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有罪
【穷人往下，富人向上】当地政府提出让庐山上的1.2万居民下迁，到庐山新城居住。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表示，居民下迁是未来的方向。迁移人口到山外居住，算得上符合公共利益，但一边要穷人下山，一边又大搞高端房产让富人上山，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迁移行为的正当性。（南风窗《谁的庐山》）
财新网
【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高管”被抓获】8月19日晚间消息，公安部晚间通报中国警方已在斐济成功抓获涉嫌经济犯罪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并于8月19日晚将其押解回国。8月14日，市场传言陈怡携带5亿元人民币潜逃至国外。 http://url.cn/FdRYKF
大概没有美美的谱儿大。 || 演员曝水灾死尸,指央视不作为首页>新闻>图片频道>国内聚焦http://news.3g.cn/ipnewscontent.php?nid=2189623&sid=00852381CAB来源：凤凰网
来源：凤凰网
导读：蔡立君通过微博上传多张照片，质疑央视等媒体对此事关注度不够。
水上的女尸
出门需划船
水灾现场
水灾现场
房子被淹
房子被淹
卫生间被淹
水灾现场
水灾现场
水灾现场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完)
拈花时评23_833
抚顺清原南口前！水库决堤初步调查！六百人遇难！现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几个村子都消失了！很多人站在房顶！几秒钟！被洪水卷走！没有救援！没有补给！封闭现场！媒体没有报道！请大家转一转！为死去的老乡祈祷！周开花
朱笑尘：抚顺清原南口前！水库决堤初步调查！六百人遇难！现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几个村子都消失了！很多人站在房顶！几秒钟！被洪水卷走！没有救援！没有补给！封闭现场！媒体没有报道！请大家转一转！为死去的老乡祈祷！周开花: 如此灾难，居然选择封锁掩盖不报道，这是什么官员？这是个什么王八蛋政府！
张爱卿
王雪梅，56年生于朝鲜，8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医女硕士，最高检第一任专职法医。她认为，作为职业法医，至高利益就是为亡者尽忠，替天行道，就是向法庭、向活着的人们忠实转述死者的尸体语言，科学地转述死者的死亡经过。她说，决不能为了任何人、任何团体的利益而亵渎亡灵，出卖灵魂。日前愤怒辞职。
李蒙记者
【四律师披露平度陈宝成案案情】通过四位律师的介绍，基本的案情是：违法征地、村委会组织拆迁、黑社会参与强拆、强拆后废墟中仍有村民大量财物、再度侵害私有财产、控制司机后报警18次、25小时后“涉嫌”非法拘禁。无语问苍天、含泪对苍生！http://url.cn/HlCGKK
李蒙记者的自留地
四律师披露平度陈宝成案案情
(2013-08-19 20:56:0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29ca40101bfr3.html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http://mads.blog.ifeng.com
勿歌颂毛横渡长江，它是祸国殃民文化革命组成部分2013-08-18 00:21:10马鼎盛
今年是毛泽东120岁的冥寿，所以很多拥毛份子都会大事庆祝。其中一项就是纪念毛泽东1966年畅游长江，7月16日定为老毛横渡长江纪念日的武汉渡江活动，甚至是国际化。今天8.18，47年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的日子，老毛利用青年学生以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名义，在全中国制造动乱和暴乱，砸碎各级党政机构，方便老毛乱中夺权。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7.16畅游长江和8.18检阅百万红卫兵一样，都是他亲手编、导、演的丑剧。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游泳的，他亦以此为自豪。曾经试过跟苏联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哥的时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欺负毛泽东喝酒不行，他的酒量很浅。一杯葡萄酒毛就已经脸红。苏联鬼喝酒当然是厉害的，但是他有甚么东西可以压倒赫鲁晓夫呢？就是游泳。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邀请到赫鲁晓夫苏共代表团来到中国。毛泽东专程请他们到中南海见面，怎料看到毛泽东赤条条的在游泳池里面，「哈，赫鲁晓夫同志一起下来游泳。」谁都知道赫鲁晓夫是旱鸭子的，那只好找苏共中央代表里面比较年青、又略懂水性的，基于外交上的礼貌陪毛泽东在游泳池里游泳。毛泽东就如鱼得水，在自己的地头表演他的泳术，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泳、一会儿立正，站立在水里抽烟。大挫苏联人的气焰。
毛泽东对游泳真是情有独钟。他又认为自己是大诗人，有几首著名诗词都是跟游泳有关的，最令人耳熟能详的是“水调歌头”--游泳。他在长江里游泳后作的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这一首词在每年全国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时必定会反复播放，甚至还谱上曲调来唱歌。
现在我们没有说毛泽东游泳不好，更不会说现在的普及游泳运动不好。但是今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招告天下，刚刚是在7月16日当天播出，说毛泽东42次横渡长江。首先，这一段新闻是假的，毛泽东何来有42次横渡长江呢？曾经游过42次长江就不出奇，下一下水都可以算是曾经游过。而横渡长江就非同小可，大家都知道长江有几宽，它是中国第一大江河，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江河。它的宽度、它的流速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挑战的。至于在1956年毛泽东是否曾真的是横渡长江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的全长记录。好像成龙武打片，最紧要的在42尺跳下水时，都要用到长镜头。第一，看到他是不是用替身；第二，是不是剪接的。没有。我孤陋寡闻，看到毛泽东游泳只有两个记录片，一个是毛泽东在1966年畅游长江，在那里看到他老家人的头浮在水面，动了几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绝对没能证明是横渡。那他也不敢夸大，因为1966年他实在试过几次挑战中游，但都不能通过，那怕将两面用大船顶着，将江水变得平缓，他也没办法横渡，因为中间实在是水深流急，危险。那就算了，纯粹漂了一个多小时便作罢。
在1956年，他比较年青，那时候他63岁，是不是真的能够横渡长江呢？我们故且存疑。但是中央电视台的报导说，在四天之内3次横渡长江，哪里是一个六十多岁老人家的体能可以挑战的？！我们不要以为毛泽东的泳术有多好，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无关宏旨。1966年毛泽东横渡长江那次就跟中国每一个人大有关系，因为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们那时候刚读完高中二年级也被逼停课，从此十年时间没书可以读，这些就关系到中华民族教育被腰斩的大事情。毛泽东那时候畅游长江是甚么意思？即告诉全世界知道，告诉他的敌人，告诉他的朋友、战友，好像林彪、江青这些战友，亦告诉他所统治的七亿人民听，说我老毛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没问题的，能够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他是在宣战，是用身体的健康和超人的体能宣战。像今天的普京喜欢秀肌肉一样。因为毛泽东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这个跟天、地、人斗都需要非常好的的身体。当时北京高层传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好，按照医学的、科学的检验，知道他能有120岁的寿命。所以谁要反对他的，是不可能的。他身体那么好，现在才70多岁，还有50多年的时间，你怎么跟他斗呢？可见毛泽东畅游长江跟他发动、组织、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拖向十年浩劫必需要联系在一起看。
腾Q: 小纪解释一下你跟王德彬深夜开无牌照车去宝成家屋后的事情，还有之前你跟王德彬一起出现在金钩子拆迁垃圾场的事情，你俩同车、同路、同行数次，难道只是见面点头的关系？难道跟你一起的那个王德彬是鬼是狗？
鄂A--胡新成
【山东青岛平度市政府赶快出来辟谣！】网友秦淮江火火爆料： 平度政府给纪许光的参事待遇是每月两万，助理兼司机一名，奥迪一辆，报销发票，北京房产一套。请平度政府拿出账本来辟谣！另：根据国务院【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平度市政府根本没有资格聘任参事，平度市此举是公然和... http://url.cn/EEYYK8
胡新成 —— 永远的旅者 [ht...友柏
推特看不到，脸谱看不到，维基解密看不到！还要怎么设防？难道只能让我们拿着微薄的薪水，承受着高昂得物价，还要天天听你们鼓吹和谐，看你们为我们画饼才可以？ 我们连发发牢骚都不行？只能天天给你们这些鱼肉百姓的唱赞歌？
于浩宸
【操你妈，组织！】王雪梅的小说《女法医手记》出版审读，请求删五个字：“操你妈，组织！”“绝对不能删，这五个字是我全书中最有份量的 五个字！”
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http://user.qzone.qq.com/2328891351/mood/d70fd08a07bf11524c480200.1#!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63864735中国两会开完，胡温正式淡出历史，进入习李体制时代。习近平、李克强都在大会上强调绝不走西方政治体制的「邪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道，否定普世价值，高举中国自创的政治模式。大陆网友嘲讽：「正邪（政协）会议闭幕，果然正不胜邪。」两会领导走老路
两会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反政改，并绝不「照搬西方制度」。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说：「这不照搬，那也不走，总想维持『权贵联盟分赃体制』，这是不可能的死路，大家不会陪着你等死。」政治学者吴祚来说：「中共早在延安时代就提出自由、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与司法独立，怎么这些到了现在都成了西方的极端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了？」作家土家野夫揶揄说：「不照搬西方模式，那学习一下东方模式如何？比如台湾、日本。」
其实，中国所走的全是早已存在的老模式，没有一样新模式。经济上，中国走的原始资本主义、权贵（裙带）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全是欧洲已丢进历史垃圾桶的烂货。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现任教耶鲁大学的陈志武还为此写了一本专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陈说中国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才骤然致富的。
国际关系与外交上也没什么新模式，只是传统帝制中国的「天朝主义」。学者陈冠中诠释天朝主义是政治意识形态，意涵：1，中国不是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2，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3，大清帝国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模板。有什么新的模式吗？
政治方面，现在中国走的是「开明专制」那一套。既是部分中国传统政治的再现，也在西方有悠久历史的统治模式，像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条路为什么是「正路」？难以理解。改革派中国梦醒
其实，中国所走的全是早已存在的老模式，没有一样新模式。经济上，中国走的原始资本主义、权贵（裙带）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全是欧洲已丢进历史垃圾桶的烂货。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现任教耶鲁大学的陈志武还为此写了一本专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陈说中国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才骤然致富的。
国际关系与外交上也没什么新模式，只是传统帝制中国的「天朝主义」。学者陈冠中诠释天朝主义是政治意识形态，意涵：1，中国不是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2，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3，大清帝国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模板。有什么新的模式吗？
政治方面，现在中国走的是「开明专制」那一套。既是部分中国传统政治的再现，也在西方有悠久历史的统治模式，像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条路为什么是「正路」？难以理解。改革派中国梦醒
两会期间各位领导都大谈实现「中国梦」：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和廉洁政府云云。但这些漂亮的口号一碰到横扫千军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立即破功，全部成为假话、大话、空话。到底是人民主体地位大，法律大还是党大？不问可知。难怪对习李怀抱幻想的改革派，两会之后都「中国梦醒」而挫折沮丧了。
[转帖]洪巧俊：过年收“孝敬”百万，县委书记说了大实话行动行动 于 2013/8/15 12:13:0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一位县委书记私下告诉记者，单靠财政这点钱，不可能有太多职务消费。他大致算了一笔账：仅过年一次，近百个县直单位多数会有“孝敬”，富单位一万两万，穷单位三千五千，加上金融、电信等企业，总数不会低于一两百万元，如果再算其他节假日和婚丧嫁娶活动，特别是动干部帮人办事，即使不去主动腐败，一年下来也数目可观。因此，干部的奢侈消费更多来自“灰色收入”。(8月13日《京华日报》) 应该说，这位书记只是说了句大实话。那些被查出来的贪官，动不动就有百万、千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却大多是节日被人“孝敬”来的，“孝敬”的单位多，也就难以说明。当然，这个“灰色收入”也就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
如今节日“孝敬”领导礼金，早已成了一种习惯。下属单位送领导，是单位的钱。单位的钱又从何来，有的财政拨款，有的靠“创收”而来，这些要么来自纳税人，要么通过罚款、巧立名目的收费中而来，行政单位又不能创造利润，钱都来自于“人民群众”，不送、白不送，何必得罪领导。有句流行语是如此说的：“送了领导不一定记得你，但你不送，领导就一定记得你！”有多位被查出来的贪官也曾证言，由于送的人太多，送了的记不清楚，而不送的就那几个，所以记得一清二楚。大家都送，你不送，你显然就是不尊重领导，是不是对领导有看法？不要说领导不重用你，不让你穿小鞋就不错。
那位县委书记说，近百个县直单位多数会有“孝敬”，富单位一万两万，穷单位三千五千。这个话很有可信度，今年春节我回家乡，在县直属单位任负责人的亲戚也给我算了一笔帐，他说春节前，单位几个头头是分头“孝敬”领导，县委书记和县长各1万元、副书记8000元、其他10位常委5000元、副县长3000元，还有对口的省市领导，加上县重要部门如纪检、审计、计生、财政等领导的慰问金，这“孝敬”的钱在20万元以上。
我有一位同学，担任县教育局长，要提拔他到市体委当副主任，他坚决不去。原因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两年，用他的话说，那就是当了这个副处级干部，从此他家就要吃腌菜，此话一听也就能明白，也就是还没有收回投资成本。我与在学校长担任校长的另一位同学谈起此事，他也给我算了一笔帐，全县有30多个校站，每个校站在端午、中秋、春节都要“孝敬”局长，一次最少的也要3000元，一年这笔礼金至少有40万元，还有调进调出的，重用提拔的等等。可见，市体委副主任是副处，县教育局长是个正科，但灰色收入的进帐哪是差距很大的。由此说来，位不一定在高，而在于摊子大，是“一把手”。这也是不少人“宁可做鸡头，不愿当凤尾”之因。
有报道说，春节是官员滑向腐败深渊的最高危节日。媒体曾对北京三家法院审理过的100起受贿案做过调查，发现78%的官员受贿“喜爱”凑春节的热闹，且很多贪官认为春节收礼“理所应当”。被称为“春节腐败”典型的安徽省亳州市政协原秘书长徐保庭，他的一系列腐败动作几乎都是在春节前后完成的。8年时间受贿近千万元的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原支书刘怀寅，收受的大部分贿赂也发生在春节前夕。正因为有了“理所应当”的心理，他们才敢如此在春节大肆收礼金。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受审时曾大呼“冤枉”，称检方在对自己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认定中，对“灰色收入”部分计算过少。不少涉嫌受贿或贪污的官员，振振有辞地狡辩自己的一些所得属于“灰色收入”，是“违纪”而非“违法”。如今，灰色收入成了一些官员腐败的借口。
经济学家王小鲁一直在做关于中国人灰色收入的调查,其调查显示,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隐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同时他强调,灰色收入主要通过权力寻租实现。不过，官员职务消费也助长了灰色收入增加，报道说，当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当家却不怕柴米贵”，职务开支花钱如流水。一位经常跟领导外出的某地财政局长向记者诉苦：“往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住洋房、吃海鲜、买高档礼物，领导根本不管单位还有多少钱，只管叫我签单开票。”有的领导连家里“柴米油盐”也放在单位报销。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在任时的口头禅就是：“我是女人，我代表汕尾市的妇女形象；而且我经常上电视，如果穿得太差，就会给汕尾妇女脸上抹黑，所以，我买了一些衣服穿，公家难道不该报销吗？”因为她是“公家人”，所以她家的柴米油盐酱醋都得公家报销。
[原创]丁咚：多面薄熙来丁咚 于 2013-8-19 10:03: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多面薄熙来
丁咚 文
世人瞩目已久的薄熙来案面临最后审判。新华社8月18日报道，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8月18日16时发布公告，该院定于2013年8月22日8时3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作为中共前重要领导人薄一波之子和第三位接受司法审查的在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被认为是30余年来中国最为重大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刑事案件。如何为其定罪以及判处什么刑罚，最高领导层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权衡，并通过薄案处理，取得最佳的政治效果，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加分。
薄熙来案发后，挺博派通过各种方式向其表达声援之意，并试图影响当局，显示其施政作为余毒未尽，颇能持续蛊惑人心，且保持良好个人形象。但随着针对薄熙来案的司法审查深入进行，不利于他的证据逐步展现，不仅对其个人形象是个沉重打击，瓦解了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对薄熙来的形象定位，而且必将引起人们对其施政动机和效果的质疑。
薄熙来给人的印象是风度翩翩、谈吐风趣、坦诚率真、勇于担当、廉洁自律、亲民务实，多年来他都在刻意打造如是外部形象。它们在其案发前颇能迷惑很多人。这也是其在政治上成为偶像级领袖人物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一切在铁的事实面前都将成为镜花水月。在近乎完美的形象背后，真实的薄熙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其做个扫描：
多欲。薄熙来在政治上对权力痴迷，在生活上对女人痴迷。他的政治生涯具有典型的官二代特征。从担任大连金县县委副书记，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一路升迁无阻，直至官拜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他顺风顺水，也助长了其更大的政治野心，渴望更上一层楼，问鼎核心领导层。他在重庆施政，积极开展唱红、打黑运动，提出共富目标，旨在利用民众对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复杂心态，在极短时间内纯化意识形态、打击民营资本、改善民生状况，以此激发民粹主义，提升民众支持度，在正常的政治升迁路径之外，为其增添额外的政治筹码，以实现其欲达成的宏大政治目标。在他眼中，一切都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已。政治野心导致其在施政中一路狂奔，在收获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分裂的因子，直到王立军闯馆事件发生，一切随之灰飞烟灭。对女人痴迷，我们引用官方说法：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
无羁。薄熙来在政治和生活作风上的多欲为其目无王法、行事狂妄无羁提供了根本动力。在薄的心中，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准则不过是摆设，是无法对其形成约束和制衡的，因此才视其为儿戏，公然采取非法方式打黑，钳制网上舆论，制造了无数冤狱；利用手中公权，对揭露其腐败行为的新闻记者姜维平进行打击报复，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将其囚禁；唯我独尊，掌掴手下干将王立军，导致矛盾公开化；违背公众对文化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在重庆打造红色天下，规定重庆卫视只能播放红色节目。等等等等。
自私。人们至今支持薄熙来的内在原因是认为他向来“天下为公”，一切都是秉持公心，为公众服务的。但根据目前所披露的事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他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私生活糜烂，如果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就无法解释他的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在欧、美、中国大陆开办大量企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薄熙来的支持，她的企业能够遍及海内外。其中一个细节可以作为佐证，美国律师柏恩（Ed Byrne）16年前受聘于谷开来，为薄谷开来拥有的一间中国企业在美打官司。柏恩忆述，当年打赢官司後，她邀请整个法律团队及家属到大连旅游，住在大连豪华的金石滩度假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晚上到酒店逐一与各人会面并握手。这是薄熙来参与其中的明确证据。
作伪。上述事实被长期掩盖，不可思议的是薄熙来在2012年两会期间的那场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然大言不惭地声称，“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肆意妄为。”他的夫人薄谷开来“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人们对他家庭的指控是“泼脏水”，“造谣生事”。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在他们东窗事发前，都有类似表演，说得极其冠冕堂皇，其实内里却已腐败透顶。薄熙来也不例外，正说明，就如任何自私自利的政客一样，作伪也是其真实形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众心目中的大公无私的薄熙来只存在于乌有王国。
丁咚：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观点快报 > 时政http://www.impactchina.com.cn/guandiankuaibao/shizheng/2012-12-17/15562.html 作者:丁咚 2012-12-17 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首次以自媒体方式，评选并公布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1、执政党与历史展开赛跑；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现实冲击；3、重庆事件改变中国政治局势；4、互联网催生中国公民社会初具雏形；5、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外部压力下渐趋主动；6、多起群体性事件深刻影响国家维稳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7、奥运会首次从中国公众心目中降下神坛；8、北京“7.21”特大暴雨引发人本主义灾难；9、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与政治”争论白热化；10、三峡工程的完工重燃公众对其破坏中国地理和生态的质疑。
【按】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首次以自媒体方式，评选并公布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并在新浪微博设置投票区（网址见文末），进行此结果的公信力调查。
1、执政党与历史展开赛跑
基本事实：执政党在经过前所未有的曲折的党内妥协后，于11月8日—14日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实行了全面的权力交接。
入选理由：执政党在最近的三十余年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其面临的内外困难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内部来说，蔓延成风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习气败坏了党的形象，疏远了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党内领袖权威的历史产生机制消失，导致党内凝聚力、领导力下降，分歧和争论常态化，党的自身机体、驾驭能力和对外公信力、号召力都在经受现实挑战；从外部来说，政府主导的威权市场经济模式受到经济数据的冲击，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越来越难以掌控，公民自我意识觉醒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都在考验着执政党的适应能力。十八大以及新的领导层接班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构想，努力面对新问题，适应新环境，与历史展开赛跑，既力图改善自身形象，避免内部崩解，又想与时代发展合拍，继续确保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执政党能够赛过历史，始终保持自身的完整、团结和对中国大局良好的掌控能力，将其开成百年老店乃至传至千秋万代吗？这不仅是执政党的问题，也攸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首位。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现实冲击
基本事实：2012年，中国经济首度破八，股市首度跌破2000点，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
入选理由：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型威权市场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权力经济。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但国家政府却始终握有对经济运行进行规划、组织、实施和调控的全面权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威权领导体制混合成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中国发展的深化，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愈来愈严重，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运行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鸿沟难以填补，都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行模式提出质疑。
GDP提升破八以及股市下跌都是经济出现危机的预警，能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刻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有效办法，将对中国现实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具有根本性质的影响。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二位。
3、重庆事件改变中国政治局势
基本事实：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同年9月24日，中国法院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判处王立军15年有期徒刑。与此相关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罢免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接受司法调查；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入选理由：王、薄、谷案本身大体上与政治并无多大关系，但其对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堪称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最为严峻的两种发展思路和模式之争，也使之成为具体个案影响历史进程的范例。
该案最终以相关人物接受刑事审判以及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宣告了薄氏在重庆所实行的政经发展模式的破产，也再次引起中国公众对左的一套思想观念和政策举措的批判浪潮，并进而影响到高层力量博弈和权力重组，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三位。
4、互联网催生中国公民社会初具雏形
基本事实：无论是方韩之争，还是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表叔、房叔、雷政富事件，还是就奥运、航天工程实现突破进行的多元化讨论；无论是对诸多社会事件的跟踪追击，还是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人选的频繁猜测，都在互联网得到强化体现。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互联网世界正在打破禁忌，成为人们的日常谈资，也成为公民们关注和试图影响的对象。
入选理由：有国家无社会，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典型特征。2012年，中国互联网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表现越来越成熟，中国公民从中受到熏陶和培训，自我意识日渐彰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引导国家政府正确施政，使得中国公民社会在逼仄的独特环境中缓慢但茁壮地成长和发展，并初步显示出其整体气象和实力。
公民的成长以及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是一个现代民主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和体现，也是其基础。互联网开辟的中国公民和公民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将对中国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四位。
5、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外部压力下渐趋主动
基本事实：2012年，中国上天入海，在航天工程和深海探测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首艘改建的航空母舰也正式出航，中国民用船只和飞机以及军用舰船和飞机频繁出没于敏感区域，在柬埔寨举行的多边国际场合，中国也主动出击，遏阻有关国家提出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提案，并在金正恩第二次发射火箭前夕，明确提出含蓄警告。这些，都在说明，中国的国家对外战略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入选理由：这一年，是中国的外部挑战不断呈现的一年，对中国实行的外交战略形成了巨大压力。钓鱼岛主权争议、南海争端、美国“重返亚洲”、朝鲜不断挑起地区冲突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传统的“韬光养晦”战略黯然失色。
如何应对外部挑战，中国朝野都在激烈争论，并逐渐影响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战略潜移默化的变革，对中国的外部安全和国家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五位。
6、多起群体性事件深刻影响国家维稳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
基本事实：2012年，先后发生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以及宁波镇海区反对PX项目事件。它们是今年发生的受到广泛传播的群体性事件。
入选理由：上述事件都因损害公众利益的工业项目而起，在海内外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蕴含在三个事件中的维稳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它们最终都以向民众让步，取消相关项目得到解决，但在其间发生的官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撕裂了中国社会以及舆论。它们在提醒国家必须改变现行的维稳模式，将国家稳定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而不是权力高烈度弹压之下。同时，政府决策轻视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利益，在没有采取有效的民主措施情况下，独断决定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由于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以及新媒体参与的日益深化，显示其已经行不通。大量兴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提醒执政者改变，逐渐改变中国的现实政治。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六位。
7、奥运会首次从中国公众心目中降下神坛
基本事实：2012年7月27日至8月12日，第三十届夏季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奥运代表团以88枚奖牌和38枚金牌数名列奖牌数和金牌数世界第二的位置。
入选理由：奥运会奖牌特别是金牌是中国当代“神话”的一部分，它们长期被视为国家、民族尊严的象征，供奉于神坛之上，供国民顶礼膜拜。但在伦敦奥运会期间，在民间特别是互联网上，人们展开了对奥运会以及中国参与其中具有何种意义的深刻讨论，从而瓦解了奥运会的神圣形象，打破了奥运金牌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尊严的宏大想象，将之回归到本来地位。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精神启蒙，尤其对改变中国当代神话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桎梏，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因此，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七位。
8、北京“7.21”特大暴雨引发人本主义灾难
基本事实：2012年7月21日，北京城遭遇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190万人，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灾害造成79人遇难。
入选理由：北京“7.21”特大暴雨灾难至少暴露了以下问题：GDP至上导致中国发展的严重畸形；民生问题并非像文件上那样受到真正的重视；作为国家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的“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远未真正落实；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刻，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以及对民众的关怀远不到位。
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人本主义灾难，应该引起人们对中国发展质量和目的的长久思考，以及对政府不作为的时刻警惕。因其悲剧性以及背后的深刻意涵，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八位。
9、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与政治”争论白热化
基本事实：2012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官方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受到官方认可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获得者。 入选理由：与莫言获奖受到官方热捧以及大量媒体报道相应的是，众所周知，历史上还有获得同等殊荣的寂寞者。具有喜剧意味的是，与以往不同，官方刻意淡化此次莫言获奖的政治含义，但在中国公众中却引发了莫言获奖的政治背景的广泛讨论。
由此，也正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民心所向。因是之故，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九位。
10、三峡工程的完工重燃公众对其破坏中国地理和生态的质疑
基本事实：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至此，世界装机容量最大水电站——三峡电站32台机组全部投产。
入选理由：作为一幢富有争议的行政决定的超大项目，三峡工程自始至终都被争议所包围，它所产生的价值与其对中国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之间，孰轻孰重，长期争讼纷纭。
或许我们应该采取更充分、更好的方式在作出行政决定前对重大国家项目进行讨论，特别是反对声浪如此明显的情形下。但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们将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可能的长久的灾难性结果。因此，将它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十位。
【“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公信力调查】微博投票地址：http://vote.weibo.com/vid=2176635
入选理由：与莫言获奖受到官方热捧以及大量媒体报道相应的是，众所周知，历史上还有获得同等殊荣的寂寞者。具有喜剧意味的是，与以往不同，官方刻意淡化此次莫言获奖的政治含义，但在中国公众中却引发了莫言获奖的政治背景的广泛讨论。
由此，也正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民心所向。因是之故，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九位。
10、三峡工程的完工重燃公众对其破坏中国地理和生态的质疑
基本事实：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至此，世界装机容量最大水电站——三峡电站32台机组全部投产。
入选理由：作为一幢富有争议的行政决定的超大项目，三峡工程自始至终都被争议所包围，它所产生的价值与其对中国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之间，孰轻孰重，长期争讼纷纭。
