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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杂志： “以党治国”面面观

[日期：2012-02-16] 来源：三教九流作者：三教九流阅读：1052次[字体：大中小]

“以党治国”面面观

于一夫

　《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7期

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对“以党治国”论提出严肃批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了邓小平的遗愿。然而，他所反对的“以党治国”论，却始终阴魂不散。鉴此，考察一下“以党治国”论的来源、演变及其危害，不无现实意义。
　　一、“以党治国”论的提出与演进
　　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后，改奉“以俄为师”，将苏俄“党化国家”的体制引入中国，提出和推行了“以党治国”论，这便是“以党治国”的发端。
　　早在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强调党是民国的根本，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1孙中山把建国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训政时期“党在国上”。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2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专制独裁之路。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要求国人对领袖绝对效忠。在推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注3“以党治国”经过这样的演进，就成为建立“党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基调，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出现大倒退。
　　二、“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曾出现过“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注4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实行“三三制”注5，“以党治国”与“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显然难以协调。于是，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著文对“以党治国”论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又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注6
　　但是，邓小平这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注7这种发端于抗战时期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实行，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的“以党治国”观念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注8其时，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些论断，就是“以党治国”论的极端表现。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也使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
　　三、“以党治国”的实际运行
　　“以党治国”并非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当时主管和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都曾讲过类似的话，指导政法机关按照党的意志去执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以党治国”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
　　（一）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来看，他认为法律是由党领导制定的，明确把执政党置于法律之上。这种观点与“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二）政法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面引述几例：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强调说：“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刘少奇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1955年9月19日，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发言中批评“某些司法、检察、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委的话。”会议最后由彭真做总结，要点有三：1、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着右倾思想。2、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的进攻极为猖狂，攻击我们是“以党代法，党政不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3、党委的领导。政法机关这个专政的武器必须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法工作问题”，他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经过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检察机关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检察系统的干部编制最多时为四万三千人）。”会议批判了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进一步强调：“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注9。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从上述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文件的表述来看，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检法机关，都是由党直接掌握的用以镇压异己势力的工具，各级政法机关和所有干警，都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至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那只是对外宣传用的，“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在内部的实际运作，则根本不承认什么审判独立，谁主张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独立审判，谁就是反党。
　　党的领导人对政法部门负责人一再耳提面命以及在内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得非常清楚，由此而形成了由党委审批案件等一系列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不向社会公布，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这便是“以党治国”或曰“党化国家”的典型运作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三）执行法律就是办一个手续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四）无完备的法律更便利
　　1956年3月31日，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大家全说无完备的法律很麻烦，但也有便利之处。我们办案时，只要站稳阶级立场，根据政策，按照阶级利益来办事就可以了。……我提议大家不要死抠法律条文，主要应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搞熟一点，当然能记住法律条文更好了。”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如果按照他上面所说的办案依据来看，当时对他的处理既是“站稳了阶级立场”，又符合当时的政策，还是“阶级利益的需要”，用不着“死抠法律条文”。
　　（五）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注10的报告，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批复中说，中央书记处决定：
　　1、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2、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并到公安部的方式，实现了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和彻底的“一元化”。就党内的领导体制来看，明确规定三机关都“由公安部党组统率”，明白无误地把“两高”直接置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敏捷、高效——凡是公安部决定了的事项，由“两高”负责去执行，完全取消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从此确立了公安的“老大”地位，对后来三机关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平行机构，统称“一府两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公安部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它与“两高”并不处于平级的地位。就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职权分工来说，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和起诉，法院负责审判。按理说，批捕、起诉和审判，都是对侦查工作的检验和把关，如果发现侦查中有违法行为，应予纠正；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应该判决无罪，其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和避免冤假错案。然而，当时决定将三机关合而为一，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对“一府两院”体制作了伤筋动骨的改动。采取这样的大动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说不通的。于是文件规定：“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庄严的宪法就这样被任意揉捏，弃如敝屣。这一决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进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实际上谁还“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注11——“以党治国”竟然走到了这种地步。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以党治国”的实际运作情形。
　　四、灾难造成后的调整与反思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泛滥，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为了压制民众的反抗，又滥用专政工具，把对当时的某些做法稍有不满而发发牢骚，或者饿极了偷青吃青的无辜民众作为专政对象，乱捕滥杀，更加重了灾难。
　　种种惨状冲破层层封锁反映到高层。大量饿死人和乱捕胡判的情形令人震惊，促使当权者的头脑渐趋冷静。大约从1961年起，在一些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开始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下面摘引几段对政法工作反思和纠偏的讲话，听听当时是怎么说的：
　　1961年6月24日，当年鼓吹三机关合署办公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中央公检法三机关碰头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番似乎是批评别人的话：“从我们三家来说，有过‘三起三落’。这几年公安的毛病，是腿伸得太长了，把一些不属于公安的事情也拿来办了。检察、法院的腿太短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61年7月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又说：“公检法三家的职责，这几年也搞乱了。下面有的同志说，‘公安共了检察、法院的产’。中央政法三机关搞一个党组，一个机关，是一种没有调查研究的、简单化的做法。……不能刮‘共产风’，不能把检、法当做辅助工具。过去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如‘一员顶三员’、‘一长代三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现在要很好清理一下。”
　　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注12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所谓“驯服工具论”，原本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刘少奇的最大优点是勇于承认错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明确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这种知错必改的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令人感佩！然而，正是由于刘少奇在认识和提法上的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以党治国”的正统，种下了后来他被打倒的种子。
　　五、能否记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刘少奇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可谓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然而，类似的冤案又何止千万！“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将诸如此类的冤案加起来统计，全国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能说这些冤案都是由于偶然的失误造成的吗？实际上，它正是推行“以党治国”致使法治荡然无存的必然结果。
　　笔者身经目睹了共和国60年的沧桑巨变，一方面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匪夷所思之事心有余悸。回顾刘少奇、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等先烈的遭遇，仿佛又听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不禁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一句千古绝唱：“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国人能够惊醒，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
　　2010年5月27日第12次修改
　　注释：
　　注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99页。
　　注2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2页。
　　注3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注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注5　“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大体，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注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14页。
　　注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注8　转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9　《司法部关于报送〈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函》（司发函［2003］158号），2003年10月29日。
　　注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瑞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了公安部长。
　　注11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注1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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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大校长：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日期：2012-03-23] 来源：三教九流作者：三教九流阅读：796次[字体：大中小]

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明报专讯】编按：本文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2011年12月1日（上周四）于中大颁授学位典礼对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

　　今天早上我翻阅了毕业礼的典礼程序。当我见到毕业生名册上你们的名字，我按手其上，低头为你们每一位祷告。
　　我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你们或会问，怎样才算是「不负此生」的生活呢？
　　俭朴地生活
　　首先，我希望你们能俭朴地生活。在过去的三至五年间，大家完成了大学各项课程，以真才实学和专业知识好好的装备了自己。我肯定大家都能学以致用，前程锦绣。但容我提醒各位一句：快乐与金钱和物质的丰盛并无必然关系。一个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的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那样能带给你幸福和快乐。
　　高尚的生活
　　其次，我希望你们能过高尚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阴暗面：不公、剥削、诈骗等等。我吁请大家为了母校的声誉，务必要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势的人，也不可以做损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对一己的良知无悔，维护公义，事事均以道德为依归。这样高尚地过活，你们必有所得。
　　谦卑的生活
　　其三，我希望你们能过谦卑的生活。我们要有服务他人的谦卑心怀，时刻不忘为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出力。一个谦卑的人并不固执己见，而是会虚怀若谷地聆听他人的言论。伟大的人物也不整天仰望山巅，他亦会蹲下来为他的弟兄濯足。
　　假如你拥有高尚的情操、过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存谦卑的心，那么你的生活必会非常充实。你会是个爱家庭、重朋友，而且关心自己健康的人。你不会着意于社会能给你什么，但会十分重视你能为社会出什么力。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所以，诸位毕业会成为我校的代表。做个令我们骄傲的「中大人」罢！
　　各位毕业同学，在我的心目中大家都是我的儿女。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法大何兵 :【盛世异闻】胡当年到烟台访问，官府为防草民，将百姓隔得不见影儿。但伟大领袖周围没有人民，哪象盛世？于是男法官扮成卖菜的，女法官扮成买菜的，一派盛世气象……胡离开后一周，参与其事某法官，亲口所言。赵晓 :苏联为什么灭亡？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是，它却需要世人反复地去思考、引以为戒，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那套制度设计违背了历史的演变路线。今年已经108岁的周有光先生认为：从经济上看，计划经济造成的指标僵硬、特权挥霍财富、民众贫穷化，剥削率远远高出资本主义。许盛杰 :为什么我会说当局越来越保守了。。众所周知的盲人事件，克贵正当防卫居然会被判刑，上街人士也被判刑。前几年的和平奖获得者至今还享受着牢狱之灾，西藏自焚，菜刀实名，7.23至今还是没说法（这个不是一般事件）。刚一说网络反腐，当局就出台了网络实名制法案，众多与政府监督挂钩的法案却迟迟没有回应许盛杰: 最近出了个学习粉丝团，又有评论被拘事件，真是越来越黑了啊。。。。 || 许盛杰: 最近的十几年确实是在开倒车呢。南周之后，何去何从？|| 许盛杰: 习：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并相互否定http://url.cn/B14JE1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http://news.qq.com/a/20130105/001650.htm 时政新闻

新华网徐京跃霍小光2013-01-06 05:11

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习近平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长：6'10''

来源：央视网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李克强主持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新华网北京1月5日电（记者徐京跃霍小光）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5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31个年头了。习近平重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开班式。

【诺贝尔2009】生命剧本的上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51

作者： 陈怡

最后更新：2009-10-14 20:59:5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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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化学奖

◆透视2009诺贝尔化学奖
英国科学家文卡拉曼·拉马克里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美国科学家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和以色列女科学家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因“对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遗传密码如何转化为生命？”至此得到了解决。三位科学家还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与日益加剧且难以杜绝的细菌感染作斗争的勇士”。
核糖体的核心功能
核糖体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重要细胞器。在不同的生物中，核糖体的结构有所区别，但其行使的功能基本相同。它翻译生命的剧本DNA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和“指令”密码，进而生成具有生命活性的不同功能蛋白质，例如：用于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免疫系统中的抗体、胰岛素等激素、皮肤的胶原质或者分解糖的酶等。这些蛋白质分别控制人体内不同的化学过程，使生命体这台复杂的舞台剧能够按照剧本的要求上演。
虽然核糖体在生命体中发挥着核心功能，但长期以来，科学界对其发挥功能的机制缺乏直观、细节的认识。三位科学家采用了X射线蛋白质晶体学的技术，第一次在原子水平上解析了核糖体的三维结构。这不仅让人们知晓了核糖体的“外貌”，而且在分子层面上揭示了核糖体功能的机理，对科学理解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公众不知道抗生素通过抑制细菌核糖体的功能来杀死细菌。事实上，如果了解了核糖体功能的机理就不难理解：当细菌细胞中的核糖体功能得到抑制，细菌就无法存活。这对研发新型抗菌素具有重要意义。在青霉素等传统抗生素已显示出对人体的毒、副作用，而病菌对传统抗生素也已产生了一定抗药性的当下，这项破解蛋白质合成之谜“最后一章”的研究成果有望给外科手术感染、败血病等医学问题带来克星，拯救生命和减少人类痛苦。

