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他们总是将“新中国”当成祖国。故意让国民产生认知错误，也是文宣一部分吧？祖先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某一个政权建立的历史，只是他们自己的纪年而已。祖国，既非雌，亦非雄，故土罢了。哪儿让我得到人的尊严和幸福，哪儿就是我的乐土。
[14年9月28日]佔中行動 (轉播蘋果日報直播)
香港和平占中第1天：金钟主场 释放催泪瓦 （上）发布日期：2014年9月2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W2LRa9349A查看微信同步消息_腾讯微博我就是那场大饥荒的死剩种
http://p.t.qq.com/longweibo/page.php?lid=2822234199789317311
2014-09-30
作者：丁来峰，《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
今
天看到新华网、人民网、社科院等官方网站在力推一篇文章。此文说，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
人，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所
谓“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从1958年开始、1961年结束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这段历史我本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也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西方敌对势
力”，所以我不去讨论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3000万人还是3500万人。我只想讲述几个故事。关于大饥荒，我家庭的故事及我自己的故事。
大概在1959年的冬天，安徽省无为县的一户农村人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本来已经会走会跳了，由于极度饥饿，她的身体逆自然规律生长，又回到了婴儿时期，只能坐在小木车上。
她朦朦胧胧地看到八岁的哥哥在门外，便有气无力地喊道：“哥，回家。”
哥哥没理妹妹。小男孩正痴痴看一位叔叔喝粥。这位叔叔他本不认识。49年之后，他家的祖屋突然变成公产，组织经常安排人住在他家里。每一个来者都是主人，日子也过得比原来的主人好一些。在这个小男孩的眼里，叔叔手捧的是琼浆玉液；叔叔每一口咽下的，都是生命之源。
小男孩看叔叔喝完了粥，没有分到一口。在这个时间里，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妹妹在喊“哥哥快回家”。到他终于一步一挨回到妹妹身边时，妹妹再也不会喊他了。她无声无息，冰冷僵硬。这个五岁的小女孩，连卖火柴都还不会，身上也没有一根可以划着取暖的火柴，就死于饥寒交迫。
妹妹的死，这个小男孩当时有什么感觉？也许有，但并不强烈。几十年之后，这个景象一直闪现在小男孩的脑中，他讲给家人听，讲给儿子听。每当讲这个故事，他都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我每次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都心痛不已。饿死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姑姑。
我
家不是地主，划的成份是中农。我太爷爷辛苦一辈子，有几亩薄产，49之后连田带屋都收归公有。从58年开始，农村不许自家生火，家里不许藏一粒粮食，所有
人都吃食堂。太爷爷是个硬汉子，他从来没跨进食堂半步，他说：“至死也不要进他们的食堂。”他是我家第一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
然
后就轮到我爷爷。爷爷是读书人，大学生，四乡八村知名的才子。他毕业后应邀出任乡长。当时他并不愿意当这个芝麻官，但终于在太爷爷苦口婆心的压力之下上任
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他连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入，就“解放”了。他舍不得家人，没跟随组织去海峡对岸而是躲了起来。最后他被抓住了，判刑入狱。
爷
爷1958年放了出来，回到了正值饿死人的家乡。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躺在床上。爷爷突然唤醒我父亲，十分平静地说：“孩子，起来烧纸。”奶奶斥责爷爷：
“大晚上的不要胡说，别吓孩子。”爷爷说：“真的！快起来，迟了来不及了，我快不行了。”于是奶奶和父亲起床烧纸，爷爷就在这个过程中去了。
太
