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暑
张雪忠：今天的中国，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人们无法对权力进行问责，权力内部也缺乏制衡。法学人士若无视这一基本现实，大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那就完
全是自欺欺人。司法公正从来都不会眷顾那些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人。实际上，在中国，无权无势的，时常会蒙冤送命；有权有势的，则常常被枉法开脱。
祖
国啊，母亲！2012年，日本实施新的《儿童补贴法》，只要未满15岁，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1.5万日元。作为儿童福利，是一个民族在奖励自己的未来。
就像一位母亲，无论再贫寒，都会把仅有的一口饭喂给孩子。只有基于这种情感和给予，一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母亲”，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中国母亲呢？转
愚顽
cocacolaUSA：
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共计3800元，剩6200元；如果你拿6200元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
的商品埋单交17%增值税和28%各种杂税，共计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狗，而且你无权过问。什么都不公开，是
机密。
为何国际油价暴跌而我国售价居高不下？ 简方达
http://t14219979.lofter.com/post/1cbf3cfd_4abdee7
【据测算国内成品油价每升6.6元 成本仅3.4元】
广州日报讯 截至17日凌晨，国际油价已经连续七个交易日暴跌。对比国际油价半年下跌48%的幅度，国内成品油价跌幅有限，汽油价格跌幅只有19%，成品油消费税两次提升、税费居高不下、大型油气企业保留原有利润比例，是造成油价跌幅有限的主要原因。业内人士强烈呼吁，油气改革深入进行，引入公平竞争机制，让消费者实质受惠。
那么，每升成品油价的成本是多少呢？一桶油为159升，1吨折合油品约7~7.3桶；1美元可对人民币6.19元；那么，一吨油品的 国际通货成本就是56×6.19×7.3=2530元。记者从九丰、喜威等广东油气企业了解到，每吨油品的加工、运输与仓储费用，一般在500~1200 元。因此，一吨油品进口到销售地，总成本最多是3730元，折合每升不到3.4元/升。
追因一：提升消费税抵消10%的跌幅
为什么国内与国际油价跌幅不一？我国半个月内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是主要原因之一。提升两次消费税，合计为每吨895元，所以国际油价下跌48%，而我国成品油价的降幅只有29%。
再者，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八条”指出：发改委制定零售价格，不仅要考虑国际油价，还有考虑企业的“适当利润”。成品油价的调整幅度并没有完全跟随国际油价变动。中石化、中石油前三季度营业毛利率，仍然分别高达15%与24%，比很多房地产企业与金融企业更高。
追因二：汽油价中三成以上是税费和新增税
对于国内与国际油价为什么相差较远？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内油品税费较高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中，汽油消费税本次调整后为1.4元/升，此外还有增值税17%（相当于成品油价格和消费税之和，约0.95元/升）；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则以消费税和增值税为税基，分别为税基的7%与3%。所以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升6.6元中，国家税收和油企利润比例还是超过一半了，这在世界各国来看都是少见的。
广州日报记者从美国油气企业了解到，美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成品油所有各种税费加总起来，在零售价中的占比也仅11%~16%，所以美国汽油售价折合人民币每升只有3元左右。
国际油价何时是底？
连续暴跌后，国际油价半年跌幅近乎“腰斩”，至本周三，依然还没有看到止跌筑底的迹象，那么，国际油价到底何时是底？
从经济规律看，任何商品不可能在成本价之下运行太久；且距离成本价格的最大跌幅不可能超过15%。全球原油的采掘成本价一般为 45~60美元/桶，总成本约为55~70美元/桶。也就是说，目前56美元的国际油价，已经跌破了大多数油气企业的成本价格。从这点来看，国际油价在 55美元以下位置运行的时间不会太久。
褚朝新、罗婷：一个超编法院的生存现实您当前位置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41219117789.html：主页 > 中国 > 公共治理 >2014-12-19 10:59来源:南方周末作者:褚朝新,罗婷
法院超编是因为被安排进法院的关系户太多。一名离职法官介绍，这个群体主要有三大类，法院干部子女、广水市官员们的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法院塞进大量关系户，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内外勾结办假案的情况。
编
者按：干部超编超配，一直是这两年巡视工作中发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超编超配多由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但超编干部难以消化，成为顽疾，给地方工作造成
许多不良影响。时局版不久前曾刊发过《中牟官员“自愿辞职”风波》，对河南省中牟县为消化超编干部，要他们“自愿辞职”进行过报道。本期时局仍延续这一话
题，聚焦湖北广水法院的超编乱象，看看基层法院在沉重的超编压力之下的现实运行逻辑。
这种冷清的办公场面，与广水法院人员规模极不相符。广水市政法系统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广水法院超编严重，法院只有146个中央政法编制，但现有在岗人员约267人，超编100多人。
事实上，广水法院因严重超编，在湖北省法院系统“小有名气”。湖北省政法系统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说，除武汉几个中心城区法院人较多外，其他基层县市法院平均在岗人数，也就100人左右。
“广水法院，现在是全国基层法院超编第一名!”一名曾在该院工作过的科级官员半开玩笑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些没有政法编制的人，没有得到省高院认可，也没有审判资格，但有地方财政编制、干部编制，靠地方财政养。”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2000年从部队转业到该院任职。他介绍，这些超编的人大多数是在十多年前进来的。因为超编严重，这十来年法院没怎么进人。目前，法院在岗员工两百多人，但有审判资格的只有八十多人。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广水财政编制网发现，法院在岗人员大多数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法院的，2000年后只有极少数人进入法院。
十多年很少进新人，导致广水法院审判人员后继无人。2014年1月，该院院长王仑在作年度工作报告时称，“法官队伍年龄结构不优，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工作压力不断增大。”
广水法院长期人员超编的大背景下，法院法官岗位严重人员不足，法官数量和素质堪忧，法院的管理亦呈现多种乱象。在一些政法系统人士眼里，广水法院怪象也是中西部一些地方基层法院现状的缩影。
清退不了的三种人
多名广水政法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法院超编很大程度是因为被安排进法院的关系户太多。一名离职法官介绍，这个群体主要有三大类，法院干部子女、广水市官员们的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
广水法院干部中，有不少是法院领导子弟。“过去法院有个土政策，法院每个班子成员可解决一个子女到法院工作，中层干部也能设法安排。但只能是子女，兄弟姐妹不行。”一名知情人士介绍。
一名曾在广水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女儿在上大学期间就被安排进了法院，成为法院职工，在法院领工资，领了至少6年。
“当时不仅是我的孩子，其他院领导的孩子也在上学时就进了法院，在领工资。”这名官员称，跟他女儿一起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法院中高层领导的子女。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该院编制信息时发现，2001年，一名叫卢锐的男子以“毕业分配”的形式进入该院工作，但此时毕业生分配制度已经废止。经广水司法界人士证实，卢锐为广水法院一名领导的儿子，当时享受照顾政策安排进法院。
上述官员介绍，大量法院干部子女进入法院，后来引起举报。他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就业，就把工作关系转走了，不再在法院领工资，但过去领的工资也没退。
另一个群体是广水市各类官员的亲属。一名已离开法院的老法官介绍，过去该院还有市委领导的女儿、市人大领导的儿子等领导子女被安排进法院。
上述离职老法官介绍，该院有一名副庭长一直很少上班，办的案子也很少，不懂法律，连法院最简单的“支付令”都不会写。但她父亲曾是市委领导、哥 哥当时是某局局长。为让她得到提拔，法院有关领导把该庭其他人办的案子带上她的名字，让她达到一定业绩。经过一番操作，此人被提拔为副庭长。
不仅法院一些重要岗位被官员亲属占据，连司机岗位都有人看中。“我当庭长时，司机是人大一个领导的亲戚，打招呼进来的。”一名曾在法院任职的人士说。
“这些人大多没有审判资格，但有财政编和干部编。有些人很久不上班，但一样拿工资，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他们也不去。”上述老法官说，法院有一名工作人员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多年不上班但一直拿空饷。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十多年来，广水法院历任院长都没有真正对超编人员进行清理。“这些人都有官方背景，没有领导愿去干得罪人的事情。”一名熟知法院情况的政法界人士说。
其实在广水，也有一些单位顶着压力不收关系户。广水市政法委一名副书记说，“广水检察院就控制得蛮好，当时检察长在进人方面把关很严，他都堵住了。”
各显神通为收费
广水法院超编的百余人，主要靠地方财政养着。
“在广水这样的基层法院，养一个人，工资、车、房及各种办公器材等公开和隐形开支加起来，一年大约要5万。超编一百多人，地方一年就需要投入近600万元。”湖北一名知情法官称。
在2012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广水法院院长王仑指出，法院经费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何养活超编的上百人，一度是个难题。上述老法官称，过去曾亲历广水法院跟各庭签订完成一定数目创收任务的责任书，“最近一些年，没有签这种书面东西了。”
一名曾担任过副院长的老法官介绍，广水法院对各庭人员的考核，不到个人，只考核到庭。每个人工作好坏、做了多少事、办了多少案，只有庭长知道。 过去，法院各个法庭可以自己开支，绩效和奖励庭长都可以自己把握。因此对一线办案法官的收入，各庭通过多办案、办好案、多收费等途径，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
“假如没有这些超编的人，上面早就派审判员了。派人吧，广水法院人这么多，不派，法官又不够用。” (何籽/图)
2014年12月3日，周三工作日，湖北随州市的县级市广水市人民法院办公楼内，近半办公室锁着无人。这种冷清的办公场面，与广水法院人员规模极不相符。广水市政法系统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广水法院超编严重，法院只有146个中央政法编制，但现有在岗人员约267人，超编100多人。
事实上，广水法院因严重超编，在湖北省法院系统“小有名气”。湖北省政法系统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说，除武汉几个中心城区法院人较多外，其他基层县市法院平均在岗人数，也就100人左右。
“广水法院，现在是全国基层法院超编第一名!”一名曾在该院工作过的科级官员半开玩笑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些没有政法编制的人，没有得到省高院认可，也没有审判资格，但有地方财政编制、干部编制，靠地方财政养。”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2000年从部队转业到该院任职。他介绍，这些超编的人大多数是在十多年前进来的。因为超编严重，这十来年法院没怎么进人。目前，法院在岗员工两百多人，但有审判资格的只有八十多人。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广水财政编制网发现，法院在岗人员大多数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法院的，2000年后只有极少数人进入法院。
十多年很少进新人，导致广水法院审判人员后继无人。2014年1月，该院院长王仑在作年度工作报告时称，“法官队伍年龄结构不优，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工作压力不断增大。”
