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称“三年间仅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完全否认饿死3755万人的惨痛历史。该人去年9月质疑时，杨继绳先生曾专门做回应。当时不见驳斥，如今借“打谣”运动反扑意欲何为？连写进党史的大饥荒都否认，实在胆大妄为！
王少光
【官窑应认识几个英文单词】图片明明是抗议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官媒却造谣说是美国人民在白宫外集会反对向叙利亚动武。这种谣言颠倒黑白，既污蔑了美国人，也让中国政府无地自容，其危害是一万个秦火火也无法比的。
老佟他不信
金雁：“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http://url.cn/5y8d1l“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2012年9月2日 02:27
【转】金雁：“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2011-06-30 13:20:43)不忘初心
【转】金雁：“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2011-06-30 13:20:4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1d87a0100ryq8.html#bsh-86-127099564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图片24）。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东边的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使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19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19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图片25，暂缺）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1、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2、降低生活费用。3、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4、禁止迫害罢工工人。5、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6、撤走苏联占领军。7、释放全部政治犯。8、遣返所有的战俘。9、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 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她成为“逃亡的橱窗”。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起来。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之谱。“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再进入联邦德国，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民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图片26）！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图片27）。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图28：前东德老铁路工人）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DB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如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图片24）。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东边的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使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19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19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图片25，暂缺）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1、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2、降低生活费用。3、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4、禁止迫害罢工工人。5、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6、撤走苏联占领军。7、释放全部政治犯。8、遣返所有的战俘。9、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 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她成为“逃亡的橱窗”。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起来。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之谱。“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再进入联邦德国，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民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图片26）！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图片27）。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图28：前东德老铁路工人）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DB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如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图片24）。