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崔成浩
最高司令官今日视察了人民军某部的女兵宿舍，对视察结果表示满意。被子叠得整齐是可以表现出一个部队战斗力强盛的。
歌曲<将军，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是革命人民最彻底的真诚思想表达。
国民政府代表提出收回大连、海参崴、等地的主权。苏联威胁将推翻中国政府。国民政府代表回答，中国将加入西方同盟，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苏边境。双方终于达成“中苏加盟条约”，苏联终于同意中国收回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1946年)，协议，50年以后中国收回海参崴 http://url.cn/JBR7Dh
金莲花之剑花
{中国农村自杀调查}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他们的死亡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而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于农村地区，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人口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http://url.cn/MwOfEI
农村自杀调查
播放数：695795http://v.ifeng.com/documentary/society/201308/03e942e2-9153-459b-bc30-6eab20e688bb.shtml社会能见度
简介：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自杀为中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金莲花之剑花在凤凰
中国人口是世界的五分一，自杀者是全球的三分一，终于拿回个第一了 /骷髅
孙道进
温州乐清一小学19名学生突流鼻血，学校周围28家企业未经排放审批。不禁要问：污染企业包围学校，规划何为？有毒气体长期排放，监管何在？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任由带血的GDP荼毒生命，如此增长有什么意义？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福荫子孙后代，就是存续中国未来！人民日报
李先念回忆，进入1976年，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只能聆训。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毛远新曾说：“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这种局面延续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
【发改委官员称内地各类税费致8成外企原创药贵于香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表示，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300多种外企原创药中，80%的价格确实高于韩国、香港、台湾。他解释道，香港没有5%的关税、17%的增值税、15%的医院加价和20%多的流转费用，所以药价较低。http://url.cn/LaCGWT
官员称内地各类税费致八成外企原创药贵于香港http://news.qq.com/a/20130909/000666.htm时政新闻
北京晨报[微博]周婷玉2013-09-09 02:19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婷玉）“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300多种外企原创药中，80%的价格确实高于韩国、香港、台湾，但70%低于欧美和日本”。针对最近内地有些药价比香港贵的热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7日在“2013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如是表示。
他说：“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加上这些药价自然会高。”
郭剑英介绍，根据现行规定，我国药价管理总的指导思想是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并非所有药品价格都由政府管，政府管控的只有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药物和少数具有垄断性的药品；新药上市后，先由企业自主定价，购销各方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交易价格，这些药在销售两年后被证明有疗效、核算经济负担效益后，才可能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时才会有政府最高零售限价。二是政府管控也只是管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在此基础上允许企业进行竞争。
“管控药品最高零售价格主要目的是防涨，这与建立药品价格管理体系时面临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当时药品价格存在较快上涨局面。”郭剑英说，原本的制度设计是政府进行最高零售价格管控，然后通过市场招标采购形成市场实际的购销价格。然而现实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尤其是没有实现价量挂钩，以至招标成为二次行政限价，与最高限价功能重叠。
郭剑英认为，随着相关体制机制变化，特别是医保体系的全面建立，药价高与低对患者影响的逐步减弱，药价完全可以由市场形成，前提是制度设计必须科学。而政府管理药价的作用点则主要在于对医保资金使用和支付标准控制，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效益最大化。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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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预算约33亿美元 不足北京奥运会十分之一】人民网：按照东京的申办规划，2020年夏季奥运会，运营预算约为3300亿日元，约33亿美元，只有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十分之一。PS:小日本太寒酸了！猜猜，日本举办奥运会，会单双号限行，会禁止工地施工，会倾其所有让运动员尽情吃喝呢？（人民网）http://t1.qpic.cn/mblogpic/a17dc8ee4c97c884e0de/2000
纵横四海：党的干部这样糟蹋党没话可说：(1)蒋洁敏上任国资委主任时斩钉截铁地说“在我这儿不许搞腐败”；(2)刘志军作的反腐报告专家说“水平之高可选入教科书”；(3)刘铁男被举报后上书王岐山以党性担保自己廉洁清明；(4)雷政富的反腐言论被收入“名言录”！俺的娘哎，俺真想大哭啊！
视频: 青岛城管强拆军区大院警卫室爆冲突 解放军寡不敌众
2013年9月4日下午5点，山东青岛市崂山区石老人村，军区大院发生了一起官官相斗的闹剧。上百名城管围堵大门口警卫室，欲对卫兵岗楼进行强拆。
现场一片混乱，起初一城管嚣张冲进营区内部被一解放军用棍子打倒在地，继而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大打出手，但最终因城管人数众多，军区方面无法抵抗，解放军被打得鸡飞狗走落荒而逃。
城管调用了挖掘机，岗楼最终被强拆。
中国城管最初为管理流动商贩的问题而于1997年成立。然而，众所周知，城管制度从一出现便已违宪，而城管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和城管个人的犯罪行为早已不胜枚举。城管多存在一天都是对中国法制的无情践踏，都是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如今，城管部门可以盖30层的豪华大楼，可以在楼下停上无数豪华公车，也可以对路边为了生存而不偷不抢的商贩施以暴力，甚至致残致死，还可以对无辜的路人拳脚相加。城管在中国早已成为了百姓心中咬牙切齿的代名词，人们对其又憎又怕。
如今城管已经嚣张到了军队门口，以非法的存在非法的手段战胜了合法的国家机器，可见中国不同权力部门的斗争早已到达了一个极致，各个部门都为了自己的权利相互争夺，对百姓践踏利用。
现场一片混乱，起初一城管嚣张冲进营区内部被一解放军用棍子打倒在地，继而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大打出手，但最终因城管人数众多，军区方面无法抵抗，解放军被打得鸡飞狗走落荒而逃。
城管调用了挖掘机，岗楼最终被强拆。
中国城管最初为管理流动商贩的问题而于1997年成立。然而，众所周知，城管制度从一出现便已违宪，而城管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和城管个人的犯罪行为早已不胜枚举。城管多存在一天都是对中国法制的无情践踏，都是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如今，城管部门可以盖30层的豪华大楼，可以在楼下停上无数豪华公车，也可以对路边为了生存而不偷不抢的商贩施以暴力，甚至致残致死，还可以对无辜的路人拳脚相加。城管在中国早已成为了百姓心中咬牙切齿的代名词，人们对其又憎又怕。
如今城管已经嚣张到了军队门口，以非法的存在非法的手段战胜了合法的国家机器，可见中国不同权力部门的斗争早已到达了一个极致，各个部门都为了自己的权利相互争夺，对百姓践踏利用。
杜光
《民营经济内参》报道，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从文革中走出来，现在还是后文革时期，所以必须清算文革，文革破坏了我们的一切价值观念。许多人有痞子情结，包括我自己。我们文革时当过红小兵红卫兵。如果没有从心底里清算那个混乱的年代，怎么能知道我们过去错在哪里？
今年春末，由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横扫中国内地7亿票房，却在北美地区遭泼冷水。在温哥华、多伦多和洛杉矶三地上映时的票房不尽人意，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仅为9900美元。从2010年底到现在，华狮盛典已经在北美放映了30部左右的国产影片。这些影片中，大部分是赔钱的。
吴祚来
我们看电视，总看到领导人到村民家中问寒问暖问收入，从来没有村民们问领导收入与家庭成员情况哈？中国的百姓太不关心领导人家庭了。素质太差。
中国心声
【关于薄熙来一案的几个有趣现象】我将上述几个观点汇总后，长微薄一并发布。
台A围观中国-守望相助二
解放军报文章：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称，中国网民近6亿，文章认为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导火线是网线，并将手机喻为新式「手雷」。这篇文章充斥着占领、敌人、阵地等军事战争词汇，并告诫军队要学会跟看不见的敌人过招，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果然把自己国家网民当成内战和敌人！公民取代居民(@*63768643)
马可安
看到一个精神病人发作，是很可怕的事情。看到满屋一万多精神病人集体发作，该当何想？幸亏我们不在那个屋子，而是在一个不同的时空点远距离观察一场进行中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几亿人只要有一本“小语录”就行了，中国人都成了愚民、白痴、而野心家则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为所欲为。中国人历来都是愚昧无知的顺民、良民、草民、忠臣、奴隶、奴才，中国人的头脑早就被几个圣贤教导、统治了几千年，都有了自己的思想就乱套了，所以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几亿、十几人的思想。江西购物网_原V号被封
【流氓国家】一国媒体，不敢批判政客，却把笔头对准百姓；一国军队，不去保国卫民，却把枪口对着国民；一国专家，不去问责政权，却把责任推给百姓；一国文人，不去捍卫却把愚昧灌输国民；一国纳税，不去提高民生，却把贫穷怪罪百姓；一国之民，不去争取权利，却把希望寄托于流氓！你们还寄托于流氓吗？
赵文
【何为“大V”】“V”者，实名认证也；“大V”者，获得真名实姓并粉丝众多的玩微博者。有多少粉丝才算“大V”？官方的解释是“粉丝动辄百万，甚至千万”。粉丝如何才多？当然由信用评价认可度决定。看来“大V”是抢了某些无公信力的话语权垄断者的饭碗，而警惕“大V”成大谣的说法不过是羡慕嫉妒恨。
张鸣
冒出来一个孙经先，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都说成是户籍制度的问题，死亡都成了漏报瞒报，好像实行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原始社会。其实，要证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把档案彻底开放。
于浩宸
#荒唐历史#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发文，称跳交际舞“低级庸俗、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对营业性舞会主办者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西安马燕秦家庭舞会案牵涉300余人，多人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于浩宸: 你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自己看腾讯新闻http://url.cn/3Rcl0l 【史上严打三秦特大案：西安妇女因风流被枪毙】
史上严打三秦特大案：西安妇女因风流被枪毙
http://xian.QQ.com 2007年03月05日08:58 腾讯论坛
声明: 以下资料均来自腾讯论坛，如有疑问，请与原帖作者联系。
80后的人也许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我们可以将王姓女子的命运与时下网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较一下。木子美不仅放纵性行为，而且在网上公开记载性爱体验的日记名曰《遗情书》。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著名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在听说木子美其人其事后，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木子美性滥交而走红一时，名利双收。但王姓女子却为此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种悲哀!
在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着暴露，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监狱。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结果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附：83年严打案例例举——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强奸，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赁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未遂"。
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
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犯，很常见的**手法，被游街后枪毙了。
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听说那时晚上12点(新疆，12点相当与北京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
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监狱里去了，根本没地方跑。。。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好像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我这边有一老太婆,当年拦了一下汽车,被抓去给了个十天的拘留,本来十天就算了,后来一关给忘了,一共关了十年,回来后给了国家赔偿300元,现在变成上访专业户了。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称，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郝卫军告诉我，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称，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 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当年的材料里，最狠的一个，是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三秦的特大案件 西安妇女性颇风流喜办舞会被枪毙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等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只掉残缺的肢体。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好赶上83年的严打。由于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陕-不忙
付林，著名词曲作家，代表作：《妈妈的吻》、《小螺号》、《祝愿歌》、《小小的我》、《故园之恋》、《相聚在龙年》、《都是一个爱》《楼兰姑娘》、《步步高》、《海岛谣》、《天蓝蓝海蓝蓝》、《故乡情》、《香港别来无恙》、《彩云追月》（填词）、《故乡的雪》等上千首歌曲。 。这是他发的微博.
陕-不忙2
【周是四千年史上最没人格的“助手”】50年代初，毛倒高岗时，有周的影子；庐山会议倒彭德怀，离不开周；文革，刘少奇被以汉奸、奸贼出门，有周的一份；毛叫他配合林彪工作，他很积极；换了年轻的王洪文上台，他还是很给力…雷人的，估计是他签名批准逮捕自己的干女儿一事吧！http://url.cn/MaVYUS
法制晚报
【动物园捆绑动物供游客拍照】有游客发现，北京野生动物园动物都特别的乖，拍照的时候几乎是一动不动。前两天，有网友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原来这些动物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孔雀之所以一直开平，是因为尾巴被绑。鳄鱼趴着不动，是因为被固定。http://url.cn/MXk7n5《晨光新视界》 动物园捆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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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宸
潍坊教师猥亵杀害16岁女生 拖...
据谣言说是这样的，某境外势力在幕后运作并已经确信能将Tokyo在第一轮投票中淘汰，但其实其串联国都只是敷衍，而某势力媒体还按既定方案报导，于是就出了一个天大的谣言。
蔡璞
【崇拜】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毛语录要用黑体字。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8月27日 00:34 阅读(2万)
牛头马面
在毛xx9月9日忌日的前夕，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 近日将两年前曾引起轰动的批评文章《把毛xx还原成人》，经过修改后公开重发。毛左派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当局拘捕一向敢言的茅于轼。有北京学者认为，茅于轼在目前大环境下敢于“顶风 ”反毛，是为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甘当炮灰。。
金莲花之剑花
#我在搜狐视频分享#潍坊教师猥亵杀害16岁女生 拖树林下手 - 搜狐视频 http://url.cn/WRiscd
张鸣
这一阵，官家猛造官谣，喻国明教授呼吁治理官谣，没见动静。仔细一想，从来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民要求一个待遇，怎么可能！
白毛女
京客
源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2013年7月，《亚洲新闻周刊》发表了《我以初夜换清白——浙江美女幼师陈露含冤入狱》一文，8月14日至16日，主笔黄金哥奔赴诸暨，实地走访了天车罗村村民、被侵占的28亩留置地现场、案发现场诸暨市人民医院城东分院、城东派出所、诸暨市检察院、诸暨市法院等机构，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我们可以确信——陈露的被捕入狱，包括陈露的父亲、为村民维权的原村主任陈宝良，还有其它被捕的三个老太太，还有村里被通缉的5个老人，还有更多被打伤的村民们……都是当地官商勾结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上访乃至反抗，也都是某些基层官员与机构利欲熏心实行虐民政策的必然产物！
根据记者的调查走访，不禁心里淤积了许多疑问，既然陈露事件已经成为网络上的公众话题，遮盖不住，我们不妨根据习近平先生着重提出的“践行群众路线”，十问诸暨：
一问诸暨市领导：
你们不把“枫桥经验”当回事吗？习近平先生还有必要去诸暨吗？
值此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之际，任何负责任的地方当局，都不应该继续推行虐民政策，不能与民争利，应该让利于民，发扬“枫桥经验”——即把矛盾妥善化解在基层、不上交矛盾的经验，而不是七年来持续打压村民、抓捕村民、造成官民对立贫富分化的经验！
今年九月份是“枫桥经验”五十周年，据闻习近平先生要来诸暨视察、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诸暨应该当机立断，迅速无罪释放被捕村民陈宝良、陈露、李友宝、陈小红、翁秋英，停止通缉抓捕村里其它老人家！
然后组织有村民、开发商、基层政府、网友代表参加的协调会议，化解历史积怨，实现社会和谐，群策群力促进诸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诸暨成为全国最文明的城市，无愧于西施故里的美誉！
如果是这样，作为记者，我们很愿意为诸暨做正面的宣传报道，而不是接受封口费！
二问诸暨市警方：
抓捕打压村民，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文明社会的警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支柱、是市民的保护神！
然而，我们诸暨警方，你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是否当得起这个称呼？
在天车罗村村民上访的七年里，开发商多次雇凶殴打村民，作为警方，经常是站在开发商一方，对抗村民，甚至在开发商殴打村民之前，现场居然有警察喊出“你们打好了、我们不管了”！
于是大批村民被殴打得头破血流，而警方却从来不抓捕那些被雇来的打手，却一直抓捕村民，哪怕是老头老太太，照样抓捕通缉，哪怕是陈露这样偶尔回乡探亲的小女孩，也作为首犯定两条罪名……
即使你们能够把所有村民、村民所有的亲友、甚至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抓捕起来，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解决不了！而只会积累更多更大的怨恨，造成社会更多的不和谐，这——难道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你们这样做，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只能造成官民对立。
你们到底有多大的仇——要这样损害诸暨市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损害国家和党的根本事业？！
如果你们愿意重塑警民关系，应该从迅速释放村民开始，将功补过！
当然，清除警方内部与黑社会勾结打压村民的败类、抓捕殴打村民涉嫌谋杀陈宝良的暴徒、调查王晓春藏匿毁弃关键证据、边柏明殴打陈露违规办案等，也是当务之急！
三问诸暨市警方：
涉嫌谋杀陈宝良和殴打村民的凶手，你们为什么不抓捕？
陈宝良在部分官员的眼里，也许是个“刁民”，因为他软硬不吃，为村民维权七年，哪怕双手被打断、哪怕宝贝女儿陈露被抓捕、哪怕有官员要挟他不妥协就重判陈露和他自己……他还是不妥协！
记者实地探访后认为，既然开发商已经开工建设许久，各栋大楼即将封顶，此时退回土地也不可取，那么，或者是村民补偿开发商建设费用收回土地及建筑物，或者是开发商给村民一定安置房及补偿，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双方乃至多方协商解决，而不应该把这28亩留置地的提议申办者、两届民选村主任陈宝良，打伤抓捕！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陈宝良在2010年6月2日下午16:40左右，遭到四名歹徒的预谋杀人，一名歹徒用铁棍砸向他的头部，陈宝良下意识用右手阻挡，结果被打断粉碎！
而在此之前，是暨阳街道城东管理处副书记徐捷带领4人到丽水陈宝良工厂！
警方是否应该立案调查此次故意谋杀未遂案？！
而到2012年10月3日，陈宝良另外一只手再次被暴徒打断，头破血流，不得已住院，而随之而来的，是看望父亲的陈露被抓捕，陈宝良不肯拿女儿妥协被抓捕，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的伤势得不到正常医治，警方也不肯对他的伤手做鉴定（最终鉴定成轻伤），最终，悲情英雄陈宝良将被判刑，而打断他双手的那些暴徒们无一被捕！
如果诸暨警方是这样偏袒行凶殴打村民的暴徒一方，那么你们和暴徒们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暴徒们拿起铁棍子殴打村民、而你们拿起权力摧残村民，还谈什么法律的尊严？
四问诸暨市警方：
抓捕回乡探亲的弱女子陈露，你们心安吗？
如果说陈宝良妨碍了个别人的发财美梦，比如堂堂公安局副局长黄章才宁可委身为暨阳街道办事处主任勾结其表兄天车罗村书记陈铁忠、比如暨阳街道城东管理处书记翁国灿勾结堂兄弟开发商翁富明，实现了官商警合一，共同侵占天车罗村28亩留置地，那么陈露的被捕就纯粹是个冤案——她从来没有妨碍谁，只是她不幸成了悲情英雄陈宝良的女儿！
如果脑袋不是猪，绝不会认为杭州幼师陈露回乡探亲，到医院看望受伤住院的父亲，会有犯罪的动机和意图！
换成是你们警员，看到父亲被打成伤残住院，母亲被歹徒踹下六七级台阶，你们作为人子人女，作何感想？！
暴徒们在工地上殴打村民后，又乘坐救护车到医院继续追打看病的村民，最后又冲向无辜的陈露，陈露当时逃到大厅里，而有个暴徒紧追不舍，陈露随手抄起一个灭火器，进行自卫，几个看病的村民也支援陈露反击暴徒，暴徒逃之夭夭！
而那个王医生既不制止暴徒，也不表明身份，更没按医院规定穿着医护制服，却二话不说，冲上来夺下陈露手中的灭火器，任何人都会产生误解，以为他是暴徒那边的人！
当陈露和表姐走出大厅，突然在门口再次看到王医生，惊魂未定的陈露害怕地悄悄告诉表姐，“刚才就是他夺我灭火器的”，却被后面的一个村民，以及一个陈露根本不认识的外村青年听到，他们把王医生当成暴徒追打，造成了轻伤！
而陈露，哪怕当时只是和表姐在一起发呆，也被办案人员巧立名目，罗织入狱：对她先是以“寻衅滋事”刑拘，发现罪名不成立，再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逮捕，发现罪名也站不住脚，现在又加上“故意伤害”，弄成两条罪名，成了“第一被告”和“首犯”了？！
可是，摸摸你们的良心，你们不抓捕那些殴打村民的凶手、不抓捕打断陈宝良双手的凶手、不抓捕殴打陈露和母亲的凶手，却抓捕这样一个涉世未深、对社会毫无危害可言的女孩，甚至亲自动手打人的两个男人都可以取保，你们坚决拒绝给陈露取保——你们，真的心安吗？！
这样一个如花似玉、清纯纯洁、少不更事的幼儿园教师，就这样被你们给毁了青春、爱情、梦想，甚至毁了一生……
你们和她，有那么大的仇吗？！
五问诸暨市警方王晓春：
为什么要诱供陷害陈露？那些关键的视频被你吃了吗？
听说你办陈露案件“有功”，被上司赏识，提拔担任副所长了？
我不知是该恭喜你升职呢、还是担心你会在更高的位置上祸害更多的人？
因为不知道你“功”在何处？！
就目前网上公布的你审讯陈露的录音来听，你涉嫌诱供之罪！
就你调取了案发现场全部视频，却不肯在案卷中放入王医生被打那关键时刻的视频来说，你涉嫌毁灭或藏匿关键罪证，更是渎职之罪！
记者在医院现场实地走访，发现案发现场附近，共有6处摄像头，其中两个在大门口，两个在入口处，也就是说，王医生被打现场、包括之前陈露母女被殴打现场，都有翔实的监控录像在，而且绝对不止一个角度一份视频！
而且，根据保安队长的证言和记者对接任警官杜益宇的访问，都表明你已经把全部调取；甚至你在审讯陈露的过程中，也多次严肃强调你已经看过全部视频，那么——请你拿出证明陈露有罪的关键视频来！
如果你要狡辩说监控室没电了，那么，你们偷偷用小马甲放出来的陈露在大厅用灭火器反击暴徒的视频又是从何而来？！
是不是一开始就怕大家讨要关键视频、打算耍赖说没有视频，所以你们都不敢用@平安诸暨或者@浙江在线的号来放那段视频啊？如果不理亏，应该堂堂正正地用官方账号发布真相啊？怎么弄得倒像一个小偷无赖？
请记住——你是一个警察，不是别人的走狗，让你咬谁就咬谁！
作为男人，你应该绅士一点，保护弱女子；
作为警察，你有责任爱护你的属地居民，而不是任意陷害！
六问诸暨市警方边柏民：
你半夜把陈露带出看守所，意欲何为？
记者不喜欢偏听偏信，所以几次电话，想了解你的说法。
然而，你几次一听到“陈露”两字，都借口“你打错电话了”，而匆匆挂断！
如果没做坏事，何必如此心虚？！
当然，听说你也“因功”升职了，到出入境科做副科长，又听说你嫌清水衙门不给力，借调到经侦大队当官去了！当然，还听说你为人霸道，许多警察同事都对你很不满！
这些我们不深究，但我们必须深究的是：
你在2012年10月9日夜间七点多，从诸暨看守所把陈露带走，去了哪里？为什么半夜一点半才带回来？？？
如果是审讯，你完全不必急于午夜审讯，陈露没有多大的案子、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犯不着午夜加班审讯陈露，而且——看守所有非常完善的许多提审室，还有可以证你清白的审讯摄像头……可是，为什么你非要把陈露带出看守所？！
