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神经病
听一位朋友说，中国大陆每年有一万六千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一天消失一个班”，回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个说法，我想的问题是，这么严重的事情，社会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茅于轼
腐败是一个发展问题 。一切发展中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腐败问题。消灭腐败不仅仅靠决心，而要从根子上下功夫。发达国家的腐败都比较轻。消灭腐败要提高百姓的收入，普及教育，讲究科学思维。不能单兵独进，也不能急躁，否则可能节外生枝，发生别的问题。以为反腐只要决心大就能解决问题是肤浅的看法。
鲁国平
中国一出现通货膨胀，就把问题追到猪肉身上，说猪肉价格涨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废话！现什么不到历史最高水平了？为什么一说物价上涨就追到猪肉？不追到汽油上？你说猪肉影响大还是汽油影响大？当然汽油影响大。追到猪肉，因为猪肉背后那些人好欺负，而汽油背后人不仅不好欺负，他还要欺负你。——孙立平
拈花时评25
@西山逸云2 网易网友：央视，东莞小姐哪里不如你？雪上松3
中国野史
女主播：好妹妹，快别干了，好丢人。东莞小姐：笑话！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是为贪官服务，谁丢人？女主播：我们被干一炮几十万进帐，你们怕要累死累活干几年吧？小姐：错！为人民服务一点不累。女主播：瞧你这水平，都可以当女主播了。小姐：瞧你的娇情样，都可以演甄嬛传了。
百姓公益社
【没“罪名”就拘人，眼中还有“法”？】河南鹿邑男子进京举报县纪委后，被拘27天。刑拘通知书上罪名居然空白。公安局说是检察院出的，检察院说是因公安局电脑系统更换导致。拘留公民有严格法定程序，岂能这么稀里糊涂？公检同时失守，恐怕不是简单失误。该调查追究的不是电脑，是“人脑”。
-----血真相
元芳视角【最神奇的县委副书记】只有高中毕业23岁任副乡长，25岁升任乡党委书记，27岁升共青团常德市团委副书记，现任石门县委副书记！她叫刘琼，她的父亲是常德市人大主任。当地民众反映：刘琼凶残无比，每次强拆民房都会亲自督阵，曾下令把访民刘昌可打死！下令把刘明关入黑监狱！天黑黑，梦在何方？
中国野史
有网友建议官员应恢复坐轿制度，主要有6个好处：1，低碳环保；2，全国800多万官员，每轿4人抬，新增3200多万人就业；3，每年至少省1500亿公车支出；4，彻底解决城市堵车，消除尾号限行麻烦；5，企业家效仿，又增加1倍以上就业；6，方便百姓拦轿鸣冤告状更加亲民……qlya: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发扬自主精神啊！老外不是能搞轿车吗，次奥，轿子是俺们五千年滴精髓！不用山寨，不用合资，不用研发经费！ 
陆建峰
不是政 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 府的吹鼓手，因为吹鼓手在政 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了将夜壶放到最角落地方；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 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杜月笙
【媒体称东莞酒店本事大 提前获知公安扫黄部署】9日，央视曝光东莞多家酒店涉黄；13日，虎门镇公安分局公布首个被带走审查的酒店老板。这让东莞酒店业界非常惶恐，因为以前扫黄还没有出现过带走幕后老板的情况。然而，有老板透露： “过年前就听到风声，公安系统部署行动。”http://url.cn/JIsgJS 转
【媒体称东莞酒店本事大 提前获知公安扫黄部署】9日，央视曝光东莞多家酒店涉黄；13日，虎门镇公安分局公布首个被带走审查的酒店老板。这让东莞酒店业界非常惶恐，因为以前扫黄还没有出现过带走幕后老板的情况。然而，有老板透露： “过年前就听到风声，公安系统部署行动。”http://url.cn/JIsgJS 转
闰土股份致癌废料深埋厂房地下 环保部开坑验毒http://w2h.3g.qq.com/g/s?p=http%3A%2F%2Finfo.3g.qq.com%2Fg%2Fs%3Faid%3Dfinance_ss%26id%3Dfinance_20140214017396首页>财经>最新财经资讯
内容来源：南方周末
2014年02月14日15:00
厂房之下，危废万千。公开秘密，竟尘封三年。
中国染料巨头，上市公司浙江闰土股份，肆意埋“毒”自家后院。或以百吨计的危险废物，躲过层层监察，竟直到环保部现场督办，才遁形无处。
这是正月里黄海边的真实一幕，折射着江苏沿海化工产业污染环境的残酷现实。而当地“宁可毒死，不要饿死”的逻辑，更令人唏嘘。
钱长生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破旧的文件袋里，掏出两个层层包裹的透明塑料小袋，里面是两块煤一样的硬块。这是他保存了三年的“宝贝”，凑近嗅过去，一股浓烈的塑料烧焦味扑鼻而来。对于在江苏连云港市燕尾港镇生活的人来说，这味道再熟悉不过了。
2014年2月9日，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一行四人向钱长生核实他的举报事件：一桩企业偷埋数百吨危险化学品在自家厂房地下的恶劣事件。一名中心官员直言，“我们怀疑过很多次化工企业偷埋废渣，但一直找不到证据。”
这一次是真的。
致癌废料就埋藏在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瑞)厂房底下，数量可能达数百吨，已逾三年。
公开的埋毒秘密
钱长生没想到自己会发现和利瑞的惊天秘密。这是他以前供职的企业，位于灌云县的临港化工园区，主要生产染料和染料中间体，是上市公司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闰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2011年8月20日，钱长生值夜班，他发现正在修建的溴胺酸车间中，有一辆挖掘机正趁着夜色开挖地面。他凑近看过去，下面挖出了一个深3-5米、长宽约15×10米的大坑。更让他惊讶的是，厂内的卡车拖出仓库里的废料，往深坑里填埋。“单车4-5吨，累计超过50吨。”钱长生回忆说。
同在上夜班的王长青也看过这一幕，不过是在压滤四车间里。“几乎每个厂房下面都有。
中国染料巨头，上市公司浙江闰土股份，肆意埋“毒”自家后院。或以百吨计的危险废物，躲过层层监察，竟直到环保部现场督办，才遁形无处。
这是正月里黄海边的真实一幕，折射着江苏沿海化工产业污染环境的残酷现实。而当地“宁可毒死，不要饿死”的逻辑，更令人唏嘘。
钱长生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破旧的文件袋里，掏出两个层层包裹的透明塑料小袋，里面是两块煤一样的硬块。这是他保存了三年的“宝贝”，凑近嗅过去，一股浓烈的塑料烧焦味扑鼻而来。对于在江苏连云港市燕尾港镇生活的人来说，这味道再熟悉不过了。
2014年2月9日，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一行四人向钱长生核实他的举报事件：一桩企业偷埋数百吨危险化学品在自家厂房地下的恶劣事件。一名中心官员直言，“我们怀疑过很多次化工企业偷埋废渣，但一直找不到证据。”
这一次是真的。
致癌废料就埋藏在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瑞)厂房底下，数量可能达数百吨，已逾三年。
公开的埋毒秘密
钱长生没想到自己会发现和利瑞的惊天秘密。这是他以前供职的企业，位于灌云县的临港化工园区，主要生产染料和染料中间体，是上市公司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闰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2011年8月20日，钱长生值夜班，他发现正在修建的溴胺酸车间中，有一辆挖掘机正趁着夜色开挖地面。他凑近看过去，下面挖出了一个深3-5米、长宽约15×10米的大坑。更让他惊讶的是，厂内的卡车拖出仓库里的废料，往深坑里填埋。“单车4-5吨，累计超过50吨。”钱长生回忆说。
同在上夜班的王长青也看过这一幕，不过是在压滤四车间里。“几乎每个厂房下面都有。
”王长青很肯定。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和利瑞最早的一批员工陈学兵求证时，他扬起嗓子：“我亲眼所见！”
埋废料几乎都伴随着300亩企业厂房的逐步建设。深坑没有任何防渗措施，工人铺上混凝土，伪装成平坦的地面。“有的大坑一个就埋了100吨料。”王长青回想道。
2014年2月11日，据知情者透露，在华东督查中心的询问下，和利瑞相关负责人承认了埋料事实，但称是建厂初期，工人自行埋下，公司并不知情。埋下的废料到底有多少？据钱长生的实名举报材料，他认为有约500吨，王长青估计的数据更多。
在燕尾港镇，这似乎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了数位当地居民，都承认知情，但谁也说不清毒物是何种东西。
上海一家化工企业的工程师在看见钱长生保存的样品后，确定这是两块废弃了的半成品染料。“这是芳烃类原料合成的蒽醌系物，继续分解后毒性更大，会产生苯系、硝基苯和酚类物质等，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会严重威胁地下水和土壤及周边生物。”
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进一步解释，染料及其中间体废渣明确为危险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为“HW12染料、涂料废物”一类，其所含的一些芳烃组分长期接触具有致癌作用。
据上述匿名工程师透露，如果不经处理，这类半成品一旦投入水里，一克可能会使上千立方米的水污染变红。
然后，工人们并不知情，他们依旧上着三班倒的工作，享受着比普通工厂要优厚的待遇，闻着混合着酸臭、焦糊的化学气味。
地方的“妥善处理”
钱长生等人成了和利瑞的反对者。他们向工厂领导反映，但没过多久，他们便被解雇了。
从2011年起，钱开始搜集证据，观察每一次企业偷埋的行踪并记录下来。在向厂里反映遭拒之后，他开始到当地管委会，区环保局，继而县环保局、省环保厅层层举报。
埋废料几乎都伴随着300亩企业厂房的逐步建设。深坑没有任何防渗措施，工人铺上混凝土，伪装成平坦的地面。“有的大坑一个就埋了100吨料。”王长青回想道。
2014年2月11日，据知情者透露，在华东督查中心的询问下，和利瑞相关负责人承认了埋料事实，但称是建厂初期，工人自行埋下，公司并不知情。埋下的废料到底有多少？据钱长生的实名举报材料，他认为有约500吨，王长青估计的数据更多。
在燕尾港镇，这似乎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了数位当地居民，都承认知情，但谁也说不清毒物是何种东西。
上海一家化工企业的工程师在看见钱长生保存的样品后，确定这是两块废弃了的半成品染料。“这是芳烃类原料合成的蒽醌系物，继续分解后毒性更大，会产生苯系、硝基苯和酚类物质等，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会严重威胁地下水和土壤及周边生物。”
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进一步解释，染料及其中间体废渣明确为危险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为“HW12染料、涂料废物”一类，其所含的一些芳烃组分长期接触具有致癌作用。
据上述匿名工程师透露，如果不经处理，这类半成品一旦投入水里，一克可能会使上千立方米的水污染变红。
然后，工人们并不知情，他们依旧上着三班倒的工作，享受着比普通工厂要优厚的待遇，闻着混合着酸臭、焦糊的化学气味。
地方的“妥善处理”
钱长生等人成了和利瑞的反对者。他们向工厂领导反映，但没过多久，他们便被解雇了。
从2011年起，钱开始搜集证据，观察每一次企业偷埋的行踪并记录下来。在向厂里反映遭拒之后，他开始到当地管委会，区环保局，继而县环保局、省环保厅层层举报。
几经波折，在次年5月，江苏省环保厅主要领导在灌云县开展“三解三促”活动时，接访了钱长生。随后的6月18日，省厅派出督查组，介入调查。
在灌云县环保局回复钱长生的答复中，该局在2012年3月和7月两次组织现场挖掘，共挖出约10吨掩埋固废。“目前所有掩埋固废已全部挖出，并妥善处置”。
对于和利瑞，回复称已依法作出责令停产整顿和罚款处罚。但据钱长生发现，环保局并没有开具罚款单据，他得到的理由是：因为和利瑞是上市公司，不方便开正式的罚款票据，处理方式是用收污水排放的收据办法处理。
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十分不满。“只挖了最小的一个坑，废料远远不止这些。”
抱着怀疑的态度，2013年冬，他把搜集到的所有文字材料、视频、图片写成举报信，找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后者联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做了数月现场调查。2014年1月，一纸材料被递交至环保部。
近三年的举报终于出现了转机。2014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农历正月初八，华东督查中心就接到环保部批示，立即处理此事，并第一时间与钱长生见面，决定择日开挖。
最新的消息是，据知情人透露，2月12日，在华东督查中心、江苏省环保厅相关领导在场的情况下，钱长生现场指认埋料地点，开挖废料。
由于水泥地面混合钢筋，极难破碎，挖掘机费力钻孔约3个小时，才出现了一团湿漉漉的黑色废料。“就是这个！”钱长生冲上前高举大喊，“下面还有六百多吨。”华东督查中心官员告诉钱，今天的行动到目前为止证实你的举报属实了。
据透露，当晚华东督查中心将联合到场各环保部门开会，确定要挖出和利瑞所有埋藏废渣，并对园区内所有企业进行排查。
远在监管之外
在闰土股份官方网站的链接资料中，公司是“全球大型染料生产基地之一，在国内染料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建有国际上先进的封闭式、自动化染料生产流水线58条，年生产能力15万吨以上”。
在灌云县环保局回复钱长生的答复中，该局在2012年3月和7月两次组织现场挖掘，共挖出约10吨掩埋固废。“目前所有掩埋固废已全部挖出，并妥善处置”。
对于和利瑞，回复称已依法作出责令停产整顿和罚款处罚。但据钱长生发现，环保局并没有开具罚款单据，他得到的理由是：因为和利瑞是上市公司，不方便开正式的罚款票据，处理方式是用收污水排放的收据办法处理。
他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十分不满。“只挖了最小的一个坑，废料远远不止这些。”
抱着怀疑的态度，2013年冬，他把搜集到的所有文字材料、视频、图片写成举报信，找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后者联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做了数月现场调查。2014年1月，一纸材料被递交至环保部。
近三年的举报终于出现了转机。2014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农历正月初八，华东督查中心就接到环保部批示，立即处理此事，并第一时间与钱长生见面，决定择日开挖。
最新的消息是，据知情人透露，2月12日，在华东督查中心、江苏省环保厅相关领导在场的情况下，钱长生现场指认埋料地点，开挖废料。
由于水泥地面混合钢筋，极难破碎，挖掘机费力钻孔约3个小时，才出现了一团湿漉漉的黑色废料。“就是这个！”钱长生冲上前高举大喊，“下面还有六百多吨。”华东督查中心官员告诉钱，今天的行动到目前为止证实你的举报属实了。
据透露，当晚华东督查中心将联合到场各环保部门开会，确定要挖出和利瑞所有埋藏废渣，并对园区内所有企业进行排查。
远在监管之外
在闰土股份官方网站的链接资料中，公司是“全球大型染料生产基地之一，在国内染料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建有国际上先进的封闭式、自动化染料生产流水线58条，年生产能力15万吨以上”。
这不是闰土公司第一次涉嫌违规了。2013年7月，多家媒体对闰土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连续报道，指责其污染国家一级渔港——燕尾港。时至今日，作为上市公司，闰土股份对多次曝光的事件没有任何信息披露和解释。
在连云港市环保局网站上查询，与和利瑞相关的环评信息包括2010年和2011年的三次，只有一次有验收结果，全部项目合格。
合格从何而来令人疑惑。南方周末记者几次经过园区里唯一的污水处理厂，几乎是半关停状态。
“上面检查时，污水处理厂才会开，各家企业都会引清水使劲冲刷被染红的沟渠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员工说。
王灿发说，化工废水特征污染物不是普通的公共污水处理厂能够处理的，而是需要专门的污水处理厂。从官方数据来看，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1万吨，但仅从园区内37家企业申报的排放污水量来看，每日就有4.7万吨。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显然无法满足二百多家化工企业的污水处理需求。
“这些污水去了哪里？不得而知。”王灿发说。但一些园区内的工人、本地渔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企业都有明暗两套排污管，明管对付检查，暗管直排大海。
在被县环保局查处之后，一些工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和利瑞没有继续填埋废料，而是采取了新招数——把废料加水搅碎，打入储存池里，接上暗管，待潮汐落下时，直排入海。
南方周末记者向连云港市有资质处理化工废弃物的铃木组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求证，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和利瑞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但量很少。一年只送一两次，一共不到50吨。”在问及原因时，对方不以为意，“他们都是不处理就填埋了”。
在上述处理公司，每吨染料的危废处理需要2000-3000元，而据和利瑞内部工人保守估计，按公司日产废料1.3吨计算，年产四百多吨。
在连云港市环保局网站上查询，与和利瑞相关的环评信息包括2010年和2011年的三次，只有一次有验收结果，全部项目合格。
