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星期一

廉政公暑 什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欺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见强者,他是一个奴才,见弱者他就当主子。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马云为何盯上台湾青年/南开校长: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钱维华3 一群人抓住了一个妓女,要用石块砸死她。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谁就有权砸她。于是人群散去,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知道自己有罪。可惜故事到此并没有完——一群闻讯而来的布尔什维克狂暴地将这个女人砸成肉泥,因为他们需要藉此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且越是满身罪孽、恶贯满盈者,越需要证明。/






钱维华3@ Genwodou3571

教育部长自评任内工作“合格”/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记好医生高耀洁/炎黄春秋编辑部
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中国思想改造的标准,却是党制定的,自 我反省“不是面对神灵,不是面对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党”,这是一个此岸的现实的强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动力也就不再是要实现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党的要求。http://url.cn/THroZ8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作家崔成浩
【土地和房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撰文:中国土地出让总额5年40万亿,中国百姓30年积累的60万亿短短几年内就通过房地产转入政府手中。请回答:第一,40万亿去哪儿了?第二,如此高价的土地只能使用70年,那么土地上的房子如何保障无期限产权?
http://t2.qpic.cn/mblogpic/b8c07b728ee7070686da/2000
辣姜  都是来自主流媒体的表述……20150310
http://t1.qpic.cn/mblogpic/2f56823f7bc186d749f4/2000
http://t1.qpic.cn/mblogpic/c88019337788b16eb76e/2000

少将曝徐才厚卖官内幕:大军区司令行贿两千万2015年全国两会中国青年网 [微博] 2015-03-09 13:55http://news.qq.com/a/20150309/052182.htm?tu_biz=1.114.1.0

[摘要]军事科学院杨春长、罗援、姜春良少将等人接受采访,曝光徐才厚卖官内幕,称军队入党提干皆有价码,从排级到师级行情不等,曾有大军区司令向徐行贿2000万。以下为采访实录。

罗援:如果我们不抓这些腐败现象,我们军队将会成什么样子,我都感到后怕。
杨春长:他们权力太大了,人家一个大军区司令,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要一千万的。
姜春良:有一些人的秘书,靠近首长,比较亲近,或者是有的人通过金钱贿赂主官,这样就选拔了一些不具备能打胜仗的人,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解说:2014年习近平“打虎”深入到军队这一敏感而又特殊的领域。中国军队连续查处16起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力度之大在中国建军史上绝无仅有。
杨春长:社会上人家都知道,解放军,军队里头,包括武警、解放军,入个党要多少钱,提个排级干部,连级干部、团级干部、师级干部都有行情,都有价码,太可悲了。
杨春长:尤其贪污或党费军费,它不仅仅是说人民的血汗钱,纳税人的血汗钱,不仅仅是这样,它影响了军队的安全,太可怕了,几千万几千万的贪污。
解说:2014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因其利用职务之便卖官、大肆收受财物被查,徐才厚在任职期间,依靠组织人事的权力,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腐败系统。
杨春长:徐才厚我是比较熟悉的,用土话说我是直接伺候他的,我是给他写材料,以这种方式为他服务的人员。他的那种用人习惯,就是选人用人的习惯,就是一认钱多少,二是看关系远近,三是感情。我觉得他的恶劣影响就是这个选人用人上,干部队伍建设上。
杨春长:后来徐才厚他们事出了之后,身边人说了,他们权力太大了,人家一个大军区司令,就他们你用一个我用一个,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要一千万的。
记者:那这个军队就等于是他们家的。
杨春长:就是嘛,成了他们家的了,又把当时的军委领导人架空,很复杂这些问题。
罗援:现在出现了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人,一切朝前看,跑官、买官、要官,虽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应该是我们军队的极大的耻辱。
解说:从揭露的军队这些腐败案件来看,都有层级高、贪腐数额巨大、利用军中便利破坏法治、长期隐密等特点。
杨 春长:一种评价说,军队里的腐败比地方腐败还严重,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现象,他正是利用了,客观上利用了,或者主观上利用了军队高度集中统一,高度集 中统一就是保密。他这种领导体制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司令,就是这个最高指挥员说了算,有些贪官利用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客观上又保护了他们为所欲 为。
罗援:如果我们不抓这些腐败现象,我们军队将会成什么样子,我都感到后怕,首先是 军心就涣散了,下级一个基层的指战员,他对你上级不服,你上级有些人在那搞一些贪污腐败,搞那些跑官买官,拿来的这种职务,他下级能服吗?而上级这些有一 些跑官买官,拿来的官职,你说能带我们打胜仗打硬仗吗?士兵他谁愿意为一个贪官去献身,为一个贪官去打仗,那贪官他自己有自己的小金库,他怎么能去为国去 舍命?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你如果腐败你不除掉,你不用打仗,你这支部队就败掉了。
姜 春良:军队的腐败体现在什么地方,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就是金钱的使用。军队,一个国家养一支军队,要付出巨大的军费,购买多少先进的武器装备,养多大规模 的军队,这些都是由金钱所决定的,在建设军队的过程当中,这个金钱被贪污了、被浪费了,没有使用到应该使用的地方,这样,国家的投入就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 力。
解说:军中巨贪谷俊山和徐才厚案既涉及了钱物的直接腐败,也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用人腐败”向军队的渗透。
杨 春长:他(谷俊山)太不入流,他不上层次,居然当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中将,而且他说他还要当上将,还要进军委,当军委委员,当总后勤部长,当副总参 谋长,而且他已经是跃跃欲试,不仅是蠢蠢欲动,而且他已经坚信能够得以实现,因为他那么走过来的,按他的逻辑就会顺利实现的,就说社会,尤其是我们说的军 队,军规的导向机制变了或正在变,它就靠钱。
姜春良:有些人的儿子,有一些人的女婿,有一些人的秘书,靠近首长,比较亲近,或者是有的人通过金钱贿赂主官,这样就选拔了一些不具备能打胜仗的人,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罗 援:现在我们看到用的很多干部是什么样的呢,管钱管物管人,首长身边的人,这样空降到什么地方去,或者是非正常提拔,这个是极大的杀伤了军队指战员的积极 性。我们的整个国防实力也是在大幅度的跃升,特别是我们有核武器,你说哪一个国家能让我们中国亡国灭种,任何国家做不到,唯一能做到让我们打败的就是我们 自己,就是腐败问题。
杨春长:我记得我在总政的时候,我当副局长的时候,有个纪检部的 副部长后头当了部长,就是彭德怀的侄女,叫彭钢,号称军队的女包公。我们一座楼办过,一个院里住过,我说你抓一抓,她就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的样子,她说有 一个高级领导,占用了7台车,她就想通报一下,后头她就说比她大的人不让讲。就这些事,就这个监督机制的话,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就形同虚 设。
解说:随着军队反腐工作的持续深入,中国军队将开展为期一年军费审计。将对“经费资金流向、支出凭证、内部接待场所和预算外经费管理情况”进行调查,以寻找贪污盗用的证据。
杨春长:你海军的去审计空军的,空军的去审计陆军的,交叉开,依法从严治军,一定要在治标的过程中,治标的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根治、治本的这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这种机制来,监督、制约,让人们都在监督之中,要对权力有敬畏感。
罗 援:我们军队要加强自我监督的能力,我觉得军纪委也应该像审计署一样,变为中央军委的直属机构,他不是放在总政治部,这样呢把我们的审计监察还有检查纪律 检查,把他整合到一块,形成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部门,这才能进行有效的监控,否则就像你说的,自己很难去审查,自己很难去自我监督。
杨 春长:我曾经倡导过,呼吁过,我说要把军费在一定的范围里头公开,没有什么可怕的,连军级单位里头至少公开到,让所有的团级干部知道,在国家这个军费,国 家这个总的经费,什么总收入,或者总经费里头给你军队切的这个蛋糕,给你切了多少,你这个规划什么什么用于多少,不要留下你的私密空间。
解说:对于军队腐败的一些根源问题,中央军委接连出重招,试图打掉各种关系网、小山头,防治习近平所说的“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和失之于软”等机制性漏洞,消除徐才厚、谷俊山等腐败案件滋生的气候。
姜 春良: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查处,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国后的历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来没有一个被逮捕,开除党籍和剥夺军 衔,那么徐才厚是第一个。所以徐才厚这个军委副主席成为了腐败分子,对于军队的形象,确实带来了严重的、不利的影响。那么习近平通过查出徐才厚使军队受到 了很大的教育,也使军队中的腐败官员,受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撼。所以整治了徐才厚及徐才厚所培养、发展出来的一些军营上的腐败干部,对于军队的消除买官卖 官,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军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杨春长:若干年吧,多少次清房,可是就有不清退的,就有两套、三套、四套以至于更多的房子,逮住就闹他,没有奈何,军队没有动真的,那习近平为军委主席的,中央军委,人家上来以后,大刀阔斧,就是认真的搞清退,谁也不敢不老实。
姜春良:过去,为什么我们省纪委查处腐败分子不那么得力,作为有限呢?因为他要查出腐败分子,首先要向省委书记汇报,省委书记同意,你才能够查处,如果这个省委书记就是腐败分子,那你就查处不下,那么军队纪委书记同样如此。
姜春良:现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之后,在中央纪律检查工作和军队纪委工作上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习近平所提出的,不要搞军队的山头,就是防止依托某个重要的领导人,军队的领导人,形成于依附于他身上的人身依附,一荣共荣、一衰共衰。
罗援:我看最近我们军队也开始进行人员的调动,很多人员的调动都是高级将领的平职调动就这种流动我觉得可以起到一种交流的作用,起到互补的作用,而且起到增强我们军队的凝聚力,也是对消除山头本身是一种有利的举措。
解说:近期军队新规频频,针对的对象既包括军队高层领导干部及秘书,也包括基层领导干部,选人用人制度越来越严密规范,腐败的口子一步一步在收紧。一些将军认为,今后被打掉的军中腐败分子级别肯定不会低于已经被查处的,军队后续反腐动向,值得期待。
来源:凤凰卫视
事实+
徐才厚豪宅里现金堆积如山
2014 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谈及徐才 厚案。次月,《凤凰周刊》大篇幅报道了查抄徐才厚受贿财产的细节,称在北京阜成路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徐家豪宅里,办案人员打开地下室,被堆积如山的现 金、和田玉、硬木、翡翠、古玩字画吓了一大跳。
2014年12月,解放军报头版刊文 称,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长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一个长安人在这里 呆久了,也变成了“两面人”。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荀子 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腾讯新闻综合中国青年 网、新华网、凤凰周刊报道)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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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  20150309
【少将曝徐才厚卖官内幕:大军区司令行贿两千万】开始公开说军队的腐败了。虽然只会是冰山一角,但比以前的只字不提还是进步了。 http://url.cn/as16p7
@张梦云: 真不贵,求代理。 || @展江: 大军区司令有的是上将。 || @盛大林: 大军区司令是中将。2000万之说太保守了! || @展江: 1996年听说升少将有人开价10万,从10万到2000万,20年不到涨了多少倍?叶楚华: 1996年才十万?不可信吧?1996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20元,初中,桑塔纳是二十万一台吧,半台桑塔纳可以少将?
他 在台上时,一颗将星标价1000万,正师级800万。四个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均是他的人。从新兵到将军都有行情市价,买官卖官最可怕之处是什么?不是现在 已经披露出来的几亿几吨的钱,而是围绕这些钱所形成的交易链条。当一个将军要1000万,买官的钱从何处来?因此这个交易链条之长你尽可想想。

