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区的雾霾警报：29年前的1985年1月16日，鲁尔区拉响德国最高级别的雾霾警报。多个城市禁行车辆，工厂停产，学生停课，广播播送出行警告。1月20日，雾霾终于被风吹散，治理政策相继出台：《雾霾法令》推出，工厂安装脱硫装置，汽车尾气净化器进一步普及。90年代，雾霾危机解除，《雾霾法令》被取消。
邵阳国保近日警告我母亲千万不能把我父亲关于蛤蟆的文章给别人，其实有用嘛？我父亲的文章早就在网上流传，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时候为什么邵阳方面对这个问题这么敏感？其实所有文章我这里都有，我现在公开大放送，希望邵阳国保来找我，别老去欺侮老人。想看文章的，请发邮件到jiapinfree@gmail.com
a2010摄影家
【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http://url.cn/OzYSv2
原链接：夜行僧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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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妇男2017
肖青山：广州国保是群土匪流氓，1月4日我在床上睡觉被国保破门而入绑架拘留十天，出狱后手机衣服被抢，并把我丢在广东韶关市。在广州至韶关的途中，几个国保骂我，恐吓我，不准我去广州，说他们的领导不喜欢我。在此，我肖青山告诉广州国保，我这辈和广州国保这帮流氓斗争到底直到死亡那天，等着吧畜生
解密哥
【西湖：马云所创江南会、金庸所创云松书舍等会所关停】近期，中央纪委等下发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江南会等高档经营场所主动关停，今天又有西湖会、莲庄、抱青会馆、柳莺玖号等五家位于西湖景区公园内的会所正式关停。据了解，西湖景区坚持“还湖于民”。http://url.cn/LyyZNH
【美国电影】从来不缺国家面临灾难,但最终预案是战胜一切的法宝;从来不缺政府在暗地里作恶,但最终完败于媒体的曝光之下;从来不缺社会上存在的阴暗,但最终都会受到大众谴责;从来不回避战争带来的残酷与丑陋,但最终用人性去战胜兽性;从来不缺黑帮与暴力,但最终告诉你法律也是由人制定,只有正义才是永恒！
乔木
北京纪事，今日10点到下午4点，申请后警方默认的。 建国门-国贸 一线 ，明后大后天继续，欢迎围观声援。14年会不会多起来？
达芬奇
【袁凌：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的模式，女性被动员为革命的战斗员。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的掉队。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经打过两次胎。】http://url.cn/O2uMbZ
一
一次为贺卫方教授回京接风的饭局上，见到以弘扬自由主义著名的秋风，最近转向“儒家宪政”传统，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当场一位自由主义新晋人物与其争执，认为这是从“五四”提倡“娜拉出走”的退化，近似某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不靠谱”提案。饭桌虽有美酒，却平添火药味。
饭局归来，见到微博上一位女性朋友的发言，大意是“希望中国的性工作者、小三、剩男剩女、独身主义者等等联合起来，一起摧毁家庭制度。”这位女性朋友编辑一份女权主义杂志，本人独身，恰是一位当代娜拉。假如她出现在那天的饭局上，火药味大概就要变成爆炸了。
时隔未久，一位微博意见领袖嘲讽有人建议国家征用长期空置房，宣称若如此可行，则亦可将年满28岁尚未婚的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者”收归国有，以解决大龄男青年的问题，其中点了前述女性朋友的名，引起她怒斥。事后虽赔礼了事，而当代娜拉的悖谬处境及婚姻家庭议题的思想混乱，亦可见一斑。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开场，娜拉的故事在中国舞台初演，亲手翻译《玩偶之家》的鲁迅先生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和呼吁女性解放的同仁们不同，他的答案是“或者堕落，或者回来”。为此，他还写了体现娜拉“回家”命运的小说《伤逝》。
这似乎与今天秋风或其他“儒家宪政主义者”的观念不谋而合，但作为五四同人的鲁迅曾亲自翻译了《玩偶之家》，他对于“娜拉回家”表示的是一种全然悲悯而非倡导的态度，提示的是当时女性走出家庭求学就业的艰难现实。
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四年前，这所学校发生了著名的“李超事件”，一位欲脱离旧家庭求学就业的女生，由于经济困难和心情抑郁患肺病去世，身后竟引发轩然大波。曾为其代课的胡适亲自写作《李超传》，在追悼会上宣读，控诉旧家庭罪恶，呼吁妇女解放，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此后数年中，沈玄庐、邓颖超仿照胡适体例，先后以同类事例写作了赵瑛传、张赐婧传等，主旨皆在于揭露旧家庭伦理对于女子之压迫，及娜拉出走后的艰难。同时期庐隐《海滨故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白薇等人的一批女性小说，亦直接反映这一问题，其中出走的女性的结局，大约不过夭折或回家。同时期上海的席上珍自杀案件和以后《日出》中的陈白露形象，则反映着缺乏经济独立的新女性另一种结局--堕落，如同鲁迅指出的。
鲁迅认为，由于庞大的旧中国社会不可能顺利现代化，娜拉出走、女性经济独立无法成为潮流。确实，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一直受制重重，进展迟缓，社会吸纳女性就业的能力低下。在诞生了第一批就业女性的上海，直到1950年，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女性就业人口为36.80万人，仅占女性总人口的16.26％。与此同时，成年女性文盲率达83.5%。1930年代，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对天津、上海两个地区的职业女性进行采访调查，发现真正达到经济独立的，只是少数知识女性。对于普通教育程度不够的女性来说，所谓“职业”只是被动的求生手段，生活中面临多重压力，婚恋仍被家族父母左右。十里洋场上，不少女性还因经济不自立，成为陈白露式的人物。如果一个职业女性遭遇了婚姻家庭变故，有子女拖累或感情的伤痛，则会非常艰难。很多知名女性终身不婚。
但总体来看，民国时代，娜拉出走的潮流愈演愈烈。到30年代公演《玩偶之家》时，再次掀起了盛大的“娜拉潮”，而以《家、春、秋》为代表的“反抗旧家庭”小说，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新时期”仍旧引起共鸣，一代代青年男女完成了他们“离家出走”的历程。直到看似坚不可摧的旧家庭势力在眼下被彻底摧毁，甚至面临着家庭功能解体，留守家庭、剩男剩女泛滥之局，以至于作为胡适后学的自由主义者们要提出女性回归家庭的倡导。
这与其说是鲁迅先生的洞察力缺陷，不如说是中国的现代化叙事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娜拉们经历了独特的身世隐秘，及今天的身份悖谬。
二
50年代，作家杨沫以她在30年代的亲身经历写作了小说《青春之歌》，其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的情节类似于鲁迅笔下的《伤逝》，逃出旧家庭的林道静的生活情形，与子君仿佛。但林道静的未来却显得要激扬得多。她认识了一帮进步青年，趁着一二九运动的潮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二十年代的李超或者子君不可想象的。
其间的秘密在于，娜拉走出旧家庭的现代性故事被纳入了革命的叙事，背景则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变身为革命叙事。从30到40年代，随着革命对于社会的动员，一层层女性知识青年和男性一样奔向延安或者在大后方参加政治运动，变身为革命女战士或者干部，像邓颖超或者杨沫一样追求着自己的未来，在革命队伍里努力寻觅自己的位置。
这听起来是一个光明的故事，但背面却拖着深重的阴影。
由李南央整理出版的《父母昨日书》，收集了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妻子范元甄从37年到49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做一部从重庆到延安的革命生活文献。其中“出走的娜拉”范元甄在恋爱、婚姻和革命中经历的，并非如林道静的浪漫。范元甄出生于中等家庭，早年读书，此后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与李锐结婚之后前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干部，曾被称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范、李恋爱与结婚之前，想要彼此支持上进，成为恋爱与革命结合的典范。但结婚之初，范元甄即面临怀孕恐惧。