合格从何而来令人疑惑。南方周末记者几次经过园区里唯一的污水处理厂，几乎是半关停状态。
“上面检查时，污水处理厂才会开，各家企业都会引清水使劲冲刷被染红的沟渠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员工说。
王灿发说，化工废水特征污染物不是普通的公共污水处理厂能够处理的，而是需要专门的污水处理厂。从官方数据来看，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1万吨，但仅从园区内37家企业申报的排放污水量来看，每日就有4.7万吨。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显然无法满足二百多家化工企业的污水处理需求。
“这些污水去了哪里？不得而知。”王灿发说。但一些园区内的工人、本地渔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企业都有明暗两套排污管，明管对付检查，暗管直排大海。
在被县环保局查处之后，一些工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和利瑞没有继续填埋废料，而是采取了新招数——把废料加水搅碎，打入储存池里，接上暗管，待潮汐落下时，直排入海。
南方周末记者向连云港市有资质处理化工废弃物的铃木组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求证，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和利瑞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但量很少。一年只送一两次，一共不到50吨。”在问及原因时，对方不以为意，“他们都是不处理就填埋了”。
在上述处理公司，每吨染料的危废处理需要2000-3000元，而据和利瑞内部工人保守估计，按公司日产废料1.3吨计算，年产四百多吨。
这意味着，如果和利瑞公司的废渣不经过任何处理，仅这一项一年就省去上百万元，且不算运输等费用。
宁可毒死，不要饿死？
环保部曾对外披露，中国沿江的7500多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过去十年间，中国化工行业更是年年以20%的速度在增长。
在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苏南和浙江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为寻找出路，逐渐转移到苏北地区，输在起跑线的地市把这视为难得一跃的机会。燕尾港镇更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宁可毒死，不要饿死。”
正因此，和利瑞所在的燕尾港化工园区(也称为临港产业园)已吸纳投资过亿元项目18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17个，都是陆续自2006年后引入的。
如今，被冠以染料清洁生产基地的园区里密集了一两百家化工企业，是苏北黄海沿岸四大化工园区最大的一个。
2013年7月，王灿发委托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做出一项关于《苏北黄海沿岸四大化工园区及其周边环境污染调查监测报告》，结果触目惊心，致癌性污染物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在园区水体中普遍超标，部分位点甚至存在超标数百倍、上千倍的严重情况；水体超标主要分布在燕尾港和连云港两大园区内。
作为苏北地区条件最佳的港口，燕尾港已有上百年历史，素以“享黄金海岸，受渔盐之利”著称，并在2007年被农业部批准建设为国家一级渔港。然而，如今的燕尾港早已不是那个燕尾港了。
2011年，燕尾港镇地下水取水彻底关闭，水厂改道从附近的五图河取水。但家家户户都不敢饮用，水流出来发黄发黑，只能买纯净水。
一名当地的实业家，在新区投资了3100万房产，因环境污染，无人问津，全部亏损，当地银行连贷款都不肯，理由是，这里污染太严重了。
宁可毒死，不要饿死？
环保部曾对外披露，中国沿江的7500多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过去十年间，中国化工行业更是年年以20%的速度在增长。
在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苏南和浙江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为寻找出路，逐渐转移到苏北地区，输在起跑线的地市把这视为难得一跃的机会。燕尾港镇更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宁可毒死，不要饿死。”
正因此，和利瑞所在的燕尾港化工园区(也称为临港产业园)已吸纳投资过亿元项目18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17个，都是陆续自2006年后引入的。
如今，被冠以染料清洁生产基地的园区里密集了一两百家化工企业，是苏北黄海沿岸四大化工园区最大的一个。
2013年7月，王灿发委托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做出一项关于《苏北黄海沿岸四大化工园区及其周边环境污染调查监测报告》，结果触目惊心，致癌性污染物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在园区水体中普遍超标，部分位点甚至存在超标数百倍、上千倍的严重情况；水体超标主要分布在燕尾港和连云港两大园区内。
作为苏北地区条件最佳的港口，燕尾港已有上百年历史，素以“享黄金海岸，受渔盐之利”著称，并在2007年被农业部批准建设为国家一级渔港。然而，如今的燕尾港早已不是那个燕尾港了。
2011年，燕尾港镇地下水取水彻底关闭，水厂改道从附近的五图河取水。但家家户户都不敢饮用，水流出来发黄发黑，只能买纯净水。
一名当地的实业家，在新区投资了3100万房产，因环境污染，无人问津，全部亏损，当地银行连贷款都不肯，理由是，这里污染太严重了。
“没有盼头了。”面对祖上六代都生活过、十年间却面目全非的燕尾港镇，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整体搬迁似乎是最好的方法。地方政府早已承诺让这个人口只有一万人的小镇整体搬迁。早在2009年之前，镇政府门口便竖起两块大型户外广告牌，“燕尾港镇人将于2009年12月31日前整体搬迁完毕”。随后，这个日期被更改为2010年，又改为2011年……五年过去，仍没有任何实质行动。距离老镇3.5公里的海滨新城建设好后几近空城，但镇政府和区管委会却早已搬去办公，只有镇里的人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动迁通知。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一帆亦有贡献)（来源：南方周末）
整体搬迁似乎是最好的方法。地方政府早已承诺让这个人口只有一万人的小镇整体搬迁。早在2009年之前，镇政府门口便竖起两块大型户外广告牌，“燕尾港镇人将于2009年12月31日前整体搬迁完毕”。随后，这个日期被更改为2010年，又改为2011年……五年过去，仍没有任何实质行动。距离老镇3.5公里的海滨新城建设好后几近空城，但镇政府和区管委会却早已搬去办公，只有镇里的人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动迁通知。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一帆亦有贡献)（来源：南方周末）
四一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毛选》第四卷第134页)
作家崔成浩
“许先生，你多大了？”
“36岁了。”
“好年轻呀！”
我正准备说“也不年轻了”，却意识到面对我的是一位年长35岁的人。况且，对他来说，36岁有着无穷意味。还是1989年躺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的病床上时，他对来访的朋友说，他的人生在36岁到39岁才算真正活过。
36岁那年，当他从绿岛归来时，已在监狱里呆了15年。从21岁到36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他如困兽一般被监牢中，这对一个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囚禁只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他在第一次出狱不久后写道，“‘自由人’的空间是广阔的……却不得不为名、为利、为世俗杂务奔忙……囚犯的空间虽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在这篇名为《我的囚犯哲学》文章中，他归纳出三种观点，空间与时间的对比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应该要求自己适应环境”——因为囚犯的环境总是被决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放纵自我，就会凭借烦闷，削弱生机。最后，要拒绝接受绝望意识，“一个囚犯如果任由绝望控制心理，它就会腐蚀其意志，割伤其身躯，最后还会堕落地廉售其操节”，而克服绝望的方式，不是依赖于唐·吉诃德式的迷狂，而是某种理性的判断——绝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为情势或条件保持原状下的结论。但是人为的情势或条件不会永存不变。一旦它们有了改变，结论变会随着改变。”
情势的确发生了改变，蒋介石1975年的去世，令原本无期徒刑的他提前出狱。不过，这篇文章是为另一所监狱的内部刊物所写，行文中鼓舞的色彩浓重，它要给予“狱友们”希望。漫长的监狱时光，要远比这三个观点要丰富与痛苦的多，付出的代价，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
他一定难以忘记，在第一次被捕时的脆弱，他发现，从被逮捕到判决前，是最脆弱的时候——在连续问讯后，突然把你单独关起来——“一开始，囚犯会很高兴，终于不用再受讯问”，但几天后，感觉不同了，“你完全与外界隔绝，没人讯问，也无法通信、看报纸、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再过几天……你甚至会产生虚无感，这种感觉比接受讯问更恐怖百倍。”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即使熬过了这“脆弱的时刻”，审判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则变得更为具体，所有你的平日熟悉的东西都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最平凡的东西都变成了奢侈。
在囚室里，每天能晒到阳光的时间只有30分钟。水，更是可怕的问题。在台北的景美，在绿岛，我参观过那些绿色门的囚室，它的狭窄不必说，令我最难忘的是它的便池，那种下凹、蹲式的。对于囚犯来说，这不仅是便池，而且是所有生活用水的来源——刷牙、洗脸、洗碗筷、衣服都是在这里。日后，这实在是可怕的回忆。
食物则永远是匮乏的。在绿岛的时光里，没有蔬菜，他和狱友们孵豆芽，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凡是那些弯弯曲曲或又瘦又长的豆芽，都是生长在最上层或外缘部位的。那些被困在最内层、负荷最大压力而又无可逃避的豆芽，却都长得粗壮结实，活像白武士”。而在台北的东本愿寺羁押时，他和狱友都太想吃肉了,竟会想法烤老鼠吃。他们要先用馒头养肥窗外的小老鼠，再想法把它钓进牢房。而烧烤也需要特别的学问，他们用卫生纸与塑料袋一层层卷起来，这样的燃烧的时间足够长，能把老鼠肉烤熟。
至于被单独囚禁带来的无望，同室囚徒为了最卑微的物质而彼此斗争的场景，更是不断上演。监狱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摧毁个人尊严与意志。很少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原有的自己。
比起这生活的不适，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被遗弃感，在他15年的监狱生涯快结束前，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女儿离他而去，而且取代他位置是他的狱友……
不过，求生的意志也可能被激发起来。他把丧失了自由的世界，当成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他放弃了别的囚犯渴望的“外役”的机会，把时间都用来阅读、思考——历史、政治、外交、文学，他无一不读。为了对抗禁锢空间所带来的非现实化，他争取一切阅读报纸的机会，了解外部的世界，以防止脱节。
内在的反抗不足，他也参与外在的反抗。他是1970年那场著名的台东泰源监狱暴动的幸存者。那真是充满光辉的一刻，一群起义者明知必有一死，他们全部的希望是能唤醒被压迫的台湾人的意识……
当少年施明德与他的同学们开始这个松散的读书会时，即使预感到某种危险，也必定难以想象会遭遇这样的对待。
他出生在1941年的高雄，父亲是一位南台湾的名医，推拿术远近闻名，是这个优越家庭的第四个男孩。父亲在“皇民化”的台湾取得了经济成功，却是个抗日者。
他的出生时间注定了要亲历纷至沓来的历史事件，台湾的命运的矛盾性则一开始就印在他心里。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他们一家从城市搬到乡村，但空袭仍如影随行。美国人的飞机要轰炸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交战的是美日，受害者却是台湾人。而当胜利到来后，台湾重回中国的怀抱，他看到的父亲被抓捕，而在他六岁时，曾在高雄火车站前的交叉路口看到成排的中学生被军队的机枪扫射——“二二八事件”发生了。
“许先生，你听过这句台湾话吗：小孩子有耳无嘴，有尻不放屁”，我们见面不久，他就问我。他的第一遍是用台语说的，我自然听不懂，而第二遍的国语所说，我大致明白了。在“二二八事件”后，一个沉默的时代开始了，台湾人深深地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原以为迎来祖国的解放者，遭遇的却是比日本恐怖的新统治者。
他是在普遍性的社会恐惧、还有新政权没完没了的“反攻大陆“宣传中进入少年时代的。多亏他的大哥介绍给他的禁书——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俄国小说，还有青春特有的英雄主义——他疯狂地崇拜拿破仑、亚历山大、林肯还有刚刚兴起的古巴的卡斯特罗，他克服了这种恐怖。
不仅如此，他还准备把这英雄主义付诸实践。中学毕业后，他放弃考大学，而进入了军校。高雄火车站前的那些中学生中弹的画面始终萦绕心头，他要学习军事知识，在军队里发动兵变，推翻蒋家王朝。
这是个十足的孩子气的想法，它能吓坏妈妈，让一个少年逞一时之快，但没人会把它当真。即使是那些意气相投的同龄人。施明德与他的大哥、还有亲密的朋友组建这个读书会，在施家的二楼里交换对禁书与女孩的看法，煞有介事地谈论台湾时局时，他们必定感到一种战友式与兄弟式的亲密，并在相互鼓舞中克服恐惧、获得勇气。
在军校时代的施明德，高而瘦，与他的大哥施明正的英俊不同，他的狭小眼睛、尖尖下巴，都似乎缺乏男性魅力，与他仰慕的那些英雄们的气概不同。在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往与厦门相对的小金门担任炮兵观测官。
在假期时，他仍回到高雄与朋友热情相聚。他们准备为这定期的聚会起个名字，以让一切显得更正式，或许可以为未来的兵变进行组织上的准备。
但名字还没起，这个松散的小组织就被当作重大台独案件的“亚细亚联盟案”而被抓获。这样的案件在那个恐惧而荒诞的时代层出不穷，这个流亡政权既对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与思想充满敌视，又担心台湾人的独立情绪会破坏国民党所代表的大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不安全感让这个政权通过不停的清洗，来获取某种确定感，倘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就创造出一些敌人。
而这个读书会上的青年人，就成为了被创造出的敌人，更讽刺的是，它还是由这个组织内的为一个女孩吃醋的两个成员的相互揭发而导致的。而施家成了这灾难的最大的受害者，兄弟三个牵扯其中，作为四弟的施明德还被认作这个台独联盟的头目，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走进房门，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审人一字排开、表情各异地站着。施明德正好在图片中间，与身旁普遍的严肃与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双手插兜，咧开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场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审判上，而是出席一场朋友间的聚会。照片被放大、喷在一整面的玻璃墙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个时代。
这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台湾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决定性瞬间”之一，这令人意外、漫不经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严酷的冬日正在过去，破冰声正传来。
在里间的办公室内的绿墙上，则挂着满墙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湾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桥头事件、《美丽岛》编辑部，他都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黑白的光影对比，令它们既真实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确认了对过往的解释权。
我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幽静的半山上的别墅里，见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蓝色牛仔裤、宽松的白衬衫，长发蓬松，胡须修建得干净，整个人望去得体又潇洒，既不像一位71岁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狱生涯的痕迹。
