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新江
江中400余条生命还未归宿，岸上各种评功已粉墨上演，网上各种现场视频正删得起劲……丧事办喜宴，不要脸！
天下无贼
长江沉船事故的疑惑：1偏离航线到沉船点为什么不抛锚稳住船身？2翻船后船身和水流方向垂直，可利用锚索试图将船体拉翻转过来，为什么不？3沉船处水深15米，距离岸边目测50米，为什么不用小围堰法施救？4为什么不在船体上打孔注入氧气？5从图片中总可以看到很多人站在翻船上，是想增加船体的重量？20150604
扯蛋哥这都不行了？我TM给自己开个追悼会你们也删？那我就给你们开。20150604
谈春平 【甘肃@定西发布 @定西公安 记者违规采访了吗？ 】昨天（20150603）甘肃电视台记者采访医院遭公安查扣几小时，定西发布称：因两人没有记者证是违规采访，没说公安抓记者是否抓错？我想问：什么是违规采访？记者采访是公安管的事？国家新闻总署规定实习记者在有署证记者带领下是可以完成采访的。评：典型公权滥用。20150604
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 凶手持斧头砍伤3幼童http://m.dahebao.cn/show.aspx?id=475056
武汉一幼儿园有人持斧头砍伤3名儿童
今天下午4点45分，武昌大东门幼儿园有人持斧头砍伤三名儿童，造成二重伤一轻伤，凶手已被制服，伤者己送医。
制服凶手的是受轻伤小孩的爷爷，和另两位家长，三分钟内警察赶到现场。(长江日报记者李咏)
现场图
行凶者曾试图入园
事发地位于幼儿园外25米处。监控显示，放学前行凶者一直在大门口徘徊，曾试图入园，但因门口站有保安放弃。
现场图
【岳阳一大桥凌晨5点垮塌 初步调查原因发布】6月4日凌晨5点左右，位于岳阳县筻口镇境内的省道S306游港河筻口大桥发生垮塌。潇湘晨报记者于当日上午抵达现场，据岳阳县公路局发布的通报显示，事发原因可能与近期上游(临湘市)持续暴雨天气引发洪水冲刷河床、桥墩基础掏空与下游河床降低有关。评：水牛啊
周述恒
头条： 【湖南岳阳一座大桥忽然塌了】今天凌晨5点，岳阳县筻口镇境内的筻口大桥发生垮塌，附近村民描述，当时听到了巨大的响声。岳阳县公路局通报称，事发原因可能与近期上游持续暴雨天气引发洪水冲刷河床、桥墩基础掏空与下游河床降低有关。详见：
http://url.cn/cFVHBB
周述恒右边专业解评！超人奥特曼: 我以前做过高速路，问题不是出在设计上，问题是出在监理身上，施工方偷工减料被监理检查到，只要塞上红包基本都能平安渡过，更搞笑的是排水沟用风化石来做，监理看到后施工老板三条中华和一个红包就搞定了，这样做出来的工程能不出问题？
湖南岳阳1座大桥凌晨突然垮塌 官方公布事因http://news.sina.com.cn/c/2015-06-04/160131914033.shtml
2015年06月04日16:01 红网
6月4日凌晨5点左右，位于岳阳县筻口镇境内的省道S306游港河筻口大桥发生垮塌。图/潇湘晨报记者 杨旭
6月4日凌晨5点左右，位于岳阳县筻口镇境内的省道S306游港河筻口大桥发生垮塌。图/潇湘晨报记者 杨旭
红网岳阳6月4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曾永红 实习生 师飞)6月4日凌晨5点左右，位于岳阳县筻口镇境内的省道S306游港河筻口大桥发生垮塌。潇湘晨报记者于当日上午抵达现场，据岳阳县公路局发布的通报显示，事发原因可能与近期上游(临湘市)持续暴雨天气引发洪水冲刷河床、桥墩基础掏空与下游河床降低有关。
潇湘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筻口大桥的两端均有不少村民围观。大桥两端已经用砖头砌起了高约50厘米的简易围墙，防止村民进入桥面。多名交警及公路局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一位住在附近的方姓村民称，垮塌发生在凌晨5点钟左右，当时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名围观村民的确认。
岳阳县水务局分管防汛工作的副局长刘毅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当地降水量较大，游港河水流较大。但具体降水量数据，刘毅表示将在下午反馈。
岳阳县公路局4日当天通过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显示：6月4日凌晨5点，岳阳县公路局防汛值班电话接到报警，S306线筻口大桥出现险情。6点整，岳阳县公路局杨学军局长等一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大桥6、7、8、9#桥墩下沉倾斜，桥面断裂，交通完全中断。随后，市县政府领导及市公路局长均已赶到事发地点，进行紧急部署，公安交警、公路路政等部门已对事发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据初步分析，可能与近期上游(临湘市)持续暴雨天气引发洪水冲刷河床、桥墩基础掏空与下游河床降低有关。据初步排查，未引发交通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原标题：岳阳一大桥凌晨5点垮塌 初步调查原因发布)
我为正义而战
2015年4月16日我们老百姓告状没人管，还被支部书记崔生海雇佣黑帮团伙拿棍棒打伤老百姓30人，打人后威胁老百姓谁敢去医院去医院打你们让老百姓报警，说前脚进监狱后脚出来，国家给的地补树补全给贪污，国家投资400万打井一滴水没用全部卖了。打人第二天警察和黑帮团伙一起在我们屯查案，官方袒护包庇。2015年
5月20日09:57全部转播和评论（122）我为正义而战: 是不想干了！可是没人接他的乱摊子！能卖的都让他卖了两个媳妇，黑白两道，公安局，工商局，粮库，广播局，他二哥是组织部部长，上面有人照着，98年洪水亲自炸江坝，没有任何处分，还当了甘南县副县长，洪水淹了吉林省老百姓，帮我转发，今天我们被打明天可能是你你你，说对吧bu20150604
据报导，中共天津市原市长戴相龙的女婿、香港上市公司数字王国实际控制人车峰于6月2日在北京被查。报导称，车峰此次被查与马建、郭文贵案有关。此前，有关戴被调查的传闻也不断传出。内地富商车峰已于6月2日在北京被查。数名与其有交集的人士致电车峰，其手机已关机。这是一查一窝的节奏么？
【新华保险要脸不？那个黑手在屏蔽？】2012年，缪大妈给女儿和外孙投了两份人身保险。分别缴费5年和10年，加起来每年要交三万多，现在已经交了13万。前几天，女儿看到保单，觉得不对劲。女儿那份33岁投保，要到80岁才能取，外孙那份，9岁投保，70岁取
…新浪微博现在全部屏蔽转发不了
20150604
董法麟律师
城管叫嚣:“你去告我吧！我就吃共产党，喝共产党的，我就欺负老百姓。”记者去采访遭城管集体围攻…该电视节目主持人评论：他不是一个在战斗！…这个群体真是王牌之师啊！
http://url.cn/TbOMlm
海诺永在: 吃的喝的真他妈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除了马列毛等一堆思想，真没法喂这些鹰犬。真正养活这些老逼养的，还是被他们往死里打的劳动者。||@媒体人欧菲:而且属于冷血的那种吧？ || 张春阳: 城管是砸锅专业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王思想
【表彰，神速！】6月3日下午，海军工程大学在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救援现场的长江大堤旁，举行隆重仪式，为潜水员官东记一等功，潜水员谢启峰记二等功，潜水员石柏岩记三等功。20150604
全部转播和评论(454)
反腐吴定州
03年江西景德镇景焦集团拆迁办人员邵福安、李新元等勾结非产权人欧阳景，由欧冒签产权人楊锦椿之名，签订我家拆迁补偿合同，使当年市价170万两间陶瓷店面只得到15万(其中5万是搬迁费)。十多年维权无果。此次拆迁:1没有进行市场评估；2没有进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远低于市场价；3产权人没有知情权。
史太狼
网民屠夫的案子仅是一起治安案件，公安竟然让他上央视曝光，这是以“违法制违法”，严重侵犯当事人隐私权，这也是变相的“游街示众”。---- @刘晓原律师
史太狼
yanping：此国，屠夫这样人类的同情心、正义感尚未泯灭的行动者，只有进监狱的宿命。此国未进监狱的13亿人，也是麻木混吃等死，哪天屠刀落到自己头上，属活该报应。再也不会有一个屠夫为你站出来。
西安电信被指拖欠巨额劳务款 农民工讨要不成反遭报复
《法制传媒网》 焦永锋 修清
来自西安市灞桥区的程先生怎么也想不通，他的工队给西安电信干了4年的活，但数百万元的劳务款项却被恶意拖欠长达6年之久。时至2015年4月，西安电信对曾经帮助他们抢修的三四十名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仍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拖欠。更为恶劣的是，在农民工兄弟刊发网络求助视频后，竟被西安电信报复性暂停了工头的电信缴费厅合作。西安电信欺负弱小农民工兄弟，让人怀疑该公司是否还有良知和法律意识？
恶意拖欠工费5年
程先生在2008年前后组织农民工工队，在西安电信纺织城、金花分局招揽些小工程勉强维持生计。但微薄的收入让他们决定退出电信的小工程。2009年，西安电信纺织城分局局长找到该工队表示，由于该工队的退出，该分局的抢修、大修等小工程没有工队愿意干了，尤其是抢修工程，若不尽快接通线路会造成通讯中断，将引起大量投诉，从而分局的考核也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先生的重新干电信的有关工程。
2009年，纺织城电信的领导又热心地联系挂靠单位，用以解决程先生工队的款项结算问题。同时，该局领导表示，会给程先生介绍该局的其他工程用以补偿多年来的支持。此后，在2009年3月到2012年12月间，该工队给电信局完成3000多项抢修工程，100多项大修工程，10多项管道工程和10多项网建工程。
在上述程中，工队的农民工兄弟都是加班加点的进行作业，一般都被要求在24小时完成维修工程。尽管活儿很苦、很累，但是工队都是尽心尽力的保质保量完成。
然而令人心寒的是，西安电信却在上述工程上恶意拖欠工队的工费。为此，工队多次向灞桥区电信以及西安市电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最终都是无疾而终。由于农民工兄弟们要生活，工队只有到处借钱应付。西安电信韦和平局长对此也是一味拖延时间，不管农民工兄弟的死活。
讨工钱遭恶意报复
2015年4月，当媒体就此向西安电信了解情况时，西安电信一位女性负责人称：“电信与农民工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将工程承包给了相关公司。电信公司与工程公司约定的工程款结算本来时间就比较长。” 就农民工反映的600多万元工程款项的数字，西安电信负责人表示，按照电信的核算实际工费只有260多万元恶意。但工队的说法是，电信是在克扣。比如要抢修一个通信电缆，点电缆却把村民的房屋损坏了，工队只能先赔偿损失才能抢修。但西安电信却认为，只应该其付管给抢修费用，而不给其他费用。西安电信的做法就是想那个“我只要葫芦而不要葫芦藤”的故事的最新演绎。
而就是按照西安电信的核算，260多万元的工费，目前并未给付。西安电信的理由是，相关手续不全无法核算。然而，在农民工兄弟无奈在网络上传了讨要工钱的视频后，西安电信恼羞成怒，竟然将工队程先生家人开办的电信缴费室的合作给单方面撕毁。农民工兄弟们认为，这是西安电信的恶意报复行为，但电信却表示，只是合同到期不再合作的结果。 6月2日9点39分全部转播和评论（28）
这几年总提 “统治末端坏死综合症”，执政者全国维稳，社会全面溃败，人祸造成或放大的灾难就会层出不层，大的如川震舟曲泥石流三聚氰胺全流域污染，一般的如校车动车毒食品事故，小的如校园屠童案杀医案。统治将垮未垮，就是民众噩梦时刻且还不知要持续多久。生命的代价将以百万千万计--@wenyunchao
中国的事不能细究：21点30分船只遇险，包括船长在内的7人在没有发出无线电求救信号的同时，却能竭尽全力冒着9.2级的大风游了两个多小时自救到岸。最后23点50分左右报警……两个小时浪费在黑色的江面……转
李庄
上班时间未到，与张海王丹等来到庆安公安局，有关领导将我们请进办公室，在较为亲切友好气氛中进行坦诚交谈，首先亮明来意：不问其他，只关心律师被抓。提出两个请求：1-以公民身份去会见一下被行政拘留的律师；2-提前将律师释放。领导正在研究中。另告知“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信息不准。
@李庄: 庆安来电，部分亲属已经会见，部分律师已经提前释放，就此声明：无论批准亲属会见还是提前释放，均是大家前期呐喊声援的结果，与本人、张海和王丹律师今日与庆安警方会晤无关，只是碰巧而已，过多溢美承受不起。谢谢今天 10:20 全部转播和评论(1114)2015
王哲说事
【《西部大开发》执行社长卫思宇给延安市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午，本刊网站刊发的一篇由副社长封营库所釆写的所谓＂负面新闻＂《富民工程成了伤民工程》，终于被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被删掉了。作为本刊的主要负责人，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延安市的领导讲讲……20150603
下午，告诫同事今天是个特殊日子，不要在网络乱说话。结果一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80、90后们天方夜谭似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白后，有一个姑娘不屑一顾地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用，能帮我赚钱么？”青年一代的麻木、苟且让人心寒。
#旁观中国#【在华美国留学生：九成有中国朋友五成准备留下】（记者 卿滢）接近八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生活让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变得更加正面。不过空气污染、等问题对受访者困扰严重，还有人还有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奇怪现象：大街上发生了家庭暴力，结果无人上前干预。
http://url.cn/dqmsdb
4、在中国生活最头痛的是？
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空气污染、新闻和信息审查等问题对他们困扰很严重，还有人还有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奇怪现象：大街上发生了家庭暴力，结果无人上前干预。
语言是另一个大问题——中文基本被认定为美国人最难掌握的语言。《外交政策》分析道，中文的难，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包括中国环境的相对封闭：
即便对决心掌握这门语言并在文化上融入的人来说，挑战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国家习惯于把国籍和种族混为一谈。
Even for those determined to master the language and integrate culturally, the challenges are steep in a country thattends to conflate nationality and race.