范的恐惧来自于对周围生孩子之后的革命女青年包括李锐二姐处境的目睹，她要求李锐“一两年内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为此李锐亦曾表示要“下最大决心耐住”。但男女欲求的本性使这层防范很快被冲破。到延安后不久，范元甄即怀孕，而在延安这个男女同质高度革命化的环境中，怀孕生孩子给女性带来的负担被空前放大了，以至于生死攸关。邓颖超在延安看见范元甄关照的第一句话即是：别有孩子。
范元甄开始经历一轮轮的怀孕--打胎--怀孕的循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起初的理想婚姻设想完全被打破，双方的感情受到不断的损耗，以至于荡然无存。女性在追求革命道路上的性别弱势全面的显露出来，以至于范元甄发出诘问“为什么自然是这样不公平？”
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的模式，女性被同样动员为革命的战斗员。延安之外情形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的掉队。在此情形下，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经打过两次胎。为了接受打胎，范元甄不得不排队。《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但在贫乏的医疗条件下打胎引起的身体创痛，以及违反天然母性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这种母性并不会被革命叙事完全消解和替代。怀孕之后，范元甄发现自己“有了极深的‘母性’”。
第一个男婴早产之初，范元甄害怕，希望他不会活起来。但孩子埋葬之后，她“开始想念他了”，为此哭泣了好几次，甚至看见母马和小马亲热，也“不禁呆站了一会”。此后怀孕和打胎的循环，以及母性和革命追求的分裂，使她“对于性生活很厌恶”，与李锐的感情亦降到冰点，出现延安整风中的邓力群插足事件。
在复婚之后，李、范因革命需要相隔两地，由于独力抚养第一个孩子的辛苦以及继续两次刮宫，范元甄身染慢性病，当初女记者和延安美女的光辉渐渐暗淡，与李锐的上升轨迹适成反差。庐山会议之后，李锐再次遭受政治批判，范元甄对其无情揭发，二人的关系走到尽头。
像范元甄这样因为女性身份在革命中逐渐落后的历程，是延安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轨迹，范的经历并不是最坏的。在范元甄的信中，提到了与原北大校长陆平结婚之后自杀的唐克，可以说是把徐克立没有迈出的最后一步变成了现实。比起范元甄和李锐之间的知识分子式的结合，女知青和工农干部之间奉组织之命的婚配，结果是更暗淡的。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引述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娜拉”的遭遇。奔赴延安之初，她的青春和洋气吸引了一位工农干部，在组织安排下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但婚后不久她怀了孕，挺着大肚子的她遭到了工农干部丈夫厌倦，让她滚蛋，要再讨个“更洋气的洋包子”。在掩盖在革命叙事之下的男性主导秩序中，“娜拉”们的地位是何等弱势。
在革命的名义下，这样的故事在普遍发生，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致后来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以及韦君宜的《露沙的路》，均在重复叙述着革命队伍中“娜拉”的悲剧故事。即使是在领导层，杨开慧、贺子珍与毛泽东，王前与刘少奇、叶剑英与不断更替的数位夫人亦不能摆脱此种模式。曾克发表于1942年《解放日报》的《救救母亲》，直观地呼吁“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草明甚至在《创造自己的命运》中，对于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老干部，甘心回到窑洞家庭里的女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鄙夷。
在革命的动员中，女性处于和男性一样的主体地位。而在革命的婚姻中，女性却回到了类似旧家庭中的依附性地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挑明，延安女性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并且蒙受着“落后”的批评。从“莎菲”的烦恼到延安娜拉的“落后”，丁玲的写作真切传达了历史肌体上的裂痕。
这种内在分裂导致娜拉们必然以革命叙事的逻辑来反对婚姻家庭。老鬼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中提到，当一位延安知识分子干部重病时，他的妻子拒绝侍候他，理由是“我是来参加革命，不是来照顾爱人的”。大革命初期以及延安前期的杯水主义是这一心态的体现。
在男性占革命队伍主体的情形下，这样的情形足以引发不稳定，出现了“好干部还是好老婆”的争论，不得不以组织名义来包办婚姻，或者说是保证较高级别资历干部的优先配偶权，整风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的“二八五团”制度即是证明。《林海雪原》中护士白灵对首长少剑波的爱情，看起来纯洁无暇，却只能在不越此雷池一步的情形下展开，不可能想象她去爱更年轻、更有英雄气质的杨子荣。《亮剑》中李云龙与护士之间的爱情亦不出此俗套。娜拉们失去了她们当初离家出走的最大动力之一--恋爱自由。逃出了旧家庭的包办，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被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这是她们命运的一个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出走的娜拉们确实是回来了。
但和旧家庭不一样，这样的革命婚姻，其家庭功能已严重萎缩，失去了起码的人性内涵。陶铸夫人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回忆，她的第一个孩子送人，第二个孩子被党组织暗中卖掉作为活动经费，不久夭亡。领袖们在长征和革命途中出生的孩子大多送人，在党史中被传为奉献佳话，却难掩此中的人性缺失。延安的“周末夫妻”模式，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生孩子送老乡成风。苇荧和艾青的孩子托放在老乡家中，不久就夭折。石澜与舒同生下孩子后，上级通知其送人，且安排好了一户农民。在晋察冀，甚至发生了女同志捂死婴儿的情节。在范元甄和李锐的书信中，亦一再提到，生了孩子一定要送掉。整风运动之后发起的“反对堕胎”，只是从增加边区人口考虑。对那些“可以做事的女同志”，组织上继续批准其堕胎，范元甄即在批准之列。
在周末夫妻、组织指定、分灶分衣的制度下，夫妻之间的功能亦被降低到了满足性欲的最低点。萧月华被安排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结婚，两人不仅毫无感情可言，在生活待遇上亦极不平等，李德享受最高的物质供给，经常怀疑萧月华偷吃了他的东西。两人虽生有一孩子，却很快分居，到陕北后离婚。从《父母昨日书》里可以看出，在性欲的要求上，范元甄和李锐产生了尖锐的冲入，甚至发展为仇恨，这除了生孩子的痛苦，更深层地说，是由于家庭功能退化到满足性欲的地步产生的。即使李锐主观上想要承担更多，现实亦使他无法做到。娜拉们被迫接受一个严重退化的家庭，这实际使她们尝到了无家可归的苦涩。
出走之后，娜拉们与旧家庭的联系，并不像小说或电影里展现得那样干脆决绝。父母昨日书中，大量包含了范、李与各自家庭的通信，特别是作为女性的范元甄，对于母爱的牵挂很难斩断，形诸梦寐。而范、李出走的身后，是各自亲人孤独的悲剧。尤其是李锐家，寡居抚养儿女成人的老母亲陷入绝望，李锐则以“我的爱不能只属于几个人，要首先关心着天下的劳苦大众”来对抗内心的挣扎。正是在这种逻辑下，范、李与无数革命青年一样，逐渐疏远了与家人的情感。
虽然如此，李、范仍旧长年保持着与各自家庭和亲戚的联系，在批判他们落后的同时，接受他们的经济帮助。由于边区经济的困难，这样的接受资助，是在组织的默许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和传统叙事中革命青年与旧家庭的恩断义绝，出入何等重大。
实际上，在民国的时代风气和制度涤荡下，像《家》里那样能够保持完整宗法制的旧家庭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已经具有某种开明性质，或者上一代人自己就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这样的家庭也更有动力送子女上学求知。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叙事却把家庭一概作为落后或者反动的对象来批判，有意吸纳和强化了青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人需求，促进他们脱离家庭的传统和亲情引导，完全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与家庭决裂”成为投奔革命的一个必要身份印记。这样的故事，一直到镇反反右、上山下乡和打工潮仍旧以运动的模式上演着。
