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吴敬琏：改革就要打破党国大公司
在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吴敬琏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年前，吴敬琏出了一本自选集，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彼时，他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是，作为中国政府的高层幕僚，参与了经济改革诸多方案的制订。十年后，他更像一个犀利的批评家，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到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再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转变。如今新的十年正在开启，83岁的他出了一本书，书名直接就是《重启改革议程》。
在此次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吴敬琏谈到了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种种乱象，并由此论及改革顶层设计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他不回避政改话题，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这位老人的忧思正在加深，但他并不悲观，原因是，在“重庆模式”遇挫后，中国社会已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而共识，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
记者：你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据你观察，这种倾向近年来有何新表现？
吴敬琏：政府这几年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记者：这是不是跟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系？政府标榜自己支持创新。
吴敬琏：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记者：地方政府介入投资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格力电器在国内空调行业做得是最好的，但董明珠告诉我们，政府采购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份儿。
吴敬琏：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记者：所以程序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
吴敬琏：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记者：你刚才讲到了分配改革，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出原则、出路线图？
吴敬琏：先要分析分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成效不佳？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记者：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
吴敬琏：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记者：你认为新一届政府在任期内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吗？
吴敬琏：这个事情难说，但是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记者：你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呢？
吴敬琏：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记者：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
吴敬琏：不能说方向不明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记者：所以也可以说改革方向是不坚定的。
吴敬琏：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我说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政改为什么一直不能推动？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包括哪几种人？
吴敬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得一步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记者：现在体制内改革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吴敬琏：这没有统计。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我也不想去揣测到底他那边力量大还是我这边力量大。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记者：不过渐进式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吴敬琏：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只能这样说，你说我预测明天的改革就一定能胜利，那我也没办法做这个预测。
在此次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吴敬琏谈到了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种种乱象，并由此论及改革顶层设计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他不回避政改话题，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这位老人的忧思正在加深，但他并不悲观，原因是，在“重庆模式”遇挫后，中国社会已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而共识，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
