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









England太阳出来了
平安夜，儿子帮我切菜，不小心手指切掉一块肉，看着挺严重，打电话去家庭医生那里，没想到平安夜还有护士，马上去进行了包扎。查看记录，发现孩子从出生至青少年需分五次打的破伤风针还有最后一针忘了打，不到半小时，包扎和打针全部搞定，无需交费，这就是全民医保。20141225


耿耿星河 - 苏星河 独立评论人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1222/bkncn-20141222000317819-1222_05411_001_cn.html


邪恶的国企12月22日(一)

国企通过资源、市场和分配多个方面，把经济命脉牢牢握在党的手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2月20日表示，政府已对国企改革进行专项调查研究，2015年会有“重要进展”。他具体指出，将通过改革解决国企效率较低、国有资产流失、内部交易和腐败等突出问题。
国企的腐败一直是众矢之的。有人统计，仅2014年，就有共计超过150位国企高管人员被内部审查或公开审判；在2012和2013年，每年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涉嫌犯罪或被判有罪的案件都接近100件。国企一直是腐败的重灾区。
比起腐败，国企对于国民的危害更大的是它本身。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名义上，国企是政府投资参股或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通过“国资委”行使国有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在中国，政府投资经营的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同时，国企还要从国民身上获取利润，这些利润名义上也属于“全民所有”。但是，民众尚未愚昧沉沦到这般地步：用自己的钱，设立一个组织来赚自己的钱；而且事实上，在一个极权社会，民众既不能通过拒绝纳税的方式不为国企集资，也不能通过拒绝购买的方式不让国企赚取利润，更不能以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来影响那些“全民所有”的资产和利润用于何处、怎样利用。那么，国企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用来否定市场的能力，或者彰显民众的愚昧？
国企首先是一个税收的途径。如前所述，国企的资产来自于国民，来自于政府征收的税款。而政府征收这些税款用于成立国企，然后利用国企从国民身上赚取利润，这些利润实质上就成为政府间接向国民征收的税款。国企一直以来就承担着这个国税、地税之外的“第三税务局”的角色，为极权当局输送了巨额的利益。它从国民身上榨取的巨额利益，不仅养活了一帮贪官污吏，而且是极权统治的重要经济来源。
不仅如此，国企更是一个统治的工具。在资源方面，国企是权力分配的延伸；在市场方面，国企拥有和行政部门接近的地位；在管理方面，国企管理人员的任命由各级国资委下达，国企执行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指令。它通过资源、市场和分配多个方面，把经济命脉牢牢握在党的手中，影响和控制着每个人的生活。过去，铁路、电力、电信等重要部门，还承担着一些行政管理的任务。如今，这些部门虽然改名为“公司”，但仍然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管理着社会，管理着每一个人。
也许一组数据能够更好地说明情况。根据财政部企业司2014年7月28日公布的权威数据，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包括94个中央部门所属企业、113家国资委监管企业（现为112家）、5家财政部监管企业和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中，央企达5.2万户，地方国有企业达10.4万户；2013年，全国国企资产总额达104.1万亿元，地方国企总资产为55.5万亿元；2013年，央企利润总额为1.7万亿元。
按照这个数据，以全国13.6亿人口（2013年底）计算，国有企业管理着全国人均7.65万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或者来自于国民直接缴纳的税款，或者来自于国企“收缴”的利润；每年，国企从每个人身上平均获得1250元的利润──这些，还都没有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的“家产”计算在内。而国民获得的，是一个铁老大、电老虎、两桶油等横行不法的社会，一个极权高压独裁统治的警察国家。

