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程沉思录
自1840年中国有了外敌入侵，民族主义就成为当政者巩固政权的藉口！一面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面却又严厉镇压批判与反对之声；自己奢靡纵欲而国民水深火热，从发梢腐朽至脚跟的历代官僚们，从没有守住国家利益，相反为的扑灭海外质疑的声音用大量靠野蛮搜刮来得民脂民膏堵住他们的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卖国者，却穿了一件救国者的外衣；以至于黑暗盛行，冤屈遍地，万业萧条，民难不已！古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一朝朝庸官陈制让一代代国民由希望变成失望，更迭在不断地换朝改制下依然没有起色！到底是谁错了呢，是文化？可文化本来就是随时代新的认识而不断改进的；是国民？可国民辛苦劳作从没有怠惰慵散而身心乖张；是山川？可有比这儿更恶劣环境而进步的国度与民众；既然这些都不是至关因素，那只能是当政者的人性本质了，每一位走上权倾八方的人都随着私欲的极速扩张而例律偏斜。权力者总是用他们所有的心智去挑战民众相对有限的异议，一步步蚕食，一步步偷越道德与良知的底线；当社会机体没有能力束缚这种人性恶的膨胀与释放时，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开始越来越黑暗，进而走向覆灭！中国悲剧还在延续，未来还在挣扎，仿佛听到了撕心裂肺的疾呼，苦难不是无缘无故的，其根源需要每个人去反思；漠视还在纵容更大的犯罪，这不是一个人的罪责，而是全部人的，无一例外！
徐昕: 【中纪委研究全国抽查干部财产】http://url.cn/BdIq9X 抽查，还研究？这是逗你玩呢
，别抽抽了，全部合格，都是好官
卖肾捐枪德阳中江李继超 (@ljc-789)
朋友们：我不會通过網路与任何人產生任何財、物...
警察配合血拆，点燃汽油逼迁，引火烧身跳楼逃遁
河南警察配合血拆，点燃汽油逼迁，引火烧身跳楼逃遁（转自网易）
26日凌晨，河南省许昌市警察与黑社会人员共计60多人参与逼迁，警察爬上市民李建国的房屋，点燃了发电机组的汽油。李建国一家人被烧伤，而警察自己也被火烧着，直接从三楼上跳下逃命，摔伤送医。
26日晚10点许，记者打通了李建国先生的电话，李先生声音沙哑。他告诉记者，他和他妻子郑桂萍正在三层的楼顶坚守，在他的楼下，还有40多名便衣警察和强拆人员没有离开，他们夫妇将在楼顶度过一个通宵。
“我不知道他们今晚还会不会来围攻，如果他们来强攻，我们将和他们同归于尽。”李先生说，当日凌晨，他们全家遭到河南省许昌市警方与黑社会人员的袭击，但他们不会妥协。
李先生的房子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凌晨不到2点，警方与黑社会人员共计60多人，趁深夜天黑偷偷的来到李建国的楼下。
警方先向他的房子扔雷子炮，企图炸毁李先生家自备的发电机。雷子炮是一种威力很大的鞭炮。
此前，为了逼迁，当地政府已对李建国的房子断水、断电，为了继续抗争，维护自己的住房权利，李建国自己购买了一套小型的发电机组放在三楼。
警方的雷子炮一直放到3点，也没能炸毁发电机。后来，近20名警察强行爬上李建国的房屋三楼，动手破坏发电机组，点燃了发电机的汽油。
大火一下燃烧起来，警察自己也被火烧着。其中一个特警，慌忙间脱掉制服逃命，直接从三楼上跳下去，结果被摔伤。“摔伤的很重，现在楼下的水泥地上都还有血迹。”李建国说。
知情的人士刘女士透露，她当时正在医院，看到那个被摔伤的警察被送到医院抢救，“满脸是血”。
警察仓惶逃跑时，把一些装备扔在三楼。李建国后来清点时发现有：一套防弹衣、一个盾牌、一个头盔、一个摄像机、一个手机等等。
后来，李建国举着警察仓惶逃命时扔下的警服、盾牌、以及头盔站在楼顶向民众展示。
李建国全家人被烧伤
汽油被点燃时，李建国全家人都住在三楼。经过一番拚搏，火被扑灭了，而李建国则被烧伤，头发和眉毛全都被烧没了，脸部被烫伤起泡；李建国妻子的手臂被烧伤。
李建国妻子的妹妹和妈妈当时也住在他家，也都被烧伤。
警察抓不住李建国夫妇，就把李建国妻子的妹妹和妈妈从房间内拖走。母亲晚上被送回来时，因受到了惊吓，神志不清，躺着连话都不会说，而妹妹至今下落不明。
夫妇整天坚守房顶 一天才吃一顿饭
民众汤春萍女士白天一直在现场围观。汤女士告诉记者，李建国夫妇整天在房顶坚守着，而在楼下围观的民众，最多时达到300人，警察因此有所顾忌。
当天中午，曾有一位老邻居去给李建国夫妇送饭，但被便衣警察拦住不让送。至下午3点，汤女士才把饭送上去。“我快速把食物拿到他们楼下，李建国见到后放下一根绳子，用绳子把饭吊了上去。这一整天，他们就吃这一顿饭。”汤女士为此很心疼。
警方配合地方政府逼迁李建国
汤女士认为，许昌市警方企图破坏李建国的发电机，仍然采用逼迁的方法以达到目的。
李建国的房子离许昌市政府很近，只有200米，离公安局大楼只有50米。
据汤女士介绍，3年前，在还没有协商好拆迁方案前，政府曾逼迁李建国，双方发生过冲突，结果李建国被打伤，但没有得到赔偿。为此，李建国一直抗争，成为当地的“钉子户”。如今，他周围的房子都已被拆迁，就剩他一家在路中间。
前一天（25日），许昌市警方指使人把李建国家的沙子拉走而不给钱，李建国家人因此与人发生争吵。
汤女士认为，政府应该先解决以前遗留的问题，给予李建国赔偿，双方协商好后拆迁。她指责警察参与逼迁李建国，她说：“政府不应该采用暴力，更不应该半夜点汽油逼迁，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汤女士称，附近的群众都很关心李建国：“我们反对政府使用暴力，或偷偷摸摸的干，我们不希望他们夫妻再受到伤害。