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东边的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使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19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19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图片25，暂缺）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1、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2、降低生活费用。3、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4、禁止迫害罢工工人。5、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6、撤走苏联占领军。7、释放全部政治犯。8、遣返所有的战俘。9、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 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她成为“逃亡的橱窗”。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起来。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之谱。“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再进入联邦德国，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民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图片26）！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图片27）。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图28：前东德老铁路工人）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DB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如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图片24）。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东边的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使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19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19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图片25，暂缺）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1、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2、降低生活费用。3、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4、禁止迫害罢工工人。5、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6、撤走苏联占领军。7、释放全部政治犯。8、遣返所有的战俘。9、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 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她成为“逃亡的橱窗”。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起来。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之谱。“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再进入联邦德国，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民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图片26）！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图片27）。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图28：前东德老铁路工人）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DB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如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乔木
现代政治经济远比古代更为复杂。商人要和权力保持距离，但并不表示不关心政治。许多中国的企业家，只看重权力变化、关系亲疏等高政治，却忽视建设法治环境、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等低政治。 http://url.cn/Kf5WdK乔木: 徐明们不仅要应对商业对手，还把自己的命运和权力的沉浮绑在一起，应对政治对手。当年打黑别人，他日被人打黑。即使在权力内部，如果利益冲突、感情失控，也可能反目成仇、公堂法场，正如薄王耳光的一个和八个，或如文强和王立军的位易时移。http://url.cn/Kf5WdK
古今“徐明”政商事
—— 中国企业家的责任 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图注：看着曾经大腹便便、意气风发的徐明，消瘦卑恭地作证，令人感慨。如果徐明能轻判，希望东山再起，找回“商”格，还企业家本色。作者供图）
徐明，大连实德董事长，纵横建筑材料、石油化工、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和家用电器的商业大亨，从公众视野消失一年半后，最近以薄熙来案的污点证人出现。看着曾经大腹便便、意气风发的徐明，如今在电视里消瘦卑恭地作证，没有人不唏嘘感慨。
类似徐明的例子很多。当年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落马，牵扯出国美老板黄光裕。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由于贿赂权力、内幕交易，现在仍在狱中。不久前被判死缓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带出的女富商丁书苗，还在等待另案处理。官员贪腐，权力寻租；商人逐利忘义，官商勾结的丑剧，从古到今，不断上演。