他温暖、客气、潇洒，却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们见面的形式、还是谈话内容，都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对自身更富有历史自觉意识。我们没有面对面相坐，而是并排坐在两张侧过来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则摆放在不远处。我同朋友与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则列席在两旁，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像是一场会谈，是为了镜头与听众而发表意见。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担心年龄尚幼的女儿，难以了解这个父亲的多姿多彩的过往，他们间过分悬殊的年纪，多少令他觉得这种讲述与记录的紧迫感。
当他开口时，有一种奇特的“个人化的非个人语气”，他在动情地讲述自己观点，却又似乎代表着某种抽象的历史叙述，有一种不容质疑的绝对性。
面对着我这个北京客人，他自然要从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政治结构说起，似乎要给我补上一小节浓缩的历史课。他的独特性也因历史背景，而倍显突出。在他的自述里，在他的公开谈话里，当然也在对我这样的陌生拜访者的讲述中，他也一定会说起，他做过中华民国四任总统的牢，历经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与李登辉……
“台湾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资历更深的，包括李登辉在内，尽管他年纪更长”。为他这个看法作注释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狱。
很显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个躁动青年的遭遇，当作了一种成熟意识的反抗。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似乎很确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种坚强、稳定的内在意志，正因此挺过重重难关。我对此多少有些怀疑，他有些太过浪漫化自己的过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驳，倘若他没有这样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过那些漫漫长夜，“自大”与“先知”总是如影随行。
当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时，不仅他的微笑，还有他的自我辩护，都显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思考，解释自己所创的“暴力边缘论”，他不仅没有为所谓“罪行”申辩的意思，甚至一开始就放弃了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他始终谈论的是台湾的命运。
而在审判的间歇时间里，他则趴在监狱的地板上写出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遗嘱”。在这篇副标题为“一个奉献者的最后自白”的政治遗嘱中，他回忆自己的一生（他不过39岁，却感到死期将至），他的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他对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判断。
时隔三十年，这份文本仍散发出一种诡异的魅力。那种高度自我与高度忘我的精神，竟这样奇特的结合在一起。他毫不讳言自己正是“一九八○年台湾最轰动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自问“这个‘最轰动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还许诺说“如果我还能活得够久，我会把自己极端传奇的一生，包括极精彩的一连串异国恋情，做更详实的描述。”
但同时，在分析台湾民主的四大阶段与四条路线时，他又表现出罕见的清晰，在身陷绝境、手边毫无资料参考的情况下，竟写得像是法律条文般富有逻辑性。而他大胆提出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不仅击中了那个时代的国民党统治的核心，而且仍适应于此刻的台湾……
1977年6月从狱中出来的施明德，想必难以想象人生还会赢来这辉煌的一刻。他在监狱中耗尽青春，如今妻离子散，母亲去世了，大哥则在恐惧中难以自拔，一切却要重头开始。
进入监狱时，一切平常事物都变得珍贵，而重获自由时，又意味着新的困惑与挑战，和入监时一样，它也先从一连串细节开始。
出狱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馆，他在抽水马桶前不断尝试，把马桶坐垫掀起再放下，不知该是蹲在上面，还是坐在上面。他不会用投币电话，仍到电信局打电话，新型百货大楼的自动门让他很紧张，不知怎么推门进去，第一次坐计程车则忐忑不安，不知该怎么打开车门……在他被禁锢时，台湾的经济起飞已经开始，一个忙碌的现代社会正在形成，这也是个混杂的、令人费解的新社会。
新事物或许容易掌握，旧的恐惧却很难立刻消失，与人谈话时，他眼光四处张望，到家里，会习惯地搜窃听器，到处乱塞东西，他不管到哪儿，背包里都带着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围，不知什么时候被抓进去。
最能表明这生命的断裂感的，是他对女人的态度。刚出狱时，他走在路上注意的总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狱前，他是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夜晚去酒店时，他紧张的坐在小姐们中间，陷入莫名的紧张。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黄粱梦后醒来。
或许最令人难以适应的是社会态度，这个仍未摆脱政治恐惧，又一头扎进发财梦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会，该怎样接纳这个几乎毫无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货车捆工，多亏另一位出狱政治犯人的帮助，他穿行在高雄与台北之间，是这个岛屿日渐繁荣的螺丝钉。那必定是个难安的时间，在一些时候，他把内心愤懑发泄到离开他的妻子与狱友身上——举着横幅到他们家开设的工厂前抗议。
不过，他恢复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狱5个月后，一同做过牢的苏东启要请他为太太苏洪月娇在1977年底参加的省议员竞选来助选。苏洪月娇的顺利当选，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湾政治与他入狱时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犹在，但已经松动。蒋经国大力擢升本省人进入权力结构，以安抚人心，而反对力量也开始集结，形成一个松散的“党外”联盟。这一年在中坜发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来台湾社会首次表现出的民众抗争。
只有在这新的抗争中，施明德才获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调，根据他的情况，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么轻，也要面临再度的“无期徒刑”，他给自己取了化名“许一文”，在台语里，“许”发音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写照。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中，他一文不名，却兴致盎然，拼命地恋爱与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经苏洪月娇的推荐，他成为代表本省人立场的《台湾时报》的记者，在这短暂记者生涯里，他四处采访，了解政治与社会，广交朋友，并写出《增设中央第四国会刍议》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创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万年国会”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词汇比它更准确地描述了国民党政治的停滞性。他的努力很快赢得了“党外”领袖人物黄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国党外中央民意助选团”的总干事，为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额选举做准备。
他的行动能力很快令人侧目。他是个不知疲倦的联结者，在台湾四处串联，要把分散在台湾各处的“党外”力量联成一股全国性的力量，也试图与海外民主力量联结，让台湾的声音传递出去。这种联结能帮助弱小的“党外”力量消除孤立感与受困感。同时，助选团还要试图把组织意识带进来，它给“党外”竞选者提供共同的政见、竞选标语与歌曲，交换候选人宣传资料，提供整体的信息给中外记者，以传达共同的“党外”声音。
他也试图将新的政治哲学带入这新的行动中。批判国民党的腐败，要求民主是“党外”惯用的竞选言辞，他则期望把“人权”引入其中——“人权”观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国际政治领域热烈起来。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贯主张——他反对国民党政权，是因为它对于个人的压抑。他请人为助选团设计的标志，是一个握紧的拳头，下面是“人权”两字，周围则是橄榄枝，意为以和平方式争权人权。
华盛顿与台北的断交终止了1978年底的选举。但是已经鼓动起的“党外”热情，却难以压制。
“党外”运动也寻找到一种新节奏。从77年末的中坜事件到79年初的桥头事件，反对者们体验到街头集会、群众运动的诱惑力，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也随之而来，他们与当权者似乎都在探测彼此容忍的边界。反对者的言论与行动越刺激、越挑战政治禁忌，却可能赢得民众认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镇压。而在国民党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争夺也从未停止。
“党外”它最终体现在一本立场鲜明的杂志——《美丽岛》的创刊上。与之前“党外”杂志不同，它一开始就宣称杂志本身并非目的，它只是为了动员群众而编辑发行的。在这个“党禁”时代，这本杂志要充当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施明德是这本杂志的总经理，负责在杂志的发行，在全台各处组建读者服务处……
《美丽岛》获得空前的成功，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边界。1979年12月10日的一场和平游行，导致了“高雄事件“，一场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党外”清理殆尽。而这场大逮捕则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获得了传奇般的声名。
逃亡像是现场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与形象出现在报纸、电视屏幕、广播里，电线杆的小广告上、还有国小的课堂上……
通缉令称他“叛乱罪嫌”，在特意选择的一张不够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风耳、眉毛下垂、嘴宽、嘴角上扬、上下均为假牙”。
当局鼓励人们检举他，悬赏从50万起不断攀升，最终达到了250万，而对于他可能的包庇者出发则是严酷的，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在整整26天里，全台湾关注着他的命运。巨额悬赏催生出层出不穷的秘报，他出现在高雄港的码头，在深坑翠谷山庄，在由彰化向南行驶，在12月21日的报告最引人遐想“台东大武山发现鹅黄色轿车，内载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丢后，在距大武三公里的尚武林海边，发现此轿车，车上无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剑、军毯、手套。尚武林附近并有可疑渔船徘徊。”
这位《美丽岛》杂志的总经理，变成了“江洋大盗”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忧虑，似乎会给日益稳定繁荣的台湾带来动荡。在国小的课外活动上，“抓施明德”是个抓坏人的游戏。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么人竟有办法在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前一再逃亡？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它也意味着巨大的快感，这是对一个专制政权、压抑时代的最戏剧性与英雄主义的反抗。
但对于逃亡者，这一切没那么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记得这个以勇敢著称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开始时，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与不安，似乎准备将整个人冻结起来，为再度进入监狱做准备。而协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他在第一次听到全台湾的通缉令时的惊恐：“新闻播报后的那半个小时左右，是我在长达二十六天协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变化最大的一次。当时施明德十分惊惶，像被逼到绝境的动物才会有的那种恐惧，完全表现在脸上。那片刻中，他一定会以为谁都不能信任……”
不过，施明德不会向我回忆这些恐惧，他要强调的是一贯的勇敢。我听着他的谈话，一扭头正看到墙壁上的另一张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绷带。那是他逃亡最后的尝试，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场艰苦的、差点丧命的整容手术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垫物要直到几年后在绝食时所住的医院里才取出。
审判的公开性拯救了他们。一群海外著名知识分子与岛内进步力量的努力，还有美国压力，令蒋经国接受了公开审理的请求。
当《中国时报》全文刊登的被审判者的答辩时，台湾人大吃一惊。在国民党连篇累牍的宣传中，很多人真的以为他们不过是“暴徒”。但倘若你读到这些辩护词，会发现他们是一群为台湾命运而思考与牺牲的人，他们把潜藏在人们心里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与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施明德展现出的微笑，则比辩护词更为令人震撼。事后也证明，他的策略是对的，他一直提醒同志们，要作“政治辩护”，不作“法律辩护”——“法律辩护”仍是在国民党法庭的规范内，而前者则是直接去攻击国民党的“戒严、党禁、万年国会与报禁”，而面对当权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导致重叛，而表现出尊严与气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讳，担心把你变成新的烈士……
“美丽岛审判“变成了台湾历史的分水岭。在短期内，它把反对力量几乎一网打尽，恐怖再度震慑了整个社会，但长期来看，它却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变革的到来。一旦把压抑的真相，被公开的表达，真相就再难抑制。
对于施明德个人来说，他逃过了一死，却再度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短暂的三年自由后，他重回绿岛……
我听了各种版本的《绿岛小夜曲》，从凤飞飞、蔡琴到胡德夫、费玉清，只是不知施明德唱起来，是怎样的情形？
在压抑的年代，音乐与政治从来如影随形。在你的国语的宣传机器面前，浅唱低吟的台语歌成了反抗之声。谁能料到，《望春风》与《黄昏的故乡》，竟成了“党外”运动的主题曲。《绿岛小夜曲》也是，孤悬海上的岛屿变成了政治监禁的象征，囚禁者和遥远的亲人都借此抒怀。
婚礼是在《绿岛小夜曲》的旋律中进行的。那是1978年10月15日的台北中国大饭店，两位新人来自不同的世界。37岁的施明德是一位获释不久的政治犯，29岁的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是美国人类学家。除去男女情爱，这是一桩革命婚姻。对于男方来说，一位美国妻子或许能够给他带来某种保护，情治人员在对他动手时至少有所顾及——他在“党外”运动中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已引起了“关注”，而女方则需要成为台湾妻子，以延长自己在此地的停留——她对于民主运动的兴趣早已压过了人类学，可能被驱逐出境。
婚礼也是一次反对运动的聚会，除去“党外”的同志、新闻记者，雷震也出席了婚礼。他在18年前未遂的“组党”行动，让他坐了十年牢，如今他似乎要把希望传给新一代人手中。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的歌声，也让施明德流下眼泪，他对来宾说，不要忘记了仍关在绿岛的朋友。