看上去很美的混合所有制09月15日

民间资本难以从房地产市场抽身。
坊间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论说，多着眼于国有企业自身的改制，许可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持股甚至控股，把国企的“实力”和民企的“活力”结合起来。这听起来很美好，似乎原来集聚于房地产行业的民间资本可以逐步退出，投入到其他行业，既能促进有效控制房价，又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这样乐观。民间资本多年来集聚于房地产市场，造就了十馀年的繁荣房市的同时，也把房价推高到危如累卵的程度。房地产行业的资本集聚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资本集聚与利润集聚的互相成就，一是其他行业资本的极度匮乏。同时，民间资本还承担着非常大的贬值压力，缺乏除房地产市场以外的其他投资渠道。前者使民间资本必须以投资的方式获得保值乃至增值，后者则使民间资本投资的首选是房地产市场。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制，似乎为民间资本打开了一个新的投资渠道。但是，这个看上去很美的计划，却着实难以实现。
有两个原因，使得民间资本难以从房地产市场抽身。一个原因是，房地产消费已显疲态，行业占用的大量资金很难迅速变现，投资周期正在迅速延长；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实现了资本与利润的双重集聚，它的利润洼地效应依然存在，资本还会继续朝向房地产市场集聚。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把整个市场的资本成本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使得资本持有者预期更高的投资利润目标，而且使得急需资本的其他行业更难获得投资。
能够吸纳民间资本的行业，会是当局精心选择的。急需资金、利润难以保证、投资周期长、无关体制痛痒的行业，当然就是首选。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起民间资本，弄不好还要用民间资本来给已经丧失活力的国企填坑；还可以通过民间资本的“控股”，把企业原来的福利、债务等负担，转移到控股者身上。对于那些相对优质的行业和企业，当局则会设置比较高的门槛，也不会给予民间资本控股权；同时，民间资本进入到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政府手中，这样就相当于政府变相地控制了民间资本，也就是政府通过国企对民间资本的收编。
不仅如此，对国有企业持股还存在另外一个风险。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方式与民营企业不同，它的经营权事实上掌握在政府任命的“干部”，而不是职业经理人手里。国企干部既没有达到职业经理人的平均水平（而且相差甚远），又没有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尽职调查、同业评价、业绩评价等方面的任何压力，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来自制度层面的认真经营企业的动力。不管当局如何声称“政企分离”，如何“提高国企管理人员的水平”，如何使用绩效刺激，只要它依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来任命经营者，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市场会自然淘汰不合格的经理人，政府却不会主动淘汰不合格的干部，干得不好，最多留下一个烂摊子，继续到其他地方为祸。因而，一个理智的投资者，绝不会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把资本交给这样的机构、这样的经营管理团队手中；也可以想见，这样的机构也绝对难以完成民间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并且使民间资本承担巨大的风险。
政府当然会有更多的办法对付它一直垂涎的民间资本。胡萝卜和大棒并举，挤压和吸引并用，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适度”的通胀，继续降低利率，限制房地产行业资本进入等，就能够把民间资本有效挤压出来；同时，再施以各种优惠的政策，使投资者获得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就能把大量民间资本吸引过去。
画饼当然不能充饥。国企的本质是极权当局的税收工具，只能是民间财富的消耗者，而不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经济的颓势来自于极权对民间的压榨、对市场的管制和对活力的禁锢，也就不可能在极权之下得到任何解决的机会。对国企的输血和器官移植，或许可能产生一些暂时的繁荣和乐观──那也如同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趁火打劫的混合所有制09月18日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周转不灵的困境。
随着经济的衰退，极权出于扩大维稳经费来源等方面的需要，对民间的压榨越来越剧烈。极权的压榨表现在政治方面对权利的剥夺，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对利益的攫取。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对民间资本垂涎三尺，而且对优质民营、私营经济，也怀有强烈的觊觎之心。
民营、私营经济面临的困境，甚至是绝境，根本原因是消费端衰退。房地产绑架了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人群未来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消费能力，消费端的全面衰退不可避免。随着消费的不足，以及房地产行业的资本集聚，民营、私营经济普遍资金短缺、周转不灵。当前，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中小企业停工、半停工率，已经从2010年前后的二至三成，猛增到接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资金荒、工人荒、订单荒和利率高、税费高的“三荒两高”，是中小企业遇到的普遍困难。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民营、私营经济在此期间大量破产倒闭，盈利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普遍下降，存活的企业也在苟延残喘。能够坚持到现在的民营、私营经济，一是有资金来源，能够利用自有资金或民间融资渠道持续经营；二是资产相对优质，具有维持最低水平的市场存活的能力，以及未来经济向好之后的复苏可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政府主导的“市场”掠夺和挤压着民营经济，并把其中的优质成分遴选出来。对这些优质经济成分，政府有足够强烈的冲动将其收归己有。而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着资金短缺为表现的较大困难，收编正当其时。以银行放贷入资入股、国有资本基金直接入股、银行贷款债务转股等多种方式，国有资本企图通过“混合所有制”加入到民营企业，并且逐步主导其发展。
在这样一个时机，可以想见，国有资本入资的条件一定是非常苛刻的。首先，房地产市场的资本收益示范作用，使国有资本入资民营企业一定要求较高的预期回报；其次，由于政府的主导行为，和民营经济普遍面临的困境，国有资本入资一定还伴随着各种要求，包括组织设置、经营管理、税收就业等多个方面；第三，此时入资，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其他资本，即使按照市场的通例，也会要求收益的优先权，以及对赌协议等形式的收益率保障。