中国传统上扶农抑商、重官轻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适合的是隔三差五的赶集和走村串寨的货郎，商业不易壮大，商人难以留名。历史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鲜有商人的踪迹。《史记》总共一百三十篇的本纪、世家、列传中，只有一篇“货殖列传”是讲商业和商人的。在官本位的社会，商人要么依附权力图发展，要么谋取权力保安全。
人们最津津乐道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由于攀拉上清末重臣左宗棠，为其筹措军饷代办外债，从中获利千万，富甲天下。战国吕不韦，本为商人，看重落难的秦国王室“奇货可居”，用金钱、美色投资政治，终于官拜相国，权倾一时。但这二人的结局都不好。胡雪岩失势于李鸿章而衰败，吕不韦不容于新主而自尽。政商之路是捷径，但往往伴随着权力斗争的凶险与残酷。
其实被尊为商人鼻祖的“商圣”陶朱公范蠡，倒是很早就看清了权力和商业的关系。他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复仇称霸后，悄然身退，由越到齐、陶，隐姓埋名，勤勉经商，富不做官，仗义疏财。靠着努力和才智，终成儒商巨富。范蠡曾致信文种：“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劝其远离权力而未果。最后文种被赐自刎，范蠡颐养天年。
现代政治经济远比古代更为复杂。商人要和权力保持距离，但并不表示不关心政治。许多中国的企业家，只看重权力变化、关系亲疏等高政治，却忽视建设法治环境、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等低政治。他们或像徐明取悦权力换取商业利益，或像黄光裕贿赂权力逃税免罚、违规交易，或梦想成为胡雪岩一样的红顶商人。最终结果，或随权力之争而浮沉，或因作奸犯科而入狱，或因改朝换代被查抄。
“工农兵学商”，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虽先富了一批商人资本家，但历史上的政治打压、资本的“原罪”和意识形态上对私有财富的反复，一方面使得商人们加剧了对政治的恐惧，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诉求；另一方面又崇拜权力，不断攀拉关系，谋求利益和保护。
当然不能只怪商人，权力的无处不在，特别是强权借某种“高尚”名义的滥用，让多少有身家的商人噤若寒蝉。最近万科董事长王石，公开在微博上为自己曾经的懦弱表示忏悔：“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舆论认为，王石这样的人如果不抗争，大祸临头的时候会比普通民众更悲惨，像曾成杰一样，死刑前都不能见家属一面；但他们如果抗争，能更有力地推动法治建设。
商人不全心尽力合法经商，而是像徐明一样，为了薄熙来所说的“我帮他‘快发展’，他帮我‘带孩子’”，成天周旋于官员和家属之间，给买房装修、安排留学、送电动车、报销机票、陪旅游，成为管家、保姆和提款机，没有了“商”格。尽管如此取悦权力，商人没“商”格，就会丧失人格。徐明也许以为和薄熙来关系密切，但后者即使在受审时也是全然不屑：“我什么身份？徐明什么身份？和我不在一个层次上。比他有水平，和我关系密切的人能数出一百个来。”说到底，商人尽管大费心机、不遗余力，靠近的只是权力，走不进内心，换不来尊重。
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徐明们不仅要应对商业对手，还把自己的命运和权力的沉浮绑在一起，应对政治对手。当年打黑别人，他日被人打黑。即使在权力内部，如果利益冲突、感情失控，也可能反目成仇、公堂法场，正如薄王耳光的一个和八个，或如文强和王立军的位易时移。
好在徐明还算年轻，仍有时间像史玉柱一样，重新证明自己。要是薄案不过于复杂的话，在其他官员贪腐案中的行贿者，虽有罪，但一般不会严责重罚。如果徐明能轻判，和他的球队一起，经过几个不如意的赛季，可以东山再起，只要遵守规则，仍有望找回“商”格，还企业家本色。
在刚结束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发表“自我更新”的演讲，指出：如果希望中国民主、公平、光明，就要从自身做起，不要老指望上面改，未来在自己身上。
（原文刊于《彭博商业周刊》）
杨津涛：龙云——被打成右派的“云南王” http://url.cn/3bjV1n 云南为抗战做的另一大贡献是修建滇缅公路。龙云以“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达筑路令，在资金、技术、设备统统缺失的情况下，前后调用民夫几十万人，全靠肩挑人扛，仅用八个月时间，就修建成九百多公里的公路，使中国不至于被日军孤立。
老佟他不信
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 http://url.cn/5IJpDO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肖莉
日前，空军大校戴旭在微博发帖称，普京下令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俄罗斯之声官方微博立即澄清，此乃假新闻，引发舆论哗然。而戴旭辩称，此消息来自党媒新华网。之后，俄罗斯之声官方微博“俄罗斯之声”发消息澄清：普京下令若西方攻叙，俄将打沙特是假新闻。这个造谣的，朝廷打算怎么办啊http://t2.qpic.cn/mblogpic/cb581e6ddc87a9111458/2000
【论学英文的重要性】求翻译图中标语准确意思马可安
豫A-化蝶
#我们河南人怎么了#@反腐老记徐祥人渣！谁稀罕你的道歉？你以为你是谁啊？靠谩骂河南人来出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钓名沽誉的家伙！北京人就是你这德行吗？别丢北京人的脸了！以后看到谁转此人渣的帖子，一律拉黑！豫A-徐知汉 @李新月 莺歌海的八十年 台A围观中国-守望相助二 安妮要上学 民国雨雾
七仙女严凤英如何被迫害致死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１９６７年底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
出自：陈祖芬的凤凰快博
原题：七仙女严凤英如何被迫害致死，看后让你异常震惊。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１９６７年底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
出自：陈祖芬的凤凰快博
原题：七仙女严凤英如何被迫害致死，看后让你异常震惊。
河东散人
1970年2月，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其中一个叫吴述璋的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写了“放屁”二字，被判处死刑，时年20岁。1966—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达65万吨，多为公费购买、免费分发或作为奖品。
(@河东散人)