记者：你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据你观察，这种倾向近年来有何新表现？
吴敬琏：政府这几年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记者：这是不是跟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系？政府标榜自己支持创新。
吴敬琏：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记者：地方政府介入投资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格力电器在国内空调行业做得是最好的，但董明珠告诉我们，政府采购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份儿。
吴敬琏：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记者：所以程序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
吴敬琏：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记者：你刚才讲到了分配改革，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出原则、出路线图？
吴敬琏：先要分析分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成效不佳？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记者：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
吴敬琏：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记者：你认为新一届政府在任期内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吗？
吴敬琏：这个事情难说，但是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记者：你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呢？
吴敬琏：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记者：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
吴敬琏：不能说方向不明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记者：所以也可以说改革方向是不坚定的。
吴敬琏：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我说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政改为什么一直不能推动？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包括哪几种人？
吴敬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得一步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记者：现在体制内改革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吴敬琏：这没有统计。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我也不想去揣测到底他那边力量大还是我这边力量大。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记者：不过渐进式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吴敬琏：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只能这样说，你说我预测明天的改革就一定能胜利，那我也没办法做这个预测。
创]米国咋不强烈抗议别人干涉内政？
米国咋不强烈抗议别人干涉内政？
据说共和党女参选人又发表辱华言论，引发国人愤慨。这山姆大叔总是爱多管闲事，干涉别人内政。神马人权报告，神马寄生国策，神马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还有各种各样的跨国调查，等等，每年都和我们过不去，经常惹我们生气。党和政府或炎症抗议，或强烈谴责，痛斥他们别有用心，图样图森破。爱国者们更是气愤不过，反米浪潮甚嚣尘上，连朝廷都毫不隐晦，推波助澜。
可是老夫打破脑袋也整毬不懂，为毛米国政府从来木有炎症滴抗议和强烈滴谴责？随便打开每一天的新闻联播，都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消息揭露米国的黑暗，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对其体制讨伐批判。这些算不算辱米言论？算不算干涉其内政？可是奇了怪了，老米既不恼火，也不介意，更鲜见全民公愤。由朝廷派出的大量出国人员以及由朝廷支持的大量民间社团，在米国山巅寻性，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不被嫖娼也就算鸟，居然一杯茶水都讨不到喝。连宇宙真理的皮毛都不懂的山姆大叔，莫非真就那么自信？
更加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老米的那帮哥们弟兄和跟班，也个个都能沉住气，任凭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既不愤慨，也不发飙。难道他们不怕境外敌对势力？难道他们不怕和平演变？难道他们的屁股就不需要维稳？
可惜报国无门，那些义和团的大师兄也不带老夫玩。否则，真想雄赳赳气昂昂滴跨过太平洋，给他们惹点事，制造点麻烦，试试自己煽风点火的本事。
20150529
据说共和党女参选人又发表辱华言论，引发国人愤慨。这山姆大叔总是爱多管闲事，干涉别人内政。神马人权报告，神马寄生国策，神马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还有各种各样的跨国调查，等等，每年都和我们过不去，经常惹我们生气。党和政府或炎症抗议，或强烈谴责，痛斥他们别有用心，图样图森破。爱国者们更是气愤不过，反米浪潮甚嚣尘上，连朝廷都毫不隐晦，推波助澜。
可是老夫打破脑袋也整毬不懂，为毛米国政府从来木有炎症滴抗议和强烈滴谴责？随便打开每一天的新闻联播，都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消息揭露米国的黑暗，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对其体制讨伐批判。这些算不算辱米言论？算不算干涉其内政？可是奇了怪了，老米既不恼火，也不介意，更鲜见全民公愤。由朝廷派出的大量出国人员以及由朝廷支持的大量民间社团，在米国山巅寻性，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不被嫖娼也就算鸟，居然一杯茶水都讨不到喝。连宇宙真理的皮毛都不懂的山姆大叔，莫非真就那么自信？