（小编：这段很绕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解读一下，意思就是中国人太“看脸”，不论一个长着西方脸的人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来学习中文和融入中国文化，都很难被看成“中国人”。）
国际足联的体制决定了其腐败不输中国：1）国际足联规定各个国家不能公开干预本国足协事务，否则会遭到制裁，更不能监督国际足联，这实际上是国际足联编织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防护网。3）国际足联内部虽有选举，但无人监督这些有投票权的执委或委员。4）国际足联主席只要搞定执委小圈子就能为所欲为。转
詹惠中
【药】今天，网友“懒猫1181”在论坛说：路上捡到了一个U盘，打开后看到的内容吓了一大跳。微评：无论他是真的捡到还是故意曝光，看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病不起了。
20150603全部转播和评论（597）
天马: 你就知道为什么满街都是药店了吗？宝宝: 艹，麻辣隔壁的，至少7倍原价雄狮复活: 所以一家医院赢利几十亿就不足为奇了独行: 知道为什么病不起了，喝血呀半山痴人这个，各级医疗机构负责采购的都会遇到经销商的促销。包括村卫生室工作人员也会请到促销聚会
谈春平
【甘肃多名学生被报考公务员】近日，甘肃天水师范学院的小杜上网报考公务员，发现自己已被他人报名。除姓名身份证号外，毕业院校、户籍地等都与自己的不一致。消息在班里炸了锅，随后班里28人发现个人信息被盗，20人“被报考”同一单位——徽县财政局。同学们到派出所报案。新华http://url.cn/XtXjTh
甘肃多名学生被报考公务员 疑制造报考虚高
http://ndapp.nandu.com/app.php?m=News&a=show&id=31534&ndfrom=
近日，甘肃天水师范学院的小杜想上网报考公务员时，竟然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人报了名。这个消息在其班级里炸了锅，随后班里35名同学里，有28人发现个人信息被盗用。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找回报名序号后发现，信息被盗的28人中，有20人都“被报考”了同一个单位——“徽县财政局”。随后，学生们向派出所报案处理。
信息被盗用的同学认为，“盗用他人信息的人，并不是想直接冒名顶替，而是用他人信息报考与自己报考相同的部门和职位，造成这一岗位报名者很多的假象。”
起因
该身份证号已报考
5月17日，甘肃天水师范学院的小杜想通过网上招考报名系统报考2015年度甘肃省公务员，可当她提交申请时网页却弹出消息：“该身份证号已存在，请认真核对”。
“我以为自己填写有误，又填报了一遍，结果弹出的是同样信息。”填报两遍仍没有通过后，小杜开始有些着急，打电话向甘肃公务员考录办等咨询。结果让她大吃一惊，自己的个人信息已经被他人报了名。
“通过找回报名序号，我成功登录了报名系统考生页面，发现自己确实已经被冒名。”小杜越看越吃惊，发现除了个人姓名、身份证号信息外，毕业院校、报考部门、户籍所在地等，都与她自己的不一致，但却依然“被报了名”。
小杜所学的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是班里第一个报考公务员的，她个人信息被盗和“被报名”的消息，很快在班里“炸了锅”，不少同学陆续发现，自己也已经“被报名”。
“我们班有35人，有28人的个人信息被盗用，其中有的准备要报考，有的没有报考的打算。”小赵是班长，为了维护全体同学的利益，他和学校的老师一起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让不少学生惊讶的是，通过找回报名序号，他们发现，信息被盗的28人中，有20人都“被报考”了同一个单位“徽县财政局”。
处理18名学生重新报名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些准备报考公务员，却因个人信息被盗而无法上网报名的学生感到十分焦急。对此，5月21日，甘肃省公务员考录办公室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建议信息被盗的学生尽快报案，并强调考录办定于6月1日—6月2日在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集中处理这类问题，请发现个人信息被盗用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前来现场办理报名手续。
按照《紧急通知》里的要求，6月1日，小琪一早就赶到了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不到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已经核对完她的申请信息，并帮她现场报了名。
“已经成功填报了，就差照片了。”记者见到小琪时，她十分开心。接下来通过网上缴费，她就能按时参加考试了。
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2日，已经有18名考生在现场进行了申请确认，完成了重新报名。
疑问
是谁盗用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被盗用，网上无法按期报名，现场确认，又可重新获得报考机会。对于天水师院的20多名学生来说，可谓“悲喜交加”，但萦绕在他们心头的一个疑问始终没有解开：“是谁盗用了我们的个人信息？”
甘肃省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处处长薛立平介绍，往年也有考生信息被盗用，但是个别现象，今年接到的投诉电话却有六七个，“为了及时并最大限度保护考生权益，我们发了紧急通知，给个人信息被盗的考生一次到现场报考的机会。”
记者从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了解到，此次个人信息被盗的不止是天水师院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毕业的往届生。
“不排除一些人恶意干扰报考秩序。”薛立平介绍，从公务员报考环节看，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如报考人员的电话，审核人员都看不到，经过专门报批程序后，从后台才能看到，“因此从我们这个地方泄露考生信息是不可能的。”
■分析
制造报考虚高假象
采访中，一些学生表示，天水师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班的学生有一个微信群，为了方便核对，他们曾将个人信息在群里发布过。他们的个人信息是否因此集体“被盗”，没有人能说清。
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主任尚华介绍，在甘肃省公务员报名期间，每天都会通过网上公布报考部门、报考职位的报考人数，这一方便考生的措施，却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他们盗用别人的信息，来制造某一个岗位报名人数虚高的假象。
那些被盗用个人信息的考生，也这样认为。“盗用他人信息的人，并不是想直接冒名顶替，而是用他人信息报考与自己报考相同的部门和职位，这样就给其他考生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这一岗位报名的人很多，其他人报得少了，等于减轻了他的竞争压力。”小琪说。
然而，人还没有报名，信息就被盗用了。信息是何时被泄露的？通过何种途径盗用的？谁该为此事负责？此案还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破。
新华社记者 王艳明 肖正强
张春阳: 繁森实不多见，宝森遍地可寻。有权不必膜拜，无权俱是凡人。 || @谈春平: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基本都是王宝森。 || @赵银光: 必须查！ || @谈春平: 我想问问@陇南徽县政府办 政府上班人员以前到底有多少人是冒名考试进来的？
庆安枪案死者堵门原因揭晓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04日 转载)
来源：新浪微博 作者：倍魄诉说
记者亲赴现场采访是绝对必要的，与新闻当事人面对面，就会有一手的信息传播给受众。尽管受到口径上的制约，但王志安的《新闻调查》还是给出了很多宝贵的原始信息。只要我们足够细心，善于使用逻辑工具，真相就能揭晓！
基本事实与过程摘要：
⑴庆安枪案死者徐纯合所在的丰收乡丰满村，村书记叫王淑华。今年早些时候，王淑华就曾去北京，把在北京乞讨的徐母权玉顺和三个孩子接回庆安；
⑵北京民政的救助站按权玉顺的身份证地址给丰收乡打电话让来人接走乞讨的徐家人，乡里就让村里派人接；
⑶指令顺序是：北京民政→丰收乡民政→丰满村村委→王淑华→徐母及孩子。这个操作顺序仅今年就重复过三次了；
⑷多次去北京乞讨，多次被北京通知接回，这让权玉顺成为庆安县有关部门眼中的敏感人物；
⑸徐家人5月2日在火车站购票，徐母想买去北京的票被拒，不得已改买去大连金州的；
⑹徐纯合一家在金缘饭店吃完午饭，11点39分回到火车站门口，在站外门口遇到有人劝阻徐家外出，劝阻者与王淑华打出的一个电话有关，而此被叫电话的手机机主名叫陈志勇；
⑺由于离检票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王淑华有足够时间赶到火车站接回徐家人，所以，徐家人被允许进入火车站。此时，徐纯合已经确知王淑华会在他们检票前来火车站拦他们；
⑻11点49分，徐纯合一家人进入火车站候车室。12点14分，醉酒状态的徐纯合开始堵门闹事。
【资料来源】
①徐母视频
http://video.weibo.com/show?fid=1034:987734de6144b75843b309d664d543ac
②5月14日《焦点访谈》
http://news.cntv.cn/2015/05/14/VIDE1431606901716286.shtml
③5月24日《朝闻天下》
http://video.sina.com.cn/p/news/c/v/2015-05-24/081164980187.html
④5月30日《新闻调查》
http://v.qq.com/page/i/0/i/i0016wh4xqi.html
【背景阅读】
⑴《梳理庆安枪击的时间遗漏》：
http://weibo.com/p/1001603845983241959999
⑵《庆安枪击“阻访”新证据》：
http://weibo.com/p/1001603845556379254770
⑶《庆安“枪案追踪”变相认错》：
http://weibo.com/p/1001603846705190679060
⑷《庆安枪击三大神秘与费解》：
http://weibo.com/p/1001603846757447516442
【徐纯合堵门原因详细梳理】
王淑华是解谜徐纯合堵门原因的关键人物。徐纯合一家是丰满村村民，而王淑华是丰满村的书记。徐母权玉顺带孩子在北京乞讨，丰满村奉乡里指令三次派人去北京接他们回来，而王淑华至少去接过一次。
根据《新闻调查》（资料④），我们知道了王淑华是阻止徐家人外出乞讨的第一责任人。 
一、徐母一口咬定有人跟王淑华通电话
那么，5月2日徐家的这次外出，王淑华有没有参与阻止呢？徐纯合是不是因为得知了王淑华（将要）前来阻止而堵门闹事呢？至少徐母权玉顺认为，儿子闹事是出于这个原因。
据资料③，央视5月24日的“枪案追踪”终于加入了徐母权玉顺的说话内容，但徐母的话都是谈儿子怎么嗜酒、怎么爱发脾气、摔东西、精神不好，总之，还是“母证儿罪”的套路。当然，如下两点才是足令全世界新闻瞠目的创举，我认为其令人发指的程度可以申请吉尼斯了：
⑴新闻采访，不播记者是怎么提问的，直接用画外解说代替记者的现场提问！（这好比是——记者：你家鸡是谁杀的？聂树斌：我杀的。换成解说提问：康某某谁杀的？聂树斌：我杀的。——央视任性，就这么干了！）
⑵能把人雷到外焦里嫩的是，央视又让解说员在千山万水之外对着央视的麦克风隔空提问权玉顺：“徐纯合为什么要阻止其他旅客进站？”而权玉顺没说一句话，她托梦委托央视的剪片员用一个0.2秒的摇手画面代替她回答“不知道”！
仅六天之后播出的《新闻调查》，王志安与权玉顺有问有答，徐母十分肯定地表示：儿子闹事是因为有人跟王淑华电话联系了！
事实太明显了！根本不是徐母“说不清”，而是有人根本就不想问！或者，“问”不清！
二、王淑华一口咬定自己没跟乡里通电话，但她说谎了！
王志安问王淑华有没有跟徐纯合电话联系，王淑华直视王志安的眼睛说：“没有。”她没有说谎。
王志安紧接追问，有没有跟车站的人联系，王淑华断然否认：“没有。”王志安接着追问：“乡里面呢？那天。”王淑华的目光转动，不再直视王志安，眼珠上挑向右。心理学研究表明，普通人在说谎时常常会目光游移，向右上方看。
王淑华回答说“乡里也没打。”
我们马上就能证明王淑华说谎了！——不是靠心理学的微表情解读，而是通过王淑华的通话记录。
三、王淑华其实先打给了乡长，然后又打给了副乡长！
别以为村支书就不研究兵法，王淑华就懂得欲擒故纵！她不只跟王志安，之前跟《焦点访谈》的记者也说过“我的电话随便调！”。我们立即满足村支书的要求！
根据《新闻调查》（资料④），王淑华5月2日9点至12点半共打了3个电话，第一打给的是马季，第二个打给的是赵猛，第三个打给的是陈志勇。
9时03分，估计是徐家人动身前往火车站的时间，王淑华可能得知了这个消息。她是村支书，也是阻止权玉顺再出去乞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她立即给机主名为马季的手机打了电话。那么，马季是谁？
查询庆安县政府官网，在政务公开的栏目里有一篇今年1月16日的《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的文章，公示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季，原丰收乡副乡长，拟提名为乡长。现在，马季应当已经任职为乡长。王淑华说她没有跟乡里通电话，难道打给乡长不算跟乡里通话联系吗？
估计王淑华是向乡长请示要不要阻止徐家人外出乞讨。12分钟后，王淑华打电话给赵猛。那么，赵猛是谁？
根
据绥化新闻网上2013年9月17日的一篇报道《丰收乡汉麻种植喜获丰收》，在一年多前，丰收乡有一名副乡长就叫赵猛。据此，我们估计赵猛2015年5月
2日可能还是任职副乡长，至少应当还是乡领导。那么，也许赵猛是乡里负责民政的干部，王淑华可能是向分管领导请示这一次要不要主动出击等等。
无论如何，王淑华向央视记者王志安断然否认她曾与乡里联系，是不折不扣的谎话！
王淑华第三个呼叫的手机，机主名叫陈志勇。目前我们不能通过机主姓名获得什么线索，但是，通话的时间是11点49分！在庆安枪击案中，这是一个相当关键而又神秘的时间！
四、“11点49分”——被刻意隐蔽的神秘时刻
11点49分是徐纯合一家人进站的时刻，最早用这个时刻给出报道的是新华社记者。这么精准的时间一定有电子计时的确切证据，因为靠人的记忆是不可能精确到分钟的。
但
奇怪的是，央视对庆安枪案进行了至少五轮报道，每次报道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新的监控画面披露出来，其中前来购票的进站时的室外监控，离开候车室去吃饭的室
内、室外监控，都有确切的画面和监控时间显示。但五轮报道始终缺失的是午饭后徐家人进站的画面：室内、室外的监控都缺失！
徐纯合一家11:39:24用餐完毕，走到了火车站门口。请注意下图，徐纯合行走的方向没有避开站在一起的几个人，而像是走到了近前与他们交谈。这些人会不会与陈志勇有某些关联呢？
如果没有耽搁，按上图徐纯合的位置，他需要多长时间走进火车站呢？30秒应当绰绰有余了。但是，请看央视《焦点访谈》视频网页上的文字解说，它上面写的很明确：“上午11点49分，徐纯合进入到火车站候车室内······”
什么？至多10米的距离，如果只是向候车室走，需要徐纯合走10分钟吗？
这里有一个【蹊跷】和一个【巧合】。蹊跷的是这么确切的进站时间，给个监控画面会是多么直观有力？为什么五轮报道下来，就是死活不给这个画面呢？
而
【巧合】的是，11点49分也正是王淑华打给机主名为陈志勇的手机的通话时刻！此通话持续57秒。考虑通讯系统计时与车站监控计时可能有少许误差，那么，
我们自然假定，正是在王淑华与机主名为陈志勇的手机通话结束之后，徐纯合一家被允许进站。因为离开车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王淑华还有充裕的时间来到火车站
截回徐一家人。
经过这个假设，手机通话与进站时间一致的的巧合就不再是巧合，而成了因果。而央视始终不能拿出中午进站监控画面的【蹊跷】也就不再蹊跷，而也成了必须。因为官方始终不承认有徐家被截的事件发生过！他们当然不能泄底！
甚
至，还有一种可能：新华社的报道或者《焦点访谈》的最初文字解说稿，关于徐家人的进站时间的报道，就是截取于警方的原始报告，而由于阻拦徐家人是地方政府
的私自行为，与铁路警方无关，所以警方的报告可能并不避讳这一点。所以，原始报告可能就是说11点49分拦阻人员通话结束后放行了徐家人，徐纯合一家于是
进入了候车室。
这样，新华社记者与央视记者在根据警方提供的报告采写报道时，很可能引用的“11点49分”的时间，并不是辛苦查看监控，核对画面上显示的时间的结果，而是这个时刻直接来自警方的调查报告！而警方的报告里写下的时刻，恰恰是手机通话结束的时刻！
这样，就有了可能的三重理由，导致央视绝对不能播放徐家人进入车站前后一段时间的室内、室外的监控画面：
⑴这些画面十分明确地反映了徐一家人被丰收乡政府派来的人阻挠进站的事实；
⑵徐家人进站时监控上面的时间显示与11点49分有较大差异，如果播出画面，不仅否定了之前新华社的报道，而且，也暴露之前报道的精确时间是来自于手机通话记录的时间，从而暴露了“截访”的事实；
⑶给出确切的进站时间的画面，人们就会注意到徐纯合从来到站口到进入候车室竟然花了10分多钟的时间，这让人怀疑徐家人曾遭遇阻拦。
基于上面第⑶点理由，央视还真就干了一件【欲盖弥彰】的蠢事！他们把“上午11点49分”给藏了起来！
《焦点访谈》在制作配音解说时，把非常确切的进站时间“上午11点49分”改成了“随后”两个字！若不是我细心地读了网页上的解说词，就不会发现这一改动！
这一改动说明了什么？说明在最终制作时，有人发现如果读出来“上午11点49分”这个时间，人们就会有更多线索，发现进站时间存在“对接不上”的问题。把精确时间改成模糊的“随后”，只有一个目的：让公众忽略阻拦所造成的时间空档！
精确的进站时间有木有？有的！但这事不能提！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怎么办？多亏播出前有负责任的同志及时发现了，大笔一挥改成了“随后”！
但阴差阳错，“收之东隅，失之桑榆”，不料还是在央视网发布录稿时，不小心用了原始稿，于是露了马脚！
神秘而又被刻意隐蔽的“上午11点49分”，事实上与王淑华有着必然的联系。央视为了它而【欲盖弥彰】，王淑华为了它而【转眼珠撒谎】。而在这些掩饰与谎言背后，是他们自认为不能说的秘密。
救人经验不足，造神烂熟于心。如此功高盖世，大可唯我独尊。 ||
楚原: 唉……………………………… ||
@黄药师-黄立忠: 救了几个人？要记住这些会记入历史的！ ||
@董法麟律师: 丧事办成喜事的节奏,不能过几天再表彰吗？||
@刘虎: 还在救人，莫慌造神。
黄药师-黄立忠: 让死者的家人情何以堪啊？ || 李秊双: 还有几百个人在水底下不知生死，你们却在那里急着表功，表功比救人还急吗？再说这样做合适吗？braveheart1: 在支那猪国，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救人，比你能否挽救生命更加重要。卢立标: 先调查调查后台老板是谁责任人是谁吧！别急着在四百多老人的尸体上造英雄。中国官媒到底肿么了？！
失忆的子弹: 右边的评论被评为本贴最佳评论。 || 第四只眼: 无耻的国家，总是把丧事当喜事办。
潜水员连夜救人一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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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进展
潜水员连夜救人一直无休
新华社2015-06-04 06:45
新华社武汉6月3日电（记者刘景洋 冯国栋）凌晨2时30分，倾斜倒扣的东方之星只露出锈色的船底，平静清爽的江风瞬间变成大雨倾盆。“蛙人”收绳调整装备，官兵开始轮换，指挥船“航勘201”上，部长、将军、救援专家反复推演着新的救援方案。
血丝
“我救了两个人。”
说这话的是24岁、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潜水员官东。救援第一天，官东先是救出65岁老年女性幸存者，又在下午救出21岁的加油工小陈，并将自己的呼吸装备摘下戴在小陈的头上。
↑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潜水员官东。新华社记者 刘景洋 摄
堪称神勇的表现和帅气的外形，让官东火速受到网民的热捧，被称作“男神潜水员”。午夜，刚上岸休息片刻，以探照灯为背景光，官东简单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当官东发现小陈时，他被困船舱顶部近20小时，黑暗和恐惧让他几近崩溃一心“等死”。很难想象，为了鼓励小陈，官东耐心开导了他10来分钟，直至氧气眼看见底，他才毅然将呼吸器戴在小陈头上，和同伴带他出水。接受采访时，他不断用力挤着眼睛，眼里满是血丝。
死神面前的人性关爱和奋力一举，为生命驱走了黑暗。“现在想想挺危险，当时就想着救人。”官东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红，但采访他的记者也不再舍得多问，心照不宣地多留时间给他休息。
喘息
雨时大时小，仍没有停歇的意思。潜水员谢启峰刚在船上一站，江风一吹，还是冷得浑身发抖，仅仅凌晨后，他就已经下水两次。“快快快，再来几个人。”刚跟记者说了一句话，他又整理护具跳入了浑浊的江水中。
↑夜间救援现场。新华社记者 刘景洋 摄
即使在白天，在三峡放水量大幅减小、水质浑浊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探照灯也仅能给潜水员半米的视线范围。4层船舱、100多个房间，在水下有多少舱门打不开，有多少杂物乱石障碍，很难想象，但连夜赶到的总共200余名“蛙人”接到的任务就是“连续作战，逐一摸排”。
寂静的夜晚，潜水员上岸时的声音非常清晰——那是从呼吸面具里传出来的一声声急促的喘息。同伴们帮助摘掉面具的同时，会递上一瓶矿泉水，不少潜水员一饮而尽，体力消耗之大可见一斑。
“打捞上来一具遗体……”3时50分左右，有人来报。“又打捞上一具遗体……”4时10分左右，又有人来报。彻夜守候的军医女战士立刻抬着担架、白棉被跑到船边，安静快速地盖好被子，小心翼翼地抬走，为生命保留最后的荣光。
5点刚过，天空开始放亮，虽然云层很厚，仍能看到水天交界处升腾的光。新的一天已经开始，长江中的生死救援仍在继续。
【相关报道】
潜水员官东立一等功 网友怒赞男神！
↑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潜水员官东在救援现场（6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6月3日下午，海军工程大学在湖北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救援现场的长江大堤旁，举行简短而隆重的仪式，为潜水员官东记一等功，潜水员谢启峰记二等功，潜水员石柏岩记三等功。潜水员官东于2日上午成功在沉船中救出2名幸存者，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高度称赞。
6月2日上午，海军工程大学受令派出潜水员赴湖北监利大马洲长江水段救援“东方之星”沉船。领受任务后，潜水员和保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11时20分，潜水员官东第一个入水，在舱室内探摸时，官东发现一位老大娘，他摸到老人身边，为她戴上潜水装具，并于20分钟后和其他潜水员一起将老人成功救出水面。65岁的老大娘朱国梅成功获救。14时15分，官东在水下又发现一名幸存的小伙子，由于惊吓过度，情绪紧张，小伙子无法穿戴救生装具，官东果断脱下自己的潜水重装具，和另外两名潜水员一起把小伙子救了出来。这名21岁的重庆籍船员陈书涵顺利得救。