我在新年的夜晚来到绿岛。岛上游客寥寥，这是淡季，潜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滩上纵酒的少年要过几个月才涌来，他们总爱骑着摩托车在环岛公路上呼啸而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绿岛是大受欢迎的旅游地。他们也会去看看“绿洲山庄”，在长达三十年里，它是一部分台湾人闻之色变的监狱。这里的犯人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刑事上的作奸犯科，而是思想上、言论上、组织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时刻，他们的“罪行”不过是某种偶然与误会——他们不是为了某种信念与主张而被囚禁，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为这历史遗迹而来。在阴沉的下午，在空空荡荡的“山庄”闲逛，墙头上的钢丝网依旧狰狞，“八卦楼”中的监牢的绿色门都开着，让你去体验空间的禁锢感，斑驳墙体上的标语依旧清晰。“共产即共惨，台独即台毒”的标语仍清晰可见——这里的囚徒总与这两桩罪行相关。对于流亡至此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们都是颠覆性的，前者不必说，后者则是对它的正统性的否定——国民党仍旧代表着“真正的中国”，而台湾是它的一部分。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共存着共产主义与台湾独立的信奉者，它们都是蒋介石的敌人。
我在这萧瑟的冬日到来，想去猜想这些受难者们的绝望，但期待的感受迟迟没有到来。即使在细雨中，绿岛也不太冷。而在这已修缮成人权纪念公园的监狱，倒真是有了几分“山庄”的味道。它背后绿色的矮山，与门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着动人的美丽。展览厅里的文字与图像，复制出狱中生活，还有循环放映的纪录片，它们想传达这些苦难与荒诞，但他人的痛苦总是难以理解，更何况它是陈年的，即使假装理解，它也来自于理智，而非内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带有一种“朝圣”后常伴随的空虚，你觉得该有某种强烈的情感，却发现它没有发生。
“施明德关在哪个房间？”，我问导览的年轻姑娘，她生得一副丹凤眼。她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对她来说，这工作也是新体验。对她这一代人来说，自由、民主、人权，就像空气与阳光一样自然，以至于忘记了去追问它们从何而来。
我记得施明德摄于绿岛的一张照片，他站在绿岛国小的校门口，也是笑嘻嘻的表情。那是1979年11月，艾琳达陪他故地重游，他肯定难以想象，几个月后，他又重做囚徒。
“你会唱《绿岛小夜曲》吗？”我问拿来啤酒的老板娘，她带着眼镜、神情腼腆。我坐在这半露天的烤肉铺里，头顶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响，铁架上的鹿肉滋滋作响，谁料到，这岛上曾到处饲养着梅花鹿。灵巧的梅花鹿、海岸边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似乎不胜之美，就是反衬高墙内的残酷。
或许是客人太稀少，夜晚过分无聊，她随着伴奏带唱给我们听。麦克风的嗡嗡声，偶尔跑的音调，都没打破她的好兴致，听一个绿岛人唱这首歌，是另一番感觉。出生在1969年的老板娘在绿岛长大，经历着戒严、解严与蓝绿纷争，还记得在国小里，倘若说台语是要被惩罚的，而听到“国父”、“蒋公”的名字就要起立，至于岛上的政治犯，这与她没什么关系。《绿岛小夜曲》它只剩下对家乡的抒情，没有半分政治意味。
不过，事情本该如此。当“中广”电台的两位年轻人潘英杰、周蓝萍在1954年的盛夏创作这首歌曲时，不过是想写一首以“抒情优美”取胜的流行歌曲，初来台湾的他们被高大的椰子树这样的自然风情所吸引，他们的 “绿岛”是台湾岛，而不是这后来被更名为“绿岛”的“火烧岛”。
老板娘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在台中的那场短暂的历险，她骑着哥哥留下的摩托车在这个“大城市里”寻找人生的希望（哥哥回绿岛了,他在监狱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这监狱为岛上创造了主要的就业机会）。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怕，最终还是因为一场失败的爱情回到家乡，在这里嫁为人妻、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如今与身旁的这位印尼女佣一起打理这家烧烤店，甚至不想去半个小时船程的台东——城市里太吵，她已不习惯。幸好，旅游业兴起了，民宿、餐厅足以维持生活，原本必须出外打工的年轻人也不走了。
“我家就在国小的对面，过了‘盐酥鸡’店，在观音庙旁边”，她看到我们兴致未尽，多少有些歉疚，建议找她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
在观音庙旁的房间里，我见到她的父亲，黝黑、精干，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鱼。他的老屋也是民宿，墙上贴满了各式住客的照片，巨大的玻璃缸里有大号珊瑚，他的另一个女儿一直要引我们看。我们坐下来，喝自酿的米酒，不过，他想谈的是，他的先辈怎样从屏东的小硫球岛到此拓荒，又怎样猎杀岛上的原住民，说起用鱼钩来抓捕原住民这一段，他尤其绘声绘色。如果一定要追问政治，他觉得蒋经国时代最好，他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选票，他还是会投给国民党……
倘若施明德遇到这对父女、看到在岛上飞驰的青年人，会觉得感伤吗？所有个人的勇敢与牺牲，都这样轻易地溶解在历史河流中。但或许这也是他奋斗的意义所在，把人们从不正常的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过最正常的生活。
夜半回到旅店，在照明欠佳的房间里，听海潮声，读这本包装精美、红色硬皮的《囚室之春》。
这本小书写于1989年，那时，这位台湾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政治犯”正住在台北的三军总医院。他又开始了一次绝食，而且是无限期的。当局把他从绿岛的监狱运到台北。他成了历史上花费最昂贵的政治犯之一，医院九层的五十多张病床都被清空，只收容他一人，2个医生与7名护士护理他。
在长达四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拒绝进食。当局担心他的死亡，护士把胃管从他的鼻孔插入身体，强制灌食。四年多里，一天两次，他总共有3040次这样的经历。既然没有任何可凭借的手段，他把身体做为了武器与战场，继续抗争。
灌食是不愉快的，他的身体却因此恢复起来。他的病房里则放满了植物，前来探望的朋友不绝。国民党的控制正逐渐放松，他在军事法庭上的判断是对的，你表现得越勇敢，当局越可能做出让步。到了1986年9月，他和同志们曾期待的组党也成功了。而“美丽岛事件”与他个人都成为了某种政治神话，后来者朝圣的目标。
成为神话，也往往意味着固化，你被定格在某一个瞬间，人们不再关心你的此刻与未来。
他把自己定义为行动者，说自己不喜欢做“文学革命家”、“客厅改革者，”“要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时代配合并落实具体的目标”，现在，面对窗外越来越兴奋与躁动的时代，他却只能旁观。党禁、报禁都解除了，连他的美丽岛同志们也纷纷出狱。但他仍在囚禁中，他拒绝了蒋经国的特赦，他认定自己无罪，何需赦免。也因此，他成为了一名越来越孤独的囚徒，这孤独不是来自于寂静与隔绝，而是来自喧闹与被忽略。他似乎在死抱着某种“过时的原则”。
他只能在病房中，除去接待朋友，还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植物与光线，回忆人生、深化自己的囚徒哲学，成为一名业余作家。他的文字干净、朴素，常年的囚禁生涯让他有一种地道的书面语风格。在一些时候，他也流露出少见的自怜，他有一种被遗弃感，被监狱外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遗忘，当整个台湾的体制都在冲动，他却仍在监禁中：“我已沦为‘台湾孤儿’、‘台湾弃儿’了……我不是民进党人，不属于‘美丽岛系’，不属于‘新潮流系’，更不属于‘超派系’；家族中也没有公职人员。我甚么也不是，只是一名被遗弃的钦囚，孤零零地、无援无助地，只有任由当权集团宰割。”他担心自己变得无关紧要，15年还可以熬，25年则可能与社会彻底脱节，他也理解曼德拉为何如此坚持，“原则”变成了唯一可拥有的东西。
不过，最打动我的不是这些，而是书最后的附录文章，他追忆他的大哥施明正。在施明德1988年4月抗拒灌食起，施明正也在家中只喝酒，再不吃东西，四个月后，他因营养不良去世。
与四弟施明德不同，施明正从未以“勇敢”著称，恰恰相反，在大多数人、尤其自己弟弟眼中，他是个“懦夫”。当囚禁生涯让施明德变得更强大时，它却摧毁了施明正。在几年监狱生涯之后，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时，他以俊美与才华横溢著称，头顶上的一鬃卷发，真有几分拜伦的味道。
他写诗、绘画、追逐女人，浪荡成性，倘若不是那桩偶然且荒唐的案件，他必定能在他的才华与情欲中继续放纵下去。当时代转变给本地作家带来失语的痛苦时，他却感受到解放，和流亡到此的大陆诗人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共鸣。那上海来的纪弦盛赞他的才情与酒量，写下了《赠明正》。
但监狱改变了一切，他再未能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他忘不掉狱卒手里那串钥匙的撞击声、开锁声，睡前要在耳里塞进卫生纸，而当蒋介石去世后，他在画室里为他布置灵堂，虔诚祷告，似乎寄望于这个给他带来无数恐惧的人，帮他消除恐惧。少年时，他是四弟的启蒙者，而成年后却常遭遇后者的呵斥，是施明德眼中的“可怜虫、丑角、懦夫”。
他在现实中越怯懦，在文字的世界中越勇敢。我曾翻过施明正的小说，被他那赤裸裸的自我呈现惊住了，这样直接的表达内心的欲望与忧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只有郁达夫堪与作比。郁达夫执着于受困的性欲，施明正则难以摆脱政治恐惧。他的那本小说集有个让人难忘的名字《岛上的爱与死》，他早年的放纵的爱，与中年后对死亡的忧虑与渴望，似乎象征了这个威权体制对个人的入侵与改造：你和当权者变成了施虐与受虐的依赖关系，唯有逃入酒精与肉欲，才能暂忘现实……
很可惜，在台北的见面中，我忘记问施明德如今怎样看待这位大哥。在1988年的这篇文章中，施明德深情的说，“施明正才是我们施家最勇敢、最敢向当权者讨取公道的勇者”，“他是个不呐喊的烈士”。
在从绿岛乘坐小飞机回台东时，我又再度读起施明正的那首诗《候鸟》：是的，我们是九月的侯鸟到达/西太平洋的孤岛，我们喘息/我们欣赏岛屿的美丽风光/我们驾着风，化成浪花，在绿岛的蓝空翻腾/我们长着令人妒羡的翅膀/我们不必护照，我们随时翻腾人造的国境/我们没有职业，没有房屋/可是到处是粮，随地是家/我们没有牢狱，没有告密、诬告/没有死刑、劳役、剥削/我们自找自吃，顶多只在儿时剥削过双亲的口粮/当然，我们也没有暗杀/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线民与警察/更没有冒充特务的流亡/我们虽有人类羡慕的自由，可是布着陷阱/把我们烤成一串鸟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与和平的人……
“1962年，谁在舞台上搞革命”，没等我开口，他就自问自答，“是卡斯楚（卡斯特罗）、纳塞尔，格达费（卡扎菲）还没上台呢，我就关了监狱，而现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他还说起两具尸体，一具是切·格瓦拉，他革命成功了，离开了古巴，去非洲、南美继续打游击，他死了，但年轻人把他印在T恤上、纹在身上；另一具是格达费（卡扎菲），他也以革命者的姿态上台，却惨死街头、人人唾弃。
“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那是个全球大革命的时代，年轻人为了自由、公正奋斗”，他说，“但死抓权力的下场就是这个，权力是革命者的海洛因。”
他喜欢这种描述方式，似乎仅仅把他放在台湾历史中还不够，他理应以世界舞台做背景。在他的坐标系中，还有着甘地、曼德拉、瓦文萨……他们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反抗者。
他说在绝食后，对甘地减少了尊敬，发现这没有太难，只要你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机制；他接待过瓦文萨，却发现这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没什么思想，他开车送过东帝汶的反对派领袖Jose Ramos Horta，后者感慨说，你做出的牺牲比我多，却没有成为总统，又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敬佩的不仅是反抗者，也是当权者的妥协，他提起南非的例证，他说，台湾有曼德拉，却没有德克勒克……不过，最让他心仪的仍是格瓦拉，他对浪漫者的定义：“以有限的资源与条件，追求无限的目标与理想”。
你该说他自大呢？还是要承认你的确低估了他的意义？的确在很多时刻，历史人物的影响与舞台大小、也与时代风尚相关，在很多时刻，你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却没取得相应的承认。
我们见面时，正是他入狱5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社会似乎对这个纪念日没有太多热情。更糟糕的是，这个繁荣、闲适的社会，似乎也无心为它的过去提供真正系统的描述。
倘若你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十多年来，台湾媒体对他个人诽闻的兴趣超越了对他政治理念的兴趣。即使是他作为“红衫军”总指挥、再创辉煌的2006年，也不免被攻击。他的两位前妻跳出来，攻击他人格的卑劣，还公布了多年前的情书，他的女儿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质问他，曾为了收容他被判刑的高俊明牧师也诽谤他……
这真是令人哀叹的一刻，他们曾一同走过这么远，彼此做出这么多的承诺与牺牲，如今却势同水火……他在2006年民进党执政时面临的人生攻击，比1979年的蒋经国时代还要严重，革命者的风流变成了政治污点。
在这肥皂剧式的台湾政治中，似乎没人能全身而退。昔日的英雄、今日的小丑，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随时颠倒过来。专制年代的悲情与民主后的琐碎就这样连接到一起，一个神话时代之后，常是一个解构时代。倘若一个社会不能公正、真挚地赞美它的英雄，它就只能生活在无尽的庸常中。
“台湾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一个背叛的革命”，他感慨说。美丽岛时代付出了牺牲，但获取果实的却是律师时代，后者掌权后，却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丢失掉几代人的牺牲换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原本一致的自由化、民主化诉求，堕落成褊狭的族群政治——人们不依据理性与常识来判断，而变成了立场的囚徒。
正是这种错乱，催促他写出了这本《常识》。这本200页的小册子，有着托马斯·潘恩式的抱负。倘若潘恩要为尚未独立的美国灌输独立思想，他要写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国人却常常还在荒谬地争执着‘我们的国家’是否独立？以及我们是哪一国人？我只好像说故事那样，告诉大家一些常识，让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能够团结起来，认清自己，迎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不要再逗留在二十世纪的对抗、仇恨中。”
与他之前出版的各种书籍一样，这小册子也带着明显的自我重复，他的个人经历、观点被不断被引述，但我要承认，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他的分析与叙述的确清晰准确，他对于围绕“统独“的陈词滥调的驳斥干净有力、富有历史感，台湾社会已在这无谓的争论中，耗费了太多精力。
他归纳出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的台湾共识，恰好是对现状与未来的准确定位。
而且你吃惊的发现，从美丽岛审判时的陈述到此刻，他的观点几乎没什么改变。从针对“党禁、报禁、戒严与万年国会”的攻击，到“台湾已经独立”的言论，具有先知式的预言，而台湾历史也真按照这些观点发展。倘若你再向上溯，你要承认50年来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总是一个时代的逆反者。而且，与他个人生活的浪漫不羁相比，他的政治理念却具有一种意外的现实感。
他的兴致随着谈话时间高昂起来，他又动情地回忆起少年时高雄的盛开凤凰花，叫女儿拿来自酿的“牢酒”。在他入狱50周年之际，他开始了人生又一项尝试，成为一名酿酒师，从樟化采摘有机葡萄，用OEM的方式酿造。
酒的色泽与味道都是淡淡的，配上咸花生米倒是颇有滋味。我忽然想起，他当年在监牢做了短暂的酿酒经理，把葡萄、橙子等各种能找到的水果，扔进塑料垃圾桶里，再配上四两白糖与水，结果塑料桶爆裂，酒味弥漫在整个牢房。
面对此刻的施明德，你的确很难想象当初的那些绝望场景。或许也正是他过分活跃的人生，让你觉得失去了一些本应有的赞誉与更超然的地位。
他主动谈起与林义雄的区别，在台湾政治中，后者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林义雄受难的是他的家人，而我是个人受难，所以他严肃，而我要表现的自在，我们都不要给社会压力。”身为台湾社会的局外人，我对这区分不置可否。
我们对这个岛屿上的一切，是那么陌生，除去肤浅的流行文化符号，我们对于它内部的挣扎几乎一无所知。
施明德耿耿于被低估的历史地位，它首先在被整个华人世界被低估了，他的经历在13亿中国人中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当人们谈论台湾政治转型时，总不自觉地把功劳都归给蒋经国，却不知道施明德与他的同志们坚持的信条：“自由都是反抗者的战利品，绝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
倒扁运动让施明德成为北京的统战对象，北京却不知他的一直立场——只要飞弹仍对准台湾，他就不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在绿岛的监狱中参观时，我碰到了大陆游客，这些台湾政治犯的遭遇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触动？
我记得施明德与w京生进行过一场对话，他们似乎彼此羡慕对方的境遇，都相信自己的命运更悲惨。终有一天，我们会像漫步绿岛一样，在秦城监狱中参观吗？
既然李敏浩能叫长腿偶吧, 看司令官这迷人气质, 应该叫什么偶吧好呢?