权力没有相对的制衡，就算圣人也会变成虎狼之徒，这年代不需要救世英雄，更不要挑战人性的自私层面！我们只需要法律能够公正执行形成制度，法制确保官员最基本的道德，保障民众最基本的权力。而法制的基础，就是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这种制衡的方式就是定期的民主普选制度！ 公民取代居民(@*63768643)
台A围观中国-守望相助二
到处眼见『中国梦』街头广告：中国何以强 缘有〤〤党！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联合国人权宣言妳不敢签署，联合国制裁化武迫害人民的叙利亚你反对，制裁乱发导弹的朝鲜，你也反对！妳的强盛，建设在国外无辜人民痛苦上！妳的强盛，建设在剥削国内人民幸福上，妳的强盛等於灾难！公民取代居民(@*63768643)
走向共和
《宪政果真是美国颠覆中国“最有效武器”吗？》文章精选：马钟成三文最惊人论调是：美国的“宪政概念体系是美国迷惑人民大众，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神话，美国的宪政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及其在华代理人用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心理战武器。”21世纪的今天，如此言论是否公然蔑视中国人的智商？邓远明
薇儿时评
【网民申请狼牙山五壮士 “被造谣” 案信息公开】你这不是找事吗？他犯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国家机密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你的申请是无效的。
萧萧
(@xiaojian0929chen)
【“谣言”的真相】民打官，是真的，官打民，是谣言。小贩打城管，是真的，城管打小贩，是谣言。被强拆户往拆迁人员身上淋汽油，是真的，被强拆户自焚，是谣言。网络爆料某高官贪污受贿，是谣言，官媒爆料亩产万斤粮，这是真的。微博发布谁谁被饿死了，这是谣言。新闻联播报道我们幸福，是真的 。@媒体人萧萧
(@媒体人萧萧)
萧萧
这年头，"国家机密"越来越多了。特供食品是"机密"，官员的财产是"机密"，贪官背后的女明星是"机密"，怪不得有人老指责群众"不明真相"，你左一个"机密"、右一个"机密"，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又能明白什么"真相"呢？@肖仲华 @楼新江 @贺铿
萧萧
【关于什么是爱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说：“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爱不爱国从来就不是问题，“国家是谁的”这才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 主没有选 票，国家被权 贵垄断和绑架，人民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爱国主义无疑是愚昧和危险的！8月29日 21:40 阅读(5886)
媒体人萧萧
蒋洁敏：“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集团公司…财权、物权、和人事权大都掌握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手中，权力……用不好则可能成为‘寻租’的工具，给国家和企业带来重大损失，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断送前程。”——摘自2011年2月18日蒋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反腐倡廉会议上的讲话.........@贺铿 @崔永元-实话实说
过山风
于浩宸
【实名控告戴相龙】涉嫌非法挪用50亿社保基金，控告函8月23日送达最高检、中纪委。社保明知鼎晖违反忠诚条款，将20亿交其管理；又在鼎晖总裁焦震犯罪情况下交30亿给鼎晖。触犯刑法第185、272条。社保对举报焦震偷取社保等24亿装聋作哑，被起诉后在法庭做伪证，对新华社谎。（转）澳大利亚NSW艾士菲Frederick St114 - 地图展示
8月28日 17:25 阅读(26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3108)
鄂A--胡新成: || 新M-怒发冲冠: || 无产党2:老东西怪不得要延迟退休！大力转 ||孙建江:过山风好大的胆子 || 陈刚: 期待真相，否则必然造谣满天！@人民网 @新华视点 @央视新闻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鄂A--胡新成: || 新M-怒发冲冠: || 无产党2:老东西怪不得要延迟退休！大力转 ||孙建江:过山风好大的胆子 || 陈刚: 期待真相，否则必然造谣满天！@人民网 @新华视点 @央视新闻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分享视频#薛蛮子最后的演讲 （分享自 凤凰视频） http://url.cn/PuCfco原链接：
GG的代言人(@lisifo4)
【中国成功研制高效杀人武器】5月23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第六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生产的CS/LM12型7.62毫米转管机枪抢眼，最高射频为每分钟6000发，常用射频每分钟2500发，以小于或等于2.3千瓦的电力，驱动枪管转轮旋转。若6000人散步，中国一架警用机枪一分钟可扫干净。昨天20130901-- 22:38 阅读(1.9万)
http://t1.qpic.cn/mblogpic/4b07aa8e37ab6dedcef6/2000@赵世龙: 对内而不是对外的武器都属无良不义凶器！ || 鄂A--胡新成: 警察还有使用重机枪？
调侃几句
早该清网】达才：如果网上早打谣，我就笑死不坐牢；雷：如果早把大V抓，红霞早就娶回家；李：网络整治早一年，铁男还是好官员；王：如果提前早半年，永春我还贪着钱；李：如果提前300天，春城我还做高官；倪：如果提前200天，发科我还继续贪；上海法官：谁也没有俺们冤，如果提前50天，俺还继续当法官http://t1.qpic.cn/mblogpic/5dc9436f1c57e5622104/20008月31日 20:42 阅读(7.6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047)
媒体人萧萧
【网络和中国好官员】杨达才：如果网上早打谣，笑死我也不坐牢；雷政富：如果早把大V抓，红霞早就娶 回家 ；刘铁男：网络整治早一年，铁男还是好官员；李春城：如果提前300天，春城我还做 高官 ；倪发科：如果提前200天，发哥我还继续贪；上海法官：谁也没有我们冤，如果提前50天，我们还继续当法官。http://t2.qpic.cn/mblogpic/cb7e8c458ccc045b3644/2000
(@huyong1976)
胡永，徐州媒体人。: 衣俊卿：如果提前200天，还能边研究马列边搞女博士；范悦：如果提前2个月，我还是中办领导的红人。上海高院崔院长最得意：好悬！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太及时了！
李方平律师李方平，李昌奎杀人案被害者家属援助律师。