超评：捍卫人权，不自焚！不跪乞！不屈从于黑恶强权！李姓的骄傲！！！
“我不知道他们今晚还会不会来围攻，如果他们来强攻，我们将和他们同归于尽。”李先生说，当日凌晨，他们全家遭到河南省许昌市警方与黑社会人员的袭击，但他们不会妥协。
李先生的房子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凌晨不到2点，警方与黑社会人员共计60多人，趁深夜天黑偷偷的来到李建国的楼下。
警方先向他的房子扔雷子炮，企图炸毁李先生家自备的发电机。雷子炮是一种威力很大的鞭炮。
此前，为了逼迁，当地政府已对李建国的房子断水、断电，为了继续抗争，维护自己的住房权利，李建国自己购买了一套小型的发电机组放在三楼。
警方的雷子炮一直放到3点，也没能炸毁发电机。后来，近20名警察强行爬上李建国的房屋三楼，动手破坏发电机组，点燃了发电机的汽油。
大火一下燃烧起来，警察自己也被火烧着。其中一个特警，慌忙间脱掉制服逃命，直接从三楼上跳下去，结果被摔伤。“摔伤的很重，现在楼下的水泥地上都还有血迹。”李建国说。
知情的人士刘女士透露，她当时正在医院，看到那个被摔伤的警察被送到医院抢救，“满脸是血”。
警察仓惶逃跑时，把一些装备扔在三楼。李建国后来清点时发现有：一套防弹衣、一个盾牌、一个头盔、一个摄像机、一个手机等等。
后来，李建国举着警察仓惶逃命时扔下的警服、盾牌、以及头盔站在楼顶向民众展示。
李建国全家人被烧伤
汽油被点燃时，李建国全家人都住在三楼。经过一番拚搏，火被扑灭了，而李建国则被烧伤，头发和眉毛全都被烧没了，脸部被烫伤起泡；李建国妻子的手臂被烧伤。
李建国妻子的妹妹和妈妈当时也住在他家，也都被烧伤。
警察抓不住李建国夫妇，就把李建国妻子的妹妹和妈妈从房间内拖走。母亲晚上被送回来时，因受到了惊吓，神志不清，躺着连话都不会说，而妹妹至今下落不明。
夫妇整天坚守房顶 一天才吃一顿饭
民众汤春萍女士白天一直在现场围观。汤女士告诉记者，李建国夫妇整天在房顶坚守着，而在楼下围观的民众，最多时达到300人，警察因此有所顾忌。
当天中午，曾有一位老邻居去给李建国夫妇送饭，但被便衣警察拦住不让送。至下午3点，汤女士才把饭送上去。“我快速把食物拿到他们楼下，李建国见到后放下一根绳子，用绳子把饭吊了上去。这一整天，他们就吃这一顿饭。”汤女士为此很心疼。
警方配合地方政府逼迁李建国
汤女士认为，许昌市警方企图破坏李建国的发电机，仍然采用逼迁的方法以达到目的。
李建国的房子离许昌市政府很近，只有200米，离公安局大楼只有50米。
据汤女士介绍，3年前，在还没有协商好拆迁方案前，政府曾逼迁李建国，双方发生过冲突，结果李建国被打伤，但没有得到赔偿。为此，李建国一直抗争，成为当地的“钉子户”。如今，他周围的房子都已被拆迁，就剩他一家在路中间。
前一天（25日），许昌市警方指使人把李建国家的沙子拉走而不给钱，李建国家人因此与人发生争吵。
汤女士认为，政府应该先解决以前遗留的问题，给予李建国赔偿，双方协商好后拆迁。她指责警察参与逼迁李建国，她说：“政府不应该采用暴力，更不应该半夜点汽油逼迁，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汤女士称，附近的群众都很关心李建国：“我们反对政府使用暴力，或偷偷摸摸的干，我们不希望他们夫妻再受到伤害。
超评：捍卫人权，不自焚！不跪乞！不屈从于黑恶强权！李姓的骄傲！！！
ALEX:习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是“蛋糕论”的翻版,即只有大家一心做大蛋糕,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到更多的蛋糕.不过,人们会问,蛋糕做大做成之后,依据什么原则来分蛋糕呢?马克思也不认同这个逻辑.马曾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逻辑是,每一个人好,国家民族才会好.
香港霍霍霍:【所谓中国国情】就是老百姓每天一块一块地捐款帮穷孩子买午餐，红十字会每天一万一万地吃大餐;老百姓每月一百一百地计算着油费，石油公司每月一百万一百万地痛饮拉菲；老百姓每年一万一万地攒钱买房;地方政府每年一亿一亿地炒着地皮。所谓河蟹就是他闷声发大财，你低头不说话。
作家崔成浩:苏州公民群体基本都被控制，现在都被软禁在家，目前接到消息电话确认的有如下人员：苏州:戈觉平、吴其合、陆福康、袁雪成、顾志坚、马怀国，常熟：钱进、左毅、顾义民，昆山：李艳胜、成怀山、柴金元。其他人员目前还不知，待确认中。名单将持续更新。对这样非法阻止公民自由表示强烈抗议。
一场更大规模的新疫情正在向国人走来
(2013-04-30 09:26:56)http://blog.sina.com.cn/s/blog_b36801d30101c03y.html#bsh-86-225974052农户家养的几百头猪一夜之间都死了！
刘小龙:全方位的错乱，综合性地失控，正把他们送上一条不归路！
蔡璞: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http://www.tuidang.org/td/acenter/mzdsrhy/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 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①