卡拉曼·拉马克里希南（左），托马斯·施泰茨（右）

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特在1980年前后率先获得分辨率约为10埃的核糖体晶体

约纳特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追溯说，这扇“窗口”的最早开启者是19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斯维德伯格(Theodor Svedberg)。他所设计的每分钟旋转八万转以上的超速离心机，使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测定蛋白质的分子量，这对研究蛋白质化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饶子和告诉记者，一般病毒的分子量较大，但因为其结构具有正二十面体的高度空间对称性，相应的结构研究难度还不是太大；而细菌的核糖体不一样，它可以细分为30S（为纪念Theodor Svedberg提出的沉降系数，一般用“S”来表示核糖体亚基单位）的小亚基（分子量为80万道尔顿）和50S的大亚基（分子量为150万道尔顿）两个部分。两种亚基分子量相加达230万道尔顿。分子量越大，其分子间的相对差异就会越多、在空间中的有序堆积就会越困难。而且核糖体结构又不具有病毒那样高度的空间对称性，因此非常难以确定。
当年，布拉格因首创用X射线衍射法来测定氯化钠的晶体结构而获得1915年诺贝尔奖，当时一个氯化钠分子才包含几个原子，时至今天，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利用逐步提高的技术手段解析分子量达到数千乃至数万道尔顿的蛋白质结构，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解析像核糖体这样分子量上百万道尔顿的物质结构也被科学界普遍认为难度极高。正因为如此，完成对230万道尔顿分子量的核糖体结构的研究并解释其重要而复杂的生理功能，使三位科学家最终摘取本届诺奖。而所有工作的前提，无疑是核糖体晶体的获得。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率先对核糖体展开深入研究的约纳特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先驱者。在她之前，没有人想到53个蛋白质和核酸结合的亚细胞器居然能够结晶并被解析结构。
目前在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工作的阿达·约纳特曾在1980年前后率先获得分辨率约为10埃（光波长度和分子直径的常用计量单位，比纳米小一个数量级）的核糖体50S亚基晶体，1991年，当她获得分辨率为3埃的50S核糖体亚基高分辨率晶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在2002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为大会主席的饶子和曾邀请阿达与会作主题报告。饶子和认为，正是当年那个重要的转折性成果，使核糖体晶体结构研究从无“米”之炊成为有“米”之炊。
2006年，阿达·约纳特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乔治·费埃尔（George Feher）因在“核糖体蛋白合成，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领域中获得突出成就而获得沃尔夫化学奖时，奖项评委会称：“她通过引入具有艺术水准的‘超冷生物晶体学’，将晶体学推至极限，从基本方法学上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她的工作为解决药性和抗药机制这一重大问题开辟了道路，从而触及了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沃尔夫奖素有“诺贝尔指针”之称，去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钱永健也曾是沃尔夫化学奖的得主。
可是很遗憾，阿达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解决这一研究中的“相位问题”，因此无法得到核糖体晶体的结构，但领域先驱者和奠基人的身份最终使她成为诺贝尔化学奖历史上继英国女生物化学家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之后的第四名女性获奖者。
多学科交叉优势
饶子和认为，美国科学家最终解出核糖体的晶体结构，得益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事实证明，要解出核糖体晶体结构，光用传统的同晶置换法是不够的。施泰茨和拉马克里希南的实验室分别用冷冻电镜的三维重构方法先获得了核糖体50S亚基的初始相位，再用传统的同晶置换和多波层反常散射法解出核糖体结构，这对实验中X光的光源和实验人员的计算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三位获奖者共同使用的“X射线衍射技术”，是指通过晶体的X射线衍射图样，与晶体原子排布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来精确测定原子在晶体中的空间位置。20世纪50年代初，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正是在该技术的帮助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模型。迄今为止，该技术仍是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的主要手段。
正在MIT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学者杜平武介绍，从晶体的衍射效应求出原子在晶体内部的排布属于物理学中的“求逆”问题。如果已知由晶体发出的衍射波的振幅和周相，这个“逆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但是，用实验方法虽然可以测量衍射波的振幅，却很难记录到它的周相。因此，要想从衍射效应解出晶体结构，必须先设法找回“丢失了”的周相，这就是所谓的“周相问题”，它属于晶体学研究范畴。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给予施泰茨的评价正是：“成功解决了（这一研究中的）‘相位问题 (phaseproblem)’”，而拉马克里希南所造“尺子”，则令核糖体研究得以精确测量一些数值，从而突破先前的局限。“化学涉及能源、材料、医药、生物等领域，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学科。借鉴多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正是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在饶子和看来，由于诺贝尔奖项中没有生物学奖，多年来，跟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相关的工作，都被归入化学奖，而真正孤立地做化学、医学研究的人反而很少拿到诺贝尔化学和医学奖。考察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得奖项目可以发现，其中与生物相关的项目已占近半。

【诺贝尔2009】非凡意义的端粒

作者： 袁玥

最后更新：2009-10-14 20:58:56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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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透视2009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就像恶作剧似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每年总喜欢在美国时间的凌晨时分给新晋诺贝尔奖得主们打电话报喜，让大家体验困意被激动一扫而空的感觉。这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也不例外，他们分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的伊丽莎白·布兰克本（Elizabeth H. Blackburn）、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卡罗尔·格雷德（Carol W. Greider）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杰克·绍斯塔克（Jack W. Szostak）。
这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第100次确定获奖者，也是第一次由两名女性同时摘得这一奖项。在此之前，布兰克本、格雷德和绍斯塔克2006年曾共同摘取艾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医学界最高奖项，不少艾伯特拉斯克奖获得者日后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颁奖词称，之所以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他们三人，是因为他们共同解决了生物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细胞分裂时染色体如何完整地自我复制以及染色体如何受到保护以免于退化”。“这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向我们展示，解决办法存在于染色体末端——端粒，以及形成端粒的酶——端粒酶。”
端粒和端粒酶
染色体是DNA的载体。在DNA复制过程中，每次其末端都会有一小段复制不到。因此科学家便产生疑问，如果每次都会少复制一点，那么DNA如何能保持遗传的稳定性？经过布兰克本与绍斯塔克潜心研究，他们发现了端粒——在染色体末端部分一段很长很长的规律重复却不编码蛋白的DNA序列。“端粒”来源于一个希腊词汇，是“末尾部分”的意思。
有学者形象地比喻，端粒就是DNA的尖顶高帽子，每次复制相当于把这个帽子从尖上削掉一层，如此就保护了帽子下面的脑袋。然而帽子的高度总是有限的，当端粒变得短的不能再短时，细胞便不再分裂，而开始衰老、死亡。
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可逆呢？是否存在永生的细胞？格雷德与布兰克本发现，原来还存在一种酶，即端粒酶，端粒酶就是形成端粒DNA的成分，端粒是由端粒酶形成的。它的功能就是增加端粒的长度，延缓端粒变短的时间。
“端粒是细胞内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它能够保护染色体。伴随着人的成长，端粒会逐渐受到‘磨损’。而端粒酶在端粒受损时能够恢复其长度。”布兰克本介绍。

从左到右：卡罗尔·格雷德，杰克·绍斯塔克，伊丽莎白·布兰克本

癌症治疗新靶点
颁奖词中还介绍道，“如果端粒缩短了，细胞就会老化。相反，如果端粒酶的活动显著，端粒的长度也就能得以保持，并且细胞衰老也将延后。癌细胞就是一个例子，癌细胞被认为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相反，某些特定的遗传疾病，会出现一些有缺陷的端粒酶这样的特征，导致损害细胞。对此诺贝尔奖颁给这一细胞基本机制的发现，这一发现有助于新的治疗措施的发展。”
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金秋告诉记者：“癌症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研究显示在85%以上的各类癌细胞中，端粒酶都会表现出活性，它是细胞扩增的必要条件。因此，抑制端粒酶的活性，就可以控制癌细胞的无限生殖。”这一理论被普遍看好，很多科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以端粒酶为靶点的抗癌药物在美国最快的已进入III期临床。
格雷德说，“刚开始这项研究时，我们丝毫不知端粒酶与癌症存在关联，只是对染色体如何保持完整无损感到好奇”。如今她也在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很难预测结果。但是很明确的是，我们现在掌握了比此前更多的信息。我希望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引发衰老的机制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鲁内托夫特戈德说，端粒和端粒酶研究有助于攻克医学领域3方面难题，即“癌症、特定遗传病和衰老”。
对此格雷德告诉记者，端粒与很多老年性疾病都有关系，因为细胞需要通过端粒来保持其分裂新生的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端粒酶，端粒就会慢慢地变短，细胞就不能分裂重生，这是很多老年疾病的共同特点。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一种细胞的基本机制，即染色体末端对染色体的保护作用。”周金秋告诉记者，“它引出了一种细胞的衰老机制，但并不是所有的衰老都是由它引起，细胞衰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年61岁的布兰克本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因学术成就卓著曾在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
布莱克本一头金色短发，总喜欢面带微笑：“工作早九晚五，周末是我的家庭日。”她说她享受家庭生活，平时喜欢听音乐，没有人的时候弹弹钢琴，每天尽量出去散步，到健身房运动。
“我并没有特别期待这个奖，得奖不会改变我什么，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她说。
绍斯塔克195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28岁时听了一场布兰克本的报告后，与她展开合作，共同证实了端粒对染色体的稳定作用。在那之前，从1974年到1979年，他在康奈尔大学随著名华裔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教授吴瑞做研究生，并留在吴瑞实验室做博士后，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2008年吴瑞去世后，绍斯塔克还曾撰文进行追忆。
出生于1961年的格雷德当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期间，师从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当时布莱克本刚刚与绍斯塔克共同发现了端粒，并提出猜测：也许是由于某种未知的酶决定了端粒的细胞分裂，随后格雷德便与布莱克本一起致力于验证这一猜想，并与之一起发现了端粒酶的存在。
这三个人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布兰克本有意将自己的奖金投入实验室；绍斯塔克说他要用这笔钱供几个孩子读大学；而格雷德考虑先买辆新的自行车。

都世界第五了，还不给个诺奖？

作者： 邝飚/画

最后更新：2009-10-15 10:49:59 来源：南方周末

在教育部举办的国庆60周年成果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称，以科技论文SCI数据排序，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第五也没造就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自然科学）。

邝飚/画

慕容雪村 :读近代史，常常感觉困惑，从1949到1959，中国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1949还有许多报纸、许多党派，为何到1959就全都销声匿迹？1949人们还有许多权利，为何到1959就已经丧失殆尽？短短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中国变成了一座集中营？我想这或许是结论之一：假如你不关心权利，就必然会失去权利。
徐世伟 :旺角，表达诉求，骂港最高领导，这种自由好不好？http://t3.qpic.cn/mblogpic/2260db5cb5566caea378/2000

坐山雕 :伊能静最新博客：“冬雪漫漫，雾霭茫茫，草木寂寂，日头长长。春日迟迟，风声苍苍，孤鸟鸣鸣，寒夜凉凉。独坐静静，泪湿斑斑，故国远远，心亦凄凉。叹！谁知妾心似昭阳，商女独唱恨国亡。” 深夜读罢，不...http://t1.qpic.cn/mblogpic/a93621440b19a3fb041c/2000

伊能静照片。（网络图片）

“商女独唱恨国亡” 伊能静最新博客石破天惊

文：寒鸦

【大纪元2013年02月09日讯】伊能静最新博客：“冬雪漫漫，雾霭茫茫，草木寂寂，日头长长。春日迟迟，风声苍苍，孤鸟鸣鸣，寒夜凉凉。独坐静静，泪湿斑斑，故国远远，心亦凄凉。叹！谁知妾心似昭阳，商女独唱恨国亡。” 深夜读罢，不由唏嘘落泪，更切齿扼腕。生女当如伊能静！

对充斥着余秋雨、王兆山、张艺谋、倪萍、成龙之流的文艺界，对明星群体站着装X，躺着卖X的娱乐界，一向不感兴趣，没想到石破天惊出来一个美女伊能静，让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伊能静这样来自台湾的艺人，如果唱几首红歌，来几句颂圣，不愁不财源滚滚，红透半边天。但她却出于良知仗义执言，竟敢摸毒龙的逆鳞，导致被禁言，被请喝茶，被取消新书签售，在大陆的演艺生涯也面临“休假”的可能。一个忍无可忍的弱女子，让他们怕成这样！一个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的弱女子，又一次让天下男儿羞愧！伊能静，在这浊水横流的国度给我们注入了一股凛冽的甘泉，对她，我只能像被鞭笞的丑八怪卡西莫多初见给他喝救命之水的艾丝美拉达那样惊艳不已：美，美！

伊能静的诗：

1、说话

我想说话，他说你别说。
我说我想说话，他说你们戏子说话无知。
我说我想说的话，他说你读错过字所以你想说的话也是错的。
我说我一定要说我要说的。
他终于气急败坏的拿出五毛给我，说你一定要说就照我说的说吧！

2、不屈

被遮盖的眼依然能透进光
被捂住的耳朵会因为安静而听的更细微
被缝合的嘴能学会语言之外的表达
被捆绑的双手会悟出自由
被掩埋的死亡将永远存活

3、你怎么能相信?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因为事实已被拼贴。
不要听信你的耳朵，因为声音已被遮蔽。
不要呐喊你的不公，因为公平需要奇迹。
不要质问真相，因为真相面目模糊。