摈弃各种人性的“小资产阶级”需求，目的是为了炼成“特殊材料”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个严酷的过程，淘汰率很高。《父母昨日书》中，提到多位这样革命路途中的被淘汰者，前文提及的自杀者唐克即是一个例子。周恩来义女、传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甄曼丽，和陈振球（建国后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生有一子，送老乡抚养，本人在抢救运动中被关于窑洞审查，遭受山洪冲塌窑洞而死。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危拱之，在整风中精神失常，男女关系混乱，以后身世悲惨，则是突出的故事。这样故事并非仅在延安发生。大革命时代，著名的美女刘尊一，在被革命爱人出卖被捕入狱后，接受了国民政府典狱长的帮助和爱情，与其结婚，此后典狱长病死，刘尊一因为失节深受批判，远遁重庆北碚，单身终其生，与困守师道的吴宓近邻。类似在革命潮流中失踪或落伍的“娜拉”，不可胜数。
三
在抽空了家庭、亲情以致男女之爱这些人性内涵之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娜拉们如果没有在此过程中夭亡或者被完全淘汰，结果就会炼成一种今天尚不陌生的新人--马列主义老太太。
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里面，比较典型地描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的形象。这也是林道静的中年肖像。
这个马列主义干部对同志们非常热情，像春天般地温暖，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和担当道义，以至于博得普遍好感；但对于儿女们，却是情感冷淡，成年的大女儿在家里吃饭要交粮票，否则连剩饭也锁起来。父母作为高级干部可以内部购买的营养品被锁起来，不让孩子们染指（从北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父母配给营养品与子女分开的情形，就和父母配给的专车子女不能食用一样，是一种普遍规定）。对儿子，她赞同丈夫的拳打脚踢，动辄责骂，将儿子神经性腹痛视为资产阶级的娇贵。她说自己服膺卢梭，将亲生孩子全部送往育婴堂。卢梭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鼻祖。在大女儿死于不测后，她因为政治考虑，没有积极寻求惩办嫌疑人--江青的一位红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语言，完全是革命化的控诉与反抗。亲情关系的完全冷漠和破裂，导致内心失衡的老鬼在文革之初上演了带人抄家、捆姐押母的一幕。
在夫妻生活之间，杨沫与老干部丈夫马建民完全退去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她的革命领路人之间的理想色彩，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夫妻。两人的收入和住处都长年分开，即使杨沫生病丈夫亦很少看望，马建民经济上极端抠门，到了几分钱也要两清的地步。最严重的是在政治运动中马建民揭发了杨沫入党时间不实的问题，使得杨沫背上了假党员的嫌疑，两人之间关系完全破裂。倒是《青春之歌》中备受贬低的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在外调人员上门时坚决不肯揭发杨沫。
政治夫妻的因素，在当时的干部家庭中都轻重不同地存在着。李慎之打成右派后，妻子屡次想要与其离婚。身为思想者和中共老干部的顾准家庭则更是典型的例子，顾准打成右派之后，夫妻离婚，妻子自杀，儿女反目，直到眼下仍旧创痕未复。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彭与前妻离婚后组织安排与其结婚的，建国后对彭的态度完全随着政治态势而反复：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批后浦要求离婚，彭复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浦试图恢复关系，文革爆发又再度疏远，彭德怀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浦安修又要求以遗孀资格出席，并引起彭后人反对。浦安修作为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浦氏三姐妹之一、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当年也正是一位娜拉中的佼佼者。
进城之后，为了保障千辛万苦熬到了头的“娜拉”们继续革命的权利，也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凡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庭一律配备了保姆。在解放之初的配给制中，连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生孩子也可享受保姆费。这保障了女干部们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但也使得她们的家务技能大幅度退化。老鬼和姐弟们即长年与保姆相伴，成年之后，缺乏母亲照料的他甚至因为“不会擦屁股”受到女友责备。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回忆，她的父母亲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母亲唯一坚持要自己做的是擦玻璃，原因是担心保姆登高遇险。80年代之后，李尔柔曾经当面责怪父母‘“解放过头了，家务事都不会做，扔给我们”。
这样的家庭，自然也割裂了和亲属的传统联系。中纪委原副书记李昌夫人冯兰瑞的父亲，是地主成分，在云贵解放时从乡下逃亡到贵阳，又被农民抓回处死，对于此种情形，冯兰瑞数十年中未曾过问。从小影响冯兰瑞走上革命道路的六舅，由于叛徒问题遭受冤狱，冯亦和其断绝音信数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委托贵州方面复查。李昌的两个兄弟，亦在镇反中被枪毙和坐牢，李昌亦从未过问。大义灭亲的时尚，使得娜拉们努力彻底切断和“反动家庭”的联系，成为完全成色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叙述了范元甄建国以后直至晚年的情形。范对于李锐只余对一个“反党分子”的仇恨，相处时唯有怒骂申斥。这种仇恨，直到晚年去世前仍未消减。在范看来，与李锐的恋爱和结婚，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她人生“开花不结果”（陈伯达评范元甄）的根源。对于儿女，范元甄的仇恨并不逊色，甚至在晚年李南央的一次回国探亲中差点亲手掐死女儿。对于亲属，她是尽量加码进行政治斗争，几位手足都由于她的主张而受到政治批斗或者失掉招工就业的机会。
从人生来说，除了老干部的身份和由此的一份政治觉悟，她已经不剩下任何东西，家庭、亲情、理想和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已离这个早年光彩夺目的娜拉而去。她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政治上不断要求上进。李慎之的夫人50年入党，因为出身不好，候补4年才获批准。李尔柔说，母亲努力要符合党的要求，但老也赶不上。周舵在回忆录《母亲的自杀》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入党谜”母亲，由于出身不好而一再忏悔，终身想要赶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反而屡次站错队，文革中长期坐牢，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给子女的遗言是“政治生命最重要”，“紧跟华主席，努力干革命”。
早年激情撰文替延安的女青年们呼吁的曾克，到晚年也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被打成“右派”的龙实在其回忆录《往事》中，述及曾克晚年任四川省作协领导时积极组织肃反和反右，言谈举止动辄上纲上线，作协成员近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作者本人亦经曾克之手被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文革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先驱陆兰秀，与官宦家庭决裂追随共产党，在下关惨案中因保护邓颖超挨打，解放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却因为出身和思想在文革中受到审查批斗，要求丈夫主动与其离婚划清界限，在牛鬼班里极度渴望毛主席“给出路”，直到最后政治上的出路被完全堵死，终于走上怀疑文革和毛泽东的道路。陆兰秀可以说是娜拉政治化道路上的一个异数。更多在国统区追求进步的女性，则由于加入国民党或者与旧政权有染而在建国后失去工作机会，被压到社会底层。北大“右派”万耀求的母亲万华柏，上海劳动大学肄业，长期在宋美龄、史良等人手下从事妇女工作，曾加入国民党，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失去生活来源而穷苦离世。
高度政治化的家庭与人生，并不能完全消弭人性本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以变态的方式存在。革命家庭的另一面，可能是人性的堕落。《我的母亲杨沫》中叙述杨沫与马建民夫妻生活交恶，杨沫与秘书长期生活，暧昧不清，马建民与前妻所生女儿的过度亲密则受到杨沫怀疑。这本书中还披露，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文革失势后困局家中，顿感寂寞，和与丈夫分居的女儿发生了关系。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中，亦披露了解放军一位上将长期霸占其亲侄女的秘闻。前文述及的陈振球，在六十年代因男女关系混乱被定为坏分子。曾克亦传闻和重庆驻军的一位军人（有妇之夫）秘密同居生子，因而在作协威望不高。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以近乎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夫人被政治扭曲变态的人性需求。