广水法院长期人员超编的大背景下，法院法官岗位严重人员不足，法官数量和素质堪忧，法院的管理亦呈现多种乱象。在一些政法系统人士眼里，广水法院怪象也是中西部一些地方基层法院现状的缩影。
清退不了的三种人
多名广水政法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法院超编很大程度是因为被安排进法院的关系户太多。一名离职法官介绍，这个群体主要有三大类，法院干部子女、广水市官员们的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
广水法院干部中，有不少是法院领导子弟。“过去法院有个土政策，法院每个班子成员可解决一个子女到法院工作，中层干部也能设法安排。但只能是子女，兄弟姐妹不行。”一名知情人士介绍。
一名曾在广水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女儿在上大学期间就被安排进了法院，成为法院职工，在法院领工资，领了至少6年。
“当时不仅是我的孩子，其他院领导的孩子也在上学时就进了法院，在领工资。”这名官员称，跟他女儿一起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法院中高层领导的子女。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该院编制信息时发现，2001年，一名叫卢锐的男子以“毕业分配”的形式进入该院工作，但此时毕业生分配制度已经废止。经广水司法界人士证实，卢锐为广水法院一名领导的儿子，当时享受照顾政策安排进法院。
上述官员介绍，大量法院干部子女进入法院，后来引起举报。他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就业，就把工作关系转走了，不再在法院领工资，但过去领的工资也没退。
另一个群体是广水市各类官员的亲属。一名已离开法院的老法官介绍，过去该院还有市委领导的女儿、市人大领导的儿子等领导子女被安排进法院。
上述离职老法官介绍，该院有一名副庭长一直很少上班，办的案子也很少，不懂法律，连法院最简单的“支付令”都不会写。但她父亲曾是市委领导、哥 哥当时是某局局长。为让她得到提拔，法院有关领导把该庭其他人办的案子带上她的名字，让她达到一定业绩。经过一番操作，此人被提拔为副庭长。
不仅法院一些重要岗位被官员亲属占据，连司机岗位都有人看中。“我当庭长时，司机是人大一个领导的亲戚，打招呼进来的。”一名曾在法院任职的人士说。
“这些人大多没有审判资格，但有财政编和干部编。有些人很久不上班，但一样拿工资，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他们也不去。”上述老法官说，法院有一名工作人员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多年不上班但一直拿空饷。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十多年来，广水法院历任院长都没有真正对超编人员进行清理。“这些人都有官方背景，没有领导愿去干得罪人的事情。”一名熟知法院情况的政法界人士说。
其实在广水，也有一些单位顶着压力不收关系户。广水市政法委一名副书记说，“广水检察院就控制得蛮好，当时检察长在进人方面把关很严，他都堵住了。”
各显神通为收费
广水法院超编的百余人，主要靠地方财政养着。
“在广水这样的基层法院，养一个人，工资、车、房及各种办公器材等公开和隐形开支加起来，一年大约要5万。超编一百多人，地方一年就需要投入近600万元。”湖北一名知情法官称。
在2012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广水法院院长王仑指出，法院经费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何养活超编的上百人，一度是个难题。上述老法官称，过去曾亲历广水法院跟各庭签订完成一定数目创收任务的责任书，“最近一些年，没有签这种书面东西了。”
一名曾担任过副院长的老法官介绍，广水法院对各庭人员的考核，不到个人，只考核到庭。每个人工作好坏、做了多少事、办了多少案，只有庭长知道。 过去，法院各个法庭可以自己开支，绩效和奖励庭长都可以自己把握。因此对一线办案法官的收入，各庭通过多办案、办好案、多收费等途径，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
为创收，广水法院各部门“各显神通”。12月3日，广水市法院官网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离婚判决书[(2014)鄂广水民初字01257号]，审判员是广水法院法官李远锋。两名当事人经济状况差，也无财产分割，但广水法院收取了700元案件受理费。
“按照他们的经济情况，只应收50元。”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佳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离婚案件每件交纳50-300元案件受理费。
这决非个案。12月9日，广水法院公布了21件离婚案件的法律文书，其中有13个是撤诉。收取受理费1000元的有1件，收取600元的有16件，收取500元的有1件，收取300元的有2件。有1件收取的受理费没有公开。
收费严重超出国家标准的情况，在广水法院比比皆是。根据[(2014)鄂广水民初字00873号]判决书，广水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金额为133232元的交通事故纠纷，法院收费5000元，超过标准2036元。
此外，在一些案件中，“收了原告又收被告受理费的情况，在广水法院较为普遍。”一名曾在广水市法院任职的知情人士透露，“原告立案时预交了诉讼费，判决后被告又按要求交。最后，原告预交的也没退。”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反映该院收费不规范的声音，“这个现象是有”，他曾多次在内部指出收费不规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有些钱是法院代当事人收的，开票不太规范。
广水法院的罚款，也让湖南大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国平觉得高得离谱。2013年10月23日，广水法院因一起劳务纠纷到肖担任法律顾问的公司调查。在总经理、分公司经理和肖国平做完笔录离开后，法官让副经理签了一份《调取证据通知书》。
肖国平介绍，因公司高层和法律顾问不知道有此份通知书，副经理也没有上报，该公司没有如期递交法院要求的证据。2013年11月26日，广水法院给该公司下达了30万元的罚款通知书，直接从该公司账上划走了30万。
“广水法院难道成了罚款法院?为什么总经理和法律顾问在场时不出示通知书?这属于典型的钓鱼执法。”肖国平说，“经交涉，广水法院退回了5万元。”
法院塞进大量关系户，工作人员素质堪忧，甚至出现内外勾结办假案的情况。广水市司法局纪检组长易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3年3月8日，广 水市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袁绍华，在没有取得当事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全权代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诉讼，后袁绍华被处以留所察看一年的处分。
上述法律服务所主任刘观峰介绍，找袁绍华办假案的是当地一名书记员，目的是试图从保险公司骗取高达十多万元的保险理赔。
“那你说该怎么弄?”
超编问题严重影响广水法院正常工作，法院管理混乱亦难辞其咎。
广水法院只有80多人有审判资格。湖北政法系统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有些法院有审判资格的人当中，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和各庭庭长及少数副庭长是不办案的，真正办案的只有1/3左右。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基层法院人手紧，有时不具办案资格的人也会参与办案，“但法律文书上不会署他们的名字，而是署有办案资格但没办案的人的名字。”
一名曾在广水法院任副院长的知情人说，“假如没有这些超编的人，上面早就派审判员了。派人吧，广水法院人这么多，不派，法官又不够用。”
法官忙碌，另一些人却没事干。一名已离职的前法官介绍，有的中层干部早上上班拿着杯子，“十点半到宾馆，先打牌，再喝酒，再打牌，‘今天上班，明天回家’，这是广水最突出的(问题)。”当然他也表示，“这两年情况好了很多。”
而能干活的法官群体，法律素质也十分堪忧。院长王仑曾公开表示，“少数法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跟不上当前形势需要;少数案件裁判文书质量不高，说理性不强;法官断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院的正常工作。”
在广水法院，有的法官由连司法考试都没过的法律工作者指导判案，已经不是秘密。广水法院原副院长丰朝云承认，当地一名法律工作者刘观峰曾指导过他。
“我刚接手分管刑事时，不懂(法律)，简直没办法。他代理的诉讼，都是他跟我上课，说这事法律依据在哪，司法解释该怎么说的，他拿着硬邦邦的东西来，你说我能不采纳?”丰朝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已退二线的副院长说起一件亲历往事，“2006年左右，当时的市领导想处理一个干部，让检察院查，最后定了三个罪名：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但三个罪名金额加起来只有几千元。这个干部每次提审都是一句话：判重了。”
官员们最终商量决定判缓刑。但法院说有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案子不能判缓刑，官员们一筹莫展，“最后，是这个干部的代理人刘观峰找到了判缓刑的法律依据，最后按他提供的法律依据判缓刑。”
多名当地司法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丰朝云接受刘观峰“指导”后，二人工作交往极为密切，丰朝云分管刑庭那几年，广水法院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案件刘观峰都是辩护人。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对超编问题，似乎也有点头痛，“原来为什么要进那么多人呢?现在想处理都很难，只能慢慢自然消化，退休、病、死。没办法，老的退下来的都是法官，年轻的都进不来。”
让到龄干部“退休”，可以空出一些编制。但广水法院每年退休的人不多，此外这些年退下来的，更多是早期参加工作的老法官，大批通过关系进法院的干部并未到退休年龄。
和许多地方一样，广水有一个“土政策”，科级干部一般56岁退二线。上述原副院长就认为，“我们没有到年龄，法院就让我们退下来，导致法院真正有审判资质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人没有审判资质、没有考取法官，不能办案。”
法院也会有一些新编制指标。蔡水平介绍，最近上面分两次给了广水法院10个中央政法编制，目前只进了4个人，还有6个编制空着。院里规定只能从外招人，现有法院人员不能占用这6个编制。
湖北政法系统一高层人士解释说，“法院不少在岗人员背景复杂，但每次上面给的编制太少，不够分，院长又摆不平，最后只好谁也不给，全部从外面招人。”
这决非个案。12月9日，广水法院公布了21件离婚案件的法律文书，其中有13个是撤诉。收取受理费1000元的有1件，收取600元的有16件，收取500元的有1件，收取300元的有2件。有1件收取的受理费没有公开。
收费严重超出国家标准的情况，在广水法院比比皆是。根据[(2014)鄂广水民初字00873号]判决书，广水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金额为133232元的交通事故纠纷，法院收费5000元，超过标准2036元。
此外，在一些案件中，“收了原告又收被告受理费的情况，在广水法院较为普遍。”一名曾在广水市法院任职的知情人士透露，“原告立案时预交了诉讼费，判决后被告又按要求交。最后，原告预交的也没退。”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反映该院收费不规范的声音，“这个现象是有”，他曾多次在内部指出收费不规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有些钱是法院代当事人收的，开票不太规范。
广水法院的罚款，也让湖南大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国平觉得高得离谱。2013年10月23日，广水法院因一起劳务纠纷到肖担任法律顾问的公司调查。在总经理、分公司经理和肖国平做完笔录离开后，法官让副经理签了一份《调取证据通知书》。
肖国平介绍，因公司高层和法律顾问不知道有此份通知书，副经理也没有上报，该公司没有如期递交法院要求的证据。2013年11月26日，广水法院给该公司下达了30万元的罚款通知书，直接从该公司账上划走了30万。
“广水法院难道成了罚款法院?为什么总经理和法律顾问在场时不出示通知书?这属于典型的钓鱼执法。”肖国平说，“经交涉，广水法院退回了5万元。”
法院塞进大量关系户，工作人员素质堪忧，甚至出现内外勾结办假案的情况。广水市司法局纪检组长易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3年3月8日，广 水市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袁绍华，在没有取得当事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全权代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诉讼，后袁绍华被处以留所察看一年的处分。
上述法律服务所主任刘观峰介绍，找袁绍华办假案的是当地一名书记员，目的是试图从保险公司骗取高达十多万元的保险理赔。
“那你说该怎么弄?”