另外两名潜水员谢启峰和石柏岩在整个搜救过程中同样表现出色，打捞出水多具遇难者遗体。
海军工程大学副校长苗宇在仪式上讲话，他说，这支潜水分队是中央军委命名的“抗洪抢险英雄潜水分队”，希望全体救援人员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下一步的救援工作中挑大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新网）
【网友热评】
@
oracle0380：潜水救援跟陆上不同，官东遇到的事情要不是处置及时很可能就光荣了，人家在现场舍命拼搏，还不能鼓励一下？怎么乘客的命就是命，救援人员的命就不是命了？
编辑：孔唯千 关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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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飞
何炅的粉丝中间有不少人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但在维护其偶像时候的罔顾事实、没有丝毫规则意识、颠倒道德是非观念的能力颇让人叹为观止。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大学已经破产了，大学管理层的自甘下贱和大学生的自甘人格减等，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王思想016：【复旦三丑闻】1，宣传片抄袭。2，聘用野鸡教授张维为。3，全校竟然有2400个注册5毛。这三个丑闻是偶然的吗?没有关联吗。
拂袖亦轻狂
大部分人都误以为法西斯是历史上的某些人。错！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思想，发明者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语中的核心含义是；“人民团结在领袖周围，一切听从领袖指挥，领袖所代表的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视频: （2014）年深圳：警察加油插队耍横 怎料对方也是警察[看今朝]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5NzYyMTIw.html
董法麟律师
【龙应台: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政府每个单位预算可在网上查询,政府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在政府办事没有人为难他,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审查.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
http://url.cn/Qb82Zl
龙应台：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
http://view.163.com/12/1004/10/8CVDICHO00012Q9L.html
台湾人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台湾人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台湾政府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可以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台数，都一览无余。
台湾人已经习惯
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
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
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
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来源 > 财经网
网易评论长期接受投稿和读者来信 电邮view163#vip.163.com（将#替换为@）
检察官阿敏
求助万能的微博，今天我的QQ空间莫名其妙的被人举报并被屏蔽了！可是，自从有了微博，就很少用空间了，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家伙干的,我应该如何申诉啊？20150604
张春阳
这一遭，大水冲了龙王庙，不用查，肯定是临时工干的。 ||
@李怀富: 检察官也被举报了
||
陈刚: 我也是，最近一直没用空间，也没上传东西，不知为什么？已多次申诉，仍无结果，也没回复。 ||
资深人-余杭: 是因为你太正义了，网警已经开始行动了 ||
@检察官阿敏:
@腾讯薇薇
“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多大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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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多大可信度？
2012-05-08
史律高校教师 旅美学者
媒体声称的“美国贫富差距越大”值得怀疑。因为需要考虑婚姻家庭模式的变迁、移民、收入再分配和医保占实际收入比重的上升等。尤其医疗保险，其覆盖面越广，所带来的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也就越大。医疗费用在各国的增长速度都超过经济增长，在美国更是占到GDP17%之多。
转眼又是美利坚总统大选的年份。高帅富的官二代罗姆尼手握哈佛商学院硕士和哈佛法学院博士学历，在华尔街私募业界和咨询业界都是明星级别专家，自然也就成为“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标志性人物。尤其他反对奥巴马向最富裕的1%加税的打算，更是给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送去了一样求之不得的竞选武器：“罗姆尼先生承担的实际税率怎能比他的秘书更低？”成了奥巴马支持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那么，这个从“占领华尔街”开始就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呢？
根据康奈尔大学政策分析教授Burkhauser和经济学家Larrimore等人的研究，从1979年开始到2007年的二十八年里，按“纳税单位”（单身者算一个纳税单位，已婚夫妇算一个纳税单位）统计，最穷的那百分之二十“纳税单位”平均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与此同时，最富的那百分之二十“纳税单位”却有32%的平均收入增长。如果你去查那最富的百分之一，那增速更快得多。假如你的出发点就是要证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那么断章取义拿这几个数字就已经足够上街喊口号了，而且你并没有捏造任何事实。循这一思路，还可以去宣传最富的千分之一美国人三十多年前原本只占有百分之二的总收入，现在却已经占有了百分之八。更有财经记者David Johnston算出，当今最富的这三十多万美国人，占有的总税前收入比最穷的一亿两千万美国人还多！按纳税单位计算，美国197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是0.515，在0.5的红色警戒线之上，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7年这个数字却进一步达到0.566，经济不平等程度变本加厉。
这种视角的问题出在哪里？错在它忽视了四个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婚姻家庭模式的变迁、移民、收入再分配和医保占实际收入比重的上升。首先就是家庭模式。
几十年来，美国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时代典型的一夫一妻几个孩子那种“核心家庭”，在美国大都市地带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主流。形形色色的单身主义家庭、同居家庭越来越多，未离婚但处于分居状态的也不在少数。综合各项因素之后，如今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和自己的婚姻配偶生活在一起，平均一个家庭的人数比过去小了很多。然而“纳税单位”的统计并未考虑同居家庭，而是把同居的两个人的收入分开算做两个“纳税单位”的收入。如此一平均，和三十年前“核心家庭”占主流的时代相比，假设人均工资水平没有变化，每个“纳税单位”的平均收入会显得少了一大截。在校正了这个家庭人数减少的因素之后，美国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税前平均收入就比三十年前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穷者愈穷”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成立了。
第二个导致底层收入增长不快的原因，就是一千多万非法移民。进入统计口径的底层美国穷人，很大一部分在国籍意义上不是美国人，甚至不是合法途径的移民，而是身份不合法、按法律不可雇用的非法移民。首先这部分人的灰色收入最不容易纳入统计口径，导致他们报告的年收入低于实际数字。此外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最近二十多年进入美国的）的生活水平如果纵向比，应该是和他们在移民输出国的生活水平相比，而不是三十年前的美国穷人相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最穷阶层的税前收入增长缓慢并不一定因为美国穷人很难改善自己的收入，而可能更多因为非法移民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低端工作机会，在最穷的那20%里占据的比重增加了。
第三个，这是考虑收入分配时候最重要的因素：财富再分配。收入越低的家庭适用的所得税率越低，最穷的40%-50%美国家庭基本上不交所得税。与此同时，贫困家庭享有食品券、免费医疗、住房券、幼儿教育补贴和退税等等转移支付的收入，而这些收入是不算进一般的税前收入里面去的。在考虑了所有这些税率差异和财政转移支付因素之后，2007年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美国税后基尼系数是0.396，远没有“纳税单位”的税前基尼系数0.566那么吓人。但这还没有完，因为这个0.396的税后基尼系数还没有考虑一项把实际经济收入变得越来越平等的因素：医疗保险。
医疗费用在各国的增长速度都超过经济增长，在美国更是占到GDP17%之多。一个普通美国上班族每月花在全家医保上的钱动不动就是一两千美元：当期保费自付两三百美元，雇主付六七百美元，另外需要把工资的7%拿来缴纳公营退休医保的费用。保费占每月开支比例如此之高本身不是什么好事，但却有一个意外的减少贫富差距的效果：公司为一个清洁工缴纳的保费和一个公司高管缴纳的保费金额基本上差不多，很多雇主还为收入较低的雇员完全免除自付部分，为其全额缴纳保费，而工资较高的高管则有较高的自付比例。因此，雇主所付的那部分保费实际上也起到了均贫富的作用。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越广，它所带来的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也就越大。在把医疗保险因素加入实际收入水平的计算之后，美国家庭总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62，远低于0.4的一般警戒线。
在认识到医疗保险对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之后，回过头来看罗姆尼这个被政治对手作为贫富悬殊标志人物的施政记录，不得不说他是有点冤枉的。罗姆尼在马萨诸塞担任州长时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就是完成了全民健保改革，扩大了该州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而这在效果上是可以缩小该州贫富差距的。诡异之处在于，他的这项全民健保恰恰被自己党内的多数民众认为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败笔，他因此没法大谈特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要不然就可能起到打击本党支持者投票积极性的反效果。明明怀抱一个减少贫富差距的大政绩却不敢声张，反而顶了个不谙底层贫苦的名声，这也算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的一项奇观了吧。
（专栏约稿，请勿转载）
淡出鸟来
领导的车就可以压着双黄线走？你他妈的什么道理！
检察官阿敏
某报微博发布某人署名文章谴责某杂志抹黑某已故政治人物，兄弟有一想法，不知正确与否？据悉，该已故政治人物尚有后人存世，中央既然提出建设法治社会，死者后人完全可以依法维权，起诉该杂志便是！如此方符合法治精神！
应采用法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 ||
@检察官阿敏: 另外，正如您所说，烈士的荣誉和部队的荣誉是一体的,为什么部队不可以想办法通过法律途径为烈士维权呢？比如帮助烈士亲属聘请律师，提供咨询等工作。 ||
夜船闲吹笛: 此检查官大约未在中国王牌军队中生活过。
《财经》独家丨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干预司法 法院院长配合私放嫌犯
http://url.cn/Zz22Aa 谢德清等7人的落马，源于他们按照已落马的益阳市原市委书记、后担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马勇要求，曾串通勾结私自释放一名嫌犯。
《财经》独家丨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干预司法 法院院长配合私放嫌犯
作者：《财经》杂志记者 张剑/文
摘要 谢德清等7人的落马，源于他们按照已落马的益阳市原市委书记、后担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马勇要求，曾串通勾结私自释放一名嫌犯。
6月4日中午，湖南省益阳市官方发布消息称，该市7名政法系统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7人包括曾被举报赌博、携情人赴三亚旅游的赫山区法院原院长谢德清、原副院长王茂华、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刘非、益阳市第一看守所所长傅力可、民警杨超、赫山区检察院监所科周力军、赫山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李欣健。
湖南省、益阳市多个权威消息源向《财经》记者表示，谢德清等7人的落马，源于他们按照已落马的益阳市原市委书记、后担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马勇要求，曾串通勾结私自释放一名嫌犯。湖南省多位政界知情人士透露，上述案件由湖南省纪委到益阳宣布对谢德清等7人的调查决定。
谢德清等7名政法官员的落马，源于2012年11月益阳市赫山区发生的一起故意伤害案。在该案中，两名被告人系兄弟，他们的父亲与被害人袁某因就餐琐事发生冲突，两被告人均卷入冲突。哥哥在打斗中多次扎中袁某，导致袁某最终伤势过重身亡。2013年8月，赫山区法院一审认定，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哥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弟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李欣健担任了该案公诉人。 时任益阳市委书记、后担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马勇对此案多次进行干预。谢德清等7人按照马勇的要求，通过制造假证明等手段，最终将被关押的被告人私自释放。
知情人表示，谢德清等7人最终被抓，应该是马勇落马后交代了这一线索，纪检部门据此，对谢德清等人进行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9月，马勇被任命为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7年1月，马勇当选益阳市市长。2008年3月，马勇被任命为益阳市委书记。2013年4月，马勇又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副秘书市长（正厅级）。2015年5月13日，湖南省纪委宣布，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委副秘书长马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由于被抓还不到1个月，马勇所涉及的贪腐问题及案件进展，湖南官方尚无最新信息。 而据媒体报道，马勇的问题线索是湖南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巡视组在益阳期间，接到了对马勇问题的举报。
2011年10月，马勇连任益阳市委书记，他曾在任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自己月工资5000多一点，算上平时的稿费收入和其他收入，一年的总收入在8万元左右。
《财经》记者采访得知，谢德清、王茂华两人在4月就先后遭到举报。举报人的网帖及所附图片显示，谢德清与益阳法院系统一名领导聚众赌博。王茂华则携一名年轻女子赴三亚旅游。事发后，王茂华被免职，谢德清受到何种处分当时并无消息。
大地飞鹰
质检不合格就使用，在国外是大事，很多人会为此坐牢，负刑事责任，在中国，可能就不是事儿。
| 临汝闹社风波的前因后果 |
○ 李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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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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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发生在偏僻豫西小城临汝县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惊动了毛泽东，随后引爆河南省委领导潘复生、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本文以官方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图景。 闹社与闹粮 1956年5月24日，临汝县委宣布完成向高级社过渡。一个月后，胡庄乡龙山村就发生了第一起闹退社事件。起因是高级社职位分配和统一调粮等问题引发干群不满。从7月4日起，该村开始闹分社，多次驱打乡干部。县委3次派出监委副书记金长林、公安局副局长程广生等12名干部做工作，3次均被群众围攻。"村里组织拐棍队，老头们拿着拐棍在前面，见乡里、村里来的干部便打，壮年人使木叉，乡长书记都不敢来了。县里工作组来了，说谁再闹社拴谁！有个人过来，程局长的盒子枪顶住了他的腰，把闹社硬压下去了。" 到1957年初，闹社愈演愈烈。1月中旬前后到县政府请愿33起，共860人。杨楼乡小程庄中农李天福半年时间到县和洛阳专区告状10次。打干部8起15人。马庄社党支书靳长兴被打得头破血流，团支书张全有被打得浑身是血。鲁章等4个社拉出牲口50余头，其中32头被卖掉。王堂社辛庄7天内分了67亩地中的10余万斤红薯。杨庄社95亩苇园被私分。 除闹社外，还有闹粮。1957年春夏闹社745户，闹粮5009人，两者规模大致相当。1956年5月30日，袁庄乡牛庄村在生产副组长牛遂义率领下，强行打开仓库，将刚收的973斤大麦分给19户社员。11月21日，上鲁村在阎秀芝、鲁大捞、鲁菊女等带领下，抢分公粮（阎秀芝说是余粮，村干部为加重他们罪名，报为公粮）6191斤。据统计，全县阻运公粮8起，阻运统一分配调粮15起，开仓分粮7起，共42100斤。 关于闹社的规模，临汝县委1957年元月报告，涉及17个乡39个农业社96个生产队1.58万户7.16万人，4月份报告"澄清"为2917户5971人。西赵落第二农业社社长许新说："要放任不管的话，至少70%～80%的社员要出社。"时任庙下乡湾子社会计的阎老三说："大部分人不愿意入社。闹社时观望，想闹的多了。" 闹社的原因如下： 1.临汝县从1956年掀起"群众性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从4月20日到5月13日，短短20多天时间，高级社从原有的60个发展到271个，入社农户达98.6%，许多农民被强制入社。纸坊乡龙泉社曾召开9户退社户座谈会，有7户称入社时思想就不通。西赵落起初闹社的22户也是如此。退社户郭某说："入社时我想不通，干部李福智给我报上了名。" 2.入社后收入减少，饥饿的现实和入社前宣传的"富裕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辛庄闹社头头辛清臣，原来是木匠，收入颇丰，合作化后，被迫从事他不熟悉的农业劳动，收入大大减少，再加上干部作风恶劣，遂领头闹社。1957年上半年纸坊乡西赵落起初要求退社的22户中，收入减少的有21户，其中减少30%以上的19户，有6户更是减少50%～60%，只有1户增加收入1%。他们说，单干时有吃有花还随便，入了社，缺吃缺花不自由。"退社司令"李畔山，土改中分到了车辆、牛具、土地、靛池，家里年年粮食有余，盖起了7间新房，还买水地一亩。1956年，他在大势所趋情况下入了社，自然感到"吃了亏"，"不自由"，留恋土改后单干的一段生活。 3.不同村子合成高级社，统一分配引发矛盾。龙山村的土地为水浇地，生产小麦，产量较高，温庄和上、下冯沟的地质较差，产量低，多产红薯，几个村子组成龙山社后统一分配，龙山群众感觉吃亏。连庄和陈寨是邻村，长期以来有积怨，互不结亲，1955年两村人均收入分别为35元和57元，组成连庄社后统一分配，人均收入减少到27元。 4.合作社干部生产瞎指挥、多吃多占、财务不公开、作风粗暴。西赵落在历史上主要种大葱、青靛、甘蔗等经济作物，多则三四百亩，少则百十亩，入社后上级强制压缩到几十亩，仅大葱一项就少收入55800元。王堂社支书等3人，利用特权私用社钱380元，会计等3人进城看戏，拿社里15元做零花钱，普通社员有病要几角钱买药都不给。西赵落南张村组长私盗红薯300斤，留王社第三队队长、保管等7个干部集体贪污粮食2000多斤，红薯款27元。纸坊乡1957年入春以来，干部捆绑殴打社员事件发生5起。 对于闹社，临汝县委的结论是："仍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与某些敌人挑拨活动所引起的"，提出的解决方针是："加强思想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同时强调"追查打击敌人"，如平息龙山闹社，一度准备逮捕4个领头人，未获洛阳地委批准。上鲁村抢粮12天后，1956年12月3日下午，县法院在该村召开公审大会，宣判抢粮的鲁菊女、阎秀芝、鲁大捞等是"坏分子"，举办两期学习班，集训"坏分子"和"不满分子"84人，强迫他们写悔过书。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陈修良访苏记 |