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一部分加入革命序列的娜拉们，确实又应了鲁迅先生的预言，“堕落”了。但这是在革命序列里昂扬的堕落，是革命扫除一切传统道德的激进的另一面。
四
在《我的母亲杨沫》的末尾，老鬼写到了“林道静”--杨沫在晚年的人性复归。历经政治沉浮之后，她终于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可贵，辞掉秘书，开始关心儿女，享受天伦。
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提到了晚年李慎之夫妇的独特情感经历。在最后几年，夫人消除了早先对于丈夫政治上一贯极右的排斥，开始理解他，夫妇感情贴近。李慎之去世后，夫人反思说李总不回来，是不是对李坐牢时她未去探望有意见。半夜李尔柔常会看见母亲起床翻找纸张，给李慎之写信。后来竟然缠着女儿要求配福尔摩斯的药水，把死去的人治活。大半生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其深至斯，是包括她的亲人们和李慎之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这样的人性复归，是在革命叙事淡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但是整个社会阶层却已经历了革命叙事的长期动员，旧的家庭关系已经大体颠倒过来，“四世同堂”之类的大家庭已被清洗殆尽。中共建政后长期有意延迟制定各种重要法律，却抓紧出台了唯一一部民事法律《婚姻法》。在婚姻自由以及对女性进行社会动员背后，实际是从家庭层面拆解传统社会根基的重大步骤。当政治的动员和支配进入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基础单元：家庭，代替儒教伦常成为家庭中心道德时，传统社会也就从根子上被拆解了。
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恋爱自由”那么美好。土改到解放前后，描写反对包办、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曾经风靡全国，但现实生活的原型却是另一回事。笔者曾到《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故事地、山西左权县横岭村采访，当地老人指给我看当年赵树理采风居住的小屋，附近是“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被杀死的牛棚。原来现实中的故事是“小芹”原型智英贤参加土改当了妇女主任，与担任民兵队长的小二黑相恋，却遭到村支书、村长和青年部长嫉妒，批斗岳冬至并殴打其致死。智英贤事后远嫁东北一商人。小二黑的坟墓，覆满了陈年苔藓。造成小芹和小二黑婚姻悲剧的，并非三仙姑和小诸葛的包办，倒是政治名义下的虐杀。建国以后，政治因素取代以往的门当户对和父母媒妁占了主导地位，首先看出身，看政治表现，婚姻以阶级划界，并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婚姻。在《李双双》这样的“先进媳妇帮落后丈夫”喜剧背后，是一两代人普遍婚姻不幸的现实。
合作化开始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家庭作为传统的经济单元失去了作用，核算单位长期放在公社到大队一级，最多下探到队，极端体现则是大锅饭。包产到户之后，家庭才再次恢复了经济单元的部分功能，但是家庭的有机性已经被严重削弱。紧跟着的市场经济运动，经济不平衡引起的打工和人才流向大城市，则再一次破坏了家庭结构和伦理，终于形成了眼下的留守家庭，以及城市中的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和丁克家庭。计划生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使家庭的功能严重退化。家庭的基本矛盾已经逆转：不再是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修齐治平体系基石的家庭伦常压迫，而是家庭功能解体，以及报复式的婚姻、情感物质化。
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问题五十年后，顾准在文革后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通信中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顾准使用这一名词，提出的是中国的革命叙事摆脱了传统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的借用也暗示，现代中国女性在革命叙事中的承担更为深重。顾准寄望于市场经济取代革命来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往往忽视掉，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延续着革命叙事的某些特征，同样可以视为一场“市场经济运动”。国家意志主导和投资拉动下的急剧工业化、特区沿海开放模式、急速城镇化以致大城市资源优先和户口限制，这些革命基因的传递加剧了现代性本身可能带来的过渡性困难。
这样的情形，使一些人开始回归传统伦理，对革命叙事和消费主义双重主导下的家庭退化进行反思，呼吁家庭价值的回归，因此出现自由主义者的转向。
但问题是，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即使它被扭曲为社会革命。以辛亥为标志，延续一百年的革命叙事，已经抽掉了家庭伦理的根基，旧家庭失去了在现代化中延续与更新的机遇。出走的娜拉回归家庭，前提是中国的革命式叙事回到真正的现代性路径上来，摆脱运动化模式，在此情形下，家庭才可重获基础、修复功能，回归家庭才会成为现代娜拉们的自主理性选择之一，正如在韩国或者台湾出现的那样。
而在革命叙事延续的前提下呼唤娜拉回归，并非单纯出于对家庭价值的关心，实际上是指望以家庭为基础单元推动政治变革，正如同延安时期的“好干部还是好老婆”以及组织安排一样，着眼点仍旧是政治而非家庭，而将政治重量交由女性承担。这对“出走的娜拉”不公平，也不现实。正如在当下呼唤“儒家宪政”，是出于革命叙事对现代性的扭曲引发的视觉错位。
在历史的错位中，中国的娜拉们已无家可归。
访谈人物：李锐，2010、2012；老鬼，2013；李南央，2012-2013，邮件采访；冯兰瑞，2012、2013
主要参考文献：《新史学：父母昨日书 李锐、范元甄通信录》，李南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的母亲杨沫》，老鬼，同心出版社，2011年；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南央，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2年；
《血与铁》，老鬼，新星出版社，2010年；
《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袁希，气象出版社，1999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
《思痛录》，韦君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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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读者推荐 | 责任编辑：徐书鸣 |
【人民日报：美若不想管住日本 中国和世界来管】日本是美国的“资产”还是“包袱”？二战中，中美是盟友，一起扛过枪、流过血、打过日本鬼子。——评；有你这样傻逼的报纸吗？只能忽悠国内脑残。代表中国人民还不过隐，你能把中国管的有日本一半好，老百姓就烧高香了！ http://url.cn/QgmmW3原链接：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4_01/16/33061654_0.shtml#tp=1389801600000
【北京遭遇雾霾天气 PM2.5再次爆表】1月16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为今年首个重污染预警。今早零时，万寿西宫监测点的PM2.5实时浓度达623微克/立方米，其他多个站点超过500微克/立方米，为今年以来PM2.5首次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http://url.cn/WKNdvh
林国强
“银行破产”，狼真的来了。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银监会正在酝酿银行破产条例:"若银行破产,储户在单个银行超过50万元存款的部分,将得不到赔偿。老百姓应该对自己手里的钱放哪家银行怎么放考虑一下了,而不是把钱随意放任意银行,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难道是对热衷于储蓄的中国老百姓负责?