超编问题严重影响广水法院正常工作，法院管理混乱亦难辞其咎。
广水法院只有80多人有审判资格。湖北政法系统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有些法院有审判资格的人当中，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和各庭庭长及少数副庭长是不办案的，真正办案的只有1/3左右。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基层法院人手紧，有时不具办案资格的人也会参与办案，“但法律文书上不会署他们的名字，而是署有办案资格但没办案的人的名字。”
一名曾在广水法院任副院长的知情人说，“假如没有这些超编的人，上面早就派审判员了。派人吧，广水法院人这么多，不派，法官又不够用。”
法官忙碌，另一些人却没事干。一名已离职的前法官介绍，有的中层干部早上上班拿着杯子，“十点半到宾馆，先打牌，再喝酒，再打牌，‘今天上班，明天回家’，这是广水最突出的(问题)。”当然他也表示，“这两年情况好了很多。”
而能干活的法官群体，法律素质也十分堪忧。院长王仑曾公开表示，“少数法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跟不上当前形势需要;少数案件裁判文书质量不高，说理性不强;法官断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院的正常工作。”
在广水法院，有的法官由连司法考试都没过的法律工作者指导判案，已经不是秘密。广水法院原副院长丰朝云承认，当地一名法律工作者刘观峰曾指导过他。
“我刚接手分管刑事时，不懂(法律)，简直没办法。他代理的诉讼，都是他跟我上课，说这事法律依据在哪，司法解释该怎么说的，他拿着硬邦邦的东西来，你说我能不采纳?”丰朝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已退二线的副院长说起一件亲历往事，“2006年左右，当时的市领导想处理一个干部，让检察院查，最后定了三个罪名：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但三个罪名金额加起来只有几千元。这个干部每次提审都是一句话：判重了。”
官员们最终商量决定判缓刑。但法院说有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案子不能判缓刑，官员们一筹莫展，“最后，是这个干部的代理人刘观峰找到了判缓刑的法律依据，最后按他提供的法律依据判缓刑。”
多名当地司法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丰朝云接受刘观峰“指导”后，二人工作交往极为密切，丰朝云分管刑庭那几年，广水法院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案件刘观峰都是辩护人。
广水法院纪检组长蔡水平对超编问题，似乎也有点头痛，“原来为什么要进那么多人呢?现在想处理都很难，只能慢慢自然消化，退休、病、死。没办法，老的退下来的都是法官，年轻的都进不来。”
让到龄干部“退休”，可以空出一些编制。但广水法院每年退休的人不多，此外这些年退下来的，更多是早期参加工作的老法官，大批通过关系进法院的干部并未到退休年龄。
和许多地方一样，广水有一个“土政策”，科级干部一般56岁退二线。上述原副院长就认为，“我们没有到年龄，法院就让我们退下来，导致法院真正有审判资质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人没有审判资质、没有考取法官，不能办案。”
法院也会有一些新编制指标。蔡水平介绍，最近上面分两次给了广水法院10个中央政法编制，目前只进了4个人，还有6个编制空着。院里规定只能从外招人，现有法院人员不能占用这6个编制。
湖北政法系统一高层人士解释说，“法院不少在岗人员背景复杂，但每次上面给的编制太少，不够分，院长又摆不平，最后只好谁也不给，全部从外面招人。”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就上述问题采访广水法院，被院长王仑拒绝。王仑说，“你去找最高人民法院吧。”
12月9日，广水市委一名常委与该院联系后称，该院同意让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程洪波接受采访。但当南方周末记者和程洪波面对面时，他拒绝了采访要求，并反问记者，“你花这么大精力了解我们的情况，那你说怎么弄?”
责任编辑：张白烨声明：凡注明来源"共识网"文章的，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原文链接。本网站作为互联网言论交流平台，所刊发文章并不代表本站立场。12月9日，广水市委一名常委与该院联系后称，该院同意让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程洪波接受采访。但当南方周末记者和程洪波面对面时，他拒绝了采访要求，并反问记者，“你花这么大精力了解我们的情况，那你说怎么弄?”
乔木
今天疯传着某公号转引官方中国日报的报道，说哈佛大学的调查，习在全球认知度排第一。我看了一下原始调查报告，在总共13个指标中，习只在其中的3项是第一。这又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自娱自乐的正能量。当然，我是衷心拥护英明领袖习主席的，这个称呼当年也用在华国锋身上。http://url.cn/SiwKwr
http://www.ash.harvard.edu/extension/ash/docs/survey-global-perceptions-international-leaders-world-powers.pdf
蒙F-我爸临死说
发改委说：如不含税，中国油价低于美国。房企立刻表白：如不含地价，中国房价最低。纪检委说：如果不计贪官，中国公务员最廉洁。红十字会声明：如果不含挪用，中国善款管理最好。质监局强调：如没奸商，中国食品最安全。统计局说法最切实际：如不含老百姓，中国人生活最幸福。
没昵称3
此告示只有簡體中文，沒英文，沒韓文，沒正體中文，沒日文，韓國真航航空是歧視什麼人啦？
一头老牛
【历
史要重演？】85年前，为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东北军与苏联爆发冲突，实力不济惨败，黑瞎子岛也被强占。当时有一小撮无耻之徒为了几个卢布，喊出了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的陈独秀被扫地出门。今天，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卢布，有砖家在混球屎报称救俄就是救自己，喊出了经济保卫沙俄的口号。走向觉醒的尼奥: 马
列汉奸卖国毛贼俄粉看过来！【俄媒声称俄16万人军演为威慑中国
结盟毫无可能】基于两国人口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拉大，未来如果中国“野心”扩充到俄罗斯也非常容易。实际上，俄罗斯方面也做出了举动，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
了一场涉及16万部队的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而这场演习却是为了威慑中国。
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卢布暴跌，首先防范的却不是西方，而是与俄一直有领土争端的中国。尽管经济困难，俄仍投入重金，在远东地区出动16万大军搞了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震慑中国！……...…想想那么多喊着灭美屠日的#毛粉#畜牲，自己随时会被强权弄死，却日日帮强权者做着强权的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宫敏庚: 97
年春节本公司遭法院抢劫后,5月该厂卖绐了哪位上海市党领导子女?还是党领导的白手套?变更为上海新光显示仪厂有限公司.法院只认执行了房子,房屋内有啥
说不知道?我是债权人,又是公司法人,公司我总投资近200万,世博会期间,一中院王胜俊打电话让我去法院,最后说补助我5万元了结此案,否则随你
吿....
一头老牛
【三
问新京报】新京报在《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章含之拿走了聂树斌的肾》一文中，引用其他媒体和相关人员的话，认定这纯属风言风语，是“总爱找高官的”阴谋论。
三问新京报：使用死囚器官众所皆知，新京报该深入调查以正视听，章含之拿走的是哪个死囚的肾？死囚生前同意了家属同意了？付费了？
马田-赶墟: 现在中国的报业只是宣传队属下的单位的收费传单而已。 || 一头老牛: || 数码中国印: “总爱找高官”与“总爱替高官辩解”几乎是一对双胞胎。屁股决定脑袋，这都不奇怪。只需要有真相，一切都说得清！请拿出真相来吧！有敢接招的吗？
冷眼看世界
陆
建华，中国最高层核心智囊之一（直接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供政策研究报告）。从2003年起通过程翔向国外投稿，其中十八篇涉及国家最高军事机密。陆建华
为美俄日韩台五家情报部门工作，还狂傲宣称，“我穿的衬衣从来没有一万块钱以下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近日以泄漏国家机密, 罪判处陆建死刑！
周立波说：当今医院与强盗的区别,太现实了!![]()
强盗通常只在晚上作案，医院却全天候抢钱;强盗风里来雨里去四处流窜，医院冬天暖，夏天凉，环境优雅;你把钱交给强盗是为了活命，你为了活命而把钱交给医院;强盗只能抢光你身上的财富，医院却能抢光你一生的积蓄;强盗只会逼你掏钱，医院却能逼你借债;你碰上强盗作案可以破财消灾，你碰上医院抢钱却得倾家荡产;强盗作案时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医院抢钱时理直气壮无所顾忌;强盗还怕你人多势众，医院连民工也照抢不误;你被强盗抢了可以报警，你被医院抢了只能认命;强盗作案时把自己打扮成魔鬼，医院抢钱时把自己伪装成天使;强盗抢光你的钱他逃跑，医院抢光你的钱你滚蛋;强盗钱抢多了叫数额巨大得枪毙，医院钱抢多了称贡献突出受表彰;你把强盗杀了叫正当防卫，你在医院宰了医生叫违法犯罪;医院一辈子也许不会被强盗抢，强盗一生中肯定会被医院抢;医院上辈子肯定是强盗，强盗下辈子一定想当医生。
@才让冷注：有人鼓吹建立反右纪念馆、大跃进纪念馆、文革纪念馆。为什么没有计划生育纪念馆和土改纪念馆？一个故意侵犯生命，一个直接抢劫土地，后两者比前三者更根本。
花-视-界
在
中国，常见的悲剧是，统治者可以一次次果断地走上错误的道路。其所谓自我纠错，不是因为刹车及时，而是因为终于撞车或油尽。常见的喜剧是，统治者在告别原
有罪错后会将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吹嘘是自己将人民带出了苦难，却忘了人民为何走进了苦难，以及现在又正在承受着哪些新的苦难。——熊培云
肖仲华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 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 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 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 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 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 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 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 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 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 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 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 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 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 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 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 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 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 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 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 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 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 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 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 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 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 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 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 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 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 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 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 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然 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 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 “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 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 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 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 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 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 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 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任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 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 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 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城管残暴地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网管一次次删除你辛辛苦苦写好的帖子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冲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失去底线的警察跨省追捕一位无罪公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我爸是李刚”里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钱明奇终于失去维权信心而点燃炸药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青年才俊、社会栋梁愿意挺身而出，“让选票与炸弹赛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
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几 年前，我便一直反复强调，今日中国缺的不是民意，即这里的声音，而是缺民意的执行力；中国少的不是民声不被倾听，而是民声不被服从。有人说，当国民的声音 被沉没，我们将会面临灾祸，而我要说的，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本身就是灾祸。而我对这个国家之所以抱有热忱的希望，就在于即使民声不被倾听，不被服从，民声 也没有沉没。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当
年的国民党到底有多独裁】那时他们也屠杀人民，但杀的不是什么异见和反对派，而是违法违宪，烧杀抢掠，占山为王的土匪流氓。那时也一党专政，但允许组党建
纲，各民主党派几乎都在那时成立。那时也限制言论自由，但大学里可以教马列，出版社可以出毛著，公知可以组建左联，鲁迅能在党报上骂娘。
熊培云
GE_xiongpeiyun.blog.tianya.cn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ge_xiongpeiyun
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11-10-1 0:14:00
核心提示：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都一一应验。我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告诉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
哀伤。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更相信生活。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 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 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 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 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 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 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 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 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 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 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 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 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 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 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 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 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 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 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 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 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 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 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 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 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 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 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 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 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 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 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 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 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日志日期：2011-10-1 星期六(Saturday)