当局或许想通过入资盘活这些企业，提振经济、活跃市场；但是更可能的是利用行业马太效应，更加强有力地控制整个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提供就业、创造利润、供求流通、政府税收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民营经济。控制了民营经济，也就更容易控制整个中国。在这样一个艰难时世，谁能够得到政府的资本支持，就比较容易抢占行业的排头地位。而得到国有资本的民营经济，当它因此占据了行业的排头地位时，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营”经济吗？
况且，即使有了国有资本的加入，民营经济的状况也不一定好转。看上去缺乏资金的困境，实际上是消费端的普遍衰退，造成资金无法及时周转回笼。而企业也大部分以为是暂时的资金困难，所以可能有较大的动力加入到“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当中。但是市场不会因此而改善，最终还会是水中捞月。
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极权，在它灭亡的过程中，会把所有它能够触及的东西作为陪葬。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是对民间资本的挤占，那么民营、私营经济的“混合所有制”就是赤裸裸的趁火打劫。民营经济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开放的社会、自由的市场。
为什么醉心于“改革”（上）10月06日
中共醉心于“改革”，是其统治的需要。
“改革”是当局使用最熟练的话语之一。据新华社统计，“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全文出现86次”。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个词语引起民间更多幻想。改革也同样是当局最为熟练的行为。从建政前后的土地改革，经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再到十八大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就是中共的统治史。当局如此醉心于“改革”，完全是其统治的需要。
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分配机制，寻求合法性支持。土地改革把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农民，在瓦解既有的民间经济结构的同时，也骗取了最大多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共统治的民间基础由此而生，并被当作最为持久的宣传题材之一。1980年代的改革，动因之一是全面公有制濒临破产，失去继续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全面放开，把利益归于民间，中共就将失去统治的基础。于是，当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命脉掌控在权贵集团手中，把低效的农业、小工商业释放到民间。改革既集中控制了优势产业，又暂时激发了久已被禁锢的经济活力，获取了民间的支持。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进一步落实了经济控制的目标，既把主体、优势利益更完整地分配到权贵集团，又剥离了过去40年积累的福利承诺包袱。
改革不仅重建了经济分配的机制，而且重建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机制。军功封赏机制形成了中共权力分配的最初格局。这个格局包含了军政、派系、势力、职位、级别、年资、利益、待遇等多方面的矛盾，很难达成长久的平衡；而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官治理系统，又需要从军功格局里分得权力，形成封赏特权和行政治权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发动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几次运动式的改革，通过清洗、打击双方的力量消解这些矛盾，试图构建以一致性为目标的权力体系。而在1980～1990年期间，中共面临着领导集团的新老交替，在两个接班人相继因政治斗争下台的背景下，中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新贵族和干部梯队相结合的权力分配体系。这个体系以代际的传承，稳固历史和捆绑现实，既实现了老一代历史不被清算，又确保了新一代继续高举红旗。到了近几年，新极权的建立又引发了既有利益格局和集中统治资源扑灭民间抗争的矛盾，当局“深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或在于此。
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消解历史罪恶，重塑政权合法性。十年浩劫积累的执政罪恶，不可能通过普通的时间延续得到迅速消解；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大快人心，也只是当局的一厢情愿。1980年代的改革将罪恶归于历史，炮制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把部分经济权利的被迫放开，当作民间合法性支持的对价。在这次改革中，当局恢复了私有制的合法性，重建了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体系，表面上提升了“整体的”人权状况，但这个提升是以集中打击政治反对者、超过法律的程序和目标严惩犯罪分子为代价的：数次严打震慑了民间不听话的捣乱分子，1989年则以军事暴力碾压了政治反对者。改革前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改革后的政权合法性必须通过民间的一致性来重塑和维持。1997年对某“邪教”的镇压，以及多年来对政治反对者的长期持续迫害，都是当局为了孤立反对者、寻求一致性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改革的副产品是破坏民间基础结构，激发互恨情绪。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利益现状的打破和利益结构的破坏。民间基础结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是一次次改革的对象。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雇佣结构，积累了土地原拥有者和新拥有者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际社会关系的结构，通过强制地、无根据地、无原则地划分阶级、立场，奠定了民间互恨互害基础；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摧毁“企业办社会”的计划经济格局，建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新型关系，造就双方因既往“雇主承包”心理产生的对立；国企改革则取消了历史承诺的福利体系，促成了民间进一步贫富分化的矛盾。在每一次改革当中，由于利益的强制剥夺和重新分配，民间互恨情绪被在不断积累；民间经济、政治结构的破坏，则便于当局重新组织保甲制度以控制民众。当局总是乐于看见群众斗群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联合到一起反对专制。
改革改不出民主，也改不出未来，更挽救不了专制崩溃的必然。历史上的改革如此，现实中的改革同样如此。当局醉心于改革，也就是不断调整欺骗手段，集中统治资源，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民间抗争。不论改革还是不改革，该来的总是会来。