或许我们应该采取更充分、更好的方式在作出行政决定前对重大国家项目进行讨论，特别是反对声浪如此明显的情形下。但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们将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可能的长久的灾难性结果。因此，将它将它排在2012年影响中国十大事件第十位。
【“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公信力调查】微博投票地址：http://vote.weibo.com/vid=2176635
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首次以自媒体方式，评选并公布2012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事件：1、执政党与历史展开赛跑；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现实冲击；3、重庆事件改变中国政治局势；4、互联网催生中国公民社会初具雏形；5、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外部压力下渐趋主动；6、多起群体性事件深刻影响国家维稳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7、奥运会首次从中国公众心目中降下神坛；8、北京“7.21”特大暴雨引发人本主义灾难；9、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与政治”争论白热化；10、三峡工程的完工重燃公众对其破坏中国地理和生态的质疑。
来源:12月17日 凤凰博报
[转帖]纪委干部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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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纪委干部吐真言行动行动 于 2013/8/10 20:51: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熊飞：//@熊飞V：＂查不查要看领导的意思＂ //@于建嵘:＂査不査要看领导的意思＂，很可怕，但很现实。//@余胜海：【纪委干部吐真言】在纪委工作的朋友说他闲的无聊。我说你们不查贪官严重失职。他说：刚到纪委时，听说某领导受贿包二奶，义愤填膺。但时间长了，接触领导多了，了解内情多了，就麻木了。现在哪个领导没有情人；哪个领导不捞钱，再说，领导的问题不是你想查就能查的，查不查要看领导的意思，这是原则。
核心提示：比彭年轻10岁的王元化后来对彭小莲说，当时他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跟毛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因此，彭柏山认为王太幼稚：“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本文摘自：《逃向苍天》，作者：雷颐，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实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某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最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他的悲剧，他的一生，他家人的命运，浓缩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特点。其女彭小莲所著《他们的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细致地再现了特定的场景。
一
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彭柏山可真是“正牌红五类”，1910年出生于湖南山村一个雇农之家，因天资聪颖，一位乡中教师认为他是可教之材，于是免费教他读书。后来，又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县城的高小。1925年，还是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长沙的“楚怡工业学校”。到长沙第二年，正是“大革命”高潮，受时代影响，彭柏山思想开始“左倾”。1927年在国共分途的腥风血雨中，他考上了“左派”聚集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三年后，又是在那位老师的资助、介绍下，20岁的彭柏山来到上海，进入实际由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劳动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直接参加武装革命。
一年后，他又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左联”。正是在此期间，他与胡风关系密切。对这位初入文坛的文学青年，胡风多有提携，在困难时甚至资助他生活费，并且，将他介绍给鲁迅！对此，彭柏山当然心存感激。然而，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做地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就因叛徒出卖在1934年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后，鲁迅先生曾想尽种种办法为他送书送药，使他感激莫名。1937年初，他在狱中提议、发动了争取读书读报权利的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狱方给了他们读书读报的自由。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他才出狱。出狱不久，他就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投笔从戎，开始军旅生涯。
十年后，他已是解放军“三野”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作为胜利者进驻上海。不久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能文能武，有“左联”经历又当兵打仗且官至军副政委者确实不多，一时前途无量。
然而，就在此时，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不论彭资历多深，仅因从30年代起便与胡风有联系本身即成锒铛入狱之罪。其实，在胡风案发前，彭柏山已听说胡风给毛泽东上了关于文学的“三十万言书”，其中还说了自己的好话，曾对老朋友、老部下王元化说“老胡太天真了”。比彭年轻10岁的王元化后来对彭小莲说，当时他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跟毛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因此，彭柏山认为王太幼稚：“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他们的岁月》，第26页）毕竟，彭不仅比王长10岁，更重要的是其“革命资历”要比王深得多，对“政治”的了解要比王深得多。了解此而没有想方设法“解脱”自己，反映出他的品格。他采取的唯一自保措施是，把胡风给他的六十余封信件全部烧毁，这些，是他在战争年代“轻装”都未舍得销毁的。
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他们的岁月》，第30、157页）
此时距“解放战争”毕竟不久，所以在狱中开始他还凭仗自己在粟裕将军指挥下与皮定均司令一起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老本儿与看守人员大声争吵，最终，他在现实面前沉默下来。1956年底，他被释放出狱，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村劳动。1959年，他被发配到青海师院任教。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的大饥荒时期，青海生活更加艰难，彭柏山在青海每天只能喝青稞糊糊。一次回沪探亲，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青海的生活究竟苦成什么样子，在孩子们的一再询问下，他对家人说了自己到青海后，在火车站出口碰到的一件恐怖之事：“就在检票处的出口，看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然后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孩子们惊恐地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彭柏山叹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一部分了。”听到这些，孩子们谁都没再提问，“确实，我们已经听懂了一切……”（《他们的岁月》，第183184页）
这次探亲原本说得好好的是一个月，但突然得到命令，要他马上回青海。原来，他在街上碰到了老朋友、老翻译家罗稷南，罗见他变成这样，简直不敢相信，关心地问起他在青海的生活。他说每月只有一钱油，只得把这一钱油炒半斤盐，吃饭时就在青稞糊糊里撒点儿盐。罗听后非常难过，就把自己这一个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特供配给的两斤黄豆让给彭家，他还向同事吴强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没想到吴强立即将此向领导汇报，捅到市委宣传部去了：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特别在困难时期，到处宣传阴暗面，起了很坏的影响。（《他们的岁月》，第185页）
本文摘自：《逃向苍天》，作者：雷颐，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实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某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最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他的悲剧，他的一生，他家人的命运，浓缩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特点。其女彭小莲所著《他们的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细致地再现了特定的场景。
一
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彭柏山可真是“正牌红五类”，1910年出生于湖南山村一个雇农之家，因天资聪颖，一位乡中教师认为他是可教之材，于是免费教他读书。后来，又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县城的高小。1925年，还是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长沙的“楚怡工业学校”。到长沙第二年，正是“大革命”高潮，受时代影响，彭柏山思想开始“左倾”。1927年在国共分途的腥风血雨中，他考上了“左派”聚集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三年后，又是在那位老师的资助、介绍下，20岁的彭柏山来到上海，进入实际由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劳动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直接参加武装革命。
一年后，他又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左联”。正是在此期间，他与胡风关系密切。对这位初入文坛的文学青年，胡风多有提携，在困难时甚至资助他生活费，并且，将他介绍给鲁迅！对此，彭柏山当然心存感激。然而，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做地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就因叛徒出卖在1934年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后，鲁迅先生曾想尽种种办法为他送书送药，使他感激莫名。1937年初，他在狱中提议、发动了争取读书读报权利的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狱方给了他们读书读报的自由。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他才出狱。出狱不久，他就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投笔从戎，开始军旅生涯。
十年后，他已是解放军“三野”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作为胜利者进驻上海。不久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能文能武，有“左联”经历又当兵打仗且官至军副政委者确实不多，一时前途无量。
然而，就在此时，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不论彭资历多深，仅因从30年代起便与胡风有联系本身即成锒铛入狱之罪。其实，在胡风案发前，彭柏山已听说胡风给毛泽东上了关于文学的“三十万言书”，其中还说了自己的好话，曾对老朋友、老部下王元化说“老胡太天真了”。比彭年轻10岁的王元化后来对彭小莲说，当时他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跟毛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因此，彭柏山认为王太幼稚：“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他们的岁月》，第26页）毕竟，彭不仅比王长10岁，更重要的是其“革命资历”要比王深得多，对“政治”的了解要比王深得多。了解此而没有想方设法“解脱”自己，反映出他的品格。他采取的唯一自保措施是，把胡风给他的六十余封信件全部烧毁，这些，是他在战争年代“轻装”都未舍得销毁的。
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他们的岁月》，第30、157页）
此时距“解放战争”毕竟不久，所以在狱中开始他还凭仗自己在粟裕将军指挥下与皮定均司令一起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老本儿与看守人员大声争吵，最终，他在现实面前沉默下来。1956年底，他被释放出狱，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村劳动。1959年，他被发配到青海师院任教。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的大饥荒时期，青海生活更加艰难，彭柏山在青海每天只能喝青稞糊糊。一次回沪探亲，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青海的生活究竟苦成什么样子，在孩子们的一再询问下，他对家人说了自己到青海后，在火车站出口碰到的一件恐怖之事：“就在检票处的出口，看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然后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孩子们惊恐地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彭柏山叹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一部分了。”听到这些，孩子们谁都没再提问，“确实，我们已经听懂了一切……”（《他们的岁月》，第183184页）
这次探亲原本说得好好的是一个月，但突然得到命令，要他马上回青海。原来，他在街上碰到了老朋友、老翻译家罗稷南，罗见他变成这样，简直不敢相信，关心地问起他在青海的生活。他说每月只有一钱油，只得把这一钱油炒半斤盐，吃饭时就在青稞糊糊里撒点儿盐。罗听后非常难过，就把自己这一个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特供配给的两斤黄豆让给彭家，他还向同事吴强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没想到吴强立即将此向领导汇报，捅到市委宣传部去了：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特别在困难时期，到处宣传阴暗面，起了很坏的影响。（《他们的岁月》，第185页）
[按]我们经常嘲笑阿三甚至早不了一把枪。而实际上，我们连一粒子弹也造不好。
我军只要装备枪支，虽然把广大官兵无不被欢迎了，但是上了战场后，却洋相百出：卡壳、熏眼、撞脸、掉弹夹，等等。其问题不是质量粗糙那么简单。
因为要知道，去参赛的枪支和子弹，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结果。
原题【我95-1步枪在国际赛中故障频现 外军士兵不敢用】
我95-1步枪在国际赛中故障频现 外军士兵不敢用2013-07-18 07:40来源：兵器知识
解放军最新装备的95-1改进型步枪
88式通用机枪
CS/LR4 狙击步枪
原载《兵器知识》：5月3日至17日，由北京军区组成的轻武器射击竞赛队，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办的“2013-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这是我军首次派队参加此项赛事，队员们分别使用国产92式9毫米手枪、国产95-1式5.8毫米自动步枪、国产95-1式5.8毫米班用轻机枪、国产88式5.8毫米通用机枪和国产CS/LR型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五个不同种类的武器，并按澳军方比武要求携带必须的作战携行具及防弹装备。
澳大利亚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此前已经举办过25届，竞赛以多枪种、多课题、多姿势、高难度、远距离和“近似实战”而闻名世界。我军参赛队员面对世界各路高手，使用我国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凭借顽强意志和坚实功底，经受胆略与心理的磨练，挑战生理、智力与技能极限，密切协作，敢打敢拼，最终取了10金7银23铜的好成绩。
在比武中，我军参赛士兵之所以能多次取得骄人战绩，是他们凭借高超的技艺，扬长避短，较好弥补了国产轻武器存在的不足。而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成绩比我们稍好些，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实际上这都是有原因的，澳大利亚作为主办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他还是规则的制定者，成绩好理所当然，而印度尼西亚比武队实行的是类似于我国参加奥运会一样的“举国体制”，据了解，它由一支专业的“参赛队”参加比赛，这些参赛队员没有别的任务，就管参加比赛，成绩比较突出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澳、印等国已经多次参赛，对比武条件和比武内容甚为熟悉。
而我们的比武队员还是从普通士兵中将其最优秀的挑选出来，再加以针对性训练，而不是长期做“应试训练”的“专业”队员。而且我是第一次参赛，对比赛规则和各方面要求都不是很熟悉。最终的比武成绩我军金牌和奖牌总数虽然获得的是第三名，但含金量更高。
可能有人问，既然金牌并不完全代表实力，那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惟金牌论”固然不可取，“金牌无用论”也过于偏激。我们参加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的过程。比如从这些比赛项目的设置上，就比我们原来所习惯的一套更为先进。
在我们原来的概念中，机枪就是用两脚架、三脚架支撑射击的，但实战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的训练、比赛要想最大限度地体现实战要求，还是有很大的设计提高空间。在这次比赛中，机枪项目也和其他一样，要变换各种姿势射击。而且有的目标，你必需使用所要求的姿势才打得到，这在实战中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通过比赛可以学到这些先进的经验，这对我们改进训练水平都非常有用处。除了学习外军的长处以外，我们充份展示中国军人的优秀品质，争取好的成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参加比赛，我们使用的都是国产武器。应该说，用国产武器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这说明国产武器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武器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在这里指出来，希望我们中国的轻武器能做的更好。
95-1式5.8毫米步枪
在最初选择步枪时教练组很是纠结。我军各部队正式列装的步枪有95式5.8毫米步枪、03式5.8毫米步枪以及95-1式5.8毫米步枪。掂量来掂量去，还是选择了95-1式步枪参赛。 95-1式步枪系统是相关部门在听取使用部队意见的基础上，对国产95枪族在部队操作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进所定型的新枪。与之相匹配的弹药为国产“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并非最佳方案，因为新改进版的95-1式步枪并没有把原95步枪暴露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好，有的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
95-1式步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附(挂)铜。因为原国产95枪族使用的DBP95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采用F11覆铜钢材料，弹头用很细的铜丝缠绕；而改进型95-1枪族使用的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采用H90铜材料，弹头用约3毫米厚的铜覆盖，也就是所谓“全铜被甲”。(编者按：由于铜比钢的硬度低得多，全铜被甲的弹头对枪管的磨损要小得多，有利于提高枪管的使用寿命，这是采用全铜被甲的初衷)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是：使用DBP95式5.8毫米普通弹射击后，没有或者很少出现铜残留在枪膛或导气孔内的现象，而使用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射击后，由于弹头在膛内运动时产生高温而被部份熔化，冷却后附着在枪膛或附挂在气体调节器的导气孔内，严重影响射弹散布和武器的正常运行功能。
在比赛中，我军参赛选手孙立新用10发子弹打了7个“V”(35.07分)、2个5分和1个3分。就是说：有一发弹出现了明显的离群(又称离群弹)。总体来说，95-1式步枪射弹离群现象相当严重，在平时训练中经常会出现10发弹打了9个十环，却莫名其妙地出现1发脱靶的现象。据专家介绍，95-1式步枪射击时之所以会出现离群弹，主要是因为所发射的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改为H90铜弹头后，弹头与枪管线膛尺寸不匹配引起的。
因为在热枪管状态下，枪管和弹头会同时发生变形，当枪与弹的配合受影响时，就会导致枪管对弹头的旋转一侧压力变小，对弹头旋转运动的束缚变小，弹头在膛内及出枪口的旋转速度下降，从而子弹在出枪口时章动(自转的物体自转角速度不够大时，其对称轴会在某一个平面内摆动，这个摆动即是章动)变大。另外，与覆铜“钢” (F11)材料的弹头相比，全铜被甲弹头(H90)受热后硬度降低幅度较大，更易出现散布增大的缺陷。虽然我国枪弹专家在此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实践证明全铜被甲弹头(H90)影响射弹散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这方面国外枪弹处理则好的多。在步枪课题比赛结束后，为加强交流，澳方专门组织中、澳两军进行了一次射击交流活动。活动中，中、澳两军士兵互换武器射击，国产95-1步枪出现的问题令我军士兵啼笑皆非。笑话之一是：我方参赛队员第一次使用澳方军用的斯太尔F88步枪，射击成绩反比使用我们自己的步枪打的还好(编者按：其实不可笑，斯太尔步枪的优异性能是举世公认的)。笑话之二是：一名澳大利亚参赛队员在交换使用我军队员孙立新的步枪射击时，步枪弹匣底板突然脱落，托弹扳簧连同弹匣内的子弹散落了一地；笑话之三是：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使用国产95-1式步枪射击时，因武器后坐，发射时瞄准镜的目镜框将这名射手的眼眶撞了一个大包，外加上95-1步枪在射击时油烟太大，吓得这名射手再也不敢使用95-1式步枪射击了。
黄庆中士在比武时武器出现了“单打连”(三发弹同时出膛)的情况。据黄庆本人介绍：在国内对本课题训练时，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也没有出现“单打连”的情况，卡壳情况到是出现过几次。在出国进行本课题比赛时，前两发试射，武器没有问题；正式比赛中的的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也很正常，而且这两发弹都打到“V”内，但在第三次击发时却出现了“单打连”的情况，奖牌也这因次故障而付之东流。在课题14比武中，我军射手杨志升的步枪则出现了卡壳故障，而不得不退出比赛。
实事求是地讲，95-1式步枪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远距离射击精度还是不错的。相比美、欧等西方国家使用的北约标准SS109式5.56毫米枪弹，国产5.8毫米枪弹的弹头无论在口径还是在重量上都要稍大(重)些。我们知道，同等条件下，弹头重，失速失能的效果就要小，受到的外界条件影响也相对较小。这就是小口径弹对远距离目标射击时不及中间型枪弹打得准的主要原因。我军选手能获得此课题冠军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我军队员通过勤学苦练，掌握了对远距离精度射击的要领，尤其是掌握了克服外界条件(风、阳光、气温、气压等)对射弹影响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得益于国产步枪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度。
95-1式步枪对95枪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尤其在武器的人机工效方面，改进更为成功。比如：将95步枪的通条多节组合式改为整体式，并内置于机匣内，使武器机械模块化程度增强；把快慢机由原来的后方机匣位置整体前移至握把附近，实现单手操作，不仅减少了左手的动作，同时也减少快慢机与身体的干涉变位；用氚光管代替原来的钷147发光材料，解决易脱落问题；增加了空仓挂机，使训练更加安全等等。
然而，改进升级95-1式步枪也决非象某些杂志所说的那样完美，半年来通过多次的、近似实战的检验，95-1步枪内部许多深层次的毛病逐步暴露，除了子弹在枪膛中附铜、在导气室挂铜以及工艺材料粗糙等突出问题之外，其它一些问题，比如：快慢机移至握把附近后实现了单手操作，但包裹快慢机轴的部分却在机匣下方突出出来，射手在握持握把时会感到顶压食指；分解结合不及从前顺畅、改进后的武器故障率反而比95步枪的还要高等等。看来，一件武器整体水平的提高并非经过一、二次改进就能解决好所有问题，需要经过多次的改进才可能完善。
我军只要装备枪支，虽然把广大官兵无不被欢迎了，但是上了战场后，却洋相百出：卡壳、熏眼、撞脸、掉弹夹，等等。其问题不是质量粗糙那么简单。
因为要知道，去参赛的枪支和子弹，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结果。
原题【我95-1步枪在国际赛中故障频现 外军士兵不敢用】
我95-1步枪在国际赛中故障频现 外军士兵不敢用2013-07-18 07:40来源：兵器知识
解放军最新装备的95-1改进型步枪
88式通用机枪
CS/LR4 狙击步枪
原载《兵器知识》：5月3日至17日，由北京军区组成的轻武器射击竞赛队，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办的“2013-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这是我军首次派队参加此项赛事，队员们分别使用国产92式9毫米手枪、国产95-1式5.8毫米自动步枪、国产95-1式5.8毫米班用轻机枪、国产88式5.8毫米通用机枪和国产CS/LR型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五个不同种类的武器，并按澳军方比武要求携带必须的作战携行具及防弹装备。
澳大利亚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此前已经举办过25届，竞赛以多枪种、多课题、多姿势、高难度、远距离和“近似实战”而闻名世界。我军参赛队员面对世界各路高手，使用我国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凭借顽强意志和坚实功底，经受胆略与心理的磨练，挑战生理、智力与技能极限，密切协作，敢打敢拼，最终取了10金7银23铜的好成绩。
在比武中，我军参赛士兵之所以能多次取得骄人战绩，是他们凭借高超的技艺，扬长避短，较好弥补了国产轻武器存在的不足。而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成绩比我们稍好些，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实际上这都是有原因的，澳大利亚作为主办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他还是规则的制定者，成绩好理所当然，而印度尼西亚比武队实行的是类似于我国参加奥运会一样的“举国体制”，据了解，它由一支专业的“参赛队”参加比赛，这些参赛队员没有别的任务，就管参加比赛，成绩比较突出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澳、印等国已经多次参赛，对比武条件和比武内容甚为熟悉。
而我们的比武队员还是从普通士兵中将其最优秀的挑选出来，再加以针对性训练，而不是长期做“应试训练”的“专业”队员。而且我是第一次参赛，对比赛规则和各方面要求都不是很熟悉。最终的比武成绩我军金牌和奖牌总数虽然获得的是第三名，但含金量更高。
可能有人问，既然金牌并不完全代表实力，那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惟金牌论”固然不可取，“金牌无用论”也过于偏激。我们参加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的过程。比如从这些比赛项目的设置上，就比我们原来所习惯的一套更为先进。
在我们原来的概念中，机枪就是用两脚架、三脚架支撑射击的，但实战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的训练、比赛要想最大限度地体现实战要求，还是有很大的设计提高空间。在这次比赛中，机枪项目也和其他一样，要变换各种姿势射击。而且有的目标，你必需使用所要求的姿势才打得到，这在实战中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通过比赛可以学到这些先进的经验，这对我们改进训练水平都非常有用处。除了学习外军的长处以外，我们充份展示中国军人的优秀品质，争取好的成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参加比赛，我们使用的都是国产武器。应该说，用国产武器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这说明国产武器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武器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在这里指出来，希望我们中国的轻武器能做的更好。
95-1式5.8毫米步枪
在最初选择步枪时教练组很是纠结。我军各部队正式列装的步枪有95式5.8毫米步枪、03式5.8毫米步枪以及95-1式5.8毫米步枪。掂量来掂量去，还是选择了95-1式步枪参赛。 95-1式步枪系统是相关部门在听取使用部队意见的基础上，对国产95枪族在部队操作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进所定型的新枪。与之相匹配的弹药为国产“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并非最佳方案，因为新改进版的95-1式步枪并没有把原95步枪暴露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好，有的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
95-1式步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附(挂)铜。因为原国产95枪族使用的DBP95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采用F11覆铜钢材料，弹头用很细的铜丝缠绕；而改进型95-1枪族使用的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采用H90铜材料，弹头用约3毫米厚的铜覆盖，也就是所谓“全铜被甲”。(编者按：由于铜比钢的硬度低得多，全铜被甲的弹头对枪管的磨损要小得多，有利于提高枪管的使用寿命，这是采用全铜被甲的初衷)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是：使用DBP95式5.8毫米普通弹射击后，没有或者很少出现铜残留在枪膛或导气孔内的现象，而使用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射击后，由于弹头在膛内运动时产生高温而被部份熔化，冷却后附着在枪膛或附挂在气体调节器的导气孔内，严重影响射弹散布和武器的正常运行功能。
在比赛中，我军参赛选手孙立新用10发子弹打了7个“V”(35.07分)、2个5分和1个3分。就是说：有一发弹出现了明显的离群(又称离群弹)。总体来说，95-1式步枪射弹离群现象相当严重，在平时训练中经常会出现10发弹打了9个十环，却莫名其妙地出现1发脱靶的现象。据专家介绍，95-1式步枪射击时之所以会出现离群弹，主要是因为所发射的DBP10式5.8毫米普通弹其弹头改为H90铜弹头后，弹头与枪管线膛尺寸不匹配引起的。
因为在热枪管状态下，枪管和弹头会同时发生变形，当枪与弹的配合受影响时，就会导致枪管对弹头的旋转一侧压力变小，对弹头旋转运动的束缚变小，弹头在膛内及出枪口的旋转速度下降，从而子弹在出枪口时章动(自转的物体自转角速度不够大时，其对称轴会在某一个平面内摆动，这个摆动即是章动)变大。另外，与覆铜“钢” (F11)材料的弹头相比，全铜被甲弹头(H90)受热后硬度降低幅度较大，更易出现散布增大的缺陷。虽然我国枪弹专家在此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实践证明全铜被甲弹头(H90)影响射弹散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这方面国外枪弹处理则好的多。在步枪课题比赛结束后，为加强交流，澳方专门组织中、澳两军进行了一次射击交流活动。活动中，中、澳两军士兵互换武器射击，国产95-1步枪出现的问题令我军士兵啼笑皆非。笑话之一是：我方参赛队员第一次使用澳方军用的斯太尔F88步枪，射击成绩反比使用我们自己的步枪打的还好(编者按：其实不可笑，斯太尔步枪的优异性能是举世公认的)。笑话之二是：一名澳大利亚参赛队员在交换使用我军队员孙立新的步枪射击时，步枪弹匣底板突然脱落，托弹扳簧连同弹匣内的子弹散落了一地；笑话之三是：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使用国产95-1式步枪射击时，因武器后坐，发射时瞄准镜的目镜框将这名射手的眼眶撞了一个大包，外加上95-1步枪在射击时油烟太大，吓得这名射手再也不敢使用95-1式步枪射击了。
黄庆中士在比武时武器出现了“单打连”(三发弹同时出膛)的情况。据黄庆本人介绍：在国内对本课题训练时，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也没有出现“单打连”的情况，卡壳情况到是出现过几次。在出国进行本课题比赛时，前两发试射，武器没有问题；正式比赛中的的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也很正常，而且这两发弹都打到“V”内，但在第三次击发时却出现了“单打连”的情况，奖牌也这因次故障而付之东流。在课题14比武中，我军射手杨志升的步枪则出现了卡壳故障，而不得不退出比赛。
实事求是地讲，95-1式步枪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远距离射击精度还是不错的。相比美、欧等西方国家使用的北约标准SS109式5.56毫米枪弹，国产5.8毫米枪弹的弹头无论在口径还是在重量上都要稍大(重)些。我们知道，同等条件下，弹头重，失速失能的效果就要小，受到的外界条件影响也相对较小。这就是小口径弹对远距离目标射击时不及中间型枪弹打得准的主要原因。我军选手能获得此课题冠军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我军队员通过勤学苦练，掌握了对远距离精度射击的要领，尤其是掌握了克服外界条件(风、阳光、气温、气压等)对射弹影响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得益于国产步枪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度。
95-1式步枪对95枪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尤其在武器的人机工效方面，改进更为成功。比如：将95步枪的通条多节组合式改为整体式，并内置于机匣内，使武器机械模块化程度增强；把快慢机由原来的后方机匣位置整体前移至握把附近，实现单手操作，不仅减少了左手的动作，同时也减少快慢机与身体的干涉变位；用氚光管代替原来的钷147发光材料，解决易脱落问题；增加了空仓挂机，使训练更加安全等等。
然而，改进升级95-1式步枪也决非象某些杂志所说的那样完美，半年来通过多次的、近似实战的检验，95-1步枪内部许多深层次的毛病逐步暴露，除了子弹在枪膛中附铜、在导气室挂铜以及工艺材料粗糙等突出问题之外，其它一些问题，比如：快慢机移至握把附近后实现了单手操作，但包裹快慢机轴的部分却在机匣下方突出出来，射手在握持握把时会感到顶压食指；分解结合不及从前顺畅、改进后的武器故障率反而比95步枪的还要高等等。看来，一件武器整体水平的提高并非经过一、二次改进就能解决好所有问题，需要经过多次的改进才可能完善。
http://t2.qpic.cn/mblogpic/dba3c131aba126d4201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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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外逃贪官最高一人卷走62.27亿http://news.qq.com/bigdata/7.htm
几本令政府头疼的书
大陸一線兄弟留著備用 http://user.qzone.qq.com/2328891351/mood/d70fd08a07bf11524c480200.1#!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724874102013-6-29 14:30
法律常识，一线的兄弟留着备用：
传唤拘传非拘禁，最长不超十二时； 取保候审要适用，最长不超十二月； 监视居住要适用，最长不超六个月； 采取拘留措施后，二十四时做两事； 通知家属和单位，抓紧时间要讯问； 拘留以后需逮捕，三日以内要提请； 情况特殊来不及，可以延长1-4日； 若属三类重大案，可请延长三十日；（三类：流窜，结伙，多次） 检院批准逮捕后，二十四时内讯问； 逮后抓紧快侦察，不得超过两个月； 案情复杂难终结，经批可延一个月； 四类案件更难结，省检可批延两月；（四类：交通不便，重大犯罪集团，流窜复杂，涉面广取证难） 可判十年以上刑，经批再延两个月； 另有重罪又发现，依法重新记时限； 检院直接拘转捕，十日以内做决定； 情况特殊来不及，可以延长1-4日； 与案无关扣押物，三日以内要归还。 受理公诉起诉案，三日以内做两事； 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应当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代理人； 审查起诉一个月，重大复杂延半月； 改变管辖重计算，受到之日再计算； 退补一月内完成，两次为限重计算； 审查决定若不诉，文书应送被害人； 如果被害人不服，七日之内提请求； 若被不诉人不服，七日之内提申诉； 对待请求和申诉，复查之后当告知。 法院开庭审判案，四个日期要在先； 送达起诉书副本，十日前给被告人； 开庭和时间地点，三日前告检察院； 六类人员齐参与，三日前传与通知； 若属公开审判案，三日以前出公告； 被告姓名和案由，开庭时间和地点； 若属建议延审案，一月以内补查完； 闭庭送达判决书，当事人和检察院； 若属当庭做宣判，五日以内要送达； 若属定期做宣判，宣判之后即送达； 法庭审理公诉案，一月以内当宣判； 若有事由审不完，至迟不超一月半； 若属四类重大案，高法可批延一月； 改变管辖审理案，收到之时计时期； 若属建议延伸案，移送之后重计算； 简易程序审理案，二十日内要审完； 若属受理自诉案，三日之内做两事； 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应当告知自诉人，有权委托代理人； 不服法院一审判，被害方有提抗权； 五日以内提请求，请求要到检察院； 检院收到请求后，五日以内应答复； 接到判决若不服，十日为限上和抗； 接到裁定若不服，五日为限抗和上； 原审法院接上诉，三日之内速移送； 二审法院接上诉，三日之内交转送； 二审上诉和抗诉，一月以内当审结； 若有事由不得结，至迟不超一月半； 若属四类重大案，高法批准延一月； 若属最高法院办，最高法院自决定； 若属检院抗诉案，或者二审公诉案； 法庭开庭十日前，通知检院阅案卷； 审判监督程序案，重新审判计时限； 提审再审决定后，三月以内要结案； 需要延长可延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受理抗诉做审判，审理期限适前款； 若令下级做再审，一月以内做决定； 下级接令做再审，期限适用前规定； 接到死刑命令后，七日以内附执行。 批准监外暂执行，决定当送检察院； 检院认为适当，一月以内提意见； 裁定减刑和假释，副本当送检察院； 检院认为不适当，二十日内提纠正； 法院接到建议书，一个月内附执行。 期间计算有法定，单位采用时日月； 开始时日不计内，路途时间也不算； 特殊理由误期限，障碍消除继诉讼； 五日以内可申请，是否批准法院办。