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11-6-30 9:08:00
《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管我对“黄金时代“的说法有些存疑，但从媒介史的角度来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进步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社会为此呼吁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也毫不怀疑，作为中国最高一级党报的《人民日报》，其所释放的信息具有进步意义。然 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 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 “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 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 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 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 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 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 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 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任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 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 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 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城管残暴地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网管一次次删除你辛辛苦苦写好的帖子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冲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失去底线的警察跨省追捕一位无罪公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我爸是李刚”里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钱明奇终于失去维权信心而点燃炸药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青年才俊、社会栋梁愿意挺身而出，“让选票与炸弹赛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
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几 年前，我便一直反复强调，今日中国缺的不是民意，即这里的声音，而是缺民意的执行力；中国少的不是民声不被倾听，而是民声不被服从。有人说，当国民的声音 被沉没，我们将会面临灾祸，而我要说的，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本身就是灾祸。而我对这个国家之所以抱有热忱的希望，就在于即使民声不被倾听，不被服从，民声 也没有沉没。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日志日期：2011-6-30 星期四(Thursday) 晴
评论人：舞剑清影 评论日期：2011-9-23 21:40
被封杀的新闻！吉林大安6000亩耕地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
国家和省 对这个“摇钱树”投资800多万元，仅土方一项就被当时任职的党委书记揣进了自己的“大挎兜子”里200多万没给投工农民一分钱。这个“摇钱树”一直有惠 农直补款，其中还有一分钱不值的60垧枸杞树还骗取国家林业直补款160多万元；农民呼吁有正义感的媒体；有公信力媒体介入！
程云海的电话：13354368852,15584851698
吉林大安 六千亩耕地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然而，在吉林省大安市叉干镇，原本属于农民的6000亩耕地，竟然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每年由镇政府对外发包，农民耕 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反而还要向镇政府支付“巨额承包费”。时任镇长、现任镇党委书记不仅自己承包耕地还以土地顶雇工工资。面对如此与民争利的镇政府， 无力承包土地的农民，要么跑到30公里外开垦荒滩，要么节衣缩食、过着“解放前的日子”。为了向镇政府要回耕地，村民们开始了艰难的诉讼历程。
吉林大安 六千亩耕地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
近日，本报接到吉林省大安市叉干镇庆发村群众的反映，称原本属于该村集体所有的几千亩土地，被镇政府借着国家开发中低产田“惠农富民”政策，以“低洼易涝 地综合治理”名义，强行占有，每年由镇政府对外承包，收取承包费。从1993年至今，镇政府靠从农民手里强占的6000亩耕地，每年赚取几百万承包款。并 且镇长也“承包”了100多亩耕地，雇佣农民为其种地，镇长不给雇工发工资，竟然给工人15亩土地顶工资，农民的土地竟然成了镇长的“自留地”，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农民成了镇长的“佃户”。
百姓利益无小事。2011年9月1日，记者前往吉林，对此事展开调查。
村民 镇政府抢了我们6000亩耕地
9月1日上午，记者在距大安市百公里之遥的白城市见到了庆发村民程云海。“记者同志，为什么要你到白城见面，而不敢到大安市，是因为我把相关证据、原材料都放在白城市我朋友家里，要不，会被政府的人搜走的。”一见面，程云海忙向记者解释。
程云海首先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有村民签字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称庆发村有400余户村民，除了出外打工的，有360户村民签字，委托程云海出面讨要耕地。
在程云海一位朋友家里，记者见到了程云海珍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材料”。
“这是我们村一九五六年的《土地等级台账》，上面清楚地记明这些土地就是我们村的。”记者看到，该本台账封页已经有些腐烂，但文字内容还很清晰。第二页上注明：“自1956年10月起，卷内120张，保管期限：永久”
据程云海介绍，被镇政府强占的土地，是村民俗称的“东大泡子”，属庆发村、民乐村、光明村集体所有。从1956年起，庆发村村民就开始耕种，并且村里有台 账记载。1979年，有叉干公社与各村达成协议，由公社投资，将东大泡子改成叉干渔场，当时约定：水下分成公社四各村六，水上芦苇和蒲草由各村自行管理、 收割。因养鱼失败，1983年底停止合作。1984年，乡里领导决定，各村土地归各村所有。庆发村将水面分成四块，包给四个组23户农民养鱼。直到 1990年，因为河流没水、气候干旱，渔场断水，村里决定，将水抽干，改为旱田，村里购买种子，由村民耕种。
1992年秋，乡里开始搞水田开发，并组织全乡劳力挖沟修路，1993年试种，1994年全部完工，1995年对外承包。此工程原本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是为了帮助农民改进耕种条件，提高产量的好事，镇政府应该起到组织、协调和服务的作用。是，镇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把庆发村、光明村和民乐村的集体土地 收归镇政府所有，每年向外发包，赚取承包费，每年由当初的一百多万收入到现在的几百万收入，原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这样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小金 库。
从1994年之后，村民们不断上访，要求镇政府返还土地经营权，历经多次行政复议及法院判决，至今没有结果。
经历 两次行政决定，一次法院判决，两次行政复议，仍未解决问题
2008年12月17日，大安市政府下发（2008）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归叉干镇农民集体所有，由叉干镇政府管理。庆发村民不服， 向上一级政府白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白城市政府维持了大安市政府的决定。庆发村民提起诉讼。2009年12月，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判决 撤销大安市政府（2008）5号行政处理决定。
2010年11月，大安市政府重新对争议土地做出（2010）5号行政处理决定，庆发村民仍然不服，再次向白城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3月25日，白城市政府做出白政复决字（201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大安市政府决定。
庆发村民于2011年5月6日，出具行政诉讼状，请求法院撤销白城市和大安市两级政府做出的决定，判决大安市政府重新做出决定。
记者看了由程云海提供的上述几份材料，发现双方争议的起源是从1990年针对东大泡子实施的“低洼易涝地综合治理”。
庆发村民认为：两级市政府决定以“自然灾害”和土地开发工程作为改变耕地权属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国家投资农业开发农民的耕地，应该农民受益。镇政府不属于农民集体，其职责是如何引导、带领、服务农民脱贫致富，不能经营农民耕地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
叉干乡政府借国家开发中低产田惠农富民政策，利用国家投资，在庆发村“泡底”耕地开发稻田。1992年种稻成功后，没有和庆发村达成任何协议签订土地使用 管理合同，没有给予农民任何补偿和实际安置措施，更没有办理土地变更手续，土地仍属庆发村民集体所有。叉干乡（镇）政府强占庆发村已依法登记的耕地 6000余亩，占全村耕地的62%。镇政府对外发包耕地，收取发包款，全部经济利益归镇政府，农民没得到一分钱，致使庆发村原二队解体，现有顺河湾6户农 民30多口村民生活难以维持。
而大安市政府认为：1979年以前，争议土地系庆发、民乐、光明三个村的集体土地。1979年，经县政府同意，叉干公社与各村达成协议，由公社投资，将东 大泡子改成渔场。1990年，《大安市叉干乡东大泡低洼易涝地综合治理规划》通过评审，该规划是吉林省“531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项目的一个专题。 1992年秋冬，由叉干镇政府对东大泡子重新开发利用，组织全镇社员进行修渠、打井和翻耙地，该地由叉干镇政府组织对外发包。
大安市市政府强调：1992年秋搞水田开发试验工程不是庆发村民所说的帮助农民脱贫工程，是试验工程。
时任镇长、现任镇党委书记不仅自己承包耕地还以土地顶雇工工资
程云海为记者提供了几份证人证言，其中有时任叉干乡副书记、乡企业办主任、副乡长等人的证明，均证实东大泡子为庆发村、光明村、民乐村土地。
大安市政府在一份行政答辩状中称：市政府调查组采信的是政治觉悟高，对党、对人民负责，熟悉情况的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还有诚实正直的基本村民。
“什么是基本村民？你们这里把村民分为几等？”记者问程云海，程云海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基本村民”，“可能是配合政府说话的村民就是基本村民。”程云海调侃着说。
在程云海提供的证言材料，其中一份书面证言，涉及现任叉干镇党委书记翟利，翟利以前为叉干镇镇长。该证明材料是村民毕某所出。
证词称：“我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在东大泡子给叉干镇翟立（利）种了两年地。地的位置是，东大泡子东南角，靠高六井。地数有十多垧地（一垧合10亩——记者注），我包括给翟利种和趟包括收，但翟利没给我钱，给我能有一垧半地顶工钱，……”
“当官的自己承包地，雇佣农民种地，又不掏工钱，拿土地顶工钱，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吗？”指着这份证词，程云海气愤地质问起来。
政府部门 部长忙为书记写发言材料，书记忙开会
9月1日下午，记者随程云海来到叉干镇庆发村，现场看了争议的东大泡子，又进村采访了部分村民。针对镇政府强占耕地对外发包挣钱，村民意见很大：“本来属 于我们村民的耕地，镇政府怎么有权向我们的收承包费？现在国家大力补贴农民种地，而叉干镇政府想着法剥削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带着村民的疑问，记者首先来到叉干镇政府。叉干镇政府所在地就在庆发村。
在镇政府办公室，一男子对记者说：“领导不在，值班的秘书下屯子了，你明天再来。”
记者在办公室墙上找到了镇党委书记翟利的手机号。翟书记并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随后记者发信息表明来意及采访要求。翟书记回信息说他不在当地，如果采访，先到大安市宣传部，找匡部长，然后可以接受采访。
9月1日下午5点50分左右，记者赶到了大安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看了记者证件后，拨打了翟书记的手机，但是翟书记手机已关机。
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匡部长就不能让你见了，他正在忙着给市委张洪军书记写明天的发言材料。明天上午8点半，市委中心组组织学习，张洪军书记要做重要 讲话，匡部长正在为书记赶材料。明天上午翟利书记也要参加会议，他也没时间接受采访。明天下午又到星期五了。你采访的时机太不巧了，我们也没办法。”
离开大安市委宣传部时，庆发村的程云海给记者打来电话：“你在大安市采访不到领导的，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你晚上要注意安全，镇政府知道你来了，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面对村民的善意提醒，记者不由感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然而叉干镇政府占取农 民6000亩耕地，每年收取几百万承包费，造成部分村民失去土地，生活拮据，仍然点着煤油灯过活。大安市领导整日忙着开会、学习，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不知 道大安市的领导们是如何学习党的执政理论，如何运用党的执政理念，如何贯彻执行和谐发展
国家和省 对这个“摇钱树”投资800多万元，仅土方一项就被当时任职的党委书记揣进了自己的“大挎兜子”里200多万没给投工农民一分钱。这个“摇钱树”一直有惠 农直补款，其中还有一分钱不值的60垧枸杞树还骗取国家林业直补款160多万元；农民呼吁有正义感的媒体；有公信力媒体介入！
程云海的电话：13354368852,15584851698
吉林大安 六千亩耕地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然而，在吉林省大安市叉干镇，原本属于农民的6000亩耕地，竟然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每年由镇政府对外发包，农民耕 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反而还要向镇政府支付“巨额承包费”。时任镇长、现任镇党委书记不仅自己承包耕地还以土地顶雇工工资。面对如此与民争利的镇政府， 无力承包土地的农民，要么跑到30公里外开垦荒滩，要么节衣缩食、过着“解放前的日子”。为了向镇政府要回耕地，村民们开始了艰难的诉讼历程。
吉林大安 六千亩耕地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
近日，本报接到吉林省大安市叉干镇庆发村群众的反映，称原本属于该村集体所有的几千亩土地，被镇政府借着国家开发中低产田“惠农富民”政策，以“低洼易涝 地综合治理”名义，强行占有，每年由镇政府对外承包，收取承包费。从1993年至今，镇政府靠从农民手里强占的6000亩耕地，每年赚取几百万承包款。并 且镇长也“承包”了100多亩耕地，雇佣农民为其种地，镇长不给雇工发工资，竟然给工人15亩土地顶工资，农民的土地竟然成了镇长的“自留地”，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农民成了镇长的“佃户”。
百姓利益无小事。2011年9月1日，记者前往吉林，对此事展开调查。
村民 镇政府抢了我们6000亩耕地
9月1日上午，记者在距大安市百公里之遥的白城市见到了庆发村民程云海。“记者同志，为什么要你到白城见面，而不敢到大安市，是因为我把相关证据、原材料都放在白城市我朋友家里，要不，会被政府的人搜走的。”一见面，程云海忙向记者解释。
程云海首先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有村民签字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称庆发村有400余户村民，除了出外打工的，有360户村民签字，委托程云海出面讨要耕地。
在程云海一位朋友家里，记者见到了程云海珍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材料”。
“这是我们村一九五六年的《土地等级台账》，上面清楚地记明这些土地就是我们村的。”记者看到，该本台账封页已经有些腐烂，但文字内容还很清晰。第二页上注明：“自1956年10月起，卷内120张，保管期限：永久”
据程云海介绍，被镇政府强占的土地，是村民俗称的“东大泡子”，属庆发村、民乐村、光明村集体所有。从1956年起，庆发村村民就开始耕种，并且村里有台 账记载。1979年，有叉干公社与各村达成协议，由公社投资，将东大泡子改成叉干渔场，当时约定：水下分成公社四各村六，水上芦苇和蒲草由各村自行管理、 收割。因养鱼失败，1983年底停止合作。1984年，乡里领导决定，各村土地归各村所有。庆发村将水面分成四块，包给四个组23户农民养鱼。直到 1990年，因为河流没水、气候干旱，渔场断水，村里决定，将水抽干，改为旱田，村里购买种子，由村民耕种。
1992年秋，乡里开始搞水田开发，并组织全乡劳力挖沟修路，1993年试种，1994年全部完工，1995年对外承包。此工程原本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是为了帮助农民改进耕种条件，提高产量的好事，镇政府应该起到组织、协调和服务的作用。是，镇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把庆发村、光明村和民乐村的集体土地 收归镇政府所有，每年向外发包，赚取承包费，每年由当初的一百多万收入到现在的几百万收入，原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这样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小金 库。
从1994年之后，村民们不断上访，要求镇政府返还土地经营权，历经多次行政复议及法院判决，至今没有结果。
经历 两次行政决定，一次法院判决，两次行政复议，仍未解决问题
2008年12月17日，大安市政府下发（2008）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归叉干镇农民集体所有，由叉干镇政府管理。庆发村民不服， 向上一级政府白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白城市政府维持了大安市政府的决定。庆发村民提起诉讼。2009年12月，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判决 撤销大安市政府（2008）5号行政处理决定。
2010年11月，大安市政府重新对争议土地做出（2010）5号行政处理决定，庆发村民仍然不服，再次向白城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3月25日，白城市政府做出白政复决字（201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大安市政府决定。
庆发村民于2011年5月6日，出具行政诉讼状，请求法院撤销白城市和大安市两级政府做出的决定，判决大安市政府重新做出决定。
记者看了由程云海提供的上述几份材料，发现双方争议的起源是从1990年针对东大泡子实施的“低洼易涝地综合治理”。