为什么醉心于“改革”（下）

民间人士醉心于改革，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专制当局醉心于改革，有着其统治需要的深刻原因；民间人士醉心于改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
在他们的认知里，安定团结总是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政治权利总在不断提升的，这些都是改革的成就，改革也必将为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这些毫无根据的乐观幻觉和选择性的失明、失忆，总容易得到苟安于世者的赞赏。对于他们来说，底层的存在是改革必要的牺牲，底层的抗争是社会的毒瘤，这些问题通过改革都能得到解决，也只有通过新的改革才能解决。他们深怀着“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畏惧，对于民间的反对和抗争，责以“红卫兵”、“文革”、“农民起义”等话语。而他们永远不愿意想到、看到的是，历次改革都以牺牲民众、为当局合法性背书的实质。
改革是他们关于廉价改变的最大幻想。如果由当局主导的改革，是一条通往民主自由之路，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付出抗争的代价的前提下，实现与抗争者们看上去相同的理想。如果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那么抗争无疑是对改革的破坏，抗争者们就成了社会变革前行的阻碍。因此，他们忙不迭地否定抗争的价值，进而否定抗争者的选择。极权存在的基础是利益的攫取，存在的方式就是利用这些利益当作极权维稳的经费和内部一致性的吸引。不论是出于利益的持续获取需要，还是出于集中利益资源，压制其获取极权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当局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其极权的统治地位，也就不可能通过任何改革把统治的权力还给民众。幻想通过改革实现民主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
御用、半御用的丑角们，则在踊跃地抢叼着当局抛出的各种改革飞盘。当局说要依法治国，他们就会出面论证法治实现民主的路径，而选择性地忽视抗争者被“依法”镇压的血案；当局说要市场经济，他们就会出面论证自由经济如何激发民间活力，而选择性地忽视极权如何瓜分利益、压榨民众；甚至当局说要公车改革，他们也会发自内心地击节赞叹，全然看不到公车本身的非法和“节约”下来的利益变成维稳的经费。这些“飞盘党”，过去多是有着体制内的身份，本身就是当局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而现在，又增加了一群绝望的、深怀着国师梦的伪公共知识分子。
改革话语一出，除了众多御用角色造势，还会催生大量自费帮腔者。这些“自乾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充满了文艺青年的幻想和当朝国师的迷醉：或者给当局建言献策，或者抒发内心不可抑制的感动情怀，或者在癫狂中颂扬当局的文成武德，或者打压民间的各种反对和抗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始终把自己看作野生的国士，期待有一天能够通过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获得当权者的青睐。
醉心于改革，也就是醉心于当下，醉心于苟活，醉心于在充满罪恶的专制中寻求一个有利的位置。不抛弃改革的心理和话语，就是与极权同床而眠，起床时必是满身跳蚤。

2014中国在开会12月22日入木三分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1222/bkncn-20141222000317394-1222_05411_001_cn.html