冯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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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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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七十五岁的上海老太太沙尚之仍然每天上班。研究的对象是她母亲。 她母亲——陈修良，1998年11月6日，以一个平凡无奇的"上海市社科院退休顾问"之身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个让人想起谍战电视剧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1949年，她主持了南京的和平解放工作，令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荼毒。去世前不到一个月，她在病床上接待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解放前，她在南京曾有过一段大学生活。 这位1927年由共产国际选派留学苏联，一辈子投身理想的老太太，人生真正的高峰期却在晚年。去世前，她用二十年时间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各类文件、材料、口述记录，涉及大革命、抗日、国共内战、反右、文革等历史阶段，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历史的横截面。 "这项工作只有我能做。"沙尚之老太太骄傲地对我说。她母亲留下的大量书信、手写笔记，只有她能辨认。母亲晚年口齿不清，也只有她能听得懂。母亲留下的四十盘口述录音带，她一一整理成了文字。这四十份录音记录，她送了我一份。其中最吸引我的一段，是她母亲1950年访问苏联，"朝圣"的经历。 没有钢笔的国家 1950年2月，时任南京解放后第一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修良报名参加了一个考察团。团里三十几个人，全是组织部部长。名字就叫"组织工作考察团"。 刚刚建立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堆问题。怎么领导工业，怎么领导农业？党委和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党委、政府、工会、青年团，这四个组织经常打架，怎么和谐相处？……很自然地，考察团踏上了赴莫斯科的长途列车，前去"朝圣"。 对二十多年前曾经留苏的陈修良而言，这次考察不亚于另一次留学。她自己带着一堆问题，想向苏联求教。比如：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南京，只有两万产业工人。这么低的比例，怎么搞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考察团整整在苏联待了四个月，去的地方比她留学时还多：莫斯科、列宁格勒、克里米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就坐了整整五天火车。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频率 |
钱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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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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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势力"，是中共词典里的老词。它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总次数不算多。该报一九四六年创刊，"敌对势力"首次出现是一九四八年。从一九四八年到二〇一三年，六十五年里，共有一千七百六十六篇文章使用过此语。历年频率波动如图： 《人民日报》上的“敌对势力” （1948—2013） 上图有丰富的政治信息，隐含诸多疑问，如：一九四九年后的毛泽东时代，为数不多的"敌对势力"，是在什么语境下出现的？语义是什么？一九七八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又异峰突起，何种力量使然？ "敌对势力"从哪里来？ "敌对势力"是舶来语。据笔者掌握的《人民日报》资料判断，它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最初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九四七年成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敌对势力"这个词语，一九四八年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作者在简述历史时写道：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清算苏联国内压迫阶级这段时期，社会主义的关系已在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确定了。 "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其前身是"俄共（布）"。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共产党党史。这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党史，肆意篡改历史，满纸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政敌的诋毁。它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后即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共教材，影响了中共建政前后的两代人，它的一些语句，至今仍挂在中共官员嘴边。 中共建政后的若干年里，"敌对势力"是一个冷词。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8年间，《人民日报》上总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的语义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敌对势力"，指资本主义阵营。在共产国家多位领导人和官员的报告、讲话、声明、电报中，均强调抵御敌对势力的包围、侵略。 第二类"敌对势力"，指共产阵营内部的反对者。这种矛头向内的用法，特别值得分析。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在共产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抗议。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评论匈牙利事件时说，匈牙利国内有人正在"自由化"的掩饰下开始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他认为"国内有着显然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雄厚的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六版） 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称："敌对势力将不止一次地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所说的敌对势力指的是："受国际反动派指使的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骗人的口号一度把大量群众、特别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五版） 截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党报上，"敌对势力"一语还从未涉及中国国内。一九五九年，情形改变。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有十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五十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与大跃进有关。 上一年，毛泽东号召"赶英超美"，推行名为"大跃进"的激进经济计划，在城乡大炼钢铁，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高指标，高征购，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饥荒噩梦降临。一九五九年夏，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题原为纠偏，但因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直言批评，激怒毛泽东，议程突变，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毛紧急召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宣布彭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写道： 我国人民公社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极端的仇视和恶毒的攻击。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最野蛮的咒骂和最卑鄙的诽谤投向人民公社。在我国国内，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眼看着他们的"好日子"永远不复返了，也怀着彻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公社。（《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一个月后，刚刚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林文称："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教导下，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了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当敌对势力企图阻挠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挺身而出，为群众撑腰。"（《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一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和林彪一样，刘少奇在文章中赞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他说，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要"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两年多后，刘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终于吐露真言：中国遭遇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中国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的一九五九年和大饥荒最惨烈的一九六〇年，中共党报用"敌对势力"这个词语，将锋芒指向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当时，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表示异议的还有苏共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曾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人民日报》批驳"咒骂人民公社"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苏联事实上也在被批驳之列。彼时，彭德怀尚未被公开点名批判，中共和苏联"修正主义"尚未公开撕破脸皮，看似面目模糊的"敌对势力"一语，包罗诸象，是杀伤面很大的罪名。它把一切不赞成中国道路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统统圈入打击范围。使用者想株连的最大敌人，实为对专权者不满的党内高层。当时批判彭德怀，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就是"里通外国"。（这个"外国"指苏联） 上世纪五十年代"敌对势力"语义的演变，与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遇到的危机有关。先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机，继而是毛泽东大跃进的破产。对主义、道路、领袖的一切怀疑、质疑乃至抗争，都可装进"敌对势力"筐里，都可扣在"敌对势力"的帽下。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长沙知青大逃亡 |
陈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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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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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湖南省组织了数万未被高校录取的城市学生和闲散青年奔赴人口少、耕地相对宽裕的湘南、湘西农村。仅零陵地区的江永县一个县就下放了6000多名长沙知青。
这6000多人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右派、国民党军官……的家庭，其中颇有一些三湘名人,如两江总督陶澍、军机大臣左宗棠、湖南都督焦达峰、国民党将领廖耀湘等的后人。有些公社（比如白水公社）的下乡知青中，"黑五类"子弟比例高达95%以上。以至于有些知青点要成立一个团支部，会"很困难"。（江永县档案：《桃川农场关于努力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汇报》语）。这为后来当地屠杀"地富反坏右"风潮时，屠杀到长沙知青留下了恶根。
但这批知识青年长期受到党的"革命理想"的灌输，老实、听话，一般都乐于"改造"自己，甚至有一部分知青抱有"赎罪"的心理。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年轻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白天在烈日下劳动，晚上，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写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歌。
下面是一首我们将提到的一个人物王伯明的小诗《新农民之歌》：
扶着犁，扬起鞭
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
紧紧地追赶春天
……
心怀"原罪"，但并不消沉；被贬，而没有怨言；身处边陲，却满怀热望。这就是当时下到江永县的长沙知识青年的心态。
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破灭了这批长沙知青的理想追求，让他们走上了逃亡之路。
1967年8月，与江永县毗邻的道县，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屠杀蔓延到周边多个县，也很快蔓延到江永县，转瞬间，江永县的河水中漂起了"黑五类"的尸体。长沙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
 程保罗讲述王伯明是怎样被杀的
下面，以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录音整理），来记叙逃亡事件的经过：
王伯明事件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口述：
1967年8月17日，我们都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兄弟被杀的日子。
那一天，王伯明同另一位知识青年赵子振去江永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吃面。面还没端上桌，突然闯进来4个农民，拿着梭镖、鸟铳，有个抓着大刀。对他两个说："站起——"子振自然地举起了手。又问："哪个是王伯明？"因为那时王伯明参加过"湘江风雷"（湖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又喜欢演戏，有点名气，江永人都知道他是"黑五类"子弟。他回答："我就是。"他可能以为是来追查"湘江风雷"的事，就把手伸进左边兜里去掏平反证（也有人说是掏手巾擦嘴），准备解释"我是平了反的"。哪知道那农民以为他是在掏枪，叫声："狗崽子……"对着王伯明的脑壳"砰"就是一枪。
……
徐基盟说："凤亭农场枪战时，我是机枪手。"
造成长沙知青大逃亡的另一根导火索，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农民围困凤亭知青农场和双方爆发的枪战。
农民围困凤亭农场和枪战
徐基盟（凤亭农场枪战主要当事人之一）口述：
大约是在1967年的8月中旬，县农械厂的"湘江风雷"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江永武装部的枪很快会被对立派抢走了，是不是合力下手？于是我们开了一辆大拖拉机，坐了20多个知识青年，开到了城里，一直冲进了江永县武装部。
我们一看，武装部里空空如也，没有守卫的人。我们果然找到了放枪的仓库。竟然找到了9挺苏式的机关枪，还有20多支苏式的自动步枪、日本的三八大盖、1万多发子弹……真是把我们喜饱哒！
拖拉机满载着枪和弹药往回走，因为天气热，装得又太多，走到半路还爆掉了一个胎。
我们农场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了江永县配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这同时也引起了江永县农民的紧张。此后，我又亲手俘获了一名向我们挑衅的民兵营长。他们早就想对知青下手了，这下找到了借口。
8月17日下午，城里传来了王伯明被他们打死的消息。农场里一片人心惶惶，大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就在当天晚上，有人发现农场四周的山头上有好多手电筒光，大家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被农民包围了。果然天刚刚亮，农场上空，突然传出清脆的枪声，江永农代会集中了1000多武装民兵，把我们农场团团围困了。
他们满山喊着："缴枪不杀！""把人放出来！"
我们看来势凶猛，就派人去与他们谈判，说我们没有枪，说我们抢枪那是谣传。叫他们撤军，他们提出："撤军可以，你们先把人放了！"我们说："行！"立刻将那民兵营长放给了他们。
一拿到人，他们又无理提出，撤军大队要从我们农场经过。这明明是要趁机搜查农场。这等于是让我们受辱，我们坚决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
谈判代表回到农场，告诉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准备战斗！"
当时我们仗着武器精良，并不胆怯。一边让全场的60多个知青往回龙墟方向撤退，一边让武工队架起机枪，守在农场边的一座小桥——叫义田桥——的坡上，掩护大部队撤退。我架枪守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见农民进农场的情景。他们冲到女知青的宿舍里找枪，把一床床的花被子往外扔，叫人看得忍无可忍。当时我和周祥林共用一挺机关枪，他硬是气不过，朝着农场"嗒嗒嗒"就是一梭子。
这下，两边就打开了。他们那边也架起机关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到路边的树叶，"唰唰"地直落下来。
我们没打过仗，没战斗经验。两边都是树丛，中间一条路。我们的人，本应该躲在树丛中，利用地貌作战的，可是全都趴在路中间开枪。这不就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了吗？果然，对面一梭子打来，打中了周祥林的脖子，他当场就倒下了。我看见血"咕咕"地往外直冒，就喊："祥伢子受伤了，快撤……"我背起周祥林，跟着队伍拼命地跑，背到马河，就没得气啦。我们一直把周祥林抬到了回龙墟，埋在那儿。当我发现日夜在一起的兄弟周祥林已经死去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祥伢子、祥伢子——"地掩面大哭起来。
下葬的时候，我架起祥伢子的机关枪，愤怒地朝天"哗、哗——"开枪。
就这样，我们凤亭农场所有的知青，全部撤离了农场，踏上了回长沙的逃亡之路。怎么逃的，那是后话。
零陵"8·18"屠杀知青事件
几乎与江永县农民枪杀王伯明和围困凤亭农场同时，1967年8月18日，零陵前进公社一辆满载长沙知青的汽车无故遭到机枪、迫击炮的伏击。死9人，伤15人。人称"8·18"惨案。
长沙知青谢祥京口述：
我是1964年从长沙下放到零陵前进公社农场的。1967年8月18日那天的中午，大约1点多的样子，我们场里有20多个知青要进城去。公社有一部解放牌，正好停在我们场里。我们就跑过去，把车门撬开了，20多个知青上了车，我点燃了火，开得"呼呼"的往城里跑。
大约是3点多的样子，我们的车到达了县汽车站附近。
当时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较陡的下坡路，下坡路的最低处是个大"之"字拐弯。拐弯处的右边是零陵县东方红小学，学校外是一道沿马路而建的围墙。
这时候我看到公路中间，怎么横着两株树呢？我还骂了一句："缺德。"就把车停下，把头伸出去朝车上喊："下来几个人，搬树！"
当时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谢祥怡，另一个是余泽。两个人把树搬开了，正要上车，突然间，马路两边"砰砰砰"枪声大作，从学校的围墙和后面山上射出的子弹，把我的驾驶室玻璃"啪啪"打得粉碎。我感到肩上猛地一热，马上意识到，是中弹了！
我还想坚持开车跑，但手已不听使唤，我又坚持开出了约20米，再也坚持不住了，就猛地一个刹车，停住了车。我从驾驶室中翻身而出，滚下了马路边的一条水沟里躲避。这时又感到屁股上一热，可能是又中了一弹!