伊能静言论：

1、攻击我的身世毫无所用。我来自228家庭，外公杨元丁是基隆“副议长”，抗日被日本人三次逮捕。被国民党开了六枪丢入河里。因为白色恐怖我母亲开始悲剧的一生。我依然投票给国民党，却有更强的信念，知道自由的可贵。反对不是敌对，良知知道，沉默的好人也许会变成邪恶的同盟。

2、攻击我过去的婚姻亦无所用。若外公没被杀，母亲不会沦落到离乡背井，我就不会因童年缺爱，而不懂爱是两个人的还原，而不是谁成为谁的。人的一生，不在此时此刻，从原生家庭而来，而原生家庭的背景从政治环境而来。历史也一样，包含了现在、过去、未来，记取过去、争取现在、创造未来，才不枉走过大时代。

3、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

（网络图片）

4、任何的标签都不足以捆绑你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人。如果你能够轻易被一个社会价值规范的标签所捆绑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正在创造的未来的那个你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里面比较重要的是问自己“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我”。如果我想要的是一个拥有一段非常优质情感的我，那么我不会随便恋爱，就不用管世上的这些人怎么说；如果你的想法是一个人独处胜于两个人在一起，你也不用管这个世界的意见，因为那就是你的价值。

5、我建议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恋爱应该谈多一点，不要那么痴，不要那么傻。真的就是像购物一样，不要疯狂、冲动购物，就得“货比三家”，要比价钱，要比感受。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选择过，怎么能知道谁是最适合你的，你想要的是什么？

6、请问贵州扶贫助学基金会，您的副会长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耻辱他人过去，而个人微博还有情色内容，我想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单位？这么有爱和善良？？？

7、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

曾经可以领日本籍，但决意放弃，去日本观光依然用签证。父亲山东济南人、母亲基隆人，我想回到我的根，用我的母语写字。我，没读太多书，但我知道自由一种本能。而要实践这种本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在他处享有的自由，对寻根的孩子来说，更像流亡。——伊能静（2013-01-11微博）http://cn.epochtimes.com/gb/13/2/9/n3797802.htm

楚天金报 :【杭城一伢儿，11年收了20万元压岁钱】昨晚，新年钟声还没敲响，杭州采荷一小四年级学生许乐怡的枕头底下，就已经塞满了红包。这个11岁的小姑娘，靠每年过年收的红包，成了不大不小的“小富婆”。小乐怡告诉记者，她的银行账户上，已经存了20万元，都是从小到大的压岁钱。http://url.cn/9w1THV 新闻>杭州>正文内容http://bbs.qjwb.com.cn/index-htm-m-cms-q-view-id-11110.html

杭城一伢儿，11年收了20万元压岁钱

作者：梁建伟编辑：姚震来源：钱江晚报 2013-02-10 14:11

昨晚你拿红包了吗？杭城一伢儿，11年收了20万元压岁钱关系越亲红包越厚昨晚，新年钟声还没敲响，杭州采荷一小四年级学生许乐怡的枕头底下，就已经塞满了红包。这个11岁的小姑娘，靠 ..

昨晚你拿红包了吗？杭城一伢儿，11年收了20万元压岁钱

关系越亲红包越厚

昨晚，新年钟声还没敲响，杭州采荷一小四年级学生许乐怡的枕头底下，就已经塞满了红包。这个11岁的小姑娘，靠每年过年收的红包，成了不大不小的“小富婆”。小乐怡告诉记者，她的银行账户上，已经存了20万元，都是从小到大的压岁钱。最大的一个红包，是爷爷奶奶去年给的，有1万元呢。

　　许乐怡的爸爸说，这笔钱会一直存着，等女儿长大了，工作了，再把存折交给她。

　　11岁的小伢儿就有这么多存款，许爸爸也挺感慨的：“我们小时候，过年压岁钱，2元、5元，等条件好一点了，最多也就一两百，现在过年红包，要1000元起步了。

　　红包账户还在涨

　　大学毕业将突破50万元

　　许爸爸说，还没到除夕夜，许乐怡就已经开始收红包了，都是跟着父母去会亲戚朋友时拿的。

　　“过年亲朋好友聚会，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给孩子送红包，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女儿收的红包我没让她打开，除夕晚上都塞到了她的枕头底下，今年最大的一个红包，估计有四五千吧，是她一个大伯伯送的。”许爸爸说，女儿压岁钱还没收完呢，过年期间还要到外婆家做客，红包肯定是少不了的。

　　许爸爸说，他们家族有个传统，孩子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可以一直从长辈那里拿红包。也就是说，即使孩子读大学了，只要还没工作，照样可以每年拿压岁钱。

　　记者给许乐怡算了一笔账：她现在11岁，到大学毕业还有12年，按照一年拿2万元的红包计算，能收到24万元，考虑到经济增长因素，每年收到的红包只增不减，大学毕业时，她账户里的金额，有可能突破50万元呢。

　　厚厚的红包

　　透着亲近的关系

　　许爸爸说，那些比较厚的红包，都是关系最亲近的人送的。“平时走得近一些，亲一点，就多送点。”

　　记者在钱报家长会QQ群里，也做了一个关于压岁钱的微型调查。父母们表示，过年孩子收到的压岁钱，多数集中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压岁钱里的“关系学”，还真是那么回事：最大的红包，往往要给跟自己关系最亲密的孩子。

　　“东东妈”说，家里人给孩子压岁钱，出手比较大方，尤其是她父母，老人家疼孙子，一给就是1万元。她和爱人都不赞成，觉得老人意思一下就行了。

　　“飘动的云”说，她大学毕业才3年，就要给亲戚的小孩发红包了，过年期间，红包支出大概是两三千元，关系一般的小孩，给两三百元，“唯一的侄女，我给的红包通常是800元，今年打算加一点，变成1000元。哈哈，也是一种负担呢。”

澤西天后 :Google为庆祝亚裔春节而设的Logo~~

孙微评论 :【取消春晚】正在看春晚的朋友们，你可知道一台晚会最低成本1000万，一个春节光上星晚会有40多台，成本5亿元。40万办一所希望小学，5亿可建1250所希望小学，可资助16.7万名贫困孩子。农二代邓虎 转播:

春晚只是一部分人捞钱的工具，当然，当局以为他有洗脑的功能，所以几十年如一日的不亦乐乎，我想问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没有【圣诞联欢晚会】？

小春: 歌功讼德的春晚每年都一样，还是别办了，苦了百姓|| -李家大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义同盟会(@*33751286) || 夏俊峰无罪-雷电圣君: 春晚，不就是为了愚弄人民，给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叫春”晚会嘛！ 牛牛最牛: 朱毕董李~~~猪B懂你！

今天 11:17 田京波 :【北邮校长方滨兴拜年遭万人骂“滚”】今天看到方滨兴发微博被上万人排队骂“滚”，人生至此何其可悲，方校长贵为互联网造墙之父，却落得千夫所指、万众同咒的下场，他的研究或有值得肯定之处，他或许也是迫不得已，无奈中国政治的水太深了…想到这里，我强忍着泪水，留下一个"滚"字后默默离开了。 http://t2.qpic.cn/mblogpic/64fc8a7aaef975bd3b5e/2000 海员GG: 滚|| 榕城沙漠: 带到带到 || 中央情报CIA: 帮我带问候下，也是那个字|| 榕城沙漠: 我马上赶过去表示下安慰。留字同楼主 || 渝西外务长官: ”本官”对广大中国微博网友回敬方校长的方式表示理解和支持

澤西天后 :当方滨兴向大家拜年后 9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校长、“GFw之父”方滨兴在微博发布一则拜年消息，许多网友以转发加附一字评论“滚”的方式，表达了对其祝福的不屑以及对其恶行的愤怒。

张老虎-实干元年:正月初一第一炮。牧龙: 还是凤姐豪爽

周益清 :大年初一，就把我的贴子删掉了，你们辛苦了！这样总没事吧？老大说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小弟就抓了发表批评言论的程某（女）。这说明了什么？从逻辑上分析，只有两种可能：1、小弟当老大的话是放屁；2、小弟知道老大的话是放屁。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作者： 刘道玉

最后更新：2010-05-20 16:16:28 来源：南方周末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图/向春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
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1至2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独立学院名不副实，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1995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多都是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
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20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
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
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实行教授定编制

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行政专权：教育单一化的渊薮2013.2.10 星期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87932

作者： 郑也夫

2013-02-09 08:03:25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
行政级别
大学
校长
高等教育
教育多样性

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

校长的地位与意识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中，应存在三个独立的系统：政治权力、经济生产、知识传承。古代社会不存在三者鼎足而立的情形，权力有打压其他两个系统的极大可能。但也不存在其他两个系统完全消融于权力系统的状态，非权力系统无此期望，惟力所不逮。在现代社会，我们既看到了权力令其他两系统彻底臣服的案例，也看到了三系统鼎足而立的情形。无疑，后者是平衡、稳定、损失小、可持续、发育充分的社会。

中央集权制曾出现于多个时空下。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覆盖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发育最充分。中国权力形态的早熟和膨胀，导致其他两个系统难以充分发育。但限于前现代的技术力量，皇权难以覆盖到方方面面。乃至社会上有发达的商业交换系统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也有不侍奉科举的书院和少许思想者独立的声音。

是挟持了现代技术力量的集权制导致了其他两个系统彻底融化在政治权力系统中。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政治几乎合一。当政治经济的全权制结构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尽头时，改革开放发生了。在这三十余年中，经济系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自然，还远不能与成熟的现代国家相比。当今无数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证明官本位威力依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反映。与经济系统远不充分的独立性相比，教育系统尚相距甚远。教育、文化、传媒机构都还不允许民间自由进入，它要忠实地贯彻主导者的意志。

诸多表征都可以透视出大学卑微的性格。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的百年庆典，要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自己的校园举行。似乎大会堂的规格，领导的出席，才是学校的面子所在。那部纪念册，更是将清华校领导心目中政治家与学者的位置，如同水浒一百单八将一般清晰地呈现。清华大学校长这样认识“去行政化”：

“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中广网2010年3月8日）”

以下对比，或可透视出今天中国大学及其校长们的意识。

1922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翌年的“罗文干案”后蔡元培发表了《不合作宣言》：

《易传》说：“小人知进不知退。”……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1月21日）

再看另一位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1929年罗隆基因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发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人权》而被捕，释放后继续撰文。1931年罗被光华大学解职。胡适在给陈布雷、并请转蒋介石的信中说：

此类负责任的文章，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以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们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想匿名攻讦或阴谋叛乱之路上去。《新月》同仁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附中的言论自由，故二年以来，虽不蒙党国当局所谅解，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转引自陈漱渝，2011，25）

1980年代王蒙访问苏联后写了一篇《访苏心潮》，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个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工作此诗人本来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但名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做绿叶陪衬，由诗人作红花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未以为是放肆，却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从上述对比中，既可以看出人格上的差距——当然这不是学者单方面的差距，也有学者所生存的环境的成因。现今的校长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他们是当今名士，或许也会有蔡元培、胡适的尊严（当然这亦存疑），但如果是名士还能被任命为校长吗？且这样一个任命机制，或曰一种“出身”，大约决定了这批校长们不可能有蔡、胡的性格。

除了“出身”，被任命者自身的内涵当然也至关重要。在头领面前能挺起腰杆，必有智者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做支撑——其见识、学问、观点，都是政治家所没有，且能令后者受到教益。要求保留行政级别（如前述两位校长的言论），说明了当今中国顶级大学校长的内涵和自信的程度。

另一方面，这种胸襟、格局和态度，也框定了他们在社会所能谋求到的地位。时下，北大、清华、人大的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多半是副部级，充其量是正部级。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台阶。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们不觉得以此种级别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过于卑微了吗？这样的级别，远不如没有。我们能够想象，蔡元培、胡适以副部级干部自居，同蒋介石对话，同各级官僚乃至商家打交道吗？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冠冕，对一个智者，是一种抬举吗？这是地道的相对论问题。你是国家级的智者，那就是嘲弄。你是二流堂的文人，才会觉得被抬举了。当然，就是二流文化人也未必得意，因为他们可能忠实于自己的系统和逻辑。一个顶级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时，应该自觉自己是代表一个系统出场的，矮化了自己就是矮化了这个系统。