【搞笑】鲁豫采访精神病院院长时，问其怎样精准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并可以让其出院。院长说：“很简单，把浴缸注满水，旁边放一把汤匙和一把舀勺，要求把浴缸腾空。”鲁豫说：“真的么？哦，天哪！正常的人应该使用舀勺。”院长说：“不，正常已治愈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转）
著名神经病
我终于知道国产抗日电视剧里面日本军为啥是那样的形象了 让我们看看中国解放军在越南抗中剧是啥形象先！ 咋看起来那么熟悉呢！
监狱哲学家：施明德
许知远
一
“许先生，你多大了？”
“36岁了。”
“好年轻呀！”
我正准备说“也不年轻了”，却意识到面对我的是一位年长35岁的人。况且，对他来说，36岁有着无穷意味。还是1989年躺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的病床上时，他对来访的朋友说，他的人生在36岁到39岁才算真正活过。
36岁那年，当他从绿岛归来时，已在监狱里呆了15年。从21岁到36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他如困兽一般被监牢中，这对一个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囚禁只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他在第一次出狱不久后写道，“‘自由人’的空间是广阔的……却不得不为名、为利、为世俗杂务奔忙……囚犯的空间虽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在这篇名为《我的囚犯哲学》文章中，他归纳出三种观点，空间与时间的对比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应该要求自己适应环境”——因为囚犯的环境总是被决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放纵自我，就会凭借烦闷，削弱生机。最后，要拒绝接受绝望意识，“一个囚犯如果任由绝望控制心理，它就会腐蚀其意志，割伤其身躯，最后还会堕落地廉售其操节”，而克服绝望的方式，不是依赖于唐·吉诃德式的迷狂，而是某种理性的判断——绝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为情势或条件保持原状下的结论。但是人为的情势或条件不会永存不变。一旦它们有了改变，结论变会随着改变。”
情势的确发生了改变，蒋介石1975年的去世，令原本无期徒刑的他提前出狱。不过，这篇文章是为另一所监狱的内部刊物所写，行文中鼓舞的色彩浓重，它要给予“狱友们”希望。漫长的监狱时光，要远比这三个观点要丰富与痛苦的多，付出的代价，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
他一定难以忘记，在第一次被捕时的脆弱，他发现，从被逮捕到判决前，是最脆弱的时候——在连续问讯后，突然把你单独关起来——“一开始，囚犯会很高兴，终于不用再受讯问”，但几天后，感觉不同了，“你完全与外界隔绝，没人讯问，也无法通信、看报纸、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再过几天……你甚至会产生虚无感，这种感觉比接受讯问更恐怖百倍。”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即使熬过了这“脆弱的时刻”，审判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则变得更为具体，所有你的平日熟悉的东西都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最平凡的东西都变成了奢侈。
在囚室里，每天能晒到阳光的时间只有30分钟。水，更是可怕的问题。在台北的景美，在绿岛，我参观过那些绿色门的囚室，它的狭窄不必说，令我最难忘的是它的便池，那种下凹、蹲式的。对于囚犯来说，这不仅是便池，而且是所有生活用水的来源——刷牙、洗脸、洗碗筷、衣服都是在这里。日后，这实在是可怕的回忆。
食物则永远是匮乏的。在绿岛的时光里，没有蔬菜，他和狱友们孵豆芽，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凡是那些弯弯曲曲或又瘦又长的豆芽，都是生长在最上层或外缘部位的。那些被困在最内层、负荷最大压力而又无可逃避的豆芽，却都长得粗壮结实，活像白武士”。而在台北的东本愿寺羁押时，他和狱友都太想吃肉了,竟会想法烤老鼠吃。他们要先用馒头养肥窗外的小老鼠，再想法把它钓进牢房。而烧烤也需要特别的学问，他们用卫生纸与塑料袋一层层卷起来，这样的燃烧的时间足够长，能把老鼠肉烤熟。
至于被单独囚禁带来的无望，同室囚徒为了最卑微的物质而彼此斗争的场景，更是不断上演。监狱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摧毁个人尊严与意志。很少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原有的自己。
比起这生活的不适，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被遗弃感，在他15年的监狱生涯快结束前，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女儿离他而去，而且取代他位置是他的狱友……
不过，求生的意志也可能被激发起来。他把丧失了自由的世界，当成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他放弃了别的囚犯渴望的“外役”的机会，把时间都用来阅读、思考——历史、政治、外交、文学，他无一不读。为了对抗禁锢空间所带来的非现实化，他争取一切阅读报纸的机会，了解外部的世界，以防止脱节。
内在的反抗不足，他也参与外在的反抗。他是1970年那场著名的台东泰源监狱暴动的幸存者。那真是充满光辉的一刻，一群起义者明知必有一死，他们全部的希望是能唤醒被压迫的台湾人的意识……
当少年施明德与他的同学们开始这个松散的读书会时，即使预感到某种危险，也必定难以想象会遭遇这样的对待。
他出生在1941年的高雄，父亲是一位南台湾的名医，推拿术远近闻名，是这个优越家庭的第四个男孩。父亲在“皇民化”的台湾取得了经济成功，却是个抗日者。
他的出生时间注定了要亲历纷至沓来的历史事件，台湾的命运的矛盾性则一开始就印在他心里。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他们一家从城市搬到乡村，但空袭仍如影随行。美国人的飞机要轰炸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交战的是美日，受害者却是台湾人。而当胜利到来后，台湾重回中国的怀抱，他看到的父亲被抓捕，而在他六岁时，曾在高雄火车站前的交叉路口看到成排的中学生被军队的机枪扫射——“二二八事件”发生了。
“许先生，你听过这句台湾话吗：小孩子有耳无嘴，有尻不放屁”，我们见面不久，他就问我。他的第一遍是用台语说的，我自然听不懂，而第二遍的国语所说，我大致明白了。在“二二八事件”后，一个沉默的时代开始了，台湾人深深地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原以为迎来祖国的解放者，遭遇的却是比日本恐怖的新统治者。
他是在普遍性的社会恐惧、还有新政权没完没了的“反攻大陆“宣传中进入少年时代的。多亏他的大哥介绍给他的禁书——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俄国小说，还有青春特有的英雄主义——他疯狂地崇拜拿破仑、亚历山大、林肯还有刚刚兴起的古巴的卡斯特罗，他克服了这种恐怖。
不仅如此，他还准备把这英雄主义付诸实践。中学毕业后，他放弃考大学，而进入了军校。高雄火车站前的那些中学生中弹的画面始终萦绕心头，他要学习军事知识，在军队里发动兵变，推翻蒋家王朝。
这是个十足的孩子气的想法，它能吓坏妈妈，让一个少年逞一时之快，但没人会把它当真。即使是那些意气相投的同龄人。施明德与他的大哥、还有亲密的朋友组建这个读书会，在施家的二楼里交换对禁书与女孩的看法，煞有介事地谈论台湾时局时，他们必定感到一种战友式与兄弟式的亲密，并在相互鼓舞中克服恐惧、获得勇气。
在军校时代的施明德，高而瘦，与他的大哥施明正的英俊不同，他的狭小眼睛、尖尖下巴，都似乎缺乏男性魅力，与他仰慕的那些英雄们的气概不同。在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往与厦门相对的小金门担任炮兵观测官。
在假期时，他仍回到高雄与朋友热情相聚。他们准备为这定期的聚会起个名字，以让一切显得更正式，或许可以为未来的兵变进行组织上的准备。
但名字还没起，这个松散的小组织就被当作重大台独案件的“亚细亚联盟案”而被抓获。这样的案件在那个恐惧而荒诞的时代层出不穷，这个流亡政权既对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与思想充满敌视，又担心台湾人的独立情绪会破坏国民党所代表的大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不安全感让这个政权通过不停的清洗，来获取某种确定感，倘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就创造出一些敌人。
而这个读书会上的青年人，就成为了被创造出的敌人，更讽刺的是，它还是由这个组织内的为一个女孩吃醋的两个成员的相互揭发而导致的。而施家成了这灾难的最大的受害者，兄弟三个牵扯其中，作为四弟的施明德还被认作这个台独联盟的头目，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走进房门，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审人一字排开、表情各异地站着。施明德正好在图片中间，与身旁普遍的严肃与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双手插兜，咧开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场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审判上，而是出席一场朋友间的聚会。照片被放大、喷在一整面的玻璃墙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个时代。
这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台湾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决定性瞬间”之一，这令人意外、漫不经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严酷的冬日正在过去，破冰声正传来。
二
在里间的办公室内的绿墙上，则挂着满墙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湾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桥头事件、《美丽岛》编辑部，他都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黑白的光影对比，令它们既真实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确认了对过往的解释权。
我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幽静的半山上的别墅里，见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蓝色牛仔裤、宽松的白衬衫，长发蓬松，胡须修建得干净，整个人望去得体又潇洒，既不像一位71岁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狱生涯的痕迹。
他温暖、客气、潇洒，却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们见面的形式、还是谈话内容，都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对自身更富有历史自觉意识。我们没有面对面相坐，而是并排坐在两张侧过来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则摆放在不远处。我同朋友与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则列席在两旁，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像是一场会谈，是为了镜头与听众而发表意见。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担心年龄尚幼的女儿，难以了解这个父亲的多姿多彩的过往，他们间过分悬殊的年纪，多少令他觉得这种讲述与记录的紧迫感。
当他开口时，有一种奇特的“个人化的非个人语气”，他在动情地讲述自己观点，却又似乎代表着某种抽象的历史叙述，有一种不容质疑的绝对性。
面对着我这个北京客人，他自然要从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政治结构说起，似乎要给我补上一小节浓缩的历史课。他的独特性也因历史背景，而倍显突出。在他的自述里，在他的公开谈话里，当然也在对我这样的陌生拜访者的讲述中，他也一定会说起，他做过中华民国四任总统的牢，历经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与李登辉……
“台湾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资历更深的，包括李登辉在内，尽管他年纪更长”。为他这个看法作注释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狱。
很显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个躁动青年的遭遇，当作了一种成熟意识的反抗。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似乎很确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种坚强、稳定的内在意志，正因此挺过重重难关。我对此多少有些怀疑，他有些太过浪漫化自己的过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驳，倘若他没有这样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过那些漫漫长夜，“自大”与“先知”总是如影随行。
当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时，不仅他的微笑，还有他的自我辩护，都显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思考，解释自己所创的“暴力边缘论”，他不仅没有为所谓“罪行”申辩的意思，甚至一开始就放弃了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他始终谈论的是台湾的命运。
而在审判的间歇时间里，他则趴在监狱的地板上写出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遗嘱”。在这篇副标题为“一个奉献者的最后自白”的政治遗嘱中，他回忆自己的一生（他不过39岁，却感到死期将至），他的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他对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判断。
时隔三十年，这份文本仍散发出一种诡异的魅力。那种高度自我与高度忘我的精神，竟这样奇特的结合在一起。他毫不讳言自己正是“一九八○年台湾最轰动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自问“这个‘最轰动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还许诺说“如果我还能活得够久，我会把自己极端传奇的一生，包括极精彩的一连串异国恋情，做更详实的描述。”
但同时，在分析台湾民主的四大阶段与四条路线时，他又表现出罕见的清晰，在身陷绝境、手边毫无资料参考的情况下，竟写得像是法律条文般富有逻辑性。而他大胆提出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不仅击中了那个时代的国民党统治的核心，而且仍适应于此刻的台湾……
三
1977年6月从狱中出来的施明德，想必难以想象人生还会赢来这辉煌的一刻。他在监狱中耗尽青春，如今妻离子散，母亲去世了，大哥则在恐惧中难以自拔，一切却要重头开始。
进入监狱时，一切平常事物都变得珍贵，而重获自由时，又意味着新的困惑与挑战，和入监时一样，它也先从一连串细节开始。
出狱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馆，他在抽水马桶前不断尝试，把马桶坐垫掀起再放下，不知该是蹲在上面，还是坐在上面。他不会用投币电话，仍到电信局打电话，新型百货大楼的自动门让他很紧张，不知怎么推门进去，第一次坐计程车则忐忑不安，不知该怎么打开车门……在他被禁锢时，台湾的经济起飞已经开始，一个忙碌的现代社会正在形成，这也是个混杂的、令人费解的新社会。
新事物或许容易掌握，旧的恐惧却很难立刻消失，与人谈话时，他眼光四处张望，到家里，会习惯地搜窃听器，到处乱塞东西，他不管到哪儿，背包里都带着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围，不知什么时候被抓进去。
最能表明这生命的断裂感的，是他对女人的态度。刚出狱时，他走在路上注意的总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狱前，他是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夜晚去酒店时，他紧张的坐在小姐们中间，陷入莫名的紧张。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黄粱梦后醒来。
或许最令人难以适应的是社会态度，这个仍未摆脱政治恐惧，又一头扎进发财梦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会，该怎样接纳这个几乎毫无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货车捆工，多亏另一位出狱政治犯人的帮助，他穿行在高雄与台北之间，是这个岛屿日渐繁荣的螺丝钉。那必定是个难安的时间，在一些时候，他把内心愤懑发泄到离开他的妻子与狱友身上——举着横幅到他们家开设的工厂前抗议。