你带她去了哪里? 到底对她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陈露在看守所天天哭泣、为什么她一直指证你对她殴打？而不是指证王晓春等其它哪怕是藏匿视频的办案人员？！
在陈露被派出所关押之初，就有村民宣志明亲眼看到陈露被两名警察监控走下楼梯时腿瘸着，样子惨不忍睹……
又有受伤村民宣锋证实说派出所不给包扎伤口，听到陈露哭诉说：“他们打我、踢我……”
因赌博进出看守所的其他村村民说，你们有一次把陈露下午四点多提审带走，半夜两点多才带回来，陈露从此就天天哭……
而陈露的诸暨辩护律师孟行对陈露姐姐说：你们不要让我再去看陈露了，每次她都哭得说不出话来，好像很多委屈……再去，我也要跟着落泪了！
那么，为什么陈露不惜以一个女性最宝贵的“初夜”要换“清白”？
除了遭到你的殴打，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让陈露害怕自己的“初夜”如同“清白”一样，会随时被你们亵渎？！
所以——她急于昭告天下——她现在还是“处女”，宁可把“初夜”献给任何能够救她的人——无论老少美丑，也不愿平白无故被害她的人夺走？！
如果你也是“清白”的，请你提供你午夜提审陈露的审讯视频！
七问诸暨市警方城东派出所：
你们为什么不抓捕殴打村民的凶手及幕后黑手？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诸暨人民医院城东分院离城东派出所只有——8米之遥！
也就是说，仅隔了一条八米宽的马路，就是医院与派出所！
那么——是谁给了那些黑社会打手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乘坐120救护车追到距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医院去打人？
而在村民们饱受殴打追打的几十分钟里，半分钟就可以到达现场的派出所警方居然不及时出警？直到暴徒们再次顺利地坐上救护车离开现场，警方才姗姗来迟？
来迟就来迟吧，按照审讯陈露的王晓春录音中所说，警方知道暴徒们先追打了陈露，也带走了几个，还说要调查此事——那么，那些凶手们现在哪里？
为什么被抓捕被起诉即将被重判的始终只有这些被打伤打残的可怜村民以及探亲受害的陈露姑娘呢？
你们难道忘记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使命了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职责永远只有一个吗——那就是保护辖区的居民，不受任何非法伤害！你们是人民的警察，不是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爪牙！
陈露被抓捕入狱后，所有责任人貌似都“因功”升职了，但是——不管你们升官到哪里，做过的恶如果不修正补过就永远不会被忘记！
2012年10月4日，在暴徒与村民之间，你们也出警了，但是为什么还会造成在工地以及在医院的两次暴徒殴打村民的恶性事件？你们为什么不给伤势最严重陷入昏迷的村民宣志侃等做伤势鉴定，并立案抓捕那些凶手？
多名村民举报证实，警号为“043275”的警员在暴徒殴打村民之前，喊了一句“你们要打架，我们不管了”，难道他身为警察，可以这样渎职吗？！
八问诸暨市检察院：
你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依法撤诉？
记者走访诸暨市检察院，感慨良多，这里既有一身正气的反贪局检察官们，依法查处逮捕了天车罗村三名贪腐村官及开发商翁富明，给了村民们正义的期望，但同时也传来了有关方面干涉办案要求给贪官奸商们取保候审以及消除部分供述的消息……
所幸，他们还在努力坚守，只是我们不知道——在权力大于法的现实面前，他们还能坚守法律的底线多久？！
而与此相关的陈露案，也由诸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记者访问起诉科科长李莉：为什么在陈露纯属探亲自卫、毫无犯罪的意图前提下，检察院居然要把陈露当七名被告中的首犯去起诉、甚至加以两条罪名？！
李科长只是以采访需要经过办公室为由拒绝回答案情；
而检察官何琼，一听到“陈露”两字就色厉内荏，连接过记者手中《亚洲新闻周刊》杂志、参看陈露案件的采访报道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关门反锁！
记者耐心在门外等候两个小时之后，在仅有的一分钟开门时间里面，忍不住告诉何琼：
“我不是来求你的，我是来帮你的！我等你两个小时，只要和你说一分钟的话：陈露的案子你办不好，就会成为你职业生涯的污点，被天下人唾骂一辈子！”
被何琼叫来的何科长，不断制止记者这一分钟里面的讲话，并拒绝回答为什么“陈露被移交检察院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而现在却又叠加了故意伤害的罪名”？
记者要把周刊给何琼参考，何科长也不断制止，说要经过办公室，而让他转交办公室，他却死也不肯！
记者最后忠告何检察官：“你们都是女人、都是80后，都刚参加工作不久，你应该明白：她有什么犯罪动机？有什么社会危害？！如果你们就这样轻易把她给判刑了，那就是毁了她的一生！”
最后，检察院办公室叶主任接过了记者递交给检察院领导及检察官参考的《亚洲新闻周刊》有关报道，听取了记者“不仅要搜集有罪证据，也要搜集当事人无罪证据，证据不足就应撤诉”的意见，表示会如实汇报有关领导。
我们真诚希望——诸暨检察院顶住权力的压力，既不放过贪腐分子，又不助纣为虐地迫害陈露父女和村民们！
九问诸暨市法院：
你们能不能捍卫司法尊严、宣告陈露父女无罪？
法律存在的意义，首先是保障国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决不是制造伤害的工具！
抱着这样的信念，记者8月16日下午5点十分来到诸暨市法院。
然而，虽然不是下班时间，记者没有在办公室找到主审法官陈小荣，工作人员说今天他也没开庭。
记者很奇怪，是不是走漏风声他听说记者要来预先躲起来？
当然，作为审判长，陈露案件的开庭日期他都不能确定；问他罪名，他还试图保密……
即使记者找到他，就能让他鼓足勇气、宣告陈露父女无罪释放？
这的确很难，但记者真的想弄明白——到底是谁、不把陈露置于牢狱不肯罢休？！是谁在背后，一直在指挥、抓捕、审判村民？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贪赃枉法的权力人，那么，诸暨法院就应该果断宣布——村民为自己维权被殴打，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而陈露探亲被殴认错医生身份，也不存在伤害故意，更不存在伤害行为（况且医生也曾经向警方提出撤销指控陈露的供状，但警方不肯！）
最关键的，希望你们调取网上公布的王晓春审讯陈露的原始录音，以及保安队长、王医生、打伤王医生者的原始口供，就知道——陈露无罪，罪在贪官奸商！
就按最简单的道理来说，你们现在审判的——全部都是被殴打受伤的村民，包括为村民维权的原村主任、本来置身事外的陈露教师、年过半百的几个老太太，而那些真正的打手们，为什么不抓捕不审判？这背后的不公正，不是显而易见吗？
十问诸暨市纪委：
为什么翁国灿那么有钱、远远超出合法来源？
论级别，暨阳街道只是科级，城东管理处不过是股级，即使干了几十年，升个副科级，也就仅此而已，可是小小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城东管理处书记翁国灿（现已调任城中管理处书记），被村民公开在网络举报拥有过亿资产！
这是否属实呢？
搜索“诸暨翁国灿”，可以看到《富贵书记翁国灿》以及《诸暨失地农民的控告信》等，里面指控翁国灿拥有过亿资产：“坐骑宝马X6,车牌浙DB9178；其妻:张小新，奥迪A8，车牌浙DJ9008；诸暨市双佳针纺织厂公司，法人代表张小新；房产店面有：大唐轻纺袜业城B区951一952；浣东中路25号，50.2平方；滨江中路5号，142.8平方；天成锦江花园，255.17平方套房；马岑下，别墅宅基地壹处，再围地8亩左右；与人合伙在城西开发区火车站边建18层楼卓联大厦商务楼一幢……”
不久前，《民主与法制时报》调查记者杜涛欣以及《西部时报》记者来到诸暨，村民们是这样评价翁国灿的：“人的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人的眼睛红了，心也就黑了……而他，压根就没心！”（参见《官民土地争夺战》以及《翁国灿：新农村建设路上的绊脚石》两篇报道）
本刊记者随村民的指点，来到非常宏伟的卓联大厦，如果指控属实，那么只这一栋宏伟的建筑，差不多也有上亿的资产！
如果按照工资收入，翁国灿恐怕再过几百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的财富，而国务院早就明文规定，严禁国家公务员及其直系亲属办厂开公司，即使翁国灿把上述资产全部转移到妻子家人名下，也是违法操作。
更让村民痛恨的，还不在于他钱多，在于他把陈宝良苦心积虑给村民申办来的28亩留置地，变成了村民们的伤心地！
村民们向记者反映说：
“其一，在翁国灿的操纵串标下，市值两个亿的28亩留置地被以508万超低价格卖给东伟集团；
其二，由于村民的极力反对，东伟集团无法施工，翁国灿再次将其中17.2亩低价卖给堂兄弟、开发商翁富明的广厦置业公司，总价2268万！而另外一场拍卖中，7.5亩的留置地就卖到3030万！
其三，翁国灿涉嫌勾结开发商及村官，贪污挪用留置地拍卖款及有关补偿！已经查实的有39万资金不知去向！
其四，2012年9月8日，城东管理处包村干部方槐军主持召开了有村支两委、党员和村民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了退地补款并在两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的决议，本来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契机。然而翁国灿矢口否认决议的存在，并继续纵容开发商违规施工，导致开发开发商与村民的尖锐矛盾，从此两败俱伤！
其五，在翁国灿的指使下，开发商动用黑社会力量，殴打村民，打断陈宝良双手，造成了今日陈露父女及村民们被打伤被抓捕被判刑的悲剧，而那些凶手们，无一落网！
其六，翁国灿违规操作，一年搞来五十多个宅基地名额，村民反映每家他收取几万元，仅此一项，就受贿百万余元！”
那么——最后请问诸暨市纪委：
我是武汉市江夏区的高级音乐教师，09年的强拆让我变成访民。我不得不放弃攻读北京音乐博士的梦想，辜负恩师的厚望。在这个教师节，我将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以报答老师的白发！我为中国访民后代开办音乐学校【免费】，初定10月1日开学。教授钢琴、古筝、声乐和歌曲创作【唐慧女儿和小安妮优先】
关山月: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费。真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一定不会只告诉你"我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批驳西方媒体污蔑我国政府践踏人权"，而是会至少让你有权利看看人家这篇报导的原文，究竟写了些什么？剥夺你接触境外资讯的自由，却只要求你背政治课本一样记住党为你做好的结论
解密哥
【不应被颠倒的常识】
李一平
王炳章博士年66岁，为民主贡献大半生心力。2002被判无期，被单独囚禁11年，拒绝妥协出国，承受苦难难以言说。其事迹大家可以翻墙谷歌搜寻。我们想让他知道网友对他的支持，让他知道人心不死，民主有望！我们无力营救英雄，至少可以表达安慰！愿意声援王博士的朋友请转发。我们会转告他点击和转发数量！
湘女评论
在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疯狂朝代，摔孩子、轧孩子、杀孩子、拐孩子、奸孩子、弃孩子、抢孩子、囚孩子、驱孩子，挖孩子眼睛，连医生都在卖孩子……＂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当年大声疾呼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入历史的迷茫，但是这呼声穿越历史，跌落在我们身旁，依然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安妮为什么逃去美国#
卡西莫多不加V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只想：吃的放心，住的温馨、买的安心、活的舒心，死后窝心。如果做，不，到！百年之后请不要把我从土里刨，出，来，收费！谢谢！
既然提倡节约型社会嘛，反正几大官方纸媒的内容基本雷同，合并起来办一份报纸而且搞成电子版的免费推送，对快好省，这该多好。
【文革的反人类性】钟海源：是李九莲案的同案犯。押赴刑场前，用给牛马注射的特大针管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行刑时对非关键部位开了一枪，说是刑毕，人还活着，争分夺秒地送上了车篷里的简易手术台，活肾被成功地移植给了一名高级军官的儿子，可那官崽子也不过多活了十来天。
昆仑草二世
@ 014天下围城 惊闻笑蜀于今日被捕，请大家动动鼠标。笑蜀原南周名记，因时评、文章的民主自由独立思想早已被解聘。在微博与人互动平易，又被封。今天不为致力公民运动的人呐喊，明天没人为你呐喊。救笑蜀，就是救自己。
每日经济新闻
【北斗导航定位精度提升到厘米级 将与GPS差异化竞争】 9月11号，覆盖上海地区的“北斗”高精度地面增强网即将建成并投入运行。此举标志着“北斗”开启天地一体化导航格局，将定位精度从米级提升到厘米级，与GPS展开了差异化竞争。http://url.cn/OWZMZd
(@叶楚华)
叶楚华，财经作者，《万科周刊》、《东方早报》《理财一周》、《环球...: 公然造谣，真无耻。
邓定远
影响力和信誉日渐式微的司马南和方舟子不约而同地力挺转基因，但收效甚微。对于深陷塔西佗陷阱的中国而言，只要公众心里还普遍有“你们都在吃特供，却要老子吃转基因”的顾虑和不公平感，官方和所谓的专家对转基因的安全性即使吹得天花乱坠，人们都不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成为试吃转基因食物的小白鼠。
转基因食品，高端大气上档次，必须特供。
新闻晨报
【一位电网普通职员的收入】南方电网某基层职员欧阳工龄两年,月薪税后6000多。过年前后双薪甚至3薪。年终奖为半年工资；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有不定期购物卡和消费券；单位提供早午餐，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公司每月举行活动，出席者奖金几百至几千不等。http://url.cn/Mw9Zoa 时代周
原链接：
央企薪酬调查：领导和职工收入相差十几倍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9/05/207166.html
2013-09-05 07:53:37 浏览量:8235
摘要：南方电网某基层职员欧阳工龄两年，月薪税后6000多。过年前后双薪甚至三薪。年终奖为半年工资；公司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有不定期购物卡和消费券；单位提供早午餐，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公司每月举行活动，出席者奖金几百至几千不等。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年度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
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
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
“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文中欧阳、老梁等为化名)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韩玮 宋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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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链接：
http://t3.qpic.cn/mblogpic/32e0afd105b5bc9c1a68/2000
[转帖]你所不了解的大跃进青海大饥荒（多篇文章/图）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397236&page=1&bsh_bid=13047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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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瞪拧拔佬恰钡摹翱琛鄙杏?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笔者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6年，到过全省所有的劳改农场。赛什克农场就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个直属农场。在柴达木盆地的诸多劳改农场中，它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好的年景小麦亩产量最高也就是两三百斤。那么，8000多斤的亩产量是怎么来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青海省劳改单位“大跃进”、粮食放“卫星”情况。这些情况，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主政、纠正原青海省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揭发出来、并被事实证明是确凿无误的。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4415人；1959年死亡“三类人员”12652人；1960年死亡“三类人员”20988人；1961年死亡“三类人员” 11549人（1961年死亡时间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这些“三类人员”中，有刑满就业人员2375人，劳教人员4159人，其余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渔业公司（青海湖盛产湟鱼，肉嫩味美，省劳改局在这里设一个劳改单位，专门捕鱼）共有“三类人员”706人，从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占总人数45%。死的这些人都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掩埋，多数被胡乱扔进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属来信、来访的强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捞遗骨，结果打捞出52具残缺不全的遗骨，无法鉴定，集体掩埋，在墓碑上写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条罪状，墓碑被红卫兵砸烂，遗骨被焚烧。
西宁市周边都是山，有十几家劳改、劳教单位，2万多名“三类人员”中死亡8000多人，尸体都是在山上处理掉的。
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场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属的597人，没有通知家属的2104人；有棺材、有坟墓、有标志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体掩埋的2550人，一个坑一次埋几十人、几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筑公司，犯人刚开始非正常死亡时，死一个埋一个；后来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挖坑，于是用浮土盖一下，或用石头压住，最后没有办法，用挖掘机挖了几个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尸体。
从1963年起，青海省直机关干部在周边山上植树造林，从上海调到青海省高级法院担任院长不久的郑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头，不禁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当他了解这些抛撒在山上遗骨的来源后，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厅劳改局派人将这些骨头收集起来焚烧。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注：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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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曙生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瞪拧拔佬恰钡摹翱琛鄙杏?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笔者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6年，到过全省所有的劳改农场。赛什克农场就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个直属农场。在柴达木盆地的诸多劳改农场中，它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好的年景小麦亩产量最高也就是两三百斤。那么，8000多斤的亩产量是怎么来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青海省劳改单位“大跃进”、粮食放“卫星”情况。这些情况，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主政、纠正原青海省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揭发出来、并被事实证明是确凿无误的。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4415人；1959年死亡“三类人员”12652人；1960年死亡“三类人员”20988人；1961年死亡“三类人员” 11549人（1961年死亡时间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这些“三类人员”中，有刑满就业人员2375人，劳教人员4159人，其余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渔业公司（青海湖盛产湟鱼，肉嫩味美，省劳改局在这里设一个劳改单位，专门捕鱼）共有“三类人员”706人，从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占总人数45%。死的这些人都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掩埋，多数被胡乱扔进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属来信、来访的强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捞遗骨，结果打捞出52具残缺不全的遗骨，无法鉴定，集体掩埋，在墓碑上写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条罪状，墓碑被红卫兵砸烂，遗骨被焚烧。
西宁市周边都是山，有十几家劳改、劳教单位，2万多名“三类人员”中死亡8000多人，尸体都是在山上处理掉的。
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场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属的597人，没有通知家属的2104人；有棺材、有坟墓、有标志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体掩埋的2550人，一个坑一次埋几十人、几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筑公司，犯人刚开始非正常死亡时，死一个埋一个；后来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挖坑，于是用浮土盖一下，或用石头压住，最后没有办法，用挖掘机挖了几个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尸体。
从1963年起，青海省直机关干部在周边山上植树造林，从上海调到青海省高级法院担任院长不久的郑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头，不禁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当他了解这些抛撒在山上遗骨的来源后，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厅劳改局派人将这些骨头收集起来焚烧。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注：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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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1960年的饥饿
孙正荃(时任青海日报记者)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庄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孙正荃(时任青海日报记者)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庄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大跃进期间安徽“人相食” 原始记录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楼主提醒大家注意：是“快要死”而不是“已经死了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党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转自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楼主提醒大家注意：是“快要死”而不是“已经死了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党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转自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
青海省大饥荒的前前后后
景元 @ 2009-12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极为严重，造成二十几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在这里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用几个数字写出来，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更残酷的是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段历史。 （注1）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产生在时间上应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会上，从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老人家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张国声书记亲自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从上到下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张国声书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文学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
在此期间，主席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张国声书记他感到心急如焚。他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秘书王志敏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王志敏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国声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王志敏，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张国声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注2）
虽然灾情己经严重，张国声调查时还未见到饿死人的现象（不能排除张国声调查地区外其它地区己有此种现象），对张国声的批判显然使青海省错过了避免大饥荒的最佳时机。至此，青海省大跃进的恶果进入第二阶段并最终开始显现。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常委、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 ，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两稀一干”，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工作组提交的“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者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注3）