更加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老米的那帮哥们弟兄和跟班，也个个都能沉住气，任凭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既不愤慨，也不发飙。难道他们不怕境外敌对势力？难道他们不怕和平演变？难道他们的屁股就不需要维稳？
可惜报国无门，那些义和团的大师兄也不带老夫玩。否则，真想雄赳赳气昂昂滴跨过太平洋，给他们惹点事，制造点麻烦，试试自己煽风点火的本事。
20150529
新闻破解10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持不同政見者在中國不存在！！！
湖南14位厅级干部实名举报
网络整理 | 2015-05-26 00:06
湖南广电14位厅级干部实名举报
请立案查处欧阳常林贪腐问题
中纪委：
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台长欧阳常林（正厅级），是湖南省长期逍遥法外的巨贪。他1997年任湖南经视台台长（正处），后相继担任湖南电视台台长、省广电集团总经理、省广电局局长、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02 0 1 2年底退休，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他的主要违法违纪事实是：
一、华夏影视公司是湖南电视台1989年秋与琼瑶合作拍摄电视剧《六个梦》而成立的公司，隶属湖南电视台。欧阳常林当经视台台长，把华夏公司带到经视；他到卫视当台长，又把华夏公司带到卫视。华夏公司的账户，都是由欧阳常林指定的人专管。
华夏公司拍摄制作电视剧上千集，收入数亿元，成了他贪腐的金库，行贿的钱柜。他经常以进京办事为借口，每次提取现金数十万、上百万元。2002年，他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2套住房人。这笔上千万的购房巨款就是由华夏公司支付的。《会计法》出台后，华夏公司时任会计王泽勇害怕受牵连，主动请辞。欧阳常林怕他泄漏内幕，以官相许，六年前王泽勇官至正处级。(王泽勇现任南岳转播台书记，电话13308495858)。欧阳常林心腹刘向群了解此账户内幕，八年前官至副厅级。
二、2010年湖南省审计厅花了一年多时间对湖南广播电祝台进行了审计，查出违法违纪开支达30亿元，其中违法支出有10项。有问题查不出是失职，查出问题不处理是渎职。为应对这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他使尽招数，其中一招是将审计厅一名副厅长的老婆调进广电，安置于湖南电视台的高薪岗位。
三、杭州华策文化公司、长城影视集团和欧阳常林关系密切。
欧阳常林利用电视剧交易市场回扣率高达15%至40%的潜规则，
在担任湖南电视台台长后，个人拍板，多次从关系户那里大量购置达不到播出要求的电视剧，长期积压在仓库里，造成直接损失9亿多元。
四、在广电第三轮改革中，欧阳常林未经台务会讨论，私下将1.1亿元巨款划到李湘开办的“盛大”公司，名为投资，却不派台里的人参与管理，实为他个人入伙。钱付出不久，李湘就远走高飞，“盛大”公司竟关门歇业，只退回80万元。
五、五年前，欧阳常林的儿子高考成绩远未达到一般本科录取线。他以资助中国传媒大学的名义，动用60万元公款，为儿子买学籍。（经办人莫良苏，原广电集团人力资源部主任13974888908）。
六、2001年，欧阳常林接任湖南电视台台长是，明知全台采录编设备刚刚全部更新。他为谋取高额回扣，不经集体讨论，不按政策程序招标，个人私下与供应商谈判，耗资8000万元，重复购买设备。直至付款，分管财务的副台长被蒙在鼓里，有欧阳常林的心腹、财务中心主任朱德强支付了全部货款。（知情人：省广电局计财处处长刘正明，电话13975891008）湖南经视台总工程师黄伟是购买设备的幕后谋士，欧阳常林担任广电集团总经理后，立即提拔他为集团技术中心主任。2010年，欧阳常林又提名黄伟任总台副台长，台务会没有通过。后来将他作为副台长唯一人选，硬把他推上副厅级宝座。
七、2013年，欧阳常林妻子王伊兰一次投入1000万元违规炒股，被监管部门依法拘留。事发后，欧阳常林四处活动，不到24小时就将妻子捞了出来。（可查监管部门的原始依据和拘捕王伊兰的法律依据）。王伊兰只有小学文化，没有专长，欧阳常林指使人给她评上了副高职称，没有相应的岗位聘用，欧阳常林又利用职权把她安排在广播电视广告公司，没有上过一天班，除了高新照拿，每年还用五花八门的发票报销100多万元。
八、早在1997年，欧阳常林担仃经视台龠长时，从广东购奥迪2.8原装进口车一辆（上牌前裸车价超80万元）与丰田霸道原装进口车一辆（裸车60多万元），由车队队长李政文从广东黄埔海关接车。此后，欧阳常林多次更换车辆，都是超标豪车，包括防弹车。2009年，他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后，白天坐豪华丰田越野车，晚上坐豪华轿车。2011年11月16日，他出席都市频道新年宴会，乘坐的是全新的奥迪A8。临近退休，他继续与中央规定相对抗，指使经视频道总监周雄，从天津购进丰田5.7升6档自动变速有车载冰箱的红杉豪车两台，每台裸车价12 8万元。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此事被揭发，有人向省委督导组举报，结果石沉大海。
九、欧阳常林在北京有豪宅，在美国有豪宅，在长沙至少有三处。早在十五年前，长沙市中心唯一的别墅梦泽园开盘时，他购置了趣园10栋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现在入住的金鹰影视城归心苑的新别墅T3-9，原本只有500平米，经他违法扩建，面积近1000平方米（光地下建筑就有300多平米，结实得一般炸弹都炸不开）。
十、他为了长期贪腐不被揭发，使尽了各种手段。要么用金钱封口，要么用官帽相送，要么安排有关人员的家属子女进湖南卫视高薪岗位，有时甚至三箭齐发。他的几任秘书都安排在重要岗位。湖南卫视职工余晖在《月湖逍遥》博文中触及了他的一点皮毛，欧阳常林迅速灭火，慷慨地以“稿酬”名义给余晖,30万元，另加一顶副处级帽子，还将余的儿子调进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在任的最后一年，突击提干近百人，有的没有经台党委讨论就发了文，甚至欧阳常林发个短信给人力资源部，就提拔三名处级干部。现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官满为患。在湖南，欧阳常林没有办不成的事，别人大事化小算有本事，他能大事化无。(责任编辑：admin)