红都日报
王大麻子：【上帝令赵燕玲护卫茅于轼】妻子赵燕玲觉得茅于轼是事业的强人、生活的弱者，她对他寸步不离。茅于轼多次被极端者攻击，赵燕玲都陪在身边。有人打电话用来用脏话辱骂，赵燕玲接听后，茅于轼总是说：“那是他的自由，不理他。”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她叮嘱丈夫少说点儿话。
张雪忠：当局大肆打击和抓捕异见人士，是想以恐怖手段吓阻社会抗争。但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定是可以克服恐惧的人，因为他们深知自由之可贵，一如其赢取之艰难！“时穷节乃现“。当局实行的恐怖政策，正好有助于让人们看清自由派阵营中，哪些人是自由的真诚追求者，哪些人只是自由的伪善附庸者。
红都日报
【河北发改委主任刘学库遭姘头举报被查，网民曾举报其违法涉案金额2个亿】刘学库是河北省大厂人，历任三河市委书记、廊坊市常务副市长、河北省对外贸易厅副厅长、沧州市市长等职，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担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http://url.cn/B1kEW3
朱继东
【美国官员为文革道歉？打着开国上将子女的旗号经过父亲同意了吗？】《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害老师同学道歉》是今天一条颇受争议的新闻，让人想起陈小鲁的道歉闹剧。那么宋彬彬是何许人呢？百度搜索看到：1980年赴美留学，1989年-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美国官员代表谁？
《中国家长砍向孩子的“十把刀”》——值得反思！/转http://t1.qpic.cn/mblogpic/cf82f206775455c846b4/2000
红都日报
#分享视频#裸体出镜 党校副校长劈腿女学生 http://url.cn/U2GGqw 【裸体出镜 党校副校长劈腿女学生】 闲言碎语不要讲，说一说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这校长，行不改名秦国刚，年富力强精力旺，与那女学生，滚着床单酣战忙。http://url.cn/UYFvIx
武媚静子
【王朔】最近看了几部电影，都是史诗般的坑爹大作，总是玄幻中带着科幻，科幻中带着魔幻，魔幻中带着言情，言情中带着惊悚，惊悚中带着文艺，文艺中带着武侠，武侠中带着警匪，警匪中带着悬疑，不伦不类。神马玩意？看得睾丸素都要燃烧殆尽了，难道你们丫不觉得骗钱很可耻吗？第N代导演？一坨狗屎。
一: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际新闻报纸，创刊于1993年1月3日。从2006年1月起，《环球时报》已改为日报，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出版，星期一至星期四16版，星期五24版，零售价一元，订阅价平均每份0.9元。
黄普磊
什么是零容忍？不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就叫零容忍，而是1分钱都不许贪污受贿才叫零容忍。虽然习主席打老虎打苍蝇的态度很坚决，但我们目前还没有零容忍的制度，依照刑法，官员贪污受贿5000元才够立案标准，实际上官员贪污受贿1万元不立案的大有人在。千里之堤，就是这样毁于蚁穴的。粤S世界公一民-李志扬
必须零容忍，否则小贪终成大贪。|| 小学40万回扣举报者李燕:武汉的教育局把吃学生餐回扣说成是“劳务补助”，一个小学一年四十万啊，这能叫零容忍？|| @赵克罗: 贪腐不是事后的严惩才有效，因贪腐杀判官员已很多，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因为事前事中的监督跟不上，仅靠纪监检部门监督又有多大作用，唯
[微博曝光台] Syxm198_ 说：“15号11:40，未央宫派出所称收到举报，在景寓学府小区抓吸毒人员。我哥下楼吃饭时被两个便衣一顿狂打后考上手铐带回所里。折腾到22:00左右，警号为017592的警察还威胁我哥说因他暴力袭警抗拒不从，不签字不让走。我哥不签，警察又扇耳光打他……23:00我哥才被放出来。”20140116
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神马的肾虚口号和远大目标，类似于这种一听就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实现不了、忽悠傻逼们的东西，我全当臭屎晾着。政府要是爱人民那就实在点儿，让人民活的舒服点儿、自在点儿、安全点儿，别说没用的，其他都是扯淡。反正我他妈就一钱串子，有钱就有安全感。
中国人之间的对话，多数是黑暗和黑暗的对话——在有光的地方见。可惜很多人一辈子没见到过彼此，一直在黑暗中喧嚣，却看不到真实是什么。
海明威说当作家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这个话有点儿意思。准确说不是不幸的童年，而是特殊的童年。特殊的童年经历会促使你有一种特殊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拥有这种视角才能成为个性鲜明的生活记录者。一个好作家心理完全健康是不太可能的，心理健康有时意味着庸俗。国外的卡夫卡，中国的韩寒，都是例子。
中国人谈政治就像一群太监讨论性生活多么美好是一个意思。大伙儿有多少见过选票长什么样的举手我看一下？即使见过选票长什么样，能按照自己意愿选举的再举手看一下？符合条件的全是常委了。这又好比一群穷逼振臂高呼：视金钱如粪土，还是要饭好。不能拥有，只能假装清高了。其实，我们不如闭口不言。
国学的牛逼之处无非在于顶着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有不同意见就是投敌叛国，卖主求荣，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国学才把大家套了好几千年。压制一切，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巧取豪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主要是看用它来行善，还是用它来行骗。
上帝有仨苹果：一个诱惑了亚当夏娃，存在于他们的欲眼中；一个砸醒了思考中的牛顿，感知它确实存在；第三个握在乔布斯手中，他毫不犹豫地咬了一口，他直觉到上帝存在。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成了一种主义，诠释了完美，用完美和细节去侵占人心。苹果赚的不是钱，是人心。一个伟大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
很多人批判乔布斯是资本家，不值得纪念。听说潘十亿先生在乔不死先生死后，说对乔先生最好的纪念是苹果公司马上推出1000元以下的爱疯给大伙儿用，让每个人都用上爱疯，就是对乔最好的纪念。后网友回复说如果潘十亿盖每平米1000元以内的房子，十几亿中国人民也会纪念潘先生。我仅想说：中国也有资本家。
最近看了几部电影，都是史诗般的坑爹大作，总是玄幻中带着科幻，科幻中带着魔幻，魔幻中带着言情，言情中带着惊悚，惊悚中带着文艺，文艺中带着武侠，武侠中带着警匪，警匪中带着悬疑，不伦不类。中国电影，神马玩意？看得睾丸素都要燃烧殆尽了，难道你们丫不觉得骗钱很可耻吗？第N代导演？一坨狗屎。
新锐作家和传统作家的区别是：新锐作家是装逼让傻逼们评价，传统作家是装逼还不让傻逼知道。所以，传统作家现在明显干不过新锐作家。
中国亿万劳苦大众辛苦创造的财富，被数百万之众的贪官利用手中的职权，至少巧取豪夺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亿万劳苦大众辛辛苦苦劳动，却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之一。相比中国贪官而言，美国华尔街的贪婪是小儿科。
人骆家辉不过吃碗炸酱面，坐个经济舱，去趟民工子弟学校，咱报纸就不干了。你他妈一中国报纸，贪官不敢报就算了，人家吃穿简单点也碍着你了，非跟你一起鲍鱼鱼翅同流合污你丫才满意？逼是一样的逼，装上见高低。丫留意天气预报，雷雨天别出门。别和这拨人挨太近，哐铛劈下个分叉儿大雷，容易把你带走。
没有谁能在谁的心里永远牛逼，早晚会过期。如果过期了，就不要再去留恋，过期后的思念是一种犯贱。处理过期感情的方法就是把那段过去当成你人生大戏里弹出来的植入广告，看过了，也买了，买完不适合就退货或者丢掉了。可能这个说法比较没人性，但是起码不会让你难受，只留青春，不留遗憾。