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②。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②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 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①。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不是毛泽东的传略。 这只不过是著者作为毛泽东的医生二十二年间的个人经历。 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 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谨以此献给亡故的爱妻——吴慎娴。 在这些年中，她与我共历患难，鼓励并支持我，使我得以度过那些恐惧忧抑的日子，并最後完成这本书的写作。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145.html
传奇传记·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前言
毛泽东的生理与心理，和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互动的影响，并由此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原著：李志绥
英译：戴鸿超教授
助编：石文安(AnneF.Thurston)
前言：黎安友教授(Prof.AndrewJ.Nathan)
中译：李志绥
中文版助编：廖书珊
作者简介：李志绥医生，一九一九年生於北京。他的家庭属於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一九四五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一九五零年以後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一九五四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一九八零年後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一九八八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
前言
黎安友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统治众多子民，并带给他的国家巨大浩劫的领袖，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驾御的欲望和害怕背叛的恐惧，驱使毛持续陷其宫廷和子民於动荡之中。他的理想和权谋，驱使中国迈向大跃进及其可怕後果，即夺去千万生灵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在这本由曾任毛二十二年专任医生的作者所著的回忆录中，毛也是第一个如此被近身观察的专制暴君。索多留(Seutonius)所著的《十二凯撒生活录》，历历描绘了提比略、卡利古拉及尼禄的绝对权力令人悚惧的表现：声色犬马、贪婪、虐待狂、乱伦、酷刑和杀人如麻。但作者本人并不认识这些君主。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秘史》一书中，无情地挞伐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和其後提奥多拉，却缺乏对主人翁的真正了解。施佩尔(AlbertSpeer)熟识希特勒，但他俩的共同兴趣局限在公务和战争。史达林的女儿很少和她父亲见面。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日记仅为临床资料。
莫兰(Moran)的《邱吉尔传》和荷顿(Herndon)的《林肯》这类关於伟大民主领袖的私人回忆录，在历史方面的着墨，并不多於暴君的传记，这是因为民主领袖较无将其个性强加於历史事件上的伸展空间。而中国传统中，每个朝代的“起居注”也只记载了每位帝王在仪式、异兆、结盟、封地采邑上所扮演的角色，甚少揭露黄袍下的个人。即使是在《三国演义》此类中国历史人物的虚构小说中，处理的也是人物类型而非个性。
相对之下，李志绥医生的这本回忆录显得格外独特：既提供第一手观察记录，又呈现知人论事的洞见。
现今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官方回忆录和毛的肖像，皆一成不变地呈现出一位英明爱民的帝王。真相却迥然大异。毛在初次会晤的场合中，散发着魅力、同情心，又不摆架子，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但他擅长操纵自身的情绪起伏，巧妙运用愤怒和轻蔑来控制随身人员，达到骇人的效果。他依仗着身边臣子不愿犯上的儒家谦卑，来羞辱其属下和敌手。他作势自我批评，旁人便群起大加奉承。他在周遭创造了一种卑恭屈膝的文化。
毛效仿唐太宗，挖掘人们的弱点，使他们誓死效忠。李志绥医生出身於富裕家庭，在上海的美国人学校接受医学教育，早期曾和国民党略有牵连。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使他完全受控於毛。毛深知其警卫行径腐败，但他需要这些人替他出面办事。