陈刚 【湖南14位厅级干部实名举报】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台长欧阳常林（正厅级），是湖南省长期逍遥法外的巨贪。他1997年任湖南经视台台长（正处），后相继担任湖南电视台台长、省广电集团总经理、省广电局局长、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2 0 1 2年底退休，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http://url.cn/ZrlHUR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由康师傅带出来的公安队伍确实牛逼，社会待遇直接从人民的服务员上升为“刀把子”；政治待遇上也高层进常委，低层最小单位为正科级；经济待遇上则工资连升几级，还有高额的维稳出勤补贴。
待遇如此之高的公安队伍都干了些什么呢？强征有他们，血拆有他们，连开6枪有他们，击毙手无寸铁的精神病徐纯合的还是他们。可当云南、长沙等地真正的暴恐一度来袭时，他们却姗姗来迟，致使无辜百姓大面积死伤。
如果说人民对党和政府有情绪和怨言，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些情绪和怨言？
如果说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们一直是维稳的主力军。那么请问，谁又是不稳定的祸首？是贪官们的强取豪夺不是？是警方的为虎作伥和暴力执法不是？
如果说是康师傅们一手炮制了所谓维稳模式，那么康师傅带的队伍正是不是维稳模式的打手？
现实中暴力执法，网上也宣扬暴力，如今居然猖狂到以人民的父母自封。这不是偶然的，也未必只是个别现象。从几个网上的警察大V疯狂叫嚣，公然掀起警民对立和对骂的作为就可见一班。维稳模式，维稳思维，维稳打手，及至今天以人民的父母自居，这都是花费巨额维稳经费养出来的。
维稳模式既然已被依法治国取代，就应该着手清理维稳模式下的罪恶和凶手，清理错误的维稳思维，纯洁公安队伍，使他们不再与人民对立，而是回到人民中来，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只是为贪官服务。
舟未横这女孩谁呀，小学教师吗？你要是真看上了这位暖男，那将来可就悲催了，非得用上手榴弹牌自慰棒不可。20150530
金莲花 这个小学生真聪明！！！呲牙
喻培耘：两种理解：关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A5NjM2Mg==&mid=205139973&idx=1&sn=83c29fbcb9b1129da605878dadb43e98&scene=3#rd
两种理解：关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作者：喻培耘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事实上，在我们国家，不只是军人，就连警察、城管乃至一切强力机构，都一贯强调的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常常可看到，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下面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正因为多年来反复强调和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使得我们国家的强力机构，在执行上级命令时都表现得够坚决——除非命令有损强力机构本身的利益，那么他才会阳奉阴违或者消极对待。然而，万一因为执行命令酿成了某种悲剧或后果，激起民愤，这句话也往往被下级执行者拿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当然按照惯例，追责上级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于是最后常常是无人担责。
这就让人联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是应该理解成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因为执行了错误命令酿成了悲剧或后果，那么执行者是否可以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把所有责任推给上级，而把自己的个人责任完全开脱？
对这两个问题，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二是引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我个人认为：
首先，所谓“军人（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作相对理解，不能作绝对理解，因为做任何事情都得有底线，最至高无上的底线就是做人的底线，人不能等同于禽兽——人有天良，并且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和自我克制——其实很多禽兽都是有天良的。无论如何，人的行为必须遵从最低限度的底线，这就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心灵深处的良知。因此并不是什么命令都非得执行，否则的话，作为人的这些执行者与毫无人性的噬血机器有什么区别？比如，上级命令你去把自己慈祥的父母打了杀了，把毫无反抗能力的老弱病残打了杀了，是不是也要无条件的服从呢？
其次，人民军队敢打敢拼，还是要看针对什么对象，如果对人民也敢打敢拼，我想也就不叫人民军队了。在抵御外敌时，在国防战场上，那是分秒必争，生死攸关，此时说必须服从命令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在非战时状态，是在面对本国的平民百姓、父老乡亲时，也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强调必须服从一切命令，恐怕就有点说不大过去了。
其三，如果因为执行错误命令造成了后果，我想下命令者肯定应付主要责任——即便国家的刑法，也是把策划和主使者定为主犯的。但执行者也不能完全撇脱干系，因为执行者毕竟是人不是机器，应该有自己的良心、头脑和判断力，所以多少还是要负一定责任。记得纽伦堡审判时，对奉命射杀平民的士兵，法庭同样判其有罪，理由是“你可以执行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但你应该把枪口抬高一寸。”
以上就是我从一个“人”的角度，按照人的朴素的感情，来表达我对这句话的一点不同的理解。
那么国际上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句话的呢？随着尊重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当今国际上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的理解和做法通常是：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固然没错，但这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在法律上，要求首长或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合理、合法；下命令者必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下令，越权违法；必须严格遵守严格的下命令程序和步骤；命令的内容不得违反国际法规定和国际公约，比如不得下那些反人类的命令要下级执行等。