有人看不明白，我闲着也没事儿，给大伙儿说细点儿：50后，基本穷逼，晃悠着；60后，政治年代，多数当官了；70后，赶上改革开放吹满地，发了；80后，多数50后穷逼的子女，苦逼了；90后和00后，60后和70后的子女，除了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环环相扣的，这下明白了吧？苦逼80后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
拼爹时代，无论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星二代所犯下的二，根儿上都是上一代的问题。苦心经营的一代们用金钱、名誉、地位换来的不过是二代们的无知、无耻和无畏。以为开一名车，就可以领跑世界；拎一名包，就可以领袖中国；这般一厢情愿地自封其为未来领袖，其实是被庸俗双规了水货。少年庸俗，则国庸俗。
老湿曰：旧民主主义革命加弱者情节在中国电影这条道路上是走不通的。作为一个穷逼，你可千万别去看大片，因为你的票钱可能有一半会被不相干的人赚走。比如搞装修搞得最好的张艺谋当年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假设80块钱一张票，有可能有40块钱是被卖装修材料和卖菊花的人赚走了，这比电影本身更悲剧。
中国电影想跟国际接轨，跟人家好莱坞打招呼，还得且等呢！中国大片儿，无非就是乱花钱，动辄一两个亿，大手笔大制作，说白了咱的大导演都是搞装修的，张艺谋是一典型代表，像「黄金甲」其实大部分钱就花在装修上了，剩下的一是买菊花了，一是给那些有名无实的所谓豪华阵容当片酬了。埋单的永远是观众。
当代传奇：一个调查前县委副书记贪腐的纪检干部，在其办公室身中11刀死亡，最后被当局认定为自杀。且不说这个神奇的干部到底是神还是外星人，反正这事儿给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异常牛逼的新课题：如何用11刀杀死自己，这很值得研究。虽然他身中11刀，但我认为其死亡的主因应该是咽喉炎，您就信了吧。
杨澜、她老公、红十字会、中非希望工程、达芬奇、阳光基金、等......很多真相无法还原，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接受它。
（本文选编自fen1234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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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蓝天 (@bylt1988)
长微博
倡导大家做公民，是要追求真正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公义、爱的美好社会。公民群体远不是一个“组织”，而是追求公民梦想的中国人自发的联合，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当公民，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进步。
新公民精神包括自由、公义、爱。公民理念和话语体系里没有推翻、打倒、敌人等概念，反对敌意仇恨，努力化解敌意仇恨，希望中国和平完成民主宪政转型，以最小代价实现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民主自由之梦，这是信仰。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个温和理性的公民，尊重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毕竟社会变革需要稳定的秩序，但共产党有责任兑现“人民共和国”的诺言，人民当家做主意味着人民必须有真正的选择权利，我乐意看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政党经过人民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成为执政党。我真切希望，共产党学习国民党，放弃把一切不同的声音视为敌人的专制理念，真切尊重人民的意愿，还权于民。共产党人要顺应世界大势，更要对得起我们民族过去一个多世纪为追求自由民主而牺牲的烈士先贤。
我的理想其实和“社会主义”原初的理想并不相悖，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必然离不开民主法治，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生产力，必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绝不等同于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有多种，1949年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1978年以后推行产权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正是这些文革中被大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什么主义都是次要的，解决国家的问题给国家带来自由民主进步才是重要的。
努力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公民，享有宪法列举的那些普世的权利，我们以理性建设性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追求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就是犯罪，我愿为这样的“罪”承担一切代价——这是我恒久的荣耀。
当然，在追求做公民的行动中，方式方法可能会有不当之处，我愿听取各方建议，希望能更好实现理想。我会努力倡导自由、公义、爱的理念，希望大家遵循温和理性的立场，并尽可能考虑做事情的可行性，在宪法法律框架下行动。
公民群体是民主宪政的推动者和建设者，而不是社会动荡的制造者。社会动荡源于特权腐败积累的愤怒，导火线通常是谁也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公民，爱中国，努力让她更美好，如果这样温和理性的群体无法存在，绝望的暴力将带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希望执政党切实顺应人类文明潮流，主动推动中国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将是中华民族之幸运。
公民 许志永 2013年6月28日
薇儿时评
一美国老太在祖先遗物中找到一张200年前手写的存单，老祖宗在瑞士银行存了100美元。老太去该银行在美分行取钱，该行即报总行，总行即核对查到该笔存款的底账。总行行长到美国找到老太，举行兑现仪式，给老太兑现50万美元，并奖励她100万美元。行长说：“钱存在我们银行，只要地球在，你的钱就在。
没有逃脱的自由
美国著各反极权思想家艾因•兰德说：“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在马列为指导的共产国家里‘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也说：“国家犯罪才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GG的代言人
【文革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他炮轰陈毅,围堵中南海,揪斗彭德怀…1967年7月9日,在北航一教室内，韩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使彭德怀前额破裂，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严重内伤。韩爱晶的儿子是今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当众殴打质疑毛的老人。转
木易木子是朵小兰花儿
明天考试，宣布寒假作业减免方案：90分以上只做写作题，80-89.5分每页选做一题，60-79.5分每页选做两题。大部分学生欢呼起来。还有一个着急地问：要是考不到呢?我看看他幼稚的脸蛋：55可以吗？考不到！他快哭了。那，你尽力，有进步了就可以。可是来不及了，小家伙哭了，没法安慰了。这个……这个……