庆发村民认为：两级市政府决定以“自然灾害”和土地开发工程作为改变耕地权属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国家投资农业开发农民的耕地，应该农民受益。镇政府不属于农民集体，其职责是如何引导、带领、服务农民脱贫致富，不能经营农民耕地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
叉干乡政府借国家开发中低产田惠农富民政策，利用国家投资，在庆发村“泡底”耕地开发稻田。1992年种稻成功后，没有和庆发村达成任何协议签订土地使用 管理合同，没有给予农民任何补偿和实际安置措施，更没有办理土地变更手续，土地仍属庆发村民集体所有。叉干乡（镇）政府强占庆发村已依法登记的耕地 6000余亩，占全村耕地的62%。镇政府对外发包耕地，收取发包款，全部经济利益归镇政府，农民没得到一分钱，致使庆发村原二队解体，现有顺河湾6户农 民30多口村民生活难以维持。
而大安市政府认为：1979年以前，争议土地系庆发、民乐、光明三个村的集体土地。1979年，经县政府同意，叉干公社与各村达成协议，由公社投资，将东 大泡子改成渔场。1990年，《大安市叉干乡东大泡低洼易涝地综合治理规划》通过评审，该规划是吉林省“531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项目的一个专题。 1992年秋冬，由叉干镇政府对东大泡子重新开发利用，组织全镇社员进行修渠、打井和翻耙地，该地由叉干镇政府组织对外发包。
大安市市政府强调：1992年秋搞水田开发试验工程不是庆发村民所说的帮助农民脱贫工程，是试验工程。
时任镇长、现任镇党委书记不仅自己承包耕地还以土地顶雇工工资
程云海为记者提供了几份证人证言，其中有时任叉干乡副书记、乡企业办主任、副乡长等人的证明，均证实东大泡子为庆发村、光明村、民乐村土地。
大安市政府在一份行政答辩状中称：市政府调查组采信的是政治觉悟高，对党、对人民负责，熟悉情况的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还有诚实正直的基本村民。
“什么是基本村民？你们这里把村民分为几等？”记者问程云海，程云海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基本村民”，“可能是配合政府说话的村民就是基本村民。”程云海调侃着说。
在程云海提供的证言材料，其中一份书面证言，涉及现任叉干镇党委书记翟利，翟利以前为叉干镇镇长。该证明材料是村民毕某所出。
证词称：“我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在东大泡子给叉干镇翟立（利）种了两年地。地的位置是，东大泡子东南角，靠高六井。地数有十多垧地（一垧合10亩——记者注），我包括给翟利种和趟包括收，但翟利没给我钱，给我能有一垧半地顶工钱，……”
“当官的自己承包地，雇佣农民种地，又不掏工钱，拿土地顶工钱，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吗？”指着这份证词，程云海气愤地质问起来。
政府部门 部长忙为书记写发言材料，书记忙开会
9月1日下午，记者随程云海来到叉干镇庆发村，现场看了争议的东大泡子，又进村采访了部分村民。针对镇政府强占耕地对外发包挣钱，村民意见很大：“本来属 于我们村民的耕地，镇政府怎么有权向我们的收承包费？现在国家大力补贴农民种地，而叉干镇政府想着法剥削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带着村民的疑问，记者首先来到叉干镇政府。叉干镇政府所在地就在庆发村。
在镇政府办公室，一男子对记者说：“领导不在，值班的秘书下屯子了，你明天再来。”
记者在办公室墙上找到了镇党委书记翟利的手机号。翟书记并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随后记者发信息表明来意及采访要求。翟书记回信息说他不在当地，如果采访，先到大安市宣传部，找匡部长，然后可以接受采访。
9月1日下午5点50分左右，记者赶到了大安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看了记者证件后，拨打了翟书记的手机，但是翟书记手机已关机。
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匡部长就不能让你见了，他正在忙着给市委张洪军书记写明天的发言材料。明天上午8点半，市委中心组组织学习，张洪军书记要做重要 讲话，匡部长正在为书记赶材料。明天上午翟利书记也要参加会议，他也没时间接受采访。明天下午又到星期五了。你采访的时机太不巧了，我们也没办法。”
离开大安市委宣传部时，庆发村的程云海给记者打来电话：“你在大安市采访不到领导的，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你晚上要注意安全，镇政府知道你来了，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面对村民的善意提醒，记者不由感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然而叉干镇政府占取农 民6000亩耕地，每年收取几百万承包费，造成部分村民失去土地，生活拮据，仍然点着煤油灯过活。大安市领导整日忙着开会、学习，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不知 道大安市的领导们是如何学习党的执政理论，如何运用党的执政理念，如何贯彻执行和谐发展
观念改变中国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11-6-30 8:52:00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原题为《权利的逻辑》。
闲来无事，重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话迅即跃入眼帘，早些年初读它时我还在上面重重地画了几道横线:“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在讨论民主，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托克维尔却说“我并不热爱民主”，
岂非咄咄怪事？是的，如果只是突兀地看到这样一句话，读者一定会误以为托克维尔何等轻视民主了。事实并非如此，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托克维尔充分肯定了
民主的价值。而透过这段话，准确说，托克维尔不仅看到了民主的价值，更看到了民主与自由可能产生的冲突，看到了自由的价值当优先于民主。
近年来，有个典故已经尽人皆知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这样说过：“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问题是，当民主取代了君主，君主不能跨进的这个门槛，民主是不是就可以破门而入呢？对此一问，法国大革命提供了自己的答案（随后发生于世界其它地方的诸多革命如出一辙），君主做不到或被激烈抵制的，民主以“公意”之名堂而皇之地做到了。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希望借着不可剥夺的个体自由给民主圈出一个边界。
遵循多数原则，如果不刻板地纠缠于已有的有关民主的种种定义，通常我们谈论的革命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主运动。和选票所倚赖的“和平民主”不同的是，革命多诉诸“枪在手，跟我走”的“暴力民主”。这场由“暴力投票”主导的“民主角逐”通常由三部人组成：革命者、反革命和中立者（相当于弃权者）。当革命者超过了反革命，历史便有可能翻开新的一页。
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多以追求自由、民主为价值指引，不幸的是，为什么“多数人”满心欢喜、费心劳力参加的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的悲剧。究其原因，革命的一代在争自由、争民主的时候，却忘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权利，准确说是个体的权利。当作为一种手段的革命变成了终极目的，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甚至成为一切意义的终结者，革命便结下了意想不到的恶果。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已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不唯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愿意正视本国历史，这句话似乎同样可用来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迷局”。百余年来，“争民主、争自由”的革命、革革命风起云涌，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从整体上说这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而且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无谓的挫折与残酷。而这些挫折与残酷的发生，无一不与权利被轻视甚至被抛弃有关。
为更好说明权利观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不妨从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截取三个片断：
其一是1928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参加革命，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湖南特委执行这一政策后，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到边远乡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此暴行引发大批农民反水、以暴易暴，导致一千多名干部被杀。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
志回忆录》里，曾志特别收录了这段回忆，说明革命一旦违背民众利益将自食苦果，故引以为训。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暴力盛行，在观念上许多农民并未接受自己
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认为自己应该不计代价参与这场革命。此时私权观念仍根深蒂固，当私权遇到暴力，抵抗甚至报复随即萌发。
其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革命已经完全压倒生活，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被集体化”。一部分人选择了抵制，但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包括上交刚刚得到的土地，砸锅卖铁去炼钢，甚至献身。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开，许多革命者及革命群众的确认为既然自己已是国家的主人，私权便不再重要。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合流，方有公有化运动之势如破竹。
其三是本世纪初，革命暴力已经消褪，“建设暴力”犹存，后者以暴力拆迁为代表。此时的民情与五十年代整体上的默默无闻大相径庭。个体的权利尤其是物权等观念深入人心，“钉子户”甚至成了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围观者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暗含了“观念上的冲突”，他们不再认同强拆者侵害民权的行为。
许多人冀望于“围观改变中国”，但围观只是表象，关键仍在民情的转变。从革命到建设，从群体理想回归个人权利，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东部城市群落崛起，不是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不是私家车开始填满各式小区，不是高速公路穿过越来越多的穷乡僻壤，也不是互联网联接了千家万户，而是观念的变化，是私权观念的崛起。正是这些观念使中国获得持久的活力，左右未来中国的蓝图。
国界为自由而生，也将为自由而死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10-3-30 9:32:00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权当是日内瓦纪行之二。——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2010年2月底，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全球反对死刑会议，对日内瓦有了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日内瓦城区并不大，从规模上看很像是中国的一些小城市。最让我
惊讶的是在日内瓦城里能看到清澈见底的湖水，看到天鹅。虽然很小我便在书上读到“天鹅湖”这个词，但在现实中见到天鹅湖却是平生第一次。待明亮的阳光从云
底钻出来，照在湖面和几近环城的雪山之上，你真的会心生忌妒——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生在这样的美丽城市、世外桃源？
想起我在日内瓦 大街上寻访卢梭故居时，看到他内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地写着“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便不由感慨：虽说人生而平等，但这世间的不平等实在太多了。
又记得，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形态的有三个要素，包括环境、法制、民情。其作用是法制优于环境，民情优于法制。美国的民情源于新英格兰乡村自治的 民主精神，正是这种植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意识影响了美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仔细想来，这三个要素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环境的好坏，法制的有无，同样会 深深地影响民情。至少我认为，瑞士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给人带来的内心的安宁，在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不会让 这里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瑞士的国界的确起到了保护国民的作用。至少在人类疯癫的20世纪，它是一道防火墙。
然而日内瓦湖并非简单的、让人避世退隐的江湖。事实上，这一片靠山近湖、看似远离尘嚣的土地，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它是人们逃避战乱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又成为人类超国界合作的典范之城。
关于前者，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
比如，1803年，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为号召社会变革而在巴黎发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是因为该文是此前一年他住在日内瓦时写的；另一方面，作者直接以“日内瓦居民”自命，同样表明日内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内涵。
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位“被赶出了国土”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也曾经在日内瓦湖畔游荡。他们一起拜访过历史学家吉本的故居，为此雪莱还不无诗意地形容其时的观 感：“他们领我们看了吉本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住的房子，还有老洋槐树遮蔽下的露台——吉本写到作品的最后一行时，就是在这里久久地凝视着勃朗峰。” 而雪莱的妻子玛丽写鬼故事的灵感，正是得益于几位才子佳人当年的相遇。据说当时大家是在拜伦的提议下，各自讲鬼故事，一直讲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雪莱也 近乎发疯。若干天后，玛丽因为小说《弗兰克斯坦》从此扬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结束第一次婚姻后，罗兰深居简出，十 年间只顾埋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因为反战而被法国人骂为“卖国贼”。1915年11月，罗兰获诺奖却遭到法国政府反 对。几年后他离开法国，从此在瑞士“隐居”十几年，但他从未停止写反战文章，《甘地传》一书即在此时完成。所谓“跨国归隐”，对于许多有济世理想的人来 说，不过是找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容身之所。
世界也在悄悄变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附近的乡村，并在一个叫埃和芒斯 （HERMANCE）的千年古村做了短暂的停留。一位老太太向我诉说了她的幸运，因为生活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望着阳光下远处的雪山与平静的湖水，我们 甚至不约而同地说到，“天堂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从近千年前在这里建立第一个庇护所以来，尽管埃和芒斯始终没有发展成一座大城 市，至今也不过500多人，但当你看到村庄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教堂与墓地，看到被严格保护的私产与古堡遗迹，以及周边未被污染的湖光山色，你真有信心 说这个村庄将永远留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并且 开放了边界。
埃和芒斯正好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一度归属于法国。1815年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从此告别战争，转年该村318人连同土地也都并入了瑞士。
说到国界，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送信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集中营里也有人性之美，以及那位瑞士老太太闯关时的机智幽默 了。老太太想把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保加利亚小男孩带进瑞士（过境去哥本哈根），在边检站他们受到了边防人员的盘问。就在边防人员执意要看 “孙子”的证件时，老太太风趣地说：“不能通融一下吗？他只是到贵国来一下，推翻了政府后马上就走。”边防人员听完也很识趣，不仅不再索要孩子的证件，还 同样风趣地朝这孩子回了一句：“好啊，年轻人，推翻政府后别忘了给我涨工资！”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 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埃和芒斯 村东边，那条窄窄的界河也已经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你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我更在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想起我在日内瓦 大街上寻访卢梭故居时，看到他内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地写着“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便不由感慨：虽说人生而平等，但这世间的不平等实在太多了。
又记得，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形态的有三个要素，包括环境、法制、民情。其作用是法制优于环境，民情优于法制。美国的民情源于新英格兰乡村自治的 民主精神，正是这种植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意识影响了美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仔细想来，这三个要素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环境的好坏，法制的有无，同样会 深深地影响民情。至少我认为，瑞士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给人带来的内心的安宁，在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不会让 这里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瑞士的国界的确起到了保护国民的作用。至少在人类疯癫的20世纪，它是一道防火墙。
然而日内瓦湖并非简单的、让人避世退隐的江湖。事实上，这一片靠山近湖、看似远离尘嚣的土地，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它是人们逃避战乱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又成为人类超国界合作的典范之城。