不过，他恢复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狱5个月后，一同做过牢的苏东启要请他为太太苏洪月娇在1977年底参加的省议员竞选来助选。苏洪月娇的顺利当选，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湾政治与他入狱时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犹在，但已经松动。蒋经国大力擢升本省人进入权力结构，以安抚人心，而反对力量也开始集结，形成一个松散的“党外”联盟。这一年在中坜发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来台湾社会首次表现出的民众抗争。
只有在这新的抗争中，施明德才获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调，根据他的情况，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么轻，也要面临再度的“无期徒刑”，他给自己取了化名“许一文”，在台语里，“许”发音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写照。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中，他一文不名，却兴致盎然，拼命地恋爱与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经苏洪月娇的推荐，他成为代表本省人立场的《台湾时报》的记者，在这短暂记者生涯里，他四处采访，了解政治与社会，广交朋友，并写出《增设中央第四国会刍议》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创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万年国会”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词汇比它更准确地描述了国民党政治的停滞性。他的努力很快赢得了“党外”领袖人物黄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国党外中央民意助选团”的总干事，为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额选举做准备。
他的行动能力很快令人侧目。他是个不知疲倦的联结者，在台湾四处串联，要把分散在台湾各处的“党外”力量联成一股全国性的力量，也试图与海外民主力量联结，让台湾的声音传递出去。这种联结能帮助弱小的“党外”力量消除孤立感与受困感。同时，助选团还要试图把组织意识带进来，它给“党外”竞选者提供共同的政见、竞选标语与歌曲，交换候选人宣传资料，提供整体的信息给中外记者，以传达共同的“党外”声音。
他也试图将新的政治哲学带入这新的行动中。批判国民党的腐败，要求民主是“党外”惯用的竞选言辞，他则期望把“人权”引入其中——“人权”观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国际政治领域热烈起来。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贯主张——他反对国民党政权，是因为它对于个人的压抑。他请人为助选团设计的标志，是一个握紧的拳头，下面是“人权”两字，周围则是橄榄枝，意为以和平方式争权人权。
华盛顿与台北的断交终止了1978年底的选举。但是已经鼓动起的“党外”热情，却难以压制。
“党外”运动也寻找到一种新节奏。从77年末的中坜事件到79年初的桥头事件，反对者们体验到街头集会、群众运动的诱惑力，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也随之而来，他们与当权者似乎都在探测彼此容忍的边界。反对者的言论与行动越刺激、越挑战政治禁忌，却可能赢得民众认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镇压。而在国民党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争夺也从未停止。
“党外”它最终体现在一本立场鲜明的杂志——《美丽岛》的创刊上。与之前“党外”杂志不同，它一开始就宣称杂志本身并非目的，它只是为了动员群众而编辑发行的。在这个“党禁”时代，这本杂志要充当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施明德是这本杂志的总经理，负责在杂志的发行，在全台各处组建读者服务处……
《美丽岛》获得空前的成功，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边界。1979年12月10日的一场和平游行，导致了“高雄事件“，一场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党外”清理殆尽。而这场大逮捕则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获得了传奇般的声名。
逃亡像是现场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与形象出现在报纸、电视屏幕、广播里，电线杆的小广告上、还有国小的课堂上……
通缉令称他“叛乱罪嫌”，在特意选择的一张不够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风耳、眉毛下垂、嘴宽、嘴角上扬、上下均为假牙”。
当局鼓励人们检举他，悬赏从50万起不断攀升，最终达到了250万，而对于他可能的包庇者出发则是严酷的，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在整整26天里，全台湾关注着他的命运。巨额悬赏催生出层出不穷的秘报，他出现在高雄港的码头，在深坑翠谷山庄，在由彰化向南行驶，在12月21日的报告最引人遐想“台东大武山发现鹅黄色轿车，内载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丢后，在距大武三公里的尚武林海边，发现此轿车，车上无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剑、军毯、手套。尚武林附近并有可疑渔船徘徊。”
这位《美丽岛》杂志的总经理，变成了“江洋大盗”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忧虑，似乎会给日益稳定繁荣的台湾带来动荡。在国小的课外活动上，“抓施明德”是个抓坏人的游戏。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么人竟有办法在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前一再逃亡？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它也意味着巨大的快感，这是对一个专制政权、压抑时代的最戏剧性与英雄主义的反抗。
但对于逃亡者，这一切没那么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记得这个以勇敢著称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开始时，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与不安，似乎准备将整个人冻结起来，为再度进入监狱做准备。而协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他在第一次听到全台湾的通缉令时的惊恐：“新闻播报后的那半个小时左右，是我在长达二十六天协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变化最大的一次。当时施明德十分惊惶，像被逼到绝境的动物才会有的那种恐惧，完全表现在脸上。那片刻中，他一定会以为谁都不能信任……”
不过，施明德不会向我回忆这些恐惧，他要强调的是一贯的勇敢。我听着他的谈话，一扭头正看到墙壁上的另一张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绷带。那是他逃亡最后的尝试，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场艰苦的、差点丧命的整容手术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垫物要直到几年后在绝食时所住的医院里才取出。
审判的公开性拯救了他们。一群海外著名知识分子与岛内进步力量的努力，还有美国压力，令蒋经国接受了公开审理的请求。
当《中国时报》全文刊登的被审判者的答辩时，台湾人大吃一惊。在国民党连篇累牍的宣传中，很多人真的以为他们不过是“暴徒”。但倘若你读到这些辩护词，会发现他们是一群为台湾命运而思考与牺牲的人，他们把潜藏在人们心里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与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施明德展现出的微笑，则比辩护词更为令人震撼。事后也证明，他的策略是对的，他一直提醒同志们，要作“政治辩护”，不作“法律辩护”——“法律辩护”仍是在国民党法庭的规范内，而前者则是直接去攻击国民党的“戒严、党禁、万年国会与报禁”，而面对当权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导致重叛，而表现出尊严与气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讳，担心把你变成新的烈士……
“美丽岛审判“变成了台湾历史的分水岭。在短期内，它把反对力量几乎一网打尽，恐怖再度震慑了整个社会，但长期来看，它却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变革的到来。一旦把压抑的真相，被公开的表达，真相就再难抑制。
对于施明德个人来说，他逃过了一死，却再度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短暂的三年自由后，他重回绿岛……
四
我听了各种版本的《绿岛小夜曲》，从凤飞飞、蔡琴到胡德夫、费玉清，只是不知施明德唱起来，是怎样的情形？
在压抑的年代，音乐与政治从来如影随形。在你的国语的宣传机器面前，浅唱低吟的台语歌成了反抗之声。谁能料到，《望春风》与《黄昏的故乡》，竟成了“党外”运动的主题曲。《绿岛小夜曲》也是，孤悬海上的岛屿变成了政治监禁的象征，囚禁者和遥远的亲人都借此抒怀。
婚礼是在《绿岛小夜曲》的旋律中进行的。那是1978年10月15日的台北中国大饭店，两位新人来自不同的世界。37岁的施明德是一位获释不久的政治犯，29岁的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是美国人类学家。除去男女情爱，这是一桩革命婚姻。对于男方来说，一位美国妻子或许能够给他带来某种保护，情治人员在对他动手时至少有所顾及——他在“党外”运动中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已引起了“关注”，而女方则需要成为台湾妻子，以延长自己在此地的停留——她对于民主运动的兴趣早已压过了人类学，可能被驱逐出境。
婚礼也是一次反对运动的聚会，除去“党外”的同志、新闻记者，雷震也出席了婚礼。他在18年前未遂的“组党”行动，让他坐了十年牢，如今他似乎要把希望传给新一代人手中。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的歌声，也让施明德流下眼泪，他对来宾说，不要忘记了仍关在绿岛的朋友。
我在新年的夜晚来到绿岛。岛上游客寥寥，这是淡季，潜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滩上纵酒的少年要过几个月才涌来，他们总爱骑着摩托车在环岛公路上呼啸而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绿岛是大受欢迎的旅游地。他们也会去看看“绿洲山庄”，在长达三十年里，它是一部分台湾人闻之色变的监狱。这里的犯人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刑事上的作奸犯科，而是思想上、言论上、组织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时刻，他们的“罪行”不过是某种偶然与误会——他们不是为了某种信念与主张而被囚禁，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为这历史遗迹而来。在阴沉的下午，在空空荡荡的“山庄”闲逛，墙头上的钢丝网依旧狰狞，“八卦楼”中的监牢的绿色门都开着，让你去体验空间的禁锢感，斑驳墙体上的标语依旧清晰。“共产即共惨，台独即台毒”的标语仍清晰可见——这里的囚徒总与这两桩罪行相关。对于流亡至此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们都是颠覆性的，前者不必说，后者则是对它的正统性的否定——国民党仍旧代表着“真正的中国”，而台湾是它的一部分。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共存着共产主义与台湾独立的信奉者，它们都是蒋介石的敌人。
我在这萧瑟的冬日到来，想去猜想这些受难者们的绝望，但期待的感受迟迟没有到来。即使在细雨中，绿岛也不太冷。而在这已修缮成人权纪念公园的监狱，倒真是有了几分“山庄”的味道。它背后绿色的矮山，与门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着动人的美丽。展览厅里的文字与图像，复制出狱中生活，还有循环放映的纪录片，它们想传达这些苦难与荒诞，但他人的痛苦总是难以理解，更何况它是陈年的，即使假装理解，它也来自于理智，而非内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带有一种“朝圣”后常伴随的空虚，你觉得该有某种强烈的情感，却发现它没有发生。
“施明德关在哪个房间？”，我问导览的年轻姑娘，她生得一副丹凤眼。她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对她来说，这工作也是新体验。对她这一代人来说，自由、民主、人权，就像空气与阳光一样自然，以至于忘记了去追问它们从何而来。
我记得施明德摄于绿岛的一张照片，他站在绿岛国小的校门口，也是笑嘻嘻的表情。那是1979年11月，艾琳达陪他故地重游，他肯定难以想象，几个月后，他又重做囚徒。
五
“你会唱《绿岛小夜曲》吗？”我问拿来啤酒的老板娘，她带着眼镜、神情腼腆。我坐在这半露天的烤肉铺里，头顶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响，铁架上的鹿肉滋滋作响，谁料到，这岛上曾到处饲养着梅花鹿。灵巧的梅花鹿、海岸边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似乎不胜之美，就是反衬高墙内的残酷。
或许是客人太稀少，夜晚过分无聊，她随着伴奏带唱给我们听。麦克风的嗡嗡声，偶尔跑的音调，都没打破她的好兴致，听一个绿岛人唱这首歌，是另一番感觉。出生在1969年的老板娘在绿岛长大，经历着戒严、解严与蓝绿纷争，还记得在国小里，倘若说台语是要被惩罚的，而听到“国父”、“蒋公”的名字就要起立，至于岛上的政治犯，这与她没什么关系。《绿岛小夜曲》它只剩下对家乡的抒情，没有半分政治意味。
不过，事情本该如此。当“中广”电台的两位年轻人潘英杰、周蓝萍在1954年的盛夏创作这首歌曲时，不过是想写一首以“抒情优美”取胜的流行歌曲，初来台湾的他们被高大的椰子树这样的自然风情所吸引，他们的 “绿岛”是台湾岛，而不是这后来被更名为“绿岛”的“火烧岛”。
老板娘念念不忘的是20年前在台中的那场短暂的历险，她骑着哥哥留下的摩托车在这个“大城市里”寻找人生的希望（哥哥回绿岛了,他在监狱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这监狱为岛上创造了主要的就业机会）。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怕，最终还是因为一场失败的爱情回到家乡，在这里嫁为人妻、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如今与身旁的这位印尼女佣一起打理这家烧烤店，甚至不想去半个小时船程的台东——城市里太吵，她已不习惯。幸好，旅游业兴起了，民宿、餐厅足以维持生活，原本必须出外打工的年轻人也不走了。
“我家就在国小的对面，过了‘盐酥鸡’店，在观音庙旁边”，她看到我们兴致未尽，多少有些歉疚，建议找她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
在观音庙旁的房间里，我见到她的父亲，黝黑、精干，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鱼。他的老屋也是民宿，墙上贴满了各式住客的照片，巨大的玻璃缸里有大号珊瑚，他的另一个女儿一直要引我们看。我们坐下来，喝自酿的米酒，不过，他想谈的是，他的先辈怎样从屏东的小硫球岛到此拓荒，又怎样猎杀岛上的原住民，说起用鱼钩来抓捕原住民这一段，他尤其绘声绘色。如果一定要追问政治，他觉得蒋经国时代最好，他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选票，他还是会投给国民党……
倘若施明德遇到这对父女、看到在岛上飞驰的青年人，会觉得感伤吗？所有个人的勇敢与牺牲，都这样轻易地溶解在历史河流中。但或许这也是他奋斗的意义所在，把人们从不正常的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过最正常的生活。
夜半回到旅店，在照明欠佳的房间里，听海潮声，读这本包装精美、红色硬皮的《囚室之春》。
这本小书写于1989年，那时，这位台湾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政治犯”正住在台北的三军总医院。他又开始了一次绝食，而且是无限期的。当局把他从绿岛的监狱运到台北。他成了历史上花费最昂贵的政治犯之一，医院九层的五十多张病床都被清空，只收容他一人，2个医生与7名护士护理他。
在长达四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拒绝进食。当局担心他的死亡，护士把胃管从他的鼻孔插入身体，强制灌食。四年多里，一天两次，他总共有3040次这样的经历。既然没有任何可凭借的手段，他把身体做为了武器与战场，继续抗争。
灌食是不愉快的，他的身体却因此恢复起来。他的病房里则放满了植物，前来探望的朋友不绝。国民党的控制正逐渐放松，他在军事法庭上的判断是对的，你表现得越勇敢，当局越可能做出让步。到了1986年9月，他和同志们曾期待的组党也成功了。而“美丽岛事件”与他个人都成为了某种政治神话，后来者朝圣的目标。