秋风扫落叶
【警察面前当场行凶，两条人命惨死刀下】2014.1.12河南信阳讯:家住信阳平桥区李玉芳“身份证号是413023197309106045”四天前老公因向投资公司讨要借款，还是在两名警察在现场的情况下被人用刀杀了，死的太冤屈，希望能为他讨一个公道，让真正的凶手绳之于法！@王思想@无眠的夜色@仓央家不错@漫味師
2个警察现场执法
腰里别的枪难道是玩具枪吗？最起码对天鸣枪震慑一下，也不至于血案发生！处于警察本能反应可想而知
现在的警察特他妈的没有职业操守！河南公安局长你的兵有没有上岗证啊？
辽B-MZ徐飞
《张圣雨的自白》：【不自由，勿宁死】 1月4日晚上，我，马胜芬，肖青山在... #长微博#http://url.cn/ItXOtL
张圣雨的自白
【不自由，勿宁死】
1月4日晚上，我，马胜芬，肖青山在朋友阿基家里同时被带到荔湾区石围塘派出所，随后转移到越秀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在这里做笔录期间，对他们罗列的我参与广州街头举牌(揭露和抗议政府的流氓行径)等“犯罪”事实我都供认不讳，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因为这是我的荣誉！
第二天5日，我和马胜芬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送越秀区拘留所分别拘留10天，肖青山拘留9天。马胜芬和肖青山当时就送去武警医院治病，而我被送进拘留所3号仓。我是第三次进越秀区拘留所，而且3次都是在同一个仓。我曾经在拘留所大喊“打倒共产党”所以这里的管教几乎都认识我。
6日早上，3号仓的管教找我谈话，一见到我就说：老乡，你怎么又进来了？(这个管教说他也是湖南的)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说：你在里面安心休养几天，我们是老乡，不要给我添麻烦 。我不置可否，我问：可以给我打电话吗？他说：现在不能。我说：是不是要到我出去那天才可以打电话？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心里说：你们首先剥夺我的权利还要我遵守你们的规矩？
谈话出来，到值班室办理购物，想不到那个值班的管教也对我说：你不要在里面闹事，你要闹事就不给你买东西！我气不打一处出：什么叫闹事？喊口号是闹事吗？我就要喊！说完我就大喊“打倒共产党”,他于是就拒绝给我购物。我就和他吵起来，旁边的管教都围过来，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拘留时因此人自称“共产党的狗”，因此被我嘲讽。真是冤家路窄，他似乎还想报复我，他一上来就用手指着我骂,，我也指着他骂，于是他忍无可忍就开始用手推打我，我当然也是以牙还牙打回去，这下不得了，几个管教和保安围住我。有人劝架，有人趁机打我，我一个人当然敌不过他们人多一会摔倒在地上，一个保安拿手铐过来要拷我，我爬起来反抗用脚踢他，他用手铐往我头上砸下来，顿时我的头被砸破鲜血直流！我被他们激怒了，我大喊：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否则跟你们没完！来打啊，我死了将名垂青史！你们这些替共产党卖命的奴才死了，就是死了一条狗，将遗臭万年！
我的话把他们吓住了，见我这样不顾死活追着那个保安打，他们纷纷躲避，两个人死死拉住我。过了许久，打我的保安和管教在他们掩护下躲起来，而我也筋疲力尽不停喘气.，几个管教和医生趁势劝说我先去医务室包扎伤口。在医务室包扎出来，我对身边的管教说：叫打我的两个管教和保安过来给我道歉，这件事，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他们不理我，把我送回3号监仓。我怎能这么善罢甘休？我手指压着报警系统的按钮，对着报警系统大声喊：把两个打人的畜生交出来给我赔礼道歉，否则，跟你们拘留所没完！我喊了两次没有应答，我说：没有人回答我就砸烂这个报警系统！说完还是没有人应答，我就用拳头敲打报警系统，直到裂开很大口子，我就伸手进去拼命拉。
这时，(老乡)管教就来到监仓门口大声呵斥阻止我，并带我到管教室谈话。他说：你不要闹了，保安打伤了你，但是，你也打伤了他，你踢到他的蛋蛋了，你知道吗？我说：我没有踢伤他，你让他来见我，如果我踢伤他，可以起诉我判我刑，我愿意坐牢！管教还是是劝说我，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不要给他添麻烦。我知道在里面他们是不会向我赔礼道歉的，这件事只能等出去再说。但是，我必须把话说明了，我对“老乡”说：第一，是你们先违反规定不让我打电话。第二，如果，我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违法，你们可以加我刑，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打我。
在我心里，共产党是一个流氓组织，它的政府也是一个非法的政府。所以，我也不会遵守它的法律，反对它也是天真地义的，我又怎么会在意喊“打倒共产党”是不是违法？会不会判刑？因此被判刑是我的荣幸！我早有长期坐牢的心里准备，在这个没有人性的专制国家，我的良心倍受折磨，活着生不如死！死就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荣誉！所以在拘留所面对管教殴打我可以坦然承受。
在此后的拘留所日子里，管教就不再来阻止我喊口号，我每天都会喊几次这样的口号“打倒共产党，消灭流氓政府，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这对拘留人员内心造成很大震动(后来一些人跟着我一起喊口号)，尤其是和我关押在一起的人，在我的耐心讲解下，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民主思想，即使暂时没有公开表示的人，但在他们心里对共产党的信仰开始怀疑(总是有网友对身边人的麻木表示失望，其实，你只能看到别人脸上的麻木，内心的改变你是无法察觉的，所以，启蒙一定要有耐心和信心)。
对那些警察也是一样的有很大触动，很多人现在也经常会和我谈论一些关于民主和专制的政治话题，有一个警察就很困惑的说：中国现在不是很强大吗？为什么钓鱼岛被日本(实际)占领,，南沙群岛等也屡次被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都没有用行动反击，每一次都只是口头抗议,，为何？我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一群土匪，它们只是在中国掠夺财富，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它们的祖国，更没有把中国人当成它们的同胞！
事实上，许多警察内心也是认同我的行为，一个警察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前年轻时，领导叫我去打谁我就打谁，现在领导叫我去打人，我最多是上去把那人拉开(许多警察开始有独立思想，不再愿意做领导的马仔）。
后来几天，荔湾区分局和越秀区分局警察分别来找我做过两次笔录，荔湾区分局警察是来了解4日在阿基家里的情况，他们千方百计想找出阿基的“犯罪”证据，司马昭之心我怎会看不出来？哼，又怎么会如他们的愿！越秀区分局警察，是来讯问我在拘留所被打的事，我说过出来就要起诉越秀区拘留所。
15日10点多，还是跟以前一样从拘留所出来就上了国宝的车，车上4个国宝，其中一个熟悉的国宝说：还是按照老规矩。我说：可以。在车上，他们又不厌其烦给我灌输“爱党,爱国”的思想，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民主才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于是他们就说：共产党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些，也在改变政策，你应该相信他们给他们时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几乎让我信以为真！
一路驱车到韶关，他们又送我上了回老家的汽车，等他们离开，我转身下车，又乘火车回到广州。刚刚回到出租房，房东就来传达了要我们立即搬家的指令，毫无疑问是居委会和派出所暗中指使。刚刚建立的一点对土匪的信任顿时荡然无存！土匪的手段还是这样卑鄙无耻，叫我如何相信他们会洗心革面领导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当然相信土匪中不乏有良知的人，而且，良心觉醒的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有勇气站出来吗？我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要证明他们的诚意除非他们拿出实际的改革方案，如放开党禁，报禁。这也是不难做倒的。