“两会”又添笑话2015-03-03 乔木 入木三分

各地开完地方的人大和政协“两会”,3月份再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本来开会质询、辩论是现代政治必不可少的环节,可在中国政治中,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像8九年那样的大事不开会,枪说了算。

两会中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宪法规定的从地方到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协商会议又是各界参政、议政、监督的主要场所,但谁都知道其实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脚后跟上吊——哄鬼。

关 于两会的笑话太多。比如不像外国的议会,为了选民的利益辩论争斗,中国的代表委员开始都正襟危坐,聆听领导的讲话。但是面对冗长枯燥的讲话,最后许多人都 睡得东倒西歪,或无聊地翻看手机。这样的照片每年都在网上流传,当然CCTV的镜头里肯定没有,每次一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由于两会上很少有成员提问、辩论和自由发言的机会,就算说了也没用。加之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是专职的议员,作为名流明星富商官员,开始还来开会凑个热闹,后来发现不过是政治花瓶,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如果和自己的事情冲突,宁愿不来。

北京市人大做过统计,每年人大会议各种原因缺勤的比例平均达20%,有少数代表缺勤达80%,五年里顶多来开一次会。全国政协委员刘翔,由于训练、比赛等原因,也像其他运动员、演员一样经常缺席。对于他们来说,比赛和演出应该更为重要,但为了某种政治点缀,被强拉进秀场。

有些倒是经常来开会,也愿意发言。本来作为议会,应代表选民,监督政府,质询官员,但往往变成对领导的讲话高度评价,感动的鼓掌流泪,回去以后一定要学习传达。还有些由于养尊处优,远离群众,经常出现脱离现实和时代发展的“雷人雷语”。

今 年的两会,各地又出现了一些新笑话。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东莞市的政协会议,工商联小组是16个分组中“含金量”最高的,大多数委员都是“富豪榜”上 数得着的人物,引人注目。但是在分组讨论环节,很多人不来或迟到,由于不断等人,只能一再推迟开始。开始后无人发言,主持人为了避免冷场,只好挨个点名, 动员发言。一些老板不知是不愿说、没啥说、还是说了也没啥用,点到自己,高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然后就呵呵,大家也跟着哈哈。

两 会还有个亮点,就是不管靠不靠谱、有没有结果,一些人会提交提案,表示积极参政议政,可是也会闹出笑话。据新华社报道,今年山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通 报,自去年会议以来,共有40件提案涉嫌抄袭。大概是口头说假话、空话、套话不过瘾,书面的提案也开始作假,还是最下作的抄袭。

媒体对处理结果是作为正能量来报道的,赞扬了组织对提案抄袭者进行约谈的做法。

可是这些抄袭者也挺委屈:不来开会吧,不给组织面子,也对不起组织给的政治待遇。来了响应组织的号召,糊弄个提案,不就是个走形式的东西吗,好像不抄袭就真能解决问题。这组织也太不给面子了,还好意思拿出来说?

组织就是这么有意思,不光代表人民,还经常逗乐人民。看来网络时代的极权不是被推翻的,是被笑翻的。(首发东网评论 on.cc)
#自由报#图源TYTSTX65 【郭春平确定被便衣抓走,请大家关注!】刘士辉律师:刚才我和老曾通过向郭春平的邻居们了解,确定郭春平于2015nian3月6日17时被8—10个便衣抓走。请速扩散。 刘士辉于3月9日18时
竺忠利 
我是一个被统一思想的人,一直以新闻联播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他们对西方价值观恨之入骨,我自然也咬牙切齿。西方就数美国最坏,把“人人生而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 ~人人怎么可以平等?如果平等了,国家级的常委,不是与环卫工、殡葬工没有区别了吗?不是与处级的县长、科级的镇长平起平坐了?妈妈的!20150310"
http://t1.qpic.cn/mblogpic/09d8cb53c327bcce1170/2000
【徐静波说两会】刚才在记者会上提了问:“张委员长昨日说,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要健全向党中央请示制度,那么人大与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关系?”法工委主任答:“党是通过人大制定法律来管理国家,因此人大在法律制定中遇到问题需向党请示。”通俗易懂!温军
非常纳闷两会的人大代表是怎么出来的?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人大代表了?是选出来的还是指出来的,还是当官当出来的,还是用钱买出来的?还是什么?duang!!!!谁解答下?
老茶楼--抗命
让所有的人都变成瞎子,中国就没有雾霾了!把所有的公鸡都杀了,天就不会亮了!把所有的网络自媒体都封了,天下就永远是王朝的了!但别忘记,秦始皇焚书坑儒,建长城也没有能阻止二世而亡!

雾霾起,人艰山河破http://read.bbwc.cn/pm33x3.html?isappinstalled=1&nsukey=y2I6wLBzmYcdqzVJwnnA9C8IqK5r8WOB8qjzcCC5QOY1Ts%2BbSEC0rySJ5YXmCAL6VoYQPibfht%2B3COQCp4PKY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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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起,人艰山河破