不久，青海省也随着党中央政策的调整开始放宽农牧区政策，青海省笫一书记高峰降职为省委书记（据文革资料讲：是因青海省委书记谭生彬上吿）。很快，新的省委负责人上任，此时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全部责任放在高峰身上，而青海省省长袁任远得到尊重。除有人调动外其余常委仍正常在职。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又于9月底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会议”上，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条子，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读了这个条子。康生通过对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康生任“习仲勋专案组”组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副组长。
青海省省委常委王仲芳曾写道：“八届十中全会已揭发了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习就在西北小组，斗争非常激烈。杨植霖在会上揭发习手伸的太长，干涉青海省委的事，讲了张贵德的例子。也提出习与慕生忠、高峰等关系，这样就使青海省委常委会上的问题，同习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伟大指示后，杨植霖在西北小组上发言，慷慨激昂，大讲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贯彻不下去，三干会开后一年了，有些人就是不改，而且阻止纠正错误。等了一年，现在非整顿不可，否则第一书记不干了。刘澜涛当即表示支持，认为杨植霖这种革命情绪很好。”（注4）
以此为开端，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前省委烂了，下面干部也烂了，顶少要处理60%～70%才行，青海要重新建党。”此时省委十七个常委有九个被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其中四位（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薛克明）定为“习仲勋安在青海的黒钉子” ，“定时炸弹”。被处理和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斗“臭”后调往外省摆在一边长期不安排工作，如朱侠夫、谭生彬。）的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达120人左右，占到这类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六州一市第一书记全打掉，四十二个县委书记被处分撒换了三十九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案件达十六起；即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刘泽西“反党集团”；龚福恒、南世荣、尚志田“反党集团”；西宁市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农林厅以郝仲升为首的“反党集团”；省法院以扬子蔚为首的“反党集团”；省外贸局以郝怀仁为首的“反党集团”；省药检局“反党集团”；省人委办公厅“反党集团”；西宁三中“反党集团”；省广播事业局“反党集团”；西宁市商业局“反党集团”；祁连县“反党集团”；尖扎县“反党集团”；化隆县“反党集团”等等。还有轰动全国的海晏县特大贪污集团案件。以上涉及的干部达千人以上，最大冤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案”，仅此一案又涉及上千人。监委副书记杜华安讲：“全省共有七万二千多名党员，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仅脱产党员受处分的竟达六千八百余名。”
农村问题更多，刘澜涛和青海省委负责人提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 ，“四清”时大搞基层干部，甚至社员群众。不仅打击面大，更是自杀案件层出不穷。如湟源县自杀死亡41人，刚察县自杀死亡27人。运动重点县乐都县、湟中县自杀的人明显更多（文革中讲湟中县此时自杀三百余人），青海省各县人数不多，如按人口比例计，自杀人数可谓极大。
再从青海军区看，军区司令员高朗亭因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写西北红军战史受处分，军区司令员孙光因平叛时对叛匪司令部使用“重武器”受处分（孙光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因同习仲勋的关系受处分。
那么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是怎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青海省“阻止纠正错误”联系起来的昵？一些典型案例给出答案，令人深思。
1. 对省委常委张俊贤、省法院院长杨子蔚发现并如实反映、处理青海尖扎县康家公社饿死二百六十佘人的“康家事件” 只字不提。
八届十中全会后张俊贤被指责为“习仲勋在青海的代理人”，批斗后 “调”往宁夏，四年多时间看不到处分自己的处分文件，文革前被派到平罗县任副县长。杨被指为“习仲勋分子” ，省法院大部分干部成为“杨子蔚反党集团成员”。张、杨均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老同志，确也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做过工作，但从解放后至文革结束，张、杨从未同习仲勋有过任何工作和私人来往，青海省委曾与习仲勋专案组多次查证，查不到任何来往根据。但这种指责却有增无减。
2.1962年 6月后半月中央通知要全党敞开讨论可否“包产到户”，并附有十三个问题，讨论后如实报中央。青海省委要求将意见带来参加省委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那次会议青海省委采取放的方针，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始终没有拿出意见。会上坚决主张“包产到户”的有省委书记谭生彬和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等少数几个人，谭是向中央反映青海大跃进实况，促成青海第一书记高峰下台之人，会上讲有“八大好处”。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并且专门上书给省委及西北局建议实行“包产到户” 。十届十中全会后谭被指责为“习仲勋代理人”遭批判后离青，康建西成了“西宁市康建西反党集团” 头子，“主要罪行”是康曾要求“包产到户”。 （注5）
3. 1961年3月13日，中共海晏县委在不断救助周围饥民涌入就食，面对饥荒严重的情况，集体决定将20万斤库存青稞隐瞒不报，以补贴农牧民口粮和食堂的亏损，一个县的全体领导面对饥荒集体决定对上“撒谎”， 这在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是罕见的，但县委这些人决未想到，恶梦由此开始。由于粮食局统计员的事后检举，因此事海晏县1963年4月4日全县挖出“五反分子”31名，其中肖光（县委第一书记）、刘儒（常务书记）、刘汉文（副书记）、解民一（副书记）、拉生辉（县长）、惠玉珠（副县长）、贠进乾（公安局长、县委常委）被划入“反党集团”、“贪污盗窃集团”。1965年3～4月分别作了处理。刘儒、刘汉文被关押收监，肖光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此案由西北局通报全国。“四清” 时工作团曾向省委汇报此案真实情况，省委负责人讲“人可以放，案不能翻。”（注6）
4. “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 ；1961年青海省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被人污吿，此时告的内容是张的工作及生活作风。1962年青海省委组成以省长袁任远为组长、组织部长张俊贤为副组长的工作组，抽调十几名厅局级干部进行调查。依据调查袁、张均在各种场合表态张是清白的，并向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等做了汇报，向劳改局处以级干部以省委名义做了传达。但北戴河会议上青海省委负责人翻云覆雨，将张贵德与习仲勋上挂下联，致使张贵德入狱，以王仲芳为组长的专案组审案重点却成了张贵德解放战争时在习仲勋领导下成功策反国民党县长郝登阁等七百多人起义之事，企图给习仲勋抹黒。审讯张贵德时指名问讯的西北地区的老干部就有张俊贤、谭生彬、张国声、薛克明、扬子蔚、张越、屈武、贾拓夫、刘景范、朱侠夫、王世泰、张仲良、张凤歧等三十多人。更为恶劣的是因1958年彭德怀视查青海，在还有其它省级领导等在场的情况下曾对张贵德的工作进行指导，此时专案组竞八次在审讯时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在谈话中讲劳改队长由犯人来当，由犯人当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先试，先示范，成功以后再推广，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布置并讲张贵德管着三十万人，是一路指挥，将来万一需要的时候，张贵德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搞“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篡党夺权，张贵德准备响应彭德怀，配合台湾蒋匪帮等反攻大陆，因为张贵德坚持彭德怀没有讲过这些话，专案组给张贵德戴了四次脚镣。此案劳改局一千多干部群众成为“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分子。仅县以上干部关押、劳改、劳教、清洗还乡监督劳动的有五十三人（关押最长达十八年）。死在狱中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有8人。劳改局所属四十个农场、十八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易人，三百多名中级领导骨干受到打击，基层干部为数更多。
这一案延续近十八年，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后亲自过问，张贵德等因此案入狱的一批人才得以陆续出狱。（注7）
5.青海省委按照刘澜涛的旨意，成立大搜查小组，排列搜查名单，制定行动计划，1964年11月14日当天全省在一声号令下，同一时期，统一行动，对151名“有问题”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不管经济上有无问题和问题大小，实行翻箱倒柜，见什么都拿，连家属小孩的衣服全部搜去，有的人腿上的裤子也脱走了，真是扫地出门。并将搜查的物品举办展览，将“罪名”编印成册，印发全省。最终事实证明，这151名干部几乎全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特别在经济问题上并无大的过错。（注8）
6.1963年前后，王仲芳等组织个别人指责青海省法院院长杨子蔚有严重错误，但省法院绝大多数干部认为，杨不打“右派”，不反“右倾”，执法谨言慎行，工作作风民主，对“左”的作法敢于抵制因而不愿对杨抹黒。青海省监委书记杜华安、郭庭藩等大多数监委干部经过调查如实发映情况，省委领导人王昭竞然对监委领导人讲“没有纯粹的事实，一切事实都要服从政治。”仍由王仲芳出面，支持个别人在省法院大打“反党集团”。而时任法院副院长的迟自修在批判杨子蔚时公然说出“你们陕北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注9）
7. 对当年青海省党、政、军的一些负责人及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人工作中犯有“平叛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指责，
1958年，西藏、青海等地的一些牧主阶级和反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国土。此时他们的农奴统治制度具有完全的“政教合一”性质，部落头人即“活佛”。叛乱的反动“头人”打着“为民族、保宗教”的旗帜，煽动、强迫、裹胁群众参加叛乱，叛乱中暴力手段极其残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叛乱因多种原因延续很久，如1959年5月至1960年4月1年间，台湾当局共向青海省海西、果洛和玉树地区空投10次，空降特务35名和大量电台，机枪，大炮，长短枪，弹药等。
怎样尽快平息叛乱，抓捕叛乱分子(某些叛匪抓后放，放后又叛)才能使平叛工作少反复或不反复，此类问题摆在几个面对叛乱的地区包括青海省党、政、军领导人面前，平叛期间，朱德、彭德怀、习仲勋、陆定一、杨成武、张爱萍、甘泗淇等中央领导先后来青海视察，指导平叛。一向对下属温和，被称为“军队的母亲” 的朱德元帅亲自向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了解平叛延续四年的情况，提出“我们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也不过三年，平叛为什么这样久？”的疑问，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还到果洛、玉树地区了解情况，具体指导。王昭由公安部委派，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青海了解，检查，指导平叛工作，在正式会议上，王昭指示了青海省可对叛乱分子的抓捕比例，并向公安部打了有证可査的正式报告，而青海省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抓捕的叛匪并未达到这一比例。
1961年青海领导班子改组，王昭由公安部到青海工作后，通过调查指出，青海平叛工作有“扩大化错误”，口头言语上讲的很难听。“文革”中王昭受到迫害， 1968年6月18日在狱中就此事反思写道：“虽然青海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捕人并不多，但我对青海过多捕人所造成的恶果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在一九六一年和六二年检查这一严重错误时只批判了过去省委和政法负责人薛克明，我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承担责任，是我贪功推过的表现。”
平叛斗争有其独特性，处在青藏高原，平叛斗争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工作中有缺点，哪些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事，是大家公认没错的事，如为了早日结束平叛工作，情况不明多抓了一些人，到了1962年发现“有错”，且经历过1958年平叛斗争的打击，反动农奴制度已被推翻和摧毁，武装叛乱已无可能再次发生，将哪些被裹胁群众和被迫参与叛乱或罪恶不大的人解脱出来，“反错纠错”，理所当然。但是同样参与了这一决策过程，了解情况，当时也毫无疑问的认定决策正确并在执行同一政策的负责人，在“反错纠错”时将工作责任完全推到青海省的领导以及指挥平叛的某些部队指挥员，地方领导，特别是青海省政法系统的这样的“下级”领导身上，将其上升至“违抗中央指示” ，因此，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在“文革”中受迫害“非正常死亡”。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除检察院长井助国主动调走外，副省长薛克明，孟昭亮、法院院长杨子蔚、公安厅长杨树芳受严历处分。劳改局长张贵德入狱十八年。（注10）
8. 处理受指责的干部成了“特事特办”。如青海省第一书记杨植霖于1967年承认：“我在常委会上宣布不给张俊贤等同志处分的。可是，不久，中央给张俊贤同志撤职处分，我问是怎么搞的呀！这样处理张俊贤同志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问刘澜涛，刘说：‘就不要说了，服从中央的决定。’”这四位处分后中央监委要青海省监委报材料，省监委没材料只好不报。再如粮食局长张效良被指责在一笔两万斤粮食上有问题，恰巧此时中央监委有两位干部在青海检查粮食局工作，与青海省有关人员交流情况时指出，这两万斤粮食还在仓库，张在此事上并没有错。就为此事青海省负责人竞专门跑到中央监委指责这两位干部，回来后在省委会上说：“我找中央监委，把几个批评了，说他们替张效良说话。” 最典型的是虽然一年多后张国声的“右倾”帽子摘了，但张却只被安排到西安市委担任副书记，仍被人收集黒材料。（注11）
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以谭启龙、梁歩庭为领导的青海省委经认真调查，上述问题均于平反。受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重新走向领导岗位，许多岗位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青海省饿死人的重灾区在湟中县，多年后湟中县仍能看到因当时饥荒荒置空无一人的村庄。“四清运动”时青海省委将当时的湟中县第一书记柳一交湟中县群众批斗，并将柳一逮捕入狱。柳一未判刑但在狱中待了十几年，1978年后出狱。传言出狱后柳一有两件事，一是讲文革时曾与受到迫害也被关入监狱的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文革”中王昭死于狱中）在狱中放风时相遇，王昭对柳一讲：“你的事我做的过了，我如出狱一定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二是出狱后柳一主动写了检讨承认当年有错，但在讨论是否给柳一安排工作时，有人讲“柳一也要安排工作？！”听到这种情况柳一当晚突发心脏病死亡。
青海省劳改农垦系统的劳改犯和来自山东、河南省的青工也发生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饥荒发生时这一系统不能全力自保，而且抽调出大量粮食和捕获的青海湖湟鱼为社会减灾是主要原因，吃了劳改局粮食和湟鱼渡过饥荒的某些人至今不承认这一主要原因。
在青海发生的事决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有两大发明；一是率先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假命题，二是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 “大跃进”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妖魔化、魔鬼化，似乎打击“彭、高、习反党集团”就是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位在摸清1959年庐山会议最终要整彭德怀元帅的意图后“发大热心，起大志愿”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 ‘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的刘澜涛用这两大发明对在西北工作或工作过的，特别是参与创建和巩固中国革命“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陕北根据地的老红军、老干部进行打击。其打击范围之广，涉及各类干部群众之多，使用手段之残酷，在解放后到“文革”前的此类行为中是空前的。整个西北地区受打击的干部群众达一万二千多，其中多数人同“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同当时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并无直接乃至间接关联，西北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少的陕西省等地区的干部群众挨起整来一点也不比灾区差。不少对“大跃进”这类的错误进行过各种抵制的人，同样受到无端指责和残酷打击。刘澜涛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且使西北地区的干部群众遭受了新的苦难，是掩盖其在大跃进、大饥荒问题上罪责的可怜表演。刘澜涛这一行为的最高峰，就是将在陕西工作了100天真正反“左”100天的胡耀邦，斗争了100天。1965年3月8日 胡耀邦当面征求刘澜涛的意见，刘澜涛肯定胡耀邦到陕西以后，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从中可见史称“刘胡之争”争的重点就是胡耀邦希望在自已领导下的陕西省不再按刘的作法整人。听到胡耀邦挨整，叶剑英同张宗逊、张爱萍专程到西安将胡耀邦接回北京，叶剑英对胡耀邦讲：“我听贺老总讲这个地方整人哪。”“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的。”胡耀邦离陕后，西北局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如赵守一、李启明等，都遭受了长期的批斗和折磨。文革时西北局将胡、赵、李联系到一起做为“西北地区“三家村”进行批判。批斗胡耀邦时当年青海省的主要领导人又是坚决站在刘澜涛一边的。由于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对刘澜涛的作法坚决支持，刘的作法也就得到“党中央” 支持。不论是谁，只要是西北局刘澜涛等人所指责的人都抗诉无门。类似刘澜涛这类干部在青海及其它地区同样存在。以至近五十年了，不仅在青海省，而且在全中国，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前前后后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注1；《孙作宾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9年出版
注2；《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王志敏,《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笫10期
注3；《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注4；“文革”材料“关于三屇七次会议的内幕及我的活动与罪行交待”,王仲芳,1967年
注5；“文革”材料“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6；《海晏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注7；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文革”后张贵德等申诉材料
注8；文革材料
“我在政法方面的罪恶活动” ,王仲芳,1968年1月5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9；文革材料
“杜华安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10；青海省党史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5月
文革材料
“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11；文革材料
“关于张俊贤同志的证明材料”,杨植霖,1967年6月7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景元 @ 2009-12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极为严重，造成二十几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在这里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用几个数字写出来，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更残酷的是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段历史。 （注1）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产生在时间上应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会上，从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老人家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张国声书记亲自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从上到下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张国声书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文学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
在此期间，主席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张国声书记他感到心急如焚。他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秘书王志敏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王志敏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国声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王志敏，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张国声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注2）
虽然灾情己经严重，张国声调查时还未见到饿死人的现象（不能排除张国声调查地区外其它地区己有此种现象），对张国声的批判显然使青海省错过了避免大饥荒的最佳时机。至此，青海省大跃进的恶果进入第二阶段并最终开始显现。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常委、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 ，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两稀一干”，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工作组提交的“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者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注3）
不久，青海省也随着党中央政策的调整开始放宽农牧区政策，青海省笫一书记高峰降职为省委书记（据文革资料讲：是因青海省委书记谭生彬上吿）。很快，新的省委负责人上任，此时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全部责任放在高峰身上，而青海省省长袁任远得到尊重。除有人调动外其余常委仍正常在职。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又于9月底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会议”上，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条子，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读了这个条子。康生通过对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康生任“习仲勋专案组”组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副组长。
青海省省委常委王仲芳曾写道：“八届十中全会已揭发了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习就在西北小组，斗争非常激烈。杨植霖在会上揭发习手伸的太长，干涉青海省委的事，讲了张贵德的例子。也提出习与慕生忠、高峰等关系，这样就使青海省委常委会上的问题，同习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伟大指示后，杨植霖在西北小组上发言，慷慨激昂，大讲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贯彻不下去，三干会开后一年了，有些人就是不改，而且阻止纠正错误。等了一年，现在非整顿不可，否则第一书记不干了。刘澜涛当即表示支持，认为杨植霖这种革命情绪很好。”（注4）
以此为开端，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前省委烂了，下面干部也烂了，顶少要处理60%～70%才行，青海要重新建党。”此时省委十七个常委有九个被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其中四位（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薛克明）定为“习仲勋安在青海的黒钉子” ，“定时炸弹”。被处理和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斗“臭”后调往外省摆在一边长期不安排工作，如朱侠夫、谭生彬。）的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达120人左右，占到这类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六州一市第一书记全打掉，四十二个县委书记被处分撒换了三十九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案件达十六起；即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刘泽西“反党集团”；龚福恒、南世荣、尚志田“反党集团”；西宁市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农林厅以郝仲升为首的“反党集团”；省法院以扬子蔚为首的“反党集团”；省外贸局以郝怀仁为首的“反党集团”；省药检局“反党集团”；省人委办公厅“反党集团”；西宁三中“反党集团”；省广播事业局“反党集团”；西宁市商业局“反党集团”；祁连县“反党集团”；尖扎县“反党集团”；化隆县“反党集团”等等。还有轰动全国的海晏县特大贪污集团案件。以上涉及的干部达千人以上，最大冤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案”，仅此一案又涉及上千人。监委副书记杜华安讲：“全省共有七万二千多名党员，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仅脱产党员受处分的竟达六千八百余名。”
农村问题更多，刘澜涛和青海省委负责人提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 ，“四清”时大搞基层干部，甚至社员群众。不仅打击面大，更是自杀案件层出不穷。如湟源县自杀死亡41人，刚察县自杀死亡27人。运动重点县乐都县、湟中县自杀的人明显更多（文革中讲湟中县此时自杀三百余人），青海省各县人数不多，如按人口比例计，自杀人数可谓极大。