张圣雨
2014,1,16
1月4日晚上，我，马胜芬，肖青山在朋友阿基家里同时被带到荔湾区石围塘派出所，随后转移到越秀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在这里做笔录期间，对他们罗列的我参与广州街头举牌(揭露和抗议政府的流氓行径)等“犯罪”事实我都供认不讳，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因为这是我的荣誉！
第二天5日，我和马胜芬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送越秀区拘留所分别拘留10天，肖青山拘留9天。马胜芬和肖青山当时就送去武警医院治病，而我被送进拘留所3号仓。我是第三次进越秀区拘留所，而且3次都是在同一个仓。我曾经在拘留所大喊“打倒共产党”所以这里的管教几乎都认识我。
6日早上，3号仓的管教找我谈话，一见到我就说：老乡，你怎么又进来了？(这个管教说他也是湖南的)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说：你在里面安心休养几天，我们是老乡，不要给我添麻烦 。我不置可否，我问：可以给我打电话吗？他说：现在不能。我说：是不是要到我出去那天才可以打电话？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心里说：你们首先剥夺我的权利还要我遵守你们的规矩？
谈话出来，到值班室办理购物，想不到那个值班的管教也对我说：你不要在里面闹事，你要闹事就不给你买东西！我气不打一处出：什么叫闹事？喊口号是闹事吗？我就要喊！说完我就大喊“打倒共产党”,他于是就拒绝给我购物。我就和他吵起来，旁边的管教都围过来，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拘留时因此人自称“共产党的狗”，因此被我嘲讽。真是冤家路窄，他似乎还想报复我，他一上来就用手指着我骂,，我也指着他骂，于是他忍无可忍就开始用手推打我，我当然也是以牙还牙打回去，这下不得了，几个管教和保安围住我。有人劝架，有人趁机打我，我一个人当然敌不过他们人多一会摔倒在地上，一个保安拿手铐过来要拷我，我爬起来反抗用脚踢他，他用手铐往我头上砸下来，顿时我的头被砸破鲜血直流！我被他们激怒了，我大喊：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否则跟你们没完！来打啊，我死了将名垂青史！你们这些替共产党卖命的奴才死了，就是死了一条狗，将遗臭万年！
我的话把他们吓住了，见我这样不顾死活追着那个保安打，他们纷纷躲避，两个人死死拉住我。过了许久，打我的保安和管教在他们掩护下躲起来，而我也筋疲力尽不停喘气.，几个管教和医生趁势劝说我先去医务室包扎伤口。在医务室包扎出来，我对身边的管教说：叫打我的两个管教和保安过来给我道歉，这件事，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他们不理我，把我送回3号监仓。我怎能这么善罢甘休？我手指压着报警系统的按钮，对着报警系统大声喊：把两个打人的畜生交出来给我赔礼道歉，否则，跟你们拘留所没完！我喊了两次没有应答，我说：没有人回答我就砸烂这个报警系统！说完还是没有人应答，我就用拳头敲打报警系统，直到裂开很大口子，我就伸手进去拼命拉。
这时，(老乡)管教就来到监仓门口大声呵斥阻止我，并带我到管教室谈话。他说：你不要闹了，保安打伤了你，但是，你也打伤了他，你踢到他的蛋蛋了，你知道吗？我说：我没有踢伤他，你让他来见我，如果我踢伤他，可以起诉我判我刑，我愿意坐牢！管教还是是劝说我，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不要给他添麻烦。我知道在里面他们是不会向我赔礼道歉的，这件事只能等出去再说。但是，我必须把话说明了，我对“老乡”说：第一，是你们先违反规定不让我打电话。第二，如果，我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违法，你们可以加我刑，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打我。
在我心里，共产党是一个流氓组织，它的政府也是一个非法的政府。所以，我也不会遵守它的法律，反对它也是天真地义的，我又怎么会在意喊“打倒共产党”是不是违法？会不会判刑？因此被判刑是我的荣幸！我早有长期坐牢的心里准备，在这个没有人性的专制国家，我的良心倍受折磨，活着生不如死！死就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荣誉！所以在拘留所面对管教殴打我可以坦然承受。
在此后的拘留所日子里，管教就不再来阻止我喊口号，我每天都会喊几次这样的口号“打倒共产党，消灭流氓政府，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这对拘留人员内心造成很大震动(后来一些人跟着我一起喊口号)，尤其是和我关押在一起的人，在我的耐心讲解下，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民主思想，即使暂时没有公开表示的人，但在他们心里对共产党的信仰开始怀疑(总是有网友对身边人的麻木表示失望，其实，你只能看到别人脸上的麻木，内心的改变你是无法察觉的，所以，启蒙一定要有耐心和信心)。
对那些警察也是一样的有很大触动，很多人现在也经常会和我谈论一些关于民主和专制的政治话题，有一个警察就很困惑的说：中国现在不是很强大吗？为什么钓鱼岛被日本(实际)占领,，南沙群岛等也屡次被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都没有用行动反击，每一次都只是口头抗议,，为何？我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一群土匪，它们只是在中国掠夺财富，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它们的祖国，更没有把中国人当成它们的同胞！
事实上，许多警察内心也是认同我的行为，一个警察说过这样一句话：以前年轻时，领导叫我去打谁我就打谁，现在领导叫我去打人，我最多是上去把那人拉开(许多警察开始有独立思想，不再愿意做领导的马仔）。
后来几天，荔湾区分局和越秀区分局警察分别来找我做过两次笔录，荔湾区分局警察是来了解4日在阿基家里的情况，他们千方百计想找出阿基的“犯罪”证据，司马昭之心我怎会看不出来？哼，又怎么会如他们的愿！越秀区分局警察，是来讯问我在拘留所被打的事，我说过出来就要起诉越秀区拘留所。
15日10点多，还是跟以前一样从拘留所出来就上了国宝的车，车上4个国宝，其中一个熟悉的国宝说：还是按照老规矩。我说：可以。在车上，他们又不厌其烦给我灌输“爱党,爱国”的思想，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民主才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于是他们就说：共产党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些，也在改变政策，你应该相信他们给他们时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几乎让我信以为真！
一路驱车到韶关，他们又送我上了回老家的汽车，等他们离开，我转身下车，又乘火车回到广州。刚刚回到出租房，房东就来传达了要我们立即搬家的指令，毫无疑问是居委会和派出所暗中指使。刚刚建立的一点对土匪的信任顿时荡然无存！土匪的手段还是这样卑鄙无耻，叫我如何相信他们会洗心革面领导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当然相信土匪中不乏有良知的人，而且，良心觉醒的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有勇气站出来吗？我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要证明他们的诚意除非他们拿出实际的改革方案，如放开党禁，报禁。这也是不难做倒的。
张圣雨
2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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