  • 产业升级喊了多少年,可最赚钱的产业仍然是高能耗的房地产
  • 如果任环境继续恶化,国还在,山河却要破了
我曾在英国生活了一年。去之前,就听说伦敦是有名的雾都,小时候也看过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但到那一看,哪里有什么雾,只有一个服装品牌叫“伦敦雾”。
狄 更斯一百多年前的小说“Oliver Twist”没有直译成主人公的名字,而是意译成“雾都孤儿”,是因为那时伦敦有雾,很严重的雾霾。当时的英国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世界工厂,到处都在生 产、制造、采矿,煤是主要的能源,工厂的烟囱、蒸汽机火车和轮船上源源不断地冒出黑烟。
但现在伦敦没雾了。当你发现身边买不到任何英国制造 的东西时,那里还能有雾吗?英国人做了两件事:一是转移,把污染耗能的制造业转移到曾经的殖民地,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二是产业升级,重点发展贸 易、金融、教育、旅游、体育和创意产业。想一想你身边有多少人耗资去英国留学、热衷收看英超联赛、达人秀什么的,就能明白那里为什么没有雾霾了。
可 我们怎么转移呢?无非是把北京奔驰、北京现代从城区转移到郊区的大兴、顺义,把重污染的首钢从北京搬到河北,把富士康的工厂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产业升级、文化立国喊了多少年,最赚钱的产业仍然是高能耗的房地产,不管是首富严介和、王健林,还是意见领袖任志强、王石、潘石屹,哪个不是钢材水泥、打 桩嘶鸣、尘土飞扬来钱快;当你呕心沥血拿到的稿费,要和生产、消费、中了彩票适用一样税率时,所谓文化立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只是个美好的口 号。
挥之不去的雾霾,从一个地方到全国大部,从偶尔有到偶尔没有,这是30多年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积累的必然结果。就像盛夏开空调,虽然热 量只是从室内转移到室外,但空调运行本身要产生热量,制造空调要耗能,把煤炭转变成电力要耗能,哪里都在制造热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发展 就是硬道理,官员考核看重GDP增长,促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不考虑人的感受和环境负荷,一味刺激增长,然而日积月累,排放、挥发出去的各种东西,以雾霾 的形式又回来了。
道理大家都明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不是大楼,而是要培养大师。可是百年树人太慢,哪有一年盖一个大楼来得快?大师 难求,校长要当,换个领导就盖楼。不是大家不重视,环保局早升级为环保部。也不怕美帝的阴谋,天天发布PM2.5的数值,可就像播报钓鱼岛的天气预报一 样,除了警示,就是无奈。
雾霾从哪来?抽烟的说是烧烤的,烧烤的说是开车的,开车的说是油厂的,油厂的说是工地的,工地的说是风刮的,气 象、环保部门说真要刮风就没有的。戴旭大校说雾霾是美帝的气象武器,张召忠少将说雾霾可以防止美帝的激光武器,于丹姐姐说“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 霾进到心里”。
雾霾是经济发展、环境破坏的沉痛代价,雾霾又催生了环保、健康经济。股市上只要和环保沾点边的企业,股票就能逆势上扬。之前 人们都在争相购买各种规格的口罩,最近随着雾霾加剧,各种团购空气净化器的帖子最受欢迎。可是空气是流动的,人是要活动的,净化了家里的,还能净化了室外 的?总不能天天戴个防毒面具去上班、上学、上床。
也许于丹说的对,如果不出门、关门窗、净化器都不能阻止雾霾,那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了。往日,普世追求人人平等而不得,当举国都是沙尘暴和雾霾天的时候,人人平等实现了,因为你无处可逃。
即使移民海外,近一点的日韩港澳台,风一吹就过去了,远一点的欧美澳南北极,蝴蝶效应,哪儿都会多少受到影响,沙尘、暴雪、飓风、干旱、冰川融化,寰球同此凉热。何况大风起兮,云卷云舒,内心纠结,岂是说走就走?
不 要以为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只是国际上的推诿争斗,国内政治一样体现。过去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现在解放60多年了,连港澳台都已经或快要“解放”了, 蓝天却越来越少了。过去贫穷困顿、阶级斗争,至少大家还可以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或者“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 映着美丽的白塔”。可现在谷堆被拆迁了,江湖被污染了,白塔在雾霾中看不见了。
现在,中国能上街游行示威的就两类:反日反美和环境保护。从 东南到东北、西南,多地发生类似反对石化PX项目的游行,甚至建个垃圾焚烧厂、手机信号塔,都可以激起民怨。环保是个中性话题,无关政治,政府只能疏导。 但在中国,谁都明白,只要上街,就是政治,就和社会稳定相关。
2月25日,北京雾霾继续,满街都是口罩,习主席也上街了,和市民交流,过问垃圾处理、地沟油回收的情况,而且没戴口罩。像他的每次出行一样,此次尽管有很多解读,但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告诉大家,他和民众同呼吸共患难,体验和解决环境、健康问题。
中国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但国破山河在。如果任环境继续恶化,国还在,山河却要破了。
撰文/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副教授)
http://t3.qpic.cn/mblogpic/69bfdf0c10ba67b19ff2/2000
刘虎 书记一说自来水异味无害,后边的表情帝就再也忍不住了!http://url.cn/dGgBfJ20150309
http://t1.qpic.cn/mblogpic/2056a1bc14186c1f2eba/2000
不寒冷的冬季 #散步在三八节#我们生活在同一穹顶之下,这里蓝天成稀缺星星被藏纳;五千年驯化的一土奴民,从来没有今天这么觉醒想要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成过往,诉求关乎每个民众的生命健康有你有我还有他! [拳头] [拳头] [拳头] 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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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3
在中国,单一的个人诉求和抗议是微不足道的,俄罗斯就不一样了!3月7日 15:26 全部转播和评论(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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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清风保持队形~别插队 201503爱琳娜宫廷内斗戏 || 老木-第8个是铜像: || 往终点赶de人: 玩“老鹰抓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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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灯大师
#两会# 中国城管实在强,震慑五帝和三皇,湖南出了秤坨狼,延安又出爆头狂,湖南队长去上床,广东队长十套房,城管执法比较忙,明明白白耍流氓,他们打人很平常, 十八武艺全在行,点灯劝劝城管娘,做事不能太荒唐,出事就把罪行藏,临时工来替他扛,百姓不是一群羊,人人都是李闯王,野蛮执法寿不长!


马云为何盯上台湾青年本文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版2015 年 03 月 09 日

撰文/廖信忠(台湾作家,著有《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等)
http://read.bbwc.cn/rksptf.html

突然间,大家都对台湾青年展开双臂,台湾年轻人一跃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角
如果少了人民币这个卖点,大陆对台湾年轻人还有什么诱惑?