再从青海军区看，军区司令员高朗亭因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写西北红军战史受处分，军区司令员孙光因平叛时对叛匪司令部使用“重武器”受处分（孙光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因同习仲勋的关系受处分。
那么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是怎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青海省“阻止纠正错误”联系起来的昵？一些典型案例给出答案，令人深思。
1. 对省委常委张俊贤、省法院院长杨子蔚发现并如实反映、处理青海尖扎县康家公社饿死二百六十佘人的“康家事件” 只字不提。
八届十中全会后张俊贤被指责为“习仲勋在青海的代理人”，批斗后 “调”往宁夏，四年多时间看不到处分自己的处分文件，文革前被派到平罗县任副县长。杨被指为“习仲勋分子” ，省法院大部分干部成为“杨子蔚反党集团成员”。张、杨均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老同志，确也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做过工作，但从解放后至文革结束，张、杨从未同习仲勋有过任何工作和私人来往，青海省委曾与习仲勋专案组多次查证，查不到任何来往根据。但这种指责却有增无减。
2.1962年 6月后半月中央通知要全党敞开讨论可否“包产到户”，并附有十三个问题，讨论后如实报中央。青海省委要求将意见带来参加省委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那次会议青海省委采取放的方针，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始终没有拿出意见。会上坚决主张“包产到户”的有省委书记谭生彬和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等少数几个人，谭是向中央反映青海大跃进实况，促成青海第一书记高峰下台之人，会上讲有“八大好处”。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并且专门上书给省委及西北局建议实行“包产到户” 。十届十中全会后谭被指责为“习仲勋代理人”遭批判后离青，康建西成了“西宁市康建西反党集团” 头子，“主要罪行”是康曾要求“包产到户”。 （注5）
3. 1961年3月13日，中共海晏县委在不断救助周围饥民涌入就食，面对饥荒严重的情况，集体决定将20万斤库存青稞隐瞒不报，以补贴农牧民口粮和食堂的亏损，一个县的全体领导面对饥荒集体决定对上“撒谎”， 这在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是罕见的，但县委这些人决未想到，恶梦由此开始。由于粮食局统计员的事后检举，因此事海晏县1963年4月4日全县挖出“五反分子”31名，其中肖光（县委第一书记）、刘儒（常务书记）、刘汉文（副书记）、解民一（副书记）、拉生辉（县长）、惠玉珠（副县长）、贠进乾（公安局长、县委常委）被划入“反党集团”、“贪污盗窃集团”。1965年3～4月分别作了处理。刘儒、刘汉文被关押收监，肖光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此案由西北局通报全国。“四清” 时工作团曾向省委汇报此案真实情况，省委负责人讲“人可以放，案不能翻。”（注6）
4. “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 ；1961年青海省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被人污吿，此时告的内容是张的工作及生活作风。1962年青海省委组成以省长袁任远为组长、组织部长张俊贤为副组长的工作组，抽调十几名厅局级干部进行调查。依据调查袁、张均在各种场合表态张是清白的，并向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等做了汇报，向劳改局处以级干部以省委名义做了传达。但北戴河会议上青海省委负责人翻云覆雨，将张贵德与习仲勋上挂下联，致使张贵德入狱，以王仲芳为组长的专案组审案重点却成了张贵德解放战争时在习仲勋领导下成功策反国民党县长郝登阁等七百多人起义之事，企图给习仲勋抹黒。审讯张贵德时指名问讯的西北地区的老干部就有张俊贤、谭生彬、张国声、薛克明、扬子蔚、张越、屈武、贾拓夫、刘景范、朱侠夫、王世泰、张仲良、张凤歧等三十多人。更为恶劣的是因1958年彭德怀视查青海，在还有其它省级领导等在场的情况下曾对张贵德的工作进行指导，此时专案组竞八次在审讯时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在谈话中讲劳改队长由犯人来当，由犯人当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先试，先示范，成功以后再推广，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布置并讲张贵德管着三十万人，是一路指挥，将来万一需要的时候，张贵德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搞“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篡党夺权，张贵德准备响应彭德怀，配合台湾蒋匪帮等反攻大陆，因为张贵德坚持彭德怀没有讲过这些话，专案组给张贵德戴了四次脚镣。此案劳改局一千多干部群众成为“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分子。仅县以上干部关押、劳改、劳教、清洗还乡监督劳动的有五十三人（关押最长达十八年）。死在狱中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有8人。劳改局所属四十个农场、十八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易人，三百多名中级领导骨干受到打击，基层干部为数更多。
这一案延续近十八年，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后亲自过问，张贵德等因此案入狱的一批人才得以陆续出狱。（注7）
5.青海省委按照刘澜涛的旨意，成立大搜查小组，排列搜查名单，制定行动计划，1964年11月14日当天全省在一声号令下，同一时期，统一行动，对151名“有问题”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不管经济上有无问题和问题大小，实行翻箱倒柜，见什么都拿，连家属小孩的衣服全部搜去，有的人腿上的裤子也脱走了，真是扫地出门。并将搜查的物品举办展览，将“罪名”编印成册，印发全省。最终事实证明，这151名干部几乎全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特别在经济问题上并无大的过错。（注8）
6.1963年前后，王仲芳等组织个别人指责青海省法院院长杨子蔚有严重错误，但省法院绝大多数干部认为，杨不打“右派”，不反“右倾”，执法谨言慎行，工作作风民主，对“左”的作法敢于抵制因而不愿对杨抹黒。青海省监委书记杜华安、郭庭藩等大多数监委干部经过调查如实发映情况，省委领导人王昭竞然对监委领导人讲“没有纯粹的事实，一切事实都要服从政治。”仍由王仲芳出面，支持个别人在省法院大打“反党集团”。而时任法院副院长的迟自修在批判杨子蔚时公然说出“你们陕北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注9）
7. 对当年青海省党、政、军的一些负责人及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人工作中犯有“平叛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指责，
1958年，西藏、青海等地的一些牧主阶级和反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国土。此时他们的农奴统治制度具有完全的“政教合一”性质，部落头人即“活佛”。叛乱的反动“头人”打着“为民族、保宗教”的旗帜，煽动、强迫、裹胁群众参加叛乱，叛乱中暴力手段极其残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叛乱因多种原因延续很久，如1959年5月至1960年4月1年间，台湾当局共向青海省海西、果洛和玉树地区空投10次，空降特务35名和大量电台，机枪，大炮，长短枪，弹药等。
怎样尽快平息叛乱，抓捕叛乱分子(某些叛匪抓后放，放后又叛)才能使平叛工作少反复或不反复，此类问题摆在几个面对叛乱的地区包括青海省党、政、军领导人面前，平叛期间，朱德、彭德怀、习仲勋、陆定一、杨成武、张爱萍、甘泗淇等中央领导先后来青海视察，指导平叛。一向对下属温和，被称为“军队的母亲” 的朱德元帅亲自向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了解平叛延续四年的情况，提出“我们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也不过三年，平叛为什么这样久？”的疑问，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还到果洛、玉树地区了解情况，具体指导。王昭由公安部委派，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青海了解，检查，指导平叛工作，在正式会议上，王昭指示了青海省可对叛乱分子的抓捕比例，并向公安部打了有证可査的正式报告，而青海省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抓捕的叛匪并未达到这一比例。
1961年青海领导班子改组，王昭由公安部到青海工作后，通过调查指出，青海平叛工作有“扩大化错误”，口头言语上讲的很难听。“文革”中王昭受到迫害， 1968年6月18日在狱中就此事反思写道：“虽然青海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捕人并不多，但我对青海过多捕人所造成的恶果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在一九六一年和六二年检查这一严重错误时只批判了过去省委和政法负责人薛克明，我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承担责任，是我贪功推过的表现。”
平叛斗争有其独特性，处在青藏高原，平叛斗争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工作中有缺点，哪些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事，是大家公认没错的事，如为了早日结束平叛工作，情况不明多抓了一些人，到了1962年发现“有错”，且经历过1958年平叛斗争的打击，反动农奴制度已被推翻和摧毁，武装叛乱已无可能再次发生，将哪些被裹胁群众和被迫参与叛乱或罪恶不大的人解脱出来，“反错纠错”，理所当然。但是同样参与了这一决策过程，了解情况，当时也毫无疑问的认定决策正确并在执行同一政策的负责人，在“反错纠错”时将工作责任完全推到青海省的领导以及指挥平叛的某些部队指挥员，地方领导，特别是青海省政法系统的这样的“下级”领导身上，将其上升至“违抗中央指示” ，因此，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在“文革”中受迫害“非正常死亡”。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除检察院长井助国主动调走外，副省长薛克明，孟昭亮、法院院长杨子蔚、公安厅长杨树芳受严历处分。劳改局长张贵德入狱十八年。（注10）
8. 处理受指责的干部成了“特事特办”。如青海省第一书记杨植霖于1967年承认：“我在常委会上宣布不给张俊贤等同志处分的。可是，不久，中央给张俊贤同志撤职处分，我问是怎么搞的呀！这样处理张俊贤同志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问刘澜涛，刘说：‘就不要说了，服从中央的决定。’”这四位处分后中央监委要青海省监委报材料，省监委没材料只好不报。再如粮食局长张效良被指责在一笔两万斤粮食上有问题，恰巧此时中央监委有两位干部在青海检查粮食局工作，与青海省有关人员交流情况时指出，这两万斤粮食还在仓库，张在此事上并没有错。就为此事青海省负责人竞专门跑到中央监委指责这两位干部，回来后在省委会上说：“我找中央监委，把几个批评了，说他们替张效良说话。” 最典型的是虽然一年多后张国声的“右倾”帽子摘了，但张却只被安排到西安市委担任副书记，仍被人收集黒材料。（注11）
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以谭启龙、梁歩庭为领导的青海省委经认真调查，上述问题均于平反。受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重新走向领导岗位，许多岗位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青海省饿死人的重灾区在湟中县，多年后湟中县仍能看到因当时饥荒荒置空无一人的村庄。“四清运动”时青海省委将当时的湟中县第一书记柳一交湟中县群众批斗，并将柳一逮捕入狱。柳一未判刑但在狱中待了十几年，1978年后出狱。传言出狱后柳一有两件事，一是讲文革时曾与受到迫害也被关入监狱的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文革”中王昭死于狱中）在狱中放风时相遇，王昭对柳一讲：“你的事我做的过了，我如出狱一定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二是出狱后柳一主动写了检讨承认当年有错，但在讨论是否给柳一安排工作时，有人讲“柳一也要安排工作？！”听到这种情况柳一当晚突发心脏病死亡。
青海省劳改农垦系统的劳改犯和来自山东、河南省的青工也发生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饥荒发生时这一系统不能全力自保，而且抽调出大量粮食和捕获的青海湖湟鱼为社会减灾是主要原因，吃了劳改局粮食和湟鱼渡过饥荒的某些人至今不承认这一主要原因。
在青海发生的事决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有两大发明；一是率先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假命题，二是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 “大跃进”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妖魔化、魔鬼化，似乎打击“彭、高、习反党集团”就是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位在摸清1959年庐山会议最终要整彭德怀元帅的意图后“发大热心，起大志愿”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 ‘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的刘澜涛用这两大发明对在西北工作或工作过的，特别是参与创建和巩固中国革命“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陕北根据地的老红军、老干部进行打击。其打击范围之广，涉及各类干部群众之多，使用手段之残酷，在解放后到“文革”前的此类行为中是空前的。整个西北地区受打击的干部群众达一万二千多，其中多数人同“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同当时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并无直接乃至间接关联，西北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少的陕西省等地区的干部群众挨起整来一点也不比灾区差。不少对“大跃进”这类的错误进行过各种抵制的人，同样受到无端指责和残酷打击。刘澜涛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且使西北地区的干部群众遭受了新的苦难，是掩盖其在大跃进、大饥荒问题上罪责的可怜表演。刘澜涛这一行为的最高峰，就是将在陕西工作了100天真正反“左”100天的胡耀邦，斗争了100天。1965年3月8日 胡耀邦当面征求刘澜涛的意见，刘澜涛肯定胡耀邦到陕西以后，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从中可见史称“刘胡之争”争的重点就是胡耀邦希望在自已领导下的陕西省不再按刘的作法整人。听到胡耀邦挨整，叶剑英同张宗逊、张爱萍专程到西安将胡耀邦接回北京，叶剑英对胡耀邦讲：“我听贺老总讲这个地方整人哪。”“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的。”胡耀邦离陕后，西北局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如赵守一、李启明等，都遭受了长期的批斗和折磨。文革时西北局将胡、赵、李联系到一起做为“西北地区“三家村”进行批判。批斗胡耀邦时当年青海省的主要领导人又是坚决站在刘澜涛一边的。由于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对刘澜涛的作法坚决支持，刘的作法也就得到“党中央” 支持。不论是谁，只要是西北局刘澜涛等人所指责的人都抗诉无门。类似刘澜涛这类干部在青海及其它地区同样存在。以至近五十年了，不仅在青海省，而且在全中国，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前前后后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注1；《孙作宾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9年出版
注2；《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王志敏,《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笫10期
注3；《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注4；“文革”材料“关于三屇七次会议的内幕及我的活动与罪行交待”,王仲芳,1967年
注5；“文革”材料“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6；《海晏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注7；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文革”后张贵德等申诉材料
注8；文革材料
“我在政法方面的罪恶活动” ,王仲芳,1968年1月5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9；文革材料
“杜华安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10；青海省党史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5月
文革材料
“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11；文革材料
“关于张俊贤同志的证明材料”,杨植霖,1967年6月7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大饥荒，青海省“康家事件”始未
景元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 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 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 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 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 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 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 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 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不久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 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整个青海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二十几万。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 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俊贤、杨子蔚的委屈才得到彻底纠正，张俊贤任宁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职，杨子蔚任青海省纪委筹备组第一副组 长，省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五届、六届委员等职，均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张俊贤、杨子蔚生前是极低调之人，从 不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予他人，今天，将这段往事写出来，为后人记录下约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和两位与灾民站在一起的人。
主要参考资料：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景元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 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 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 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 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 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 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 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 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不久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 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整个青海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二十几万。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 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俊贤、杨子蔚的委屈才得到彻底纠正，张俊贤任宁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职，杨子蔚任青海省纪委筹备组第一副组 长，省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五届、六届委员等职，均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张俊贤、杨子蔚生前是极低调之人，从 不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予他人，今天，将这段往事写出来，为后人记录下约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和两位与灾民站在一起的人。
主要参考资料：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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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于 2011-11-30 0:02:0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酷爱古籍瓷器却不爱人命的毛泽东
2011-11-28 11:51:29 颜昌海
荷兰史学家冯克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1958──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
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共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渠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大陆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大陆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灾难，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著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所以，人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包括此书的作、译者们，是他们用他们的著作偿还了死在大饥荒中数千万中国大陆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其他中英文著作相比，冯克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但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异著作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1958──1959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
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40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著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有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泽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1958──1959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30种之多。而且，如同冯异著作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250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异著作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1960年大约有180万劳改犯。当时中国大陆劳改犯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和1962年两年的大致死亡率是5%，1959年和1961年却是10%，大约共有70万人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1960年9月14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道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1255人锐减到250人。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1961年1月14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10天一次”向公安部报道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不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1961年12月19日所发的124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1958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19个地区，今年就有11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1958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5%，那么1961年绝对在10%以上。按此计算，至少有90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1961年2月25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道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道告披露：自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的仅3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32650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12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0.5至1%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4千多万人），大概毛泽东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异著作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1958年就直接向毛泽东上报道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泽东和中央。又如，1958年底至1959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10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道毛泽东“死了5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泽东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10月20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还于同年11月29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泽东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泽东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异著作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期间，毛泽东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异著作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异著作对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有冯异教授的这本著作，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看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现代“皇帝”，比秦始皇更加草菅人命，却绝没有李世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毛泽东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官方和御用文人也吹嘘其“丰功伟绩”。但是这“丰功伟绩”中，却包含了他对中国古籍和瓷器的酷爱，实际上就是奢侈透顶。
