俗”。开会时谷俊山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但到了酒桌上，哥们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
“谷俊山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公方彬写到，“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
公方彬还披露，处理谷俊山反映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总后领导第一次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
公方彬指出，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加强了制度建设。从去年初开始，连续出台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最近又下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其中“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结果挂钩”。去年 10月29日，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等等。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11月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车辆25000台。
谷俊山现年58岁，河南濮阳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全军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2009年官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2012年2月11日，国防部官方网站显示，解放军总后勤部进行人事调整，谷俊山已不再担任副部长。
新华社3月31日发布消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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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提到了要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习近平上台后，也提出富国强军，整治军队腐败问题。
据统计，近10年来至少有9名少将以上军官被惩处，其中两人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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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报道称拥有中将头衔的王守业已被中央军委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报道还指出，“现年62岁的王守业”是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免职的。后王守业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之巨。金钱之外，新华社报道中的“道德败坏”4个字，则将问题指向了王守业包养多名情妇的事实。有军方纪委人士称，王守业所涉经济问题源于内部举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部，除了之前的大量信件举报外，主要是他的情妇蒋某等人的直接举报。此外，与此案有牵连的4名少将、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廖伯年
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桑植人。2000年因受贿、挪用公款被罢免。
其父开国将领廖汉生，于1930年后在游击队中坚持湘鄂边苏区反“围剿”斗争，1933年5月任湖北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7月调任红三军军部书记员，由贺龙、关向应介绍加入共产党。
廖伯年父亲，廖汉生。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
1947年3月生，山东招远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1964年8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因向台湾出售情报，2004年在被逮捕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
刘广智少将间谍案是大陆刘连昆少将间谍案后，解放军涉案级别最高的台谍案，刘广智是在职少将，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证号2776，因此在间谍案曝光后影响非常大。据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此案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亲自下令“严肃处理，绝不轻饶”。
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原部长刘连昆
前解放军总后军械部长，因贪污被撤消部长职务，降成副军职，少将降成大校，遂怀恨在心，主动寻找台谍联系，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分。后发展总后勤部前军械局局长邵振中，多次向台军泄露国家机密，后引起我安全部门注意，监视若干年后人赃俱获，1999年被处死，以注射毒针的方式被处死。
第38集团军原政委邵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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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综合央视名主持人薪水大比拼 王小丫最低http://www.topnews9.com/arc/20140127/32900_7.html
苏A徐浩然不忙1：澳洲政府对百姓什么都管，生老病死都管，管给钱。中国大陆政府也跟澳洲政府一样什么都管，生老病死也一样管完，管收钱。高勤荣老子看了20多年新闻联播，会各种坑蒙拐骗。精通封杀，造谣，人肉，禁播等1000多种手段，会万种歌功颂德的方法，精通几千种空话套话，认识几百种骗术，制作各种假象，巧妙利用政治，舆论，伪科学等多种迷惑工具。记住，千万别惹我别惹我别惹我，否则你看过柯南也没用！！赵福安，从事外贸b2c，研究黑帽seo、社交网络营销等，赵福安网络营销...赵福安今日的阿富汗。。。看完他们的笑脸你就会明白，为何这个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在CCAV的原因了。。。绝对不能公布的大数据（绝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xNDk2Mw==&mid=200060631&idx=5&sn=848da4c93f2ddd5b1f0f383198980c9a&scene=3#rd
【新朋友】点击标题下“蓝色字”加关注。【老朋友】点击右上角，转发或分享本内容。中国官方绝对不敢发布的数据，你看得下去吗？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
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得出，
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
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
现实中，美国是3：1，
日本是4：1，
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 8.5：1，
纽约7.9：1，伦敦6.9：1，
首尔7.7：1，
东京7.9：1，
新加坡5：1，
而中国20~30：1，
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 40：1。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
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
西汉7,945：1；
东汉7,464：1；
唐朝2,927：1；
元朝2.613：1；
明朝2,299：1；
清朝911：1；
现代67：1。
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
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
美国为12.5％；
中国用于经济建设 支出的比例为
11.6％，
美国为5.0％；
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
为25％，
美国为75％；
用于其他支出的，
中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 7.5％。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单项统计：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中国每年约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4.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
5.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
6.2005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3,508,114例，死亡13,185人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
8.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
9.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
10.每年触电死亡约8,000人
11.中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2.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4.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5.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
16.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
17.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8..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
19.承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
以上合计约230.5万！！！
20.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新华社）
21.中国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合计：328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份，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300万应该没有问题！！！其中80%属于责任事故。
据官方统计，
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
同样，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中国大学四年学费
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
德国：财政收入的2.7%，
埃及：3.1%，
印度：6.3%，
加拿大是7.1%，
俄罗斯是7.6%，
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份。
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物价；
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
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
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
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
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 倍。
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1997~2008年间，
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天则所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 1,198亿元。
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中国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 日本仅为2.5%。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
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当是所有污染致死的数字!马上分享，马上发！突发：哈尔滨一8岁男孩坠入无盖马葫芦身亡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I4NTEwODU4MQ==&mid=204207629&idx=1&sn=f526dad5fae8b0fe09cc6dc5cc21a182&scene=3#rd
欢迎关注全省人气最旺的媒体公众账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请点击主图上方的蓝色字体黑龙江晨报即可关注。6日16时30分左右，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金谷城小区2栋，一名8岁男孩不慎坠入一无盖马路胡内，经证实男孩已经死亡。事故发生后，哈市120急救人员、消防官兵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营救，男孩被消防官兵救出，经急救人员证实男孩已经死亡。目前，现场已经戒严，有关部门正在现场勘查。消除安全隐患，我们继续征集无盖吃人马葫芦，邀请所有微友拿起手机或相机拍摄，并详细说明详细地点，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即可。如果您觉得好，请动动手指点一下右上角按钮发给朋友或分享到朋友圈，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 内容分享点击右上角— —>分享到朋友圈— — 关注账号微信号：cbxw110查找公众号：黑龙江晨报— — 联系记者微信号：hljxjb
，哈哈真心为这个可怜的五毛致以衷心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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