官报曾发文：APEC设宴水立方，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
12月的某一天，我去北京的赵家楼饭店开一个2014年年终讨论会。这是约100年前“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地址。那场运动源于巴黎和会，中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在会上丧权辱国，激起了国内对政府的不满，对会议的愤怒。历史到了今年，中国参加或主办了无数的会议，几乎都是主角，总是赢得喝彩，除了世界杯赛会。
今年国内的会议数不胜数，不管是年初热闹的“两会”，夏天神秘的人事安排的北戴河会议，还是10月开始依法治国的四中全会，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穿插其中大大小小的会议，无非就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最终都是团结在核心的会议，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会议。
国内的会议，对于“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已没什么新鲜，参加或主办国际会议才是总造梦师所说的“新常态”。主角是部长或总理的会议不值一提，元首莅临的大会都不胜枚举。习近平2月去俄罗斯出席冬奥会开幕式，3月去荷兰参加海牙核安全峰会，5月在上海主办亚信会议，7月再去巴西参加金砖国家峰会，9月在塔吉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11月刚唱完北京APEC会议的主角，又马不停蹄地去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到了年底还要专机飞往澳门参加回归庆典会议。
自己主办会，说明有实力，应邀参加会，说明受重视。这些会有什么成效，则不好说，反正过去开，现在开，以后还要开。开放的国家，全球化的时代，开会正常。但开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问题，加强联系，还是炫耀财力，展示治国有方，满足万国来朝的帝王心理？这绝不是空穴来风，中共的《人民日报》就曾发文：APEC设宴水立方，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
无论是自己办的会，还是参加别人办的会，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政治制度上难有共识，双方在“中国花钱、花中国的钱”上总有共识。谁让中国有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花钱又最不受节制呢？在主场的重头戏APEC会议之前，中国领导外出开会，已经斥巨资、出大头，接连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和货币基金、上合组织银行。在与APEC同期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中国更是宣布独家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投资建设，引起亚洲小伙伴们一片叫好。
除了官方的会，民间和学者也开了数不清的会。参加这些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会上说的是一套，会下说的是另外一套。比如我开始提到的赵家楼会议，会上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高度评价，多方论证；会下聊天时说，就算不考虑国内的民生需求，拿出这么多的钱，可以转移国内的产能过剩，但之后呢？修起很多路桥，会不会由于双边贸易量不对称，“一带一路”像当年巨资援建的非洲“坦赞铁路”一样，成为最大的烂尾楼呢？
会议年年开，像2008北京奥运会、今年的APEC一样，很快会被人遗忘。也许潘小梅未成年的儿子和家人，会永远记住2014年。就在APEC期间，由于地面限行，潘小梅在骤然拥挤的地铁站，被挤压致死，时年33岁。

会议上的中国12月24日

旺盛的会议需求本身，催生了蓬勃的会展经济。
2014年，从上海的“亚信”，到北京的APEC，中国政府主办了太多的会议。不管这些会议的最终效果如何，旺盛的会议需求本身，催生了蓬勃的会展经济。从北京APEC怀柔会址的“日出东方”恢弘建筑，到首脑招待会后美轮美奂的烟花焰火，从APEC国宴上每人68件的“帝王黄”珐琅彩瓷，到上菜时间精确到秒的餐饮服务，无不显示着中国人的聪明好客。会议期间停产限行出现的天空“APEC蓝”算什么，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只要有钱给政策，满满的正能量能够发射神舟飞船到月球去开会。
已有的会议，中国积极参加，出钱出人改造，为我所用。没有的会议，中国创制发起，制订规则。世界上有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中国搞一个博鳌亚洲论坛。亚洲还不够，今年搞个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就定在浙江乌镇。每年会议期间，当地互联网临时开放，充分体现大会“互联互通”的主题。如果联合国大会讨论总部迁移的话，就像当年由于对外援助，毛主席说成员众多的亚非拉穷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一样，肯定可以迁到中国。
无论如何，人类已经挡不住中国崛起的脚步了。2012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研究报告发布会上称，中华民族复兴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几年过去了，中国又开了数不清的会，想必民族复兴又提高了不少百分点。
许多会议都绕不开中国崛起的主题，或都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召开。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崛起，开会讨论的只是崛起的方式、时间和影响。
中国崛起的能耗、环境、生态代价有多大？经济增长能真正促成和谐社会，还是像秦晖所说的维持低人权的增长、事故频繁、带血的GDP？中国的崛起是相对美国的衰落而言的，美国是一直衰落下去，还是在周期性的危机后，自我调整，重振旗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怎么办？中国模式能否在全球引起共鸣？
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面壮观的闭幕式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圣经般的7年”中认为，美国自2001年911后忙于反恐，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7年后，中国开会露脸了。不过，他酸熘熘地写道：“多年的观察告诉我，不要过分解读一个两周的会议。奥运会没有改变历史，它只是街头的快照──一个国家穿上节日的盛装供全世界观看。”
我在用“会议上的中国”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想起了CCTV“舌尖上的中国”，我已经很多年不看天天开会的“新闻联播”了，而是想起了1988年出版的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
这本当年影响了一代人的探讨“中国危机”的着作，提到中国的地图像公鸡，国人也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自豪。可是书中提到，乡野的鸡，从来都是站在粪堆上打鸣的。英国的谚语是：站在粪堆上，公鸡也称王（Every cock crows on its own dunghill ）。德国也有类似的谚语：无论公鸡在粪堆上怎么叫，天气该怎样还是怎样。
开了那么多的会，到底能有多少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们啊，你们能不能少开点会，让他尽快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