教师在学校的地位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后任美国总统、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一次会议上请哥大物理学家拉比教授（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194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演讲，艾校长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

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当代中国没有一位大学校长有艾克的威名和人格魅力，但就是面对我们的校长们，中国有多少教授能够淡然说出如此力度的话语。那是身份的自觉与守护。笔者汗颜者，中国的大学教授极少自主性。

我们的各级教育管理者建立了无数的规章，有些完全无效，有些令教师们只好被动地服从和执行，执行中损失和代价极其高昂。考试是一场博弈。考试的方式和内容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微调，不然考试内容就必然被考生们吃透，乃至教师们无法从考试中辨别良莠。但我们的考试方式和内容都是僵死的，长期不做改进。甚至有些选拔制度从起始就有问题，没有经过众多教师的讨论，也同样长久不变。

比如保研的方式。学校规定，按照各院系本科学生中各门功课中综合分数排名，决定保研资格。这一“指挥棒”必然驱赶着同学们伺候所有的课程，不敢凭兴趣大小以不同的强度对待各科目。这是非常坏的导向。

我以为，越是走向高学历，越不能靠分数来判断潜力。筛选社会学硕士生的最好办法是从其本科毕业论文判断。这一方式在判定学生潜力和引导学习方向两个方面都可望有积极的效果。但如果采用这一方式，将颠覆学校统一制定的保研制度。

首先，保研时间上将发生调整，要顺应论文完成的时间。更要害的是，我的方案或许适合社会学系的学生，几乎不可能适合所有院系的学生。也就是说，最佳的保研制度，应该是每个院系自主制定。

由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学校若干个一刀切的规章，远非最优，更抑制了院系的自主性和教师的创造力。院系领导的自主性很容易抑制，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官僚系统中的成员。官僚系统的逻辑是：听领导的话——升迁，他们的工作几乎就是服从条文。

当院系领导适应和臣服于校方的规章后，他们就成了地道的消极力量。教师最敏感地发现制度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仅仅面对院系领导，还可以努力沟通、说服。校方与教师的距离导致二者间很难对话。当面临校、系两级障碍，建议很难被采纳时，教师的改革热情必定难以为继。

如前所述，考试方式与内容必须不断调整，但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无法调整。于是，在保研制度上，我们蒙受了双重损失：选拔尺子的失灵，学习方向恶劣引导。这是微观的分析。

这案例的宏观启示是，各院系教学内容差异很大，学校越大，其一刀切的管理制度越发令多数院系的教学蒙受损失。同时学校规模越大，其官僚组织就越庞大，一个普通教师面对“巨兽”看不到改良规章的可能，于是犬儒主义在教师中弥漫。它与官僚组织的跋扈相辅相成，乃至学校内部的官僚组织彻底失去了制衡力量。失去制衡的一个案例及恶果便是高校新校区雨后毒蘑菇般涌现。乃至多数大学分裂成两个校区。

其后面的动力很好理解。这么大的工程订单，在多个环节上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其对学校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多数教师要在两个校区间奔波，时间成本高昂。教师在校区的停留减少，一分为二的校园扼杀了校园文化，大得出奇的新校园拢不住人气，这三重因素辐辏的恶劣后果直接作用于学生。这一败笔为什么能铺天盖地地挥写，是因为没有了制衡校方的力量。这举措分明直接伤害了教师的利益，他们也依然不去抵制。因为此前校内的权力结构，已经彻底地完成了教师们犬儒主义精神的内化。

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是，打破校内的“一统”，给院系自主权。它意味着，院系领导由院系教授们自发产生，院系的规章由其教授们协商制定。院系的面貌取决于教授之日，便是犬儒主义蒸发之时。

大一统与单一化

行政化的一个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结构统摄中国二千年，利弊得失殊难评估。如前所述，因技术能力的约束，古今的大一统是不好同日而语的。当代的大一统才是大一统政治之巅峰。因其巨大的代价所制约，巅峰之时距下降之日恐不遥远。地方的自主权是大一统面临的一号课题，虽至关重要，却非本文旨趣所在。本文论说的是，巅峰之际的大一统之下办学方式的单一以及代价。

中国历史上文化的繁荣首推春秋战国时代。而私学之勃发正值此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师分离，典籍散落民间，“私门富于公门”，都是私学兴起的原因。而私学勃发与文化繁荣发生于同一时空，绝非偶然。以后大一统支配的漫长岁月中，再难见到春秋战国时代流变多样的士与学。服侍科举是绝大多数私塾的目标，它决定了学校特征的单一。虽书院之风不绝如缕，一则不成气候，二则书院的学生不乏日后转考科举者。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私学的勃发，竟是两千余年后的晚清民国之际。这时期的文化虽不能与春秋时代相比，亦堪称小阳春。如果不是日寇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很难界定这次文化复兴的上限。

自1840年炮舰敲开中国大门，自1905年取缔科举的半个世纪中，由教会发端，民间开办的各种新学，已颇成气候。据第一部教育年鉴记载，1917年，全国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7所。1925年，全国私立大学中，经教育部批准立案的13所，经教育部同意试办的14所。1932年—1937年，各类私立大学占据高校总数的二分之一。

与私学勃发的事实相对应的是，民间办学的观念成为朝野的共识。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北洋政府的指导思想是私学发展的重要原因。民办大学的开创者们更是深明时代的趋势与自己的位置。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返津复校，不得已由私立改为国立，依靠政府帮助。但无奈之下的张伯苓说：“南开大学现改为国立，期限十年，期满仍改私立。”官办、私办、教会办的大学、中学、小学、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代极其多样化的教育机构。

江山易主后的第三年，即1952年，开始了学校整顿。从此，教会学校、私立学校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铲除了很多综合性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理工科大学。1990年代初期，高层刮起了“综合大学”风。无数学校合并成所谓“综合大学”。跨越四十年的两场运动——取缔与合并，内容貌似不同，其实没有带来一丁点的多样化。合并的综合大学只是一个名称，因地理的隔绝，并没有带来一个个多样化的校园文化。真实的合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两校比邻，教师串场与学生旁听已频繁发生。两校认识到“一加一大于二”，遂发生合并。而上述的实践，完全是大一统自上而下的生硬逻辑。

小升初择校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在思路上完全不是难题。首先，政府在资金上帮助弱校改善硬件，完成各校硬件上的平等。接着，开始教师的轮转，每三年或五年，每个教师在本区内经抽签轮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样，家长和学生无从挑选，甘心就近入学，为择校而展开的竞争也就消减了。

思路不难，难在何处？掌权者不愿改，他们希望保留学校间的差异，这样他们的子女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帮助亲朋好友，可以寻租兼捞取人情。打开难题的一个思路是，办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必须平等。不然民众的怨恨会日益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我们消灭了私立学校，却没有建立社会公正的公心与胆量，于是不公正在公立学校蔓延。

很多乡村中不乏“复式”学校（因学校师生太少，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室中，由一个教师先后授课）。宏观地看，它与主流学校相对照，构成了一个特殊维度上的多样性。近些年，因城市化运动和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很多村庄学生数量锐减。教育部突发奇想，开始了撤点并校运动，即将生源减少的乡村学校撤掉，让该村的学生到镇或县城读书。这政策造成的后果，要么是增加了孩子往返的交通费用和时间，要么是孩子的母亲要放弃现在的工作到镇或县城去陪读。孩子稍大一些，也可能自己寄宿。不管是哪个方式，对学生的家庭来说都是成本高昂的。

这与义务教育的原则大相径庭，政策制定者公然悖逆法律，无视公民的切实利益。尤其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要素是家庭，家庭生活的第一要素是共同生活。这一政策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离，或孩子与家庭分离，或母子与父亲的分离。据说，陪读导致很多家庭父母离异。没有超级胆量不敢制定这样的政策，因为这公然无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官僚何以有如此胆量，只因不受制衡。

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的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保留着公办、民办、大规模、小规模、超小规模、男校、女校、混校、综合大学、专科大学、各类职业学校，等等，即使不做刻意的实验，它们的实践天然地构成无数类型的实验。其各自的得失可相互借鉴。某一学校的失败，无伤大体，还可以警醒其他学校。若全部学校是一个模式，想开创新路就必须实验，而每一次小规模实验后的经验在全国付诸实践都是天大的挑战。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环顾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包容着无数类型的教育机构。大一统造就单一，单一带我们走上绝路，越走越狭窄。挣脱大一统是中国各领域共同面临的问题，教育能率先挣脱大一统最好，至少要认清天下大势，跟上其他领域争取自主权的潮流。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在英国如何做大学校长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记者 麦静文

发自：广州 最后更新：2012-07-09 15:30:3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伊斯特伍德（方迎忠/图）http://www.infzm.com/content/78234

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伊斯特伍德讲述英国大学的机制、成功原因，以及中国留学生的优缺点、中国教育的未来
53岁的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伊斯特伍德看起来更像一名官员，而不是学者，虽然他也是一位历史教授。他精力充沛、不假思索、语气笃定，对批评声音的反击果断，当然，偶尔也能感受到外交辞令与事务性的圆融。
毫无疑问，这种干练与圆融与他繁多的社会兼职有关。在2009年4月成为伯明翰大学校长之前，他曾任英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HEFCE）的CEO，还曾主持过1994英国高校联盟（1994 Group是英国一个研究型高校的联盟），英国大学联盟长远战略小组以及东英格兰大学协会。在学术方面，伊斯特伍德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皇家历史学会的研究员，发表了大量关于英国国家历史、思想史、选举政治方面的文章。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是一个比较高调的校长，在不同的全国委员会以及机构中任职，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及人脉网络为伯明翰大学服务。他是英国提高大学学费政策的一名支持者，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的抨击，“我们的校长并非一个普通的校长，他成了当下高等教育领域所有变革的代言人和游说者。他在任期内将自己的职位极大地政治化，他成了政府的走卒。” 对此，伊斯特伍德回应说，“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你坐在后面进行批判，身体力行做出一些改变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前两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教育预算的瘦身造成对学生资助金额的削减和学费的调高，这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伊斯特伍德多次将批评者形容为“一小部分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批评是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也是作为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想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在1980年代，伊斯特伍德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医生曾经认为他40岁的时候要坐轮椅，并一度认为他失去了语言能力。他适应了从一个健全人到残疾人的转变。身体障碍看来丝毫没有影响这个英国人旺盛的生命力，他喜欢音乐、政治、步行、运动以及红酒，还擅长写足球评论。