关于前者，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
比如，1803年，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为号召社会变革而在巴黎发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是因为该文是此前一年他住在日内瓦时写的；另一方面，作者直接以“日内瓦居民”自命，同样表明日内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内涵。
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位“被赶出了国土”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也曾经在日内瓦湖畔游荡。他们一起拜访过历史学家吉本的故居，为此雪莱还不无诗意地形容其时的观 感：“他们领我们看了吉本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住的房子，还有老洋槐树遮蔽下的露台——吉本写到作品的最后一行时，就是在这里久久地凝视着勃朗峰。” 而雪莱的妻子玛丽写鬼故事的灵感，正是得益于几位才子佳人当年的相遇。据说当时大家是在拜伦的提议下，各自讲鬼故事，一直讲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雪莱也 近乎发疯。若干天后，玛丽因为小说《弗兰克斯坦》从此扬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结束第一次婚姻后，罗兰深居简出，十 年间只顾埋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因为反战而被法国人骂为“卖国贼”。1915年11月，罗兰获诺奖却遭到法国政府反 对。几年后他离开法国，从此在瑞士“隐居”十几年，但他从未停止写反战文章，《甘地传》一书即在此时完成。所谓“跨国归隐”，对于许多有济世理想的人来 说，不过是找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容身之所。
世界也在悄悄变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附近的乡村，并在一个叫埃和芒斯 （HERMANCE）的千年古村做了短暂的停留。一位老太太向我诉说了她的幸运，因为生活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望着阳光下远处的雪山与平静的湖水，我们 甚至不约而同地说到，“天堂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从近千年前在这里建立第一个庇护所以来，尽管埃和芒斯始终没有发展成一座大城 市，至今也不过500多人，但当你看到村庄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教堂与墓地，看到被严格保护的私产与古堡遗迹，以及周边未被污染的湖光山色，你真有信心 说这个村庄将永远留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并且 开放了边界。
埃和芒斯正好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一度归属于法国。1815年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从此告别战争，转年该村318人连同土地也都并入了瑞士。
说到国界，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送信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集中营里也有人性之美，以及那位瑞士老太太闯关时的机智幽默 了。老太太想把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保加利亚小男孩带进瑞士（过境去哥本哈根），在边检站他们受到了边防人员的盘问。就在边防人员执意要看 “孙子”的证件时，老太太风趣地说：“不能通融一下吗？他只是到贵国来一下，推翻了政府后马上就走。”边防人员听完也很识趣，不仅不再索要孩子的证件，还 同样风趣地朝这孩子回了一句：“好啊，年轻人，推翻政府后别忘了给我涨工资！”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 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埃和芒斯 村东边，那条窄窄的界河也已经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你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我更在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学术如鸡蛋，谁下不是下？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10-1-12 16:43:00
武汉大学两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生，最近向媒体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通过对买卖论文现象的长期调查，他们发现，“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
1.8亿元—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等，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论文网站的主要途径，论文主要发表于非法学术期刊上。”
几亿元？这个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当然，我不是说它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以我的直觉，这个产业的规模是远在几亿元之上的。
笔者孤陋寡闻，若非读到这样一条新闻，我都不知道在这个神奇的国家还有“非法学术期刊”——以前听得更多的是非法出版物。经查阅才知道，近些年来一些不 法人员大肆非法出版教育、医学类“学术期刊”，为那些因职称（技术职务）评审而急于发表论文的教师、医务工作者等等解“燃眉之急”，并以收取高额“版面 费”的形式非法牟利。
难怪自从我的邮箱在网上公布以后，时常会收到一些约稿函。最开始还真以为人家是“慕名而来”，当我发现那些和我专业毫无瓜葛的信件时，才知道自己过于多情。其实，在我打开那一封封信的一刹那，不过是鱼看见了鱼饵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怀疑数亿元的“产业规模”，显然如果只计算“非法学术期刊”是远远不够的。虽说有“长尾效应”，但是假杂志毕竟只是游击队，在“学术抗战”上，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常年打阵地战的正规军——那些正规学术刊物上。
就在不久前，我还听到有老学者向我感慨，申请了国家课题经费，到最后那点可怜的经费还是交给出版社了。这里说的只是出书，而论文也是同理。先不论有没有 真学问，一些教师为了发表论文、结项，不得不走捷径，通过买版面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论文。而且，大家对这种交易见怪不怪，简单得就像春节期间找头“黄牛”买 张火车票。
除了“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更有学术期刊向孙悟空学本领，拔一毛变一猴。既然你是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而不是追求 学术影响力，你的学术文章发行二三十份也许就足够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不法分子可以盗用正规刊物的刊名和刊号非法出版，印几份权当交差。正规学术刊物也依 葫芦画瓢，同时出版正版和伪版或者说“克隆版”。这里所谓的伪版，是指一些正规刊物的工作人员为了非法牟利，在出版正版学刊的同时，出一种为付费论文作者 量身订做的版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像订制一份外卖。
而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之一便是海南《新教育》杂志丑闻曝光。据警方调 查，2008年2月份的《新教育》杂志非法印刷了4种不同内容的非正式版本，涉及被骗教师人数1400多名，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之所以有那么多名 教师被杂志社所骗，是因为该杂志隶属于海南师范大学，而老师评职称的一个条件便是要在省级以上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如 此广阔的造假，空谈某某道德败坏，着实无的放矢。症结何在，人们早已经心知肚明。2009年初，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痛批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 表论文的规定，称这是项“混账规定”——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表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并无此一说。
就各高校谋求“论文产量”这一现象，易中天打了个十分精妙的比方：“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 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更糟糕的是，“学术母 鸡”不但要下蛋，而且大学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这样一群老师天天都在那儿数蛋。
真相若是如此，你难免会替这个社会自暴自弃：既然学术沦为鸡蛋，谁下不是下？有此想法，这也算是对不合理制度设计的一种“日常反抗”了。
说到那些替人写论文的快枪手，忍不住让我想起巴尔扎克。据说巴尔扎克未成名之前，写过不少黄色小说，而这些小说为他后来成为一流作家做了很好的练笔。如 果不把世界想得过于灰暗，在此我们不妨寄希望于那些替别人下“学术鸡蛋”的练笔者，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可以“母（鸡）仪天下”大学问家。当然，巴尔扎克只有 一个，这种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原载《新京报》）
几亿元？这个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当然，我不是说它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以我的直觉，这个产业的规模是远在几亿元之上的。
笔者孤陋寡闻，若非读到这样一条新闻，我都不知道在这个神奇的国家还有“非法学术期刊”——以前听得更多的是非法出版物。经查阅才知道，近些年来一些不 法人员大肆非法出版教育、医学类“学术期刊”，为那些因职称（技术职务）评审而急于发表论文的教师、医务工作者等等解“燃眉之急”，并以收取高额“版面 费”的形式非法牟利。
难怪自从我的邮箱在网上公布以后，时常会收到一些约稿函。最开始还真以为人家是“慕名而来”，当我发现那些和我专业毫无瓜葛的信件时，才知道自己过于多情。其实，在我打开那一封封信的一刹那，不过是鱼看见了鱼饵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怀疑数亿元的“产业规模”，显然如果只计算“非法学术期刊”是远远不够的。虽说有“长尾效应”，但是假杂志毕竟只是游击队，在“学术抗战”上，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常年打阵地战的正规军——那些正规学术刊物上。
就在不久前，我还听到有老学者向我感慨，申请了国家课题经费，到最后那点可怜的经费还是交给出版社了。这里说的只是出书，而论文也是同理。先不论有没有 真学问，一些教师为了发表论文、结项，不得不走捷径，通过买版面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论文。而且，大家对这种交易见怪不怪，简单得就像春节期间找头“黄牛”买 张火车票。
除了“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更有学术期刊向孙悟空学本领，拔一毛变一猴。既然你是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而不是追求 学术影响力，你的学术文章发行二三十份也许就足够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不法分子可以盗用正规刊物的刊名和刊号非法出版，印几份权当交差。正规学术刊物也依 葫芦画瓢，同时出版正版和伪版或者说“克隆版”。这里所谓的伪版，是指一些正规刊物的工作人员为了非法牟利，在出版正版学刊的同时，出一种为付费论文作者 量身订做的版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像订制一份外卖。
而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之一便是海南《新教育》杂志丑闻曝光。据警方调 查，2008年2月份的《新教育》杂志非法印刷了4种不同内容的非正式版本，涉及被骗教师人数1400多名，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之所以有那么多名 教师被杂志社所骗，是因为该杂志隶属于海南师范大学，而老师评职称的一个条件便是要在省级以上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如 此广阔的造假，空谈某某道德败坏，着实无的放矢。症结何在，人们早已经心知肚明。2009年初，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痛批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 表论文的规定，称这是项“混账规定”——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表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并无此一说。
就各高校谋求“论文产量”这一现象，易中天打了个十分精妙的比方：“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 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更糟糕的是，“学术母 鸡”不但要下蛋，而且大学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这样一群老师天天都在那儿数蛋。
真相若是如此，你难免会替这个社会自暴自弃：既然学术沦为鸡蛋，谁下不是下？有此想法，这也算是对不合理制度设计的一种“日常反抗”了。
说到那些替人写论文的快枪手，忍不住让我想起巴尔扎克。据说巴尔扎克未成名之前，写过不少黄色小说，而这些小说为他后来成为一流作家做了很好的练笔。如 果不把世界想得过于灰暗，在此我们不妨寄希望于那些替别人下“学术鸡蛋”的练笔者，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可以“母（鸡）仪天下”大学问家。当然，巴尔扎克只有 一个，这种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原载《新京报》）
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写评论作者：熊培云_ 提交日期：2009-12-20 11:55:00
以下是11月22日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长文，解释自己为什么坚持写评论。此前有许多朋友问及相关问题，有的甚至不乏误会之辞，只当这是一次作答吧。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二十年前，在我准备离开乡村，提着笔杆子进城，实话实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光鲜诱人。只是时光流 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 来。
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 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 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与“临时性强奸”这样诡异的章节，诗意的修饰？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
那半个世纪的风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便想着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 好在事在人为，这“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而且，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很快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 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及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 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在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样似曾相识，上接了五十年久远尘封的记忆，势必要昔日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 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 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 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 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 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 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记得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章诒和女士聚餐。当朋友向她 介绍我在南开，同时给北京报纸当主笔写社论、开专栏而且还是江西人时，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 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而且，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未竞的事业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 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他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 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 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只能更执着做最好的自己。 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过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 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生命中 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反观之，我同样认为，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受了多少 困苦与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最喜欢什么。关于这一点，我当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 给文字。而评论，只是其中一艘载动我文字心灵的夜航船。