毛泽东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绝伦。“解放”后不久，毛泽东的下属就开始让红色官窑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爱好制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贡，毛泽东长期免费享受高级瓷器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
毛泽东的生活用瓷品种很多，质量非常高，登峰造极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制作的超级瓷器。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共中央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求各地为毛泽东特制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务后，这三个省从省领导到瓷器艺人，倾尽所能，精心制作，在1974年10月按时拿出了各自的样品，并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选定。结果还是瓷都景德镇的技艺高人一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样品被选中。据悉，景德镇样品依据的样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官窑所产瓷器，采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艺，可以说是古代和现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最佳组合。样品选定后，中共中央组织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是：传统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铅，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必须改用釉下彩工艺；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时间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温杯保洁盖；瓷器所绘图案改为毛泽东喜欢的梅花，报请毛泽东本人批准。
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产“主席用瓷”，为保密起见，取名为“7501工程”，这样“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这个代称，这也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1号科研项目。从1975年1月份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7501工程”任务，共生产了100余套，约上万件瓷器。为了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制作出这批瓷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员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质高、技术一流者。为保证任何环节不出问题，除生产任务简称为“7501工程”和严格选拔生产设计人员外，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挂帅，生产现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厅派员在现场实行24小时监制，所有生产原料的选配和瓷器生产的全过程均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还有规定，没有工程指挥部首长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生产现场。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100套成品中精选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绝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约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约200—250件，总共6套近千件瓷器。余下的“7501”瓷器怎么处理呢？工程指挥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销毁，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五毛们或许又要鼓噪说，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是造谣。但是，这些资料却是官方传媒透露出的。比如1998年岁末，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古玩瓷器拍卖会上，一套名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的竞拍，这套“7501”瓷88件以876万元的天价成交。2004年版《中国大陆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开卷的彩图，有专门一页《中南海用瓷（毛泽东同志用瓷）》，里面有精美的“毛泽东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水点梅花釉下彩饭锅、水点梅花釉下彩汤碗、水点桃花办公用具，等等。在该书《镇窑遗存》中写道：中南海用瓷，中南海用瓷生产于1975年，当时称“7501”工程。页底注释：“7501”工程资料由当时组织制作人之一的杨火印提供。为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研究制作。当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毛泽东用瓷要依据四个伟大来设计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7501工程”是一种全新的高、精、尖的设计制作，所用原料都是顶级原料，全部采用手工制作工艺，胎釉为高白釉，胎体为半脱胎，而实际利出的胎体比半脱胎还要轻，是一种高超的利坯技艺。根据主席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碗碟都设计了盖子。釉上花面采用了刘雨岑创造的“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色泽清新丽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图案，折枝梅旁加了几片青翠的竹叶，感觉更加艳丽。……
配套送出的毛泽东用瓷现分开存放在北京的丰泽园、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余的除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余者都散藏于民间。
令人疑惑的是，《景德镇瓷业志》居然要用杨火印个人提供的资料才能写成这一段当代历史。显然，有关“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资料在超级瓷器完成后已经被销毁了。毛泽东很清楚，“7501工程”这种以权谋私烹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制作过程要保密，毛泽东吃剩的残羹剩饭——9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须销毁。
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酷爱程度，大陆传媒已经有太多的介绍，也被五毛们当做毛泽东对中华文化酷爱得一种标示。但明显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对中华文化的毁灭性的摧残。对中华古籍，毛泽东和瓷器的酷爱一样，只愿意自己看，人民却没有看的权利，都要将之当做“四旧”烧掉。比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万狂热崇拜自己的红卫兵；第二天，毛泽东就幕后指挥红卫兵，开始了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破四旧、立四新”（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破四旧的一项行动，就是非法抄家，顺手将不合毛泽东时代思想要求的古旧书籍抄来，或者焚烧，或者送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者送给有特殊爱好的上级领导。
根据毛泽东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非法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籍变为毛泽东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毛泽东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泽东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泽东的博学所倾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毛泽东书斋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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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于 2011-11-30 0:02:0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酷爱古籍瓷器却不爱人命的毛泽东
2011-11-28 11:51:29 颜昌海
荷兰史学家冯克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1958──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
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共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渠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大陆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大陆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灾难，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著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所以，人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包括此书的作、译者们，是他们用他们的著作偿还了死在大饥荒中数千万中国大陆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其他中英文著作相比，冯克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但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异著作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1958──1959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
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40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著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有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泽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1958──1959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30种之多。而且，如同冯异著作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250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异著作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1960年大约有180万劳改犯。当时中国大陆劳改犯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和1962年两年的大致死亡率是5%，1959年和1961年却是10%，大约共有70万人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1960年9月14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道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1255人锐减到250人。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1961年1月14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10天一次”向公安部报道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不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1961年12月19日所发的124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1958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19个地区，今年就有11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1958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5%，那么1961年绝对在10%以上。按此计算，至少有90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1961年2月25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道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道告披露：自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的仅3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32650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12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0.5至1%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4千多万人），大概毛泽东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异著作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1958年就直接向毛泽东上报道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泽东和中央。又如，1958年底至1959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10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道毛泽东“死了5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泽东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10月20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还于同年11月29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泽东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泽东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异著作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期间，毛泽东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异著作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异著作对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有冯异教授的这本著作，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看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现代“皇帝”，比秦始皇更加草菅人命，却绝没有李世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毛泽东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官方和御用文人也吹嘘其“丰功伟绩”。但是这“丰功伟绩”中，却包含了他对中国古籍和瓷器的酷爱，实际上就是奢侈透顶。
毛泽东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绝伦。“解放”后不久，毛泽东的下属就开始让红色官窑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爱好制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贡，毛泽东长期免费享受高级瓷器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
毛泽东的生活用瓷品种很多，质量非常高，登峰造极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制作的超级瓷器。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共中央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求各地为毛泽东特制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务后，这三个省从省领导到瓷器艺人，倾尽所能，精心制作，在1974年10月按时拿出了各自的样品，并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选定。结果还是瓷都景德镇的技艺高人一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样品被选中。据悉，景德镇样品依据的样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官窑所产瓷器，采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艺，可以说是古代和现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最佳组合。样品选定后，中共中央组织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是：传统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铅，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必须改用釉下彩工艺；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时间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温杯保洁盖；瓷器所绘图案改为毛泽东喜欢的梅花，报请毛泽东本人批准。
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产“主席用瓷”，为保密起见，取名为“7501工程”，这样“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这个代称，这也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1号科研项目。从1975年1月份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7501工程”任务，共生产了100余套，约上万件瓷器。为了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制作出这批瓷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员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质高、技术一流者。为保证任何环节不出问题，除生产任务简称为“7501工程”和严格选拔生产设计人员外，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挂帅，生产现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厅派员在现场实行24小时监制，所有生产原料的选配和瓷器生产的全过程均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还有规定，没有工程指挥部首长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生产现场。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100套成品中精选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绝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约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约200—250件，总共6套近千件瓷器。余下的“7501”瓷器怎么处理呢？工程指挥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销毁，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五毛们或许又要鼓噪说，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是造谣。但是，这些资料却是官方传媒透露出的。比如1998年岁末，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古玩瓷器拍卖会上，一套名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的竞拍，这套“7501”瓷88件以876万元的天价成交。2004年版《中国大陆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开卷的彩图，有专门一页《中南海用瓷（毛泽东同志用瓷）》，里面有精美的“毛泽东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水点梅花釉下彩饭锅、水点梅花釉下彩汤碗、水点桃花办公用具，等等。在该书《镇窑遗存》中写道：中南海用瓷，中南海用瓷生产于1975年，当时称“7501”工程。页底注释：“7501”工程资料由当时组织制作人之一的杨火印提供。为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研究制作。当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毛泽东用瓷要依据四个伟大来设计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7501工程”是一种全新的高、精、尖的设计制作，所用原料都是顶级原料，全部采用手工制作工艺，胎釉为高白釉，胎体为半脱胎，而实际利出的胎体比半脱胎还要轻，是一种高超的利坯技艺。根据主席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碗碟都设计了盖子。釉上花面采用了刘雨岑创造的“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色泽清新丽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图案，折枝梅旁加了几片青翠的竹叶，感觉更加艳丽。……
配套送出的毛泽东用瓷现分开存放在北京的丰泽园、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余的除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余者都散藏于民间。
令人疑惑的是，《景德镇瓷业志》居然要用杨火印个人提供的资料才能写成这一段当代历史。显然，有关“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资料在超级瓷器完成后已经被销毁了。毛泽东很清楚，“7501工程”这种以权谋私烹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制作过程要保密，毛泽东吃剩的残羹剩饭——9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须销毁。
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酷爱程度，大陆传媒已经有太多的介绍，也被五毛们当做毛泽东对中华文化酷爱得一种标示。但明显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对中华文化的毁灭性的摧残。对中华古籍，毛泽东和瓷器的酷爱一样，只愿意自己看，人民却没有看的权利，都要将之当做“四旧”烧掉。比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万狂热崇拜自己的红卫兵；第二天，毛泽东就幕后指挥红卫兵，开始了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破四旧、立四新”（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破四旧的一项行动，就是非法抄家，顺手将不合毛泽东时代思想要求的古旧书籍抄来，或者焚烧，或者送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者送给有特殊爱好的上级领导。
根据毛泽东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非法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籍变为毛泽东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毛泽东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泽东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泽东的博学所倾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毛泽东书斋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民间回忆在青海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全过程
2006.5.20 11:47 作者：飞来峰|
几个上个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聚会,大部分同学没来,没来的原因主要是路远.另外的原因1:少数几人关系不好.不愿见面.2;自然死亡十来人.3:去向不明十多人.4:文革中迫害致死数人.