伯明翰大学

英国大学如何保持独立
人物周刊：在英国，一名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哪些？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当校长是在领导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如果把伯明翰大学与一个商业机构类比，那么我们就是在运营一个每年大概有五亿英镑资金的商业机构。我们聘用了大概六千名教职员工，有两万八千名学生，所以当校长责任重大。我认为校长的责任是创造一个可以给学生和教职员工发展的地方。管理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要有大学发展的战略，特别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高等教育环境下。同时校长必须先是一个非常棒的科研人员和教师，这样才能感同身受。
人物周刊：在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通常是政府任命的，在英国，大学校长产生的程序是怎样的？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其实是由理事会管理大学的，理事会成员是独立的，他们管理这个大学但又不属于这个大学。大学校长是理事会任命的，选拔过程是公开的。现在很多英国大学会用猎头公司来找校长，猎头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招聘，在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评估和面试，最后才做出决定，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如此。
人物周刊：在中国，学者们经常批评高校的“官化”和“行政化”，其直接表现是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人事、经费乃至思想教育、教学评估等方面强力干预高校，致使高校缺乏独立性，您如何评价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和高校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怎样的机制保证高校的独立性？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有一种机制，比如像伯明翰大学这种老牌大学，是由独立机构控制以保证它的独立性；而在1992年议会决定成立的那批大学是由政府保证他们是独立的。不过政府对大学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它能决定大学一部分的资金来源，控制教学质量。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并非直接资助而是通过一些机构来资助的，比如说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资助机构，这个机构资助英国大部分的教学活动以及大概一半的科研活动。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是英国的研究理事会，它分成7个不同的理事会分支。虽然这些资金是公众的资金，但它们是独立分配的。理事会会跟英国政府建议，哪一些研究领域是优先考虑（拨款）的。而保证其公正性的一个方法是由质量监控机构来做一个审评，这个机构也是政府下面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有自己的董事会。做评估的人员都是来自不同大学的学术人员。这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大学的独立性就在于它所花的钱和它提供教学的质量要对政府、公众负责。
人物周刊：你认为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这种评价应该由谁来做出？
伊斯特伍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科研领域非常国际化，怎么判断大学科研方面的成就呢？比如说从同行的评审、从他们发表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大学科研方面的影响力可以看到这个大学是否成功。但我认为要评估教育的质量和授课的质量是比较难的，评判一个教育是否高质量，要看毕业生毕业之后做了哪些事情，得到了怎样的成就。
人物周刊：中国人提到英国的大学，首先会想到牛津和剑桥，相比这两所学校，伯明翰大学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英国还有很多高校，英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大学之间的竞争情况如何？
伊斯特伍德：牛津是一个非常棒的大学，我也是在牛津接受大学教育并在那里任教多年。这两所大学成功的地方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他们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些资源，以及他们可以吸引世界领先的学术性人物来授课和做研究。英国有很多的高校，而且非常多样化。像囊括牛津、剑桥在内的罗素集团，你可以看成是英国的常青藤，集团的成员是非常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伯明翰大学也位列其中。其他大学的质量也很高，但它们可能比较重视教学，比较少的精力放在科研方面。伯明翰大学学科的分布是英国高校中最广泛最全面的，研究的领域也非常全面，从生物医药研究到工程到莎士比亚研究都是我们的强项，而且我们有英国最美丽的校园。
中国学生太喜欢抱团了
人物周刊：伯明翰大学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你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如何？
伊斯特伍德：在伯明翰大学有1200多个中国学生，我感觉他们学习非常投入，是很好的学生。当然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学生太喜欢抱团了，不太喜欢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我们很希望中国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样大家能够了解彼此的文化，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就业率，因为学生视野会更加广阔。
人物周刊：最近两年在美国，“虎妈”引起了热议，据说美国乃至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恐惧感，对中国的下一代可能超过西方的下一代也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真实的吗？还是有被夸大的成分？
伊斯特伍德：其实我觉得“恐惧”这个词不是一个正确的词，起码在英国我们是认识到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并欣赏这种实力，我们希望和中国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世界政治以及文化格局的自然流动。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能够认识到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能够认识中国和印度这种新兴的国家，而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现在还是19世纪。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往往被批评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绩好但创造力不足。事实上，中国大半个世纪里没有在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贡献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就这方面，您对中国教育有何建议？
伊斯特伍德：我同意你的看法，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创造力是很难被教、但却很容易被抑制的。我认为在教育体制中，对学生的考评和学生自发成长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坦白说，在英、美、加、澳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里，会有更多的空间给学生发展他们的多样性、创造性。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大学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英国的大学，为什么呢？很多研究表明是因为他们投入太多的精力到考核和严格的授课方面。
像你刚刚说到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间会得到改变，因为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产生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当这种教育体系的持续发展产生一定成效，就会吸引有名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有可能是华裔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当这种智慧的头脑相碰撞的时候，在中国这种拥有先进科研设施的地方就能有很好的科研成果。
人物周刊：您认为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刚进大学的新生问你，他们应该怎样度过大学4年才不会后悔，你会怎么回答？
伊斯特伍德：本科教育的目标，我认为有3个方面：第一，学生必须投入到他的学习当中；第二，要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机会，比如各种组织的各种活动、教授们的各种讲座；第三，毕业成绩要好，要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这样他的可塑性比较高，毕业后才会有更多的公司愿意雇佣他，因为他不仅有学术能力，还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他还要有回馈社会的一颗心，因为高等教育是很多人都享受不到的，所以他要回馈社会。
人物周刊：现在人类已进入知识爆炸和信息传播极为便利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近几十年在基础科学和重大发现方面似乎进展缓慢，您认为在这个时代，教育思想变革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伊斯特伍德：我觉得应该区分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概念。在过去15年，信息的流动的确是非常迅速，但这不能代表我们就知识渊博。所以大学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场所，外面有那么多的知识，大学可以帮你系统化结构化，而且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地方，是一个进行更多科研活动的场所。我们回头看过去几十年内产生的一些突破，比如说基因序列，比如说大众传播，比如说新材料的发现，比如说疾病的一些新的疗法，大学还是站在这些重大突破的最前方的。

“打死蚊帐里的蚊子，就可以睡得好”——中英校长对话教育改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实习生 盛佳婉

发自：广州 最后更新：2010-03-18 10:06:49 来源：南方周末

“把蚊帐里面的一只蚊子打死了，可以让你睡得非常好，小小的改变，可以带来大大的效果。”英国文化协会学校领导力高级顾问安·柏吉斯女士说。
她是在广州出席3月9日到10日“2010中英学校领导力战略对话”时说这番话的。这次对话的主题是“构建未来学校”，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校际连线项目，12年来已拓展到各大洲。这个项目通过共建课程、校际交流来培养“未来世界公民”。
柏吉斯表达了参加对话的350位中国和英国校长和教育专家的共同感受：面对庞大的“教育改革”宏大命题，其实只需要找到一个小小的“抓手”就会见效。他们就是互相寻找和触摸“抓手”的。
“教育改革”是当前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新政。不久前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纲要征求意见，在“两会”中成为热点话题。
13日《纽约时报》要闻版头题报道《奥巴马呼吁彻底改革教育法》，称奥巴马的新蓝图将提交国会，全面改革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因为该法“鼓励阅读和数学，导致数千所学校缩短学习其他科目的时间”。
奥巴马教育改革的关键是“鼓励学校提供广泛的课程，鼓励教师进行测试，减少课程，并给三分之一的失败学校打上标记”。报道说，“政府称已经添加了1亿美元给2011年的财政预算”来支持教育改革。
20年来，英国推行全国教学大纲，同时教学大纲不断变化，英国教育经历了从中央化集权到地方化放权的反复过程。教育改革也成为今年大选的焦点之一。去年5月以来，两大教育工会——英国校长联合会与英国教师联盟分别呼吁取消7岁和11岁学生的标准成绩考试，呼吁取得了成效，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取消了三科中的一科（自然），教师工会组织在今年大选期间投票表决，要求取消其他两科（英语、数学）的考试。
“最新的趋势是自然课已经不参加正式考试了。但英语和算术本来就是最核心的。自然课是采取教师评估的方式，不参加全国统考了。这是斗争的结果。现在政府和教师工会正在进行斗争，要求取消这种考试，而政府说不行，我们要保留这种考试。所以现在校长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教师工会要学校不要给学生组织这种考试，另一方面，政府就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学校必须要参加这种考试。下周英国就要大选了，会有一个投票，所以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个进展。现在的情况是英国绝大多数老师都觉得教师评估比考试更重要，因为考试只有一次，而老师的评估可以是长期的。”伦敦迈克尔·法拉第小学校长凯伦·佛尔女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麦当劳就是一种标准化管理的结果，无论你是在北京、上海、广州，麦当劳都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烹饪程序。但是我们的学校不是麦当劳。”柏杰斯说。“有人说我长得像布莱尔，我觉得有一点像吧，布莱尔一直在呼吁教育，这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我问布莱尔一个问题，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投资于教育，而为什么来自于穷人家庭的孩子情况越来越不济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英国国家领导力学院东部领导力中心总裁格兰特·贝基博士在中英校长对话时说，他觉得不是花钱了，教育就改革成功了。
世界教育研究会候任会长、香港教育学院副院长郑燕祥教授提请校长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二十年之后，目前你们的学生那时可能已经四十岁了，他们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工作而被迫退休呢？还是你的学生很厉害，他们有一种高增值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如果他们不可替换，我们的孩子未来就可以有保障了。”
他描述世界各地过去二十年教育改革经历了三次浪潮：从着重于改变老师教法和学生学法、提升内部效能，到追求高竞争力，再到高科技冲击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级的教育。“现在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未来的教育，就是教育的三重化，包括全球化、本地化和个别化。”
尽管从现实迈向未来学校还有艰巨的行程，但全球教育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从2007年起，中英校际连线每年把100名英国的中小学校长送到中国交流考察，而中国教育部也计划把1万名校长送到海外培训。“世界学校”不再是纸上的大概念。

一个伦敦小学校长的压力http://www.infzm.com/content/42683

作者： 受访：凯伦·佛尔（伦敦迈克尔·法拉第小学校长）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实习生 盛佳婉

最后更新：2010-03-18 10:05:45 来源：南方周末

英国那些政治家想要举一个坏例子，就会举那所学校……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科书
我曾在两个学校担任校长，到现在已经当了20年校长了。我目前的学校里有英国本土的孩子，还有印度的孩子，但主要还是非洲来的孩子。学校就像个联合国，这也是一个优势，可以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这里有极端贫困的学生，很多学生的父母都失业了，而且一些父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非常不好的经历。学校所在的泰晤士河南岸的社区名声非常坏。英国那些政治家想要举一个坏的例子，就会举我的那所学校。1997年托尼·布莱尔要选择一个贫困区去演讲，就到了我们那个区。我到这所学校工作15年了，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学校已经被教育标准办公室评估为在挑战的环境下最成功的二十所学校之一。很多的英国教育会议，我都会被邀请作为代表发言。我们学校很多校舍拆了，现在正在建一个新的学校。
我们的办学口号是“全社区都是学习者”。可以说这个学校不只是为学生而办，社区的所有人都可以融入到学校里来。英国的学校里会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一部分成员是由学校指派的，包括当地社区的一些居民、学生家长和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以及不教书的老师。这个机构是义务的。原则上委员会成员都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但也有特例。当地政府每年会拨给学校一部分钱，由校长和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校长每年都要把花钱计划给委员会讨论。管理委员会成员有个名称叫做批评小组（Critical Friends）。每一学期，我会写一个报告，包括学校的人事变动、财务、基础设施建设、课程等方面的情况。我会召开一个委员会会议，负责各种工作的老师也向委员会述职。
我们是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学校的财政收入都来自政府。政府拨款有一个标准：就是按照人的数量来拨款。另外，每个地区的学校有个指数，就是看这个地区是不是贫困地区，贫困地区拨的款要多一些，富裕地区拨的款就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指数，政府拨款要看要不要为这些孩子提供食物，学校是不是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要用在提供清洁干净的环境这方面。实际上，政府是把钱拨给当地教委。当地教委再分给学校。校长在财务的帮助下，每个季度提供一次报告。
我们学校很多家庭是贫困家庭，很多父母都失业了。那些父母没有金钱也没有那种意识要给他们的孩子很多的教育。所以这个担子就落到了学校身上，要为学生们创造一种有理想、有抱负的学习氛围。如果你来访问我们学校，会发现我们学校的氛围是非常放松的，学生非常自信，能言善道。这是学生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但作为校长我非常明白，这一切都要有个严格的制度作为后盾，否则这个放松的状态会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现在学校里很多孩子都读大学了，很多是他们家族第一个上大学的。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科书。我们学校尽量不用教科书。老师自己写教案。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课程评估标准办公室，它有一个评估教案的标准叫做课程评估标准QCA（Qualified Curricula Assessment）。我会把我的课程计划放在网站上。比如说我是英语教课组的组长，我就到QCA的网站上下载英语教程，决定哪些用QCA的内容，哪些自己来创建，然后制定一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这些目标都会发放在学校网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老师上课都要写教案，教案怎么写，怎么来教学生，就由教师掌握。
历史是我们的必修课。老师有很多的资源。教室都有一个白板（Whiteboard），可以和因特网相连接。老师可以在白板上写字，上网收集教学所需要的信息。英国有成百上千的教育网站。比如老师在讲到恐龙的时候，他可以给孩子们看一部关于恐龙的电影，比如可以看伊丽莎白时期的电影，我希望让孩子们看到那个时期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看到书上写的12345……我觉得课本会让你去看去读，但我不希望这样。每个老师自己都要准备PPT（幻灯片）。但我也要求老师不要做很多的PPT的文件。因为老师不停地翻页、翻页，学生看着PPT的文件就上完一节课了。更多的时候是要跟学生们互动、讨论。