马云又来台湾了,这次他不与台湾企业界大佬吃饭,也不在工商界或互联网论坛上发表演讲,而是直接走入校园,穿着轻松的休闲服,与大学生畅谈他的创业经验。
他 大谈梦想,大谈理想,现场气氛热烈,但台下听众最感兴趣的仍然是“20亿创业基金”——阿里巴巴在3月2日晚间正式宣布,将在台湾成立20亿人民币(合计 100亿新台币)的创业基金,比早些时候拨出10亿港元成立的“香港青年企业家基金”还多。这个基金将用于扶植台湾年轻的新创企业家,以服务业及农业优 先。
从今年一月起,台湾刮起了一阵马云旋风,与马云有关的书籍在书店里大量上架,与台湾、日本等地的企业家书籍并列;台湾人利用淘宝跨境购物已经渐成习惯,马云的大名也开始被台湾人所熟知。
在 此之前,马云关于台湾最有名的一段讲话大概是在公益项目“中国绿色公司”2010年年会上的演讲,他提到有次来台湾和一群头发都已斑白的企业家聚餐时,大 家都在谈创新这件事,他在演讲中说,“台湾没希望了,假如七八十岁的人还在创新。”因为他认为如果年长者总是觉得自己比年轻人聪明,不相信年轻人比自己更 会创新,那就会出现灾难。这段话在当年引发极大的讨论,有人认为马云一针见血,也有人觉得他有年龄歧视。
大多数年轻人觉得马云说得太对了,他们认为台湾的资源及财富都掌握在这群老人手上,导致年轻人被剥削打压,没有出头的机会。
去 年年底,马云对台湾年轻人发出邀约,表示“如果你想到大陆创业,请跟我联系”,他也说过,想要“专门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学习、创业的基金”。20亿人民 币,对阿里巴巴来说不是太大的数目,但大陆还有那么多需要被投资的年轻新创企业,马云为什么要把钱投在台湾年轻人身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宣布?阿里巴巴宣 称这笔基金是“非营利”性质,但马云是个商人,不是慈善家,他投下这20亿必定希望有所回报。
无独有偶,今年1月的移动互联网两岸年会,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猎豹移动CEO傅盛都到台湾“布道”,拥抱台湾年轻人。猎豹也宣布将在台湾成立总额为1亿新台币(约2000万人民币)的“猎豹创业基金”,用于扶持台湾的创业者和创新团队。
不 仅是大陆这些魅力型企业家对台湾年轻人展开胸怀,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也特别提到台湾青年,表示 “愿意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与台湾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政协主席俞正声先生,也在政 协会议上宣告“要为台青多做工作”。突然间,大家都对台湾青年展开双臂,关心起台湾年轻人来了,过去没人关心,在这一年,台湾年轻人一跃成为两岸关系的主 角。
如果我们要做更多的联想,去年12月9日,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在台湾“九合一”大选后首 次访台,就提出建议,“要让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的获利方式惠及台湾民众及青年”。几乎同时,12月15日,在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上,马云在演讲中首次放出风 声,要出资20亿人民币成立基金,以投资台湾年轻人创办的公司。此言一出,不仅轰动了全场听众,而且像甩了现场那些台湾的工商界大佬们一个巴掌,替年轻人 们出了一口气。最后,台湾政府也要急忙跳出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青年创业基金,而且也快100亿台币。
这 其中是巧合亦或特意安排,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我们看到,不管是大陆官方或民间,现在更愿意直接与台湾年轻人打交道。从去年“3•18太阳花学运”爆发 后,在这一年的两岸新闻中,“三中一青”(指的是中小企业、中南部民众、中低阶层及台湾青年)这个名词被大量提起。过去,北京对台工作长期忽略了这些群 体,两岸交流的资源及好处被少数游走于两岸的中间人,又或者叫两岸掮客的瓜分垄断,现在,北京开始重新审视两岸交流的红利分配,意在让台湾的中小企业和青 年更“有感”。
仔细看看这些企业家的讲话,还有官方释放出的信息,不管是“到大陆创 业”,或是“让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更便利”,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这就产生了思考上的差异。比如,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到香港、台湾自由行的观光客认 为,他们旅游是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为什么你们还要设置条条框框?再如,近年经常听大陆说要“让利”给台湾。其实,这些说法都忽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台湾 并不是没钱,只是过了经济增长的高峰期而已。对现在的台湾年轻人来说,他们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当然会认为经济增长是好事,但若经济增长影响 到环境,甚至影响到价值观,宁可不要;对于“让利”,台湾年轻人觉得,大陆自己还有许多需要扶助的贫困地区,为何要“让利”台湾?他们认为,只需要平等互 惠的正常贸易即可,不用特别“让利”。
台湾年轻人当然对大陆好奇,也对大陆这个舞台跃跃欲试,不过,如果少了人民币这个卖点,少了“市场”和“舞台”,那大陆对台湾年轻人还有什么诱惑?
我 不怀疑大陆对台湾年轻人的诚意,毕竟年轻人才是未来,他们没有过去意识型态的包袱,看得比上一代更多更广。未来,两岸三地的政治局势发展将取决于年轻人的 抉择,尤其是彼此价值观的认同度。价值观是什么?就是通过企业家和官方的宣传与努力,台湾年轻人登上了飞机,一觉醒来,却发现不能用Line报平安,不能 在Facebook上打卡,那时,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彭 真在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讨论林、四两案审判方案会议上的发言很能说明执政党的本质,也是他们今天仍然高举暴君旗帜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审理罪行的, 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中 共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这个意识形态。 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
在 中共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情,没有人情。“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必要,而且光荣。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 打死老师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屠杀当然没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还穿上了崇高正义的外衣。
那 些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左棍毛奴眼中:毛是不可批判的千古圣君;毛的绝对权威是天经地义的,完全禁止讨论,遑论不同意见!他们也许由衷认为毛是全国唯一大 智大慧的哲人,所有人不过是政治愚民或政治顺民;他们习惯信从毛的一切,习惯由强权解释历史,评判是非,规范行为,制定王法,控制整个社会。钱维华3 
文 革中的许多高干和大知识分子,即使自己被批斗得体无完肤,还要争先恐后地自我批判和批判他人。他们甚至在自杀或被逼自杀时,还留下向毛表忠心的遗书,要求 子女听毛的话。这是一代人的彻骨之痛。人们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总算明白:把个人命运和自由出让给任何一位伟大领袖或者强权终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钱维华3 
毛 泽东思想一旦成了宗教,毛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教皇。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令罗马教宗望尘莫及 的壮观场面。文革远远胜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狂热,到处是一幕幕比中世纪宗教迫害惨烈百倍不止的“清除异己”、“打倒砸烂”以及“有理杀戮”。钱维华3 
中 共一直宣传的置集体于个人之上,为共同目标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道德观极其反动,文革正是道德堕落至极点的明证。正如哈耶克说的:“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 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中共念兹在兹,始终不弃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目标,这是极权制度最大的特征。钱维华3 
张 召忠的嘴,郭美美的腿,刘光明的屁股真圆美。司马南的头,邓亚萍的球,雷政富的12秒浪费油。方舟子的假,毛新宇的傻,康师傅的情妇车里耍。谷俊山的府, 丁淑苗的主,刘志军玩遍了一剧组。王立军的馆,薄熙来的反,一场车祸计划转。孔庆东的眼,袁贵妃的舔,胡锡进的文章不要脸。
【批 评】我们国家最宝贵的,是批评的声音。没有批评:红十字、足协还在疯狂敛财,第四次燃油税或许又涨了。满目都是权力在任性:广电随意停播节目,高速随意延 长收费,领导随意左右法官的判决…人民却无力监督和制止。评:若再消灭批评的声音,权力就不是任性,而是直接邪恶了。
美欧经常指责朝鲜为流氓国家,不明白其含义,手欠度娘一回,吓得俺不停叨叨:俺梦游朝鲜,中国梦不是这版本……
【别以明星脑残粉心态的跪着写两会】拿着那些珍贵的两会采访证,写这种娱乐八卦垃圾,是对新闻资源的极大浪费。以明星脑残粉的跪拜心态写新闻,写出的必然是成为笑柄的脑残作品。媒体下次能不能别派娱乐记者来跑两会?
彭 真在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讨论林、四两案审判方案会议上的发言很能说明执政党的本质,也是他们今天仍然高举暴君旗帜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审理罪行的, 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钱维华3 
一 群人抓住了一个妓女,要用石块砸死她。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谁就有权砸她。于是人群散去,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知道自己有罪。可惜故事到此并没有完—— 一群闻讯而来的布尔什维克狂暴地将这个女人砸成肉泥,因为他们需要藉此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且越是满身罪孽、恶贯满盈者,越需要证明。
【人 无信不立】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今天称,他现在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人民币。但根据中国联通A股上市公司的2014年财报,他当年的薪酬为人民币 107.5万元,且在中国联通香港上市公司持有股份,且在2014年清空套现。戈培尔说,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红朝可谓后继有人http://url.cn/WR2D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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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闫鹏飞
2015-03-09 18:48 来自 10%公司
常小兵。 东方IC 资料
       3月9日,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现在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人民币。
       常小兵的薪酬体系如何,暂未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去年获得的总报酬并不算少。
       根据中国联通A股上市公司(600050)的2014年财报,常小兵当年的薪酬为人民币107.5 万元。 值得注意是,常小兵在中国联通在香港上市公司(00762.HK)也是有股份的,而且在2014年清空套现。
       港交所资料显示,2014年9月,常小兵场内减持股票6.6万股,套现92.136万港币。更大的一笔发生在去年12月19日,清空全部68万股,套现709.92万港币,成交均价10.44港币。而在2013年,常小兵也有减持公司股票行为。
       中 国联通在对外回应常小兵清空股票的行为时曾说,68万股期权到2015年初即将到期,过期不行权,将自动作废,而常小兵的个人行权收益远远低于 709.92万港元,只有该数字的几分之一,因为当时联通给常小兵期权时,曾约定一个授予价格,股票价格高出授予价格的部分,才归常小兵所有。
       国企高管的薪酬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话题。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陆启洲的一句话引发热议, 即“自己扣除三险两金后月薪是7800元(人民币)”。
       他 随后澄清解释,由中央任命的干部,薪酬分三部分。一个是基础薪酬,就是每个月可以拿到的月薪。第二个是年薪,如果中央下达的各项指标都完成了,第二年会一 次性发放前一年的年薪,也叫绩效工资。第三个是中长期激励,中央企业负责人一般三年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会对这三年进行考核,然后再一次性发放这部分薪 酬。
       陆启洲透露,如果绩效、中长期激励都完成,他现在一年可以拿到50万元(人民币)多一点。       
       去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会议强调,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
       全 国政协常委、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3月7日表示,“中央决定这么做是对的,我是拥护的,已经带头把工资降下来了。”刘振亚说,“我过去含税一年 120、13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是公司降得最多的,但是也没意见,因为过去(高薪)拿了这么多年了,房子也有了,还配着车……别说降下来,就是两年 不发也够吃够喝。”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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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长: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新京报: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 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 龚克:希望加快。 http://url.cn/X2v3tm

南开校长: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凤凰网资讯 > 2015全国两会  来源:新京报
http://news.ifeng.com/a/20150310/43304315_0.shtml?_share=qq&tp=1425916800000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资料图片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资料图片
原标题:龚克: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南开大学校长称高考问题根源在于优质资源供需绷得太紧;出问题的校长多数管基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5年要继续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大学校长该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高校腐败问题上,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管基建的校长。
【教育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绷得太紧
新京报: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自主招生时说,全部禁止以联考和培训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把自主招生的时间全部调到高考之后进行。这会不会对学校自主招生带来困难?
龚克:的确会有困难,但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是正常的。把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综合评价基础,如果有必要就(对学生)加试,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加试。这个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往前走,别纠结于细节。
新京报: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龚克:在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比如今年说提高高考的统一性,25个省市用同一张卷子,这是一个方面。接下来的问题是,考试内容怎么出,怎么实现区分度。
高 考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 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如果能有效引导需求,不是所有人都要上普通高校,可以进职业高校,建设一批名牌职业高校,增加优质普通高校供给,可以缓解高考 压力。
新京报: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尽快消除教育不公,你怎么看教育不公问题?
龚克: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是 正相关的,国家在教育均衡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南开大学每年3100名招生里,来自全国800个贫困县的县以下中学就有200人。这些项目的目的,就是 打破贫困的迭代传递,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高校去行政化】
乐见大学校长走向仕途
新京报: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
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
龚克:希望加快。
新京报:现在不少名牌大学校长都走向仕途,你怎么看?
龚克: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我倒挺乐见。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会转向行政工作吗?
龚克:我觉得我不太行,我是另外一种性子的人。
【校长兼职】
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好处
新京报:现在不少校长的社会兼职特别多,你有兼职吗?
龚克:我兼职也非常多,我们学校有公示,能查出来。那还都是主要兼职,小的零七八碎的还没写上。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兼职?
龚克:一个方面反映了各种社会团体希望有专家参与。比如我参加的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委员,它看重我的是我过去搞数字电视标准;总装的科技委,它看重我过去搞军工的经历,或者说管理能力。这些跟我是不是校长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兼职是从校长职务上衍生出来的。
总体而言要防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过多的社会兼职,使得校长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个大学的工作。第二,要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个人好处。
【高校腐败】
高校腐败多与基建有关
新京报:对这几年校长的腐败案,你怎么看?
龚克:高校腐败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系。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当然,选人也很重要,但有些人一开始选的时候并不是坏人,包括贪官,恐怕不全是一开始就是贪官,但是他到任以后没有监督没有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腐败。
新京报:校长怎么卷入基建腐败?
龚克: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正好管基建的校长。像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在被查前我们把他当做基建专家,结果他就拿人家的贿赂,让人家来参与这些投标,或者投标里头有优惠。
【留学低龄化】
高中出国留学学生压力太大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一直在提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培养?
龚克:中国家庭看孩子好不好,先看他乖不乖,一直到大学都看你乖不乖,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
老师要容忍孩子质疑,瞎提问题也不怕,鼓励他、引导他能提问题的能力,把问题结构化,去分析去解决。
新京报:有数据显示海外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到海外读高中学生越来越多。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龚克:我不赞成低龄化,我认为如果在国内能上好的大学,上本科还是可以的。低龄化出去,确实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的压力非常大。
新京报:你建议多大出去比较好?
龚克: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声音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
●高校腐败情况各式各样,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都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新 年新气派|<炎黄春秋>再度猛攻马克思主义】<炎黄春秋>的爱憎观是极其鲜明的.爱什么,恨什么,对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办刊 迄今,从未含糊.今年第二期,这种爱憎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期的首篇重磅文章,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集中火力猛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斗争和无产http://url.cn/cN4EIi
廉政公暑
什 么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讲规则,欺软怕硬,为非作歹,见狼现羊样,见羊现狼样的人,见强者,他是一个奴才,见弱者他就当主子。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中国传统 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儒表法里,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与儒家的道德合成的。