从早晨聊到下午.五个人的终生的经历.略有不同.两人曾经遭到政治迫害.其中一个是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牺牲品.他的名字叫锅扣.
1958年.几万成双成对的河南青年移民.被安置在青海省花海子农场.当时.此地寸草不生.地表无建筑物.更谈不上什么商店.医院等等福利设施.土地沙石具多,施种不长.运输又困难重重.管理混乱.干部腐败无能.污辱女青年.到了1959年底.三年粮灾
开始.饿死人近半.河南省知道后.跟青海省打官司:活着的要人.死了的要尸.结果赢了,河南省把人撤回.青海省赔钱.把花海子农场移交给青海省某局.
青海省某局在反右倾运动中取得了辉煌成果.于1960年4月将局机关.物探..运输.水电.总机械等各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下放到花海子农场劳动教养.他们原本是技术员到副处级的各级干部.锅扣在里边当班组长.管一屋二十多人.
刚到场.场长开会讲:"大家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咱们研究解决问题.千万不能跑啊.饿不死也得渴死."场长是安徽省人..他衣口袋有药.农场无医生.谁有病找他要药.农场无铁丝网.无篱笆.无建筑.在地表挖掘方坑.上端盖帆布.场长也住在里边.找一根木头.立在地上.写上:花海子农场.这个地方在青海湖以北.靠近甘肃省.
锅扣薪金由71元降到25元.由于家属无生活来源.向领导反映情况.1960年底长到50元.粮食定量由23斤降到21斤.开始喝粥.后来改发面饼.二两一个.早晨喝白米粥.中午一个饼.晚饭一个饼.这时候农场外边有卖馒头的,据说是原农场管理人员,一个不到二两的馒头卖七元,还有拿自行车.手表换吃的,跟牧民换狼头,羊皮等等,羊皮用水煮一夜.去毛.味道像肉皮冻,一个缎子被面换一个骆驼头.
1960年下半年,青海省某局在冷湖盖房.农场组织十几个人出农场.到有芦苇的地带捆芦苇靶子,有水的地带就有植被,能吃的都找遍了,吃草,吃野菜,最后吃树皮,
锅扣所在地窝子,共29人.除了右倾份子外.还有两个河南省商丘的陌生人,可能是流落到青海省,被收容进来的.人们营养不良,浮肿,精神萎靡不振,没精打采,人际之间无矛盾.如果有点力气,就聊天.说自己过去吃过哪些食物,是多么多么香等等,除了班长二十多岁,其它人都在30--50之间,土地寸草不生,下地干活没有监管,找个日照好的地点,躺倒晒太阳,
有人躺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没有动静,没有呻吟,没有病症,没有喊饿,没有喊难受,也没有临终遗嘱.就跟睡眠一样.人死后尸体很重,抬不动.炊事员工作关系,有机会偷吃的.找他们抬.四个人抬一个,往行军床上一搁,走出半小时路程,就是一个天然大坑,里边数百具尸体,明摆着,没有力气埋,戴遇较好的,旁边立根棍子,上边写出姓名,哪里人.那里气候寒冷干燥,尸体不腐烂,没有气味.把尸体仍进坑里,回头跟场长汇报就完了.就是这样,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没有说:'不"的,没有反对的,也没有逃亡的,农场里的每一天,都是无声无息的,从早晨到晚间.拥有亿万人民的祖国,跟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人!到1960年底.29人的地窝子死亡过半.
1961年初,上边组织打猎队,到祁连山打猎,农场安排两人,其中之一就是锅扣,跟班干后勤工作,主要给猎物扒皮.另外两个陌生人,一个年青点的驾驶嘎斯,被称呼团长的手持步枪,夜间出动打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打开汽车大灯,灯火通
明,野马,野牛,黄羊,狍子就成了三年人祸灾害的祭品,可怜的,苦难深重的众生!死得不明不白.有一次打到一只熊,后勤卡车每次来送粮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回返再运载猎物,发现熊掌不见了,被团长扣了,结果熊掌被上级追回.
在祁连山树林里行猎几个月,看不见居民,偶尔能看到别的单位的打猎队,他们天天吃肉,把口粮省下来,晒成馒头干,藏起来以备不需.打猎结束回到农场,地窝里空荡荡的,只有锅扣的铺盖卷,孤零零地摆在面前,他惊慌失措地,一步三摇地走出去,喊叫:"人呢?人都哪去了?说话啊!"
空旷的大西北,没有声响.
"人呢?都哪里去了?谁知----"
前边土坡半躺着一个老人,他发出微弱的声音:"完了,都死了."
29个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只有一个幸存者----锅扣.网友们看过电影"牧马人"吗?那个结局还是能够让观众感到欣慰的.
1961年10月锅扣得到甄别,从轻处理,下放工厂,从事体力劳动.
一直到1979年撤底平反.
民间人士在行动:抢救大饥荒史料,N篇幸存者访问记(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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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
[转帖]毛是大跃进时浮夸风的始作俑者(图)
毛是大跃进时浮夸风的始作俑者
易延年
一、从制度层面上看，浮夸风是毛泽东建立的极权平均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敝端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搞了四百多年，至今遍及世界上２００多个国家，那里虽然也有浮夸，但人们什么时候见过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从上到下有组织有系统的浮夸大比赛，天天放卫星，钢产翻番，亩产十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１、中国的官员都是上级选拔任命的，他们只要获得上级的信任和赞赏，就可以飞黄腾达，不断高升。因此，大多数官员看重上级的信任和赞赏远胜于看重群众的信任和赞赏，灵魂深处只看重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群众负责。如果上级尤其是毛泽东再稍一放松甚至默许、纵容、鼓励，那种浮夸政绩之风就会急剧升温。正因为如此，在极权制依然存在的今天，热衷于政绩工程之类的浮夸风仍累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
２、公社的财产是大家的，社长、书记搞浮夸，升官受奖得大利，高征购则由大家出，何乐而不为？如果公社的财产是社长、书记的，高征购的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哪个社长书记还会再去搞浮夸？
众所周知，这种毛式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刘少奇则主张推行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对毛式社会主义刘是组织服从，不得不跟随。浮夸风，应该由毛式社会主义的被迫追随者而不是由它的创建者来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一、从制度层面上看，浮夸风是毛泽东建立的极权平均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敝端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搞了四百多年，至今遍及世界上２００多个国家，那里虽然也有浮夸，但人们什么时候见过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从上到下有组织有系统的浮夸大比赛，天天放卫星，钢产翻番，亩产十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１、中国的官员都是上级选拔任命的，他们只要获得上级的信任和赞赏，就可以飞黄腾达，不断高升。因此，大多数官员看重上级的信任和赞赏远胜于看重群众的信任和赞赏，灵魂深处只看重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群众负责。如果上级尤其是毛泽东再稍一放松甚至默许、纵容、鼓励，那种浮夸政绩之风就会急剧升温。正因为如此，在极权制依然存在的今天，热衷于政绩工程之类的浮夸风仍累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
２、公社的财产是大家的，社长、书记搞浮夸，升官受奖得大利，高征购则由大家出，何乐而不为？如果公社的财产是社长、书记的，高征购的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哪个社长书记还会再去搞浮夸？
众所周知，这种毛式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刘少奇则主张推行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对毛式社会主义刘是组织服从，不得不跟随。浮夸风，应该由毛式社会主义的被迫追随者而不是由它的创建者来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二、从中央分一二线看，浮夸风最猛的1958年，正是毛泽东把守在一线经济前沿的时期。
为了把水搅混，骗人骗已，毛迷还特别在歪曲中央领导人一二线的划分上下猛药。请看毛迷是怎么说的：「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担任国家主席。1953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一线（国家日常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并于1959年正式担任国家主席。由于需要整个官僚系统的配合，浮夸风一定是由一线发动的，所以只能是刘少奇及其心腹了。」「浮夸风是（身处一线的）刘少奇和小平联手搞的」。
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１、毛泽东最爱的就是权，他绝不会容许主抓日常事务的一线领导人有超过自己的权力。因为那就简直等于「篡党（篡毛）夺权」了！所以即使刘邓真正处在第一线之时，刘少奇也仅仅是他以党治国的大管家，邓小平也仅仅是他的大秘书而已。即使大傻子也明白，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实质上的君臣关系：毛要刘邓上刘邓就能上，毛要刘邓下刘邓就得下，毛要刘邓在全国挨批斗刘邓就得在全国挨批斗，毛要刘邓生刘邓就能生，毛要刘少奇死刘少奇就得死，毛要邓小平保留党籍邓小平就能保留党籍。因此，在毛的专制权威下，刘邓也不能不看毛的态度行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
２、毛在1954～1959年4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但是党的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新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仅是外国人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３、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受刘少奇支持的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并且收回要退居二线的说法，很不服气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决定亲自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领导 「大跃进」。
４、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用「反反冒进」点名狠批周恩来提出的、刘少奇支持的反冒进之后，刘周即完全失去经济工作的主导权，刘少奇和周恩来实际上就已退到第二线了，周恩来、陈云更是靠边站了。而1958年～1959年4月，毛泽东不但正式担任着国家主席，而且走上经济建设前沿，主要依靠邓小平的书纪处，直接指挥大跃进。这个时期也是毛一生指挥经济建设最多，有关经济建设的中央会议特别多，对经济工作指示特别多，下去视察发动特别多的时期。所以大跃进的主帅是毛泽东，副帅也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而毛处在一线任国家主席并直接领导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4月也正是中国大地浮夸风最猛烈的时期。
然而毛迷们竟非但不让作为经济建设前沿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这个时期暴发的猛烈的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不顾历史事实，要实际上被迫从经济建设前沿退下来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为了把水搅混，骗人骗已，毛迷还特别在歪曲中央领导人一二线的划分上下猛药。请看毛迷是怎么说的：「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担任国家主席。1953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一线（国家日常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并于1959年正式担任国家主席。由于需要整个官僚系统的配合，浮夸风一定是由一线发动的，所以只能是刘少奇及其心腹了。」「浮夸风是（身处一线的）刘少奇和小平联手搞的」。
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１、毛泽东最爱的就是权，他绝不会容许主抓日常事务的一线领导人有超过自己的权力。因为那就简直等于「篡党（篡毛）夺权」了！所以即使刘邓真正处在第一线之时，刘少奇也仅仅是他以党治国的大管家，邓小平也仅仅是他的大秘书而已。即使大傻子也明白，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实质上的君臣关系：毛要刘邓上刘邓就能上，毛要刘邓下刘邓就得下，毛要刘邓在全国挨批斗刘邓就得在全国挨批斗，毛要刘邓生刘邓就能生，毛要刘少奇死刘少奇就得死，毛要邓小平保留党籍邓小平就能保留党籍。因此，在毛的专制权威下，刘邓也不能不看毛的态度行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
２、毛在1954～1959年4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但是党的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新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仅是外国人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３、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受刘少奇支持的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并且收回要退居二线的说法，很不服气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决定亲自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领导 「大跃进」。
４、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用「反反冒进」点名狠批周恩来提出的、刘少奇支持的反冒进之后，刘周即完全失去经济工作的主导权，刘少奇和周恩来实际上就已退到第二线了，周恩来、陈云更是靠边站了。而1958年～1959年4月，毛泽东不但正式担任着国家主席，而且走上经济建设前沿，主要依靠邓小平的书纪处，直接指挥大跃进。这个时期也是毛一生指挥经济建设最多，有关经济建设的中央会议特别多，对经济工作指示特别多，下去视察发动特别多的时期。所以大跃进的主帅是毛泽东，副帅也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而毛处在一线任国家主席并直接领导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4月也正是中国大地浮夸风最猛烈的时期。
然而毛迷们竟非但不让作为经济建设前沿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这个时期暴发的猛烈的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不顾历史事实，要实际上被迫从经济建设前沿退下来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三、从官僚系统看，大刮浮夸风的官僚系统正是毛泽东的官僚系统而不是刘少奇的「心腹」。
在毛泽东集党的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国家最高首脑于一身的专制权力之下，浮夸风时期的官僚系统只能是毛泽东创建的官僚系统，就连刘少奇、邓小平本人都是毛泽东亲自选拔的心腹。此时的毛和刘少奇在观念上的分歧仍属于不可避免的正常分歧。毛反反冒进点名批周，而不批支持他的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刘和邓不但没有联手，而且更不可能形成自已的独立于毛式官僚系统之外的「官僚系统」。即使刘1959年4月担任了主管国家日常事务的国家主席之后，在党管干部、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下他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毛的「官僚系统」。
在毛泽东集党的最高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国家最高首脑于一身的专制权力之下，浮夸风时期的官僚系统只能是毛泽东创建的官僚系统，就连刘少奇、邓小平本人都是毛泽东亲自选拔的心腹。此时的毛和刘少奇在观念上的分歧仍属于不可避免的正常分歧。毛反反冒进点名批周，而不批支持他的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刘和邓不但没有联手，而且更不可能形成自已的独立于毛式官僚系统之外的「官僚系统」。即使刘1959年4月担任了主管国家日常事务的国家主席之后，在党管干部、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下他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毛的「官僚系统」。
１、【几个饿死人的省委书记，他们又是谁的势力？为什么文革期间被残酷迫害了？为什么后来又被平反了？】几个饿死人的省委书记同样是毛泽东的心腹，否则，他们就休想当上省委一把手。在高指标的大跃进和浮夸风浪潮中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李井泉、柯庆施都被毛泽东迅速提拔为政治局委员了。至于李井泉、吴芝甫等人「文革期间被残酷迫害」，与刘邓的遭遇相近，那是因为文革是以是否支持毛的文革路线划线而不是以是否支持过浮夸风划线。后来毛的文革路线被否定了，这些人自然也就平反了。
２、【 邓主持吴芝圃的追悼会上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这里为什么不在悼词中写上吴刮浮夸风的责任？原因很简单，新中国从没有在悼词中写上逝者的缺点、错误、罪责的先例。至于「全部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其前提必须是「诬蔑不实之词」，那些不是「诬蔑不实之词」的错误和罪责，自然不能推倒。所以毛迷在这里同样捞不到半根稻草。
３、【为什么这三十年来从没有人追查这些官僚的责任，而是一股脑的把脏水泼到毛主席身上？】中央这三十年来从没深究过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浮夸风中的具体责任，不过是本着邓小平关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像」，只是点到为止。完全不点，怎么能吸取历史教训？那段党史、国史又怎么写？如果像毛迷那样，以为捞到了半根稻草，就穷追猛打，要求追查浮夸虚报高征购导致许多人饿死的凶手，那么倒霉的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官僚系统」，更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光辉形像」、「社会主义的光辉形像」都将因此而遭受严重的毁损。这显然不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央所愿看到的，因为这个江山毕竟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过来的啊！然而愚不可及的毛迷竟然要求【追查凶手】，这不是公然把毛泽东拉出来让世人XX吗？可见此人的思维是多么混乱！多么么迟钝！多么愚蠢！
２、【 邓主持吴芝圃的追悼会上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这里为什么不在悼词中写上吴刮浮夸风的责任？原因很简单，新中国从没有在悼词中写上逝者的缺点、错误、罪责的先例。至于「全部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其前提必须是「诬蔑不实之词」，那些不是「诬蔑不实之词」的错误和罪责，自然不能推倒。所以毛迷在这里同样捞不到半根稻草。
３、【为什么这三十年来从没有人追查这些官僚的责任，而是一股脑的把脏水泼到毛主席身上？】中央这三十年来从没深究过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浮夸风中的具体责任，不过是本着邓小平关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像」，只是点到为止。完全不点，怎么能吸取历史教训？那段党史、国史又怎么写？如果像毛迷那样，以为捞到了半根稻草，就穷追猛打，要求追查浮夸虚报高征购导致许多人饿死的凶手，那么倒霉的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官僚系统」，更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光辉形像」、「社会主义的光辉形像」都将因此而遭受严重的毁损。这显然不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央所愿看到的，因为这个江山毕竟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过来的啊！然而愚不可及的毛迷竟然要求【追查凶手】，这不是公然把毛泽东拉出来让世人XX吗？可见此人的思维是多么混乱！多么么迟钝！多么愚蠢！
四、从指导思想上看，浮夸风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持续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
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农业部部长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尖锐地嘲笑他「像一个小脚女人」，罢了他的官。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序言的发表，导致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
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的冒进倾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1957年毛泽东不仅在社会上掀起反右派运动，把55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牛鬼蛇神，同时又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１月南宁会议到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搞起了“反反冒进”运动，尖锐地点名批判周恩来，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而且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反复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必然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以强大政治压力，迫使和推动他们接受和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不断推出本部门或本地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和超高指标，从而最终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泛烂成灾。当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中断纠左再度反右倾之时高指标和浮夸风又再度泛烂成灾。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浮夸风确实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反复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然而毛迷们非但不让毛泽东对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导致的灾难性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硬要因支持反冒进而靠边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农业部部长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尖锐地嘲笑他「像一个小脚女人」，罢了他的官。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序言的发表，导致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
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的冒进倾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1957年毛泽东不仅在社会上掀起反右派运动，把55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牛鬼蛇神，同时又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１月南宁会议到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搞起了“反反冒进”运动，尖锐地点名批判周恩来，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而且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反复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必然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以强大政治压力，迫使和推动他们接受和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不断推出本部门或本地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和超高指标，从而最终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泛烂成灾。当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中断纠左再度反右倾之时高指标和浮夸风又再度泛烂成灾。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浮夸风确实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反复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然而毛迷们非但不让毛泽东对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导致的灾难性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硬要因支持反冒进而靠边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
五、从直接原因看，浮夸风是毛泽东强力推动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持续大跃进的必然结果。
高指标是当年持续大跃进的主要特征。在当时那种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有高指标才有高速度，有高速度才有大跃进，否则只能有小跃进和不跃进。因此，只有持续的高指标，才有持续的大跃进。而超常的高指标尤其是持续的超常高指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虚报浮夸。搞浮夸的人受到上级的赞赏甚至被重用，不搞浮夸的人反而挨批判甚至被罢官，搞浮夸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浮夸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争先恐后地搞起浮夸大比赛了，于是浮夸之风也就愈刮愈猛了。
而高指标、超常高指标和持续超常高指标正是毛泽东带头搞起来和强力推动的。
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八年二月号总第71期周震的文章《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提供了如下数据。在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赶超英国的目标：「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当时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指钢铁产量方面。随后刘少奇即于12月2日在全国工会八大上，向全国人民传达并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又阐述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其后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对此报告十分赞赏。6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提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伟大领袖批示的这个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了基层单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从1957年的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又提出：「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请看，不但钢的产量连年持续「翻番」，就连地里长的粮食也要连年持续「翻番」，这难道还不是持续超常的高指标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强力推动下，高指标、超常高指标、持续超常的高指开始在全国上下和各个部门迅速蔓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为了迎合毛泽东和上级持续大跃进的意图，又普遍层层加码。反过来毛泽东和上级又以为下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可挖，于是又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指标。这就难怪毛泽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赶上英国的目标从十五缩短到十年、五年、三年，直到两年了。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下列宏大目标和宏伟蓝图：「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同时毛泽东还为实现自已的宏伟目标和高指标制定了纪律：「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毛泽东和他的「官僚系统」搞出的这套越来越高又层层加码的超常高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完成这些高指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造假，不断浮夸，越夸越大，于是1958年很快就成了连绵不断的「特大卫星」喜报年。
由于浮夸风等五风造成的问题不可收拾，继续下去要动摇国之根基，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为制止浮夸风等五风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毛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铁证如山！
高指标是当年持续大跃进的主要特征。在当时那种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有高指标才有高速度，有高速度才有大跃进，否则只能有小跃进和不跃进。因此，只有持续的高指标，才有持续的大跃进。而超常的高指标尤其是持续的超常高指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虚报浮夸。搞浮夸的人受到上级的赞赏甚至被重用，不搞浮夸的人反而挨批判甚至被罢官，搞浮夸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浮夸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争先恐后地搞起浮夸大比赛了，于是浮夸之风也就愈刮愈猛了。
而高指标、超常高指标和持续超常高指标正是毛泽东带头搞起来和强力推动的。
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八年二月号总第71期周震的文章《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提供了如下数据。在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赶超英国的目标：「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当时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指钢铁产量方面。随后刘少奇即于12月2日在全国工会八大上，向全国人民传达并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又阐述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其后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对此报告十分赞赏。6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提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伟大领袖批示的这个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了基层单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从1957年的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又提出：「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请看，不但钢的产量连年持续「翻番」，就连地里长的粮食也要连年持续「翻番」，这难道还不是持续超常的高指标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强力推动下，高指标、超常高指标、持续超常的高指开始在全国上下和各个部门迅速蔓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为了迎合毛泽东和上级持续大跃进的意图，又普遍层层加码。反过来毛泽东和上级又以为下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可挖，于是又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指标。这就难怪毛泽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赶上英国的目标从十五缩短到十年、五年、三年，直到两年了。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下列宏大目标和宏伟蓝图：「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同时毛泽东还为实现自已的宏伟目标和高指标制定了纪律：「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毛泽东和他的「官僚系统」搞出的这套越来越高又层层加码的超常高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完成这些高指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造假，不断浮夸，越夸越大，于是1958年很快就成了连绵不断的「特大卫星」喜报年。
由于浮夸风等五风造成的问题不可收拾，继续下去要动摇国之根基，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为制止浮夸风等五风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毛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铁证如山！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京客
源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简介：没有任何简介.