毛爱说，水至清而无鱼。他能毫无惧色地在浊流中浮游，或在黑夜中行过泥地。
无论出身，毛的追随者永远如履薄冰。毛的老同志被流放内地，有些因而死去，虽然毛未必直接一手促成这些悲剧。我们在书中一景看见毛隐身坐在幕後，他两位最亲密的战友正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攻讦。毛控制高级领导的医疗保健，拒绝准许一些人接受癌症治疗，因为他认为手术会耗尽他们余生的工作精力。他对爱人、子女及老友的痛苦，无动於衷。他也无视於为其政治和经济计划所陪上的抽象人命数字。他了解痛苦只为了控制其臣子。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他对臣子呼之即去，招之即来——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李医生常瞧见毛手上捧着中国史书。毛爱读传统故事中的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他更是熟谙伺机而动，声东击西，迂回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励旁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之。即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分不清他是站在同一立场，还是正伺机反噬。毛带着如此温煦的微笑，判其侍从流放，而那位受害者竟一路鞠躬谢恩离去。
帝王权势让帝王享有最大的奢侈——生活简单。毛大部分的时间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休憩。他吃油腻食物，以茶漱口，和女子寻欢作乐。毛一九五八年出巡河南时，随车带着一卡车的西瓜。毛喜欢穿布制的鞋；如果迫於外交礼数得穿皮鞋，他命人先把鞋子穿合脚。他不洗澡，偏爱用热毛巾擦身，使得李医生难以遏止滴虫病在毛的女友间蔓延。他睡特制的木床，由专列一路运载到各招待所，甚至空运至莫斯科。
他统治时间和岁月。内宫随着毛的节奏运转，日出而息，日落而出。国家领导同志随其行踪落脚，四处开会。他希翼以道家御女房术来战胜死亡。除了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和偶尔接见外宾之外，他不遵循任何日程表——只有在这类重要场合，毛穿戴整齐，并用镇定剂控制焦虑。
女人象上菜般轮番贡入。在以毛之名推行禁欲主义的同时，毛的性生活成为内宫的中心事务。人民大会堂特别辟出一个厅，让毛在高级领导会议中寻欢休憩。捍卫全国道德操守的党军政治处，号召大批无产阶级背景，可靠而又美丽的年轻女孩；表面上是为了在舞厅中和领袖翩翩起舞，其实是献做他的床伴。有些女孩倍感荣耀，引介其亲姊妹共沾雨露。
每位省党委书记都为毛兴建一座招待所。他行踪不定部份是出於安全上的顾虑，部份是被迫害妄想狂的驱使。他曾跟李医生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他专列行驶之处，交通管制，车站封闭。公安打扮成小贩，好给毛一切如常的感受。大跃进时期，农民被动员到火车沿线耕作挤插的稻田，演出大丰收的荒谬剧，但事实上那场秋收是个灾难。毛最喜爱的住所是珠江上的小岛招待所，在广州喧扰的市嚣中，他能独享一片天地。北京劳改农场中特别栽种的食品空运至此，并有试尝员先试吃。警卫用冰桶为他的房间降温。
绝对权力影响毛的心理、生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并透过这些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他蛰居床头数月，抑郁寡欢。一旦政治斗争有利於他，立即转为精力充沛，无法成眠，以至於李医生不得不加大安眠药药量。政治压力不是使他阳萎，便是使他纵情声色犬马。在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期间，毛虽暂时放弃吃肉，却需要更多女人的慰藉。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说：“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专制政治与专制者的个性息息相关。毛建立了一个特异的政权——他努力整合政治社会整体制度，以求从一个贫穷、落後和百般凋零的国家中，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
面对西方的敌意，毛转而与莫斯科结盟。但他对西方的欣赏是他选择受美国训练的李医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俩无数次彻夜长谈的话题。毛告诉李医生，美国对中国的企图一向具有正面意义。毛则对苏联友邦，深怀轻蔑心理。毛立志要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超越原始苏联模式，并将中国提升到先进西方国家水准。这项成就将使他跨入马列主义创始先驱的殿堂。大跃进即是毛试图创造出比北方邻国更优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面临此次失败之下，顽固的试验。