成为神话，也往往意味着固化，你被定格在某一个瞬间，人们不再关心你的此刻与未来。
他把自己定义为行动者，说自己不喜欢做“文学革命家”、“客厅改革者，”“要把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时代配合并落实具体的目标”，现在，面对窗外越来越兴奋与躁动的时代，他却只能旁观。党禁、报禁都解除了，连他的美丽岛同志们也纷纷出狱。但他仍在囚禁中，他拒绝了蒋经国的特赦，他认定自己无罪，何需赦免。也因此，他成为了一名越来越孤独的囚徒，这孤独不是来自于寂静与隔绝，而是来自喧闹与被忽略。他似乎在死抱着某种“过时的原则”。
他只能在病房中，除去接待朋友，还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植物与光线，回忆人生、深化自己的囚徒哲学，成为一名业余作家。他的文字干净、朴素，常年的囚禁生涯让他有一种地道的书面语风格。在一些时候，他也流露出少见的自怜，他有一种被遗弃感，被监狱外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遗忘，当整个台湾的体制都在冲动，他却仍在监禁中：“我已沦为‘台湾孤儿’、‘台湾弃儿’了……我不是民进党人，不属于‘美丽岛系’，不属于‘新潮流系’，更不属于‘超派系’；家族中也没有公职人员。我甚么也不是，只是一名被遗弃的钦囚，孤零零地、无援无助地，只有任由当权集团宰割。”他担心自己变得无关紧要，15年还可以熬，25年则可能与社会彻底脱节，他也理解曼德拉为何如此坚持，“原则”变成了唯一可拥有的东西。
不过，最打动我的不是这些，而是书最后的附录文章，他追忆他的大哥施明正。在施明德1988年4月抗拒灌食起，施明正也在家中只喝酒，再不吃东西，四个月后，他因营养不良去世。
与四弟施明德不同，施明正从未以“勇敢”著称，恰恰相反，在大多数人、尤其自己弟弟眼中，他是个“懦夫”。当囚禁生涯让施明德变得更强大时，它却摧毁了施明正。在几年监狱生涯之后，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时，他以俊美与才华横溢著称，头顶上的一鬃卷发，真有几分拜伦的味道。
他写诗、绘画、追逐女人，浪荡成性，倘若不是那桩偶然且荒唐的案件，他必定能在他的才华与情欲中继续放纵下去。当时代转变给本地作家带来失语的痛苦时，他却感受到解放，和流亡到此的大陆诗人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共鸣。那上海来的纪弦盛赞他的才情与酒量，写下了《赠明正》。
但监狱改变了一切，他再未能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他忘不掉狱卒手里那串钥匙的撞击声、开锁声，睡前要在耳里塞进卫生纸，而当蒋介石去世后，他在画室里为他布置灵堂，虔诚祷告，似乎寄望于这个给他带来无数恐惧的人，帮他消除恐惧。少年时，他是四弟的启蒙者，而成年后却常遭遇后者的呵斥，是施明德眼中的“可怜虫、丑角、懦夫”。
他在现实中越怯懦，在文字的世界中越勇敢。我曾翻过施明正的小说，被他那赤裸裸的自我呈现惊住了，这样直接的表达内心的欲望与忧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只有郁达夫堪与作比。郁达夫执着于受困的性欲，施明正则难以摆脱政治恐惧。他的那本小说集有个让人难忘的名字《岛上的爱与死》，他早年的放纵的爱，与中年后对死亡的忧虑与渴望，似乎象征了这个威权体制对个人的入侵与改造：你和当权者变成了施虐与受虐的依赖关系，唯有逃入酒精与肉欲，才能暂忘现实……
很可惜，在台北的见面中，我忘记问施明德如今怎样看待这位大哥。在1988年的这篇文章中，施明德深情的说，“施明正才是我们施家最勇敢、最敢向当权者讨取公道的勇者”，“他是个不呐喊的烈士”。
在从绿岛乘坐小飞机回台东时，我又再度读起施明正的那首诗《候鸟》：是的，我们是九月的侯鸟到达/西太平洋的孤岛，我们喘息/我们欣赏岛屿的美丽风光/我们驾着风，化成浪花，在绿岛的蓝空翻腾/我们长着令人妒羡的翅膀/我们不必护照，我们随时翻腾人造的国境/我们没有职业，没有房屋/可是到处是粮，随地是家/我们没有牢狱，没有告密、诬告/没有死刑、劳役、剥削/我们自找自吃，顶多只在儿时剥削过双亲的口粮/当然，我们也没有暗杀/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线民与警察/更没有冒充特务的流亡/我们虽有人类羡慕的自由，可是布着陷阱/把我们烤成一串鸟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与和平的人……
六
“1962年，谁在舞台上搞革命”，没等我开口，他就自问自答，“是卡斯楚（卡斯特罗）、纳塞尔，格达费（卡扎菲）还没上台呢，我就关了监狱，而现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他还说起两具尸体，一具是切·格瓦拉，他革命成功了，离开了古巴，去非洲、南美继续打游击，他死了，但年轻人把他印在T恤上、纹在身上；另一具是格达费（卡扎菲），他也以革命者的姿态上台，却惨死街头、人人唾弃。
“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那是个全球大革命的时代，年轻人为了自由、公正奋斗”，他说，“但死抓权力的下场就是这个，权力是革命者的海洛因。”
他喜欢这种描述方式，似乎仅仅把他放在台湾历史中还不够，他理应以世界舞台做背景。在他的坐标系中，还有着甘地、曼德拉、瓦文萨……他们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反抗者。
他说在绝食后，对甘地减少了尊敬，发现这没有太难，只要你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机制；他接待过瓦文萨，却发现这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没什么思想，他开车送过东帝汶的反对派领袖Jose Ramos Horta，后者感慨说，你做出的牺牲比我多，却没有成为总统，又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敬佩的不仅是反抗者，也是当权者的妥协，他提起南非的例证，他说，台湾有曼德拉，却没有德克勒克……不过，最让他心仪的仍是格瓦拉，他对浪漫者的定义：“以有限的资源与条件，追求无限的目标与理想”。
你该说他自大呢？还是要承认你的确低估了他的意义？的确在很多时刻，历史人物的影响与舞台大小、也与时代风尚相关，在很多时刻，你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却没取得相应的承认。
我们见面时，正是他入狱5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社会似乎对这个纪念日没有太多热情。更糟糕的是，这个繁荣、闲适的社会，似乎也无心为它的过去提供真正系统的描述。
倘若你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十多年来，台湾媒体对他个人诽闻的兴趣超越了对他政治理念的兴趣。即使是他作为“红衫军”总指挥、再创辉煌的2006年，也不免被攻击。他的两位前妻跳出来，攻击他人格的卑劣，还公布了多年前的情书，他的女儿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质问他，曾为了收容他被判刑的高俊明牧师也诽谤他……
这真是令人哀叹的一刻，他们曾一同走过这么远，彼此做出这么多的承诺与牺牲，如今却势同水火……他在2006年民进党执政时面临的人生攻击，比1979年的蒋经国时代还要严重，革命者的风流变成了政治污点。
在这肥皂剧式的台湾政治中，似乎没人能全身而退。昔日的英雄、今日的小丑，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随时颠倒过来。专制年代的悲情与民主后的琐碎就这样连接到一起，一个神话时代之后，常是一个解构时代。倘若一个社会不能公正、真挚地赞美它的英雄，它就只能生活在无尽的庸常中。
“台湾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一个背叛的革命”，他感慨说。美丽岛时代付出了牺牲，但获取果实的却是律师时代，后者掌权后，却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丢失掉几代人的牺牲换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原本一致的自由化、民主化诉求，堕落成褊狭的族群政治——人们不依据理性与常识来判断，而变成了立场的囚徒。
正是这种错乱，催促他写出了这本《常识》。这本200页的小册子，有着托马斯·潘恩式的抱负。倘若潘恩要为尚未独立的美国灌输独立思想，他要写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国人却常常还在荒谬地争执着‘我们的国家’是否独立？以及我们是哪一国人？我只好像说故事那样，告诉大家一些常识，让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能够团结起来，认清自己，迎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不要再逗留在二十世纪的对抗、仇恨中。”
与他之前出版的各种书籍一样，这小册子也带着明显的自我重复，他的个人经历、观点被不断被引述，但我要承认，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他的分析与叙述的确清晰准确，他对于围绕“统独“的陈词滥调的驳斥干净有力、富有历史感，台湾社会已在这无谓的争论中，耗费了太多精力。
他归纳出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的台湾共识，恰好是对现状与未来的准确定位。
而且你吃惊的发现，从美丽岛审判时的陈述到此刻，他的观点几乎没什么改变。从针对“党禁、报禁、戒严与万年国会”的攻击，到“台湾已经独立”的言论，具有先知式的预言，而台湾历史也真按照这些观点发展。倘若你再向上溯，你要承认50年来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总是一个时代的逆反者。而且，与他个人生活的浪漫不羁相比，他的政治理念却具有一种意外的现实感。
他的兴致随着谈话时间高昂起来，他又动情地回忆起少年时高雄的盛开凤凰花，叫女儿拿来自酿的“牢酒”。在他入狱50周年之际，他开始了人生又一项尝试，成为一名酿酒师，从樟化采摘有机葡萄，用OEM的方式酿造。
酒的色泽与味道都是淡淡的，配上咸花生米倒是颇有滋味。我忽然想起，他当年在监牢做了短暂的酿酒经理，把葡萄、橙子等各种能找到的水果，扔进塑料垃圾桶里，再配上四两白糖与水，结果塑料桶爆裂，酒味弥漫在整个牢房。
面对此刻的施明德，你的确很难想象当初的那些绝望场景。或许也正是他过分活跃的人生，让你觉得失去了一些本应有的赞誉与更超然的地位。
他主动谈起与林义雄的区别，在台湾政治中，后者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林义雄受难的是他的家人，而我是个人受难，所以他严肃，而我要表现的自在，我们都不要给社会压力。”身为台湾社会的局外人，我对这区分不置可否。
我们对这个岛屿上的一切，是那么陌生，除去肤浅的流行文化符号，我们对于它内部的挣扎几乎一无所知。
施明德耿耿于被低估的历史地位，它首先在被整个华人世界被低估了，他的经历在13亿中国人中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当人们谈论台湾政治转型时，总不自觉地把功劳都归给蒋经国，却不知道施明德与他的同志们坚持的信条：“自由都是反抗者的战利品，绝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
倒扁运动让施明德成为北京的统战对象，北京却不知他的一直立场——只要飞弹仍对准台湾，他就不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在绿岛的监狱中参观时，我碰到了大陆游客，这些台湾政治犯的遭遇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触动？
我记得施明德与w京生进行过一场对话，他们似乎彼此羡慕对方的境遇，都相信自己的命运更悲惨。终有一天，我们会像漫步绿岛一样，在秦城监狱中参观吗？
（来源：许知远《抗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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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神经病
“你赞成卖淫合法，自己怎么不去卖淫，家里人怎么不去卖淫”？这都是歪理。认为同性恋不犯法，就得去身体力行搞基？认为sm不犯法，就必须在网上买一套蜡烛皮鞭备着？只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听说过“我所不欲，必定犯法”。
张爱卿
【茅老爷子再发声】法律上对“颠覆国家罪”应有严格明确具体规定，不能权贵说谁颠覆国家，谁就是颠覆国家。在权贵看来，凡是威胁到他们奶酪的，都是颠覆国家。其实颠覆的往往不是国家，而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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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格列卫 天价卖给国人】瑞士诺华公司，免费将＂格列卫＂这种癌症唯一救命药，提供给中国的患者：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和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GIST)。然而中华慈善总会却将＂格列卫＂每盒以25000元的天价卖给患者。此帖在网上疯传，希望有关部门给个交代。
那些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公映的电影
《苹果》 被禁原因：涉及色情内容
《鬼子来了》 被禁原因：美化日本鬼子，丑化中国人，未经批准参加戛纳电影节
《少林足球》 被禁原因：因在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批之前在香港上映，所以禁止在内地上映
《颐和园》 被禁原因：涉及****与色情内容
《妈妈》 被禁原因：不详，话说小男孩谁认识——有些像黄海波
《蓝风筝》 被禁原因：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
《北京杂种》 被禁原因：不详——也许是当时对崔健和李勇的封杀也波及了这部电影吧
《活着》 被禁原因：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
《东宫西宫》 被禁原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宣传腐化思想，讲述一对同性恋者复杂的心路历程
《小武》 被禁原因：丑化人民警察形象
《红色角落》 被禁原因：丑化我党干部清廉的形象
《西藏七年》 被禁原因：美化藏独份子，丑化解放军形象
《天浴》 被禁原因：涉及文革与色情内容
《赵先生》 被禁原因：不详
《苏州河》 被禁原因：不详
《血杀》 被禁原因：尚未找到曾申请在内地上映的证据或被禁证据
《华丽的假期》 被禁原因：涉及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会让中国人联想到****
《维多利亚一号》 被禁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血腥色情和暴力吧
《昂山素季》 被禁原因：涉及缅甸民主化运动，会让中国人产生联想
《武训传》 被禁原因：美化封建王朝，伟大领袖不喜欢
《国产凌凌漆》 被禁原因：讽刺我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
《十七岁的单车》 被禁原因：批判社会
《太极旗飘扬》 被禁原因：丑化我人民志愿军的光辉形象
《光棍儿》 被禁原因：丑化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形象
《盲井》 被禁原因：诋毁我党领导下的美好中国社会，涉及色情内容
《盲山》涉及色情内容与人口拐卖，也小小的抹黑了一下我党村干部的形象
《天安门》 被禁原因：恶毒攻击我党当年的正义之举
《春风沉醉的夜晚》 被禁原因：因为导演是娄烨
《邮差》 被禁原因：本片色调总体昏暗，气氛和人物都很压抑，“败坏”了邮政形象，容易使“外人”误解当今中国
《任逍遥》 被禁原因：不详
《苦恋，又名：太阳和人》 被禁原因：影射个人崇拜（影片情节小晨光在庙宇里，看到金身佛爷的脸是黑的，于是问道：“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长老回答：“是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的……”。有人认为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影射。)原剧本结尾处，主人公凌晨光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了一个问号。在拍摄中间，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故最终电影版本在结尾时将问号改为了省略号出现在银幕，也因此影片被攻击成“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凌晨光的女儿执意要出国，在亲人试图挽留她的时候，她说：“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这段台词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
《八旗子弟》 被禁原因：涉及色情
《儿子》被禁原因：这是一部很难归类的影片，张元本人有时称之为纪实电影。《儿子》是请一家四口表演他们自己的故事。
《悬恋》 被禁原因：不详
《看上去很美》 被禁原因：批判教育制度
《日日夜夜》 被禁原因：揭露人性的罪恶，也许还涉及一些色情
《二弟》 被禁原因：涉及偷渡
《贴身欲女》 被禁原因：女同
《天上的恋人》 被禁原因：不详
《山清水秀》 被禁原因：不详，可能情节过于灰暗吧。本片是关于粤北一个山村农民阿水一生的悲剧故事，为了生活，为了能让其妹妹读书，为了能凑钱保住犯了死刑的弟弟。卖血，卖仔，甚至卖妻，最后妹妹却没有再继续读书而跑去深圳打工，犯了死刑弟弟最终也没有能保住性命，阿水最终也因为卖血得了鬼佬病死去，而她的妻子秋月也在挑炭中死于瀑布潭下……