而且，军人的服从也不再被视为最终的绝对价值，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人不应盲从上级的命令，而应谨慎地服从军令。
在美国，军法有这么几条规定：
1、军人必须宣誓捍卫美国宪法。宪法是根本大法，一切以宪法为准，凡不符合宪法的命令都是非法命令。
2、除宪法外，军人必须遵守日内瓦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三条规定得很清楚：“非敌对人员、放下武器的敌人、伤病员、俘虏，必须以人道待之，不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财产等等。凡违背这些法律的命令都是非法的。”
3、军人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呢？首先，要求上级的命令，一般应以书面形式来表达，而不只是口头命令；其次，如果已经是书面的命令，可以告诉上级，你打算拒绝执行命令；最后，要求由军事法庭裁决。
4、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自身必须承担罪责。军人有义务和责任执行上级下达的合法命令，但也有义务和责任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非法命令。就算是总统下达的，只要违背了宪法、军事法、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都可以而且必须拒绝。
被誉为“美国将军的摇篮”的西点军校，200多年来，军规军纪强调得非常严明，但近些年来，“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却已经成了西点军校的一门道德哲学必修课。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军校是不是也设置了这么一门道德必修课。
不同价值观带来不同的军法，造就不同的军队。当今世界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军法和军队。一种是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比如军人为了求生可以投降，对上级命令必须追问合法性与合理性；一种是以结果为本，严令投降，要求视死如归，同时要绝对听从上级的命令。对这两种理念和做法，确实值得认真比较和讨论，如果公认哪一种更好，我想还是有必要借鉴做得好的那一种。
国际上的军事和安保实践表明，人类文明和价值观的进步，其实也催生着军警法规和军警行为的进步。当今时代，是一个以和平、民主为主旋律的时代，是一个人权高彰的时代，大多数国家确实已经不再认可那种对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理念和做法，对军警的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对军警的道德哲学教育日益加强，同时武器的日益先进、定点打击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滥杀无辜平民越来越被避免。这些理念和实践，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法律特别是军警法规的制定，对我们的军事和准军事人员，应该说都是一个有益的镜鉴和启示。如果要学习先进、与时俱进的话，我想我们国家也应该这样做。
于洲共军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才阵亡一名将军！一个反腐败，就倒下了35名豺狼禽兽大老虎。。。这绝对是一个草泥马的好时代，一个梦幻时代。20150530
盛大林【警叉，威武！】虽然老太太被叉得像野猪一样，但总比徐纯合被一枪击毙强。唉20150529
“火烧邱少云”为什么老被质疑
“火烧邱少云”官方报导中的十四大疑点
中共官员爆粗话成性 官场特色曝光
5月15日，河北省蠡县南许村村民向媒体反映自家16亩麦苗被铲光一事，南许村党支部书记邢某面对镜头竟扬言要扇死村民。（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5年05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报导）大陆媒体近日盘点中共各级官员爆出的粗话、脏话、狂话，显示出这些官员受到党文化的影响及素质低下，“张嘴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大特色。
陆媒盘点中共官员“出口成脏”
澎湃新闻网29日转载一篇文章，该文章指中共官员以“爆粗口、讲脏话、说狂话”为能事，让人瞠目结舌，文章盘点了“六大类”的素质低下的官员。
第一类粗话：直白、邋遢
1.史上最直白的粗话——“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
据媒体报导，自2007年起，江西省上桥镇亭子上的居民一直饱受江西某公司造成的污染之苦。2009年东乡县环保局一艾姓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出“雷人”之语：“污染应该不大，‘会有一点’，但食品吃了也不会死人，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此论被称为“拉屎论”，堪称史上最牛官腔。
2.史上最邋遢的粗话——“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
2009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广州天河交警大队就封闭部份行车道是否应该征询市民意见的时候，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一位姓梁的经理突然发火，发出雷人之语：“那么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啊？”而此人发问的“拉屎”和“臭不臭”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原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在位时常对其部下说，“啥子法不法，老子就是法，哪个狗日的不老实，先双规他！“据称，他被执行死刑前曾哀求说，“留我一条命吧，让我带罪回家照顾我86岁的母亲”。（网络图片）
第二类粗话：牛气和嚣张
3.史上最牛气的粗话——“国家规定是狗屁！”
近日，古交市交通运输部门正科级干部客运办主任任长春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说，“国家规定是狗屁，我任长春就不执行。你们把这个话记着，国家规定就是狗屁。”“谁提意见开除谁，谁要工资谁滚蛋。”“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