爷爷饿死了，爷爷饿死了，姑姑饿死了，最后一个饿死的是叔叔。当时他只有3岁，但很聪慧。每当奶奶从食堂打了面粉糊回来，他第一个嗷嗷叫，不许任何人先
吃。农村的母亲喂孩子吃流体食物，总要拿汤匙从自己嘴里过一下，试试温度。但我这个小叔叔决不允许奶奶做这个动作，他认为这是对他食物的侵犯。无论多烫的
糊或粥，他都能咽下。每餐之后，他的小嘴上都会长出几个被烫出的血泡。
父亲记得，每次吃过“饭”之后，爷爷总会用手指细细抹拭瓷缸里的残沫往嘴里送。这个秘密被小叔叔发现之后，从此拭残沫的权利便不再属于爷爷。每次餐后，小叔叔都会拿着瓷缸津津有味地抹拭半天。
三年过来，本来祖孙三代济济一堂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奶奶和父亲。父亲能从“58年”——家乡对大饥荒的俗称——熬过来，实属奇迹。父亲清楚记得，他长年都是双腿浮肿。有一次他拖着肿腿去食堂偷吃糊，被一个本家长辈几个耳光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之后才醒过来。
幸
好父亲醒了过来，才有了一个死剩种，也便有了以后的一家人，有了我。我比父亲的运气好多了，他年轻时想当兵，但因为爷爷的关系当不成。等我长大了，他一定
要我参军，说老子不成，儿子可以。我到部队之后进了机关做新闻，颇受重视。回到地方之后进报社做记者，不到30岁就成了外交部主管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也就
是实际上的主编。我去北京新闻出版局参加社长/总编岗位培训时，满眼都是老头老太太和中年人，唯我一个青春红颜，毛头小子。
这
一切看不起不错，貌似有点前途。但50年之前的那场大饥荒又改变了我。2012年上半年，有个叫林治波的同志在微博上为毛正名，为大饥荒翻案，说什么“走
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
少。”
林治波的言论勾起了我对家庭祖父辈
的惨痛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对歪曲历史、美化罪人的无耻文人的强烈憎恶。这个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我的新闻界前辈，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文饰一
桩惨绝人寰、史无前例的罪行。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人还没死绝呢，这个人就说成没有发生过！
我
在前面所讲的故事，绝不是我一家的孤例。在我的家乡，每一个人都知道“58年”，每一个年老长辈的记忆里都刻下了“58年”的深深烙印。很多人家灭门绝
户，路上随处可见饿殍。更多的是，家里有人饿死了，却偷偷地藏于床下，被老鼠吃掉眼耳口鼻，也不肯埋掉。因为在未被发现之前，每顿可以多领一勺面糊，甚至
稀粥。
当时我即在微博上投入了这场论战。
虽然后来林治波被迫删帖、道歉，但依然得意扬扬地做他的社长，最近还被擢升为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林治波绝对不是单独
的个人，而是一大群，一大坨，他们有权有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争取更大利益，不惜抛弃良知常识，改写历史，迷惑世人。二是我的写作不能仅仅是为了五斗
米，我必须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借科技之便，努力讲出历史真相，发出社会进步之音。“公知”这条不归路，我必须走到黑。
林治波之后有北原，人民日报之后还有新华社、社科院，他们不会停止歪曲历史美化罪恶，我们也不能放弃写出真相传播真理。
我的写作不能仅仅是为了五斗米，我必须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借科技之便，努力讲出历史真相，发出社会进步之音。“公知”这条不归路，我必须走到黑。
人间惨剧 ||
对强者来说，没赢就是输了；对弱者来说，没输就是赢了。香港就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接下来，无论如何，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可以有机会选择自己扮演的角色，参与或者见证历史，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 @美洲杯帆船賽
杨恒均
关
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听里根说：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除非人民授予，我们的政府便毫无权力可言。（We are a
nation that has a governmen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 Our government
has no power except that granted it by the people.)