【奴 性】给你平反,感恩戴德,从来不问为何含冤;户口改革尚在嘴上,赞歌雷动,从来不问,为何失去迁徙自由;改革开放高呼万岁,从来不问为何闭关锁国?物价略 降,赞美如潮,从来不问为何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抓几个贪官举国激动,从来不问为何贪官满地;依法治国,更需感恩,从来不问为何可以有法不依?
在中共两会上,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泽群自曝电视收视率黑幕。张泽群表示,电视收视率缺乏公信力,并质疑其真实性:“有人拿钱买将军,就没有人拿钱买收视率吗?”网民表示,根本就不相信收视率,现在一些电视节目被钱绑架了,低级无极限,祸国殃民。
中央电视台也不遑多让,官方媒体已经证实,多名女主播卷入周永康贪腐案。最近突然辞职的央视军事频道女主播冯琳,据说背景也不简单,有海外媒体甚至形容某些电视台变身为「大妓院」,某些女主播更沦为「东莞小姐」。钱维华3 
尤其是一些文工团和舞蹈队,当中不少美女早已沦为军头的二奶情妇。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被双规时就传出,他在各大军区的文工团都有姘头,每到一地都有「妃子」侍候。这些文艺女兵的本职工作原是慰问基层一线官兵,最后居然成为首长们的「慰安妇」,「战斗」在将军们的胯下。
第 五代掀起的反腐整风,揭开了军队文工团和中央电视台这些机构的神秘面纱,让外界看到了背后权色交易的龌龊不堪。以军队文工团为例,有「军中妖姬」之称的汤 灿被特招入伍之后,不仅爬上徐才厚的床头,不少地方党政官员亦臣服于其石榴裙下,最后居然还与韩国间谍睡到一起,如此丑行让人叹为观止。
中 共两会中不少代表委员进京游山玩水,屡屡缺席会议。3月8日上午的河北团第二组小组讨论会,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缺席,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为此发起飙来。他 又说道:“当人大代表不能浏览观光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他质问:“想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是什么劲头啊!不能当上了就不负责任啊。”
【洗脚妹一席话令中共人大会场静音】有“最美洗脚妹”之称的中共人大代表刘丽日前在安徽省代表团讨论时表示,现在农民工讨薪很难,她建议在民工讨薪期间,用人单位要承担劳动者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她的建议提出后,会场没人回应,鸦雀无声。
每 年中央首长们都要看望离退休的干部。都会说离退休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原来一至不理解,怎么只有当过领导的离退休后才能成为宝贵财富,我等平头 百姓退休后就不是财富哪?现在看到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被揪出来后的巨额财产,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领导英明哪,说是财富就有财富哟
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被记者问及“上海踩踏事件后仕途是否受到影响”,韩正颇显尬尴,最后仅是对踩踏事件表态,口中说了3次“严肃处理”,但始终未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3月8日 17:23
2007年11月,非法集资大案曝光。数万名受骗的「蚂蚁养殖」投资者包围了「蚁力神」保健品总部追讨款项,还包围了辽宁省委省政府。「蚁力神」事件涉及113万养殖户,被骗金额上百亿,而赵本山正是「蚁力神」的最重要代言人,薄熙来则是「蚁力神」的后台与受益人。2015/At 08:04 on March 8
“李 克强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上海)这个举措可以说实实在在触动了这些圈子的利益了。可以说棍子实实在在打到他们身上了,让他们痛入骨髓了。这对那些 权贵阶层来讲,损失是非常非常巨大。”PS :这些人必须要离开,他们的公司必须要关停,等于是逼他们离开上海,不能再在上海经商。”3月8日 17:15
发达程度、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拖延了一百多年还不建立民主制度,用假民主假选票假选举欺骗国民,用民主有害论愚弄恐吓人民。精英要么外逃,要么服务于独裁体制,几个人在为民主呼喊?没有民主而谈伟大复兴、伟大梦想,不只是空谈,而是祸国殃民。
独裁者需要外来敌人,把外来敌人描述的越坏,越可将独裁者打扮成人民的救世主和保护神;而实际上,独裁者依靠榨取人民的血汗和劳动成果而生存,独裁者最害 怕的是人民不再相信他,为了维护独裁者的神坛地位,独裁者用尽了从欺骗到镇压的一切手段;因此,独裁者的真正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国国民!
#房产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两件事办得最有效率:一是给官员们涨工资,二是向老百姓摊派和征税!
廉政公暑
你 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 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 应克复
http://www.yhcqw.com/html/wqhg/2015/210/15210111029CJA99773I9DGG4J25EHE2K2.html
2015年第2期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
    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的浩瀚著作中论述得并不多,但却是马克思的重要主张。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强调"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他的"新贡献"。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郑重地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专政。"从马克思的自我表述中,可知无产阶级专政是他的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达到无阶级社会又必须经过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他说: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只有承认阶级斗争、专政的人,才是马 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在世时,除了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各国实践的情况。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 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我们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怵目惊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上个世纪30年 代,以专政的名义进行了"大清洗"。据苏联晚期负责冤案平反的官员说:"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达2000万人(占苏联人口的1/10)。"党的领导人托洛茨 基、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到杀害。中国则有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史称"文革十 年浩劫"。波尔布特执政的红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8个月(1975—1978年)时间里,对本国人民进行大屠杀,竟使柬埔寨人口骤减了1/3(据《国际统 计年鉴》1995年版)。当时柬埔寨人口约700余万,据此数计算,被杀戮人口在200万左右。这在死亡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空前荒谬、空前血腥 的纪录。波尔布特在文革期间几次来北京取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向他推荐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
  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干的。那么,研究和廓清这一理论的缺陷应当是我们的责任。
  "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
  任何国家其权力只能为某一统治集团所占有。所谓地主阶级是封建国家(应当是"皇权专制国家")的统治阶级,资产 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未免言过其实。在某种生产方式下,虽然有一个阶级主导其生产活动,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强势者,国家的内外政策因而往往 向这一阶级利益倾斜,但这一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画等号。
  在封建社会,以皇帝为首的皇族集团代表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国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国家,清 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国家,所谓"家天下"也,如此而已。地主阶级则不享有国家权力,虽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与农民阶级地位悬殊,但对皇族集团来说则不可望其 项背。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一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竞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
  "阶级专政"的"虚幻性",其后果是带来了专政主体的不确定性。但是,它提供了一面旗帜,谁打着(或篡夺了)这面旗帜,谁就可以对任何人实行专政。比如,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区区几个野心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浩劫。
  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客体)的非科学性
  要实行专政,首先要科学地界定专政的主体与客体,即由谁实行专政与对谁实行专政。在应当对谁实行专政的重大问题上,既缺乏科学依据,又缺乏法律条文。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通常认为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分子。但是,对被推翻的阶级为什么要实行 专政?众所周知,革命胜利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财、资本家的资产都被剥夺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本家也成了普通 的市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已经失去土地和资本的普通公民实行专政了。如果说,土改后的地主,工商业改造后的 资本家与其他公民尚有区别,那么,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至于他们的子女,区别仅仅在于血统。阶级,按马克思的理论是按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只有"种 姓"才是按血统划分的。因此,之后几十年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种"种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统论"泛滥时达到巅峰。
  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资产阶级专政,领导人说,前者是向后者学来的,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你专我的政,现在我专你的政。如此,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复仇"吗?这大悖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信念。
  更为严重的是专政的泛化与滥用。本来,对已经不是资本家的"资本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实 行专政,已经是对专政的一种滥用了。以后,领导人又根据主观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专政对象,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里的一个基本方法是,要把你打成专政的对象,只要与"资产阶级"挂钩,或定一个罪名(如对领袖的思想表示一点疑问就是" 现行反革命")就可。这更是专政一次次的泛化与滥用。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专政的人是否是国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么与其他公民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区 别,那么在法律上应当有"专政公民"与"非专政公民"的相应规定。可是至今在国家的任何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由此可以认为,把愈来愈多的公民群体任意地 划定为专政对象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是一种非法行为。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坚持"阶级专政"的。

  专政对象(客体)的不确定性,对专政权力拥有者在实施专政中给出了很大的主观任意性,这既导致专政对象的任意性与无限地扩大(在中国曾上演过"全面专政"的闹剧),还同时使专政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结果使权力为恶的灾难在全国持续泛滥。