在一个拥有众多贫穷人口，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毛运用群众力量来追求经济成长，尝试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物质生活。他将人民生活冻结在最基本的需求，以此建立一个庞大、虚耗财源的工业结构。因此，毛无视於那些与理想相左的现实。
尽管他是农民子弟，他仍相信大跃进初期所见的那一片片匪夷所思的稻田。就如李医生所言，毛为何要怀疑共产主义天堂是否真正来临——因为他自己就身处其中？毛认为他从中国史书中可学到的领导权术远多於现代工程教本。等到後院炼钢运动为害匪浅之後，毛才费神了解钢铁的制造过程。饿殍遍野之际，他幻想人民的稻谷多得吃不完。
毛思想推崇自我否定，以政治操守界定人性价值，并羞辱阶级敌人。一个由工作组，阶级标签、户口管理和群众运动组合而成的体制，将每位公民囚禁在组织的樊笼中。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将人类彼此相残的政治恐怖发挥到此极致。这个官僚体制渗透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人民私生活，甚至许多人的思想层面。此机制更领导人民颂扬这个对他们予取予求的政权。在党机器无法充分迎合毛之幻想的步伐和努力时，他不惜动摇其根本，大举清算批斗。等群众陷入派系暴力，才又将之重建统合。
最高领导阶层中，由三十到四十人共同拟定重大决策。他们的个人权力极不稳定，完全仰赖与毛的关系。李医生栩栩描绘了那些服务领导同志的中央办公厅体系、政治及机要秘书、警卫、厨房、停车间和门诊部的众生百态。领导人可经北京的地下工程秘密穿梭於中南海和市内其他建筑物之间。毛的贴身家臣曾在其居所装设窃听设备，无非是想保有更完全的决策记录，东窗事发後，他们因监视毛而被撤职。
权力结构在服务和保护领导的同时，也孤立他们，毛尤为甚。毛的战友逐渐将中南海内游泳池、舞会和北戴河海滨退让於毛。毛不顾警卫反对，执意在三江游泳的壮举，象征他与官僚体制的孤独奋斗，对革命走向末路的恐惧，以及对战友背叛其狂热信念的疑惧。
一九五六年八大会议中，毛的同袍籍苏联反斯大林运动之势，将毛泽东思想排除於党章之外，促使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并批评毛大力催生共产主义的努力。毛向李医生谎称这些政策未曾经其首肯。国外势力亦威胁毛的统治。新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希求於西方和解。李医生描写了毛、赫两人在游泳池旁不欢的会晤。这次秘密会晤揭示中苏公开决裂与中国长期孤立的开端。
毛掌握三种权力工具：意识形态、军队、及其在党派系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巡回运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一时上至经济计划领导，下至基层干部，纷纷群起响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其他领导人试图钳制毛的脚步，毛即恫吓要上山另组红军。其他领导人只好俯首听命。
大饥荒开始後，毛退居权力二线。其他领导恢复经济的同时，他斥责彼等为“行尸走肉”，并私下抱怨他们不再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按兵不动，直到京剧论战时才一一将以诱陷，同时用农村腐败问题，使敌手晕头转向。他待一切布置妥当，便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於百万人牺牲之後，毛在九大会议中赢得全面胜利。彼时他的政敌不是已被凌虐至死，便是放逐内地，全国在他无所不在的肖像前歌功颂德，挥舞着小红书。他身侧站着另有所图的林彪——旧统治团体中唯一的幸免者。毛发展的理想失败了。但在这个他所毁灭的国家中，他握有绝对权力。两年後林彪政变使毛深受打击，李医生相信它加速了毛的死亡。毛用余生精力推动开往西方的大门，为往後邓小平的改革铺路。
病态心理在宫廷政治中蓬勃迷漫。毛的控制越彻底，他越恐惧他人的钳制。手下争相邀宠反而使毛更觉疑云重重。毛认为招待所被下了毒，他因听到野兽在屋顶的游走声响而惊吓万分。毛透过党组织来操纵其他领导，监视他的同袍。他的政敌全被他的手下包围，难怪他永远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也透过女人来侦伺他。
毛夫人江青也深为精神衰弱所苦，她怕声音、光、冷、热，并且总是无法自制地与人争吵。生活无聊，依赖，和被迫无所事事，在在使她极度沮丧。因此毛在拈花惹草之际，总试图避其耳目。但当毛需要她做为政治上的代理人时，他便领她进入内宫政圈。江青跟同样病奄奄的林彪一样，握权後立即生气百倍，并与毛最宠爱的女友友善，期能更接近权力的源头。
李医生呈现了下列场景：林彪在其夫人怀中，为肾结石的病痛呜咽不已；华国锋在大厅中静坐数小时未能见毛，只因毛当时的看门人张玉凤正在午睡；周恩来跪在毛脚跟旁指示吉普车游行的路线；病重的毛将全国大权交给周恩来，只为及早康复和活得比周长久，以及江青对此的愤怒等。
在所有毛的追随者中，只有周恩来与内宫诡秘繁琐的脉络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
反讽的是，李医生和他的同事由此认为周为不守信义的危险人物。周按领导阶级向上汇报之举，令其他家臣疑心大起，视其为软弱无能。