凤三仪
【1947年我党还在抗日？】历史学家都傻了？小朋友们都惊呆了！！
获
悉一些信息，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似乎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迫在眉睫。这是权力和思想的博弈，暴政和理智的博弈。它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
争，实质上是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之争。双方力量悬殊，胜负难卜。一切有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 @杜光1928
快讯哥
#国庆冷吐槽#十
一就十一嘛，党庆就党庆嘛、官庆就官庆嘛，给老百姓扯什么国庆？你们所谓的普天同庆，老百姓真的高兴吗？不要扯什么祖国不祖国的，我的祖国已经存在
5000年！生病免费医、房屋不强拆、官员不裸官、含冤有处伸、环境不污染、幼女不性侵、食品没有毒、等等！你们做到了，再谈普天同庆吧。
一个被颠倒了六十年的政治常识
最近有一官员指责一部分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或公民是“吃共骂共”，这并不奇怪，很多官员建国后就这么说。这一说法是党是亲爱的妈妈的逻
辑结果组成部分。党是亲爱的妈妈，妈妈是不能骂的。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谋幸福的不能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党与毛泽东是一体的，骂
党就是骂毛泽东，骂毛泽东就是骂党，骂就是反革命。人民的幸福是毛泽东和党恩赐的，人民的吃穿住行是党和毛泽东恩赐的，所以得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改革
开放后，这一用法已经成为很多官员的潜意识，动辄用这一传统说法宰制人民的思想。这一说法讲了六十年，违背常识也违背了六十年。具体地说，“吃共骂共”的
说法违反了如下常识。
第一，违反了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常识。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论是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还是人与人处于和平状态，人与人之间都有 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才需要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把部分权利交由国家，国家合法垄断暴力并维持和平、秩 序，到了近现代又具有保护生命、财产、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也就意味着国家要从社会提取税收，否则国家就难以运转。也就是说，社会养 活了国家。有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政党。
西方政党筹集经费主要通过四种渠道：党员缴纳的党费、社会捐助、党产经营所得以及国家提供的公共补贴。20世纪60年代之前，党费和社会捐助是 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后公共补贴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公共补贴可分两种：一是直接补贴，一是间接补贴。直接补贴即 现金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政党的竞选花费。所谓间接补贴是指国家为政党竞选及日常运转提供一定物质支持，其中主要在邮寄、公共建筑的使用、媒体及 税收等领域为政党提供便利。（谢峰：《公共补贴：西方政党财政的重要来源》，《学习时报》2006年第357期）这四种渠道都充分说明是党员、社会养活了 西方政党，而不是西方政党养活了党员，公共补贴来源于国家的财政税收，换句话说，也是社会养活了政党。
对于中国政党来说，中国政党没有竞选，所以也就不需要相应的竞选费用，但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党就没有费用，费用反而更多。因为中国政党是党国体制 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党的费用主要是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党员交纳的党费，但据曹思源先生的研究，这部分费用不足以让政党正常运转，党员的费用仅占政党 运作的一半左右，另一半的费用就全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当然是来自于纳税人。政党的费用不是政党自身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党员和社会，是党员和纳税人养 活政党而不是政党养活了党员和社会。更由于党国体制，使得中国官员队伍极为庞大，使国家的税负更加沉重。只要看各地方的建筑就一目了然，有市委办公大楼， 就有市政府办公大楼。西方同样的税收只养一套人马，一套班子，而中国却养两套人马，两套班子，且两套班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吃着纳税人的饭， 用着纳税人的钱，靠纳税人养活着。
社会——国家——政党是一个逻辑和经验线索，这一线索表明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都需要社会来养活而不是相反。
第二，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常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满足吃穿住行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在满足吃穿住行之后，人们 才能从事其它的活动，文学、艺术、政治等。吃穿住行构成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由吃穿住行而形成的关系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决定国家。无论社会如何变化，由吃穿住行组成的生产力都是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公务员都离不开吃穿住行。 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基本道理就是吃穿住行的主体——劳动群众养活了官员。
第三，违反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常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农民、工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知 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复杂劳动，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劳动，并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把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 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的不劳而获也就在于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钱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资本家的钱也有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部门，两者的 钱都变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现在的西方国家还有一个高额累进税，把资本家、有钱人的大部分钱都交了税，有的甚至达到其收入的50%、60%甚至更多。按 着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公务员是不创造价值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转化成公务员的工资，让公务员生存。