【圖片故事】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圖片故事】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你知道原因嗎？ 原來美國有這等禮教，大家參考！ 2008年1月27日，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會發表了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再次充分展示了他的雄辯才華——在 七十分鐘的演說中，他共獲得八十次掌聲，其中大部分還包括聽 眾的起立致敬。 不過，本文的重點不是掌聲，而是大廳裏一群永遠不鼓掌、不起立的人： 他們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軍人不干政 穿著制服的很好認：軍人。他們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軍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關軍隊的事務。 然後是歐巴馬講席下最正中位置， 坐著一群老頭老太太。他們是誰？ 他們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按照慣例，大法官們是不會就演說中的任何內容鼓掌的。 因為他們代表國家權力的另一端：司法公正。 |
Yuki 的QQ空间
是她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修读清华大学在职博士课程期间（1998年-2002年），正是他爬上了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不但于2001年12月就能呈交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经把与该博士论文的定稿极其接近的16万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段读博期间，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并不时在学刊发表文章，如此魄力，实在令人惊叹！更何况，当时习总的学历就只有小学毕业和靠「工农兵学员」身份得以入读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所以，各方一直怀疑习总找枪手代写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根据，问题只是，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BBC等有分量的媒体），至今未能找到较为实质的证据。即使是中国最爱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在习总涉嫌请枪代谢博士论这大案上，也交了白卷。
为此，我找来习总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下称《研究》），以「忍受酷刑般的努力」（曹长青语），扫读一遍，不料赫然发现其行文在多处与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下称《发展》）一书惊人雷同。
以下我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
《研究》原文第102页：「三是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2000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89 亿元，比1998 年增长了12.9%，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 个百分点以上。在农业“四税”中，农业特产税达8.60 亿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国居高。农业税赋过重，增长过快，农业特产税比重偏大，不仅影响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影响农业发展后劲。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发展》原文第208页：「(3)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有些地方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78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12．1％，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业“四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国为4．3％，福建为5．4％)。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例子二：
《研究》原文第102页：「四是要建立农产品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及储备金等，及时帮助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防范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可能遇到的风险。」
《发展》原文第208-209页：「(4)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将粮食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建立农产品贸易的风险防范机制，为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参加国际竞争提供可靠保护。」
例子三：
《研究》原文第102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举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发展》原文第209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加入WTO后，我们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从以上例子可见，两本着作的雷同之处，绝不可能是巧合。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而其初稿很不寻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书名是《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变成刘惠宇）。表面看来，刘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袭习总著作之嫌，但情况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出版日期虽然是2002年9月，但一本着作的稿件从交给出版商到付印出来，可以费时甚长，譬如《发展》一书的前言就成于2000年12月。加上，《研究》与《发展》两个著作所附的参考文献，都是最迟截止于2001年，两者的完成时间其实非常接近。
其次，是关乎刘慧宇教授（1966-）的来头。刘教授现为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该学院网页对她介绍如下：「民革党员。1997年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年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2003年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专业长于经济演变与发展、宏观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金融等方面研究，在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现代化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主持或主要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上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出版多部专著，其中……《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2003年荣获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九届“入选作品奖”，同时荣获四川省2002年度最佳图书奖。」
福建江夏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和副院長劉慧宇 (圖片來源：學院網頁)
福建江夏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和副院長劉慧宇 (圖片來源：學院網頁)
即是说，刘教授与习近平不同，是受过正规学院训练的专业科研人员。而且，非提不可的是，刘教授曾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十年，而就在这个期间，时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1998年-2002年）。而习近平早于1988至90年期间，正正也曾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通观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我百度一下两人有何暧昧关系，搜寻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相关词。」。中国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国搜寻器情况一样。
习近平当时在福建省已经呼风唤雨，而刘慧宇只是他的一个小下属，按常理，除非关系极其亲密，刘小姐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其次，刘小姐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不太把习近平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内。
到最后，我推算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刘小姐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如欲联系作者，请电邮 onlytojoe2@gmail.com〕
習近平博士論文被指疑由福建學者劉慧宇代寫习近平博士论文被指疑由福建学者刘慧宇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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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 |查看：23 |来源: 法廣 2013-08-19 |查看：23 |来源:法广
中國網上傳出的習近平博士論文照片（網絡DR）中国网上传出的习近平博士论文照片（网络DR）
從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鐘祖康在香港的「主場新聞」網站撰文指出，經過他詳細審視覆閱之后發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博士論文，與現今福建江夏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和副院長劉慧宇的博士論文，有至少3處驚人相似的地方。从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钟祖康在香港的「主场新闻」网站撰文指出，经过他详细审视覆阅之后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与现今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刘慧宇的博士论文，有至少3处惊人相似的地方。 鐘相信，劉慧宇當年是習近平出掌福建時的一個小下屬，“以其學術專長幫了習近平一把”，因此兩篇論文驚人雷同，絕非是巧合。钟相信，刘慧宇当年是习近平出掌福建时的一个小下属，“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因此两篇论文惊人雷同，绝非是巧合。
作品包括《來生不做中國人》的鐘祖康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在出任福建省長期間，日理萬機，但仍可以按時在2001年年底呈交博士論文并獲通過，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經把與該博士論文的定稿極其接近的16萬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僅如此，他還在這段讀博期間，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其個人魄力令人贊嘆之余，亦讓不少人懷疑習的論文是抄襲之作，只是苦無證據。作品包括《来生不做中国人》的钟祖康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在出任福建省长期间，日理万机，但仍可以按时在2001年年底呈交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经把与该博士论文的定稿极其接近的16万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段读博期间，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其个人魄力令人赞叹之余，亦让不少人怀疑习的论文是抄袭之作，只是苦无证据。
不過鐘祖康表示，他將習的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下稱《研究》）與劉慧宇教授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下稱《發展》）相互比較后發現，兩篇文章有至少3處驚人雷同的地方。不过钟祖康表示，他将习的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下称《研究》）与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下称《发展》）相互比较后发现，两篇文章有至少3处惊人雷同的地方。
雷同之一：雷同之一：
《研究》原文第102頁：“三是要減輕農業稅賦。近年來農業“四稅”增長幅度有過快的趨勢，以福建省為例，2000 年全省農業“四稅”為16.89 億元，比1998 年增長了12.9%，農業稅賦增長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財政收入增長幅度1 個百分點以上。在農業“四稅”中，農業特產稅達8.60 億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國居高。農業稅賦過重，增長過快，農業特產稅比重偏大，不僅影響農產品的出口創匯，也影響農業發展后勁。要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業“四稅”特別是農業特產稅作適當調整。” 《研究》原文第102页：“三是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2000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89 亿元，比1998 年增长了12.9%，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 个百分点以上。在农业“四税”中，农业特产税达8.60 亿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国居高。农业税赋过重，增长过快，农业特产税比重偏大，不仅影响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影响农业发展后劲。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發展》原文第208頁：“（3）要減輕農業稅賦。近年來有些地方農業“四稅”增長幅度有過快的趨勢。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農業“四稅”為16.78億元，比1998年增長了12.1％，農業稅賦增長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財政收入增長幅度1個百分點，也高于全國農業“四稅”占財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國為4.3％，福建為5.4％）。要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業“四稅”特別是農業特產稅作適當調整。” 《发展》原文第208页：“（3）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有些地方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78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12.1％，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业“四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国为4.3％，福建为5.4％）。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雷同之二：雷同之二：
《研究》原文第102頁：“四是要建立農產品貿易風險防范機制和農產品出口生產發展基金、出口風險基金及儲備金等，及時幫助廣大農民和農業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防范參與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可能遇到的風險。” 《研究》原文第102页：“四是要建立农产品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及储备金等，及时帮助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防范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可能遇到的风险。”
《發展》原文第208-209頁：“（4）建立高效的糧食安全儲備系統，將糧食依存度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提高糧食安全水平；建立農產品貿易的風險防范機制，為廣大農民和農業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參加國際競爭提供可靠保護。” 《发展》原文第208-209页：“（4）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将粮食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建立农产品贸易的风险防范机制，为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参加国际竞争提供可靠保护。”
雷同之三：雷同之三：
《研究》原文第102頁：“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利用國外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促進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高。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和交流，是能夠利用國外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促進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受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和資源不足的制約，尋求到國外去投資建設生產基地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大農業的招商引資力度，積極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的政策，吸引外商來我國投資舉辦農業企業和參與農業綜合開發。” 《研究》原文第102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举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發展》原文第209頁：“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促進農村市場化建設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和交流，是連接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的重要措施，能夠有效地促進國內農產品市場和農業要素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進一步加快農村市場化建設的步伐。加入WTO后，我們要抓住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受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和資源不足的制約，尋求到國外去投資建生產基地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大農業的招商引資力度，積極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資興辦農業企業和參與農業綜合開發。” 《发展》原文第209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加入WTO后，我们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鐘祖康又說，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初稿很不尋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劉慧宇教授的文章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變成劉惠宇）。钟祖康又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初稿很不寻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刘慧宇教授的文章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变成刘惠宇）。 表面看來，劉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襲習總著作之嫌，但鐘祖康認為，情況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表面看来，刘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袭习总著作之嫌，但钟祖康认为，情况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
鐘特別指出，劉教授曾在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人民政府、寧德市政協和寧德市人大先后任職10年，而就在這個期間，時為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職修讀清華大學的博士課程。钟特别指出，刘教授曾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10年，而就在这个期间，时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 而習近平早于1988至1990年期間，正正也曾擔任寧德市地委書記。而习近平早于1988至1990年期间，正正也曾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 通觀全局，當時習、劉二人因而結識，絕不出奇。通观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 鐘表示他曾嘗試“百度”一下兩人有何關系，搜尋結果是“搜索結果可能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未予顯示。建議嘗試其他相關詞。”。钟表示他曾尝试“百度”一下两人有何关系，搜寻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相关词。”。 他說，中國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國搜尋器情況一樣。他说，中国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国搜寻器情况一样。
鐘祖康指出，習近平當時在福建省已經呼風喚雨，而劉慧宇只是他的一個小下屬，按常理，除非關系極其親密，劉豈敢抄襲習近平的博士論文。钟祖康指出，习近平当时在福建省已经呼风唤雨，而刘慧宇只是他的一个小下属，按常理，除非关系极其亲密，刘岂敢抄袭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其次，劉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經濟金融科研人員，在這方面應不太把習近平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內。其次，刘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不太把习近平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内。
鐘的結論指出，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劉小姐以其學術專長幫了習近平一把，但在處理自己的著作時，在把文字搬來搬去時，對自己曾為他人做槍手代寫的文字失去警覺性，以為還是自己的。钟的结论指出，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刘小姐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從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鐘祖康在香港的「主場新聞」網站撰文指出，經過他詳細審視覆閱之后發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博士論文，與現今福建江夏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和副院長劉慧宇的博士論文，有至少3處驚人相似的地方。从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钟祖康在香港的「主场新闻」网站撰文指出，经过他详细审视覆阅之后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与现今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刘慧宇的博士论文，有至少3处惊人相似的地方。 鐘相信，劉慧宇當年是習近平出掌福建時的一個小下屬，“以其學術專長幫了習近平一把”，因此兩篇論文驚人雷同，絕非是巧合。钟相信，刘慧宇当年是习近平出掌福建时的一个小下属，“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因此两篇论文惊人雷同，绝非是巧合。
作品包括《來生不做中國人》的鐘祖康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在出任福建省長期間，日理萬機，但仍可以按時在2001年年底呈交博士論文并獲通過，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經把與該博士論文的定稿極其接近的16萬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僅如此，他還在這段讀博期間，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其個人魄力令人贊嘆之余，亦讓不少人懷疑習的論文是抄襲之作，只是苦無證據。作品包括《来生不做中国人》的钟祖康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在出任福建省长期间，日理万机，但仍可以按时在2001年年底呈交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经把与该博士论文的定稿极其接近的16万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段读博期间，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其个人魄力令人赞叹之余，亦让不少人怀疑习的论文是抄袭之作，只是苦无证据。
不過鐘祖康表示，他將習的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下稱《研究》）與劉慧宇教授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下稱《發展》）相互比較后發現，兩篇文章有至少3處驚人雷同的地方。不过钟祖康表示，他将习的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下称《研究》）与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下称《发展》）相互比较后发现，两篇文章有至少3处惊人雷同的地方。
雷同之一：雷同之一：
《研究》原文第102頁：“三是要減輕農業稅賦。近年來農業“四稅”增長幅度有過快的趨勢，以福建省為例，2000 年全省農業“四稅”為16.89 億元，比1998 年增長了12.9%，農業稅賦增長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財政收入增長幅度1 個百分點以上。在農業“四稅”中，農業特產稅達8.60 億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國居高。農業稅賦過重，增長過快，農業特產稅比重偏大，不僅影響農產品的出口創匯，也影響農業發展后勁。要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業“四稅”特別是農業特產稅作適當調整。” 《研究》原文第102页：“三是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2000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89 亿元，比1998 年增长了12.9%，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 个百分点以上。在农业“四税”中，农业特产税达8.60 亿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国居高。农业税赋过重，增长过快，农业特产税比重偏大，不仅影响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影响农业发展后劲。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發展》原文第208頁：“（3）要減輕農業稅賦。近年來有些地方農業“四稅”增長幅度有過快的趨勢。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農業“四稅”為16.78億元，比1998年增長了12.1％，農業稅賦增長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財政收入增長幅度1個百分點，也高于全國農業“四稅”占財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國為4.3％，福建為5.4％）。要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業“四稅”特別是農業特產稅作適當調整。” 《发展》原文第208页：“（3）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有些地方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78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12.1％，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业“四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国为4.3％，福建为5.4％）。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雷同之二：雷同之二：
《研究》原文第102頁：“四是要建立農產品貿易風險防范機制和農產品出口生產發展基金、出口風險基金及儲備金等，及時幫助廣大農民和農業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防范參與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可能遇到的風險。” 《研究》原文第102页：“四是要建立农产品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及储备金等，及时帮助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防范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可能遇到的风险。”
《發展》原文第208-209頁：“（4）建立高效的糧食安全儲備系統，將糧食依存度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提高糧食安全水平；建立農產品貿易的風險防范機制，為廣大農民和農業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參加國際競爭提供可靠保護。” 《发展》原文第208-209页：“（4）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将粮食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建立农产品贸易的风险防范机制，为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参加国际竞争提供可靠保护。”
雷同之三：雷同之三：
《研究》原文第102頁：“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利用國外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促進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高。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和交流，是能夠利用國外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促進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受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和資源不足的制約，尋求到國外去投資建設生產基地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大農業的招商引資力度，積極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的政策，吸引外商來我國投資舉辦農業企業和參與農業綜合開發。” 《研究》原文第102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举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發展》原文第209頁：“擴大農業對外合作與交流，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促進農村市場化建設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和交流，是連接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的重要措施，能夠有效地促進國內農產品市場和農業要素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進一步加快農村市場化建設的步伐。加入WTO后，我們要抓住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受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和資源不足的制約，尋求到國外去投資建生產基地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大農業的招商引資力度，積極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資興辦農業企業和參與農業綜合開發。” 《发展》原文第209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加入WTO后，我们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鐘祖康又說，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初稿很不尋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劉慧宇教授的文章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變成劉惠宇）。钟祖康又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初稿很不寻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刘慧宇教授的文章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变成刘惠宇）。 表面看來，劉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襲習總著作之嫌，但鐘祖康認為，情況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表面看来，刘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袭习总著作之嫌，但钟祖康认为，情况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
鐘特別指出，劉教授曾在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人民政府、寧德市政協和寧德市人大先后任職10年，而就在這個期間，時為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職修讀清華大學的博士課程。钟特别指出，刘教授曾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10年，而就在这个期间，时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 而習近平早于1988至1990年期間，正正也曾擔任寧德市地委書記。而习近平早于1988至1990年期间，正正也曾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 通觀全局，當時習、劉二人因而結識，絕不出奇。通观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 鐘表示他曾嘗試“百度”一下兩人有何關系，搜尋結果是“搜索結果可能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未予顯示。建議嘗試其他相關詞。”。钟表示他曾尝试“百度”一下两人有何关系，搜寻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相关词。”。 他說，中國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國搜尋器情況一樣。他说，中国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国搜寻器情况一样。
鐘祖康指出，習近平當時在福建省已經呼風喚雨，而劉慧宇只是他的一個小下屬，按常理，除非關系極其親密，劉豈敢抄襲習近平的博士論文。钟祖康指出，习近平当时在福建省已经呼风唤雨，而刘慧宇只是他的一个小下属，按常理，除非关系极其亲密，刘岂敢抄袭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其次，劉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經濟金融科研人員，在這方面應不太把習近平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內。其次，刘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不太把习近平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内。
鐘的結論指出，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劉小姐以其學術專長幫了習近平一把，但在處理自己的著作時，在把文字搬來搬去時，對自己曾為他人做槍手代寫的文字失去警覺性，以為還是自己的。钟的结论指出，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刘小姐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旷世奇闻：首长潇洒开会，士兵贴身守车！】某国某省某市开会，军方代表座驾单独摆在一起，并且一车配一名士兵看守，成为一道奇特风景，堪称世界独一无二！不愧是经典的兲朝特色！ 坐骑专人看守，首长们，你们这是把车当马养呢吧？！
南都网 | 中国贫富差距：收入最高家庭是最低家庭的2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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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8月16日讯 俄罗斯A.L.Mints无线电技术学院院士日前透露，建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导弹预警雷达系统“沃罗涅日-M”在21个月的试运行中，完全证实了所声明的性能。在2011年10月的首次运行后，雷达站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进行了6次观察中国导弹发射的战斗作业。
据“俄罗斯之声”网站援引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该学院称，雷达站的建造、组装和安装的基本工作大约耗时一年。在2012年期间，雷达站进行了完整的初步和国家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记录了所有战术技术任务的执行情况。2012年12月，俄国防部决定雷达站作为部门的组成部分进入实验性战斗值勤。（张洁娴）