抵制圣诞不如抵制蠢蛋2014-12-26作者: 

乔木




























































在宗教共存、文化密切交流的时代，抵制圣诞，不如抵制蠢蛋。
我1988年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高潮，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主张中国黄河—黄土文明要向西方海洋现代文明学习的《河殇》，可以在电视上系列播出，本土的中医、功夫、各路气功大师、各种特异功能流行于世，关于新儒家的讨论也非常热闹。
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们开了个欢乐的圣诞节，1989年再要开的时候，学校有了禁令。当时正是六四后异常压抑的时候，反和平演变、反西方渗透叫得很凶，圣诞节这个西方的舶来品自然也异常敏感。但无非是圣诞晚会改叫新年晚会，日期提前或延后几天，还谈不上抵制圣诞节，学校也不会搞什么别的活动来限制学生私下的庆祝。
但是过了许多年，今年不一样了，一些学校开始有组织的抵制圣诞节。12月24日，西北大学有学生发微博称，学校在平安夜组织全体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且在校园内挂出了“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坚决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宣传标语。该校官方的认证微博承认了此事，称“发扬祖国传统节日。”
与此同时，湖南长沙也有学生走上街头，穿着长袍宽袖的所谓汉服，举着“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的牌子。更传出浙江温州教育局也不许学生过圣诞，抵制西方的宗教渗透。
关于圣诞节的庆祝与争议，中国一直有。官方虽然不置可否，但不会为此专门放假，也不组织相关的活动，已表明了态度。至于民间怎么搞，基本上听之任之。而民间基本上是商家促销的时候，对大多数热衷过圣诞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与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它就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一个可以聚会、放松甚至狂欢的理由。
但这有组织的抵制圣诞，问题就来了。首先违反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中国违宪不究的事多了去了，不管宪法刑法，不如执政党的看法。可是共产党的公开政策也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里，也有许多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者。他们怎么处理无神的共产主义和有神的其他宗教的关系，不得而知，但至少大学里有许多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学生，今天组织抵制圣诞节，以后是不是也抵制回族、藏族、维吾尔族人的节日呢？
近年来官方对民间集会的上访、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举牌，赶的赶，抓的抓，可是却放任抵制圣诞的集会和举牌。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和所谓违章教堂的拆毁，也加大了力度。民间对圣诞的争议或许还有对传统文化衰微的担忧，但官方对宗教的紧张反应，则是源于意识形态越来越没人信的恐惧。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圣诞节前三日，《解放军报》官方微博，突然炮轰演员孙海英，刚好与基督教有关。该微博称：“演员孙海英演绎的石光荣荧屏形象，给我们留下革命年代的美好记忆。但是阅读他的微博，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孙海英忙着诵读圣经做礼拜，更令人惊愕的是他对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不敬，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信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形象吗？”
共产党人是什么形象，当然不是只有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一种。但既然《解放军报》提到基督教信徒和共产党人的比较，不知能否比较一下，看这两者中到底哪个犯罪率更高？
中国在崛起，实力在增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包容力很强，何必要通过抵制圣诞节来保护呢？看看国外很多国家，在最具中华特色的春节时候，领导人还要专门讲话祝贺，他们为什么不怕？
在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老有人以爱国的名义，鼓吹抵制洋货。其实抵制洋货，不如抵制蠢货。同样，在宗教共存、文化密切交流的时代，抵制圣诞，不如抵制蠢蛋。