13个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组成文艺宣传队，满怀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谁知何小明（中排右一）竟在"8·18"惨案中无端被杀。（照片由知青周光武保存）
这时候，我只听得车上一片悲惨的喊叫声："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是知识青年——"但是枪声并不肯停止。
知青姚海不顾一切地脱下身上的白背心，站起来使劲晃动："莫打，我们是知识青年——"结果他也被打倒。
接着唐立人被打得脑浆四溅，杨海洲被打中了，吴德胜也被打中了……
猛然间，"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聋，原来是迫击炮响了，他们竟然向汽车开炮！
这时，我身上已多处负伤。血流满身，晕了过去。
下面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车上的彭稚鳌说的。
彭稚鳌说："突然，枪声猛地停了一下，他们在喊：'下车来排队——'何小明、段良农等人顺次地下车排队，突然，枪声又响了，他们竟然朝排队的何小明他们开枪！
枪声终于停歇，我跳下了车，就看到段良农右手扶腰，手上流满了血，腰上打了个对穿洞。我又朝左前方地上看去，看横躺在车子左边的何小明：一只黄色军挎包还斜背在他肩上，肚子被打出一排弹孔，肠子已经流了出来。
我伤心地恸哭，用他挎包内的白背心把他流出一半的肠子裹着塞进他肚内……
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打死了我们9个知青：何小明、唐立人、杨海洲、吴德胜、陈文华、王成章、廖忠普、余泽、彭柏元。9人中，彭柏元一人是零陵知青，其余为长沙知青。伤15人。
……
惨案大大震慑了下放到整个零陵地区上万长沙知青。数日内，几乎所有的长沙知青都逃离零陵，寻路返回长沙。
充满凶险的逃亡路
原来，长沙知青还存有最后的一点希望，盼望通过自己扎根农村的优异表现，获得"党和人民"的认可。但是，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当屠刀就要架到脖子上时，最后一丝留恋被割断了，只有一条路：逃！
"逃"很不容易，一方面农村民兵在各处设有路卡，日夜放哨，抓到逃跑的，视为逃跑的"黑五类"，一律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就地行刑"。另一方面，原来从江永回长沙的公路必经道县，其时道县正在大屠杀，所有的班车都停开。知识青年要回长沙，就必须绕道广西省，再进入广东省，从广东省沿京广线回长沙。
但从江永县进入广西，许多公社必须翻越高一两千米的都庞岭，十分艰难。其时，有些知青已在农村结婚，有的甚至有了孩子。所以，长长的攀越山岭的队伍中，常见父母背着甚至用箩筐挑着孩子而行………
长沙知青大逃亡的道路有多条，我们仅举其中的几条记录。
1.铜山岭农场知青：路遇695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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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知青刘蒲生这样记录铜山岭农场的知青逃亡过程：
"王伯明在县城被枪杀的同天。深夜3点钟，饱餐一顿后，99名知青一个接一个，弯腰弓背，轻手轻脚，离开了队部，消失在暗夜之中……
"女知青王近芳走在队伍中间，她的背上，用一块蓝布，捆着周岁的小孩，铜山岭农场第一个知青后代。几个壮实的男生殿后。方向：南向广西麦岭府。"
汤志云（现留江永县的长沙知青）：
"我们不敢走大路，怕遇上贫下中农追杀。翻山越岭，终于走到了广西麦岭府。我们99个人，还抱着孩子，算一算，向西再北上全州，要走300里路，向东到广东的坪石，再往郴州，也不会少于200里，走得动吗？又没吃的。这时，山下有一支军人队伍，正在麦田里收割麦子。我们顿时有了主意，一声吆喝，都去帮部队割麦子。
"这样，我们就有了接近部队的机会。再向他们说明我们是长沙的知识青年，为了逃避大屠杀才躲到这来了。在部队帮着割了两天的麦子以后，他们是6951部队，派了军车，并有士兵保卫，把我们送上了红石渡（现名白石渡）北上株洲的火车。"
2.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知青：翻越都庞岭
下放在江永县的知青罗丹记载道：
"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40多人，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庞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已经累得咳出了血。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马上烧火做饭。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里屋；老两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3.厂子铺公社下界头大队知青：全州冲击火车，集体舍身卧轨
任定一（厂子铺公社下界头大队长沙知青）：
"在逼近的危险面前，我们不得已选择了逃亡。但逃亡，怎么逃？往道县和往龙虎关走广西的道路，都给民兵层层岗哨封死了，不可能过得去。幸好我们有人以前到都庞岭的深山里背过木板子，有条山路可通广西。于是先派人到小卖店买了饼干。又通知各个点上的知青不可声张，等到9月5号晚上11点，都到村北面山边的红薯地里集合出发。我们还布置说：'每家都把灯放在窗户上点着，村里人一看有灯，认为屋里有人，就不会怀疑我们。'
"二十几个人，男的走头、断后。女的、体弱的走中间，互相帮携，在漆黑的都庞岭大山中艰难行进，终于走出了大山。
"最难的是从犁木到广西灌阳的61公里路。天气热，除了累、饿之外，还有一样难熬，就是烧裆，裆下走一步都辣辣地痛。
"幸亏灌阳当地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与湖南的'湘江风雷'关系好，热情得不得了，又是管吃饭，又是安排住宿。第二天一早，又用车把我们送到了广西全州。到了火车站，他们说：'我们无法帮你们上车，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那时，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地上、路边，到处坐满了人。当时列车晚点是经常的事，有时，列车看下面的人太多，也不停车，一冲就开过去了。所以，能不能上得了火车是个大问题。
"我们早早筹划好了'登车计划'：将二十几个人一字儿排开，各盯守一节车厢，只要火车一停，哪节车厢下客，就往哪节车厢'冲'！另一部分人就躺到铁轨上去，列车肯定就不敢开。
"终于，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特62次列车，响着汽笛，从远方开过来，停下来了！
"我们的'三人尖刀队'：冯令明、大嘴巴、我，立时提了扁担就冲上去。车上的服务员正要关车门，冯令明一扁担就插进了车门缝里，门就关不了了。
"这时，车下的十几个知青，排成一排，睡到了铁轨上，不准列车开走！
"特62次列车看这情况，再也不敢开了。车上的负责人只好走过来'处理'，终于同意让我们二十几个知识青年上车。
"1967年9月12号，这个日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终于顺利到达了长沙。脚踩到长沙地面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安全了！
"这时，我看到好多先回来的知青都在车站上迎接我们，我们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知青万岁!'"
大逃亡带动了湖南知青运动高涨
程保罗（长沙知识青年组织者）：
"回到长沙后，我们立刻去找省革筹和支左部队47军汇报。那时具体管这些事的是毛华初。我、钟圻，带了20多个人，直接找到了他家里。毛华初很惊奇，说：杀人杀到了这个样子，不敢想象！问我们，你们要求什么？我们说：'第一，还有一些知识青年留在那边，没跑脱，要赶快派人去救他们。第二，我们回长沙，要吃饭。'他一听，马上给我们批了一张条子，回来的知识青年每人每月9元伙食费。还批了粮食。我们说，江永那边的知识青年，还有江永道县那些无辜的所谓'黑五类'，他们挨一天就危险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锄头就打到脑壳上来，要快点去救人啊！他就拿起电话找了47军的作战处孙处长。孙处长就给下面的6950部队贺团长打了电话。叫他们赶快派部队到道县、江永去。
"此后，据说有3支部队，从3个方向，包括从广西，进入湘南一带制止大屠杀。过了一天，毛华初又叫我们去，说：'你们反映的事很重要，我们也研究了。现在全国的形势都很复杂，中央事情太多，下面的情况有这么严重，他们不一定清楚，还得靠自己去说。'又给了我们4张火车票，'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直接去向中央汇报。'
"拿着这4张票，我们很快到了北京，把湘南大屠杀和知青们的处境，向中央接待站汇了报。"
长沙知青一边向中央汇报，一边在长沙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长沙知青为死去的王伯明、何小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谢几何（追悼大会组织者）：
"我是那次追悼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被杀的江永知青王伯明，是我三中的校友。
"当时全长沙市的知青组织都行动起来了，灵堂设立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
"大游行在悼念大会后开始。数千人的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绕大半个长沙一周。
"我特地安排残疾同学周俊麟拄着双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接着是女知青手举死难者的血衣悲泣前行。血衣是知青保留下来的，伴奏的歌曲《怀抱战友》也是知青自作的，（唱）：'怀抱战友，泪横流……'可谓如泣如诉。
"你想，长沙城谁家没有子女在农村？一时长沙全城轰动。在五一广场、南门口等重要地段，群众观看和放鞭炮的成千上万。路旁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
与此同时，长沙知青还成立了自己的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办了自己的报纸《红一线战报》《反迫害报》等，影响甚广。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
"那时我们就认识到，真正要让社会认识我们，没有宣传工作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些原先是松散的力量组织起来。
"我们在知识青年中挑选了最有文艺才华的60多名男女知青，集中在长沙第16中排练。红一线宣传队就是这样成立的。
"红一线宣传队的演出，轰动了长沙，可谓是一票难求。最为感人的要数反映知青被杀遭遇的剧目。舞者是被杀的一位知青的女友，在《江河水》的乐曲声下，配以悲壮的朗诵和众人的伴舞。台下一片悲泣声……"
……
与文艺宣传队交相辉映的是《红一线战报》，它从文字上宣传鼓动，并开始了对知青运动的深层次思考。
冯鹄（知青，《红一线战报》主编）：
《红一线战报》对开4版，在新华印刷一厂用胶印新闻纸套红精印，一期1万份。
一开始，为了报纸能够存活，不被封杀，我们还试图把批判的范围，控制在'借批刘少奇来谈知识青年问题'的框架下。但是，雪片也似的飞来的稿件，却纷纷把矛头引向了深处，读者在问：为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弟不能上学？为什么我们受尽欺凌还要被屠杀？最后，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的浅层次上，而是开始进一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大屠杀的鲜血惊醒了我们，经过那次大逃亡，长沙知青开始走出旧的思想框框，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知识青年乃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企图从制度上找寻知识青年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出路。这在当时是被看成大逆不道的。"
第一次民间知青座谈会的召开
由大逃亡而引出的长沙知青的大游行、大演出、大宣传……波澜壮阔、规模空前，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10月，由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重庆等省市自发组织的全国的知青座谈会在长沙召开，这次民间组织的全国性知青活动，标志着当时由长沙的知青主导的知青运动，逐步走向了全国。
谢几何："我是那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发起和主持人是知青刘锦长，是个女同学。参加者还有后来因此次座谈会而写了《长沙知青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学者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等。我们广泛探索了知识青年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会后，我们又组织了代表团，前往广州。住在沙面的农垦厅招待所，又在广州召开了座谈会。并协助广州的知青办报纸，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主意搞纸张印刷……代表团还直接到广东增城县等广州知青下放点去'传经送宝'，扩大影响……"
长沙知青大逃亡的结局
当长沙知青运动一波波高涨，全国各地的知青运动也在伺机启动时，有关部门高度紧张，特意下发了文件，要求回了城的知识青年立刻返回农村去。1967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对该文件批示了"已阅，同意"（通常简称为"10·8通令"），这个中央文件在城乡广泛张贴。刚刚充满了热情的知青们，一下子掉进了冰窖。
就在知青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时，长沙城发生了一件胆大妄为的"反革命"事件！
一夜之间，有人在几乎所有贴在大街小巷上的毛泽东批示后批上："已阅，不同意！"落款是"知青"。
政府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追查冒犯天颜的"罪犯"，一方面公开抓捕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竟抓了三四百人，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答允：回乡者每人发5元钱、一担谷。政府另一面又对知青父母施加压力，逼迫知青回乡，政府还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停发了发逗留长沙的知青的口粮。
没有饭吃，逃亡回城的知青再无办法，只好被迫返回江永、零陵等地。部分坚持不走的，只能躲藏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打零工，买黑市粮票度日……
1967年年底，逃亡的长沙知青几乎全部回到了零陵地区，湖南知青的第一次大抗争宣告失败。
……
1967年11月17日，这是王伯明被枪杀整整3个月的忌日，回到江永的长沙知青们找到了王伯明的尸骨，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8个知青兄弟抬着灵柩，满怀悲愤的2000多长沙知青跟在后头，将王伯明埋葬在一个奇特的地方：江永县政府的花坛内（现仍在）。
2012年4月，本文作者和长沙知青熊有根、周楚旺来到埋葬王伯明的江永县政府内鞠躬致礼。■
（作者为深圳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杨继绳）
|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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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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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道县大屠杀通过各种媒介，已广为人知。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知道的人不多，现作简单介绍。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当晚便将4人杀害。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在屠杀中有的家被全家不分老小全部杀绝。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中被杀了10人。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聊天儿，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全文7000余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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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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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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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志》（左）《镇原县志》（右）关于“上肖叛乱”的相关记载
大饥荒期间甘肃“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档案（部分）
1958－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农民的抗争与历史有所不同，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上发生的事在这几年间完全不存在。事实上，在据档案编纂的地方志中，对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也有所透露，而在档案和当时的新华社内参中，则有更多的详细记录。
饥荒中农民为活命所作的抗争
河南信阳专区在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农民遭受惨酷对待，光是“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被称为“信阳事件”。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撰文回忆说：“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注1 信阳如此，其他地方是否也都是这样呢？事实是，面对死亡威胁，全国各地的农民并非都像张文所说的那样等死，而是采用了各种抗争方式，包括自杀、逃跑、偷盗粮食、哄抢粮食乃至“暴乱”等方式，以下简要介绍后三者。
（一）偷窃粮食、偷青吃青
大饥荒期间，由于缺粮，农民被迫偷盗粮食，在粮食未熟时就偷青吃青，此类现象非常普遍。
1959年5月，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谭启龙向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并书记处报告，并请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由于粮食紧张，吃青现象已经发生。巨野龙固公社115个村有77个村吃青，已挖掉扁豆苗3904亩。”1960年9月2日新华社内参说：“据山东省委生活办公室和省公安厅了解，近来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偷青吃青现象，有些地方的早秋作物已被全部吃光、偷光。”“胶县有些地方80－90%的人偷青吃青，部分社、队，不仅玉米已大部分被偷光吃光，而且黍子、谷子、地瓜也已被偷吃掉50%以上。全省自7月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集体偷青吃青160起，而8月1日至20日即发生102起，其中干部带头偷的有25起，五类分子煽动起来的有11起，群众集体搞的70起。”注2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60年7月25日的一份报告说，南溪县裴石公社“在夏收中又继续发生严重的偷盗混乱现象。全社646亩早包谷，已被社员拿去251亩，占39%；未成熟的高粱已被社员割去的共约有6亩；早稻已割去谷穗的共约有8亩之多；拿小菜的现象更为普遍。新花管理区的新花生产队和新胜管理区的新兴生产队的食堂蔬菜地上的蔬菜，长一点，被社员拿一点，蔬菜种不起来，种菜的人不愿种了，食堂没菜吃。”
四川省粮食厅办公室工作组196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荥经县附城公社偷吃青苗现象严重，“全社490多亩油菜偷窃一光，豆尖、葫豆夹、小菜、洋芋等，见一样偷一样，小春作物除小麦外全部糟蹋过。红苕白天种下，晚上又淘出来，偷的人也是种的人。”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载：1959－1962年，“发生强制性的乱拿、乱摸和强收强取粮食、请愿闹事、人口外流等现象”，“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盗窃粮食和宰杀耕畜的案件大幅度上升。1961年立案25623起，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九七。其中盗窃粮食（13883起）、宰杀耕牛（5022起）就有18905起，占73.8%。”注3
安徽偷青吃青和哄抢粮食情况也很严重。《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因生活所迫，农民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以下简称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普遍，尤以1960年春至1961年春最为严重。据皖南郎溪等14县统计，1961年4月，数十人纠合一起偷割抢割未成熟的小麦穗、豌豆荚等达数百起，割去青麦穗、豌豆荚2万余斤。皖南白茅岭农场附近的社员成群结队到农场割青偷青小麦达2300余亩。这种情况，皖北亦比较普遍。藿邱县周集公社经常发生数十名社员手持火把，在夜间偷割青麦穗。为减少粮食损失，中共安徽省委于1961年5月3日发出《关于护青的紧急通知》……同日，省公安厅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午收保卫的指示》……专、县公安机关和公社、大队都要建立护收护打领导组织……及时处理偷、抢粮食事件……对群众性哄抢事件，不得采取武装镇压”。“不得采取武装镇压”，恰恰说明采取过“武装镇压”。文件下达后，各地护青领导组织普遍成立。“各地在护青中，亦有少数干部及护青人员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对查获的偷青吃青人员乱打乱罚。据统计，至1961年5月中旬，全省发现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18起，打死、打伤各1人，受到批斗、搜查后自杀7起，死6人。偷青群众亦打死护青人员2人，打伤6人。”公安厅于5月21日再发通知，要求“在追缴被偷实物时，主要通过说服，使其自觉退出，不得擅自搜查，严禁翻箱倒柜”，“不准打人、骂人和刑讯逼供，不准动用武器开枪打人”，而这些要求说明此前存在刑讯逼供、开枪打人等现象。注4