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大行其道，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改革开放三十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占尽三分之二江山，套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已经说明的事情，拿着马克思这张旧船票仍然可以登上中国经济 这艘大船，农民、工人的劳动支撑着国家的正常运转，农民工人用他们的劳动美化着城市，给公务员提供营养，为公务员补血。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是 工人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党员干部是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工资。
在封建专制社会可以说吃“皇粮”，不能“吃皇骂皇”，道理很简单，封建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家国不分，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的。现在虽然是党国体 制，但也不是封建专制社会家国不分，就算是党与国不分，党和国的官员、党员干部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的。衣食父母是民众而不是党，某些官员为所欲为，“吃民骂 民”更接近事实。党员干部作为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不能经商，所以不能创收，不能创收就不可能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养活别人，不能养活别人何谈“吃共骂 共”？
第四，违反了纳税人的相关常识。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的权利有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 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 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项权利。《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初步肯定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权利的第 一项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就是要知道税收的基本用途。
从纳税人与政治、与政党的关系来说，知情才能有效监督。纳税人纳税，理应获得服务，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也是纳税人，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服务。 如果政府官员、党员干部服务不到位，贪污受贿，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自己的儿女移民到国外并花纳税人的钱生活，“吃民宰民”那就是违背了纳税 人的意志，就必然受到纳税人的批评，受到法律的惩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句社会谚语用在政府身上倒也贴切，吃了纳税人的，就应该为纳税人服 务，不为纳税人服务，批评就成了纳税人的权利。
第五，违反了公民权利的常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 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 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纳税人、知识分子是公民，不是臣民，更不是贱民，言论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人 都不得侵犯。
第六，违反了党是工具的常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工具的政治。对此，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政党只是个工具，政党这个 工具也会犯错误，如官僚主义的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允许别人批评，让党外人士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实践表明，政党犯错误远不止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其错误的 危害也远远超过官僚主义，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党独大、党国体制下的政党，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政党只是个工具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 有利于防止政党的权力滥用。
政党是个工具的观点表明，政党经费来自于税收，来自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养育了党，社会才是党亲爱的妈妈，人民才是党亲爱的妈妈，而党不是人民亲 爱的妈妈，党只是社会用来为其服务的工具，如果党犯了错误，必须受到社会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吃民、民骂党”是天经地义。
最后要奉劝官员的是：说话要讲常识，离开了常识的道理不是道理。不讲常识就会引来围观，围观就是力量。如果官员鬼话连篇，满嘴跑飞机，下场一定 很不幸，可能如苏联的党员干部受人唾弃，如突尼斯总统出逃，如埃及总统交权，更惨一点的如齐奥赛斯库被人枪毙。讲常识饿不死人，丢不了官，不讲常识，什么 可能性都有。
第一，违反了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常识。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论是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还是人与人处于和平状态，人与人之间都有 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才需要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把部分权利交由国家，国家合法垄断暴力并维持和平、秩 序，到了近现代又具有保护生命、财产、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也就意味着国家要从社会提取税收，否则国家就难以运转。也就是说，社会养 活了国家。有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政党。