[转帖]曹莉:在新疆，那条被强化的民族分界线行动行动 于 2013/8/17 22:31:1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近日，继上海高院法官集体招嫖后，舆论正在普遍关注河南警察摔婴案之际，中国法医届竟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女法医王雪梅通过视频声明——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和中国的法医队伍！
王雪梅在声明中说：“我毅然决然地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这是因为作为共和国最高法医监督机关的一个在职法医，我对中国的法医队伍现状非常地失望，甚至是绝望。我对中国法医队伍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极其荒谬、虚假的鉴定结论深恶痛绝，经过苦苦三十年职业生涯的坚守，我看到一个事实，我王雪梅没有能力改变中国法医队伍的现状，我王雪梅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没有能力纠正丧尽天良的冤假错案，怎么办？我唯一的路是退出，为了自己未来的清白，我王雪梅必须退出！”
王雪梅曾被评为“中国最美首席女法医”。她1986年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专业工作近30年，之所以突然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与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一份关于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死亡的司法鉴定有关。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自己的名字不能与出具“荒谬、不负责任”的鉴定结论的一个团体混为一体。
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腐烂了，可万万没有料到中国法医学会也是这样！
哀莫大于心死。看了王雪梅的辞职声明，让人有一种莫名的难受和激动。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不计个人名利，洁身自好的有良知的人。在这污浊不堪的社会里，还有人在践行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箴言。虽然自己的力量不能改变国家和社会现状，但起码可以管好自己，做到不与之同流合污。在当今社会做到这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付出多少代价啊！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炙手可热时，李庄被警方陷害后，与李庄素昧平生的江汉大学法学教授余元洲为捍卫法律尊严愤而辞职的事情。他说：“只要判李庄有罪，我立即辞职，何时平反，再重返讲坛，否则，我的法律课不知怎讲。”后来，余元洲瞒着家人辞职，没有食言。辞职近三年，期间他还曾开过餐馆，但最终倒闭。后来幸亏薄熙来下台，李庄出狱，他又重返大学讲坛。如今，没有想到法学教授余元洲辞职后，作为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的王雪梅也要愤而辞职了！中国的司法界到底是怎么了？！
谁都明白，王雪梅是因为对中国法医现状感到绝望而辞职的。法医鉴定无小事。它关系到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安全。王雪梅的辞职无疑是向中国司法腐败的宣战。中国红十字会腐败人所共知，可中国红十字会可以烂，中国法医学会不能烂啊，这牵扯到了司法公正的大问题。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烂，可唯独司法不能烂啊！红十字会烂了，无非贪污老百姓的一点爱心，大不了咱不捐了。可是中国司法烂了。不但老百姓的生命丧失了尊严和安全了，公平正义的屏障就彻底没了，那国家还有希望吗？
王雪梅的辞职绝不是简单的她个人的事情。这是中国司法届的一场“预震”！如果还引不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长此以往，没准“大地震”真的会到来！
众所周知，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简称，纳粹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权的特点是政府企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追求种族（雅利安人，北欧白种人）、社会和文化的纯净。它奉行法西斯主义，组织了一个混杂各种职能的"精英组织"党卫队，它包含准宗教职能、情报机构职能、准警察职能和武装力量。法西斯的本义是"束棒"（拉丁语fasces）的音译，是把多根木棍绑在一起后再安上一把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则是一种结合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型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希特勒13岁丧父，19岁丧母。少年希特勒违抗其父要他日后当公务员的愿望，执意要当画家和艺术家。而学习上的失败，又使他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他后来说："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希特勒并无一技之长，又轻视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就决不回家乡。希特勒既不抽烟喝酒，在他的情人、外甥女吉莉·拉包尔自杀后还决定不吃肉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除了后来的一位情人，他也不同其他女人来往；他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读书。希特勒青少年的这些经历、志向和读书，毛泽东多与其类似。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也特地改写一首日本人的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向其父亲告别。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宣传"这个词似乎与真理没有丝毫关联。芸芸众生就是被利用的对象，宣传只是一个应时的工具，是为了让民众相信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他的意愿。他鄙视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顾谎言大餐所造成的恶果。他刻意利用群众心理的弱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煽动家。希特勒是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这源于他对"说话力量"的认识："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是在1933年确立的。到这年春天，除了普鲁士邦，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主的其他各邦政府都变成了纳粹政权，新任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从而实现了纳粹对国家的一体化、一元化领导：各邦"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即希特勒本人）所制定的总政策。到这年夏天，纳粹党则成为德国唯一的政党。次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又被选为元首，并且接管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他对纳粹德国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垄断。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德国成了严密组织的国家。首先是组织严密的纳粹党设有很多包罗万象的部门，其中宣传部又是一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纳粹党还为妇女和青少年设立了专门的组织。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有各自的组织，还有文化协会来组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纳粹统治下的工会则是"党的一个工具"，名为"劳工阵线"，吸收工薪生活者、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是德国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纳粹党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非纳粹党人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脱离组织就一定寸步难行的"组织"现象，生活在毛泽东党国体制中的中国人自有其更真切的感受！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文化纳粹化。首先，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书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书更"畅销"全德：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青年男女结婚时，向新郎新娘送的礼物是这本书，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这本书。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的"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当然，这比起后来中国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无论就其销售量还是其影响程度，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我的奋斗》一书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1939年到1945年胜利年代希特勒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新秩序的蓝图。它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统治，即实行独裁统治。希特勒宣称："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而保存文化"同严格的必然法则和世界上最优、最但在总体上，希特勒的斗争哲学比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还差了不少档次。
二是焚烧和禁止所谓"起破坏作用"的书籍。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焚烧约两万册图书，其中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话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当然，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不仅具有空前的大规模的文化管制，而且有接连不断的思想文化批判，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实行对古今中外一切"封资修"的"文化围剿"。
三是建立统一的文化组织，由国家领导和组织专业。1933年9月22日，在戈培尔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是为"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德国文化协会下设七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从事相关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而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协会有权开除或拒绝接受"政治上不可靠"的会员，不准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从而剥夺他们的生计。
四是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者他的助手发布指示：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在第三帝国当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清白"。结果许多报纸停刊，电台和电影也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教育纳粹化、政治化。德国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重编教科书，重新设置课程，《我的奋斗》被奉为"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要宣誓效忠和服从希特勒。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公布一项法令说："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德国青年团团员，无论男女，都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包括到农村去服役一年。女青年团员下乡后，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她们通常住在乡村的小营房，有时也住在农民家里。结果，"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有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座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这自然不能不使中国人联想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发生的种种事情。
纳粹德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彻底的破坏是设立三种学校训练所谓"优秀分子"，这就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由党主办的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从少年队选拔最有前途的十二岁少年，实施在党务和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六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勇敢、责任感、简朴的特性以及纳粹理论的训练。骑士团城堡，是这种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其学生通常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农民、工人处于农奴、工奴状态。希特勒虽然允诺土地改革，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但却并未真正实施。1933年9月29日颁布的《农场继承法》只是"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农民"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同样，在中国，农民也曾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工人则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德国劳工管理法》规定雇员和工人得对雇主"忠诚"。工人实行低工资，且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多劳多收。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1935年2月，还开始实行"工作簿"制度，记载工人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人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1938年的一项特别法令甚至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工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要被罚款和服徒刑。希特勒虽然把德国工人变成了"工业农奴"，但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取消了挨饿的自由"：工人获得了职业，并且只要不反抗，"饭碗不会敲破"。这同苏联国家与工人签订的"铁饭碗式"社会契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司法法西斯化。从1933年最初几个星期的大规模任意逮捕、殴打、杀害时起，纳粹德国就不是法治社会了。希特勒本人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1936年，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朗克对法律工作者讲话说："没有不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作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作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1937年1月26日，德国颁布了新的《公务员法》，规定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包括法官。所有法官必须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庭由两个专职法官和五个由纳粹党官员、党卫队和武装部队选出的人组成。对人民法庭的判决不得上诉，审判通常是秘密进行。特别法庭则专门审理政治案件尤其是"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
在纳粹德国的司法中，秘密警察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是一个专门逮捕和杀害反对现政权的恐怖工具，并且其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同秘密警察相联系的还有保安处所谓的"保护性看管"，也就是把任意逮捕和拘禁的集中营"合法化"。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建立了第一批集中营；到1933年底，集中营就多达50个。这些集中营，先由冲锋队设置，后由党卫队控制。
大凡专制制度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也一样，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就集中向外国人展示了纳粹德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和形象，让全世界对它的成就留下印象。为了办这次奥运盛会，"ludenunerwii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以前历届奥运会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意大利之夜"宴会，招待了一千多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希特勒党国体制操办的大事尤其还有发动反犹运动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要说，希特勒比起需要伪装的其他独裁者更加直言不讳："我们与敌人之间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我的意志决定一切。""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号称"千年帝国"、"千秋帝国"。然而，从1933年8月19日希特勒大选获胜至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它只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时间，希特勒本人也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前七天4月30日自杀。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毀灭和破坏的深渊。"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反省、反思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给德意志民族、犹太人直至欧洲各国所带来的灾难，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立法禁止了法西斯主义。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波兰，还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双膝下跪。这泣鬼神、感天地的一跪，不仅慰问了受害犹太人的冤魂，也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宽恕，还使德国和德国人民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8-16 | 责任编辑：齐克
王炯华
1958年，毛泽东直言不讳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加中国的皇权专制。
毛泽东参加建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它开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都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共产国际的路线，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也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毛泽东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马克思”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和斯大林”。中共一度为自身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努力，它早期称苏联为“祖国”，后来称其“老大哥”；它的根据地称“苏维埃”，简称“苏区”；它的党内通讯“致共产主义敬礼”总不忘在括弧中书一个“布”字或直书“致布礼”；它长期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悬挂他们的巨幅画像；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设有专门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与其说毛泽东和中共宗马，更不如说是宗列、宗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只是主义、思想和理想，列宁斯大林所提供的才既是主义、思想和理想，尤其又是现实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另一方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就不能不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194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经刘少奇提议，毛泽东获取了“最后决定权”，终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各个山头之上。1945七大以后几十年，对于毛泽东，全国政协主席可以是“名誉”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得而辞去；但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直到逝世，他都没有放弃一身二任的两个顶级实职：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就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打天下坐天下的真实经历和必然归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批驳别人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
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李慎之说：“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京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觉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其实，宋美龄早在抗战中期就有预感。其时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他们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回来后，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氏听后说：“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同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一样，毛泽东同样倡导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1927年3月，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列举农民革命的“十四件大事” ，讴歌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抨击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糟得很”和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过分”等责难，从而引导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关注特别是对于贫农这个“革命先锋”的关注。他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正是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他的革命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还特别强调：“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稍后，他提出“枪杆子出政权”！他后来还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的革命定义以及“矫枉必须过正”，赞赏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等激烈举动，实际上是倡导革命恐怖，也就是后来的红色恐怖。这种恐怖既打击了所谓敌人的气焰，又污辱了所谓敌人的人格，“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透露，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观点。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底层民众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而有着自己心目中难以动摇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基本理念，所以对地主、资本家等富有者“造反”（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便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信守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摧毁才能够对富有者下手。而这显然有悖于自己信守的传统道德观念。而痞子、流氓、市井无赖等社会顽劣则不同，因为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所以要煽动他们起来造富有者的反、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乃至于生命并不费力。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还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其实，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却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都在斗、打、掠之列。所谓“杀猪出谷”，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这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戴高帽子游乡”，当时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就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不仅“五花大绑”，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恐怖造成极其深广的影响。自井冈山打土豪、打AB团、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一直到土地改革斗地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60年代前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党内政治斗争还是全社会的革命运动，诸如戴高帽子游街、“坐飞机”、捆绑吊打、拳打脚踢、逼供信等激烈斗争方式，都属于所谓红色恐怖，无一不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翻版。它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少死亡和多大伤害，恐怕都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
1956年4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包括苏联30年代肃反，使斯大林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一落千丈。对此，毛泽东既感到震惊，也心情复杂。斯大林曾经对中国革命有过错误的主张，对毛泽东本人也不够尊重，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并无太大的好感。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中“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他在不同的场合对外国客人说：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斯大林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此，对于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有勇气，敢于碰斯大林，尽管采取的方法不对，可却揭了盖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在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还多次提到斯大林的错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他甚至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仍要维护斯大林的党国体制。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在毛泽东的词典和实践中，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国体制。它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
毛泽东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秦始皇”，则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皇权专制，他自比秦始皇，并且“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远不止是“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且在诸多方面都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秦始皇中央集权、委派官吏的“郡县制”只是到县为止，中国两千年专制也都只是到县为止，县以下的广大农村、集镇，则是山高皇帝远，管不着，那里大都是家族或士绅自治，即使国民政府在农村、集镇实行保甲制度，仍然是县治，并且县政府只有县长和民政、财政、教育、交通等几个科、不多几个人享受财政开支，国民党县党部主持地方党务，并不领导政府，也不享受是财政供养。至于乡镇保甲长，全在财政编制之外，他们完全只是尽守土、维稳、催税、抽丁之义务，并没有享受相应的职务待遇。毛泽东的党国体制加皇权专制则是共产党位尊国家和宪法之上、党领导军队、党领导政府、党领导文化、教育、科学、企业等等，甚至党政不分，直止以党代政。毛泽东还建立了史无前例、世所罕见、空前绝后、从中央直达乡镇基层的党、政、军、公、检、法、青、妇等多套机构和庞大干部队伍，并且统统纳入国家或地方的财政编制。这是叹为观止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统计，中国历代官民比例是：汉朝1：7943；唐朝1：3927；明朝1：2299；清朝l：911；新中国成立初期1：294，现在则是l：34，甚至1∶18，世界最高、历史最高。现在中国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人员超过7000万，18名老百姓就得养1名公务员。
秦始皇称民为“黔首”，实行商鞅发明的户籍制度，连坐株连制度，两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也大都沿袭这一制度。然而，比起毛泽东党国体制对中国人民的管制和株连，小巫见大巫耳！
首先，像苏联、纳粹德国那样，毛泽东的党国体和皇权专制高度组织化。除了统领一切的共产党，还有共青团、少先队、工会等等，各行各业的协会如作协、美协、音协等等，各个界别的联合会如妇联、青联、学联、文联、社联等等。“组织”无所不在，“组织”无所不能，服从“组织”，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奉献“组织”，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组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反“组织”特别是反党则一定会受到惩处。
其次,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早在1955年11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8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二个等级，一个是农业人口，另一个是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在就业、福利、粮食、住宅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国家财政的保障，基本上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了。而农业人口即农民只能画地为牢，永远只能在土地上而且只能是在自己村庄的土地上从事劳动，他们连走出自己的村庄都得经过批准，更没有迁徙自由，从而剥夺了农民进城工作的自由，限制了农民作为国家公民应当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他们的生老病死政府基本上不管，即使是在参加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负伤或死亡也只有自己承担，他们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禽蛋等等还经常被国家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而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至今，虽然已改革开放几十年,仍有对所谓农民工的岐视！
第三，把所谓阶级敌人打入另册，并且株连家属和子女，21种人成了动辄得咎的“贱民”。所谓21种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制和镇压的对象，也就是1967年《公安六条》提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简称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警（伪警察）、宪（兵）、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军（国民¬党军官）、贷（放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婆）、道（士）、尼、流（氓）。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第四，连续的政治运动，打出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直到文革中揪“走资派”。刘少奇就是“文革”中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
第五，舆论控制。国际国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再由各报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媒体一律公办，发行基本公费订阅，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只有上层才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和内部参考资料了解情况。
第六，行政控制。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特别是文革时期，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工农商学兵，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口和粮油关系。行政上控制个人的许多方面，诸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都要经过单位审查和批准。政治上思想上控制个人的则是政治学习，思想汇报，个人档案。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批斗会，中则办“学习班”，重则戴“帽子”，转化为“阶级敌人”而沦入贱民阶层。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人们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无论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真可谓“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最后，1949年后，毛泽东经常吹嘘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说：“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到世界大战时竟神采飞扬地说：“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中浮夸风、共产风等人祸因素，1959年已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饿死人数多，情况严重；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 后来，各地不断报告数以万计的饿死人数，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忧心忡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国家主席刘少奇甚至向毛泽东直言“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但是毛泽东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刘少奇将他的军，记恨在心。对于文革武斗，毛泽东公然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949年后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他视人命如草芥，制造冤狱遍于国中，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000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概括的由极权主义宣传和极权主义组织拼合而成的“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往往用灌输来替代宣传。他们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暴力的使用与其说是恐吓民众，毋宁说是为了推行意识形态教条和散布意识形态谎言。”阿伦特反复强调，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为了做到这一点，极权主义必须依仗严密的组织，“组织和宣传时相辅相成的”。阿伦特所说的“前锋组织”或许会有很多种类别和名称——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意识形态专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党组织和党组织周围的其它政治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前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实质都是为了使宣传和灌输成为维护国家的政治运行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之所能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比较温和的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散布宣传，直到的总体气氛完全被极权主义毒化”。