  剥夺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这就要联系到经典理论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论";因为经济学说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这里姑且做一些简单的提示。
  第一,是一个理论假说。很明"剩余价值论"显的是,它夸大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贡献量。事实上,利润(剩余价值,即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是诸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而非单一劳动要素的结晶。这里还涉及"资本"的 概念。经典作家著述了《资本论》巨著,可对"资本"的概念只给出了比较含糊的定义: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意思是,用于支付劳动力价值的资本才是 资本。他因此把生产中的各项投资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认为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所耗费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都未有带来价值的增殖,因此 都是"不变资本"。这种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资本作为增殖价值的母财都是可变的,一旦投入生产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价值的增殖。既然称之为资本,在生产运 营中其价值都是可变的,不变的资本不能称为资本,一词也因而是多"可变资本"余的。
  第二,如果承认生产方式要求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那么,经济剥削也是同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消灭剥削有待生产力的 高度发展。可见剥削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因此,视剥削为罪恶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对弱势阶级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权力一概剥夺有产者并加以专政则不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三,资本家作为"剥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质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它 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投资风险的承担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者。总之,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传统理论对这一阶级的分析,同历史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能认为是完全对立、对抗的关系;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关系。资本家是生产 活动中的主导者,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在资本家的主导下得以发挥的。他们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遂使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展。依此推论,可以认为:阶级斗争 虽然对社会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社会发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阶级之间和平关系中演进的。经典作家为了论证其革命与专政的政治结论,阻碍了其对诸 多复杂问题的全面思考。
  根据经典理论,中国人(不是全部)一直把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当作讨伐的对象,各种污秽的字眼全都堆积在姓"资"的头上,什么"尔虞我诈"呀,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唯利是图"呀,什么" 贪得无厌""贪图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那里,对资产阶级的作为却做了另外一种描述与界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上述这堆污秽字眼一一予以推翻。在韦伯的笔下,塑造了资产阶级真实的新形象,那就是:诚信、勤俭、敬业、 守法,他们为上帝而积累财富,在临终之际往往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他们为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才经营事业。韦伯这些文字发表于上个世纪之 初。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大陆。
  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通常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表示这一专政的"正义"性。
  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在历史上曾有发生,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时代, 一切由多数人说了算(所谓"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曾发生过迫害思想家与科学家的暴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多数人暴政又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中国文 革时代,亿万"红卫兵"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耍足了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威风。这是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一种情 况。我们要关注的,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更多的情况是,少数人甚至个人,以多数人(如"人民""国家""阶级")的名义对多数人实行专政。斯大林统治时期与中国过去的一个时期都发生过这类突出的事件。

  在理论上还要辨明,多数人为什么无权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在现代民 主制下,无论多数还是少数,都享有同等的法权;任何人不能对他人实行专政,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此特权。在这种制度下,剥夺公民的权利,必须经过严格 的法律程序,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而不能凭多数人的意志;压根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的非法称谓,也不允许杜撰什么"走资派""叛 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专政对象。在现代民主制下,选举与决策当然要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如果对问题的认同不可能"高度统一",反对与弃 权的少数(或多数)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少数派的命运在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下截然不同。专制制度下,少数派受到歧视、压制与迫害;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派 受到保护,保护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绝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重要原则),与多数保持一致。保护少数的意义 在于:多数不一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少数的存在是纠错的重要动因,从而使错误不会像专制国家那样难以纠正;促使政府决策照顾到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
  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问题的论述所留下的思想资料极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仅73字(见本文第一段)。我们的分析仅限于这段文字。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理解为"临时的革命措施",因为马克思说,"革命转变时期""只能是无产 阶级的革命专政";而"革命转变时期"自然是一个较短暂的历史时期,不可能理解为漫长的历史阶段。然而,同样是这段文字,后来又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长 远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一"专政"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历史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实行 按需分配的社会。人类到达这样的社会势必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后一种理解实际上是把今人的认识加于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 会,并不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问题在于,马克思的这种估计,与真实的历史发展存在很大的误差,也因此,本来是在短时期中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后人那 里就演化为"无限期"坚持的专政了。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明确的时间概念所导致的结果。
  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先哲的设想那样发展的。既然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应有的理论阐述与制度交代,既然他对历 史的发展进程的估计与现实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误差,那么后人有责任研究"专政"论断中的缺陷。那就是:将一阶级主宰之专政权力转变为民有、民治、民享 的公共权力,将以暴力为依凭的权力转变为以法律为支撑的权力,将无限、绝对的权力转变为有限的受制约的权力,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公民权利为 中心的社会。不要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重要的是从现实中去争得每个人应享有的自由权利。■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责任编辑王彦君)

教育部长自评任内工作“合格”
http://view.inews.qq.com/a/NEW2015030802280505
2015-03-08 新京报4070评
教育部长袁贵仁

新京报快讯(记者关庆丰 李雪莹)今天下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列席会议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
记者问:“教育部长是中国最难当的部长,你怎么看?”袁贵仁表示:“现在部长都不好当。”问及怎么评价自己任期内的工作,他回答说:“合格”。

葛剑雄要求教育部就泄题道歉


全 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7日上午进行,当主持人宣布将进入部长发言环节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 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在众委员发言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的袁贵仁作出回应:“感谢委员们关心教育考试,葛教授不提我也会说。考研确实存在问题,作弊事件干扰了人才培养选拔工作。”
他披露,2012年有150余万名考生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场抓获作弊者达5000人。当时公安部门已在网上发现疑似答案,做了屏蔽处理。此事有两位中央领导做了批示,要求严查。
对于如何挽回考试公平,他介绍,已对全部150万份考卷与泄题答案雷同的做了清查,将在复试时,对疑似作弊考生加大测试力度,“没水平的,且有证据证明其作弊的,一律取消考试资格。”(腾讯新闻综合中国新闻网报道)

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束星北的苦难与思考http://www.yhcqw.com/html/rwz/2015/28/1528103132C03B39761KJE0G4EDC3AF1CA.html
钱理群
2015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一、判若两人的束星北   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许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就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评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吧 ——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对周恩来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程开甲:"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 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研究者:"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 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与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束星北   大师们崇敬的人,该是怎样的超级大师啊?请看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时为浙江大学教授的数学家苏步 青无端受到怀疑而被审查,束星北串联一些人去学校为之说话,但真要去时,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都退却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气冲冲地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 公室,冲着一位主任大声喝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像揪小鸡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从椅子上揪起 来,一拳打过去。最后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成为斗争批判的罪魁。   束星北主张"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 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经过"改造"的束星北变了。请看:   他像个机械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 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   但他很快又积极起来,就更让人诧异——   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 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儿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     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想增加点势力,"你还想拉拢青年,同人民讨价还价,让别 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束星北诚惶诚恐,全部接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后 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   看到这样判若两人的转变,我心里堵得慌:那个保有人的独立、尊严、血性,始终高昂着头颅的束星北教授,哪里去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变得如此窝囊畏缩,自 轻自贱,夹着尾巴做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月子口劳改场就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个典型。   二、怎样改造束星北?   如何迫使、诱使束星北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接受改造?   (一)株连家庭——从人性最软弱处入手   据说,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进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 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像礁石一样,沉默不语。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与"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于是,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部队教官的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被组织派回来"帮助"束星北坦白认罪。束星北因此面临他一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认罪意味 着彻底否定自己,万难接受;但拒绝认罪,就意味着长子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但会失去军籍,而且将终身挣扎在右派的边缘,怎能忍心!   束星北的五子束义新这样留下了整个家庭梦魇般的记忆——   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来睡眠。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 明。   这一夜夜父与子灵魂的煎熬,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它记载着中国独有的思想改造摧残、折磨人性的全部残酷性。   束星北终于屈服,写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认罪书:"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并特地写上:使我"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非常感动。"   但在最后时刻,束星北在校长办公楼前徘徊到深夜,终于没有将认罪书交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但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他自己因此得到最严厉的处分:除戴 上"反革命分子""极右分子"帽子之外,还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连全家,无一例外——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解密哥
【“天下第一司”的惊天秘密与滔天大罪】把药价虚高了几十倍的正是这伙滥用公权、丧尽天良的流氓官员!他们把治病的药物,变成了要命的利剑,让百姓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我们在痛恨这伙流氓的同时更要反省和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有作恶的条件和生存的土壤?2015年2月7日 11:41 全部转播和评论(704)
蔡怡民老头: 兩會沒聽說代表有提案要求藥降價,只聽說要延長退休年齡。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洪振快
2013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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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88/138810331784K0H9232K9F0AHGCGADG2DE.html



龙国华案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8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12日, 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 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81日, 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 “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 * 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11月, 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 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2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 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 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 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陕甘宁边区1942 年进出口情况(《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0 页)
之 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 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代   收入金额
1942  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  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  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  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815日-11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6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 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 “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 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 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 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 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 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 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 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 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 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 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359旅在 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6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到达子长县,由359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1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31日, 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 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 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 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 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3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东关枪声案发生后,贺龙给叶季壮的函(陕西省档案馆藏)。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颜金生是358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在 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 × × 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 × 旅、独 × 旅、教 ×  旅、 × 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
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415日,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
19411211日,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 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 × 旅 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 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 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 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 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325日 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 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5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10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
1940年王震签发的查禁烟毒布告(陕西省档案馆藏)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 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 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 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 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 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 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
此 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 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922日 写到:“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 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 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 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 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 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 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
不过,政治局是否开过那样的会,还有待档案或其他材料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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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好医生高耀洁朱学勤 2015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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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 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便背起粪箩拾粪,走9里跨过省界,到过山东曹县地界。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 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都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 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0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 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 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 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的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反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 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着,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娘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 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祸,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转引自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记中国医生高耀洁》)   如此悲惨的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 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 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 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 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 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 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还怕"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拄着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未庄""鲁镇"系列小说。但鲁迅想 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这就是"提腿倒血"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 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D又算得了什么!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靖 鸣2008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始末