【“休假式治疗”谣言由来】上周五《纽约时报》报道：薄在法庭说，他当时接到了中央政法委的六点指示，其中之一就是以“健康理由”解释王立军的“不露面”。这就是重庆官方微博贴出告示，称王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的原因。微评：“休假式治疗”谣言来头不小。
老夫-王小貝哥哥
【蒋洁敏】@贺卫方： 一位香港记者电话我，普通话不灵光，说某某某被立案调查，我听成另一个人名了，大吃一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香港人说普通话。http://url.cn/QzNUeT 原链接：
|| @张梦云: 
|| @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 窮漢胡說: ||Tisiphone: 
蛤蟆躺枪||老夫-王小貝哥哥: Cc @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1号病房 白宮里的無德無信美國人 Tisiphone 窮漢胡說 ....你們懂的
|| 豫-R卧龙李佳琳: 
老树昏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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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君鞅
【道路以目】有人对周武王说：商朝无道，百姓都在发牢骚，是否要讨伐？武王说：等等。后又有人说：商朝无道，百姓破口大骂，是否讨伐？武王说：再等等。有人再说：商朝贵族纷纷离开，换了国籍，是否讨伐？武王说：等。再说：商朝百姓都不再说话了，道路以目。武王拍案而起，下诏即刻讨伐纣王。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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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机暴雨中在涵洞溺亡 遇难前打电话安慰丈夫 （）吴评：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想说，市长不辞职，分管副市长不辞职都不是人养的。共产党如果不让这样官员下岗，遭雷劈！ http://url.cn/M97L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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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兵：一位朋友微信说，昨天在北京律协听全国人大环资委某官员做环境法修改报告。很惊讶官员的低素质，他说西方用减排环境污染这些施压中国就是为了阻止中国发展肢解中国，环保不能过度，公益诉讼不能放开，镉大米吃了这么多年，中国人的寿命不是还在增长吗？我真想提请免他的职，可咱小民没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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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宸
@平安北京 发布昌平抓嫖信息与2006年6月23号的一则旧闻高度雷同。除了采用同一张照片，抓到小姐的数字都是31人，新闻内容也高度雷同。http://url.cn/M5euD2
真相挖掘机 
这个绝对是造谣，除非改成全国傻逼喜迎油价上涨。。
特色无赖
《俄罗斯之声盯上 军官戴旭造谣被抓个正着》日前，空军大校戴旭在微博发帖称，普京下令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俄罗斯之声官方微博立即澄清，此乃假新闻，引发舆论哗然。而戴旭辩称，此消息来自中共党媒新华网。终于见到大谣了，会不会抓人？新闻联播会不会播3分钟？这会戴兄玩出活了。
特色无赖
《毛新宇少将题词：戴九日是个女子同志》大概是戴旭是个好同志吧﹐毛新宇题词：戴九日是个女子同志!毛少将这个题词好，字好内容也好。第一任妻子郝明莉对毛新宇的印象：聪明好学.2002年5月，郝明莉得知毛新宇又有新欢，和毛闹翻后，被秘密关进秦城监狱。2003年12月29日凌晨，郝明莉死于秦城监狱
赵锡永:
赵锡永 (@Eden2012)
经济学剥蚀盗师，锅无圆针眼室烟酒员、锅无圆烟酒室私长，锅无圆富部...＂戴九日是个女子同志＂？毛将军这都知道啊，断背之交？
腾讯新闻
【商户被城管打折腿 官员骂采访记者：你们真猖狂】8月15日，山西原平市十几名城管围着一商户拳打脚踢，将对方腿打折。事后，受害商户被家属送往医院治疗。记者到医院了解情况，被原平市新闻办主任阻挠，之后该主任大骂记者：“你看你们多么的猖狂！医院就不配合你们采访。”http://url.cn/JzZa3r今天 00:18 阅读(13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1491)
商户被城管打断腿 官员阻记者采访：你真猖狂http://news.qq.com/a/20130902/000070.htm
8月15日，山西省原平市十几名城管围着一商户拳打脚踢，将对方腿打折后才罢休。事件发生后，受害商户被家属送往医院治疗。8月28日上午，山西科教频道记者来到医院了解情况时，却被原平市新闻办主任连推带拉“阻挠”采访，这位主任检查了记者证件后叫他们回去单位，这一要求被记者拒绝，随后即大骂记者：“你看你们多么的猖狂！”“医院就不配合你们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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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崔成浩以前叫“平壤崔成浩”，心系平壤，从未离开。不收听，不加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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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一个？？八千万中找得到一个不贪的么？？？|| #我在看新闻# 《内部人士称蒋洁敏腐败金额惊人》 系18大后首个被调查中央委员；石油系一周内5人被查。 http://url.cn/VoiEjp 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
内部人士称蒋洁敏腐败金额惊人http://news.qq.com/a/20130902/004351.htm2013-09-02 01:279月1日，监察部网站信息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蒋洁敏就任国资委主任前，曾任中国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此次被调查距离其上任国资委主任，只有半年时间，这也是国资委历史上首次出现主要领导接受组织调查的事件。