列夫•托尔斯泰在《论政权、统治者、暴力》中说:“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只要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指出：“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借以防阻他臣下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统治者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是有意把政治与道德混淆在一起。马基雅维里《君王论》认为“这全是胡扯！鸭是鸭，鸡是鸡！两码事！”他从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出发，不再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和解说，认为政治的运行与道德无干，是权力以及由权力衍生出来的权术才构成政治的本质，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君主统治的权术思想——“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不能去做所谓好人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为了保住权位，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离人道，违反信仰。”“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许多合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这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把国家规定为一种受其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的有机体，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权力是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国家中，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两者不是一回事情；君主在追求权力目的的过程中，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把道德作为达成政治目的手段，可以任意使用物质引诱、暴力镇压、精神欺诈等非道德手段为施行政治统治服务；君主不应当害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认为结果的正确（也可以理解为“成功”，这是唯一的“正确”）最终将会说明手段的正确。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既可以归结为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可以归结为对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政治主张的描绘。[转帖]章立凡：中国有软实力吗——读王冲新著《差距》行动行动 于 2013-8-17 0:41: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此外，在社区论坛因为向梁振英发起示威行动而被纹身恶汉施暴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成员，已经分别作出对策，决定在下一次的社区论坛，发起“沉默反黑反梁”活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凸显警方偏袒执法的荒谬。
港大学生会发表声明称：“8月11日，梁振英到天水围出席地区论坛，发言激起社会矛盾，又自称‘微服出巡’，视法治香港为封建王朝。会后，场外挺梁及反梁人士更发生暴力冲突。近日所见，诉诸暴力之爱国团体陆续涌现，欲以野蛮手法镇压反对声音。早于参选期间，已有传梁振英为地下党员，又涉嫌染指黑金政治，借红黑两道之力而于小圈子选举顺利跑出。本年1月19日，前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练乙铮已撰文指出特首梁振英是‘红色父系与黑色母系结合的产物’及‘梁氏取得政权，一半靠黑道，未来的香港社会各方面必定因而逐步染黑’，练乙铮先生当日之预言可说是不无道理。”
声明又指责梁振英要求教育局就林老师说粗言一事仔细调查，变相令事件继续上纲上线，演化成个人针对而浪费社会资源。梁振英职责本应协调各方以促成共识，可是其管治思维却以挑动敌我矛盾为核心，令社会迷失在无止境地的斗争中，“梁振英的发言令事件持续焦点失当，令公众纠缠于林老师说出英语粗言一事，淡化警方选择性执法的事实”。
港大的学生又批评梁振英的“道歉论”，因为贪污贿赂行径隐蔽，从来依靠些微线索揭发，再由正式调查侦破。故此，廉署历来，一直鼓励公众如果怀疑有贪污应立即挺身举报。梁振英却以林奋强和张震远经查后无犯罪证据为例，要求举报人道歉，是“出言向举报人施压以袒护有利益冲突的属下，行径令人发指”。
学生会遂要求梁振英为施政失当引咎辞职。
此外，为了应付下一次社区论坛梁振英的黑道朋友再次充当护法打手，人民力量、社民连已分别作出应对策略。社民连的吴文远提出效法土耳其示威方式，当日不分组织党派，在场外静默站立示威，以示不满梁振英“黑手治港”、“沉默反黑反梁”，而能够进场与梁振英对话的市民则可尝试在场内静默站立。吴文远说，已向公民党、工党、新民主同盟等民主派建议有关方案，初步反应正面。
人民力量则呼吁支持者当日到场排队取筹进场，并带备“黄色战衣”即场更换，避免穿黄衣到场及离去，以免危险，又呼吁效法马丁路德金面对暴力“手牵手、打不还手”，突显警方选择性执法的荒谬。[转帖]南方都市报：香港学生会脱离大学管控 自有资金数百万行动行动 于 2012/5/15 0:05: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作者:谢宇野 徐异菲
L真的没有乱说，2000年香港大学闹过一起全港轰动的“钟庭耀民调风波”，而在这个事件中，时任的港大校长郑耀宗迫于重重压力，主动递上了辞职书，“重重压力”之中重要的一层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
港大的民意调查是香港的一个招牌，2000年时民意调查中心发布调查直指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民望掉至历史最低点，这个报告发布不久，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通过《南华早报》和《信报》透露董建华通过神秘的“第三方”向他施压：说我“坏话”？不想要研究经费了吧？而“第三方”的身份最后由钟庭耀亲口认证：正是校长郑耀宗。
这时第一个跳出来“请校长下台”的既不是民众，也不是教授老师，而是香港大学学生会。
学生会张贴声明先痛骂校长“破坏学术自由，出卖师生，辜负民众”应该“引咎辞职”，又把矛头指向学校，“态度暧昧，包庇校长”，即便之后学校忙不迭地成立独立委员会专门审查郑耀宗时，学生会还抱怨学校“惺惺作态”：一边包庇校长，一边还装模作样地审查，假！整个过程学校没敢回一句嘴，媒体蜂拥而去采访当时的学生会主席。
L讲完这个故事，不忘补充，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学生会反应有点过度……但是内地的同学还在刚才精彩的故事里回不过神：学生会不是学校的组织吗？怎么敢“弹劾”校长？
学生会在警务处注册为独立社团，就为监督校方而存在
问题就在于，现在大多数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并不由学校管理，恰恰相反，它是在法律地位上和学校平起平坐的社会团体。
194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第一个在警务处注册成为独立的社会团体，脱离大学管控，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校学生会纷纷注册“独立”。
学生会往往有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办公室，香港大学学生会甚至十分“霸气”地拥有一幢自己的大楼，每一层的安排全部是学生说了算。学生会下属的学会(相当于内地大学的各种兴趣社团)如需场地和资金举办活动，都是向学生会申请，瞧都不瞧一眼学校。
而学校的老师、校长在学生会独立后从来不敢多管学生会的“闲事”，本硕博在港大完成、目前仍在港大工作的何伟帜博士声称自己为学生会演辩学会担任顾问这么久，几乎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在仅有的几次到场情况下，如果何顾问想发表点什么想法，还得像小学生一样举手请示主持会议的主席。
“主席还不一定批准我说话呢！”何博士假装愤愤不平，他早就习惯了学生会对老师的“爱搭不理”，“顶多是有需要请我帮忙或者出了问题商量能否让我这个顾问背黑锅而已，他们的活动一切由他们做主。”
好，可以清楚看出学生会和学校的关系：我既不受你管理，又是独立的机构，为什么要怕你，又为什么不敢指责你？
而港府允许学生会作为独立组织“牛逼哄哄”地存在，就是需要他们维护学生的权益，基于此，学生会更加要和学校“对着干”，时刻监督学校甚至社会，别让学生吃亏。这样的例子每一年都会发生无数起。
2004年2月香港中文大学方以政府削资为由，打算关闭和重整部分学系，而消息由香港媒体公布出来后，受到影响的学系当然不满意了，学生会不但在学校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会议上要求大学更改方案，而且在校长拒绝接受请愿信后，在场学生追着校长大喊口号，还阻拦校长的座驾，当晚学校不得不软化态度，结果学系也都安然无恙。
至于校车怎么走、收多少钱，校内图书馆、餐厅该由哪些公司代理，学校都会一一问过学生会，甚至让学生会自己决定。
前不久香港大学的校长想把标志性大楼———港大主楼开辟几个房间给学校行政使用(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己的办公室)，消息一出便遭到学生会炮轰：我们还嫌主楼开放程度不够，你们却打算再多霸占几个？校长也是满腹委屈：这几个房间之前也是不开放的，你们可以进入的“地盘”一个都没少啊。不过结果是什么？你猜对了，港大主楼开放得更多了。
其实各个大学各项校政会议几乎都有学生代表、学生会席位，大到校董会议、校长选举、课程设定，小到校园公车、餐厅图书馆的标示设置都在学生会的监督中。尽管如此，学生会还是常常动用抗议、贴海报的手段，大家各自独立，谁怕谁呢？
学生会内部也执行三权分立，程序复杂到主席得休学做事
对于有损自由的事情，大学学生会往往比谁都要敏感，大概这正来自于他们骨子里所继承的民主传统。
1912年香港第一个学生会———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现了，承袭英式三权分立的架构和理念，学生会要比香港社会早太多。而上个世纪70年代，学生会为那个时代对抗港英政府腐败、推广中文运动等等立下汗马功劳。
至今学生会主席或者其他庄员(干事)一旦接手学生会工作往往会忙到不分昼夜，许多学生会主席甚至要休学一年，才可以专心做好这份工作，为什么他们这么忙？就是“民主的代价”。
为了保证公平，学生会每一点动作都有完善的规章限定，流程十分复杂，主席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任何举动都不是一个学生会主席和干部可以单独确定的，必须经过按照严格流程的集体讨论。熟悉中文大学学生工作的梁启智博士感慨，如果没有点“理想主义情节”，单单为了名利，没人愿意做学生会主席，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每一步都太多限制和程序，“太麻烦了”！
港大学生会年度会议甚至一次需要12个小时之久，别以为这些会议是冗长的领导致辞，正相反，会议有严格的“发言权”、“评论权”和“批评权”，例如主席发言后，他人有评论权，但是针对这些评论，主席未必有权“回嘴”评论，只能用耳朵和眼睛，这样一来，无论是主席还是普通庄员都有同样的说话机会。何伟帜博士透露很多港大走出去的学生在公司、政府工作时，仍旧喜欢这样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方式进行讨论。
这样的情境和香港政场不谋而合，就算您是特首，也没什么了不起，人人平等，你出错后也要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接受调查。
不言而喻，从学生会走出的人有意和无意地会把这种分权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带到社会中去，他们有的成为了企业老板，有的成为立法会议员，有的成为学者，大学时就扎根在他们脑海里的理念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香港社会。
学生会自有资金多达数百万，有实力登报质询特首候选人
独立的坚强后盾之一，就是学生会的经济实力。
几个月前，距离香港特首选举不到十天，香港声望最高的大学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冒着进监狱的风险，花费4万美元(约38万港元)，在报上刊登广告要求候选人梁振英“坦白”自己的“黑金政治”内幕。
香港炸开了锅，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那“金灿灿”的38万港元让很多人吓了一跳，原来学生会这么有钱，做广告几十万，那么财产是不是得有上千万？
学生会会长陈冠康马上否认“千万传言”，谦虚地说只有数百万元，又表示“没掌握具体储备数据”。不过他还是含糊地表示，港大学生会除每年有180万元来自学生的会费收入做营运开支外，学生会另有一笔超过百万的储备滚存基金用作“突发”支出。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杨政贤则赶紧声明，自家学生会没有港大这样的经济实力，中大学生会每年的会费收入约为90万港币，还要和学生代表、学生报、电台“分着用”。
不管是高调也好，低调也罢，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此有百分之百的分配权，学校每一年勤勤恳恳地为学生会从学生那里收好会费，之后便和这笔钱再无瓜葛。
学生会还可以通过经营福利店(通常是校内打印店、文具店)、投资股票基金等方式让钱生钱，壮大实力，当然钱的调配和使用也和其他的行动一样，要一丝不苟地经过法定程序才能获得批准。
足够独立，天不怕地不怕，还有大笔钱握在手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去关于学生会的太多概念。不过一个崇尚民主的团体，必定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学生会内部会设有评议会，会长和主席的关系有点像美国的“大法官”和“总统”，互相独立，彼此监督，如果评议会“不给力”，没关系，学生会闹到评议会门口，“提醒”他们工作的失职，就像最近的这次登报事件，港大学生不爽快，干嘛为这种事花上几十万港元，他们嫌弃评议会表现磨叽、态度暧昧，干脆发起全校公投罢免学生会主席的运动，当然这样做也是完全合乎学生会规章的。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5-13
8月14日凌晨，停泊于孟买军港内的印军“辛杜拉克沙克（海上防御者）”号潜艇火灾引发鱼雷爆炸沉没。中俄喉舌极力掩饰；俄新网的题目是《俄罗斯专家暂时还不能进入印度潜艇爆炸现场》，根本不提潜艇沉没的事故性质。中国新闻网14日报道的题目是《印度潜艇火灾被扑灭18名船员已紧急撤离》更加离谱，连爆炸二字也和谐掉。如果读者一个不留意，这起特大事故就会轻轻放过。解放军进口了大批基洛级潜艇，北京喉舌不厌其烦地为普京吹嘘基洛潜艇什么“海底黑洞”、航母杀手，如今当众出丑，只能装聋作哑，幻想全世界媒体也大发慈悲淡忘俄售印度基洛级潜艇爆炸沉没的严酷事实。
877EKM型“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是"比目鱼"的出口型，其营建商俄罗斯北德文斯克‘小星星""""船舶修理厂8人工作组正在孟买，该潜艇不久前刚在俄罗斯进行过维修和现代化改装。 “小星星”船厂代表表示，印度两天内不允许俄专家进入“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爆炸现场。“事故现场的工作由印方进行”。他拒绝评论爆炸原因。据莫斯科“海军部造船厂”代表表示，基洛级潜艇仍是全球最可靠、最安全的潜艇之一。据她表示，10年来这种潜艇没有出现过事故。真是睁眼说瞎话。印军“海上防御者”号潜艇，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事故。2010年，该潜艇就曾发生火灾，造成艇员一死两伤。事故调查结果认为是潜艇蓄电池氢气泄漏引发起火。这次很可能是同样起因。
还是《解放军报》实话实说，2013年08月15日报道《中国基洛级潜艇曾突发故障被迫上浮》：东海舰队368艇首任艇长、现任支队长胡武波说，368艇刚服役时，年底该艇开赴某试验区进行导弹实射试验，潜航时突发机械故障，潜艇只得浮出水面。“要是打仗，这还了得！”艇党支部惊出一身冷汗。
那年4月中旬，368艇赴某海区进行武器实际运用训练，任务总结讲评时，党支部一次性列出17个问题，准备接受表扬的艇员，个个惭愧…一次，368艇参加上级组织的联合机动编队演练。出航前，某型设备突发故障，要劳驾技术专家从400余公里外赶来修理排除故障。2012年4月底，368艇参加战备远航训练，突然空压机水压表指针波动，艇员艇员发现冷却水泵端盖固定螺栓处有细小裂纹，如果处置不及时，后果非常严重。
解放军应该庆幸，比起印度火灾引发爆炸沉没，停泊在一起的“海珍珠”号俄造“基洛”级877EKM型潜艇也遭到波及受损。吓得10艘“基洛”级全部停航进行安全检查。老大哥卖给中国的基洛级潜艇算是优质货色。
俄军工人士坦率表示，“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如果弹药爆炸，那船头部分已全部损毁，船体剩余部分也很可能变形，船舶维修的价格可达新船价格的35%。不如放弃算了。
俄新网新德里8月15日电 《孟买镜报》根据海军消息人士的资料报道，印度艇员装载“俱乐部”导弹时犯错导致短路，可能是孟买军港“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沉没的原因。消息人士表示，夜间艇员向潜艇两个专门的舱内装载现代化的俄罗斯“俱乐部”导弹。第一个舱的8枚导弹成功装载。但是艇员在第二个舱内安装导弹时犯错误，导致短路，造成两枚其它导弹被发射，一枚导弹摧毁了码头的墙壁，另一枚在潜艇内爆炸，水灌入潜艇内部，致使潜艇沉没。
俄国人把事故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所谓安装导弹时犯错误就可以导致导弹在潜艇内爆炸潜艇内爆炸，这苏俄设计的导弹安全系数也太低了。看来解放军买普京的武器，同时要买大额保险。 [转帖]杜君立：老大哥的靴子行动行动 于 2011/12/23 18:37: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中间地带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01665&boardid=24 ——苏联帝国覆灭2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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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多米诺骨牌。20年前——1991年12月25日，沙俄帝国的继承者——苏联终于在地球上消失。这一年，美国思想家福山声称，专制的历史已经终结，一个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二战结束迎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胜利，但中国却“例外”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时代。1949年，阿伦特完成了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这一年，奥威尔发表了《1984》。在这部极权主义技术大全中，通过对权力、反抗和征服的解构，奥威尔塑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象征物——“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身体，没有起源，也不会死，因此他是永恒的。尽管“老大哥”如同皇帝新装一般没有真实的存在，但人们却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老大哥”的统治——“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85%，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
700多年前，达到古典文明巅峰的大宋帝国亡于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征服，此后百年间，古老优雅的中国与草莽时代的俄罗斯一起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野蛮的暴力与非正义的极权成为奴隶与奴隶主的共同追求。这种野蛮文化在17世纪改写了东方史，女真人征服了中国，哥萨克征服了通古斯高原，甚至跨过了白令海峡。19世纪之后的几代沙皇以“白色可汗”自居，孜孜以求征服中华帝国，直到现代化的日本用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终结这个梦想。在两个从未发生过启蒙运动的暴力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中国。东方世界次第进入老大哥时代。
作为唯一一个领土毗邻的欧洲大国，苏联从一开始就被后满清时代的中国奉为兄长——“老大哥”，直到“老大哥”斯大林在梅毒中死去。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倒苏修”；直到有一天，“苏修”真的倒塌了，虽然不是被中国“打倒”的。没有“老大哥”的日子里，中国陷入一片兔死狐悲的失魂落魄中……其实早在1983年，塞缪尔·亨廷顿就在《美国政治》一书中预言了苏联必然崩溃。更早之前，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更加神奇地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我们无法知道罗素是如何“计算”出来，但令人惊讶的是罗素定律竟然如此精确：从1922到1991，69岁的“老大哥”终于寿终正寝。
从1949年“老大哥”诞生于奥威尔的笔下至今，60多年过去了，“老大哥”早已崩溃，但《1984》仍有无数人在读。叶利钦在1991年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与斯大林的古拉格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与此相比，暴力和恐怖则显得极其愚蠢而拙劣，“不战而屈人之兵”。新一代极权主义者汲取了古代暴君的教训：“决不能制造烈士”，改造比消灭更有意义，与其不让他说话，不如让他说只说一种话，就是你想让他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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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没有看到昂纳克的“窃听帝国”，更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崛起与崩塌。但在柏林墙时代，中国又一次成为硕果仅存的“例外”。在红色中国，一场张扬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以极为惨烈的悲剧而收场。这次红场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一个关键的节点，其意义甚至超过现代发轫的“五四运动”。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其中并被它影响的整整一代人成为中国的启蒙伏笔。与这种正动相反，这场民间对官方军人思维的大规模杯葛与反动，使国家的教育方针发生重大转变。
运动之前，精英教育的高考制度使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时代骄子，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担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70年后那一代人的理想与抱负。国家为“八九点钟的太阳”提供了社会地位（国家干部）、经济地位（工资高于普通工人）、社会福利（免除学费）、就业保障等等种种优待。这场悲情的“太子造反”之后，权力对“未来主人翁”的态度变得警惕起来。虽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扩招策略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全面转向职业教育。
在职业化时代，大学生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接班人下凡到金钱统治的人间，成为谋取白领生活的职业培训，这实质也是另一种变相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然是职业培训，为自己赚钱谋福利，所以“国家”就没必要为你埋单了——当然你还要为国家纳税。人类的历史证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绝对不是个人，而是无数个人构成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理性的国家都当仁不让地承担其教育福利的经济成本，就连落后的非洲，甚至靠中国抚养的北朝鲜，都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慷慨”。
那场运动实质是一场整个民间与官方保守派的政治对话；准确地说，是城市市民（公民）的集体政治参与。纠其原因，当时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且国家给予了工人阶级极大的社会待遇——一个终身保障千金难买的商品粮户口。运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的母体——国企纷纷破产改制，成为一些官员（官派厂长）的私人财产。事实上，这次体制分肥的可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帝国解体时期，无数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MBO的初夜权而一夜暴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家族。
老去的工人阶级突然间遭到遗弃和瓦解，沦落为下岗（失业）职工，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典型如沈阳铁西区，工人阶级的子女甚至沦为娼妓；从《铁西区》到《二十四城记》和《钢的琴》，这种悲情足以使打动每一个人。中国新锐导演王兵用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描述了这里几百座工厂的没落凋敝，刻录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的挽歌：“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在失去组织力之后，曾经享有无数荣耀的所谓工人阶级也与政治逐渐脱离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无数卑贱的农民被机械化农业和城市化扩张从土地上驱逐；这些新兴工人阶层被官方以“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褫夺掉一切权利和福利，成为“中国崛起”的廉价垫脚石。
与此相反，国家依靠新剪刀差疯狂的敛聚继续完善和扩大官方的体制阵容，不断加强暴力机器和舆论控制，在社会地位和福利方面对体制内加大投入力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令全世界为之惊诧的“中国模式”：体制外无力无心也无权杯葛官方，体制内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和谐并不代表和解。
1949以降，自生自灭的数亿农民就一直被压制禁锢摒弃于社会底层和边缘。1989之后，富于理想和激情的大学生只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职业生计；以农民身份为主的工人阶层在经济大潮中逐步成为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被体制招安圈养，堕落为丧失批判精神的犬儒，只敢在皇朝故纸堆中做下肉麻道场。
当阳光下的白领们纷纷陨落之时，阴暗角落里的黑领们正在中国全面崛起。官员、明星和资本家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精英和主流。人民代表由政治权利变成政治荣誉，和平崛起的新贵——名人（明星）与资本家们通过与官吏的媾和，由富而贵，名利双至。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通过利益交换和结盟，通过联姻性交和世袭，最终建立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利益共同体。不知不觉中，这个暴力、权力和解释权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窃取了一个国家，国家成为他们的禁脔私器，他们就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皇帝，其他人都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权利和没有任何分别的“普通老百姓”。
“社团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在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的权力体制精心设置下，整个中国社会格局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社会原始组织生态被消弭于无形，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批评能力被成功消解，硕果仅存地只留下官方这唯一强大正确而严密加神秘的社团化组织，其触角从中南海伸入至农民村组（村官）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整个民间社会至此已经彻底原子化、沙粒化、无害化，成为官方的义务啦啦队——热烈鼓掌再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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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的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联都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个继承了成吉思汗暴力和沙皇集权的专制杂种，甚至一度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将世界带入一个难以入眠的冷战时代。许多人或许不相信，统治历史达69年的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这些社团成员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群体。通过对社团的消灭，这些利益群体长期以来非法盗取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被洗白和合法化；也就是说，腐败的特权阶层即“党国精英集团”仍然是社团体制破产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秦晖先生总结过，极权主义运动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直到解体。首先是无限道德美感追求的乌托邦迷梦，人间天堂的美好图像；然后是造成巨大的人间灾难与血腥恐怖；最后是丧失一切信念，“看破红尘”，虚无导致无限的贪婪和罪恶，远超过他们曾经要打倒的“原始资本”敌人。20年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小偷帝国在一夜之间崩溃，整个国家陷入分赃的纷争中，而大多数民众则陷入困顿；20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的权力精英一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彻底瓦解了发生类似政治危机的温床。民间诉求完全丧失了对话的能力和可能。在法治文化阙如的背景下，群氓化和暴力化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民众的维权与权力的维稳在断裂中展开一场悲壮的博弈。伴随着新媒体的诞生，民间思想和野草一样一直在坚韧成长，言论不自由并不代表思想不自由，除非你放弃思想。即使你响应官方号召，追求小康生活，你其实也在为买房子还是买车而思想——假如这也算思想的话。
在《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中，金雁先生借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面子工程，这是一种伪现代化的帝国模式。事实上，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按照折算平均只有沙俄时期的1/2。“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沉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所有的极权都热衷于道德的自我标榜。苏联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并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拉开的就是全国性的大清洗运动。维持极权统治的秘诀一是谎言（控制舆论、管制媒体，营造主旋律），二是暴力。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面对这个道貌岸然的谎言帝国，作家鲍里斯?瓦西列夫说：“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除过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反极权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命题，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等，都做出了不懈的贡献。哈维尔将谎言统治的老大哥体制称为后极权时代，以示与暴力化的传统极权时代不同。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残酷性，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严重，社会冷漠，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前东德《青年世界》杂志编辑舒特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在后极权时代，政治只是一种作恶手段，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和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卒。在一个极权时代，没有人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超然世外。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指出：要摆脱这样的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2007年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沙皇诞生了》一文，批评普京说“我，在掌控一切”。为了维持稳定，普京可以关闭电视台和报纸，拘捕商界反对派人士，压制反对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迪米特里·西梅斯毫不讳言地说：普京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沙皇。2011年岁末，数万名俄罗斯人聚集在莫斯科等地，抗议议会下院（杜马）选举涉嫌舞弊，不少示威者喊出反对普京的口号，要求重新选举。这是人们对普金的权力专制化担忧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俄罗斯20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毫无疑问，今天的普京不可能成为斯大林，更不可能成为沙皇。在整个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经历过长达69年的恐怖极权统治之后，今天的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回到那暴力与谎言的老大哥时代，民主文明需要由每一个勇于说“不”的公民捍卫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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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才是真正的老大哥。这个邪恶极权的始作俑者以暴力至上的军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野蛮共产主义。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动物农庄，种族灭绝与文化灭绝相映成辉，种族奴役与严酷镇压珠联璧合。蒙古人用大屠杀完成了对文明的野蛮征服，有2亿人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超过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彻底灭绝，“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屠之”。几百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主持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典礼上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曾经风靡红色中国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桥段：一个苏联农民来到克里姆林宫，问列宁要寻找“农民的真理”；他说：“我们农民要是不给你们粮食，你们怎么办？”列宁斩钉截铁的回答：“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就用武力来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
在蒙古帝国时代，与悲惨的罗斯人一样，被征服与奴役的中国人（汉人）也属于“贱民”，与一头驴同价。为了完成体制内蒙古人对体制外汉人的铁腕统治，帝国老大哥在户口管制的基础上，创立了菜刀实名制与村长制度等维稳政策。对野蛮的蒙古帝国来说，文化是可怕而邪恶的，因此一切都向着反文明反人性的大一统帝国滑落。文天祥临死前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屠刀上的蒙古帝国维持了整整99年。与蒙古帝国的狼图腾一脉相承，铁锤与镰刀作为一种野蛮暴力的象征，从一开始就是反文化反人性的；从这一点上，老大哥不过是成吉思汗的借尸还魂。老大哥的崩溃证明人类文明前行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使会有坎坷迂回，但野蛮势力终是抵不住文明的历史大趋势。
在“老大哥”寿终正寝之后的20年来，中国以“大国崛起”复制了又一个“动物农庄”式的共产主义传奇，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一样举世无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郑永年）。在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范围覆盖已经缩小到仅限体制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类似之前的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国家一方面对体制内采取利诱安抚，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垄断对体制外始终警惕和愚化。现在官方常说的“普通老百姓”指的就是后者，“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是后者。