西方政党筹集经费主要通过四种渠道：党员缴纳的党费、社会捐助、党产经营所得以及国家提供的公共补贴。20世纪60年代之前，党费和社会捐助是 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后公共补贴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公共补贴可分两种：一是直接补贴，一是间接补贴。直接补贴即 现金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政党的竞选花费。所谓间接补贴是指国家为政党竞选及日常运转提供一定物质支持，其中主要在邮寄、公共建筑的使用、媒体及 税收等领域为政党提供便利。（谢峰：《公共补贴：西方政党财政的重要来源》，《学习时报》2006年第357期）这四种渠道都充分说明是党员、社会养活了 西方政党，而不是西方政党养活了党员，公共补贴来源于国家的财政税收，换句话说，也是社会养活了政党。
对于中国政党来说，中国政党没有竞选，所以也就不需要相应的竞选费用，但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党就没有费用，费用反而更多。因为中国政党是党国体制 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党的费用主要是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党员交纳的党费，但据曹思源先生的研究，这部分费用不足以让政党正常运转，党员的费用仅占政党 运作的一半左右，另一半的费用就全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当然是来自于纳税人。政党的费用不是政党自身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党员和社会，是党员和纳税人养 活政党而不是政党养活了党员和社会。更由于党国体制，使得中国官员队伍极为庞大，使国家的税负更加沉重。只要看各地方的建筑就一目了然，有市委办公大楼， 就有市政府办公大楼。西方同样的税收只养一套人马，一套班子，而中国却养两套人马，两套班子，且两套班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吃着纳税人的饭， 用着纳税人的钱，靠纳税人养活着。
社会——国家——政党是一个逻辑和经验线索，这一线索表明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都需要社会来养活而不是相反。
第二，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常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满足吃穿住行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在满足吃穿住行之后，人们 才能从事其它的活动，文学、艺术、政治等。吃穿住行构成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由吃穿住行而形成的关系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决定国家。无论社会如何变化，由吃穿住行组成的生产力都是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公务员都离不开吃穿住行。 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基本道理就是吃穿住行的主体——劳动群众养活了官员。
第三，违反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常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农民、工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知 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复杂劳动，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劳动，并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把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 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的不劳而获也就在于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钱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资本家的钱也有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部门，两者的 钱都变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现在的西方国家还有一个高额累进税，把资本家、有钱人的大部分钱都交了税，有的甚至达到其收入的50%、60%甚至更多。按 着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公务员是不创造价值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转化成公务员的工资，让公务员生存。
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大行其道，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改革开放三十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占尽三分之二江山，套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已经说明的事情，拿着马克思这张旧船票仍然可以登上中国经济 这艘大船，农民、工人的劳动支撑着国家的正常运转，农民工人用他们的劳动美化着城市，给公务员提供营养，为公务员补血。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是 工人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党员干部是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工资。
在封建专制社会可以说吃“皇粮”，不能“吃皇骂皇”，道理很简单，封建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家国不分，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的。现在虽然是党国体 制，但也不是封建专制社会家国不分，就算是党与国不分，党和国的官员、党员干部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的。衣食父母是民众而不是党，某些官员为所欲为，“吃民骂 民”更接近事实。党员干部作为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不能经商，所以不能创收，不能创收就不可能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养活别人，不能养活别人何谈“吃共骂 共”？
第四，违反了纳税人的相关常识。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的权利有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 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 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项权利。《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初步肯定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权利的第 一项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就是要知道税收的基本用途。