迈克尔·法拉第小学校长凯伦·佛尔（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图）

1989年以前没有全国教学大纲
作为小学校长，一个很大的压力来自政府。英国有个教育标准办公室。这些督察官要定期到学校去巡视，然后写个检查报告，这些报告是放在网上的，英国所有的家长都可以看到。上教育标准办公室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英国学校最新的成绩是怎样的。上面还有那些学生考试的成绩。所以我需要我们学校孩子考试成绩是好的，学业是好的。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社区孩子的成绩都很好，就可以让学校所在的社区有一种自豪感。但同样，我不会建立一个课程围绕考试的中心。课程不是以考试为中心设置的，课程设置除了应付考试外，还要从其他方面来培养孩子。
在过去20年，英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以前，是没有全国教学大纲的。1989年就引进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教学大纲。这个引进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保证了全英国所有的孩子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比如说哪个年级的孩子他在这个年级学完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但不好的一点是这个大纲规定得太细了，方方面面都规定了，这对于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校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先引进一个制度，然后发现不好就改，这在英国也反复了很多次。
全国教学大纲是个条款性的东西，具体怎么来执行，各个学校是有自主权的。它是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它要求学生每年的语文、数学成绩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但到底怎么达到这个标准，是看老师们怎么教自己来决定的。前几年做过一个课程大纲评估的项目，这个项目叫做小学示范课程（Curriculain Successful Primary Schools）。我们学校要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怎么样为成功的小学创造课程。他们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比如他们在教学生莎士比亚的时候，就会把学生带到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看莎士比亚的戏剧，然后再让学生们自己把这些戏剧表演出来。再比如讲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有个皇家战争博物馆。还刚好有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经历过世界大战，有过撤离战区的经历，他就分享他战争的体验。
教师对学生的评估比考试重要
在英国有三门课是最核心的，算术、英文和自然。英国政府认为这三门课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全国教学大纲对这三门课就规定得很死很细，细到规定每天一定要有一个小时的算术、一个小时的英文、一个小时的自然课。不仅规定要上多长时间，还规定上这个课前十分钟你要讲什么内容，接下来二十分钟怎么讲，最后怎么收场。但是作为学校来讲，我们觉得在课程上不能按部就班，特别是在这三个课程上不能照搬英国的教学大纲。我觉得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取舍，有些是可以跟着教学大纲走的，有些是要创造性地改革。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要进行这三门课的考试，并且考试的成绩会放到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的网站上。全世界的人只要到这个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多家长决定要不要读这个学校，一个就是根据它公布的成绩来选。还有一个就是教育标准办公室的评估报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学校很紧张考试的成绩。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学校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这三门课上。造成的现状就是学生学习的课程很狭隘。很多英国学校的课程就很少。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来教这三门核心课程。所以现在就有一种文化，就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英国教师工会就觉得这是不对的，教育的目的不应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他们现在提议要摒弃这种考试。因为这种考试会导致大家都发展很狭隘的课程。
现在有十门是必须教的，英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艺术、ICT（远程教育）、DT（设计技术）、宗教（介绍各个宗教）、体育。还有一个科目叫现代外语。比如说现在有的学校开设的外语课就是汉语。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几十年后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我们要为以后做好准备。但英国很快要改了，变成不以学科为单位，而以学习领域为单位来分。比如老师让学生用电脑去搜集历史方面的资料，这样就把电脑和历史这两个科目结合了。
最新的趋势是自然课已经不参加正式考试了。但英语和算术本来就是最核心的。自然课是采取教师评估的方式，不参加全国统考了。这是斗争的结果。现在政府和教师公会正在进行斗争，就是说教师说我们要取消这种考试，而政府说不行。所以现在校长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教师工会要学校不要给学生组织这种考试，另一方面，政府就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学校必须要参加这种考试。下周英国就要大选了，会有一个投票，所以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个进展。现在的情况是英国绝大多数老师都觉得教师评估比考试更重要，因为考试只有一次，而老师的评估可以是长期的。

“我不是来颠覆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没符合中国国情的美国校长http://www.infzm.com/content/42684

作者： 受访：何道明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丁婷婷

最后更新：2010-03-18 10:04:40 来源：南方周末

◎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何道明
这名来自美利坚的洋鬼子已经不怎么“洋”了。除了中文名起得相当地道，普通话说得相当靠谱外，在中国呆了14年的何道明不但娶了个中国太太，生了个中美合作的宝宝，还在中国两所知名中学北大附中、深圳中学先后担任过八年副校长。
媒体对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他所接受的美利坚教育与他所执掌的中国应试教育之比较心得，彼时，中国女婿何道明却开始反复强调他“客人”兼“打工”之双重身份。“我是来工作，不是来颠覆中国应试教育的。”他说。
N年前他就学会了“以退为进”，因为总有一些中国同事对他过于“花哨”的想法提出抗议，“你是美国人，你的这套不符合中国国情。”
所幸，何道明得到“老板”王峥的大力支持。这位刚从深圳中学卸任，重返北大附中的知名校长，在深中推行了史无前例以至险些被打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课程标准改革——取消班主任，实行走课制。
洋鬼子副校长干得很HIGH，还亲自担任学校管乐团指挥，带着一群中国孩子抱回了个全国金奖。
何道明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们聪明、自信、独立、国际化，代表着中国的新生代精英。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重点中学的精英学生与普通中学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对于后者，实施新课标的“不符国情”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弘立书院副校长何道明（何道明/图）

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
1996年刚来到北大附中做外教时，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它理解为“磁铁学校”——像一块磁铁，咻咻咻，把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进来。
我带的一个班是理科实验班，班上的学生全是全国各地奥林匹克竞赛金奖获得者，他们被封闭在校园的一个区域，接受针对式的学习与训练，他们的未来是直接保送北大、清华。说实话，教这样的班级其实很轻松，这些聪明孩子入学时英语平均分就达到了125分。
其他普通班的孩子则根据全国统一的教材安排教学，一次我去外地客串上课，发现各地的教学进度竟然都大同小异！
美国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也没有重点中学、普通中学之分，老师不会根据学习成绩来划分学生，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兴趣与特长进行分层教育。比如数学特别好的学生，就可选择难度系数更大的数学课，与和他水平相当的孩子在同一个课堂。其他课程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在美国的中学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数学特别好的、音乐特别擅长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强的……他们各自的特长都会得到尊重与鼓励。
这也跟美国没有统一高考有直接的关系。我讲这些时很谨慎，毕竟，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很容易会招来质问，嘿，你怎么总拿美国说事儿？
我有同事曾对我很不满：“我们班的英语平均分很高，你为什么说我们做得不行？”我说，不是不行，是还不够好，学生中有多少能与老外用流利的英语交流？
甚至有家长提出要将孩子转学，因为我总是鼓励学生去做一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
但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高中教育及高考是为了考大学这一目标设置的，那大多数考不上或者不想考大学的孩子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更适合自己的教育？
如果教育只为了高考，那标准太低了
2004年，我随北大附中校长王峥一同来到深圳中学，我受到他的赏识源于我们教育理念的一致——学校最大的工作是保证每一个学生有空间发展，不管是什么水平的学生。在深中，这位教育理念很开放的新校长开启了新课标改革。
深中的学生开始像美国的孩子一样，下课的间隙，各自抱着书本，楼上楼下的找教室。学生可以跨班级与年级自主选修，并且还可以选择课程的学习顺序、时段安排,甚至不同的任课老师和授课方式。
老师们都被鼓舞起来。一次，一个美术老师“颤颤巍巍”地到校长办公室递交一份申请，关于美术教学改革。按以往，作为一门与高考无关的弱势科目，这种想法是很“不知时务”、小题大做的，但我们经讨论后很快就通知这位老师，action！（立即行动）
当然，可以想见，一些老师，包括一些家长的热情并不高。所幸，改革后的第一年，深中考取北大清华的数量仍是广东省第一。这让我们大松一口气，也让我更加决定，在保证应试教育的目标前提下，多开发孩子们的发展空间。如果教育的标准只是为了高考，我只能说，我们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我还引入了美国学校中普遍流行的校友文化，鼓励学生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与毕业了的学长交流，也不时邀请学长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与人生目标的确立。
我欣赏我的学生，并鼓励他们申请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我相信，只有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生，放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才会产生最有影响的社会效果。
但这些优秀的孩子，只是中国最顶尖的少年精英。我有注意到，中国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高度集中于城市，再确切地说，集中于各座城市的几所重点高中。我1996年就到北大附中，密集接触了中国同龄学生中的佼佼者，14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想，中国政府应该将精力分摊些到那些占据大多数的孩子身上了。
毕竟，不管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教育者，都应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学生在天分、能力上的区别肯定是有，但获得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应该是公平且充沛的。

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

作者：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最后更新：2011-11-04 09:29:30 来源：南方周末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
高锟校长在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迅即成为媒体焦点。除了高校长在光纤通讯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和学生的关系，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但观乎媒体报道，颇多不尽不实之处，部分更近乎传说。这些传说，对高校长和学生都不公平。
我当时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亲历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长做过多次访问，算是对内情有所了解。现在热潮既过，我自觉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记下来，为历史留个记录。更重要的是，18年后，我对高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一点新体会。