权力对体制内依靠经济利诱（保障）和思想控制（学习），成效显著，相对而言，对体制外的政治区隔和“市场化保障”则始终令人不安。从层出不群充满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如织里事件）和“恐怖事件”（郑民生案）中，可以窥见官方利益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博弈一直处于地下的扭曲的紧张的状态。非暴力的、松弛的对话一旦缺失，势必产生暴力的、紧张的对抗，这是更危险和更可怕的方向。过去的多少日子里，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徘徊在暴力与对抗的轮回中而不能自拔；生命一次次成为革命的供品。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民主革命的口号。10年时间，10多亿中国人虽然没有变成公民，但却变成了网民。中国民间思想依靠这种互联网非政治的技术平台得到广阔的传播。但传播与对话就如同法治与道德一样，这是两种概念。权利诉求的出口仍需落到现实。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中，隐姓埋名窃窃私语的网络舆论总是扮演着正义陪审团的角色，这是官方垄断媒体的尴尬，更是官方的尴尬。但这已经好过受到暴力和权力伤害而求告无门的“弱势群体”想国外媒体救助。在民间权利意识和公民理性已经全面崛起的现代背景下，官方的被动灭火往往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粉饰和应付，而缺乏对法治和程序充满诚意的长远考量。这无疑是一个走向危机和危险的伏笔。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早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民众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贫困者，为此权力当局祭出了超过国防开支的镇压维稳费用，而不是提高微不足道的社会福利。经济学家佩蒂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政府应当把财富从国家转移到普通大众手中，利益集团必须停止掠夺大众财富。佩蒂斯指出，中国持续的快速增长是由越来越浪费的投资带动的，是由不可持续的债务增加带动的，这显然牺牲了普通大众的利益。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专制体制下，不受杯葛的政府以保持高增长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仍免不了使广大体制外民众来为接连不断的灾难埋单。
老大哥与成吉思汗都是暴力狂热者，列宁毫不讳言苏联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正是苏联与德国这两个邪恶帝国联手瓜分波兰，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幕；从大清洗、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红场革命，暴力是这个古拉格帝国唯一的语言。与成吉思汗相比，老大哥唯一的不同就是发明了“宣传”，从此以后，谎言成为恐怖之外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统治手段。“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阿伦特）。控制一个人身体远不如控制一个人的思想更合算，如同强奸不如诱奸更“文明”。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就是老大哥的“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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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纪伯伦将人类分为奴性、人性和神性3个阶段。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五四，都不过是一个从奴性向人性进化的号角，其核心是公民精神的崛起。200多年前，《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在新大陆诞生，但奴隶并没有被解放。200多年后，一个黑奴的后代成为美国总统，权力困境中的中国还是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国度，这里没有人性，更没有神性，只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所不能的权力文化。
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永远的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混淆真理达数代人之久。但是，人们在漫长黑夜里被迷惑、被冻结的灵魂，会因为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谎言和压迫的机构将随即受到审判……”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一场关于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惜这场启蒙最终被“救亡”和“革命”终止，从此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的国家，政治竟然也是一种禁忌，或者说是奢侈品，政治从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禁脔，绝不容民众置喙。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体制下，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移民成为一种最时尚和最贵族的生活理想。在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国，国家谁来问鼎？未来的主人翁不知现在在哪里？在监狱里？在党校里？还是在“大学生村官”里？但想来不会是写字楼里，更不会在资本家的流水线上。
畸形的体制导致中国正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社会，这与那个传说中的“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渐行渐远。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从知识精英到权力精英、商业精英，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正陷入人财两空，被当作末日帝国般遭到精英群体的抛弃。
在这一年岁末之际，刚刚参加完官方作代会归来的著名作家阎连科向国家最高元首求救，因为这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已经连他自己的家都无法保全。很快这份发在网上公开信被人们嘲讽为“蛋疼”和“撒娇”。事实上，比起唐福珍钱云会夏俊峰来，阎连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老大哥时代的中国，没有谁不是权力施虐下的“弱势群体”。如同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大家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把左轮手枪，没有人知道对准自己脑袋的枪管里会不会有子弹。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不关心未来，只关心当下；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政治，只关心钱；不关心权利，只关心权力；不关心是非，只关心利益……这是老大哥时代的中国困境。在这种困境中，冷漠、郁闷、焦虑、敏感、无助是全民的典型情绪。提起理想和未来，更多的是无聊、无奈、恐惧、愤怒、伤感和荒诞。
《圣经·旧约》中说：“一代逝去，一代又来，大地永存。朝阳出来，夕阳落下，归于出处。风往南吹，又往北转，起起落落，转回原道。江河填海，海却不满，源自何处，仍归何处。”进入后毛时代之后，中国专制体制的权力就不断发生下移，从一人独裁到集体领导，再到群龙无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际仍是中国传统的胥吏与文官的权力争夺，此消彼长，地方权力一直在扩张。从人类历史来看，权力下移和普及并最终成为权利，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最终将不再是权贵享用的奢侈品，而是普罗大众的日用品。公民权利作为权力的出处和终点，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和诉求。政府从一只丧心病狂的狼回到一条看门守夜的狗，公民对国家权力的驯服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和政治底线，老大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五四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社团的创建者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苏联20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其时，暴力下的中国正步苏联的后尘，即将踏上一条通往奴役的不归路。斯大林和毛万岁分别为人们装扮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老大哥。当时老大哥刚刚诞生20年，一转眼，如今老大哥已经死去20年。一生一死之间，这就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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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前，“枪杆子”上的社团入主蒙古人建造的“汗八里”（北京），那片红墙绿柳中隐秘的皇家宫廷支配着中国走过了一段风雨如晦不堪回首的岁月。在一个没有公民的权力共和国，贱民与贵族被体制彻底隔离，菜刀实名制与“村官”再度归来，暴力维稳与群体维权重复着一个帝国的想象。20年前，红场上的坦克宣告了一个野蛮的结束与文明的出发。同样是一片蒙古铁骑践踏过的土地，虽然走上了貌合神离的不同道路；然而殊途同归，每一条江河的终点都是文明的蓝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借用福山的话语，所有野蛮的极权的历史最终都将走向终结。
20年时间如一夜春风，匆匆而过，当年的人们和当年的豪情都难以挽回地老去。从80后到90后，物质丰裕时代的一代新人正在长大成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象征着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更坏，或者更好，这取决于人们的理想。一个美好社会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一个平民化时代，文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需要；权力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而极权更是人类的公敌。从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到卡扎菲，每一个暴君以“反人类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都是人类和正义的共同胜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当民主彻底实现的时候，历史也就走向终结。从光荣革命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王权被消灭了；从天鹅绒革命到玫瑰革命、突尼斯革命，强人被消灭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启蒙的结果。面对2012年的总统竞选，梅德韦杰夫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马镫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它传入欧洲后，被称为“中国靴子”；站在马镫上的骑士以尊严平等的名义限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创建了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叫《扔靴子》，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苏联这个“老大哥”的另一只靴子。当第一只靴子已经落地之后，全世界就失眠了，一直等待着另一只靴子落地。20年前，苏联绝然地扔下了政治改革的靴子，而中国在扔下经济改革的靴子之后，抱着另一只靴子重新入眠。
在板桥水库崩塌的1975年，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掉下第一只靴子。这一年，囚禁中的“异见分子”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苏联当局阻止了他去领奖，但并不能阻止自己走向崩溃。最终获胜的是一个老大哥的囚徒——他设立了萨哈罗夫世界人权奖。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站在一起，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
老大哥的骤然离去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与崩溃，失去老大哥的中国重又祭起皇权时代的木乃伊。仅仅数年时间，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就在全世界88个国家援建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耗资达200多亿；其中在非洲18国就建了28所，在郑和公公当年“皇恩浩荡”的地方，中国皇帝的精神之父再次复活与光临。当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一名中国囚徒之时，自称北大教授兼孔子73代孙的孔庆东为党国争光，立即创立了“孔子和平奖”。201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由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公益基金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虽然“战斗到最后”的卡扎菲同志没有赶上孔子和平奖，但作为“21世纪的匈奴大单于”的普金同志还是赶上了。虽然和首届颁奖一样无人认领，但这并不影响颁奖者的执着与热情。2011年12月9日，在北京郊外的某动物农庄，第二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如同一场没有情人的性爱，正在悄悄地进行……对着几名假装代替普京的俄国留学生，首席评委孔庆东发表颁奖词：“鉴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在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期间政绩斐然，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给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福祉；以及他于2011年春夏之交，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为当代人类和平史提供了经典范例，特此颁发2011年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启蒙发生之前，人类的历史大多都是一种了无生趣的重复与轮回。20年前，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刹那间哗啦啦似大厦倾；20年后，一个在皇帝新装下裸奔的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哪个更重要、哪个更艰难？当资本化的中国加入世贸10年之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姗姗来迟。“瓦良格”航母，这个“老大哥”的遗产在中国手里咸鱼翻身，重新成为权贵中国的权力图腾。10年前，中国从WTO走向世界；10年后，世界却离中国越来越远。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这些都是地球上的传说；当世界互联网变成中国局域网，“绝不”的人们坚信，自己身在月球。
7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30年时间，中国人都用上了抽水马桶；今天，中国人迎来了没有皇帝的第100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皇帝仍然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活着。皇帝被赶走了，公民却没有到来。胡适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一个梦醒时分，该发生的总要发生，留下的一切都是昨天的故事。今夜在星光下睡去，或者失眠，有人会问：明天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死了，人还活着；对中国人来说，人死了，而中国没有上帝。在一个失去皇帝和“万岁”的中国，谁是上帝？
一个世纪以来，经济越来越自由，贸易走向全球化；政治越来越自由，民主走向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老大哥一个接一个随风凋零，专制国家从56%减少到10%。
当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老大哥”按照罗素定律准时死去。从萨达姆、卡扎菲到金正日，无一逃脱69式诅咒。如果说20年前“老大哥”的崩溃尚不是完全的“历史的终结”的话，那么今天“老大哥”的死去正式告诉人们：历史已经终结。正如古老的玛雅传说中，2012将是一个旧时代的末日，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时日何丧，吾与汝皆亡”。似乎冥冥之中，一直等到“太阳神”咽气，作为人类的良心的哈维尔才安然离去。22年前，捷克与中国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2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民主排行榜上，捷克排在第19位，中国排在第136位，好在还有朝鲜叨陪末座；颇为讽刺的是，“民主主义”竟是这个夜郎国的名字。
对一个人来说，22年构成一段漫长的人生，对整个世界来说，22年只是弹指一挥。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宫廷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毫无疑问，历史正在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加速度走向终结。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在这辞旧迎新之时，让我们重温哈维尔当年那段著名的新年献词：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3日 | 责任编辑：黄南
张伟茹
皖S-代永5
拈花时评23_833
白衣寒刀
牛头马面
素面书生
【举报人刘虎：网上举报如何甄别？】记者刘虎微博实名举报马正其、杜航伟和崔亚东三位官员。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刘虎说自己8年前就掌握了马正其的材料。他会用很多方法甄别举报信息。他表示目前自己没有受到威胁，也有体制内的朋友关心他，包括厅级干部，也有官员私下试图帮被举报人说情。
博客天下
林国强
近日，继上海高院法官集体招嫖后，舆论正在普遍关注河南警察摔婴案之际，中国法医届竟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女法医王雪梅通过视频声明——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和中国的法医队伍！
王雪梅在声明中说：“我毅然决然地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这是因为作为共和国最高法医监督机关的一个在职法医，我对中国的法医队伍现状非常地失望，甚至是绝望。我对中国法医队伍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极其荒谬、虚假的鉴定结论深恶痛绝，经过苦苦三十年职业生涯的坚守，我看到一个事实，我王雪梅没有能力改变中国法医队伍的现状，我王雪梅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没有能力纠正丧尽天良的冤假错案，怎么办？我唯一的路是退出，为了自己未来的清白，我王雪梅必须退出！”
王雪梅曾被评为“中国最美首席女法医”。她1986年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专业工作近30年，之所以突然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与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一份关于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死亡的司法鉴定有关。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自己的名字不能与出具“荒谬、不负责任”的鉴定结论的一个团体混为一体。
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腐烂了，可万万没有料到中国法医学会也是这样！
哀莫大于心死。看了王雪梅的辞职声明，让人有一种莫名的难受和激动。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不计个人名利，洁身自好的有良知的人。在这污浊不堪的社会里，还有人在践行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箴言。虽然自己的力量不能改变国家和社会现状，但起码可以管好自己，做到不与之同流合污。在当今社会做到这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付出多少代价啊！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炙手可热时，李庄被警方陷害后，与李庄素昧平生的江汉大学法学教授余元洲为捍卫法律尊严愤而辞职的事情。他说：“只要判李庄有罪，我立即辞职，何时平反，再重返讲坛，否则，我的法律课不知怎讲。”后来，余元洲瞒着家人辞职，没有食言。辞职近三年，期间他还曾开过餐馆，但最终倒闭。后来幸亏薄熙来下台，李庄出狱，他又重返大学讲坛。如今，没有想到法学教授余元洲辞职后，作为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的王雪梅也要愤而辞职了！中国的司法界到底是怎么了？！
谁都明白，王雪梅是因为对中国法医现状感到绝望而辞职的。法医鉴定无小事。它关系到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安全。王雪梅的辞职无疑是向中国司法腐败的宣战。中国红十字会腐败人所共知，可中国红十字会可以烂，中国法医学会不能烂啊，这牵扯到了司法公正的大问题。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烂，可唯独司法不能烂啊！红十字会烂了，无非贪污老百姓的一点爱心，大不了咱不捐了。可是中国司法烂了。不但老百姓的生命丧失了尊严和安全了，公平正义的屏障就彻底没了，那国家还有希望吗？
王雪梅的辞职绝不是简单的她个人的事情。这是中国司法届的一场“预震”！如果还引不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长此以往，没准“大地震”真的会到来！
众所周知，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简称，纳粹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权的特点是政府企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追求种族（雅利安人，北欧白种人）、社会和文化的纯净。它奉行法西斯主义，组织了一个混杂各种职能的"精英组织"党卫队，它包含准宗教职能、情报机构职能、准警察职能和武装力量。法西斯的本义是"束棒"（拉丁语fasces）的音译，是把多根木棍绑在一起后再安上一把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则是一种结合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型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希特勒13岁丧父，19岁丧母。少年希特勒违抗其父要他日后当公务员的愿望，执意要当画家和艺术家。而学习上的失败，又使他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他后来说："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希特勒并无一技之长，又轻视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就决不回家乡。希特勒既不抽烟喝酒，在他的情人、外甥女吉莉·拉包尔自杀后还决定不吃肉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除了后来的一位情人，他也不同其他女人来往；他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读书。希特勒青少年的这些经历、志向和读书，毛泽东多与其类似。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也特地改写一首日本人的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向其父亲告别。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宣传"这个词似乎与真理没有丝毫关联。芸芸众生就是被利用的对象，宣传只是一个应时的工具，是为了让民众相信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他的意愿。他鄙视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顾谎言大餐所造成的恶果。他刻意利用群众心理的弱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煽动家。希特勒是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这源于他对"说话力量"的认识："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是在1933年确立的。到这年春天，除了普鲁士邦，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主的其他各邦政府都变成了纳粹政权，新任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从而实现了纳粹对国家的一体化、一元化领导：各邦"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即希特勒本人）所制定的总政策。到这年夏天，纳粹党则成为德国唯一的政党。次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又被选为元首，并且接管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他对纳粹德国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垄断。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德国成了严密组织的国家。首先是组织严密的纳粹党设有很多包罗万象的部门，其中宣传部又是一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纳粹党还为妇女和青少年设立了专门的组织。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有各自的组织，还有文化协会来组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纳粹统治下的工会则是"党的一个工具"，名为"劳工阵线"，吸收工薪生活者、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是德国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纳粹党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非纳粹党人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脱离组织就一定寸步难行的"组织"现象，生活在毛泽东党国体制中的中国人自有其更真切的感受！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文化纳粹化。首先，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书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书更"畅销"全德：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青年男女结婚时，向新郎新娘送的礼物是这本书，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这本书。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的"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当然，这比起后来中国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无论就其销售量还是其影响程度，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我的奋斗》一书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1939年到1945年胜利年代希特勒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新秩序的蓝图。它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统治，即实行独裁统治。希特勒宣称："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而保存文化"同严格的必然法则和世界上最优、最但在总体上，希特勒的斗争哲学比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还差了不少档次。
二是焚烧和禁止所谓"起破坏作用"的书籍。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焚烧约两万册图书，其中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话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当然，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不仅具有空前的大规模的文化管制，而且有接连不断的思想文化批判，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实行对古今中外一切"封资修"的"文化围剿"。
三是建立统一的文化组织，由国家领导和组织专业。1933年9月22日，在戈培尔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是为"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德国文化协会下设七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从事相关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而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协会有权开除或拒绝接受"政治上不可靠"的会员，不准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从而剥夺他们的生计。
四是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者他的助手发布指示：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在第三帝国当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清白"。结果许多报纸停刊，电台和电影也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教育纳粹化、政治化。德国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重编教科书，重新设置课程，《我的奋斗》被奉为"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要宣誓效忠和服从希特勒。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公布一项法令说："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德国青年团团员，无论男女，都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包括到农村去服役一年。女青年团员下乡后，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她们通常住在乡村的小营房，有时也住在农民家里。结果，"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有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座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这自然不能不使中国人联想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发生的种种事情。
纳粹德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彻底的破坏是设立三种学校训练所谓"优秀分子"，这就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由党主办的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从少年队选拔最有前途的十二岁少年，实施在党务和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六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勇敢、责任感、简朴的特性以及纳粹理论的训练。骑士团城堡，是这种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其学生通常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农民、工人处于农奴、工奴状态。希特勒虽然允诺土地改革，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但却并未真正实施。1933年9月29日颁布的《农场继承法》只是"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农民"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同样，在中国，农民也曾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工人则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德国劳工管理法》规定雇员和工人得对雇主"忠诚"。工人实行低工资，且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多劳多收。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1935年2月，还开始实行"工作簿"制度，记载工人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人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1938年的一项特别法令甚至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工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要被罚款和服徒刑。希特勒虽然把德国工人变成了"工业农奴"，但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取消了挨饿的自由"：工人获得了职业，并且只要不反抗，"饭碗不会敲破"。这同苏联国家与工人签订的"铁饭碗式"社会契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使司法法西斯化。从1933年最初几个星期的大规模任意逮捕、殴打、杀害时起，纳粹德国就不是法治社会了。希特勒本人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1936年，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朗克对法律工作者讲话说："没有不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作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作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1937年1月26日，德国颁布了新的《公务员法》，规定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包括法官。所有法官必须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庭由两个专职法官和五个由纳粹党官员、党卫队和武装部队选出的人组成。对人民法庭的判决不得上诉，审判通常是秘密进行。特别法庭则专门审理政治案件尤其是"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
在纳粹德国的司法中，秘密警察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是一个专门逮捕和杀害反对现政权的恐怖工具，并且其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同秘密警察相联系的还有保安处所谓的"保护性看管"，也就是把任意逮捕和拘禁的集中营"合法化"。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建立了第一批集中营；到1933年底，集中营就多达50个。这些集中营，先由冲锋队设置，后由党卫队控制。
大凡专制制度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希特勒的党国体制也一样，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就集中向外国人展示了纳粹德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和形象，让全世界对它的成就留下印象。为了办这次奥运盛会，"ludenunerwii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以前历届奥运会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意大利之夜"宴会，招待了一千多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希特勒党国体制操办的大事尤其还有发动反犹运动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要说，希特勒比起需要伪装的其他独裁者更加直言不讳："我们与敌人之间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我的意志决定一切。""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号称"千年帝国"、"千秋帝国"。然而，从1933年8月19日希特勒大选获胜至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它只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时间，希特勒本人也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前七天4月30日自杀。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毀灭和破坏的深渊。"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反省、反思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给德意志民族、犹太人直至欧洲各国所带来的灾难，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立法禁止了法西斯主义。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波兰，还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双膝下跪。这泣鬼神、感天地的一跪，不仅慰问了受害犹太人的冤魂，也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宽恕，还使德国和德国人民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8-16 | 责任编辑：齐克
王炯华
1958年，毛泽东直言不讳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加中国的皇权专制。