从纳税人与政治、与政党的关系来说，知情才能有效监督。纳税人纳税，理应获得服务，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也是纳税人，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服务。 如果政府官员、党员干部服务不到位，贪污受贿，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自己的儿女移民到国外并花纳税人的钱生活，“吃民宰民”那就是违背了纳税 人的意志，就必然受到纳税人的批评，受到法律的惩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句社会谚语用在政府身上倒也贴切，吃了纳税人的，就应该为纳税人服 务，不为纳税人服务，批评就成了纳税人的权利。
第五，违反了公民权利的常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 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 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纳税人、知识分子是公民，不是臣民，更不是贱民，言论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人 都不得侵犯。
第六，违反了党是工具的常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工具的政治。对此，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政党只是个工具，政党这个 工具也会犯错误，如官僚主义的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允许别人批评，让党外人士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实践表明，政党犯错误远不止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其错误的 危害也远远超过官僚主义，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党独大、党国体制下的政党，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政党只是个工具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 有利于防止政党的权力滥用。
政党是个工具的观点表明，政党经费来自于税收，来自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养育了党，社会才是党亲爱的妈妈，人民才是党亲爱的妈妈，而党不是人民亲 爱的妈妈，党只是社会用来为其服务的工具，如果党犯了错误，必须受到社会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吃民、民骂党”是天经地义。
最后要奉劝官员的是：说话要讲常识，离开了常识的道理不是道理。不讲常识就会引来围观，围观就是力量。如果官员鬼话连篇，满嘴跑飞机，下场一定 很不幸，可能如苏联的党员干部受人唾弃，如突尼斯总统出逃，如埃及总统交权，更惨一点的如齐奥赛斯库被人枪毙。讲常识饿不死人，丢不了官，不讲常识，什么 可能性都有。
花-视-界
为“国难日”送上一曲。欢迎试听！ 
葬心（主唱黄莺莺）
花-视-界: 祝愿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入土为安。
那
些被绞死的战犯也杀死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他们为什么就不反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呢？美国并不曾忘记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在夏威夷就建有水上珍珠港纪念
馆，但美国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日本，那是因为美国懂得作为一个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日本，最终会通过讨论和辩论，真正反省和认知那些历史问题。
程洵
鲍彤评毛泽东（鲍彤：原国务院总理秘书）
记者陈佳欣
其
实我们大家不过是小老百姓罢了，我们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去争取我们正当的权利。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谁执政，谁是掌权者，更不在乎NO,1想什么。揣摩
圣意永远都是奴才思维。我要做的是：呼吁回归人性，争取权利，为了追求完美永远都是批判者！这条路很苦逼，但我乐此不疲。
郭琳
我真心感谢你爷爷的儿媳生下你这个活宝，天朝才没有像朝鲜金家王朝一样！
“一个前台小妹，你拽什么？！” 9月12日，深圳罗湖区彭年酒店，一名警察带朋友开房，前台女服务员依据法规，要求出示身份证，警察勃然大怒，抓起电话机就砸过去，女服务员的鼻梁被砸骨折，血流一地。女服务员报警，警察亮出警官证，破口大骂：我就是警察！
摘花扉页
【全国都在骂李鸿章】过去骂李鸿章签了卖国条约，现在响港人骂李鸿章：你多签几年租期会死啊？？深圳人也骂李鸿章：你把租界签大一点会死啊？？？接着广东人也骂李鸿章!!!最后，全国都在骂李鸿章！！！！！！..卧槽，中堂大人！！
程洵
【中
国最大的危害者就是王伟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话他不敢说的。但是他强调当局要重视阶级斗争！他是砖家的最高头，影响力很大，一旦依了他，很多所谓阶级敌人
就要倒霉！究竟什么人是阶级敌人呢？当然还是由他说了算！想打死谁，谁就是阶级敌人！任何人都可能被打死！（他的话叫专政）绝不是危言耸听！
以色列知行-知以文化
【国】以色列历史有多长？可追溯到圣经时代。犹太历法算起今年已是5775年了。
以色列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按犹太历度过的。1948年以色列从英国人手中独立，每年庆祝的是独立日，不是建国日，因为国在几千年前就建立了，1948年是复国。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叫独立战争。2014年是以色列独立66年。 
以色列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按犹太历度过的。1948年以色列从英国人手中独立，每年庆祝的是独立日，不是建国日，因为国在几千年前就建立了，1948年是复国。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叫独立战争。2014年是以色列独立66年。
凤三仪
网友：“一大早，北大官方账号发围脖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唉，这智商，自己116岁了，要祝一个65岁的‘母亲’生日快乐，作为校友真是看不下去。我严肃认真地批评了一下，它果然删贴了。”
乔老爷
“你懂的”! 
乔老爷
诗人沙光写的对联：“上联：本想表演全家和气；下联：奈何暴漏各怀心机。2横批：赌气吞声！演砸了！”
当
前中国需要形成批评政府的社会风气。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根本，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我一直在宣扬此观点，可惜近两年言论自由和公民环境越来越恶劣。怎
么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掌握的宣传平台太多，习惯了赞美声音，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批评，让政府觉得被批评才是理所应当，习惯以后自然就有了自由。万正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来自开放认证申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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