就在蒋洁敏被确认受调查之前，8月26日、27日，中石油集团已有四位高管相继落马，分别是中央候补委员、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刚刚升任集团副总经理的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总经理冉新权、以及中石油股份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院院长王道富。
有石油系统人士曾指出，石油系统高管落马大多涉及贪污腐败，2007年中石化前任掌门陈同海的被捕就是如此。而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都曾掌管中石油大庆、海外、长庆和管道这四大核心业务，这些业务历来被认为是最“肥”的，而地方负责人都掌握着“业务处置权”，有着很大的寻租空间，这些领域也因此往往成为腐败重灾区。
“王永春曾经是蒋洁敏的爱将，李华林曾任职胜利油田，而这也是蒋洁敏起家的地方，这几件事情肯定有联系，看来这个曾经被称为中石油最具权势者的蒋洁敏，没办法顺利躲过这次反腐风暴了，估计这次涉及的金额一定很惊人。”一位内部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职务。央企领导人离任后应对其任期内进行离任审计，蒋洁敏自2006年11月接任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依惯例，相关离任审计的时间是2006年—2013年，但有消息人士称，对于蒋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10年，审计的范围也扩大很多，比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
翻看过往资料，蒋洁敏70年代开始进入石油系统，从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在青海任职期间曾通过“以气补油”的战略调整，成功将油田改造成为全国第四大气田。不仅如此，他在1998年率先推动石油、石化工业体制改革，同时以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并筹备了中石油集团上市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事项。公开信息显示，2006年11月，蒋洁敏接任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2007年5月份成为集团董事长。
恰恰是这年的11月5日，中石油回归A股，股价以48 .6元高开，总市值达到87840亿元，一举摘下“全球市值规模第一”的桂冠，高于紧随其后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和通用电气的市值总和。但在之后的五年间，中石油的市值一路缩水，现在仅剩下14330亿元，8月30日的收盘价为7 .83元，还不到上市首日股价的零头。
“一个公司这么多高管集中落马，应该是能源行业前所未有的事，预计未来几个月中石油腐败案还会继续发酵，整体而言对中石油的短期冲击会比较大。”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之前中石油四位高管被查消息传出后，尽管中石油称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但资本市场却“不买账”地给出“腐败折扣”，仅8月28日一天，中石油旗下两上市公司H股应声下跌，市值蒸发217亿港元。
“石油系”一周5人涉违纪被查 工作经历有交叉
昨日上午11时，监察部网站发布公告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截至目前，蒋洁敏是首位被调查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在担任国资委主任前，蒋洁敏是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就在上周，中石油系统共有四位高管被中纪委调查。
近期被调查的中国石油四位高管分别掌管着该集团最重要的业务板块。
2007年上半年，蒋洁敏正式成为中石油股份董事长、总裁，以及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成为中石油日常生产运作的最主要领导。而在2007年下半年及2008年上半年，王永春、冉新权、李华林、王道富分别升任为大庆油田总经理、长庆油田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和中石油股份总地质师。此外，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同为西南石油大学校友。目前，官方并未确认蒋洁敏落马与中石油高层被查是否有关联。
腾讯新闻
【蒋洁敏系十八大以来第9名被调查省部级官员】9月1日，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查，延续了十八大以来高层对官员贪腐的严打态势。在蒋洁敏之前，十八大之后的9个多月中，已经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衣俊卿8位省部级高官落马。http://url.cn/LlVu9L
蒋洁敏系十八大以来第9名被调查省部级官员http://news.qq.com/a/20130902/000553.htm时政新闻
中国新闻网[微博]阚枫2013-09-02 00:57中新网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阚枫)9月1日，官方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至此，十八大以来已有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权威反腐专家指出，一系列事实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力度为近三十年来最大，彰显“有腐必反”的坚强决心。
十八大后省部高官落马频率高、速度快
蒋洁敏被查，延续了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对官员贪腐违纪的严打态势。在蒋洁敏之前，十八大之后的9个多月中，已经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7位副部级高官落马。此外，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年初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中共高层正以实际行动表露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