混球时报
政 协 委 员里的德艺双馨艺术家。
Writers Cuicheng Hao
[laughing] Well the Prime Minister for the people _ service. . .作家崔成浩
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_服务。。。不用謝
是老管家，輔弼幼主電婊子保駕護航的~ || 笨鸟先飞: 貌似高严是它的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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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娇 Fre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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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 We still stumble in the dark labyrinth, but the stars to guide u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heart; alo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stars, we always look for the bright sun!

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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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向何处去？ 我们依旧蹒跚在黑夜的曲径， 但星光指引我们心的方向； 沿着星星的轨迹， 我们总会找寻到灿烂的阳光！
libertysky2014
2014-12-21 14:23 Sunday
唤醒国人 
大饥荒不是它们的错，人民吃顿饱饭是它们的功；发动文革不是它们的错，结束文革是它们的功；制造冤案不是它们的错，拨乱反正是它们的功；闭关锁国不是它们的错，改革开放是它们的功；贪官遍地不是它们的错，查处腐败是它们的功……，它们从来没有错，它们就是为立功而生的。

希腊买野牛登陆舰只要5千万 中国却需8千万网易首页 > 军事 > 正文网易首页 > 军事 > 正文
http://war.163.com/14/1225/08/AEA3JVO100011MTO.html#p=9PPFGNK054TD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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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25 08:58:34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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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开发的一种船只，排水量555吨。希腊为每艘船花费了5000 万美元，而中国支付的价格更高——为每艘“欧洲野牛”支付了8000万美元。中国的订单在2013年完成。如果不出现可靠性和零件方面问题的话，中国将有 12艘“欧洲野牛”服役。据美国战略之页网站12月18日报道，原题：《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报道称，上世纪90年代，希腊和中国从俄罗斯和 乌克兰购买了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结果买完就后悔了。不过，中国走出了这场灾难，因为他们比希腊人更擅长维护不大牢靠的俄罗斯装备。因此最近，中国同意 购买4艘希腊当年购买但从来没有真正投入使用的“欧洲野牛”气垫船。
报道说，2010年，希腊将这4艘气垫船中的2艘退役。这些气垫船是在 2001年到2005年间列装的，其中一艘由乌克兰制造，另外3艘为俄罗斯制造。希腊发现，这些气垫船维护起来要比预期昂贵得多，而且零件难以获得。因为 这个原因，在大多数时候，希腊实际上仅有一艘可服役。所以，为了解决零件问题，也是为节约预算，希腊决定将其中2艘提前退役。到2014年，全部4艘“欧 洲野牛”气垫船均未服役，但并未遭废弃。2011年初，一艘为中国制造的“欧洲野牛”在一次事故中严重受损，但最终重新服役。而大多数时候，中国所有的4 艘“欧洲野牛”都在服役。
“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开发的一种船只，排水量555吨。在第一艘“欧洲野牛”服役3年后的 1991年，苏联解体了，制造“欧洲野牛”的船厂归了乌克兰。经过多年营销，乌克兰最终于2000年向希腊出口了第一艘“欧洲野牛”。俄罗斯提供了3艘， 解决了后续难题。在卖给希腊之前，只有4艘“欧洲野牛”在服役(2艘在俄罗斯海军，2艘在乌克兰海军)。该船十分昂贵。希腊为每艘船花费了5000万美 元，而中国支付的价格更高——为每艘“欧洲野牛”支付了8000万美元。中国的订单在2013年完成。如果不出现可靠性和零件方面问题的话，中国将有12 艘“欧洲野牛”服役。一艘“欧洲野牛”可负载约150吨货物，比如运载3辆坦克，或10辆轻型装甲车、卡车，或是搭载500名士兵。“欧洲野牛”最大的优势是能以最高 11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沿海水域行进(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接近100公里的时速)。它的行进距离约480公里，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油耗非常高。它的武器包 括30毫米自动火炮，用于防御反舰导弹;2个4联装导弹发射台，发射SA-N-5反舰导弹(射程6000米)。“欧洲野牛”还可携带140毫米非制导火箭 或80枚水雷。中国在“欧洲野牛”上装备了AK-630反舰自动火炮和光学火控系统。“欧洲野牛”共有31名乘员，一次航行可在海上逗留近6小时。
报道称，中国签署的合同包括购买2艘乌克兰制造的“欧洲野牛”以及在乌克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帮助下在中国制造的2艘“欧洲野牛”。实际上，中国正在购买“欧洲野牛”的制造技术。
报道称，中国拥有漫长海岸线，因而“欧洲野牛”有很多用武之地。在空中掩护下，中国可在其他国家干预并提出和解前，使用“欧洲野牛”迅速控制争议岛屿。
竺忠利
新 年将临。为了国家富强，逸民提五个建议：一、把退休年龄提到110岁，以防养老金流失；二、把公务员工资提高五倍，以保证其家属在国外的生活质量；三、参 照高干子弟特招政策，本科以上大学只招收各级领导子弟。非党员子弟限读专科以下；四、月入不到8000元的穷人，其子弟限制上学；五、恢复奴隶制度。20141225
混球时报
哥注意你很久了，你造不？
http://t1.qpic.cn/mblogpic/cd4aef5b2624ca51cde2/2000
Wang thought
People's Daily: "5% of the land the city secretary arrested, explains what"? User God replies: "95 percent of the land described slipping through the net of the City Clerk." [Smile]王思想
人民日报：＂5%的地市书记落网，说明了什么＂？网友神回复：＂说明95%的地市书记漏网了＂。12月24日 15:33 全部转播和评论(495)
GM-洪承希--HK
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流氓！