毛泽东参加建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它开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都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共产国际的路线，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也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毛泽东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马克思”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和斯大林”。中共一度为自身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努力，它早期称苏联为“祖国”，后来称其“老大哥”；它的根据地称“苏维埃”，简称“苏区”；它的党内通讯“致共产主义敬礼”总不忘在括弧中书一个“布”字或直书“致布礼”；它长期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悬挂他们的巨幅画像；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设有专门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与其说毛泽东和中共宗马，更不如说是宗列、宗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只是主义、思想和理想，列宁斯大林所提供的才既是主义、思想和理想，尤其又是现实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另一方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就不能不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194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经刘少奇提议，毛泽东获取了“最后决定权”，终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各个山头之上。1945七大以后几十年，对于毛泽东，全国政协主席可以是“名誉”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得而辞去；但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直到逝世，他都没有放弃一身二任的两个顶级实职：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就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打天下坐天下的真实经历和必然归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批驳别人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
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李慎之说：“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京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觉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其实，宋美龄早在抗战中期就有预感。其时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他们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回来后，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氏听后说：“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同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一样，毛泽东同样倡导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1927年3月，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列举农民革命的“十四件大事” ，讴歌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抨击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糟得很”和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过分”等责难，从而引导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关注特别是对于贫农这个“革命先锋”的关注。他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正是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他的革命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还特别强调：“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稍后，他提出“枪杆子出政权”！他后来还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的革命定义以及“矫枉必须过正”，赞赏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等激烈举动，实际上是倡导革命恐怖，也就是后来的红色恐怖。这种恐怖既打击了所谓敌人的气焰，又污辱了所谓敌人的人格，“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透露，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观点。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底层民众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而有着自己心目中难以动摇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基本理念，所以对地主、资本家等富有者“造反”（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便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信守的“天经地义”、“天理人伦”的摧毁才能够对富有者下手。而这显然有悖于自己信守的传统道德观念。而痞子、流氓、市井无赖等社会顽劣则不同，因为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所以要煽动他们起来造富有者的反、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乃至于生命并不费力。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还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其实，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却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都在斗、打、掠之列。所谓“杀猪出谷”，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这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戴高帽子游乡”，当时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就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不仅“五花大绑”，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恐怖造成极其深广的影响。自井冈山打土豪、打AB团、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一直到土地改革斗地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60年代前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党内政治斗争还是全社会的革命运动，诸如戴高帽子游街、“坐飞机”、捆绑吊打、拳打脚踢、逼供信等激烈斗争方式，都属于所谓红色恐怖，无一不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翻版。它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少死亡和多大伤害，恐怕都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
1956年4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包括苏联30年代肃反，使斯大林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一落千丈。对此，毛泽东既感到震惊，也心情复杂。斯大林曾经对中国革命有过错误的主张，对毛泽东本人也不够尊重，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并无太大的好感。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中“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他在不同的场合对外国客人说：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斯大林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此，对于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有勇气，敢于碰斯大林，尽管采取的方法不对，可却揭了盖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在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还多次提到斯大林的错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他甚至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仍要维护斯大林的党国体制。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在毛泽东的词典和实践中，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国体制。它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
毛泽东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秦始皇”，则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皇权专制，他自比秦始皇，并且“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远不止是“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且在诸多方面都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秦始皇中央集权、委派官吏的“郡县制”只是到县为止，中国两千年专制也都只是到县为止，县以下的广大农村、集镇，则是山高皇帝远，管不着，那里大都是家族或士绅自治，即使国民政府在农村、集镇实行保甲制度，仍然是县治，并且县政府只有县长和民政、财政、教育、交通等几个科、不多几个人享受财政开支，国民党县党部主持地方党务，并不领导政府，也不享受是财政供养。至于乡镇保甲长，全在财政编制之外，他们完全只是尽守土、维稳、催税、抽丁之义务，并没有享受相应的职务待遇。毛泽东的党国体制加皇权专制则是共产党位尊国家和宪法之上、党领导军队、党领导政府、党领导文化、教育、科学、企业等等，甚至党政不分，直止以党代政。毛泽东还建立了史无前例、世所罕见、空前绝后、从中央直达乡镇基层的党、政、军、公、检、法、青、妇等多套机构和庞大干部队伍，并且统统纳入国家或地方的财政编制。这是叹为观止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统计，中国历代官民比例是：汉朝1：7943；唐朝1：3927；明朝1：2299；清朝l：911；新中国成立初期1：294，现在则是l：34，甚至1∶18，世界最高、历史最高。现在中国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人员超过7000万，18名老百姓就得养1名公务员。
秦始皇称民为“黔首”，实行商鞅发明的户籍制度，连坐株连制度，两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也大都沿袭这一制度。然而，比起毛泽东党国体制对中国人民的管制和株连，小巫见大巫耳！
首先，像苏联、纳粹德国那样，毛泽东的党国体和皇权专制高度组织化。除了统领一切的共产党，还有共青团、少先队、工会等等，各行各业的协会如作协、美协、音协等等，各个界别的联合会如妇联、青联、学联、文联、社联等等。“组织”无所不在，“组织”无所不能，服从“组织”，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奉献“组织”，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组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反“组织”特别是反党则一定会受到惩处。
其次,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早在1955年11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8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二个等级，一个是农业人口，另一个是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在就业、福利、粮食、住宅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国家财政的保障，基本上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了。而农业人口即农民只能画地为牢，永远只能在土地上而且只能是在自己村庄的土地上从事劳动，他们连走出自己的村庄都得经过批准，更没有迁徙自由，从而剥夺了农民进城工作的自由，限制了农民作为国家公民应当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他们的生老病死政府基本上不管，即使是在参加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负伤或死亡也只有自己承担，他们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禽蛋等等还经常被国家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而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至今，虽然已改革开放几十年,仍有对所谓农民工的岐视！
第三，把所谓阶级敌人打入另册，并且株连家属和子女，21种人成了动辄得咎的“贱民”。所谓21种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制和镇压的对象，也就是1967年《公安六条》提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简称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警（伪警察）、宪（兵）、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军（国民¬党军官）、贷（放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婆）、道（士）、尼、流（氓）。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第四，连续的政治运动，打出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直到文革中揪“走资派”。刘少奇就是“文革”中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
第五，舆论控制。国际国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再由各报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媒体一律公办，发行基本公费订阅，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只有上层才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和内部参考资料了解情况。
第六，行政控制。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特别是文革时期，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工农商学兵，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口和粮油关系。行政上控制个人的许多方面，诸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都要经过单位审查和批准。政治上思想上控制个人的则是政治学习，思想汇报，个人档案。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批斗会，中则办“学习班”，重则戴“帽子”，转化为“阶级敌人”而沦入贱民阶层。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人们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无论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真可谓“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最后，1949年后，毛泽东经常吹嘘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说：“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到世界大战时竟神采飞扬地说：“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中浮夸风、共产风等人祸因素，1959年已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饿死人数多，情况严重；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 后来，各地不断报告数以万计的饿死人数，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忧心忡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国家主席刘少奇甚至向毛泽东直言“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但是毛泽东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刘少奇将他的军，记恨在心。对于文革武斗，毛泽东公然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949年后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他视人命如草芥，制造冤狱遍于国中，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000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概括的由极权主义宣传和极权主义组织拼合而成的“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往往用灌输来替代宣传。他们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暴力的使用与其说是恐吓民众，毋宁说是为了推行意识形态教条和散布意识形态谎言。”阿伦特反复强调，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为了做到这一点，极权主义必须依仗严密的组织，“组织和宣传时相辅相成的”。阿伦特所说的“前锋组织”或许会有很多种类别和名称——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意识形态专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党组织和党组织周围的其它政治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前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实质都是为了使宣传和灌输成为维护国家的政治运行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之所能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比较温和的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散布宣传，直到的总体气氛完全被极权主义毒化”。
列夫•托尔斯泰在《论政权、统治者、暴力》中说:“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只要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指出：“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借以防阻他臣下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统治者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是有意把政治与道德混淆在一起。马基雅维里《君王论》认为“这全是胡扯！鸭是鸭，鸡是鸡！两码事！”他从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出发，不再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和解说，认为政治的运行与道德无干，是权力以及由权力衍生出来的权术才构成政治的本质，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君主统治的权术思想——“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不能去做所谓好人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为了保住权位，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离人道，违反信仰。”“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许多合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这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把国家规定为一种受其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的有机体，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权力是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国家中，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两者不是一回事情；君主在追求权力目的的过程中，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把道德作为达成政治目的手段，可以任意使用物质引诱、暴力镇压、精神欺诈等非道德手段为施行政治统治服务；君主不应当害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认为结果的正确（也可以理解为“成功”，这是唯一的“正确”）最终将会说明手段的正确。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既可以归结为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可以归结为对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政治主张的描绘。[转帖]章立凡：中国有软实力吗——读王冲新著《差距》行动行动 于 2013-8-17 0:41: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此外，在社区论坛因为向梁振英发起示威行动而被纹身恶汉施暴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成员，已经分别作出对策，决定在下一次的社区论坛，发起“沉默反黑反梁”活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凸显警方偏袒执法的荒谬。
港大学生会发表声明称：“8月11日，梁振英到天水围出席地区论坛，发言激起社会矛盾，又自称‘微服出巡’，视法治香港为封建王朝。会后，场外挺梁及反梁人士更发生暴力冲突。近日所见，诉诸暴力之爱国团体陆续涌现，欲以野蛮手法镇压反对声音。早于参选期间，已有传梁振英为地下党员，又涉嫌染指黑金政治，借红黑两道之力而于小圈子选举顺利跑出。本年1月19日，前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练乙铮已撰文指出特首梁振英是‘红色父系与黑色母系结合的产物’及‘梁氏取得政权，一半靠黑道，未来的香港社会各方面必定因而逐步染黑’，练乙铮先生当日之预言可说是不无道理。”
声明又指责梁振英要求教育局就林老师说粗言一事仔细调查，变相令事件继续上纲上线，演化成个人针对而浪费社会资源。梁振英职责本应协调各方以促成共识，可是其管治思维却以挑动敌我矛盾为核心，令社会迷失在无止境地的斗争中，“梁振英的发言令事件持续焦点失当，令公众纠缠于林老师说出英语粗言一事，淡化警方选择性执法的事实”。
港大的学生又批评梁振英的“道歉论”，因为贪污贿赂行径隐蔽，从来依靠些微线索揭发，再由正式调查侦破。故此，廉署历来，一直鼓励公众如果怀疑有贪污应立即挺身举报。梁振英却以林奋强和张震远经查后无犯罪证据为例，要求举报人道歉，是“出言向举报人施压以袒护有利益冲突的属下，行径令人发指”。
学生会遂要求梁振英为施政失当引咎辞职。
此外，为了应付下一次社区论坛梁振英的黑道朋友再次充当护法打手，人民力量、社民连已分别作出应对策略。社民连的吴文远提出效法土耳其示威方式，当日不分组织党派，在场外静默站立示威，以示不满梁振英“黑手治港”、“沉默反黑反梁”，而能够进场与梁振英对话的市民则可尝试在场内静默站立。吴文远说，已向公民党、工党、新民主同盟等民主派建议有关方案，初步反应正面。
人民力量则呼吁支持者当日到场排队取筹进场，并带备“黄色战衣”即场更换，避免穿黄衣到场及离去，以免危险，又呼吁效法马丁路德金面对暴力“手牵手、打不还手”，突显警方选择性执法的荒谬。[转帖]南方都市报：香港学生会脱离大学管控 自有资金数百万行动行动 于 2012/5/15 0:05: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作者:谢宇野 徐异菲
香港大学的L到内地大学交流，当她听说每晚12点学校要断电熄灯，宿舍不准使用电热毯电吹风，辅导员会突击检查寝室后，义愤填膺地询问同学：你们抗议了吗？学生会出面谴责校长了吗？这次轮到对方惊讶了，校长岂能是学生会随便拿来骂的？L撇撇嘴说：岂止可以骂，学生会把校长骂下台的事也是有的，就抗议几句算什么？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成员。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就是为监督校方而存在的独立社团，无论内外，都秉承三权分立的理念，学生会的管理层也颇有议员范儿。
L真的没有乱说，2000年香港大学闹过一起全港轰动的“钟庭耀民调风波”，而在这个事件中，时任的港大校长郑耀宗迫于重重压力，主动递上了辞职书，“重重压力”之中重要的一层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
港大的民意调查是香港的一个招牌，2000年时民意调查中心发布调查直指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民望掉至历史最低点，这个报告发布不久，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通过《南华早报》和《信报》透露董建华通过神秘的“第三方”向他施压：说我“坏话”？不想要研究经费了吧？而“第三方”的身份最后由钟庭耀亲口认证：正是校长郑耀宗。
这时第一个跳出来“请校长下台”的既不是民众，也不是教授老师，而是香港大学学生会。
学生会张贴声明先痛骂校长“破坏学术自由，出卖师生，辜负民众”应该“引咎辞职”，又把矛头指向学校，“态度暧昧，包庇校长”，即便之后学校忙不迭地成立独立委员会专门审查郑耀宗时，学生会还抱怨学校“惺惺作态”：一边包庇校长，一边还装模作样地审查，假！整个过程学校没敢回一句嘴，媒体蜂拥而去采访当时的学生会主席。
L讲完这个故事，不忘补充，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学生会反应有点过度……但是内地的同学还在刚才精彩的故事里回不过神：学生会不是学校的组织吗？怎么敢“弹劾”校长？
学生会在警务处注册为独立社团，就为监督校方而存在
问题就在于，现在大多数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并不由学校管理，恰恰相反，它是在法律地位上和学校平起平坐的社会团体。
194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第一个在警务处注册成为独立的社会团体，脱离大学管控，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校学生会纷纷注册“独立”。
学生会往往有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办公室，香港大学学生会甚至十分“霸气”地拥有一幢自己的大楼，每一层的安排全部是学生说了算。学生会下属的学会(相当于内地大学的各种兴趣社团)如需场地和资金举办活动，都是向学生会申请，瞧都不瞧一眼学校。
而学校的老师、校长在学生会独立后从来不敢多管学生会的“闲事”，本硕博在港大完成、目前仍在港大工作的何伟帜博士声称自己为学生会演辩学会担任顾问这么久，几乎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在仅有的几次到场情况下，如果何顾问想发表点什么想法，还得像小学生一样举手请示主持会议的主席。
“主席还不一定批准我说话呢！”何博士假装愤愤不平，他早就习惯了学生会对老师的“爱搭不理”，“顶多是有需要请我帮忙或者出了问题商量能否让我这个顾问背黑锅而已，他们的活动一切由他们做主。”
好，可以清楚看出学生会和学校的关系：我既不受你管理，又是独立的机构，为什么要怕你，又为什么不敢指责你？
而港府允许学生会作为独立组织“牛逼哄哄”地存在，就是需要他们维护学生的权益，基于此，学生会更加要和学校“对着干”，时刻监督学校甚至社会，别让学生吃亏。这样的例子每一年都会发生无数起。
2004年2月香港中文大学方以政府削资为由，打算关闭和重整部分学系，而消息由香港媒体公布出来后，受到影响的学系当然不满意了，学生会不但在学校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会议上要求大学更改方案，而且在校长拒绝接受请愿信后，在场学生追着校长大喊口号，还阻拦校长的座驾，当晚学校不得不软化态度，结果学系也都安然无恙。
至于校车怎么走、收多少钱，校内图书馆、餐厅该由哪些公司代理，学校都会一一问过学生会，甚至让学生会自己决定。
前不久香港大学的校长想把标志性大楼———港大主楼开辟几个房间给学校行政使用(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己的办公室)，消息一出便遭到学生会炮轰：我们还嫌主楼开放程度不够，你们却打算再多霸占几个？校长也是满腹委屈：这几个房间之前也是不开放的，你们可以进入的“地盘”一个都没少啊。不过结果是什么？你猜对了，港大主楼开放得更多了。
其实各个大学各项校政会议几乎都有学生代表、学生会席位，大到校董会议、校长选举、课程设定，小到校园公车、餐厅图书馆的标示设置都在学生会的监督中。尽管如此，学生会还是常常动用抗议、贴海报的手段，大家各自独立，谁怕谁呢？
学生会内部也执行三权分立，程序复杂到主席得休学做事
对于有损自由的事情，大学学生会往往比谁都要敏感，大概这正来自于他们骨子里所继承的民主传统。
1912年香港第一个学生会———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现了，承袭英式三权分立的架构和理念，学生会要比香港社会早太多。而上个世纪70年代，学生会为那个时代对抗港英政府腐败、推广中文运动等等立下汗马功劳。
至今学生会主席或者其他庄员(干事)一旦接手学生会工作往往会忙到不分昼夜，许多学生会主席甚至要休学一年，才可以专心做好这份工作，为什么他们这么忙？就是“民主的代价”。
为了保证公平，学生会每一点动作都有完善的规章限定，流程十分复杂，主席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任何举动都不是一个学生会主席和干部可以单独确定的，必须经过按照严格流程的集体讨论。熟悉中文大学学生工作的梁启智博士感慨，如果没有点“理想主义情节”，单单为了名利，没人愿意做学生会主席，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每一步都太多限制和程序，“太麻烦了”！
港大学生会年度会议甚至一次需要12个小时之久，别以为这些会议是冗长的领导致辞，正相反，会议有严格的“发言权”、“评论权”和“批评权”，例如主席发言后，他人有评论权，但是针对这些评论，主席未必有权“回嘴”评论，只能用耳朵和眼睛，这样一来，无论是主席还是普通庄员都有同样的说话机会。何伟帜博士透露很多港大走出去的学生在公司、政府工作时，仍旧喜欢这样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方式进行讨论。
这样的情境和香港政场不谋而合，就算您是特首，也没什么了不起，人人平等，你出错后也要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接受调查。
不言而喻，从学生会走出的人有意和无意地会把这种分权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带到社会中去，他们有的成为了企业老板，有的成为立法会议员，有的成为学者，大学时就扎根在他们脑海里的理念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香港社会。
学生会自有资金多达数百万，有实力登报质询特首候选人
独立的坚强后盾之一，就是学生会的经济实力。
几个月前，距离香港特首选举不到十天，香港声望最高的大学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冒着进监狱的风险，花费4万美元(约38万港元)，在报上刊登广告要求候选人梁振英“坦白”自己的“黑金政治”内幕。
香港炸开了锅，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那“金灿灿”的38万港元让很多人吓了一跳，原来学生会这么有钱，做广告几十万，那么财产是不是得有上千万？
学生会会长陈冠康马上否认“千万传言”，谦虚地说只有数百万元，又表示“没掌握具体储备数据”。不过他还是含糊地表示，港大学生会除每年有180万元来自学生的会费收入做营运开支外，学生会另有一笔超过百万的储备滚存基金用作“突发”支出。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杨政贤则赶紧声明，自家学生会没有港大这样的经济实力，中大学生会每年的会费收入约为90万港币，还要和学生代表、学生报、电台“分着用”。
不管是高调也好，低调也罢，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此有百分之百的分配权，学校每一年勤勤恳恳地为学生会从学生那里收好会费，之后便和这笔钱再无瓜葛。
学生会还可以通过经营福利店(通常是校内打印店、文具店)、投资股票基金等方式让钱生钱，壮大实力，当然钱的调配和使用也和其他的行动一样，要一丝不苟地经过法定程序才能获得批准。
足够独立，天不怕地不怕，还有大笔钱握在手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去关于学生会的太多概念。不过一个崇尚民主的团体，必定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学生会内部会设有评议会，会长和主席的关系有点像美国的“大法官”和“总统”，互相独立，彼此监督，如果评议会“不给力”，没关系，学生会闹到评议会门口，“提醒”他们工作的失职，就像最近的这次登报事件，港大学生不爽快，干嘛为这种事花上几十万港元，他们嫌弃评议会表现磨叽、态度暧昧，干脆发起全校公投罢免学生会主席的运动，当然这样做也是完全合乎学生会规章的。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5-13
8月14日凌晨，停泊于孟买军港内的印军“辛杜拉克沙克（海上防御者）”号潜艇火灾引发鱼雷爆炸沉没。中俄喉舌极力掩饰；俄新网的题目是《俄罗斯专家暂时还不能进入印度潜艇爆炸现场》，根本不提潜艇沉没的事故性质。中国新闻网14日报道的题目是《印度潜艇火灾被扑灭18名船员已紧急撤离》更加离谱，连爆炸二字也和谐掉。如果读者一个不留意，这起特大事故就会轻轻放过。解放军进口了大批基洛级潜艇，北京喉舌不厌其烦地为普京吹嘘基洛潜艇什么“海底黑洞”、航母杀手，如今当众出丑，只能装聋作哑，幻想全世界媒体也大发慈悲淡忘俄售印度基洛级潜艇爆炸沉没的严酷事实。
877EKM型“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是"比目鱼"的出口型，其营建商俄罗斯北德文斯克‘小星星""""船舶修理厂8人工作组正在孟买，该潜艇不久前刚在俄罗斯进行过维修和现代化改装。 “小星星”船厂代表表示，印度两天内不允许俄专家进入“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爆炸现场。“事故现场的工作由印方进行”。他拒绝评论爆炸原因。据莫斯科“海军部造船厂”代表表示，基洛级潜艇仍是全球最可靠、最安全的潜艇之一。据她表示，10年来这种潜艇没有出现过事故。真是睁眼说瞎话。印军“海上防御者”号潜艇，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事故。2010年，该潜艇就曾发生火灾，造成艇员一死两伤。事故调查结果认为是潜艇蓄电池氢气泄漏引发起火。这次很可能是同样起因。
还是《解放军报》实话实说，2013年08月15日报道《中国基洛级潜艇曾突发故障被迫上浮》：东海舰队368艇首任艇长、现任支队长胡武波说，368艇刚服役时，年底该艇开赴某试验区进行导弹实射试验，潜航时突发机械故障，潜艇只得浮出水面。“要是打仗，这还了得！”艇党支部惊出一身冷汗。
那年4月中旬，368艇赴某海区进行武器实际运用训练，任务总结讲评时，党支部一次性列出17个问题，准备接受表扬的艇员，个个惭愧…一次，368艇参加上级组织的联合机动编队演练。出航前，某型设备突发故障，要劳驾技术专家从400余公里外赶来修理排除故障。2012年4月底，368艇参加战备远航训练，突然空压机水压表指针波动，艇员艇员发现冷却水泵端盖固定螺栓处有细小裂纹，如果处置不及时，后果非常严重。
解放军应该庆幸，比起印度火灾引发爆炸沉没，停泊在一起的“海珍珠”号俄造“基洛”级877EKM型潜艇也遭到波及受损。吓得10艘“基洛”级全部停航进行安全检查。老大哥卖给中国的基洛级潜艇算是优质货色。
俄军工人士坦率表示，“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如果弹药爆炸，那船头部分已全部损毁，船体剩余部分也很可能变形，船舶维修的价格可达新船价格的35%。不如放弃算了。
俄新网新德里8月15日电 《孟买镜报》根据海军消息人士的资料报道，印度艇员装载“俱乐部”导弹时犯错导致短路，可能是孟买军港“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沉没的原因。消息人士表示，夜间艇员向潜艇两个专门的舱内装载现代化的俄罗斯“俱乐部”导弹。第一个舱的8枚导弹成功装载。但是艇员在第二个舱内安装导弹时犯错误，导致短路，造成两枚其它导弹被发射，一枚导弹摧毁了码头的墙壁，另一枚在潜艇内爆炸，水灌入潜艇内部，致使潜艇沉没。
俄国人把事故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所谓安装导弹时犯错误就可以导致导弹在潜艇内爆炸潜艇内爆炸，这苏俄设计的导弹安全系数也太低了。看来解放军买普京的武器，同时要买大额保险。 [转帖]杜君立：老大哥的靴子行动行动 于 2011/12/23 18:37: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中间地带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01665&boardid=24 ——苏联帝国覆灭2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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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多米诺骨牌。20年前——1991年12月25日，沙俄帝国的继承者——苏联终于在地球上消失。这一年，美国思想家福山声称，专制的历史已经终结，一个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二战结束迎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胜利，但中国却“例外”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时代。1949年，阿伦特完成了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这一年，奥威尔发表了《1984》。在这部极权主义技术大全中，通过对权力、反抗和征服的解构，奥威尔塑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象征物——“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身体，没有起源，也不会死，因此他是永恒的。尽管“老大哥”如同皇帝新装一般没有真实的存在，但人们却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老大哥”的统治——“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85%，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
700多年前，达到古典文明巅峰的大宋帝国亡于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征服，此后百年间，古老优雅的中国与草莽时代的俄罗斯一起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野蛮的暴力与非正义的极权成为奴隶与奴隶主的共同追求。这种野蛮文化在17世纪改写了东方史，女真人征服了中国，哥萨克征服了通古斯高原，甚至跨过了白令海峡。19世纪之后的几代沙皇以“白色可汗”自居，孜孜以求征服中华帝国，直到现代化的日本用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终结这个梦想。在两个从未发生过启蒙运动的暴力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中国。东方世界次第进入老大哥时代。