最後，全中国最受爱戴的人众叛亲离。在毛长期病情恶化期间，家臣念兹在兹的主要念头是避免因他的去世而惹祸上身。只有他的女友张玉凤仍待他如常人，争吵不休，旁人指责她会气死毛时，她也悍然无惧。毛越形衰弱後，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只因为只有她才能解读毛含糊不清的语言。
李医生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李医生的不安全，恰可保证毛的安全，两者息息相关。於是他在毛的保护羽翼之下生存，埋首於医药事物——即维持那位一举一动便足以陪上百万人性命的人的健康。
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李医生身为历史旁观者的局限是其工作的要求之一。但有时政治不免压顶而来。毛时常坚持讨论时事，或派遣李医生离开内宫，四出观察，提出报告。陷於内宫中，李医生不得不区分敌友。除了毛主席外，他的保护者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李汪的联盟使此书有若干偏颇，但同时也提供了了解宫廷政治的许多洞见。
自李医生离开中国後，他便几乎完全被官方历史抹消。中国出版界发行的大量描述毛个人生活的书籍中，只有一、二本提及他。很明显地，中央曾下达指令——李仿佛未曾存在过。但他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比照官方和半官方的著作，可证实他书中的许多细节，但不同於此书的是，它们都大笔略掉会使这仍仰仗毛的光明形象来行使统治的政权感到难堪的那些层面。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毛去世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毛盖棺论定，发表一篇官方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结论毛是伟大的革命家，功大於过，瑕不掩瑜。此书给我们另一种教训。它描述过度膨胀的权力，如何驱策其拥有者进入一种黑暗的深渊：在深渊中，伟大的梦想只能导致滔天罪行。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於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後，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後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於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於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後，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於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後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
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後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
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於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後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史达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後愤然要回国时，史达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於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
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於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
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於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 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致谢
著者在此特向廖书珊小姐致谢，她在本书的中译过程中，无论协译、剪裁、补译、贯串、拼贴、校对，都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感谢夏元瑜教授赠一中南海示意图，使本书生色不少。
本书中每章後的注释为英文版助编石文安女士所注；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结构图、人物简介及年表，亦均为英文版编者绘制，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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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推荐谢幼田新著《中共壮大之谜》