1960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河南、河北、山东来看，吃青相当严重，早秋作物，主要是玉米，也有高粱、地瓜等，吃的相当严重。据山东估计，在1200万亩早秋作物中，被吃掉的将近200万亩，吃掉一成两成的是比较普遍……山西、河北没作典型调查，但吃青还是严重的。另一份报告说：在河南信阳专区上蔡县，1960年7月，“全县396个大队，有348个开始吃青，食堂有的停伙，有的靠吃青维持，不少地方高粱、玉米、瓜菜吃光，人口外流，肿病死亡的情况严重”。
铁路运输中，粮食被盗现象非常普遍，即便是北京都是如此。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近来，粮食在铁路运输过程中被‘抢’被‘盗’事件，日渐增多。”北京铁路局所属系统所装卸的粮食被“盗”事件，从上年9月到12月发生1271起，损失粮食160829斤，本年1月1日到5日发生81起，损失粮食14526斤。
在大饥荒期间，有些干部对偷窃粮食、偷青吃青的处罚非常残酷。
四川省委一个检查组的工作报告（1960年4月18日－11月2日）中提到：泸州地区各县有些基层干部“在对调工、吃青、私拿和偷窃等问题的处理上，则采取扣饭、罚款、没收东西、搜查、罚跪、斗争、集训、劳教，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拘留、逮捕”。“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区第6生产队今年以来，因吊打致死的即有4人。如贫农魏明英，今年2月份因其女明远（7岁）拿了社里7个红苕，队长罗志文等2人得知后，将魏吊打要其承认是他自己偷的，经吊打2小时，次日逼其出工，后又扣饭3天，致使该魏死亡。”“因本身有小偷小摸行为，被干部怀疑为盗窃，而吊打斗争、扣饭的28人。如太平区高星公社民主小学教师范朝文3月中旬看到社员王恩文扯了一把菜，即组织学生吊打，该王被吊打后，逃到古蔺县城死于旅店房内。”1960年12月，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乔志敏向省委报告，在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生活安排得不好，群众吃青现象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海清即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布置：凡是有偷盗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公开在会上讲，“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甚至在干部会议上讲“对偷吃东西的人用机关枪去剿”。
贵州，中共遵义地方监察委员会1959年7月21日印发的一份报告中说：“某些基层组织或干部，对因口粮短缺而出现的社员私摘公社苞谷、蔬菜等行为，不采取主要是说明教育的方法去制止，而是粗暴地一律戴上‘小偷’的帽子，或者罚工、罚款，或者施以酷刑；严重的导致人身伤亡。”所举的具体例子，如习水县长沙公社石笋管理区有一个姓袁的社员摘社上的苞谷，被抓来捆绑一夜，不给饭吃，第二天放回后，走到管理区附近就死去了。据七个县初步统计涉及摘公社苞谷、瓜菜而无辜身死的有7人，逃跑1人。仁怀县在7月中旬即死两人：一个被民兵用枪打伤在苞谷地里，伤重死去；一个青年妇女由合马到茅台赶场，途中偷摘4个苞谷，被群众发现，追至茅台河边，投河自杀。
山东，1960年9月2日新华社内参说：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全省从7月初至8月20日共发生各种违法乱纪事件4122起，造成人命事件201起，死19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8人，民兵鸣枪击毙11人，自杀的173人。这些违法乱纪事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处理偷青吃青中发生的。平邑县林建公社社员徐文选，因偷了四个高粱穗，被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蒙阴县旦埠公社旧寨生产队社员于宪年之妻（57岁），8月9日因偷了12穗玉米，被绑在柱子上进行拷问，家中两次受到搜查，锅筷等物被全部没收，自留地上的100多棵玉米被全部拔去，以致上吊自杀。
广东，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9月24日转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向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干部违法乱纪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小偷小摸时乱斗乱罚，逼死人命”，如钦县大寺公社屯首大队社员苏增齐，因有偷窃行为，被支部书记李美风带头殴打，当场打死。有的地区在省委宣布不准打人以后，又出现了灌冷水、烧头发、蚂蚁咬、游街示众等不少新花样；有的地区还有强迫小偷吃猪屎、吃泥沙的。
（二）哄抢粮食
大饥荒期间，抢粮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山东，1959年4月11日，省长谭启龙从济宁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主席，信中说：“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5月12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抢粮事件，认为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抢粮事件”，“前后涉及五个管理区的6000多人，抢走粮食42500斤”。“现在这一事件虽已暂时平息，大多数的村庄群众已开始进行生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变天思想还很突出，谣言很多，谢集、赵庄、三教堂、白杨张等村群众，仍是不参加生产，风势不正，有一触即发的危险。”5月31日，谭启龙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春节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春节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国家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
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接汪行远秘书长电话，传达周林书记在京开会的意见。他对当前贵州发生农民抢粮的情况十分忧虑，要省委的同志谨慎对待，万不可慌乱。”注5 周林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
1961年1月11日新华社内参报道贵州不断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最近，贵州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开仓分粮、结伙偷盗抢劫粮仓、粮车、粮驮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11月以来，全省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抢劫偷盗的粮食80多万斤。另外抢单家独户的粮食事件也发现23起。”遵义地委1961年1月向贵州省委报告说：“偷粮、抢粮、偷杀耕牛的现象不断发生，（1960年）12月份，全区共发生抢劫案25起，不完全统计，偷耕牛3000起左右，杀牛1500只左右。至于个人、几个人偷菜、抢吃东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辽宁，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注6
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报告：“农村偷盗粮食的现象相当普通，个别地区还发生抢国家粮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了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安徽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工作，开展护粮，制止哄抢，办法之一是“对为首分子，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注7
甘肃，张掖地区，由于征购过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区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缺口”，“哄抢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注8 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县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其后还发生过抢粮、抢物事件”。注9 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窃。注10 山丹县，1960年11月，县内发生多起哄抢事件。东乐、位奇、陈户3所粮站，城区屠宰场、食品厂被抢。注11
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本年1月1日，在北京铁路局所属南大寺站的1062次列车，因挂有装载大豆的车辆，没有看守，发生了20多人哄“抢”的事件。兰州铁路局所属各站，如武威、清水、临驿、高台、乌江集等地更为猖獗，大白天就公开“抢”粮。例如：武威站附近的武威、新仁、景塔、景阳、景场等公社，每天有五六百人集伙“抢”粮，1月份的10天内发生29起“抢”粮事件。1月5日武威站停的4278次列车，挂有大米一车，被90多人“抢”走90多袋，计18000多斤；1月8日在高阳站的2495次列车，挂有去峡东的七车玉米面，被百余人集伙“抢”走600多斤；1月9日在文珠站停车上水的2451次列车，挂去玉门的高粱米一车，被文珠公社第五大队第十一小队队长马子如带领的20多人，牵着两匹骡、马，集伙“抢”走4000多斤；1月5日在陇西站东闸口进行调车作业的1813次列车，挂有去兰西的大米车，被十余人“抢”走6袋。这里每天有二三十人，手持刀子，待机扒车，把成袋的粮食扔到路基旁边然后运走。1月16日，兰新线太平堡站被百余人，手持刀、棍，赶着大车，“抢”走2万多斤玉米，公安人员无法制止。1月19日夜和20日白天，武威地区先后有8000多人，到武威车站去“抢”东西，计“抢”走大米2000斤、红糖5000斤、活羊146头等。结伙拦机车不让开车，武威县长和公社党委书记进行制止时被打。
甘肃省公安厅于1961年1月24日晨8时30分向甘肃省委、西北局政法组、公安部汇报：元月以来，我省铁路沿线，特别是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车站和一些错误、困难严重的地区，群众性的抢劫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生500多起，损失粮食近百万斤……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动荡，社会混乱。大部分县、市和车站都发生了问题。武威车站由上旬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结队地公开抢劫，以至发展到整个列车被劫。张掖市的平安垦粮站，被2000多人从20日晚11时直到21日晨8时，抢去粮食165000多斤，打死群众一人，看守人员被伤一人。该市建堂大队240多人于16日手持刀棒，赶车九辆，抢去太平堡草站包谷2万多斤，又有140多人于18日从这个站抢走红糖5000多斤、棉花20多包、军用枪械零件两箱和旧军装300多套。许多人穿上军装，徘徊车站周围，被误认为转业军人。山丹县的抢劫活动波及多一半地区。22日至24日，六个公社中，就有四个公社的粮仓、面粉厂、农场、屠宰场、信用部等被抢。损失粮食近30万斤，羊1400多只，肉食5000多斤，洋芋2万多斤，甜菜4万多斤。行抢过程中，砸门、撬锁，搞坏桌椅，行凶打人，打伤干部六人，职工一人。闯入信用部门，劫走了现款，焚烧了账簿，并从农场抢去步枪一支，子弹200多发。截至发报时，抢劫还在继续发展，一部分人已经回家吃饭，声称：吃饱饭再抢火车站和粮食局、商业局的仓库。其他四个公社也在动荡。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粮食、物资调运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大大影响了救灾工作。抢劫事件接连发生，以致发展到如此严重……
公安部为此向彭真和中央书记处提出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的意见，意见中说：“入冬以来，铁路沿线治安秩序比较混乱，群众强取、硬拿、哄抢、偷窃运输中的粮食、煤炭等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近日甘肃境内闹的比较严重，今年1月1日至10日，就发生群众性强取硬拿160起，哄抢34起。16日至19日，武威—张掖地区又发生较大规模的哄抢7起，19日一天即发生5起，在武威车站的一起，多至4000余人；仅这7次就被抢去粮食54000斤……并打伤了五个押运员。现在，每天都有两千多群众徘徊在武威车站周围，有四五百人在乌江堡车站周围，伺机哄抢，使这个地区的铁路运输十分混乱，连给灾区的救济粮也运不进去。此外，在河南的信阳地区、山东的胶济沿线、河北的保定、石家庄一线、沧县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郊，也有偷窃哄抢的事情发生。”
（三）“反革命暴乱”
笔者翻阅地方志时，发现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暴乱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这些记载，大多表述隐讳，语焉不详，但也有一些透露出与缺粮、抢粮有关。
贵州遵义专区多部县志提到了反革命组织和暴乱：如务川县，1960年8月27日，“县公安局破获新田、庙坝‘新二军’反革命集团案”。注12 遵义市（县级），1962年，“公安机关全力投入对敌斗争，相继破获‘民主自由党’、‘中国民联党’、‘反共青年军’、‘反共救国军遵义地区边防部’等反革命组织，逮捕首犯16名。”注13 上述记载对事件的起因交代不详。但下列事件则显示与粮食有关。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的“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反革命集团17人被捕获。“首犯李泽江、李银江早在10月就公开与党对抗。上级布置征购任务，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群众运粮入仓，反而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他们消极怠工，既不开会，又不生产，还公开反对支部说：‘那有人出工，粮食都没得吃，出什么工’。”“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的是由于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这点和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纲领中所提出的‘反对国家资本主义，推翻农村称粮制，田土恢复单干’，起了共鸣作用”。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所谓“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暴乱，抢劫商店、粮库。暴乱波及4个公社。事件发生后，省、地、县组成4个工作组进入该地区，经过做群众工作和军事围剿，到9月21日，事态平息。注14
1960年5月，贵州省政法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事件意见的报告》，归纳说：“今年四个月来，全省共发生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达22起”，另外还有两起，一起是4月14日晚发生在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乐园公社，共有暴乱分子69名，“煽惑、欺骗和裹胁群众200余人。在暴乱中，打死了管理区干部三人，杀伤了一人，并在我围剿中打死民兵一人，抢劫了三个管理区供销社的物资和部分粮食。事件发生后，经过政治争取和军事围剿，该集团暴乱分子除一名自杀外，其余68名为我全部捕获”。另一起是4月21日发生在正安县旧城公社槐坪管理区，共有暴乱分子11名，其中为首分子两名，在暴乱中，夺取了我步枪六支、子弹两百发，砍死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各一人，砍伤了商店干部一人。事件发生后，暴乱分子在我追击下，即逃窜茶西山中，现除三名暴乱分子正被我继续围剿外，其余八名全部为我捕获。正安县的这一起，在县志中也有记载：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城管理区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往，配合县人民武装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平息暴乱，历时24天。”注15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暴乱”目标是“抢劫国家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裹胁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进行反革命暴乱，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国家粮食物资，立即被平息。翌年12月24日，在黄水坝公审枪决了陈树清。”注16 雅安专区芦山县，《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说：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平息芦山县宝盛公社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总结报告》，《报告》称：6月3日，芦山县宝盛公社中坝大队一小撮反坏分子突然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抢走枪支，杀害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商业局长，杀伤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股长、地委农业检查团的干部等5人，并窜入森林，妄图长期对抗。地委立即组织人员本着以军事压力加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进行打击、瓦解，开展平叛工作。至6月27日，除首犯杨宗发正在追捕外，先后共抓获叛乱分子23名，击毙3名，自首2名，叛乱得以平息。注17 该《报告》没有说明“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目的是什么，而在《芦山县志》里面，却有所透露：1960年春，“县内发生粮荒，水肿病流行”，6月3日，该县“宝盛公社中坝管理区，以杨宗发为‘皇帝’组成的‘中国人民救命军’叛乱。杀死公社党委副书记高华丰等2人，杀伤公安局副局长余洪刚等3人，抢走长短枪3支。在地、县委领导下，雅安军分区、专区公安处派出部队清剿，于12月5日将叛乱分子全部捕获归案。叛乱平息，首犯处决。”注18
福建，龙岩专区武平县，是福建省饥荒最严重的县，县志记载：1962年7月，“县公安局在城南破获‘反暴政行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处决”。注19
广东，据1959年3月18日新华社内参，当月10日，韶关市郊马坝公社发生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暴徒在绑架林树清（马坝公社干部）之后，又窜到木坪村抢走民兵步枪20多支，在黄屋村又煽动群众抢去粮食17000多斤”。为首分子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学教师。报道最后说：“关于这次暴乱的起因，现在还没有查清。”可能是和抢粮有关。
甘肃此类记载不少，最详细的是泾川、镇原县发生的“上肖叛乱”。
《泾川县志》记载：1960年12月20日，“镇原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注20 该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在《镇原县志》里面，该事件被称为“上肖叛乱”，对其描述较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抢粮。《镇原县志》记：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分子）、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利用当时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造谣惑众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分子（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欺骗群众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扬言要“推翻政府”。煽惑群众，扩充力量，发动暴乱。12月14日，纠集28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反革命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19日晚，妄图抢劫上肖大队北苟仓库粮食，以作军粮，未遂。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纠集百余人，乘泾川县荔堡镇逢集之机，数人佯装打架斗殴，求公社调解，其他人以看热闹为名，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300余元。向赶集群众散发反动传单，呼喊“谁要吃饱饭就跟上来”。20多分钟后，即向镇原县屯字公社逃窜，途经上肖大队雄武生产队时，打伤县工作组干部，抢去县、社三名干部所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向上肖大队进发。此时，参加叛乱者和裹胁群众达200余人，包围了平凉公安处副处长所率领的干部、民兵十余人，双方交战数小时，击毙叛乱分子一人，缴枪一枝。在平凉地委平叛指挥部指挥下，21日拂晓，9021部队的一个连和地、县民警80余人及地、县工作组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叛乱者纷纷潜逃，部队和民警分路追捕。23日晨，在屯字公社石崖金家捕获20人。当晚，在孟坝和庆阳县肖金捕获6人。27日夜至28日晨，在新集、屯字公社和庆阳县原城公社捕获孙和忠、邢天星等10人。在追捕中，匪首曹世虎被击毙。至此，受骗上当的群众已觉醒，纷纷返家。228人主动投案，叛首白浪亭亦主动投案。