从鲁迅到胡适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 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 世纪。显然，该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在我看来，写评论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 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而且，既然你不希望你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不要试图去带领别人，每个人首先 要学会带领好自己。那些能带领千军万马的人，自己的人生可能过得一败涂地。写评论也罢，不写也罢，重要的是你对周遭的事物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颠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显然，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 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 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告别 杂文，走向评论。我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 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苦难与凋零。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 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左手诗歌，右手论文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 数评论，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这些朋友的好意，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 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要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 我渐渐养成了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 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与更精心 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 会了克制。凡让你成瘾的东西，都不是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或发评论瘾。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一些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 事情。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十几万字的“乡村纪事”，也是因了一种机缘。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 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应该说，有些评论是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诗歌加 论文”的感受的。
我们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 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从老子的《道德经》 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可以归于“密码学”范畴的所 谓学术论文。
我们无力，所以执着
生于“八零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 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 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真的，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共同需要解 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周老虎”到“临时性强奸”，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 意义上，写作也是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 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 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 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 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 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 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 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而这一切，都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 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 “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 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二十年前，在我准备离开乡村，提着笔杆子进城，实话实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光鲜诱人。只是时光流 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 来。
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 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 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与“临时性强奸”这样诡异的章节，诗意的修饰？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
那半个世纪的风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便想着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 好在事在人为，这“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而且，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很快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 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及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 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在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样似曾相识，上接了五十年久远尘封的记忆，势必要昔日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 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 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 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 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 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 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记得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章诒和女士聚餐。当朋友向她 介绍我在南开，同时给北京报纸当主笔写社论、开专栏而且还是江西人时，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 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而且，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未竞的事业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 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他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 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 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只能更执着做最好的自己。 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过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 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生命中 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反观之，我同样认为，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受了多少 困苦与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最喜欢什么。关于这一点，我当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 给文字。而评论，只是其中一艘载动我文字心灵的夜航船。
从鲁迅到胡适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 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 世纪。显然，该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在我看来，写评论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 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而且，既然你不希望你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不要试图去带领别人，每个人首先 要学会带领好自己。那些能带领千军万马的人，自己的人生可能过得一败涂地。写评论也罢，不写也罢，重要的是你对周遭的事物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颠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显然，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 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 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告别 杂文，走向评论。我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 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苦难与凋零。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 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左手诗歌，右手论文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 数评论，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这些朋友的好意，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 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要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 我渐渐养成了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 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与更精心 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 会了克制。凡让你成瘾的东西，都不是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或发评论瘾。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一些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 事情。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十几万字的“乡村纪事”，也是因了一种机缘。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 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应该说，有些评论是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诗歌加 论文”的感受的。
我们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 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从老子的《道德经》 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可以归于“密码学”范畴的所 谓学术论文。
我们无力，所以执着
生于“八零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 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 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真的，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共同需要解 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周老虎”到“临时性强奸”，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 意义上，写作也是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 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 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 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 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 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 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 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而这一切，都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 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 “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 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日志日期：2009-12-20 星期日(Sunday) 晴
证据：国民党的医疗费收据……（大陆的感冒花的都不止这个数）我只能说 你真的狠萎大了 GDP全球第一又如何 呸！20141220刘果: 100届？！！你确信土匪能活那么久？！！
|| 世相调侃说: 你提的问题，中共会在100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讨论！！
|| 世相调侃说: 你提的问题，中共会在100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讨论！！
@北林施兵:政党进步、社会进步是民众参与推动的（甚至要付出自由、生命的代价），至于说政党自动进步云云，那是愚民手法而已。 任何一个执政党在未执政之前，有进步一面；一旦政权到手，必然有阻碍进步的一面，和它叫什么党无关。
毕姥爷
贪污千万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微笑受审】1400万无期徒刑，怎么觉得有点重？其实是官位太小而已！如果是部级官员，这点钱估计也就判个七八年吧 http://url.cn/XFSyyi @凤凰新闻客户端
北京小伙伴注意啦！28日起乘公交上下车都要刷卡】这个政府彻底变成了财主心理，只想赚钱，不想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收那么多税都干嘛了？ http://url.cn/YXPcM3 @凤凰新闻客户端
北京小伙伴注意啦！28日起乘公交上下车都要刷卡北京晨报 2014/12/20 01:18http://i.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93649635
针对本市公交、地铁票价下周末即将调整，市交通委昨日首次将一些乘车“贴士”提前告知乘客。本月28日以后，无论乘坐哪趟公交车，上下车均需刷卡，否则将被认定为不完整交易，会按照上车站到首站或末站间最远距离扣除票款，且不享受折扣。
新增刷卡设备3.2万余台
据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交集团正在对所属845条线路2.2万余部公交车的刷卡设施设备进行置换、完善和升级，将新安装刷卡机具32614台，加上原有车载设备的维护升级，共需完成4.9万余台车载刷卡机具的更新升级工作，并逐车检测保证刷卡环境完好。
一卡通一次最多充500元
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乘客在使用现金乘坐无人售票的公交车时，要自觉投币。因此，建议市民使用一卡通，并确保余额充足。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一卡通一次充值的最大金额为500元，卡内最大储值金额不能超过1000元。
新贴票价表17.6万张
为了让乘客熟悉线路里程，本月28日前，公交集团也将完成17.6万余张梯形票价表、双语站名表、乘车规定等标识制作及张贴工作。另外，市民也可通过拨打公交热线96166、微博、微信和公交集团官网查询里程和票价。
■出行
Tips
坐公交卡里最少要留1元
票价调整后，市民在乘车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变化。比如以前市民在乘坐一些公交线路时，只上车刷卡，下车不用刷卡。票价调整后，乘客在乘坐包括快速公交、微公交等本市所有公交线路都要上下车刷卡。另外，只有卡内余额满单程最低票价1元时，才能刷卡乘车。
坐地铁卡里最少有3元
一卡通内余额低于单程最低票价时，乘客无法刷卡进站，此时应进行充值或购买单程票进站。如果卡内缺少上次乘车出站信息，乘客应到客服中心按照实际行程补交票款后进站。
乘客一卡通缺少进站记录，也无法出站，应到客服中心按照实际行程补进站记录，并持原卡出站。
如果人为损坏单程票卡，或进入付费区遗失票卡，都视为无票乘车，损坏的故障单程票回收，乘客需要按照本站到路网最远端票价补票出站。
■举例子
坐公交忘记刷卡怎么扣
如果有乘客下车忘记刷卡，下次乘车时将扣费，金额按照上次上车站到始末站间的最远距离计费，且不享受优惠。也就是说，如果40公里的线路，乘客从30公里处上车并刷卡，此时距离终点站还有10公里，将按照30公里路程扣除票款。
另外，如果乘客故意提前刷卡，那么除了补齐票款，还将补交一次全程票款。也有乘客建议，不妨建立诚信体系，如果出现一些恶意逃票等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等。
坐地铁小孩超过1米2没到1米3 咋免票
目前1.3米以下儿童免票，但是地铁进站闸机传感器设计的高度是固定的，只有1.2米以下儿童通过时不会关闭。如果乘客携带的儿童身高在1.2米到1.3米之间，可找工作人员领取一张福利票。
■记者体验
14号线望京站换乘只走60米
昨
日，北京晨报记者率先体验地铁14号线东段望京站、金台路站，该段将在年底开通10站，高家园站、朝阳公园站通过不停车。金台路站与6号线换乘；望京站与
15号线换乘。据悉，乘客只需步行60米就能从14号线望京站换乘到15号线。而另一换乘站金台路站新增E、F两个出口。此外，开通后，考虑到6号线早晚