今年58岁的蒋洁敏，去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如今，他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被查的中央委员。此前，先后有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记者观察，据公开报道显示，在“被查”消息披露的5天前，8月27日上午，蒋洁敏还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从李春城到刘铁男，再到如今的蒋洁敏，中纪委查办高官的动作之迅速，也让舆论用“风暴”、“霹雳”等词汇形容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决心。
“从过去来看，曾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近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
“官至省部级，其能量和影响力自然很大，在这个层面进行反腐，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何增科说，如今省部级高官的接连落马，一方面表明中央高层对于反腐问题的高度共识以及“有腐必反”的决心；另一方面，高官腐败被发现和查处的概率提高，对于惩治腐败的震慑效果也非常重要，让各级官员认识到不能有侥幸心理。
贪腐窝案频出 反腐“组合拳”开打国企腐败
十八大之后，舆论曾用“组合拳”来形容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系列反腐动作，而从近期的反腐信号可观察，高层的反腐“组合拳”指向隐蔽性更强的国有企业腐败。
蒋洁敏在今年3月出任国资委主任，之前的2004年到2013年9年时间里历任中石油副总经理、总裁和董事长等要职。而在其被查的数日之前，中石油集团及其上市子公司4名高管被中纪委调查。虽然目前官方并未确认蒋洁敏落马与中石油高层被查是否有关联，但如此的反腐力度，在国企及国企监管机构历史都属少见。
进入8月份以来，国企高管以及下属子公司人员涉腐案件频繁被曝出。8月17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检察机关在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挖出110名“硕鼠”。8月19日，广东省纪委正式通报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被双规。
“长期以来这些规模庞大、资产雄厚的国企一直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中石油一连串高管被查，透露出高层的反腐“组合拳”开始铲除一些存在于国企的腐败窝案。
“谈及腐败人们往往关注更容易看到的官员腐败，一些国企、央企中存在的高管腐败不仅社会影响恶劣，而且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公众利益。”何增科称，对于国企腐败，解决之道还要与国企改革相结合，减少国企的行政垄断权，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治理结构，让国企运行更加透明。
专家的观点也与高层的表态相映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8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央企业要用改革的办法和调结构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设“阳光央企”。
规划权力之“笼”：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出新动作
从薄熙来、杨达才受审，到蒋洁敏和中石油多名高管被查，刚刚过去的一周，“反腐”注定是中国社会热度最高的词汇。值得关注的是，一个规划未来五年中国反腐路径的“顶层设计”也在上周被官方通过，显示出决策层不仅深悉反腐之迫切，而且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思考和筹划。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虽然这份新的“反腐五年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公之于众，但舆论普遍认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建设将是《规划》最为核心的内容。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被国内外舆论认为“将规划中国改革新征程”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为今年11月召开。在专家看来，这个会议上，中国反腐也可能推出“一系列新动作”。
“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之‘笼’到底是什么，到底由什么具体构成，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规划出这个制度反腐的‘笼子’。”
汪玉凯称，对于反腐之笼的构建，不仅仅要加大力度严打“老虎”、“苍蝇”，更重要的是整合反腐体制和机制。“横向上，应按照大部制的思路整合分布于党政系统内的诸多反腐力量，发挥反腐合力；纵向上，要改革权力监督体系，使各级反腐部门的监督力量更富权威、更加有效。”
汪玉凯称，十八大之后，无论是大小官员落马，还是一系列反腐举措推出，都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于反腐工作的信心，赢得民众对继续深化改革的认可与支持。(完)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阚枫)9月1日，官方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至此，十八大以来已有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权威反腐专家指出，一系列事实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力度为近三十年来最大，彰显“有腐必反”的坚强决心。
十八大后省部高官落马频率高、速度快
蒋洁敏被查，延续了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对官员贪腐违纪的严打态势。在蒋洁敏之前，十八大之后的9个多月中，已经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7位副部级高官落马。此外，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年初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中共高层正以实际行动表露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