在平息这次叛乱中，击毙2人，逮捕43人，缴获步枪4枝，手枪2枝，小口径步枪1枝，子弹39发，炸弹4枚，刺刀4把，马刀5把，斧头13把，电话机1部，印章3枚，自行车10辆，各种粮食3976公斤，面粉51公斤，粮票6公斤，人民币7608元，衣物69件。
经司法机关审理，依法判处首犯孙和忠、邢天星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四至二十年徒刑的3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66人，定为案内成员的58人，划为知情人的276人。后于1973年10月，经地、县有关部门复查，维持原判82人，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8人，平反纠正348人。注21
对于“上肖叛乱”，有研究者认为：甘肃省“对于一些地方农民闹粮或抢食粮站的案件处理是极其严酷的，一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的还被处决，例如：甘肃泾川就曾对抢粮案件定为‘现行反革命’，首要者被判重刑。”注22
同类相残的历史悲剧
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农民遭遇悲惨，这还只是历史悲剧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受害者的农民，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同类相残，不仅欺凌、残害同类中的更弱者（如孤儿），甚至残害他人，杀人而食，这是更深层次的历史悲剧。
1960年10月29日，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团温江地区检查组向省委报告金堂县情况，说到：“打死人特别严重的是竹篙区。公社与公社之间，互相打死人，并彼此暴尸示众。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德翠（62岁），偷了石佛公社胜利管区二队的40多个包谷，被看包谷的群众捉回食堂，用乱棒打死后，将其尸首抬到转龙公社的地界上摆起。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吉旺（31岁）挖了转龙公社三管区几窝花生，被该管区的干部和社员发觉后，也用乱棒活活打死，并将死者捆绑起丢在石佛公社的地界上。”
四川涪陵专区彭水县，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记录了以下事实：联合公社石峡大队14岁的蔡明松偷窃王章秀（女，27岁）的蔬菜被发现，王先用拳头打蔡明松，接着又用木棒打，致蔡的头部、双手、右腿、胸部、背部多处青肿、淤血，走不到半里远倒地死亡。迁乔公社国光大队廖文安1961年5月30日在坡上掏了廖治伦叔叔地里的三个洋芋，当晚又偷了廖治伦家锅里炕的湿麦子，廖治伦便用柴块、木棒、锄头等，连续五次毒打廖文安，并指使其子廖文祥伙同毒打。最后一次毒打一小时后死亡。芦塘公社高明珍（男，16岁），1961年4月19日到冉业淑家偷窃，被冉的女儿邵文秀（8岁）、邵文碧（5岁）发现，高明珍害怕被告发，当即用大锄先后向邵文秀、邵文碧身上、头上猛击，邵文秀、邵文碧被当场活活打死，杀人后，又将尸体拖出扔在粪池内。事后清点偷窃的财物计有：包谷5斤，四季豆1斤，黄瓜子0.5斤，海椒1两，盐巴1斤，剪刀一把。13岁的孤儿周礼碧，1961年3月3日偷窃邻居地里的蔬菜，代养人、亲叔周仁华遭失主责备，用刀将其砍死。11岁孤儿李永直，3月9日偷窃亲叔李元娄家洋芋，被李元娄毒打致死。13岁女孩唐寿南，4月24日偷窃队里红苕，家庭受生产队干部责备，次日上午被哥哥唐寿信捆吊，母亲李登淑殴打，午后死亡。10岁女孩子陈香，3月8日偷吃家里食物，被父亲陈德安带到山上打死。16岁女孩董泽翠，5月8日偷窃家里食物，被父亲董世玉殴打，第二日死亡。12岁男孩庹文成，告发哥哥庹文周盗窃生产队红苕，被庹文周打死。注23
大饥荒期间，出现了很多人吃人事件。在甘肃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3日收到的由“慰问团宁夏分团”所做的一份关于“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的调查报告中，人吃人方式被分为三种：挖吃尸体、吃尸体（即未埋葬之尸体）、杀吃（活人）。其中杀吃案件多起：在临夏市，1959年11月，队寨子村贫农朱五十七将同村人王玉成杀吃；1960年1月2日，韩集公社曹家坡圣家坪富农马文德将同村人马田奴杀吃；1960年2月25日，红台公社腰合家村贫农杨忠生杀吃亲弟弟杨三顺；1960年3月13日，红台公社赵家大队贫农赵香香杀吃小孩；1960年4月，4名外地人、2名同村人在队寨子村被杀吃；1960年，西河公社一贫农将一个“流窜人口”杀吃。在和政县，1960年1月9日，买集公社崖市张洒麻村贫农康尕麦将同村人马哈买吉“用斧砍死烧吃”。
前述王民三1961年1月8日日记写到：“途经印江，县委书记汇报说，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反瞒产、强迫命令盛行的时候。捆、绑、吊、打，用了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去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2月2日日记：“铜仁一个报告上说，思南县一个贫农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一个五岁、一个八岁。”3月2日日记：“在毕节地区一份关于农村食堂的情况简报中，报导了水城县一起杀人事件，有一户7口人之家，把自己一个7－8岁的小孩活活打死，然后煮吃了。”5月13日，“看了两份报告”，“另一份报告是水城县，南开公社入春以来，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有5起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有6起是将埋在土里的死人挖出来吃掉。”注24
1958－1962年间发生的大饥荒，其悲惨超出人们的想象，只有直面和正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注释
注1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6期。
注2 本文所用档案来自宋永毅主编：《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第二版）。该数据库中档案来自各省档案馆，据研究者获得的档案复印件录入；新华社内参（即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现藏美国图书馆，据原件录入。下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该数据库。
注3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
注4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236、237页。
注5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1959－1961年）》，贵州省粮食局、省粮食经济学会编，2010年3月印，以下简称《王民三日记》，第122、123、125、129页。
注6 同上，《王民三日记》第134页。
注7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237、238页。
注8 《张掖地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注9 《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注10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武文军主编，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2年印，第114页。
注11 《山丹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注12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注13 《遵义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页。
注14 《贵州省志·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
注15 《正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 记载略有不同：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成管理区高家沟生产队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来，配合县人武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历时24日，暴乱平息。”（《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注16 《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注17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9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注18 《芦山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注19 《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注20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注21 《镇原县志》，内部资料，1987年印，第266－267页。
注22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武文军主稿，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1出版，第15页。
注23 淳世华：《粮食的历史——四川彭水·1959－1961》，2014年3月新版，第386－388页。
注24 同注5，《王民三日记》第129、134、136、143页。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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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
胡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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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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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公安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历时两年，波及当时全部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1982年4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人们一直不清楚邓是在什么文件上、针对什么情况作出批示的。但从同年5月26日彭真就执行邓小平批示，给彭冲、刘复之、赵仓璧的信上，可寻觅出些许信息。彭真写道：“看了小平的指示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反应是强烈的”。彭真在信中又说：“公安部参加过专案工作的有好几百人，但问题严重的是少数”，“据我过去在被关押期间的感觉，审查、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在审讯过程中的表现，从政治上、作风上的好坏来说，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表现很恶劣和比较恶劣的是少数”，“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违反审查、审讯常规言行的并不多，这类人在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的人中是大多数”。他又将专案人员分成了三部分，即恶劣的、好的、中间的（随大流，按程序办事的）。他建议：1. 对表现很恶劣或比较恶劣的，立即调离公安部；2. 对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留下来；3. 对中间的大多数，与机关其他人员一起参加轮训，然后根据他们在学习中和平时工作表现，按中央指示的原则，分别处理。这就不是简单的“调离”，避免了无差别的处理。但是，彭真说“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下面分三个专案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十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1968年底，周恩来请专案组人员看样板戏，江青等人参加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均是座无虚席保守估计至少不下七八百人，这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时之盛”。专案人员是不断流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过专案，谁也说不清，有待档案公布。老干部的专案是属于一办、二办的，先后在一办、二办工作过的人，不下六七百人。而公安部先后在一办工作过的只有42人，在二办工作过的仅4人，总共不及百分之二。（参见梁保初：《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基本上集中在三办，而且主要是1971年5月后从黑龙江五七干校“借调”回来的。怎么说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呢？公安部的基本职能就是破案、办案。1949年以来，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办理。三办的专案中有的就是以往专案的延续。以往的“专案”，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如“潘杨案（潘汉年、杨凡）”、“胡风案”、“二陈案（广州市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等等。虽与文革中的专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疑两者内存着血脉相通的因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是大得人心的。文革中的专案，确实诬陷、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公安部参加专案的人，也有跟风跑线，品行不端，违纪违法的。这类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法律的追责、处理。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参加了刘少奇专案的一副局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在邓小平批示之前，对犯过严重错误的六人，已做出调离公安部处理。（全文3300余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
李 锐 口述 丁 东 李南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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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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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全景图
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1980年7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50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
宋平跟我谈过1980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上，1982年论证了一个150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所以后来改称万吨船队。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最后中央领导人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1989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峡作了为时38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1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以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1991年“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上去，上边批示说可以进行点正面宣传。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了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1992年的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400多个专家，分成15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证是怎么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高层又做工作，让人大保证三峡方案获得通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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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撰写林彪传任务，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编后语：
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编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
时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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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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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后，触到存于心中50多年的隐痛，不得不一吐胸中块垒。
1960年我在安徽省宿城一中读高三，4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召集毕业班的学生开会，会上校团委书记宣布邻班的一位同学（安徽省濉溪县农村人）违纪回家，回校写了一篇反动作文《坟》，文中写有“我偷偷回到家里，村边的土地堆起一座座新坟，好像刚出笼的一屉屉馒头”。随后县公安局将其逮捕，戴上手铐押走。会后我们非常震惊，农村真到这种地步了吗？
7月高考结束，我们被强留学校甜菜场劳动。8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团支部书记给我一封拆开的信，说这是你家里4月的来信，学校怕影响大家迎考，凡农村来信全扣下来，我看是你的信，偷偷留下来的，你别难过。我打开信，是三哥4月18日写的，上有“母亲已于4月12日去世”之语，我顿时泪水汩汩，恨不得立刻飞回家。
见到形销骨立的三哥，在母亲坟前，他告诉我：父亲被姐姐带走要饭去了（我说知道，见过父亲），母亲饿死，写信给你收到没有？（我告诉他收信经过）二哥去年秋天外流苏南不知下落，二嫂两个女儿饿死后，带二女儿回娘家了，你三嫂领大女儿去她娘家了。三哥说，咱庄1600来口人，除了死的、外流的，在家的不到700人了。
我升入大学后的10月下旬，收到四哥的来信，传来父亲、奶奶先后去世的噩耗。
因为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学校动员农村学生寒假最好不要回家，直到1961年暑期回家，才渐渐知道家人饿死的一些情况。
最先死去的是三哥的小女儿。这个1959年1月诞生的孩子，一出世就与饥饿为伴，三嫂无乳可哺，无副食可补，只能跟大人一起吃生产大队的食堂，喝“五香粉”（红芋焙干磨成的粉，农民起的名字）煮的“四眼”（饭如清水，人与碗中影四目相望）稀饭生存。入冬后三嫂背着她在野地里挖出苻苗(一种野草)的白色根须嚼碎后喂其充饥，近一周岁的孩子不仅不会走，连站也站不起来。寒冬饥啼，三嫂唯有用自己的唾液喂她，终于1960年1月夭折于生母怀中。春节过后，三嫂带着大女儿投奔椿树王大队的娘家哥，饥饿导致她患上严重的子宫脱垂，多年不孕或孕后流产。
继而是二哥的长女之死。因为饥饿，15岁的少女瘦得皮包骨头，失去抗病能力，严冬时不幸感染肺炎，无药无食，在频频的咳嗽喘息中被痰液堵塞呼吸道，于1960年春节前窒息而死，裹上一条芦席抱上小山，草草掩埋入土。
1960年2月中旬，二哥11岁的三女儿死于原灶房的草堆里。为了在大队食堂多打一份稀饭，二嫂把尸体用草盖上，约10天后发出气味，才被连草带尸捆扎在一起，扔到村外乱葬岗上，疑为野物所食尸骨无存。之后，二嫂携二女儿投奔栏杆公社任生产队长的哥哥，直到饥荒过去。
1960年春节过后，母亲让嫁作人妇的姐姐把父亲领走，到江苏徐州周边农村逃荒讨饭去了。从大队食堂打回的稀饭，母亲尽量多均点给奶奶，自己却骨瘦如柴。在宿县农村搞地方病防治的四哥，将好不容易省下的2斤半粮票，购买10多斤红芋送回家，因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收空家家户户的炊具，三哥把红芋弄碎乘夜深人静放入陶罐煨熟，准备一家人分食，结果被发现，生产队长带人收走了红芋和瓦罐，把三哥关起来饿了一天。母亲终于灯尽油干，于4月12日永远闭上了双眼。只有三哥一人在家，他将母亲陪嫁的衣柜改成棺材入殓，在本家亲人的协助下，把母亲安葬在她亲手开垦的山地里。
1960年9月初，在外乞讨的父亲回到家中，知道母亲已逝，立即拖着羸弱的身子上山，伏在母亲坟前啜泣，任由姐姐哥哥劝慰，默不作声，守在母亲坟前不愿归家。他被多位邻居强拉回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9月18日，父亲追随母亲而去。