高峰客运压力，金台路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采取限流措施。
■最新数据
6号线最短3分钟一趟车
昨日，北京地铁官网发布了3条新线试运营后运行间隔表。6号线早晚高峰发车间隔最短，由现行的4分钟缩短为3分30秒，晚高峰维持为3分钟。7号线平日早晚高峰的发车间隔均为4分钟；15号线平日早晚高峰发车间隔为5分钟。
双休日时，3条地铁新线早晚高峰发车间隔均在5分钟到6分钟之间。
亚历山刁大帝: 论点太精彩。“独裁统治常见的喜剧是，统治者在纠正原有罪错后会将百姓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吹嘘是自己将人民带离了苦难，而却忘了人民为何走进了苦难，以及现在正承受着新一轮的苦难”。他们宣扬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当你提出质疑时，牢狱大门就对你敞开了。花-视-界
在
中国，常见的悲剧是，统治者可以一次次果断地走上错误的道路。其所谓自我纠错，不是因为刹车及时，而是因为终于撞车或油尽。常见的喜剧是，统治者在告别原
有罪错后会将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吹嘘是自己将人民带出了苦难，却忘了人民为何走进了苦难，以及现在又正在承受着哪些新的苦难。——熊培云
香港大学生赴英做听证 叫嚣应重启《南京条约》http://i.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93647297
中国青年网 2014/12/19 21:36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Tang Chi Tak在英国下议院“作证”（视频截图）
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范力行（左）和香港大学学生Hui SinTung（右）
原标题：香港大学生赴英做听证呼吁重启《南京条约》
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7日再度举行听证会，“了解”《中英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多名香港议员谴责英国再次公然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而反对派要员配合“作证”，被批丧失国格。
据香港《文汇报》18日报道，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7日举行有关中英联合声明的听证会。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范力行
(JonathanFenby)在“作证”时称，中央政府希望紧紧控制香港政治和经济，而香港物业市场和零售业需要内地买家及顾客，令香港政治改革缓慢，
又称特区政府比较重视与内地的关系，忽略港人的民主诉求。范力行同时承认在1995年至1999年担任《南华早报》总编辑期间，从未直接受到来自中央或特
区政府的审查和压力，香港传媒的内部压力增加，主要是来自与内地有良好和重要关系、在内地有巨额投资的老板。在港参与“占领”英国总领馆行动的香港大学学
生Hui SinTung及中文大学学生Tang Chi Tak则称，中央政府多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包括“剥夺”内文订明港人能继续享有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及普及选举权利，英国应该迫使中国“履行”联合声明并做出谴责，甚至重启《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此外，民主党主席刘慧卿18日也通过视像向英国国会“作供”，称英国有责任保障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早前已在网上透露，他会亲自赴英与委员见面。
与此同时，香港反对派议员17日在立法会大会借题发挥。工党主席李卓人质询时要求特区政府解释英国作为联合声明签署方之一，在回归及之后对联合声明所载中
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有没有角色，以及联合国或辖下机构是否可以监察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等。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回应说，英方
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追问称，“联合声明完成历史任务，是否代表‘50年不变’的条文烟消云
散？”对此，谭志源回答说，联合声明涉及签署至1997年6月30日的时间，而“50年不变”条文是写于联合声明第三条，这是中央政府的声明，而非中央政
府与英国的联合声明，因此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监督权。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博士宋小庄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曾送交联合国登记，允许各类国际组织引用《声明》内容，但不代表联合国对声明落实存在监察权。
他说，英国国会在极为敏感的“占领行动”期间，做出赴港调查的决定“非常愚蠢、缺少依据”，联合国宪章中已列明各国主权平等，“一个国家并不拥有调查另一
个国家的权力”。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也说，英国国会在香港回归后并未对香港展开大规模调查，仅每半年就香港事宜进行讨论，并由英
国驻港总领馆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这样的频率和做法已经足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做法实际是添乱，并有干涉香港政治问题的嫌疑。
英美等外国势力一再插手香港内部事务，近来趁“占中”之机，插手频率更是有增无减。9月底，英国首相卡梅伦称，“英国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中提到了在‘一国两
制’框架下，香港拥有民主对未来的重要性”，10月中旬他又宣称“英国应为香港人的自由权利站出来”。10月23日，香港民主党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
证”，要求关注香港政制发展。11月，当“占中”行动在香港已陷入穷途末路之际，美国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会”年度报告用了20页篇幅对港政改胡诌一通
外，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又召开“听证会”，邀请“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伦敦透过视像卫星越洋“作证”，称西方国家应公开对香港问题发声。英国外交事
务委员会的议员则计划到港调查，结果被北京拒绝入境。
对于英国的诸多花招，工联会议员王国兴说，部分反对派中人“应邀作证”，是公然配合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是丧失国格的行为，对中国人民、香港市民构
成极大伤害。金融界立法会议员吴亮星也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无权指指点点，有香港反对派议员“配合”出席听证会，明显是招引外国势力干涉国家
内部事务。另据《东方日报》18日报道，权威消息透露，特区政府将于明年1月7日展开政改第二阶段咨询，由于“占领行动”削弱内地对香港的信任，中央将进
一步收紧特首普选方案的讨论空间，俗称“出闸”门槛的提名程序将一律从严，最多只会放宽“入闸”门槛，让更多泛民在较长的争取提名期内“陪跑”。（来源：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杨伟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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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斥俄毛: 何 俊仁追问：“联合声明完成历史任务，是否代表‘50年不变’的条文烟消云散？”谭志源回答说，联合声明涉及签署至1997年6月30日的时间，而“50年 不变”条文是写于联合声明第三条，这是中央政府的声明，而非中央政府与英国的联合声明，因此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监督权。.....联合？单方声明？
廉政公暑
祖
国啊，母亲！2012年，日本实施新的《儿童补贴法》，只要未满15岁，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1.5万日元。作为儿童福利，是一个民族在奖励自己的未来。
就像一位母亲，无论再贫寒，都会把仅有的一口饭喂给孩子。只有基于这种情感和给予，一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母亲”，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中国母亲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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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外
媒：中国发明新武器，可有效驱散大规模人群】俄罗斯RT电视台称，在2014年珠海航展上，保利集团一款名为Poly
WB-1的射线枪引人关注。这种非致命武器可有效驱散大规模聚集的人群，其射线能令人痛不欲生，好像被微波炉烘烤一般，射程为80米。有日本媒体称，中国
可能打算用这一武器维护海洋权益。12月18日 00:15 全部转播和评论(180)摘花扉页: 屎报高级黑！ || 周立波一实话实说: 发明的好！先用在访民身上试试手！ || 金箍棒: 外媒想多了！
陈刚
近日，媒体曝令完成妻子为央视主持人李平，马上央视主播李平就成了热点人物。
李平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爱心世界》节目主持人。李平毕业后为山西省歌舞团舞蹈演员，后进入山西省电视台，1993年调入中 央电视台评论部，主持每日播出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连续三年讲述了近千个老百姓的故事。在1996的《东方时空》千期观众日，被观众评为最受观众欢 迎的节目主持人第一名。
之后离开《东方时空》，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两年。1997年毕业后，调入央视文艺部，担任编导并主持每周一次的《周末大回旋》栏目。2000年《爱心世界》栏目开播，李平担任此节目的主持人，开始讲述老百姓的爱心故事。
央视李平老公：令完成，令政策之弟。即李平为令政策弟媳。央视李平弟弟：李平弟弟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早期大股东、前高管之一李军。
据悉，令完成原名王诚，曾是乐视早期投资人，与李平弟弟更是有着巨额经济往来，外界猜测两人或因同一案件被调查。据了解，令完成是山西人，高考 结束后就读于某师范学院的他，再次报考，并成功考取了令自己满意的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新华社做过新闻采编及记者等工作，后升至新华社办公厅副主 任。随后取得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学习管理硕士学位，同年任天天在线公司总裁，后成为汇金立方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令完成还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会 员。
【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平老公和弟弟被查】央视李平老公：令完成，令政策之弟。即李平为令政策弟媳。央视李平弟弟：李平弟弟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早期大股东、前高管之一李军。 http://url.cn/aemHm0
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平老公和弟弟被查http://www.lawtv.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3&id=45466
发布日期：2014-12-17 11:03:38来源：法治中国
李平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爱心世界》节目主持人。李平毕业后为山西省歌舞团舞蹈演员，后进入山西省电视台，1993年调入中 央电视台评论部，主持每日播出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连续三年讲述了近千个老百姓的故事。在1996的《东方时空》千期观众日，被观众评为最受观众欢 迎的节目主持人第一名。
之后离开《东方时空》，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两年。1997年毕业后，调入央视文艺部，担任编导并主持每周一次的《周末大回旋》栏目。2000年《爱心世界》栏目开播，李平担任此节目的主持人，开始讲述老百姓的爱心故事。
央视李平老公：令完成，令政策之弟。即李平为令政策弟媳。央视李平弟弟：李平弟弟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早期大股东、前高管之一李军。
据悉，令完成原名王诚，曾是乐视早期投资人，与李平弟弟更是有着巨额经济往来，外界猜测两人或因同一案件被调查。据了解，令完成是山西人，高考 结束后就读于某师范学院的他，再次报考，并成功考取了令自己满意的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新华社做过新闻采编及记者等工作，后升至新华社办公厅副主 任。随后取得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学习管理硕士学位，同年任天天在线公司总裁，后成为汇金立方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令完成还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会 员。
愚顽
1772476000：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穿上衣服是八路，脱下衣服是娼妇】这正是兲朝官员们的真实写照！
拈花时评39
@陆伟民律师 昨天参观911博物馆，最震撼人心的不是事件的惨烈，而是美国人对生命的尊重，为了寻找失踪者，对每根遗骨进行DNA检测；最感人的是对普通人的尊重，所有遇难者照片悬挂墙上，每人都有影视介绍和资料查询，这样的国家才是人民的国家。
拈花时评39
A15张耀杰
在
一个完全社会化的国家里，存在着对就业的全面垄断，国家作为惟一的雇主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不受约束的强制权力。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国家是
惟一雇主的国度中，反抗便意味着会慢慢被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已为一条新法则所代替：“不顺从者不得食”。”-《自由宪章》
杨恒均
应天书院 yingtian-shu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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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老大赴澳门，我要不要去欢迎或采访一下？可天公不作美，下雨！香港政府的香港电台发了这样的消息：请不要用雨伞，统一发透明雨衣。。。哈哈哈中信大厦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西区中环添美道1号 - 街景地图 20141219
远古承诺
歪国俄罗斯人是如何评价列宁的？……越来越多的文献批露出列宁为了权欲，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苏共掩盖的事实真相，被史学家，政治学家揭秘后，引起俄罗斯各阶层的震惊和愤怒……
http://url.cn/ZW8xKM
歪国俄罗斯人是如何评价列宁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g5NTMwNw==&mid=201657765&idx=3&sn=3364d24c7c51ad10de75ff0b521c3530#rd
推理题：有一个人在沙漠中，头朝下死了，身边散落著几个行李箱，而这个人手里紧抓著半根火柴。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真相绝对超乎您的想象，关注应天书院，回复 “推理3”获取答案！
2012 年，俄罗斯各种政治派别组建了特别委员会，为迁移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做准备。同时，俄罗斯各种民族主义团体，针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尔甚维克宫产 党人的犯罪行为，准备告上法院，提出起诉。这一事件，经在互联网上对大约30万人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到65%到69%的人的支持。昔日，列宁“国父”的形 象，随着众多档案的逐渐解密，还原了列宁是“刽子手”的本来面目。越来越多的文献批露出列宁为了权欲，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苏共掩 盖的事实真相，被史学家，政治学家揭秘后，引起俄罗斯各阶层的震惊和愤怒。
列宁曾经说过一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苏共统治期间广泛流传。1918年，当列宁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位于白海附近）组建第一个集中营，进行培训克格勃的杀人手段，并在集中营中真人实地实 践各种酷刑方式，为绝对控制权力和平民，寻找最恐怖的手段。这一事实被相继得到证实和揭秘后，受到谎言蒙蔽的俄罗斯人愤怒的在他的那句“名言”下，加上了 “杀人，杀人，再杀人”的话。
当 真相相继披露出来时，俄罗斯各界人士联合建立了真相电子馆，比如：“列宁――苏维埃的恐怖缔造者”,“列宁的角色――建立集中营”.除此之外，俄罗斯史学 界教授联合组建了电子图书馆，把部份罕见而又珍贵的历史图片、文件，详细的调查报告保存了下来，供给人们随时抽取查阅。
不明真相的人，依然对列宁崇拜，依旧称其为“国父” 时，不妨看看俄罗斯众多有成就的学者对列宁的评价。1924年3月29日，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凡·布宁说：“一个野人，从一出生时就是 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生到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狂热的行为带给世界恐惧。他摧毁了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的人民，引领世界疯狂到这种程 度。在光天化日之下争论，他的恩人是否是人类？他站在别人的四肢上登上了血腥的宝座。当英国的摄影师拍摄他时，他不停地伸着舌头，上下摆动着语言：没有意 义的争论着！”
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历史学家海伦·拉帕波特在研究列宁的死因后说：“俄罗斯‘伟大’的革命者列宁死于梅毒，这是他在1902年在巴黎滥交招妓的结果。”
2004 年1月26日，莫斯科《新报》上刊登了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作家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部份讲话：“列宁曾经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其中建议逮捕30-40个教 授，以恢复秩序。列宁建议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如果莫斯科和察里津之间的对话听力有提高的话，以枪毙来威胁察里津话务员。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和消灭那些在布 尔甚维克夺取粮食种子时，隐藏种子的农民。列宁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因此，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一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 农民，只好互相吞噬……”
2007 年11月7日，《新时代》第39期，刊载了一篇社论文章，披露出中央党校的一份档案，大致内容是：1922年8月19日，莫洛托夫为列宁，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汇报，说：现在，也只有现在，在很多发生饥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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