被誉为“光纤通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高锟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并于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
我第一次见高锟校长，是1992年8月某个下午，我和学生报其他四位同学去大学行政楼访问他，一谈就是三小时。高校长的粤语不太流利，我们主要用普通话交谈。高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率真诚恳、没官腔很随和的人。即使我们有时问得直接尖锐，他也没有回避或带我们绕圈子，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还留意到高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愈画愈多。
那天我们从中大的人文传统和教育理想谈起，说到学制改变、校园规划、教学评核和通识教育等。最后，我们问高校长是否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在那个年头，学生会经常出去示威抗议，有的时候会出现学生在外抗议，校长在内饮宴的场面。校长说他个人很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但因为他是校长，代表大学，因此不适宜表态。他甚至说：“我很同情你们的许多行为，觉得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如果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出版，1993，页15）
那个访问最后由我执笔，一年后被收进我有份参与编辑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一向有为学校撰史的传统，每十年一次，从学生的观点回顾及检讨大学的发展。书出版后，我寄了本给校长。过不了几天，他在校园偶然遇到我，说读了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好，一篇写得不太好。我当时有点诧异。一是诧异他会读我的文章，二是诧异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对着这个学生说不喜欢他的文章。我没有不快，反觉得高校长如此坦白很好。可惜当时人太多，我没机会问他不喜欢哪一篇及原因是什么。
所谓“范克廉楼文化”
这里要补一笔，谈谈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干事会和学生报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是当时惟一需要全校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组织，运作经费来自学生的会费，在组织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校方。学生会总部在学生活动中心范克廉楼，干事会在地库，学生报在顶层，彼此关系密切，我们惯称自己为“范记人”。校长所在的行政楼，与范克廉楼一路之隔，并排而立。中大学生会有参与校政和关心社会的传统，崇尚独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学时，范克廉楼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天天在那里议论国事。除了学生会，中大还有过百计学生团体，包括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中大社工队、青年文学奖、绿色天地等。这些团体也是学生自治，每年由会员选举出我们叫做“庄”的内阁，自行组织活动，学校不会干预。
我特别说明这个背景，是想读者明白，虽然高校长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但我们当时对他不仅没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为他是校长。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张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楼有强烈的反权威反建制传统，在我的读书年代尤甚。这个传统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下来，一代传一代，从没中断过，形成所谓范克廉楼文化。很多人对这个传统不认识，一见到学生会有抗争行动，总会习惯性标签他们为“过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分子”。
“港事顾问”风波
1993年是高锟校长任内最纷扰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纠结在一起。在这年，高校长放弃了一年前亲口对我们说过的政治中立，接受北京委任为港事顾问，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让我先说点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总督。他上任不久，即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会民选议席。这个方案遭到北京强烈反对，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甚至斥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于是决定另起炉灶，积极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
1993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赫然在名单之上。中大学生会在29日发出声明，指高锟身为校长，代表中大，不宜担任此职，并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高校长当晚回应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此职，不会对中大有任何影响。事情发展得很快，当天在范克廉楼已出现大字报潮，傍晚电视新闻也以头条报道此事。在委任名单中，其实也有别的大学的校长，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但因为只有中大有反对声音，所以成为全城焦点。
3月30日中午，学生会在烽火台举办论坛，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长没有出现，但发了一信给学生会，称他会利用“港顾”一职，就“学术自由及促进本港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向北京反映意见。论坛结束后，五十多位同学打着横幅，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正在那里参加中大校董会会议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傍晚6时许，高校长答应出席第二天的论坛。我们当晚在学生会开会到夜深，并为第二天的论坛作准备。
3月31日上午11时，高校长步出行政楼，来到数步之遥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师生及全香港所有媒体。高校长那天穿深色西装，精神看来不错。烽火台放了一张长桌，高校长坐一端，中间是学生主持，另一端是学生会会长。高校长背对着的，是朱铭先生著名的太极系列雕塑“仲门”，门后面是大学图书馆；正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师生，师生后面是百万大道，大道尽头是俗称“饭煲底”的科学馆，上有“博文约礼”校徽。
论坛气氛热烈，学生排着长队等着发问，用的是标准中大模式：发问者先自报姓名及所属书院学系年级，然后提出问题，高校长回应，发问者接着可追问或评论，高校长再回应，然后下一位接上。争论的焦点，是港事顾问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长应否接受这样的委任。高校长不善言辞，对着群情汹涌的学生，一点也不易应付。但据我观察，高校长不是太紧张，即使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也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
高校长当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只是如果拒绝接受委任，会引起“猜疑”，接受委任“利多于弊”。他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论坛快要结束时，学生会会长将一个纸制传声筒递给校长，讽刺他成为传声工具。高校长接过传声筒一刻，摄影记者蜂拥而上。这张照片在香港报纸刊登后，不少人大骂中大学生是“文革”小将，想威逼校长戴高帽游街示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传声筒会变成批斗高帽。
4月1日高校长和其他港事顾问上北京接受委任，学生会再次带着标语到机场示威。高校长回来后，接受我们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抗议时，他说学生会对他没有作出任何人身攻击，而且“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尽管是这样，学生之间很快出现分歧，不同立场的大字报贴满范克廉楼，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回应。学生报当时做了个民意调查，访问七百多位学生，发觉支持和反对高校长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港顾”一役后，高校长如常接受我们访问，每年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我们的工作，还从他的私人账户拿出两万元资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怎么领他的情。高校长也重视我们的言论。学校公关部职员曾私下告诉过我，每月学生报出版后，如有对大学的投诉，高校长都会叫职员影印一份，寄给相关部门跟进。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许多校园问题报道后，负责部门很快就会回应。我们那时一个月出版一期报纸，每期有好几十版，印5000份，放在校园免费任取，通常几天内就会派光。那时做学生报很辛苦，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开会写稿排版校对，没有半分酬劳，但我们却觉得值得和有满足感，因为相信可以为校园带来一点改变，并令同学多些关心身外事。
现在回头来看，“港顾”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起了一个示范，就是校长有责任就大学重要事务出来和同学公开对话。之前或许也试过，但论规模论影响，这次千人论坛肯定是历史性的。从此之后，类似的校政讨论逐渐成了传统。我记得1995年高校长宣布退休后，学生会曾在烽火台办了另一次论坛，要求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那次论坛由我主持，高校长不仅自己出席，还带了好几位学校高层来一起讨论。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有实时成果，但对建立一个问责透明、重视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却有积极作用。
“开放日”事件
1993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开放日事件。所谓开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开放校园给公众参观，让公众对中大有更多认识。1993年的开放日，恰逢中大建校30年，所以办得特别隆重。没料到的是，这个开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长成为全香港的焦点。
开幕礼当天早上，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饭煲底”顶层，用一条长布横额将中大校徽遮起来，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台下观众及负责筹办开放日的同学，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则对抗议学生不满，开始起哄，场面混乱。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示威同学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长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但整个开放日的气氛已全变了调。
典礼结束后，高校长打算离开，大批记者立刻上前将他团团围着。我作为学生报记者，夹在人堆中，高声问了一句：“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校长边走边答，语气平静。我当时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钟前，高校长刚经历了人生最难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长，光纤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这次和“港顾”事件不同，学生不是要和校长对话，而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场记者一样，以为校长一定会大发雷霆，狠狠训斥学生一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且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那一幕，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设身处地，会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坦白说，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报纸，不用说，铺天盖地是这宗新闻，并且一面倒地批评学生。在校内，事件也引起极大争论。那一期学生报社论，叫“不是社论”，因为我们内部彻底分裂，无法对事件有共识。不久我听说，学校管理层对此十分震怒，认为绝对不能纵容学生。我又听说，大学收到不少校友来信来电，强烈要求惩戒学生。但过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发生。到底大学内部有何讨论，我全不知情。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高校长为什么会“容忍”我们
我1995年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高校长。大约是2000年，我在伦敦读书，香港电台为校长拍摄“杰出华人系列”，导演读了我大学时代的许多文章，特别来伦敦访问我，我才将开放日那难忘一幕说了出来。之前我从没和人提过此事，因为要公开肯定高校长，对我是不容易过的一关。其实当时高校长也人在伦敦，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而没去见他一面，遂成遗憾。
两年前高校长得诺贝尔奖，传媒拼命追挖中大旧闻，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件事。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颂扬高校长宽大为怀，有雅量容忍我们这些顽劣之徒。而愈将学生描画成偏激乖张，似乎就愈显校长的伟大。我对此感到不安。坦白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无论对于理念还是行动手段，我们都有过深刻反思，甚至进行过激烈辩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无理取闹或大逆不道。退一步，如果我们真是顽劣之徒，高校长何必要忍受我们？高校长身边许多人，就劝过他不要过度纵容学生。例如当时的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便曾公开说过他不认同高校长的做法。我也听过不少评语，认为高校长软弱无能，没有管治权威。可以说，高校长的做法在当年不仅没受到颂赞，反而遭人嘲讽。
高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些年来，我一直困惑。尤其当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种种转变，我就更加怀念我的读书时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长多一点。到了最近两年，因为阅历渐深，也因为听了高校长几段话，我有了一些新体会。
高校长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欣赏学生
在“杰出华人系列”访问中，高校长应导演之邀，来到范克廉楼中大学生报会室，打开当年的报纸，首度谈他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学生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他们表达之后，我们至少有一个反应，知道他们在争取什么东西。”2009年高校长获诺贝尔奖后，高太太黄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讲，提及高校长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回家对她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从这两段说话，我们清楚看到，高校长和许多人不同，他没有视学生为敌，更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暗暗欣赏这些别人眼中的叛逆学生。他似乎认为，中大学生不这样做，才奇怪才不应该。这真是大发现！我从没想过，校长会欣赏学生。他欣赏学生什么呢？我猜想，高校长欣赏的，是学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我这不是胡乱猜度。高校长在某个电视访问中说得清楚：“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长不喜欢别人崇拜他，更不喜欢别人盲从他。他要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成为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懂得对生命负责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条将学生变得唯唯诺诺服服帖帖。高校长明白，要培养这种人，就要给予学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许学生尝试和犯错，并在众声喧哗和不和谐中看到大学之大。这不仅是个人胸襟的问题，更是理念和制度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师生，如果看不到这种理念的价值，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实践于生活，沉淀成文化，这所大学就很难有自己的格调。
我渐渐体会到，因为高校长有这样的视野，所以他能对一己荣辱处之泰然，也所以才能说出“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这样的话──即使学生反对的是他本人。高校长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将这些理念用很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做校长多年，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当18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处分学生的时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
一位真正的教者
再次见到高校长，已是毕业15年后，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园。那天阳光很好，我驾车从山脚宿舍到山顶办公室。在路上，我远远见到，高校长和高太太两个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车停下来，问高太太要不要载他们一程。这时候，高校长竟自个走到车前，向我挥手对我微笑。校长老了许多，一头白发，还留了长长的胡子，像个老顽童。我大声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校长一脸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蓦地就酸了。虽然面对面，由于他的病（编者注：高锟于2003年初即患老人痴呆症），高校长永远不会记得我是谁了，我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向他道一声谢。18年前的记忆，在树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头。
我希望，当时光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着他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能记着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南方人物周刊【一家之言】工具理性与创意学问http://www.infzm.com/content/74858

作者： 李弘祺

最后更新：2012-05-04 07:56:27 来源：南方周末

真正有创意的学问只要纸和笔就可以了，而且只要你肯花时间，便可以读得懂
1979年，我有次在斯坦福大学休假，不意触及几何平均与算术平均的问题，虽然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不能确定自己的了解无误，就去问我的一位数学家朋友，萧荫堂教授，他简单地确认我的了解还算正确，但是告诉我说，如果想进一步知道有关数学统计的问题，可以看某本波兰人写的书。萧荫堂教授随即就把那本书丢给了我。
我读了一大半天，经过一个多礼拜，连第二页都无法翻过去。整本书密密麻麻都是公式，所以只好掷笔三叹，承认隔行如隔山，回去跟萧荫堂教授讲，实在没有办法看得懂。他听了大笑，告诉我说，如果先看过另外一本书，那就看得懂了。于是我就跑去图书馆借那本书来看。果不其然，这本书仍然是天书，我只能仰天长叹，觉得自己天分何以这么有限。过了几天，我又去找萧荫堂教授说，实在看不懂。他又笑笑说，如果您看了一本统计学概论，而在那之前学过微积分，那么就看得懂了。我说这岂不是要花个两三年功夫，我才能真正知道“数学平均”的奥秘。他说看得懂那本波兰人写的数学统计的书，就有博士班学生的程度了，所以是要一些时间，但也不至于要那么多的功夫，大约一年多就够了。
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也一直不曾有计划或系统地读有关数学统计的东西。但是按照萧荫堂教授的说法，要看得懂数学的书，只需用一支笔、一块橡皮擦和一些纸，花一些时间，这就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更不需要什么仪器或工具。对他来说，这才是数学家的真正境界，简直就好像哲学家或艺术家一样。有些数学家用计算器来推算圆周率的数值，虽然可以推到小数点后的几百万位数，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拿计算器这个工具反反复复的“机械”工作，完全没能达到创意的境界，不算是真正值得学的数学。
说起铅笔，说起仪器，这些都是工具。对什么是“工具”，我是一再地反复思考。显然，在萧荫堂教授看来，越不用工具，创造性才越是彰显；用了很多工具的，往往都只是替人家作注解。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人家必须用复杂的天文工具来证实，但他可是在邮局做事时，用包装纸写出来的。如果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说，爱因斯坦是创造典范的人，其他很多物理学家做的不过只是继续发展这个典范，是做“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的事。后者便常常借用许多不同的工具，而不像前者只靠一支简单的笔。借用大量工具来做学问的人，工具一旦被控制、被剥夺，他就如同丧失了自己，变成了“我不在，故我不思”了。不思了，当然失去创造力。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迫和他的工具疏离，因为工具被资本家控制了。这就是有名的“疏离”的观念，是马克思年轻时就发展出来的，是非常深刻的分析。能控制工人维生的工具的，最主要是国家或是大资本家。无怪乎梭罗（Thoreau）反抗麻州政府的税制时，跑到波士顿城郊的瓦尔登湖，逃避缴税。他亲手造铅笔谋生，同时写作著名的《湖滨散记》。他依赖铅笔维生，带有充分的象征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铅笔是不可剥夺的重要工具。
人被迫和他的工具疏离，这是资本家控制“无产阶级”的方法。因为阶级的剥削，遂种下共产革命的种子。人很怕失去工具，不愿随便让人家控制工具。而资本家要控制人，他就必须先垄断他的工具。
数学家瞧不起工具性的研究，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或许不能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论述，但是现代科学仰赖工具的情况日益严重，像原子加速器，或是纳米的实验室，这些都只能仰赖资本家或国家（或学阀）的力量才能建造，缺乏这样的“工具”，许多实验无法进行，对学术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
许多学科必须通过仪器或机器的使用来进行，因此谁控制了“工具”，谁就控制了该学科的内容和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常常在想，仰赖仪器或工具的学科，真是与艺术、哲学或数学这些充满创意的学术有天壤之别。上面说，只要一个人循序自修，阅读教材，他不只可以完全了解哲学或艺术作品，而且甚至于可以达到数学研究生的程度。但是他如果想要了解高温物理，或是一般的工程知识，那么就必须有使用各种设施及仪器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无法真正了解教科书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充满了工具性。这两样看来不同的学术，其差别竟然是在于工具的取得与否，好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差别大概在17世纪以后被凸显出来。因为笛卡儿的影响，我们往往以为科技知识一般人读不懂，而人文艺术的知识则是一般人所可以读得懂的。其实读得懂或读不懂主要在于工具的掌握，而不在于学问的本质。
资本家、大学或国家控制求知的工具，美其名为高等的知识，是一般人所读不懂的，甚至于说不经过他们指定的老师或专家来教便学不会。许多知识就这么被垄断了。具有创意的学科，反而常常被认为不是专业知识，人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而只要花点时间都读得懂。
当然，知识的累积不能不循序渐进，仰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但另一方面，正如我的朋友所说的，真正有创意的学问只要纸和笔就可以了，而且只要你肯花时间，便可以读得懂。我做中国教育史，随手拈来便可以提到像“解额”、“南北榜”、“省试”或“蒙求”这些名词。它们看似高深莫测，但是只要花一些时间也就看得懂。然而，历史的知识毕竟还是必须通过掌握基本数据才能得到初步的认识。另一方面，只要借用工具书，却又很容易看得懂它们。工具的掌握的确很重要。但工具本身当然不算“学问”。
由此看来，定义学术的本质不应该以工具的使用为标准。一门好的学问应该是如何能在不受工具的限制之下，仍然发展合乎理性的思维，以让那些具有追求之心灵（inquisitive mind）的读书人容易了解，并且读起来有趣，一辈子都受益，不断地想再读它，而且会因年齿长大而了解益为深刻，这才是最有创意的学术。
也许可以这么说，天下的学问都是相同的，但必须对现有的成果尊重，并努力探索如何可以突破。只依赖垄断工具，不加思考地认为使用越复杂的工具的学问，才是真正高深的学术，这是资本家或政治机器控制人的创意和独立思考的托词。探索伟大的自然和其中的奥秘，人一定要仰赖工具，并不断改善它的使用，但是人的最大挑战就在于避免工具的被控制或垄断。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反省这些课题时，认为科技知识仰赖的不外是“工具理性”。虽然他说的和我这里讲的并不完全相同，但韦伯的用语却很有趣，非常生动地替科技知识作了贴切的描绘。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周末茶座】校长一人难当保护孩子的金钟罩http://www.infzm.com/content/75516