《陈默与美婷》 被禁原因：不详，可能涉及色情
《哭泣的女人》 被禁原因：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了去坐牢 。而王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丈夫的离开，让这个脆弱的女人感到辛苦：除了要挣钱养家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要带。王桂香心里盘算着攒钱去把丈夫赎出来，但这对不懂任何手艺的她来说也不是件容易事。 她过去的情人现在是镇上做殡葬买卖的老板，他就叫王桂香去做哭丧婆。王桂香哭死人的名气越来越大 。就这样，请她的人多了，钱也挣的多了，她开始过上原来的衣食无忧的日子，还能时常给千里之外监狱里的丈夫寄去些补品。王桂香将足够的钱交给了监狱长，在家安心的等着丈夫回来的时候，结果噩耗传来，丈夫因为越狱，半路拒捕，被公安击毙。消息传到镇上，人们都在想这回王桂香可得大哭一场了， 谁知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但是第二天，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的死去活来，挣了不少红包……（知道为什么了吧）
《丑角登场》 被禁原因：涉及色情
《象与鱼，又名：今年夏天》 被禁原因：女同
《桃花满天红》被禁原因：不详
《裸血》被禁原因：不详
《广场》 被禁原因：不详，可能涉及政治敏感
《我们害怕》 被禁原因：看剧照就能明白了吧，揭露社会黑暗，还有男男
《心.心》 被禁原因：揭露社会的现实与人性的阴暗面
《旧约》 被禁原因：同性恋题材
《安阳婴儿》 被禁原因：反映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给伟大的社会主义抹黑！！！
《海鲜》 被禁原因：丑化人民警察形象
《站台》 被禁原因：小人物的故事——这也算原因？
《动词变位》 被禁原因：因为是描写**那一年毕业的大学生踏上社会后迷茫的故事
《诗意年代》 被禁原因：描写当代中国作家的迷茫
《纸》 被禁原因：描写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工艺濒临失传的故事
《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 被禁原因：它由江子在公厕中受到同性性"骚扰"和同伴对他的"污名"而包含于影片始终。17岁的江子在公园厕所中受到一个男人公然的性挑逗，随后，他这种经历又被三个同性同伴命名为"同性恋"。由于恐惧和清洗"污名"的双重动机，他筹划了一场暴力行动，从而引发出一出又一出有关于道德、伦理、法律和科学的黑色喜剧。
《极度寒冷》 被禁原因：青年前卫艺术家用生命批判社会!!!（青年前卫艺术家齐雷（贾宏声饰）的一项行为艺术由四部分组成：立秋日模拟土葬；冬至日模拟溺死，立春日是象征性的火葬；夏至日，他将用尽自己的体温去融化一块巨大的冰。在最后的这一部分中，他将真正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把这个抗议社会的冷酷的行为命名为“冰葬”，当他的女友（马晓晴饰）和朋友们了解到他的意图时，力图劝说他放弃自毁。）
《迷岸》 被禁原因：超现实电影，精神病人的养成
《巫山云雨》 被禁原因：小人物的故事
《冬春的日子》 被禁原因：批判社会，批判学校
《陌生天堂》 被禁原因：不详
《红颜》 被禁原因：母子不伦恋，被称为中国版的《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旅程》 被禁原因：批判高考，思考人生
《毛嗑儿》 被禁原因：主旨是反映儿童成长为少年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心理考验
《枫》 被禁原因：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电影
《制服》 被禁原因：丑化人民警察形象，讽刺中国社会的官本位
《夜车》 被禁原因：丑化人民警察形象，讽刺社会
《马乌甲》 被禁原因：揭露人性的丑恶
《草芥》 被禁原因：这个电影很压抑，甚至残酷，讲的是一个搬运工爱上一个被男友逼迫卖淫的姑娘，结尾时候，该散的散，该抓的抓，不该死的死，随着敲木鱼的和尚超度声，看见这几个字：“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凯路亚克”。整个电影基调都用灰黄色，象黄连一样，苦涩的让人难受！！！
《背鸭子的男孩》 被禁原因：太真实了！！！（乡村男孩徐云在收到父亲给家里一千元的汇款后辞别母亲进城，他要带回六年未见、在乡邻口中传说又组建了新家庭的包工头父亲。因为没有旅费，徐云背着两只鸭子上路了。徐云在长途车上结识了仗义的疤脸汉子，后者安排徐云入住被查封的空房。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围绕汛期的预警与报道，徐云被赶出空房带到警局，一名警察不忍他被街头青年欺侮，带领徐云在自贡市寻找生父，不久，警察和疤脸汉子一样也遭遇不测，而徐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新家，此时的父亲，正为失败的生意而遭受债主的纠缠…… ）
还有一些曾经被禁止，后来又被公映的影片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当年是公映的，由于电影涉及到文革，本来广电总局想禁止公映的，但由于该电影在国际上拿的奖太多了，太出名了，口碑太好啦，所以得以在中国大陆小规模公映
《特别手术室》 被禁原因：大胆地揭示了办公室性骚忧，父女强奸乱伦，婚外情，三角恋，性冷淡等现象，特别强调了未婚先孕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影片直露真实，思想前卫大胆。已解禁。
《大鸿米店》被禁原因：涉及色情，现已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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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Scott：《纽约时报》2013年度“十佳”电影
截止到12月31日午夜，《纽约时报》在2013年里评论过的电影将达到900部。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仅代表了全球观众过去12个月里通过电视、视频点播、在线播放和电影节看到的众多电影中的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带有主观色彩的传统十佳影片榜单变得十分残酷。对电影制作人，对读者以及对我这个惶恐的评论家来说都是如此，因为我必须扼杀，或者说至少要忽略我特别喜爱的一些电影，让自己经受再三斟酌的折磨（哦，我亲爱的《杀死汝爱》[Kill Your Darlings]，我是不是该给你留个位置？）
更糟糕的是（我继续用着自怜自悯的口气，因为没人会替我难过），今年影片的总体质量还非常好。谁要是悲叹电影已死或者已经没落，那他是没认真看。是的，有线电视上有很多精彩剧集，沉闷的漫画改编动作大片在夏季里挤满了多影厅影院。动画片在过去十年里是好莱坞的亮点，但是现在进入了创意低谷期，因为电影公司发现他们不用冒着创意风险也能把票和周边商品卖出去，但是只有创意才能孕育杰作。但在其他地方，不管是在老牌电影公司及其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还是在小规模独立发行的脆弱的小公司，电影艺术正在繁荣发展。
今年早些时候，我和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着手整理40岁以下的有前途的电影制作人名单时，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候选人，只是在压缩到20位时稍微费了点力气。但是让我们苦恼的是，其中很多导演缺乏知名度，在他们努力实现抱负时遇到了诸多困难。当然，电影业一向残酷，但是如今电影的叫好与叫座之间似乎出现了更多的不一致，或者说：鸿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上面提到的令人生畏的数字，电影在颁奖季扎堆上映（在今年9月、10月和11月，《纽约时报》每个月都要评论90多部电影），以及有线电视的支配地位。但是本着颁奖季的精神，让我说得直白一点吧。问题就在你身上。任何有活力的艺术形式都需要热心的观众，需要他们既持怀疑态度，要求很高，又满怀热情，这样它才能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在审美上继续发展。
所以，请把下面的名单看做一个唠叨的提醒，看做第二次机会和新的起点。这个名单中总共有35部影片（这个数字有些残酷，但还不至于让人处理不了）：“十大”最佳影片，第十位列出了六部电影，这看上去有点荒谬，实际上是合乎情理的；15部优秀入围影片，其中每部堪称一流；五部最佳纪录片，它们是从众多风格迥异的影片中挑选出来的。
1.《醉乡民谣》(Inside Llewyn Davis)：片中的音乐表演——特别是主演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的表演——特别可爱，十分难忘，它们给乔尔和伊桑·科恩(Joel and Ethan Coen)的这部讲述60年代早期纽约民谣境况的辛辣而忧伤的影片奠定了基础。这部关于坏运气和流浪天才的影片，就像它纪念的民谣一样，会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
2.《为奴十二年》( 12 Years a Slave)：它的历史严肃性和主题共鸣当然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史蒂夫·麦昆(Steve McQueen)的艺术性。秉承好莱坞的最佳传统，该片紧张悬疑，激动人心，充满一流的表演。这个关于奴役和渴望自由的故事以惊人的坦率和直接展现出来。
3.《阿黛尔的生活》(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是的，片中的性爱场面很直白，但是对这个爱情故事来说它们是必需的，对该片的主要目的来说则是间接相关的。该片的主要目的是全面展现阿黛尔·艾克阿切波洛斯(Adèle Exarchopoulos)扮演的年轻女主人公的生活。是的，阿卜杜勒-拉蒂夫·柯奇许(Abdellatif Kechiche)的这部获得戛纳奖的影片是关于性爱的，但它也是关于其他各种主题的：美食，工作，艺术，社会阶层和教育，也许最重要的是，关于法国。
4.《无须多言》(Enough Said)：妮科尔·哈罗芬瑟(Nicole Holofcener)的这部中年浪漫喜剧由朱莉娅·路易斯-德雷弗斯(Julia Louis-Dreyfus)和詹姆斯·甘多尔菲尼(James Gandolfini)主演，刚开始看上去像是一段轶事的背景介绍，后来演变为对21世纪美国人求爱和为人父母的独特和矛盾之处的审视，丰富而深刻。
5.《天注定》(A Touch of Sin)：贾樟柯的这部电影愤怒而谨慎选择了几个暴力故事，描绘了现代中国不公、贪婪而冷漠的阴郁画面。这种情况其实不只在中国发生。
6. 《一切尽失》(All Is Lost)：一个关于人类对抗恶劣天气的古老故事，由J·C·尚多尔(J. C. Chandor)宏大而震撼地讲述出来。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几乎没说一句话就掌控了整个画面。
7.《弗兰西丝·哈》(Frances Ha)：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这部轻松、松散的故事片采用新浪潮的黑白画面，描绘了放荡不羁的纽约年轻人的快乐和癖好。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是该片的联合编剧和主演。对焦虑的千禧一代来说，该片是个甜蜜的睡前故事。
8.《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些抱怨电影不能思考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思考电影。这部电影把重点放在主人公1963年出版的图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引发的争论上，巧妙地把这位作家和哲学家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迫使这个世界屈服于思想的力量——改编成了剧本。
9.《白宫管家》(Lee Daniels’ The Butler)：关于美国历史的电影总是阴郁的、有责任感的、虔诚的，尽管美国历史本身是彻底的疯狂——充满暴力和悲剧，荒谬，自相矛盾。从不以克制闻名的李·丹尼尔斯(Lee Daniels)把美国最痛苦而有争议的主题（种族问题）变成了疯狂的传奇剧、精明的自然主义和政治坎普的结合体。所有这些好像都行不通，但是它们几乎都做到了。
10.《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珠光宝气》(The Bling Ring)/《春假》(Spring Breakers)/《付出与收获》(Pain and Gain)/《美国骗局》(American Hustle)：这六部电影讲述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看看我拥有的所有这些东吧西！”这就是资本主义，宝贝！攫取所有你能攫取的东西（或者人），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反正我们都要去地狱（或者监狱，或者佛罗里达）。
其他优秀影片包括《午夜之前》(Before Midnight)，《山之外》(Beyond the Hills)，《凯撒必须死》(Caesar Must Die)，《电脑棋局》(Computer Chess)，《填补空白》(Fill the Void)，《弗鲁特维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她》(Her)，《在世间》(In a World)，《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博物馆时光》(Museum Hours)，《内布拉斯加》(Nebraska)，《对她的美的过度简化》(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Her Beauty)，《薇奥拉》(Viola)，以及《你们见到的还不算什么》(You Ain’t Seen Nothin’ Yet)。
纪录片
1.《杀戮行为》(The Act of Killing)：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影片令人痛心，产生不真实感，它回顾了印度尼西亚那些不思悔改的大规模屠杀者。
2.《我们讲述的故事》(Stories We Tell)：这部纪录片是莎拉·波利(Sarah Polley)对家庭秘密的狡猾的、感人的调查，同时表明摄像机既能揭露事实，也能捏造假象。
3.《广场》(The Square)：耶菡·妮珍(Jehane Noujaim)在现场详细记录了埃及革命及其余波。
4.《让烈火燃烧》(Let the Fire Burn)：詹森·奥斯德(Jason Osder)完全依靠档案视频重现了1985年费城激进组织”Move”总部的爆炸案。
5.《小可爱与拳击手》(Cutie and the Boxer)：扎卡里·海因策林(Zachary Heinzerling)优美而令人意外地描绘了在纽约居住了40多年的两位日本艺术家丑雄和则子·信原(Ushio and Noriko Shinohara)的婚姻。
【编辑：无良诱导师】
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未经同意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失去自由只能土里刨食，低人一等成为贱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阶级压迫和种族隔离。http://url.cn/Lwttvv
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未经同意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失去自由只能土里刨食，低人一等成为贱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阶级压迫和种族隔离。http://url.cn/Lwtt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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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财张发财，设计师，历史专栏作家。著有《一个都不正经》等。
肖莉
帝王的身体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说“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最重要的爆料是“右侧的睪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睪。”@毛主席纪念堂 他说的对吗？@变态辣椒: 孤蛋大侠？
农民: 这才是真共军，撤退时候的手法没变啊 || Citizen朝天椒: || @火兴才: 非法组织在烧毁证据！如此利官利稳不利国不利民的组织缘何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行凶？中纪委应该查一下保护伞吧？不要光盯着卖淫女的裸体。 || @杨锦麟: 效率挺高的！ || @陈有西: 收集证据，以便后用。
王录春，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谭作人，四川省成都市人，2009年2月，起草题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調查。2009年3月28日，被成都市公安拘捕，于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动顛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还有40天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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