蔡璞: 《中共壮大之谜》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历史学家谢幼田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http://url.cn/0GG87U
2012-05-08 08:44:12| 分类： 《中共壮大之谜》http://blog.163.com/ryp_03/blog/static/20390820620124884412696/
余杰：读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蔡璞: “喷气式”是喷气式飞机的简称，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的一个创造。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喷气式”。即将要批斗的“牛鬼蛇神拉”上台去，身体折成90度，两腿绷直，双臂平伸，做喷气式飞机状。无论多长时间，不准喝水，不准解手，更不准直立身体。据说，这宝贵经验是从首善之区传到全国的。
蔡璞: 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八十一岁的玛尔塔，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
蔡璞: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李不欢大号回归: 现在抢劫的手法更具有隐蔽性了和欺骗性了。改为商业的50年抢一次，平民 70年抢一次。如果钱不够用就用强拆这一招。此外参与抢劫的国企，税务，罚款，红会。不过都披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外衣。
蔡璞: "亡国奴"是伪命题。亡国，人民不一定成奴隶。没亡国，人民也可能成为奴隶，朝鲜就是 。亡政，不等于亡国。萨达姆政权被灭亡了，伊拉克没有亡，人民不是奴隶。伊拉克民主了，人民解放了！【图片：伊拉克人民不让美国解放军撤离。】
蔡璞: 【毛时代】人民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红卫兵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蔡璞: 【毛泽东的驭民术】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蔡璞: 读才政权最喜欢用一个法宝，那就是树立假想敌，一下子美国，一下子苏联，一下子日本，一下子台湾，一下什么反D势力，一下子四人帮，一下子自己国家里的各种公民，一下子黑五类，很多傻逼脑残喜欢跟着起哄被骗，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它们自己，没有树敌它们无法行骗，无法操控民意。
坏蛋虫虫:
龚小夏 (@sashagong)
学者、记者、作者，三者兼而有之
http://p.t.qq.com/longweibo/index.php?lid=11204500337576894087
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参加聚会纪念林昭
在北大“右派”才女、民主斗士林昭4月29日被秘密枪决45周年忌日的前一天，包括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在内的一些开明派人士在北京聚会，纪念林昭等人。
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杜光教授说，有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星期天首次参加的聚会，主要是纪念一些在4月份去世的人，也包括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当局秘密枪决的民主先驱和斗士林昭。
杜光教授表示，星期一有朋友从苏州灵岩山林昭墓打来电话，说许多人前往悼念林昭，受到当地警察等人的阻拦和殴打，他对此表示不解。
他说，在当今纪念林昭非常具有意义：“林昭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最早提出，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树立了建立民主政治、新社会这样一个政治理念。不管是划成右派，甚至被关进监牢，她都没有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这样一个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行者，值得我们后人纪念、学习，继承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杜光教授说，由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知名科普作家陶世龙和他本人等发起的每月聚会，已进行了多年，近年来由一些前右派的子女负责组织活动。对外披露萨斯疫情的前解放军军医蒋彦永经常参加，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智囊鲍彤参加了4、5次，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则是第一次参加。