今年58岁的蒋洁敏，去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如今，他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被查的中央委员。此前，先后有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记者观察，据公开报道显示，在“被查”消息披露的5天前，8月27日上午，蒋洁敏还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从李春城到刘铁男，再到如今的蒋洁敏，中纪委查办高官的动作之迅速，也让舆论用“风暴”、“霹雳”等词汇形容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决心。
“从过去来看，曾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近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
“官至省部级，其能量和影响力自然很大，在这个层面进行反腐，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何增科说，如今省部级高官的接连落马，一方面表明中央高层对于反腐问题的高度共识以及“有腐必反”的决心；另一方面，高官腐败被发现和查处的概率提高，对于惩治腐败的震慑效果也非常重要，让各级官员认识到不能有侥幸心理。
贪腐窝案频出 反腐“组合拳”开打国企腐败
十八大之后，舆论曾用“组合拳”来形容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系列反腐动作，而从近期的反腐信号可观察，高层的反腐“组合拳”指向隐蔽性更强的国有企业腐败。
蒋洁敏在今年3月出任国资委主任，之前的2004年到2013年9年时间里历任中石油副总经理、总裁和董事长等要职。而在其被查的数日之前，中石油集团及其上市子公司4名高管被中纪委调查。虽然目前官方并未确认蒋洁敏落马与中石油高层被查是否有关联，但如此的反腐力度，在国企及国企监管机构历史都属少见。
进入8月份以来，国企高管以及下属子公司人员涉腐案件频繁被曝出。8月17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检察机关在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挖出110名“硕鼠”。8月19日，广东省纪委正式通报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被双规。
“长期以来这些规模庞大、资产雄厚的国企一直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中石油一连串高管被查，透露出高层的反腐“组合拳”开始铲除一些存在于国企的腐败窝案。
“谈及腐败人们往往关注更容易看到的官员腐败，一些国企、央企中存在的高管腐败不仅社会影响恶劣，而且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公众利益。”何增科称，对于国企腐败，解决之道还要与国企改革相结合，减少国企的行政垄断权，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治理结构，让国企运行更加透明。
专家的观点也与高层的表态相映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8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央企业要用改革的办法和调结构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设“阳光央企”。
规划权力之“笼”：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出新动作
从薄熙来、杨达才受审，到蒋洁敏和中石油多名高管被查，刚刚过去的一周，“反腐”注定是中国社会热度最高的词汇。值得关注的是，一个规划未来五年中国反腐路径的“顶层设计”也在上周被官方通过，显示出决策层不仅深悉反腐之迫切，而且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思考和筹划。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虽然这份新的“反腐五年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公之于众，但舆论普遍认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建设将是《规划》最为核心的内容。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被国内外舆论认为“将规划中国改革新征程”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为今年11月召开。在专家看来，这个会议上，中国反腐也可能推出“一系列新动作”。
“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之‘笼’到底是什么，到底由什么具体构成，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规划出这个制度反腐的‘笼子’。”
汪玉凯称，对于反腐之笼的构建，不仅仅要加大力度严打“老虎”、“苍蝇”，更重要的是整合反腐体制和机制。“横向上，应按照大部制的思路整合分布于党政系统内的诸多反腐力量，发挥反腐合力；纵向上，要改革权力监督体系，使各级反腐部门的监督力量更富权威、更加有效。”
汪玉凯称，十八大之后，无论是大小官员落马，还是一系列反腐举措推出，都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于反腐工作的信心，赢得民众对继续深化改革的认可与支持。(完)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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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洁敏简历http://news.qq.com/a/20130901/003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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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历
蒋洁敏，男，汉族，1955年10月出生于山东阳信，1972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历任胜利油田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常委；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重组与上市筹备组组长；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石油股份公司董事长、总裁；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中石油股份公司董事长。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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