http://t3.qpic.cn/mblogpic/5a6a10f1316a5d7fe1e4/2000
England太阳出来了
国内军官，警察的素质都低的惊人。肚里没料却说话口无遮拦，且之后无需负责任，不可思意。 || korff: 猪蛋将校＋巨贪军头＋文工团＋独子兵…开战？开个屁！

北京理工大学监控所有学生上网记录

http://www.solidot.org/story?sid=42428

WinterIsComing (31822)发表于 2014年12月25日 17时41分 星期四      
来自老大哥在看着你部门

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布了一份新闻稿（已删除，缓存，转载），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使用网康上网行为管理设备的成功案例。根据这篇新闻稿，北理工基本上是监控了每一位学生的上网记录。网康上网行为管理设备的功能包括了联动计费、敏感信息存储、网站访问控制、关键字访问控制、论坛发帖控制、邮件收发控制、IM聊天，它保存了QQ和飞信的记录，QQ、163、新浪邮箱的内容。QQ IM理论上是加密的，但实际上看来并非如此。此事引发了隐私等方面的争议。根据该公司网站的信息，使用网康上网行为管理设备的教育机构包括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第二外国语大学和新东方等，公司包括了百度、联想、搜狐、搜房、赶集等。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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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监控所有学生上网记录 | 15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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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总公司有多强

长城
WinterIsComing (31822)发表于 2014年12月12日 19时22分 星期五      
来自合法毒品部门
中国有3亿烟民，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市场，而整个烟草市场基本被中央直属的烟草总公司/烟草专卖局所垄断。2013年，烟草总公司生产了2.5万亿支香烟，而它最大的竞争对手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只生产8800亿支香烟。它的庞大令所有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在最知名的十大香烟品牌中，菲利普·莫里斯的万宝路最受欢迎，但烟草总公司占了7个，其中包括红塔山和红双喜。2013年生产的香烟中每100支有43支是烟草总公司生产的，但烟草总公司在中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因为它生产的香烟都是在国内销售。烟草总公司有160多个香烟品牌，有大约100家卷烟厂。它将获得的收入用于投资银行、豪华酒店、水力发电站、高尔夫球场，甚至是制药公司。绝大部分收入都上缴给了它的所有者中国政府。烟草行业的收入占到了国家年收入的7%。烟草业雇佣了超过50万人，有大约2千万人从烟草中获得收入，其中包括130万农户和500万烟草商店工人。烟草总公司2012年的收入有1700亿美元，高于苹果公司。随着香烟产量增长放缓，烟草总公司通过推动高端品牌增加收入。烟草专卖局的现任局长是57岁的凌成兴，他不抽烟。彭博商业周刊图文并茂的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从贩卖香烟上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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