4.史上最嚣张的粗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酒后的丑态就是这样。在涉嫌猥亵女童与对方交涉时，林就叫嚣“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一幕曾在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上演。
第三类粗话：粗暴、伤人
5.史上最粗暴粗话——骂百姓“给脸不要脸！”
2013年，原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在一段视频中，“吃龙虾，骂百姓”，他说：“对于老百姓，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现在的老百姓就是：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此贴一经发出即引起网民广泛关注。
6.史上最伤人粗话——“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据报导，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2011年春节后的一次全局大会上，该局局长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事情的起因则是2010年目标责任制奖，局长与职工相差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平，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怒了局长。
第四类粗话：霸道
7.史上最霸道粗话——“你xx的还管到市委头上了”
在湖南郴州很多官员的记忆里，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有着“霸道”的名声：“每开会必骂人，只不过鲜有脏话”。在“嘉禾拆迁事件”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狠话闻名全国。这句话的原创者即为李大伦。一位刚刚上任22天的县委书记，到李大伦这里反映时任副市长雷渊利的问题时，被李大伦痛骂：“你xx的还管到市委头上了？”
第五类粗话：语出惊人、无知
8.史上最语出惊人粗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2009年，当有记者前去采访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局长要求女教师陪酒一事，该局长说道，“新华网不就是文化单位嘛，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叫我在新华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可谓出语惊人。
9.史上最无知粗话——“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吗？”
新华网2013年报导，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其中一名男子口出狂言，表示“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吗？”视频配文称该男子为苏州市信访局领导。此语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10.史上最傲慢粗话 ——“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据报导，2009年，湖北省枣阳市业主马耀军用摄像机拍录法院执法活动时被拘，马找到枣阳市法院院长田某理论，却被告知“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田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目前虽然还没规定说拍摄法院执法活动可以拘留，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在江西高院，大陆维权律师代理申诉要求阅卷，近20天的持续抗争不得，江西高院百般阻挠。保安怒摔电话，狂骂律师“妈你个X的”，而高院警察在旁边帮腔。）
第六类粗话：荒诞、恐怖
11.史上最荒诞粗话——“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2009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就某经济适用房用地违规建别墅一事采访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时，被其劈头一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12.史上最恐怖粗话——“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据报导，2010年，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合法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根据媒体掌握的录音，录音中涉事官员竟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13.史上最低俗的粗话——“被人强奸，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
从2014年开始，黄女士和哥哥黄生利不断就韦炳克侵占公路盖别墅、侵占耕地建新路的行为上访各级政府。都安县国土局长韦俊昌在接访时，竟责怪黄女士一家不早日反映问题：“被人强奸，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
中共官场特色：张嘴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大陆媒体近日报导，今年5月15日，蠡县大百尺镇南许村村民向当地电视台反映自家16亩麦苗被铲光一事，南许村党支部书记邢某在接受电话采访中言辞激烈，不断用“拉**倒”、“我*你妈”等脏话辱骂村民和记者。
2013年，山西平顺县长主持关于向浊漳河道非法倒入百余万方废渣的会议上，交通局长语出惊人：一旦有水患，只要冲不了我家，冲了xx马家岩，淹了河南关我屌事！县长指示在场媒体不能向外报，并要求官员睁一眼闭一眼。
据《解体党文化》一书记载，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封资修”，知识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
章弓 已收听
法眼观察 丨 德州国际商贸城业主被砍事件背后的谜团
2015-05-3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