岭南文抄公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青海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
发布时间:2010-06-24 09:37 作者:尹曙生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副省长薛克明等领 导人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据我所知，1958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0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55万。减去 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还有5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 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 谈话。次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代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常驻西安，主持青海党、政工作的是王昭。
王昭1917 年生于河北平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 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
青海省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只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 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只对其中个别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被开除党籍、公职，省军区司令员孙光降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温和的整风运动中受处分者，文化大革命中必然反过来批斗王 昭，而且随后不仅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 记继续留任(其中薛宏福一直做到1971年)，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做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 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对待冤假错案，也由原处理机关复查。从 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了本省捕、判的35825个案件，占三年捕判总人数的57%；释放了13673人，到1962年底又释放了4000 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 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 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 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 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 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8月，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 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 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 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 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 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 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 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 昭，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一个多月后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 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13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 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 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 “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 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 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 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 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 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 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 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四清”中王昭的偏“左”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竖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 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蜕化变质，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还没有断子绝孙的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 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 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 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或者突然变成控诉“大跃 进”所受的苦：人民公社成立后，怎么把家里东西共产了，怎么扒家里的房子、砸家里的铁锅，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
王昭要求每个生产大队都要开好对敌斗争大会。为此，他把西宁市公安局长担任工作组长的大队作为试点，其它十几个生产大队工作组来观摩、“取经”。可是对敌 斗争大会却变成了控诉大会，王昭非常气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 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 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 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 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48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3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 30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设想，要把农村新恶霸把持的村政权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 维金。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 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 粮食，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 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活路。很多干部自 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 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王昭蹲点的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 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王昭为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 划”的地主、富农成分和分子。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3万多地主、富农 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冤案。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 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 倾路线发展到极至。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 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 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 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 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王昭的悲惨末日也快到了，只是他并不知道。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 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邓小平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 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 馆，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 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 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只住一个晚上，他喜欢打 麻将，哪会看书？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王昭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的嗅觉太不灵敏，把毛泽东要打倒的刘少奇的著作也放到房间里，成了日 后造反派揪斗他的重要理由。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 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闷闷不乐，可见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派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 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几乎没有作什么指示，可见心情之沉重。雪鸡他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但是狗肉 就没有吃。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由于邓小平心情不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 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 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 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 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些。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外地治疗。红卫兵起来造反，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 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 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和冲击省委的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 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 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 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 子。有大字报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 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 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苏太福，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 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撬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 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 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 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古城西宁，寒风凛冽，阴云密布，沙尘暴 不时光临，预示着一场大灾难就要降临。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 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凌晨，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 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报社里面血流成河。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 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 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 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 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王昭、赵永夫、张晓川定 为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 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为这一惨案负责当然是对的。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 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 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 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 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造反派来人揪斗，并要把王昭带回青海，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接到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 命安全。”
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周恩来这时这样说，让人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 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周恩来的指示反而成了青海造反派拘禁、批斗王昭的理由。
“烧而不焦”，这是什么语言？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中，毛泽东对女儿李敏说：“人批得过火了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 能吃了。”周恩来是否从此受到启发，才做出指示，不得而知。可正是这个指示，使王昭陷入绝境。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 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 被烧了几十个血泡。恐怕王昭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到青海来纠正极左路线，却要被极左路线扼杀在这里。
几个月后，经周恩来签字批准，王昭被 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 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还孜孜不倦写信，共有12封之多，只能是白费力气了。
王昭对专案组指 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 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昭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公安部工作的人 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且，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过意见，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 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 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而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 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当后勤部副部长，由少将正军级干部降到副师级。如果错误不是很严重，不会这样处理。笔者不了解军队在整风中暴 露出哪些问题，但是我想不会比公安机关好。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 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 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 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发布时间:2010-06-24 09:37 作者:尹曙生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副省长薛克明等领 导人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据我所知，1958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0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55万。减去 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还有5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 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 谈话。次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代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常驻西安，主持青海党、政工作的是王昭。
王昭1917 年生于河北平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 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
青海省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只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 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只对其中个别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被开除党籍、公职，省军区司令员孙光降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温和的整风运动中受处分者，文化大革命中必然反过来批斗王 昭，而且随后不仅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 记继续留任(其中薛宏福一直做到1971年)，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做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 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对待冤假错案，也由原处理机关复查。从 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了本省捕、判的35825个案件，占三年捕判总人数的57%；释放了13673人，到1962年底又释放了4000 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 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 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 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 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 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8月，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 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 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 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 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 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 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 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 昭，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一个多月后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 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13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 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 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 “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 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 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 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 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 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 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 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四清”中王昭的偏“左”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竖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 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蜕化变质，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还没有断子绝孙的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 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 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 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或者突然变成控诉“大跃 进”所受的苦：人民公社成立后，怎么把家里东西共产了，怎么扒家里的房子、砸家里的铁锅，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
王昭要求每个生产大队都要开好对敌斗争大会。为此，他把西宁市公安局长担任工作组长的大队作为试点，其它十几个生产大队工作组来观摩、“取经”。可是对敌 斗争大会却变成了控诉大会，王昭非常气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 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 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 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 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48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3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 30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设想，要把农村新恶霸把持的村政权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 维金。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 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 粮食，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 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活路。很多干部自 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 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王昭蹲点的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 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王昭为此撤了工作组长的职。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 划”的地主、富农成分和分子。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3万多地主、富农 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冤案。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 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 倾路线发展到极至。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 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 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 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 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王昭的悲惨末日也快到了，只是他并不知道。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 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邓小平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 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 馆，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 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 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只住一个晚上，他喜欢打 麻将，哪会看书？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王昭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的嗅觉太不灵敏，把毛泽东要打倒的刘少奇的著作也放到房间里，成了日 后造反派揪斗他的重要理由。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 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闷闷不乐，可见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派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 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几乎没有作什么指示，可见心情之沉重。雪鸡他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但是狗肉 就没有吃。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由于邓小平心情不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 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 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 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 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些。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外地治疗。红卫兵起来造反，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 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 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和冲击省委的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 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 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 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 子。有大字报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 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 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苏太福，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 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撬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 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 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 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古城西宁，寒风凛冽，阴云密布，沙尘暴 不时光临，预示着一场大灾难就要降临。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 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凌晨，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 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报社里面血流成河。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 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 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 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 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王昭、赵永夫、张晓川定 为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 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为这一惨案负责当然是对的。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 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 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 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 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造反派来人揪斗，并要把王昭带回青海，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接到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 命安全。”
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周恩来这时这样说，让人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 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周恩来的指示反而成了青海造反派拘禁、批斗王昭的理由。
“烧而不焦”，这是什么语言？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中，毛泽东对女儿李敏说：“人批得过火了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 能吃了。”周恩来是否从此受到启发，才做出指示，不得而知。可正是这个指示，使王昭陷入绝境。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 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 被烧了几十个血泡。恐怕王昭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到青海来纠正极左路线，却要被极左路线扼杀在这里。
几个月后，经周恩来签字批准，王昭被 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 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还孜孜不倦写信，共有12封之多，只能是白费力气了。
王昭对专案组指 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 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昭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公安部工作的人 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且，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过意见，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 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 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而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 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当后勤部副部长，由少将正军级干部降到副师级。如果错误不是很严重，不会这样处理。笔者不了解军队在整风中暴 露出哪些问题，但是我想不会比公安机关好。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 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 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 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作者:杨继绳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数据计算，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同上）。用官方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由于城乡分割，大饥荒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时间滞后；农村形势好转到城市形势好转也有一个时间滞后。我将前者称为“顺向时滞”，后者称为“逆向时滞”。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我从县城中学考进了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2个月了。入校后，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说，1959年刚入校时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而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条小街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虽然食品质量不好却不要粮票。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的，我们高兴地饱餐了一顿。1962年春，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
【“顺向时滞”约十个月】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是由在城市的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相对农村而言，城市的饥荒有一个时间滞后。大多数城市的饥饿晚来10个月左右，而首都北京时滞更长一些，大约有一年。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农村比城市好转得早】
由于1958年冬开始饿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几项对农村放松控制的政策，有些地方实行变相的包产到户。1959年秋反右倾时，中共中央5月颁布的几项政策受到批判，包产到户受到打击。1960年大量饿死人，各地又自发搞起变相包产到户。为了缓解饥饿，1961年开始，各地又自发搞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农民称包产到户是“救命田”。有了“救命田”，农民自己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农村粮食多了起来。1961年秋冬，多数省份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1962年更加好转，由于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村有粮食上市。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至5千斤，成交70%至8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是：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1961年冬到1962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自1953年12月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议上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3年，农村粮食形势开始好转，但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水平还是很低，详见下表。
在今天看来，每月26.55斤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没有其他副食品的情况下，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的全部热量来源。下表是粮食部公布的数字：
实际上，各级政府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减少了一部分。如鞍山钢铁公司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定量只有27.5斤。（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1961，全宗1，案卷233）
【“逆向时滞”的效应】
城市和农村的逆向时滞，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跑了1700多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跑了845个工人。工人们对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４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38号）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
在逆向“时滞”面前，城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立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此时已能自给。公司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以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的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年11月9日）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就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作者系文史学者、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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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 | |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尹曙生
2012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尹曙生
2012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十问诸暨： 让陈露含冤入狱是谁的意旨？
【关注民生，健康审美，努力做有思想有营养的微...