奶奶一生礼佛向善，总是教育我们孙子辈要做本分之人，莫贪分外之财，“外财不发命穷人。”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她宁可让家人外流乞讨或用苦力求生，决不让大人孩娃在外偷摸东西回家，当看到饥饿难耐的村民生吃大田里的豌豆苗、大麦苗被大小队干部捆绑吊打的惨状，态度更为坚决。奶奶眼睁睁目睹三个曾孙女和儿媳相继成为饿殍，陷入无限哀痛的她从此卧床不起，父亲的离去更摧毁了她最后的精神支柱，父亲逝世不足一月，奶奶也于1960年10月10日驾鹤西去。
一个大家庭在饥荒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成为幸存家人永远的隐痛。
（作者为安徽省宿州市政协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姜万里：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81765859.html
发布时间:2012-08-17 09:49 作者:姜万里 字号： 大 中 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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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6年10月下旬，领导派我和另一名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当时我从军队转业地方已经二年，工作单位在湖北省江陵县。
和我同行的名叫熊克武，比我大几岁，约二十七八。湖北当地人。
我们去的单位在长江南岸的弥市镇，小镇坐落在长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饭后，我二人到河边散步，信步走在河滩的细沙上，头顶秋日晴空、望着渐下的艳红夕阳，两岸恬静的田园农舍，呼吸着暑气已退的清新空气，真是心旷神怡，边走边唠，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农村，比较闭塞。当地人对我这个外来的东北汉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时常问我：东北人是不是一生只洗三次澡？那里的人们传说
东北人一生只有出生、结婚、死亡各洗一次澡。还问我：腊月小年是阴历二十三还是二十四？湖北当地小年是在阴历二十四，东北是二十三日。等等，问个没了。
唠着唠着，熊克武忽然问：“听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有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行为，是真的吗？”我脱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十四岁，当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沈阳。我家住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大南街中段药王庙附近，距张作霖大帅府二里多地。沿大南街有许多商铺，日本投降后，这里一时涌出很多游商摊贩。大约8月末、9月初，我们这里就出现了满街的苏联红军。
9月，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个苏联红军抢冥币。当时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兰盆节”，民间叫“鬼节”。
这天佛庙要举行仪式，焚香礼拜，超度众生；民间百姓也家家烧冥币遥祭亡灵。接下来１０月１日是农历中秋节，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这期间满街到处有售卖冥品
冥币的。
这天，从大南门方向走来一个苏联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个售卖冥品的小摊前，看见花花绿绿的冥币，以为是能流通的货币，上前抢了一捆就走，来
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不干，比比划划拒收。这个苏联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许多中国
老百姓背后咒骂、当笑话。
有的还从仓库里偷盗出各种物资叫卖，或跟中国老百姓换物。
一个苏联兵弄来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门附近要跟中国人交换贵重物品。有一个吸毒老头，拿了一块银壳怀表去换。那个苏联兵接过怀表揣起来，却不肯给海洛因。这老头不干，他就端起转盘枪，吓得老头只得认倒霉。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强奸妇女。一天，咱院大人们传说大东门附近一女子被从电车上拽走，又某处妇女被强奸，等等。我虽然没亲见，但满城惊慌，我们大院的各家妇女都不敢出门，互相转告往脸上抹锅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单独或结伙施暴，当时苏军还有组织地拆卸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我们沈阳东关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铁西区的重工业厂等等，日以继夜地把机器拆下来，装火车运往苏联国去。这些事，我们沈阳的老百姓都气愤，说：“老毛子简直就是红胡子。”
后来，苏联部队上级开始管束，单独士兵的暴行才逐渐稳定。不过拆运机器设备的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这些事，经熊克武一问，我就回想起来，大概地对他讲了。讲过之后我也就把此事抛在脑后。
谁知第二年兴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列出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六条写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那位熊克武为了表现积极，写大字报揭发我那次对他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这就成为我右派罪状之一。其他还有“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丑化老干部”两条。
说我“诬蔑苏联红军”，我总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闲聊，而且是他发问，而非我主动散布，二是我所说都是事实，而非捏造。坏事不许说，说了事实就算诬蔑，岂有此理？
（二）
二十二年后，我右派改正、走出监狱、回归社会、接触了一些朋友，才发现：为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暴行这件事，还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
一位Chen-shuxiang，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
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Chen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
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他对笔者说：“1945年我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离大南门约5华里，当年是个城郊村。1945年10月间，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
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保护妻子，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把老头打死，继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
叫，惊动了四邻。村里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
是老头已无法回天。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 Chen 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就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新政权。1952年搞三反运动，有人检举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兵这档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
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当地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
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都不会答应。Chen强调，那位同志说的是事
实，不该说是右派。
他这一番发言，驳得主持人哑口无言。反右领导小组就说他帮助右派分子，帮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于是，一顶右派鉄帽也扣到他头上。
另一位，Ai-qingshan，沈阳西北郊区下坎子村人，今年77岁。1952年进入沈阳飞机制造厂当工人。鸣放期间他讲了所见苏联红军暴行，结果被定为“坏分子”，判刑17年，投入凌源监狱劳改，受尽折磨。
Ai向笔者讲述了当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见。他说：
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们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十二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
距离下坎子村几里地外，在沈阳西北郊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581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
毛衣、被褥等物资扛回来卖，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我们村的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他怀揣着钱想买点便宜货，他来到村西头两棵柳树下守
候。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搜身，把他怀里揣的钱翻着了，徐树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夺，但钱还是被抢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树下生闷气。不多
时，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说就是他往回夺钱，不老实顺从。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就砸徐树吉，把徐树吉
打得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那年我十岁，那恐怖的哀嚎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没有声音
了，村里人才敢出来，见两个大鼻子兵已扬长而去，围过去再看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现在沈阳市的人管它叫北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面结冰，
人车为了抄近都从冰上走。1945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轳大车路过我们村附近的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
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车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给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轮胎，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气，这又
受老毛子的，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路过，本来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
那苏联军官腿就打了一枪。这个苏联军官挨了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嚣张气焰立刻没了，坐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不住的拍巴掌。另一个警察张玉清说：“你那
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又给补了一枪，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后1952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五花大绑，拉到
我们村外的大台上，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斗争，这两人以后再也没回来。
另一位历史见证人，W-yongda，今年80岁，上世纪50年代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过共青团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因讲
了1945年苏军的暴行，受留党查看二年处分。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余悸，一经提起这段遭冤屈的历史，就坚决不准老先生再公开说，怕因自己揭露了大王爷
忌讳的事而给儿女带来麻烦。
最典型、知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先生。龙云先生因为质疑苏联
红军1945年在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向我国催逼军火款项等不义行为，就被加上‘反苏’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当年反右派运动中有许多因说了苏军的暴行而被陷入“阳谋”之网。只是因为后来销毁档案，我们已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蒙冤。
（三）
面对整个民族一代人目睹、亲历的事实，却不准人说，说了就严厉镇压，封杀历史见证人的嘴巴，企图使曾给整个民族造成耻辱和伤痛的事实随着历史见证人的消亡而抹杀，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伤天害理的暴行。这是对整个民族实行的强迫失忆。
一个政治势力强迫自己的民族失忆，是为了愚弄民众，以便易于驱使。这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
因为，民众知道了真相，就要追问缘由，就会辨别是非、分清正邪。不让民众知道真相，而是按照自己帮伙的利益需求有选择地让民众失忆，就便于引导民众为我所用。
施行强迫失忆政策，不会出于公心，也不会出于高尚目的。
强迫民族失忆的势力，是恶势力。
强迫人民失忆的行政，是暴政。
对人民实行暴政的政治势力，没有资格自称爱祖国、爱人民。
企图用暴虐手段强迫民众失忆也是徒劳的，其结果，随着压强增大而相应刺激记忆力增强。文化大革命动员了上千万的红卫兵红小兵来消灭民族的记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人类具有任何暴力不能压服、任何金钱和物欲也不能腐蚀移异的人性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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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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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9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
晏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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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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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全文510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
吴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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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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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时，我23岁，正在河南临颍县报社编辑部工作。县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放心鸣放，大胆说话，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因此写出了指向县委第一书记闫某的大字报，说县委以他为首搞“欺骗行为”。事因当年春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全县大搞水利化，闫书记动员大家捐款支援水利化，他认捐200元，参加会议的干部纷纷认捐，我也认了40元。可会后，又不让交钱了，说是会上报个名，造造声势即可。此时我提出此事，指出这是在搞“欺骗”。大概这张大字报刺痛了县委最高领导，我因此被打成右派，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就这样，我被送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一、“饥饿改造” 从1958年4月15日抵达内黄白条河农场，到1962年8月12日离开农场，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4年又4个月，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饥饿所折磨！事过几十年，想起那时的饥饿情景，还是心惊胆战！ 渐渐的，我明白了，饥饿本身也是一种“改造”的手段，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人在饿昏了的时候，一切的尊严和斯文，统统可以忘却；一切信用和承诺，都可以踏在脚下。 粮食不足，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来自城里的人这时就成了来自农村的人的学生。先是挖野菜，荠菜、野芹菜、地瓜叶，挖到什么吃什么。后来，柳树冒了芽，又打起了柳树、杨树的主意。这些野菜、树叶弄了来，伙房是不管的，只能自己加工。经常一下工，地里到处就冒起了烟。野菜煮煮，再用当地出的硝盐一拌，就可以吃了。还有人干脆用开水烫烫甩干了吃。很快，巩县来的几个人脸色就不对了，青里透着绿，还有些肿。许多人吃不饱，就猛喝水。有人加上点盐喝。于是更多的人脸开始肿起来。人年轻轻的，眼下有了眼袋：透明、透亮。有人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麦收了，我们要去拔麦子，经常是天一亮就动身。天黑了，只要有月亮光，还要下地，经常夜间十一二点才能收工。这时午饭可以吃到一个白面的杠子头干粮。有时地里麦子割不完，要派人夜间看着。有次郑州师范的宋老师夜里看守，回来悄悄对我说，生麦粒能吃。我问：那怎么吃？他黑黑的脸，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搓搓就可以吃，那是粮食啊！” 附近农民的生活不好，但也有专门来赚我们钱的。经常有农民来卖盐水茄子，四毛钱一碗，有时我能一口气吃两碗。一天，四川人杨四正在铡草，突然喊住了我，一脸恐惧地说：“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肠子变成直的了。”原来两小时前，他吃了两碗茄子，刚刚大便，竟拉出了茄子，那茄子种还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认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偶尔，有人能逮到一只冬眠的青蛙。用茶缸煮了，那是绝美的口福。有一次，我在林带中正铲草，忽然发现一只刺猬躲在草棵中。我用草帽扣住了它。两小时后，它就变成了我的一顿大餐。 夏天瓜果下来时，是我们食物最多的时候。1959年夏初，路边来了个卖杏的。我买了两三斤，放在盆里，有大半盆，正赶上吃午饭，一大勺面汤又盖在上面。这次盆中汤不稀了，我竟一口气吃了下去！那时见到西瓜，从来是连皮带瓤一起吃。还有一次，我买到了几个地瓜，一下吃光，肚子难受得要命，恨不得一口气再吐出来。但是当饥饿又主宰自己时，这种教训就忘得干干净净。 二、死里逃生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个甜瓜吃。午饭照例是一份豆面馍和一大勺菜汤，吃了还是饿，出工路上，我又买了些葡萄吃。临到下午放工回来，肚子又胀又疼，并开始呕吐，吐的全是水：酸水、苦水、绿水，白色的脚盆吐了半盆。但奇怪，吐了这么多，肚子依然胀。队里黄英杰医生给我看了病，找队长建议让我赶紧住院。于是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场部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是清一色的劳教人员。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姓沈，据说原是开封地区一个医院的院长。头三天，他建议我接受保守疗法。当时，也没有明确诊断。这时，我已基本不呕吐，大便不通，只是腹胀依然。小腹胀如鼓，肚皮上血管清晰可见！不能吃饭，就注射些葡萄糖、盐水之类。三天后，我自觉症状没有好转，那时头脑出奇的清醒，对沈大夫说，保守疗法三天不见好，说明保守疗法不行。我建议“拉（即切）开看看”（全文325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临汝闹社风波的前因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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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and太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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