      
      当年《宜山农民报》发表的调查报告                            中宣部复示件
   这是一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极其重大和敏感的新闻史事件。1953年3月4日,中共广西省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在报 社内部以及报社与地委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严格地说党报与领导它的党委不是同级)?广西省委宣传部就此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 共中央宣传部。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示,党报“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就是新闻界惯称的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来历,这条规定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必须遵守的“铁律”,一向为理论界和党政、立法、司法界所关注,然而事件本身却鲜为人知。
   《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涉及到舆论监督有无禁区、舆论监督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关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政治文明、惩治腐败、国家长治 久安等重大政治问题。这一事件当时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陆定一等高层领导的注意和批评,对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1950年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中央改变了对新闻批评的态度和政策。
   笔者通过调查考证发现,这一已作定案处理的历史事件,当时在调查处理时,有些情况有出入,有的定论有偏差,比如该报在刊发社论前是经过请示的,并非“未 经请示”。这就有可能存在中央宣传部是在广西省委宣传部提供的不准确事实和不正确结论之下,未作调查匆忙作出指示的问题。这一事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 么其内情到底怎样呢?
一、《宜山农民报》事件的时代背景

  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记者编辑(实际是编辑部——笔者注)负独立责任,放弃了过去的批评报道刊前预审制,确立了批评 报道的刊后追惩制,给新闻批评提供了一个舆论空间和有利条件。这是1950年下半年至1953年初这段时间新闻批评开展得相对较好的重要因素。在全国的报 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些领导人还就此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刊发多篇社论,并不断检查督促各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3年元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 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 的斗争。”
二、《宜山农民报》批评一县委书记及在相关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

  《宜山农民报》响应中央的号 召,在报纸上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该报为周三刊,每期都辟有《读报人来信》专栏,刊发数篇读者来信,还经常将重要的批评稿件另发在显要的版位 上,记者也采写少量批评报道。尽管如此,批评报道开展得仍然不理想。据统计该报从1952年9月到1953年1月,共收得批评稿350篇(批评农民的不在 其内),在报纸上发表了34篇,来信检讨的只有14篇,转有关机关处理的316篇,来信答复的只有138篇。这些情况说明报社批评稿发表得太少,犯了软弱 病,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好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该报编辑部决定加强这一工作, 并且在编辑部干部中作了初步的思想检查。
  宜山农民报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一事件是由当时的宜山专区象县县委书记祖××违法乱纪事 件(因事件发生在象县的罗秀圩,事件又由祖××引起的,所以史称“罗秀事件”或称“祖××事件”——笔者注)引起的。这里以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3年6月23日《关于处分前中共象县县委在罗秀整干会议中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处分决定》)所作的案情介绍和结论为 据,简略介绍“罗秀事件”的经过。
  1952年3月29日,前象县县委响应上级整党整风号召和部署,将县里干部集中在本县罗秀圩,开始复查干部问题。30日,县委组织部部长秦×作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开展反右倾斗争,提出“从县委开刀,层层下水”,“大胆提意见,敢提的,可以酝酿串连”。
   县委书记祖××在有关会上“严厉指示”:“哪一中队哪一小组意见提不上来,就是领导不力,要撤换领导。”第一次公开检讨时,他号召:“大胆揭发领导上的 错误,坚决向错误作斗争!”但由于祖自我检查不深刻,特别是检讨到他的个人问题,“小声小气连说带哭”,谈了几句就过去了,与会基层干部一致不满,要求其 再检讨。4月1日祖再作检讨,但仍通不过,与会者要求其作第三次检讨,并要求其他县委委员也要作大会检讨。归纳与会者对县委的意见共四点,主要是个人婚姻 和生活作风问题:1、祖××与刁××谈恋爱,与原妻张××闹离婚,违反《婚姻法》,影响复查工作。2、县委无原则,互相包庇,如互相批准对方离婚等。3、 祖工作“不艰苦”,下乡借贫雇农棉被说“有虱子”不盖。4、罗秀会议上,祖宣布不准下乡干部吃米粉,但县委却吃面加荤。与会者提意见的动机,“主要是响应 县委号召,整顿领导改进工作,也有写批评县委稿件被压制打击而夹杂个人意见的,加上祖检讨不深刻,平时对干部冷酷无情,长期积压,有了机会,就爆发出 来。”
  4月2日,组织部长秦×在一次会上提出要扣押坏分子。4月3日,县委委员李××在一个会上提出,“有坏分子要打垮县委,要打垮共产党, 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坏分子。”秦×在另一会上宣布:“有坏分子在内破坏我们的党。”有人主张逮捕法办有“历史问题”的两个人,县委当即同意。当场将两人扣押 起来。会上又揭发另一人,也当即被绑起来。县委随即号召大家有受骗上当的把名字报上来,宣布要将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管制起来。于是各中队提供名单,有 15人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有“反党活动”。连续三天,采取农民斗地主的形式,将其管制起来。被管制的15人中有12人是党团员。被怀疑为“特务” 的20人中,有17人是党团员。其中被打击最厉害、管制最严的,就是对县委特别是对祖××提意见最多的县妇联组织部部长黎瑞芳。她被当场捆起来,押在戏台 下的牛栏里,和十几头牛放在一起,后改押到别处。共押两夜一天半,黎被逼得几乎自杀。另一被认为最反党的,是常写批评县委和祖××稿件的通讯员林荣章。祖 ××四次与其谈话,逼林承认反党。林写了承认“反党”的反省书后,4月7日上午被解除管制。这次会议,共扣押4人,管制15人,报“受骗上当”者达与会者 总数的70%,有一人被判处劳改,两人因特务问题搞不清,扣押到1952年8月才“解放”。被管制的,反省后仍有4人被处分,但“反党活动”帽子未摘,档 案中还有“反党”材料。
  这一事件在当地反应强烈,由于当时的柳州地委认为事件没有反映得那么严重,仅派与案件查处无关的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谢之 雄调查过此事,且与犯有错误的该县县委商量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此前宜山农民报副社长刘国正也从编辑部得知了一些祖××违法乱纪问题的情况,便安排群众工作 组副组长杨炎下去调查采访。杨炎经过调查,写出长篇报道,题为《对前中共象县县委书记祖××的离婚和因而产生的种种事件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 告》)。
  刘国正看了《调查报告》,愈发气愤,他认为地委存在包庇祖××等人的问题,不会认真处理此事,觉得祖××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 与地委包庇和官僚主义有关,既然这样,按照1950年《中央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当年1月《关于反对官僚主 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精神和《人民日报》当年2月12日“报纸工作述评”的精神,根据新闻总署办公厅1951年11月编印的《联共 (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首篇文章《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必须以言论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批评,以引起地委的重视,促进问题的及时妥 善解决,便决定为这篇报道配发社论,于是安排过伟执笔撰写社论。
  过伟是写社论的快手,他根据刘国正的意见,很快撰写了题为《把不能见天的事情拉到太阳底下来》的社论。
   社论和《调查报告》的布局一样,首先批评祖××违反《婚姻法》的错误,与此同时,还点名批评前象县其他县委委员的错误,接着,辛辣尖锐地批评祖××及县 委委员们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社论最后两段对祖××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加以评论:“那么这些情况,领导上是不是不知 道呢?不是的!前中共柳州地委是知道的,今中共宜山地委也知道,只是没有很好进行调查处理。不论地委在主观上有没有姑息犯错误的干部,在客观上是纵容了干 部的错误的。本报今天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张××同志的《祖××为什么和我离婚》两篇文章,并且发表社论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敦请领导上重视这个事件,地 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应进行调查、严肃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布处理结果。一个是公诸人民群众,使大家了解此一事件之真相及其原 因。这样严重而恶劣的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发展,除了上级领导机关之官僚主义,还因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监督没有展开,在报纸上公开的批评没有 展开,没有把这些坏人坏事拉到太阳底下来!”
三、《宜山农民报》刊发的批评宜山地委的社论经过审批
  《宜山农民报》事件有个关键性的细节需要考证,就是该报刊发批评地委的社论是否请示了地委。这涉及到后来地委、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定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有六种说法:
  第一种是刘国正本人的说法。刘国正在被打成右派后的一份辩驳材料中说:“当时所以敢于这样做是苏联的《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影响的,再说这篇社论在版样上经过代表地委审查版 样的地委办公室的同志王升阶同意了,所以没有给我处分。”他在另一份材料中说:“王升阶代地委处理日常事务,社论经王审过,又请示过阮庆(地委宣传部部 长),阮未反对付印。”这种说法,得到副总编辑杨树森和这篇社论的撰写者过伟的印证。听了王升阶和阮庆的意见,刘国正认为地委已同意刊发,遂刊发长篇《调 查报告》和社论。关于这个问题,离休前曾担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和广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当时任宜山地委副书记的区济文对笔者说,这类事情不会拿到地委会集 体讨论,宣传部长代表地委行使职权。刘国正是经请示的。如果阮庆认为决定不了这件事,他可以向地委书记汇报。地委并未接到阮庆或王升阶的请示汇报。
   第二种是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宜山农民报社社长阮庆的说法。事后,阮庆在给广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信中说:“当时地委委员都不在家,只有王升阶同志(代 处理地委日常工作)在家,王听说要发表这个消息后才问了一下刘国正。但刘说已排版准备付印。王听了这个问题,即电话告诉我。我同王讲,这个问题地委已了解 一些材料,但不全面,下面反映材料据陈专员说事实还有些出入,并请王转告刘要同地委纪检会联系一下,必要时请示一下石堂同志(宜山地委书记——引者注)再 发表。但刘认为报社已派人去调查,事实没有出入,仍决定排版付印。”当晚,阮庆“又用电话直接同刘联系,但刘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发表。”这是阮庆反映的情 况,至于阮庆本人是否同意刊发,信中未交待。但从事后广西省委纪检会的调查处理决定看,阮庆的信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种是广西日报社的说法。广西日报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当宜山农民报社编辑部向阮庆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第四种是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说法。该委员会在后来的《处分决定》中说:该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说明刘请示过,只是“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而已。
   第五种是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的说法。该部1953年11月4日在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汇报宜山农民报事件时说:“王(升阶)得知农民报要发表这一调查 报告与社论后,觉问题牵涉太大,打电话往乡下报告地委宣传部长阮庆同志。阮即在电话上与副社长刘国正同志谈,叫对此事要慎重些,发表要全面,并说农民报下 去调查的材料可能与地委纪检会的材料有出入,叫向纪检会要材料来对,必要时还可请示地委书记石堂同志,但没有肯定可发或不可发。刘请示阮意见,阮答说: ‘我可不敢压制批评。’就这样,报社(1)认为下去采访调查得来的材料很充分,与纪检会的材料无甚出入。(2)为了配合运动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3)平时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了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审查,也不明确。于是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便在三月四日发表了。”这里“未很好 地向地委请示”也表明报社还是向地委代理负责的同志请示了的。“未很好”大概是指请示的方式、程序不正规、不符合要求,以及未得到合法的书面认可。
  第六种是笔者多次向该报原副总编辑杨树森同志调查了解的情况,据他回忆,社论经编委会讨论修改过。他同意社论观点,并同意刊发。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尽管中央有决定,报社有权处理批评报道,刘国正还是将社论送审了。
  经以上考证,笔者倾向于社论是经过请示并同意刊发的。并且在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之下,请示地委,是一种组织性、纪律性强的表现。
四、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的分歧意见  《调查报告》和社论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该报原总编辑 沙君涛向笔者回忆说:“报道和社论在专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当时专区有些干部对他说:‘你们这样搞是不是太猛了?’但大多数干部表示支持报社的做法。”报 社在短短几天,收到40多封读者和通讯员来信,他们选了两封信于3月13日刊发。然而报社党委和一部分干部之间对此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报社党委”意见以 宣传部长兼农民报社社长阮庆和社论作者过伟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不能批评地委,但可以批评地委的部门和成员;第二种意见以刘国正和副总编辑杨树森为 代表,认为地委确实存在官僚主义,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人民日报》述评和苏联《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精神,认为批评报道和社论可以批评地委和地委成 员,何况他们还是经过地委审查的;第三种意见以沙君涛、杨晓雄等人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既不能批评地委,也不能批评地委部门和成员。尖锐对立的是第 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
  与此同时,阮庆将报社在家的采编人员集中到宣传部,严厉地批评报社无组织无纪律,报社的人大都心里不服。宜山地委宣传部通过电话向省委宣传部反映了《宜山农民报》刊发批评地委社论的情况。
  从一些档案材料看,地委在文字上是支持报社揭发祖××事件的,但不同意报社对地委的批评。3月11日,地委在“弄不清同级党委和同级报纸批评问题”的情况下,决定在《宜山农民报》上先作一个“简单检讨”,全文如下:

  中共宜山地委对祖××事件的意见
  一、关于祖××同志的婚姻问题与处理反党事件,过去已经柳州地委派人调查处理。
  二、柳州区与宜山区合并后,我们收到关于此问题的一些反映,并已作了一些调查,由于我们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故未及时处理。
  三、为了贯彻中央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指示,我们已继续派人深入调查处理,并望大家起来大胆揭发、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事件。

                               中国共产党宜山地方委员会
                                           三月十一日   

   同日,中共宜山地委宣传部部长阮庆以个人名义,给广西省委宣传部贺亦然部长和史乃展副部长去函,汇报《宜山农民报》关于祖××问题的报道和社论在报社内 部的不同意见。信中谈到过去的柳州地委和现在的宜山地委都调查过祖××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这里地委是存在有官僚主义,处理问题不及时”。并从个人的 角度出发,反映报道和社论采写刊发经过,以及报道和社论存在政策法律的问题。
五、广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的请示》与中央宣传部的《复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接到 宜山地委宣传部关于《宜山农民报》批评地委的汇报后,未对事件本身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仅从党委会与机关报组织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党报不应 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但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的部门和党委成员。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中央的明文规定,吃不准有关政策问题,于是决定向上级党的宣传部门请示。
  3月12日,广西省委宣传部就《宜山农民报》的问题以《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为题,发电文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全文如下: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

中南局宣传部并中央宣传部:
   《宜山农民报》写了社论,在揭发一县委书记错误时批评了地委,这样做有的认为不恰当,也有人认为是允许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如 同级党委会有错误,同级党报是不应该直接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而应该向上级党委或党报编辑部控诉,如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 等是可以在报纸上直接批评的,这样是否恰当,请指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一个星期后,中央宣传部对此作出批示,题为:《复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函头为:“广西省委宣传部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宣传部”(这一《复 示》收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标题变为《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去掉了函头,另外,内文上稍有变动, 但意思不变。这里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的文件),全文如下:
  
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关于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一事,我们认为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党报编辑 部如有不同意见,它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但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 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作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 报纸编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误,另一方面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直至上级党组织揭发这些错误。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亦无权以报 纸与党委会对立。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行的原则。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六、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和广西日报社对宜山农民报事件和宜山地委、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  4月8 日,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曾以书面形式对《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提出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记者的调查,发表祖××违反婚姻 法而引起的侵犯人权事件是对的。”认为点干部的名字过多不妥。指出中共宜山地委“在事件发表上也不是积极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仅是抓住 《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宣传中的某些错误给予通报,指出宣传中的缺点是必要的,但对该报敢于在报纸上批评、揭发祖××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主要正确的一 面,毫无支持。”“中共宜山地委、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压制批评,听任批评者遭受报复迫害的表现。由于领导上这种态度在过去助长了祖××错误得以发展。在现在(《宜山农民报》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助长了祖××不作迅速公开的检讨。”
   次日,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就宜山农民报事件向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纪检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对祖×ד展开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些 问题却是错误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的领导是有缺点的。”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在“意见”中说:“省委宣传部的通报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祖××事件的报道 中,关于婚姻问题部分的错误是正确的,但没有同时指出,揭发祖××的违法乱纪却是正确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领导是有缺点,不但对报社编辑部没 有经常的政治和业务的指示,而且在遇到像揭发祖××严重犯法的重大事件中,地委宣传部长阮庆采取完全自由主义的态度,当报社编辑部向他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 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七、广西省委纪检会对祖××、宜山地委、《宜山农民报》刘国正问题的定性及处理
  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 查委员会在1953年6月23日作出的《处分决定》中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指祖××事件——引者注) 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在分析其错误根源时指出:“地委对报社政治领导薄弱,宣传部长兼报社社 长阮庆不看大样,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看,也不明确,加上片面理解195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中,严肃批判各地报 纸编辑部的软弱性一点——不敢独立负责发表批评稿件——因而造成刘国正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的思想基础。”宜山地委的缺点在于:“对 报社政治领导很差,看大样在3月4日前一直由刘国正负责,造成这次报纸在报道上的错误。”另外指出,阮庆在事前模棱两可,事后推卸责任的错误。《处分决 定》指出,“地委在处理祖××问题上,有姑息迁就情绪。”“在第一次处理决定中,准备给祖以警告处分,并降为县委副书记,其他县委不处分;第二次处理决定 中只给祖警告处分。对刘的处分存在过重的偏向。”
  1953年7月8日,《宜山农民报》全文转载刊登在《广西日报》上的《处分决定》。
八、《宜山农民报》的批评报道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笔者认为:《宜山农民报》对地委存在包庇纵容犯错误的干部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致使违法乱纪的一批干部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了查处,一批被打击报复蒙冤的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
   这一点我们从上文和本文中提供的几个事实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地委自己在“简单检讨”和“初步检讨”以及相关汇报中都承认、检讨自己确实存在官僚主义作风 问题。二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违纪违法现象,地委仅派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组织部去调查,仍然是不慎重的,且问题久拖不决,引起了民愤,也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中 共广西省委纪检会在对罗秀事件的《处分决定》中也指出地委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
  批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地委很快承认错误,也在有关材料中指出 地委支持报社批评。这一事件由于报社的及时揭露,致使地委和省委高度重视,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罗秀事件彻底查清,并作出处分决定。如果没有《宜山农 民报》的大胆揭露和舆论监督,罗秀事件和祖××的问题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比较圆满的处理。另外,由于宜山地委被批评后,及时在报纸上检讨认错,进行 自我批评,反而使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得以提高,让群众感到党组织知错就改、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仍在发扬,更加信任和拥护党组织。而且从宜山地委后来不服中共 广西省委纪检会《处分决定》,要求重新处理来看,如果该报不进行及时的批评,没有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注视,祖××的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许 多人还将继续蒙冤。
九、余墨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 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目前已具备取消中宣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有利时机、条件和必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 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根据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十七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精神,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废止已 经执行55年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使我国的舆论监督能够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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