杜光说，星期天的聚会有4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他说：“昨天有好些内容，一个是纪念李慎之逝世10周年；胡耀邦逝世24周年，另外还有林昭、张志新，他们都是4月份去世的。我们一般都是由老年人一个月见次面，主要是交流一些思想，随便聊聊天吧，碰到一些有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有些主题吧。”
1932年出生的林昭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被划为右派，后被当局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和“反革命罪”，从1960年起长期关押。她在狱中坚持信仰，并书写了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控诉对她残酷政治迫害，表达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林昭1968年4月被当局秘密枪决。
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杜光教授说，有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星期天首次参加的聚会，主要是纪念一些在4月份去世的人，也包括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当局秘密枪决的民主先驱和斗士林昭。
杜光教授表示，星期一有朋友从苏州灵岩山林昭墓打来电话，说许多人前往悼念林昭，受到当地警察等人的阻拦和殴打，他对此表示不解。
他说，在当今纪念林昭非常具有意义：“林昭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最早提出，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树立了建立民主政治、新社会这样一个政治理念。不管是划成右派，甚至被关进监牢，她都没有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这样一个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行者，值得我们后人纪念、学习，继承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杜光教授说，由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知名科普作家陶世龙和他本人等发起的每月聚会，已进行了多年，近年来由一些前右派的子女负责组织活动。对外披露萨斯疫情的前解放军军医蒋彦永经常参加，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智囊鲍彤参加了4、5次，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则是第一次参加。
杜光说，星期天的聚会有4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他说：“昨天有好些内容，一个是纪念李慎之逝世10周年；胡耀邦逝世24周年，另外还有林昭、张志新，他们都是4月份去世的。我们一般都是由老年人一个月见次面，主要是交流一些思想，随便聊聊天吧，碰到一些有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有些主题吧。”
1932年出生的林昭本名彭令昭，1957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被划为右派，后被当局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和“反革命罪”，从1960年起长期关押。她在狱中坚持信仰，并书写了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控诉对她残酷政治迫害，表达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林昭1968年4月被当局秘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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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枪枪: 今日喝茶是因出境一事，受邀参加某活动，却被告知不能前往，告诉我要么退票要么陪我喝茶到飞机起飞
。英明的选择了前者，退票损失的手续费也准备找叔叔们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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