作为唯一一个领土毗邻的欧洲大国，苏联从一开始就被后满清时代的中国奉为兄长——“老大哥”，直到“老大哥”斯大林在梅毒中死去。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倒苏修”；直到有一天，“苏修”真的倒塌了，虽然不是被中国“打倒”的。没有“老大哥”的日子里，中国陷入一片兔死狐悲的失魂落魄中……其实早在1983年，塞缪尔·亨廷顿就在《美国政治》一书中预言了苏联必然崩溃。更早之前，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更加神奇地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我们无法知道罗素是如何“计算”出来，但令人惊讶的是罗素定律竟然如此精确：从1922到1991，69岁的“老大哥”终于寿终正寝。
从1949年“老大哥”诞生于奥威尔的笔下至今，60多年过去了，“老大哥”早已崩溃，但《1984》仍有无数人在读。叶利钦在1991年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与斯大林的古拉格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与此相比，暴力和恐怖则显得极其愚蠢而拙劣，“不战而屈人之兵”。新一代极权主义者汲取了古代暴君的教训：“决不能制造烈士”，改造比消灭更有意义，与其不让他说话，不如让他说只说一种话，就是你想让他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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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没有看到昂纳克的“窃听帝国”，更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崛起与崩塌。但在柏林墙时代，中国又一次成为硕果仅存的“例外”。在红色中国，一场张扬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以极为惨烈的悲剧而收场。这次红场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一个关键的节点，其意义甚至超过现代发轫的“五四运动”。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其中并被它影响的整整一代人成为中国的启蒙伏笔。与这种正动相反，这场民间对官方军人思维的大规模杯葛与反动，使国家的教育方针发生重大转变。
运动之前，精英教育的高考制度使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时代骄子，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担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70年后那一代人的理想与抱负。国家为“八九点钟的太阳”提供了社会地位（国家干部）、经济地位（工资高于普通工人）、社会福利（免除学费）、就业保障等等种种优待。这场悲情的“太子造反”之后，权力对“未来主人翁”的态度变得警惕起来。虽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扩招策略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全面转向职业教育。
在职业化时代，大学生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接班人下凡到金钱统治的人间，成为谋取白领生活的职业培训，这实质也是另一种变相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然是职业培训，为自己赚钱谋福利，所以“国家”就没必要为你埋单了——当然你还要为国家纳税。人类的历史证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绝对不是个人，而是无数个人构成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理性的国家都当仁不让地承担其教育福利的经济成本，就连落后的非洲，甚至靠中国抚养的北朝鲜，都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慷慨”。
那场运动实质是一场整个民间与官方保守派的政治对话；准确地说，是城市市民（公民）的集体政治参与。纠其原因，当时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且国家给予了工人阶级极大的社会待遇——一个终身保障千金难买的商品粮户口。运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的母体——国企纷纷破产改制，成为一些官员（官派厂长）的私人财产。事实上，这次体制分肥的可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帝国解体时期，无数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MBO的初夜权而一夜暴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家族。
老去的工人阶级突然间遭到遗弃和瓦解，沦落为下岗（失业）职工，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典型如沈阳铁西区，工人阶级的子女甚至沦为娼妓；从《铁西区》到《二十四城记》和《钢的琴》，这种悲情足以使打动每一个人。中国新锐导演王兵用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描述了这里几百座工厂的没落凋敝，刻录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的挽歌：“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在失去组织力之后，曾经享有无数荣耀的所谓工人阶级也与政治逐渐脱离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无数卑贱的农民被机械化农业和城市化扩张从土地上驱逐；这些新兴工人阶层被官方以“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褫夺掉一切权利和福利，成为“中国崛起”的廉价垫脚石。
与此相反，国家依靠新剪刀差疯狂的敛聚继续完善和扩大官方的体制阵容，不断加强暴力机器和舆论控制，在社会地位和福利方面对体制内加大投入力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令全世界为之惊诧的“中国模式”：体制外无力无心也无权杯葛官方，体制内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和谐并不代表和解。
1949以降，自生自灭的数亿农民就一直被压制禁锢摒弃于社会底层和边缘。1989之后，富于理想和激情的大学生只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职业生计；以农民身份为主的工人阶层在经济大潮中逐步成为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被体制招安圈养，堕落为丧失批判精神的犬儒，只敢在皇朝故纸堆中做下肉麻道场。
当阳光下的白领们纷纷陨落之时，阴暗角落里的黑领们正在中国全面崛起。官员、明星和资本家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精英和主流。人民代表由政治权利变成政治荣誉，和平崛起的新贵——名人（明星）与资本家们通过与官吏的媾和，由富而贵，名利双至。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通过利益交换和结盟，通过联姻性交和世袭，最终建立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利益共同体。不知不觉中，这个暴力、权力和解释权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窃取了一个国家，国家成为他们的禁脔私器，他们就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皇帝，其他人都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权利和没有任何分别的“普通老百姓”。
“社团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在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的权力体制精心设置下，整个中国社会格局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社会原始组织生态被消弭于无形，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批评能力被成功消解，硕果仅存地只留下官方这唯一强大正确而严密加神秘的社团化组织，其触角从中南海伸入至农民村组（村官）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整个民间社会至此已经彻底原子化、沙粒化、无害化，成为官方的义务啦啦队——热烈鼓掌再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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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的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联都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个继承了成吉思汗暴力和沙皇集权的专制杂种，甚至一度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将世界带入一个难以入眠的冷战时代。许多人或许不相信，统治历史达69年的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这些社团成员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群体。通过对社团的消灭，这些利益群体长期以来非法盗取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被洗白和合法化；也就是说，腐败的特权阶层即“党国精英集团”仍然是社团体制破产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秦晖先生总结过，极权主义运动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直到解体。首先是无限道德美感追求的乌托邦迷梦，人间天堂的美好图像；然后是造成巨大的人间灾难与血腥恐怖；最后是丧失一切信念，“看破红尘”，虚无导致无限的贪婪和罪恶，远超过他们曾经要打倒的“原始资本”敌人。20年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小偷帝国在一夜之间崩溃，整个国家陷入分赃的纷争中，而大多数民众则陷入困顿；20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的权力精英一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彻底瓦解了发生类似政治危机的温床。民间诉求完全丧失了对话的能力和可能。在法治文化阙如的背景下，群氓化和暴力化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民众的维权与权力的维稳在断裂中展开一场悲壮的博弈。伴随着新媒体的诞生，民间思想和野草一样一直在坚韧成长，言论不自由并不代表思想不自由，除非你放弃思想。即使你响应官方号召，追求小康生活，你其实也在为买房子还是买车而思想——假如这也算思想的话。
在《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中，金雁先生借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面子工程，这是一种伪现代化的帝国模式。事实上，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按照折算平均只有沙俄时期的1/2。“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沉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所有的极权都热衷于道德的自我标榜。苏联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并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拉开的就是全国性的大清洗运动。维持极权统治的秘诀一是谎言（控制舆论、管制媒体，营造主旋律），二是暴力。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面对这个道貌岸然的谎言帝国，作家鲍里斯?瓦西列夫说：“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除过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反极权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命题，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等，都做出了不懈的贡献。哈维尔将谎言统治的老大哥体制称为后极权时代，以示与暴力化的传统极权时代不同。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残酷性，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严重，社会冷漠，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前东德《青年世界》杂志编辑舒特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在后极权时代，政治只是一种作恶手段，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和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卒。在一个极权时代，没有人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超然世外。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指出：要摆脱这样的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2007年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沙皇诞生了》一文，批评普京说“我，在掌控一切”。为了维持稳定，普京可以关闭电视台和报纸，拘捕商界反对派人士，压制反对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迪米特里·西梅斯毫不讳言地说：普京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沙皇。2011年岁末，数万名俄罗斯人聚集在莫斯科等地，抗议议会下院（杜马）选举涉嫌舞弊，不少示威者喊出反对普京的口号，要求重新选举。这是人们对普金的权力专制化担忧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俄罗斯20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毫无疑问，今天的普京不可能成为斯大林，更不可能成为沙皇。在整个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经历过长达69年的恐怖极权统治之后，今天的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回到那暴力与谎言的老大哥时代，民主文明需要由每一个勇于说“不”的公民捍卫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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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才是真正的老大哥。这个邪恶极权的始作俑者以暴力至上的军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野蛮共产主义。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动物农庄，种族灭绝与文化灭绝相映成辉，种族奴役与严酷镇压珠联璧合。蒙古人用大屠杀完成了对文明的野蛮征服，有2亿人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超过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彻底灭绝，“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屠之”。几百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主持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典礼上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曾经风靡红色中国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桥段：一个苏联农民来到克里姆林宫，问列宁要寻找“农民的真理”；他说：“我们农民要是不给你们粮食，你们怎么办？”列宁斩钉截铁的回答：“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就用武力来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
在蒙古帝国时代，与悲惨的罗斯人一样，被征服与奴役的中国人（汉人）也属于“贱民”，与一头驴同价。为了完成体制内蒙古人对体制外汉人的铁腕统治，帝国老大哥在户口管制的基础上，创立了菜刀实名制与村长制度等维稳政策。对野蛮的蒙古帝国来说，文化是可怕而邪恶的，因此一切都向着反文明反人性的大一统帝国滑落。文天祥临死前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屠刀上的蒙古帝国维持了整整99年。与蒙古帝国的狼图腾一脉相承，铁锤与镰刀作为一种野蛮暴力的象征，从一开始就是反文化反人性的；从这一点上，老大哥不过是成吉思汗的借尸还魂。老大哥的崩溃证明人类文明前行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使会有坎坷迂回，但野蛮势力终是抵不住文明的历史大趋势。
在“老大哥”寿终正寝之后的20年来，中国以“大国崛起”复制了又一个“动物农庄”式的共产主义传奇，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一样举世无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郑永年）。在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范围覆盖已经缩小到仅限体制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类似之前的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国家一方面对体制内采取利诱安抚，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垄断对体制外始终警惕和愚化。现在官方常说的“普通老百姓”指的就是后者，“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是后者。
权力对体制内依靠经济利诱（保障）和思想控制（学习），成效显著，相对而言，对体制外的政治区隔和“市场化保障”则始终令人不安。从层出不群充满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如织里事件）和“恐怖事件”（郑民生案）中，可以窥见官方利益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博弈一直处于地下的扭曲的紧张的状态。非暴力的、松弛的对话一旦缺失，势必产生暴力的、紧张的对抗，这是更危险和更可怕的方向。过去的多少日子里，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徘徊在暴力与对抗的轮回中而不能自拔；生命一次次成为革命的供品。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民主革命的口号。10年时间，10多亿中国人虽然没有变成公民，但却变成了网民。中国民间思想依靠这种互联网非政治的技术平台得到广阔的传播。但传播与对话就如同法治与道德一样，这是两种概念。权利诉求的出口仍需落到现实。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中，隐姓埋名窃窃私语的网络舆论总是扮演着正义陪审团的角色，这是官方垄断媒体的尴尬，更是官方的尴尬。但这已经好过受到暴力和权力伤害而求告无门的“弱势群体”想国外媒体救助。在民间权利意识和公民理性已经全面崛起的现代背景下，官方的被动灭火往往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粉饰和应付，而缺乏对法治和程序充满诚意的长远考量。这无疑是一个走向危机和危险的伏笔。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早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民众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贫困者，为此权力当局祭出了超过国防开支的镇压维稳费用，而不是提高微不足道的社会福利。经济学家佩蒂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政府应当把财富从国家转移到普通大众手中，利益集团必须停止掠夺大众财富。佩蒂斯指出，中国持续的快速增长是由越来越浪费的投资带动的，是由不可持续的债务增加带动的，这显然牺牲了普通大众的利益。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专制体制下，不受杯葛的政府以保持高增长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仍免不了使广大体制外民众来为接连不断的灾难埋单。
老大哥与成吉思汗都是暴力狂热者，列宁毫不讳言苏联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正是苏联与德国这两个邪恶帝国联手瓜分波兰，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幕；从大清洗、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红场革命，暴力是这个古拉格帝国唯一的语言。与成吉思汗相比，老大哥唯一的不同就是发明了“宣传”，从此以后，谎言成为恐怖之外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统治手段。“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阿伦特）。控制一个人身体远不如控制一个人的思想更合算，如同强奸不如诱奸更“文明”。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就是老大哥的“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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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纪伯伦将人类分为奴性、人性和神性3个阶段。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五四，都不过是一个从奴性向人性进化的号角，其核心是公民精神的崛起。200多年前，《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在新大陆诞生，但奴隶并没有被解放。200多年后，一个黑奴的后代成为美国总统，权力困境中的中国还是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国度，这里没有人性，更没有神性，只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所不能的权力文化。
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永远的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混淆真理达数代人之久。但是，人们在漫长黑夜里被迷惑、被冻结的灵魂，会因为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谎言和压迫的机构将随即受到审判……”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一场关于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惜这场启蒙最终被“救亡”和“革命”终止，从此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的国家，政治竟然也是一种禁忌，或者说是奢侈品，政治从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禁脔，绝不容民众置喙。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体制下，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移民成为一种最时尚和最贵族的生活理想。在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国，国家谁来问鼎？未来的主人翁不知现在在哪里？在监狱里？在党校里？还是在“大学生村官”里？但想来不会是写字楼里，更不会在资本家的流水线上。
畸形的体制导致中国正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社会，这与那个传说中的“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渐行渐远。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从知识精英到权力精英、商业精英，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正陷入人财两空，被当作末日帝国般遭到精英群体的抛弃。
在这一年岁末之际，刚刚参加完官方作代会归来的著名作家阎连科向国家最高元首求救，因为这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已经连他自己的家都无法保全。很快这份发在网上公开信被人们嘲讽为“蛋疼”和“撒娇”。事实上，比起唐福珍钱云会夏俊峰来，阎连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老大哥时代的中国，没有谁不是权力施虐下的“弱势群体”。如同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大家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把左轮手枪，没有人知道对准自己脑袋的枪管里会不会有子弹。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不关心未来，只关心当下；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政治，只关心钱；不关心权利，只关心权力；不关心是非，只关心利益……这是老大哥时代的中国困境。在这种困境中，冷漠、郁闷、焦虑、敏感、无助是全民的典型情绪。提起理想和未来，更多的是无聊、无奈、恐惧、愤怒、伤感和荒诞。
《圣经·旧约》中说：“一代逝去，一代又来，大地永存。朝阳出来，夕阳落下，归于出处。风往南吹，又往北转，起起落落，转回原道。江河填海，海却不满，源自何处，仍归何处。”进入后毛时代之后，中国专制体制的权力就不断发生下移，从一人独裁到集体领导，再到群龙无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际仍是中国传统的胥吏与文官的权力争夺，此消彼长，地方权力一直在扩张。从人类历史来看，权力下移和普及并最终成为权利，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最终将不再是权贵享用的奢侈品，而是普罗大众的日用品。公民权利作为权力的出处和终点，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和诉求。政府从一只丧心病狂的狼回到一条看门守夜的狗，公民对国家权力的驯服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和政治底线，老大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五四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社团的创建者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苏联20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其时，暴力下的中国正步苏联的后尘，即将踏上一条通往奴役的不归路。斯大林和毛万岁分别为人们装扮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老大哥。当时老大哥刚刚诞生20年，一转眼，如今老大哥已经死去20年。一生一死之间，这就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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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前，“枪杆子”上的社团入主蒙古人建造的“汗八里”（北京），那片红墙绿柳中隐秘的皇家宫廷支配着中国走过了一段风雨如晦不堪回首的岁月。在一个没有公民的权力共和国，贱民与贵族被体制彻底隔离，菜刀实名制与“村官”再度归来，暴力维稳与群体维权重复着一个帝国的想象。20年前，红场上的坦克宣告了一个野蛮的结束与文明的出发。同样是一片蒙古铁骑践踏过的土地，虽然走上了貌合神离的不同道路；然而殊途同归，每一条江河的终点都是文明的蓝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借用福山的话语，所有野蛮的极权的历史最终都将走向终结。
20年时间如一夜春风，匆匆而过，当年的人们和当年的豪情都难以挽回地老去。从80后到90后，物质丰裕时代的一代新人正在长大成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象征着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更坏，或者更好，这取决于人们的理想。一个美好社会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一个平民化时代，文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需要；权力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而极权更是人类的公敌。从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到卡扎菲，每一个暴君以“反人类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都是人类和正义的共同胜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当民主彻底实现的时候，历史也就走向终结。从光荣革命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王权被消灭了；从天鹅绒革命到玫瑰革命、突尼斯革命，强人被消灭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启蒙的结果。面对2012年的总统竞选，梅德韦杰夫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马镫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它传入欧洲后，被称为“中国靴子”；站在马镫上的骑士以尊严平等的名义限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创建了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叫《扔靴子》，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苏联这个“老大哥”的另一只靴子。当第一只靴子已经落地之后，全世界就失眠了，一直等待着另一只靴子落地。20年前，苏联绝然地扔下了政治改革的靴子，而中国在扔下经济改革的靴子之后，抱着另一只靴子重新入眠。
在板桥水库崩塌的1975年，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掉下第一只靴子。这一年，囚禁中的“异见分子”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苏联当局阻止了他去领奖，但并不能阻止自己走向崩溃。最终获胜的是一个老大哥的囚徒——他设立了萨哈罗夫世界人权奖。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站在一起，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
老大哥的骤然离去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与崩溃，失去老大哥的中国重又祭起皇权时代的木乃伊。仅仅数年时间，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就在全世界88个国家援建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耗资达200多亿；其中在非洲18国就建了28所，在郑和公公当年“皇恩浩荡”的地方，中国皇帝的精神之父再次复活与光临。当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一名中国囚徒之时，自称北大教授兼孔子73代孙的孔庆东为党国争光，立即创立了“孔子和平奖”。201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由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公益基金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虽然“战斗到最后”的卡扎菲同志没有赶上孔子和平奖，但作为“21世纪的匈奴大单于”的普金同志还是赶上了。虽然和首届颁奖一样无人认领，但这并不影响颁奖者的执着与热情。2011年12月9日，在北京郊外的某动物农庄，第二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如同一场没有情人的性爱，正在悄悄地进行……对着几名假装代替普京的俄国留学生，首席评委孔庆东发表颁奖词：“鉴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在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期间政绩斐然，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给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福祉；以及他于2011年春夏之交，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为当代人类和平史提供了经典范例，特此颁发2011年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启蒙发生之前，人类的历史大多都是一种了无生趣的重复与轮回。20年前，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刹那间哗啦啦似大厦倾；20年后，一个在皇帝新装下裸奔的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哪个更重要、哪个更艰难？当资本化的中国加入世贸10年之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姗姗来迟。“瓦良格”航母，这个“老大哥”的遗产在中国手里咸鱼翻身，重新成为权贵中国的权力图腾。10年前，中国从WTO走向世界；10年后，世界却离中国越来越远。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这些都是地球上的传说；当世界互联网变成中国局域网，“绝不”的人们坚信，自己身在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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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30年时间，中国人都用上了抽水马桶；今天，中国人迎来了没有皇帝的第100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皇帝仍然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活着。皇帝被赶走了，公民却没有到来。胡适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一个梦醒时分，该发生的总要发生，留下的一切都是昨天的故事。今夜在星光下睡去，或者失眠，有人会问：明天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死了，人还活着；对中国人来说，人死了，而中国没有上帝。在一个失去皇帝和“万岁”的中国，谁是上帝？
一个世纪以来，经济越来越自由，贸易走向全球化；政治越来越自由，民主走向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老大哥一个接一个随风凋零，专制国家从56%减少到10%。
当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老大哥”按照罗素定律准时死去。从萨达姆、卡扎菲到金正日，无一逃脱69式诅咒。如果说20年前“老大哥”的崩溃尚不是完全的“历史的终结”的话，那么今天“老大哥”的死去正式告诉人们：历史已经终结。正如古老的玛雅传说中，2012将是一个旧时代的末日，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时日何丧，吾与汝皆亡”。似乎冥冥之中，一直等到“太阳神”咽气，作为人类的良心的哈维尔才安然离去。22年前，捷克与中国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2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民主排行榜上，捷克排在第19位，中国排在第136位，好在还有朝鲜叨陪末座；颇为讽刺的是，“民主主义”竟是这个夜郎国的名字。
对一个人来说，22年构成一段漫长的人生，对整个世界来说，22年只是弹指一挥。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宫廷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毫无疑问，历史正在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加速度走向终结。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在这辞旧迎新之时，让我们重温哈维尔当年那段著名的新年献词：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3日 | 责任编辑：黄南
张伟茹
【反腐帖的最佳发布时间】反腐帖不断增多，但常被删除。1、省厅级：20点左右发布最佳（傍晚20点到22点上网高峰），他们调动资源删帖易，下班时间难度大。2、揭露处级，下午17点左右较好。干部协调公关公司的时间不多。3、处级以下，上午10点左右，上网高峰传播广，媒体有时间跟进。为同胞反腐请转
周鹏周鹏 (@zpxawb123)
周鹏，西安晚报延安站站长。
【陕西富县动用催泪瓦斯驱散上访群众】据陕西富县一有良心官员透露，就在两个小时前，富县JC动用催泪瓦斯驱散在县政府门前上访的数十名群众，其中多名群众身体出现不适！这名官员气愤难当：“实在看不下去了，上访是民众权利，用如此过激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记者正驱车前往！
觉醒-董现伟4: 当上访百姓被打压时，为人民服务就成了笑话。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拈花时评23_833
深圳老崔 汕头发水连船都上街了你们不报，湖南旱的快颗粒不收了你们也不管。埃及出点事瞧把你们给得瑟的，连非洲动物换个地方交配也能让你们无比兴奋，你们这一支支大裤衩里面伸出的摄像头，什么时候才肯把焦点真正的对准民生？
大衛DV
宗教创教之初，一般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开放的，包容的，越到后面规矩越多，禁忌越多，最后就面目全非了。道教并非老子所创，是后来创道教的人为了拉大旗作虎皮，把老子供奉为他们的祖师爷，道教发展到后面，就演变成求仙问药，装神弄鬼，算命卜卦等等，和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思想精髓想去甚远了。
特色慰安团，不过有公有母，品种齐全！http://t2.qpic.cn/mblogpic/4be76d6819fd43903f18/2000
牛头马面
@上官舒雅 [网曝]：山东平度市政府奖励给纪参事的奥迪A6，车上还放有“警备”的牌子，车牌号是鲁BQ0F60，此车登记在名为王云亭的名下，而王云亭正是纪参事的老婆。拈花：难怪这鸟人象疯狗一样拼命咬陈宝成！原来是有人给他扔了一块大骨头啊！四圈的玩意怕要值几十万吧？老纪的人格也就值这么点鸟！
素面书生
有人问我这次汕头洪涝损失惨重，当地政府为什么不像四川地震一样在第一时间报道？我说，当然了，地震发生报道后会有人组织百姓捐款捐物，从中渔利，而水灾则证明城市排水不力腐败毕露，报道就是找骂，弄不好乌纱帽不保。地震是天灾，洪涝却是人祸！
【举报人刘虎：网上举报如何甄别？】记者刘虎微博实名举报马正其、杜航伟和崔亚东三位官员。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刘虎说自己8年前就掌握了马正其的材料。他会用很多方法甄别举报信息。他表示目前自己没有受到威胁，也有体制内的朋友关心他，包括厅级干部，也有官员私下试图帮被举报人说情。
[不打老虎打刘虎]#推荐收听刘虎新号# 虎新闻记者刘虎昨晚疑因举报崔亚东等数名高官，腾讯、新浪等所有微博均被封!刘虎腾讯转世号虎新闻和新浪微博@访员刘虎，大家继续关注真相!刘洪军 刘菊英 刘淑雅 梦晴839 绿野放歌@戴承美
博客天下
林国强
(@林国强)
林国强，资深媒体人，曾任职于新华社四川分社 《蜀报》、云南省委宣传...
记者刘虎微博实名举报马正其、杜航伟和崔亚东三位官员。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刘虎说自己8年前就掌握了马正其的材料。他会用很多方法甄别举报信息。他表示目前自己没有受到威胁，也有体制内的朋友关心他，包括厅级干部，也有官员私下试图帮被举报人说情。http://url.cn/GFjCJb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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