十问诸暨：
让陈露含冤入狱是谁的意旨？
2013年7月，《亚洲新闻周刊》发表了《我以初夜换清白——浙江美女幼师陈露含冤入狱》一文，8月14日至16日，主笔黄金哥奔赴诸暨，实地走访了天车罗村村民、被侵占的28亩留置地现场、案发现场诸暨市人民医院城东分院、城东派出所、诸暨市检察院、诸暨市法院等机构，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我们可以确信——陈露的被捕入狱，包括陈露的父亲、为村民维权的原村主任陈宝良，还有其它被捕的三个老太太，还有村里被通缉的5个老人，还有更多被打伤的村民们……都是当地官商勾结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上访乃至反抗，也都是某些基层官员与机构利欲熏心实行虐民政策的必然产物！
根据记者的调查走访，不禁心里淤积了许多疑问，既然陈露事件已经成为网络上的公众话题，遮盖不住，我们不妨根据习近平先生着重提出的“践行群众路线”，十问诸暨：
一问诸暨市领导：
你们不把“枫桥经验”当回事吗？习近平先生还有必要去诸暨吗？
值此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之际，任何负责任的地方当局，都不应该继续推行虐民政策，不能与民争利，应该让利于民，发扬“枫桥经验”——即把矛盾妥善化解在基层、不上交矛盾的经验，而不是七年来持续打压村民、抓捕村民、造成官民对立贫富分化的经验！
今年九月份是“枫桥经验”五十周年，据闻习近平先生要来诸暨视察、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诸暨应该当机立断，迅速无罪释放被捕村民陈宝良、陈露、李友宝、陈小红、翁秋英，停止通缉抓捕村里其它老人家！
然后组织有村民、开发商、基层政府、网友代表参加的协调会议，化解历史积怨，实现社会和谐，群策群力促进诸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诸暨成为全国最文明的城市，无愧于西施故里的美誉！
如果是这样，作为记者，我们很愿意为诸暨做正面的宣传报道，而不是接受封口费！
二问诸暨市警方：
抓捕打压村民，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文明社会的警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支柱、是市民的保护神！
然而，我们诸暨警方，你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是否当得起这个称呼？
在天车罗村村民上访的七年里，开发商多次雇凶殴打村民，作为警方，经常是站在开发商一方，对抗村民，甚至在开发商殴打村民之前，现场居然有警察喊出“你们打好了、我们不管了”！
于是大批村民被殴打得头破血流，而警方却从来不抓捕那些被雇来的打手，却一直抓捕村民，哪怕是老头老太太，照样抓捕通缉，哪怕是陈露这样偶尔回乡探亲的小女孩，也作为首犯定两条罪名……
即使你们能够把所有村民、村民所有的亲友、甚至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抓捕起来，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解决不了！而只会积累更多更大的怨恨，造成社会更多的不和谐，这——难道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你们这样做，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只能造成官民对立。
你们到底有多大的仇——要这样损害诸暨市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损害国家和党的根本事业？！
如果你们愿意重塑警民关系，应该从迅速释放村民开始，将功补过！
当然，清除警方内部与黑社会勾结打压村民的败类、抓捕殴打村民涉嫌谋杀陈宝良的暴徒、调查王晓春藏匿毁弃关键证据、边柏明殴打陈露违规办案等，也是当务之急！
三问诸暨市警方：
涉嫌谋杀陈宝良和殴打村民的凶手，你们为什么不抓捕？
陈宝良在部分官员的眼里，也许是个“刁民”，因为他软硬不吃，为村民维权七年，哪怕双手被打断、哪怕宝贝女儿陈露被抓捕、哪怕有官员要挟他不妥协就重判陈露和他自己……他还是不妥协！
记者实地探访后认为，既然开发商已经开工建设许久，各栋大楼即将封顶，此时退回土地也不可取，那么，或者是村民补偿开发商建设费用收回土地及建筑物，或者是开发商给村民一定安置房及补偿，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双方乃至多方协商解决，而不应该把这28亩留置地的提议申办者、两届民选村主任陈宝良，打伤抓捕！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陈宝良在2010年6月2日下午16:40左右，遭到四名歹徒的预谋杀人，一名歹徒用铁棍砸向他的头部，陈宝良下意识用右手阻挡，结果被打断粉碎！
而在此之前，是暨阳街道城东管理处副书记徐捷带领4人到丽水陈宝良工厂！
警方是否应该立案调查此次故意谋杀未遂案？！
而到2012年10月3日，陈宝良另外一只手再次被暴徒打断，头破血流，不得已住院，而随之而来的，是看望父亲的陈露被抓捕，陈宝良不肯拿女儿妥协被抓捕，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的伤势得不到正常医治，警方也不肯对他的伤手做鉴定（最终鉴定成轻伤），最终，悲情英雄陈宝良将被判刑，而打断他双手的那些暴徒们无一被捕！
如果诸暨警方是这样偏袒行凶殴打村民的暴徒一方，那么你们和暴徒们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暴徒们拿起铁棍子殴打村民、而你们拿起权力摧残村民，还谈什么法律的尊严？
四问诸暨市警方：
抓捕回乡探亲的弱女子陈露，你们心安吗？
如果说陈宝良妨碍了个别人的发财美梦，比如堂堂公安局副局长黄章才宁可委身为暨阳街道办事处主任勾结其表兄天车罗村书记陈铁忠、比如暨阳街道城东管理处书记翁国灿勾结堂兄弟开发商翁富明，实现了官商警合一，共同侵占天车罗村28亩留置地，那么陈露的被捕就纯粹是个冤案——她从来没有妨碍谁，只是她不幸成了悲情英雄陈宝良的女儿！
如果脑袋不是猪，绝不会认为杭州幼师陈露回乡探亲，到医院看望受伤住院的父亲，会有犯罪的动机和意图！
换成是你们警员，看到父亲被打成伤残住院，母亲被歹徒踹下六七级台阶，你们作为人子人女，作何感想？！
暴徒们在工地上殴打村民后，又乘坐救护车到医院继续追打看病的村民，最后又冲向无辜的陈露，陈露当时逃到大厅里，而有个暴徒紧追不舍，陈露随手抄起一个灭火器，进行自卫，几个看病的村民也支援陈露反击暴徒，暴徒逃之夭夭！
而那个王医生既不制止暴徒，也不表明身份，更没按医院规定穿着医护制服，却二话不说，冲上来夺下陈露手中的灭火器，任何人都会产生误解，以为他是暴徒那边的人！
当陈露和表姐走出大厅，突然在门口再次看到王医生，惊魂未定的陈露害怕地悄悄告诉表姐，“刚才就是他夺我灭火器的”，却被后面的一个村民，以及一个陈露根本不认识的外村青年听到，他们把王医生当成暴徒追打，造成了轻伤！
而陈露，哪怕当时只是和表姐在一起发呆，也被办案人员巧立名目，罗织入狱：对她先是以“寻衅滋事”刑拘，发现罪名不成立，再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逮捕，发现罪名也站不住脚，现在又加上“故意伤害”，弄成两条罪名，成了“第一被告”和“首犯”了？！
可是，摸摸你们的良心，你们不抓捕那些殴打村民的凶手、不抓捕打断陈宝良双手的凶手、不抓捕殴打陈露和母亲的凶手，却抓捕这样一个涉世未深、对社会毫无危害可言的女孩，甚至亲自动手打人的两个男人都可以取保，你们坚决拒绝给陈露取保——你们，真的心安吗？！
这样一个如花似玉、清纯纯洁、少不更事的幼儿园教师，就这样被你们给毁了青春、爱情、梦想，甚至毁了一生……
你们和她，有那么大的仇吗？！
五问诸暨市警方王晓春：
为什么要诱供陷害陈露？那些关键的视频被你吃了吗？
听说你办陈露案件“有功”，被上司赏识，提拔担任副所长了？
我不知是该恭喜你升职呢、还是担心你会在更高的位置上祸害更多的人？
因为不知道你“功”在何处？！
就目前网上公布的你审讯陈露的录音来听，你涉嫌诱供之罪！
就你调取了案发现场全部视频，却不肯在案卷中放入王医生被打那关键时刻的视频来说，你涉嫌毁灭或藏匿关键罪证，更是渎职之罪！
记者在医院现场实地走访，发现案发现场附近，共有6处摄像头，其中两个在大门口，两个在入口处，也就是说，王医生被打现场、包括之前陈露母女被殴打现场，都有翔实的监控录像在，而且绝对不止一个角度一份视频！
而且，根据保安队长的证言和记者对接任警官杜益宇的访问，都表明你已经把全部调取；甚至你在审讯陈露的过程中，也多次严肃强调你已经看过全部视频，那么——请你拿出证明陈露有罪的关键视频来！
如果你要狡辩说监控室没电了，那么，你们偷偷用小马甲放出来的陈露在大厅用灭火器反击暴徒的视频又是从何而来？！
是不是一开始就怕大家讨要关键视频、打算耍赖说没有视频，所以你们都不敢用@平安诸暨或者@浙江在线的号来放那段视频啊？如果不理亏，应该堂堂正正地用官方账号发布真相啊？怎么弄得倒像一个小偷无赖？
请记住——你是一个警察，不是别人的走狗，让你咬谁就咬谁！
作为男人，你应该绅士一点，保护弱女子；
作为警察，你有责任爱护你的属地居民，而不是任意陷害！
六问诸暨市警方边柏民：
你半夜把陈露带出看守所，意欲何为？
记者不喜欢偏听偏信，所以几次电话，想了解你的说法。
然而，你几次一听到“陈露”两字，都借口“你打错电话了”，而匆匆挂断！
如果没做坏事，何必如此心虚？！
当然，听说你也“因功”升职了，到出入境科做副科长，又听说你嫌清水衙门不给力，借调到经侦大队当官去了！当然，还听说你为人霸道，许多警察同事都对你很不满！
这些我们不深究，但我们必须深究的是：
你在2012年10月9日夜间七点多，从诸暨看守所把陈露带走，去了哪里？为什么半夜一点半才带回来？？？
如果是审讯，你完全不必急于午夜审讯，陈露没有多大的案子、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犯不着午夜加班审讯陈露，而且——看守所有非常完善的许多提审室，还有可以证你清白的审讯摄像头……可是，为什么你非要把陈露带出看守所？！
你带她去了哪里? 到底对她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陈露在看守所天天哭泣、为什么她一直指证你对她殴打？而不是指证王晓春等其它哪怕是藏匿视频的办案人员？！
在陈露被派出所关押之初，就有村民宣志明亲眼看到陈露被两名警察监控走下楼梯时腿瘸着，样子惨不忍睹……
又有受伤村民宣锋证实说派出所不给包扎伤口，听到陈露哭诉说：“他们打我、踢我……”
因赌博进出看守所的其他村村民说，你们有一次把陈露下午四点多提审带走，半夜两点多才带回来，陈露从此就天天哭……
而陈露的诸暨辩护律师孟行对陈露姐姐说：你们不要让我再去看陈露了，每次她都哭得说不出话来，好像很多委屈……再去，我也要跟着落泪了！
那么，为什么陈露不惜以一个女性最宝贵的“初夜”要换“清白”？
除了遭到你的殴打，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让陈露害怕自己的“初夜”如同“清白”一样，会随时被你们亵渎？！
所以——她急于昭告天下——她现在还是“处女”，宁可把“初夜”献给任何能够救她的人——无论老少美丑，也不愿平白无故被害她的人夺走？！
如果你也是“清白”的，请你提供你午夜提审陈露的审讯视频！
七问诸暨市警方城东派出所：
你们为什么不抓捕殴打村民的凶手及幕后黑手？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诸暨人民医院城东分院离城东派出所只有——8米之遥！
也就是说，仅隔了一条八米宽的马路，就是医院与派出所！
那么——是谁给了那些黑社会打手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乘坐120救护车追到距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医院去打人？
而在村民们饱受殴打追打的几十分钟里，半分钟就可以到达现场的派出所警方居然不及时出警？直到暴徒们再次顺利地坐上救护车离开现场，警方才姗姗来迟？
来迟就来迟吧，按照审讯陈露的王晓春录音中所说，警方知道暴徒们先追打了陈露，也带走了几个，还说要调查此事——那么，那些凶手们现在哪里？
为什么被抓捕被起诉即将被重判的始终只有这些被打伤打残的可怜村民以及探亲受害的陈露姑娘呢？
你们难道忘记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使命了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职责永远只有一个吗——那就是保护辖区的居民，不受任何非法伤害！你们是人民的警察，不是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爪牙！
陈露被抓捕入狱后，所有责任人貌似都“因功”升职了，但是——不管你们升官到哪里，做过的恶如果不修正补过就永远不会被忘记！
2012年10月4日，在暴徒与村民之间，你们也出警了，但是为什么还会造成在工地以及在医院的两次暴徒殴打村民的恶性事件？你们为什么不给伤势最严重陷入昏迷的村民宣志侃等做伤势鉴定，并立案抓捕那些凶手？
多名村民举报证实，警号为“043275”的警员在暴徒殴打村民之前，喊了一句“你们要打架，我们不管了”，难道他身为警察，可以这样渎职吗？！
八问诸暨市检察院：
你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依法撤诉？
记者走访诸暨市检察院，感慨良多，这里既有一身正气的反贪局检察官们，依法查处逮捕了天车罗村三名贪腐村官及开发商翁富明，给了村民们正义的期望，但同时也传来了有关方面干涉办案要求给贪官奸商们取保候审以及消除部分供述的消息……
所幸，他们还在努力坚守，只是我们不知道——在权力大于法的现实面前，他们还能坚守法律的底线多久？！
而与此相关的陈露案，也由诸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记者访问起诉科科长李莉：为什么在陈露纯属探亲自卫、毫无犯罪的意图前提下，检察院居然要把陈露当七名被告中的首犯去起诉、甚至加以两条罪名？！
李科长只是以采访需要经过办公室为由拒绝回答案情；
而检察官何琼，一听到“陈露”两字就色厉内荏，连接过记者手中《亚洲新闻周刊》杂志、参看陈露案件的采访报道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关门反锁！
记者耐心在门外等候两个小时之后，在仅有的一分钟开门时间里面，忍不住告诉何琼：
“我不是来求你的，我是来帮你的！我等你两个小时，只要和你说一分钟的话：陈露的案子你办不好，就会成为你职业生涯的污点，被天下人唾骂一辈子！”
被何琼叫来的何科长，不断制止记者这一分钟里面的讲话，并拒绝回答为什么“陈露被移交检察院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而现在却又叠加了故意伤害的罪名”？
记者要把周刊给何琼参考，何科长也不断制止，说要经过办公室，而让他转交办公室，他却死也不肯！
记者最后忠告何检察官：“你们都是女人、都是80后，都刚参加工作不久，你应该明白：她有什么犯罪动机？有什么社会危害？！如果你们就这样轻易把她给判刑了，那就是毁了她的一生！”
最后，检察院办公室叶主任接过了记者递交给检察院领导及检察官参考的《亚洲新闻周刊》有关报道，听取了记者“不仅要搜集有罪证据，也要搜集当事人无罪证据，证据不足就应撤诉”的意见，表示会如实汇报有关领导。
我们真诚希望——诸暨检察院顶住权力的压力，既不放过贪腐分子，又不助纣为虐地迫害陈露父女和村民们！
九问诸暨市法院：
你们能不能捍卫司法尊严、宣告陈露父女无罪？
法律存在的意义，首先是保障国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决不是制造伤害的工具！
抱着这样的信念，记者8月16日下午5点十分来到诸暨市法院。
然而，虽然不是下班时间，记者没有在办公室找到主审法官陈小荣，工作人员说今天他也没开庭。
记者很奇怪，是不是走漏风声他听说记者要来预先躲起来？
当然，作为审判长，陈露案件的开庭日期他都不能确定；问他罪名，他还试图保密……
即使记者找到他，就能让他鼓足勇气、宣告陈露父女无罪释放？
这的确很难，但记者真的想弄明白——到底是谁、不把陈露置于牢狱不肯罢休？！是谁在背后，一直在指挥、抓捕、审判村民？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贪赃枉法的权力人，那么，诸暨法院就应该果断宣布——村民为自己维权被殴打，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而陈露探亲被殴认错医生身份，也不存在伤害故意，更不存在伤害行为（况且医生也曾经向警方提出撤销指控陈露的供状，但警方不肯！）
最关键的，希望你们调取网上公布的王晓春审讯陈露的原始录音，以及保安队长、王医生、打伤王医生者的原始口供，就知道——陈露无罪，罪在贪官奸商！
就按最简单的道理来说，你们现在审判的——全部都是被殴打受伤的村民，包括为村民维权的原村主任、本来置身事外的陈露教师、年过半百的几个老太太，而那些真正的打手们，为什么不抓捕不审判？这背后的不公正，不是显而易见吗？
十问诸暨市纪委：
为什么翁国灿那么有钱、远远超出合法来源？
论级别，暨阳街道只是科级，城东管理处不过是股级，即使干了几十年，升个副科级，也就仅此而已，可是小小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城东管理处书记翁国灿（现已调任城中管理处书记），被村民公开在网络举报拥有过亿资产！
这是否属实呢？
搜索“诸暨翁国灿”，可以看到《富贵书记翁国灿》以及《诸暨失地农民的控告信》等，里面指控翁国灿拥有过亿资产：“坐骑宝马X6,车牌浙DB9178；其妻:张小新，奥迪A8，车牌浙DJ9008；诸暨市双佳针纺织厂公司，法人代表张小新；房产店面有：大唐轻纺袜业城B区951一952；浣东中路25号，50.2平方；滨江中路5号，142.8平方；天成锦江花园，255.17平方套房；马岑下，别墅宅基地壹处，再围地8亩左右；与人合伙在城西开发区火车站边建18层楼卓联大厦商务楼一幢……”
不久前，《民主与法制时报》调查记者杜涛欣以及《西部时报》记者来到诸暨，村民们是这样评价翁国灿的：“人的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人的眼睛红了，心也就黑了……而他，压根就没心！”（参见《官民土地争夺战》以及《翁国灿：新农村建设路上的绊脚石》两篇报道）
本刊记者随村民的指点，来到非常宏伟的卓联大厦，如果指控属实，那么只这一栋宏伟的建筑，差不多也有上亿的资产！
如果按照工资收入，翁国灿恐怕再过几百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的财富，而国务院早就明文规定，严禁国家公务员及其直系亲属办厂开公司，即使翁国灿把上述资产全部转移到妻子家人名下，也是违法操作。
更让村民痛恨的，还不在于他钱多，在于他把陈宝良苦心积虑给村民申办来的28亩留置地，变成了村民们的伤心地！
村民们向记者反映说：
“其一，在翁国灿的操纵串标下，市值两个亿的28亩留置地被以508万超低价格卖给东伟集团；
其二，由于村民的极力反对，东伟集团无法施工，翁国灿再次将其中17.2亩低价卖给堂兄弟、开发商翁富明的广厦置业公司，总价2268万！而另外一场拍卖中，7.5亩的留置地就卖到3030万！
其三，翁国灿涉嫌勾结开发商及村官，贪污挪用留置地拍卖款及有关补偿！已经查实的有39万资金不知去向！
其四，2012年9月8日，城东管理处包村干部方槐军主持召开了有村支两委、党员和村民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了退地补款并在两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的决议，本来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契机。然而翁国灿矢口否认决议的存在，并继续纵容开发商违规施工，导致开发开发商与村民的尖锐矛盾，从此两败俱伤！
其五，在翁国灿的指使下，开发商动用黑社会力量，殴打村民，打断陈宝良双手，造成了今日陈露父女及村民们被打伤被抓捕被判刑的悲剧，而那些凶手们，无一落网！
其六，翁国灿违规操作，一年搞来五十多个宅基地名额，村民反映每家他收取几万元，仅此一项，就受贿百万余元！”
那么——最后请问诸暨市纪委：
为什么翁国灿那么有钱、来源合法吗？他涉嫌勾结堂兄弟开发商、非法侵占村民留置地，村民对他民愤这么大，造成的后果如此严重，是否应当被查处？
陆建峰
【新台币和人民币上都有谁?】新台币：100元-孙中山； 200元-蒋介石； 500元-少年体育主题； 1000元-小学教育主题； 2000元-科技主题。人民币：1元-毛泽东；5元-毛泽东； 10元-毛泽东； 20元-毛泽东； 50元-毛泽东； 100元-毛泽东；5毛-人民。[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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