作者： 令狐补充

最后更新：2012-05-19 08:59:27 来源：南方周末

校长拒让警察询问孩子——这则消息，在微博上瞬间就火了。上海这位涉事的12岁孩子，既不幸，又幸运。其不幸在于，其母涉嫌诈骗只身潜逃，母子暌隔，而他也险些以未成年之身，承受警察询问，可能受惊吓，且陷入“被大义灭亲”的困境；万幸，他碰上了一个明事理有原则的校长，拒绝了警察意图从孩子口中获取其母动向的要求。
校长直言：学校可通过其他方式配合警方查案，但警察不可在校园里直接询问学生。学校有保护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义务。父母的错罪与孩子无关，学校也不鼓励学生揭发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校长这番话，深具人性温度，其做法和态度，秉持天理人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难怪在转发评论此消息的数千网友中，八成以上支持校长的做法，并赞誉他为“最牛校长”。教育界人士、学生家长、律师以及心理专家一面倒地支持校长，让网上“妨碍执法”的质疑显得零星孤立，形影相吊。报道还古今中外广征博引，既有孔夫子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的“子曰”，也有孟德斯鸠风纪之源是人性的格言，还痛批了浩劫年代的揭发文化，传统道德中的大义灭亲。
校长此举，当得起这些褒扬。不过，我斗胆猜测，此举引起如此轰动，想必是最牛校长始料未及的。他想必也认同，这样做只不过是一校之长的本分。以本分而得盛誉，不经意却反照出当前对人性与常识之坚守的稀缺。我也就可以大胆在热烈的赞誉中，掺和进点滴自以为淡定的“苛求”。
首先，警方处置不当，恐怕才是此事的关键。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看，在校长无能为力的校园之外，执法者也不应随意询问孩子，才是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真谛。其次，警方直接询问不行，由教师、监护人或者社工询问或陪同询问的做法，难道就不会伤害孩子？第三，在此事中，相较于“亲亲相隐”对阵“大义灭亲”之类的天理人伦问题，我更愿伸张人的法定权利：既然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不做不利自己的证供、保持缄默的权利，诸位用的是哪一条法律依据来为难不谙世事的孩子，引诱他吐露妈妈的行踪？

【一家之言】大学应该比社会更自由http://www.infzm.com/content/75501

作者： 杨照

最后更新：2012-05-19 09:45:35 来源：南方周末

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在1978年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那是当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视为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入学没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名字不断在学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师、学长的口中反复出现，那就是贺翊新校长。然而那个时候建中的校长明明是黄建斌啊，为什么贺翊新名字出现的频率，远超过现任的黄建斌呢？
之后我进了校刊社，仔细查了资料，发现贺翊新先生两度担任建中校长，第二次是1967年卸任的，换句话说，到我入学时，贺校长离开建中已经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在校的所有学长，不会有一个人亲炙过贺校长，甚至就连老师们，恐怕也有一大部分是贺校长离开之后才进来的。
那为什么还要一提再提贺翊新？提贺校长，为了给建中一个精神的源头，贺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来台湾之前，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讲起贺翊新，就必定同时讲“北大精神”。一间在台湾的高中，却以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庞大距离的“北大”，作为精神归宿，这些建中的师生，又对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认识呢？
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真切的认识，“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实只有一项具体内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师生是借由贺校长的名号，高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标杆——一种尊重“自由”，允许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别人安排好的标准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间。
1981年，我从建中毕业，考进了台大历史系。那是“美丽岛事件”及军法大审刚过的一年，也正是台湾政治风气最为肃杀的时刻，民主运动受到重挫，国民党的监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时刻。
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标榜党外身份的学生代表竟然打破传统，在全校代表大会选举上，击败了国民党党部提名的人选，当选学代会会长。那一刻，选票开完，确定创造了历史先例，确定让国民党党部大为尴尬、愤怒，我们一群参与辅选的同学们，怀抱着胜利的快乐，和不知是否将遭到报复惩罚的不安，一起从活动中心走出来，不需要言语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于校门口的“傅园”，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长傅斯年的墓园。
进入“傅园”让我们觉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国自由主义接上头了。早在1950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光阴，依旧给予我们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摆脱威权控制的勇气与力量。
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在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台湾的学校，大学和少数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难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识与思想上的相对自由。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青年学子在这里阅读外面社会不容易读到的书，听到外面社会听不到的意见，培养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那“不一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未来台湾得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基础。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

作者：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最后更新：2011-11-04 09:29:30 来源：南方周末

“在英国我从没听说过校长贪污”——专访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首席顾问、英国皇家督导安伯格http://www.infzm.com/content/42682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实习生 盛佳婉

发自：广州 最后更新：2010-03-19 09:48:14 来源：南方周末

“现在英国教学大纲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整个教育体系也在去中心化，也在更多地放权。”英国儿童、学校与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首席顾问、皇家督导安伯格女士说。
担任英国国家教育标准办公室专家顾问的安伯格女士说，英国教育在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的过程，从中央化到地方化，然后又中央化，现在是从中央化再向地方化的一个转变。她认为，1980年代“放权”的结果是不成功的，“许多学生最终没有学会读书识字”。但是推行全国教学大纲以后，遇到很多阻力，校长们就在中间“调节执行严格的国家战略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她说教师们也不主张教学大纲频繁变化，“因为每次变化就意味着他们的备课就要变化”。
3月10日，出席中英校长战略对话的安伯格女士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
在英国是“城市挑战”在中国是“农村挑战”
南方周末：你能否概括一下什么是“世界一流学校”的计划？
安伯格：我觉得只有当其他国家对你的国家的教育制度产生兴趣的时候，才说明你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达到了一个国际的水准。英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到很多国家了解情况，向很多国家学习。现在也会有很多国家来英国，学习英国本土的教育体系和制度。
南方周末：你是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顾问，什么是“城市挑战”？
安伯格：“城市挑战计划”是个试行的计划，目前在英国有点像是一个实验地，总的来说，是让一些做得好的学校去帮助改进那些做得不好的学校，做帮扶工作。这个帮助不是直接给它钱或者老师，而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去帮助另一个学校，去提升它们的战略眼光、办学水平等。“城市挑战计划”从2001年开始执行，2007年就改名叫“城市挑战项目”，我们将它扩展到其他城市。通过这个试验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首先是大幅度减少表现不佳的学校数目，如果让一些学生进入表现不佳的学校，实际上对他们而言是教育的不公平。比如说伦敦不能够达到标准的学校数目已经降到9所以下。第二，我们要增加表现优异的学校数目。第三，就是要显著改善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成果，包括一些贫穷或者是少数种族的学生。我们有一个“免费午餐计划”，不仅限于免费午餐，还提供许多其他形式的资助，我们相信贫穷不应该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障碍。
南方周末：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呢？
安伯格：为实现这三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有最优秀的顾问、最优秀的校长，还有最优秀官员的支持。在伦敦一共有1800所学校，如果光听取校长的意见，他们仍是少数人，我们需要听取顾问的意见，他们的视野必须是更宏观的。
城市挑战顾问必须对城市所遇到的挑战进行诊断，得知道、告诉我们问题发生在哪，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必须达到的，哪些是可商榷的。国家教育领导者负责校长培训项目，不是让校长回高校进行深造，是让校长和校长之间进行互相的经验传授，让最前沿的校长拥有一个沟通平台。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认证学校小组，对学校的表现进行评估，将学校重新分成三个类型，成功关键型、遇到挑战型和从优秀到卓越型。需要掌握成功关键的这一类型的学校，要知道挖掘自己的潜力；而对于遇到挑战型，则需要了解如何来克服这些挑战。第三种类型就是从优秀到优异的，这一类的学校的教学方法值得普及到其他类别的学校去，其他的学校就能够从平庸进行蜕变，成为优秀。
南方周末：那对于乡村的学校呢？
安伯格：英国和中国的情况相反，在英国，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一般都是在城市，在市中心。所以这个计划叫“城市挑战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搬到中国，可能叫“农村挑战计划”。
很多英国农村的学校都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在乡村贫困的要少一些。在乡村这些学校的社区里面，大家很团结，也都能相互支持。而且乡村的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拨款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在乡村就要多一些。还有就是，在乡村移民会少很多，而在城市里移民就相对较多，学生中有一些母语根本不是英语的，他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学英文。所以它的起点就比在乡村的学校低很多。在乡村学校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他们的抱负就没有城市的孩子大，比较安于当地舒适的生活。英国的面积比中国也小很多，在乡村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城市的距离可能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我并不是说在英国城市的学校就比农村的差。而是从数字来说，城市的学校出现需要改进的地方更多一些。因为在市中心就会出现一些贫困的情况。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没有那么投入。学校老师会发现，教这部分孩子比较困难。

中英校际连线项目最早启动于广东，2009年英国孩子在广东佛山演粤剧（英国驻广州总领馆文化教育处/图）

英国皇家督导安伯格（安伯格/图）

评估结果不会影响拨款
南方周末：英国对学校评估的标准是什么？
安伯格：我们有一本书来对此专门规定，规定得很细，涉及到评估的方方面面。评估基本有四个标准：出色、好、达标、不达标。这些主要是根据学校的领导力、学生的学习能力、课程、学校对老师对学生有没有人文关怀等这几个方面来评的。监督者一般都很有经验，他们到学校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观感，然后会对照着条款去给学校做一个评估。
南方周末：评估的结果会不会影响政府对这个学校的拨款呢？
安伯格：不会。政府拨款是根据人头来拨的，英国政府规定每一个人都有相应的经费。另外还有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的学校学生的年龄层越大，拨款越多，年龄层越小，拨款越少。因为对于年龄大的学生，学校开的课程要多一些，所以拨的款就多一些。在英国，基本上3到19岁的孩子接受教育都是免费的。很多孩子都是3岁开始入学。法律规定，不管你3岁入不入学，5岁是必须要进入学校的。5到16岁基本上就是强制你去学习。16岁后也是免费的，但就自愿的了，不再强制你上学。很多孩子16岁后选择了职业教育，就不准备上大学了。
南方周末：职业教育是免费的吗？
安伯格：是免费的，14到19岁的孩子有两条路可以走：学术道路和职业道路。他们可以进入高中，再读大学，走学术道路。14岁后，他们可以选择进行职业教育，也是免费的，他们要再去读大学也是免费的。现在每个英国大学生每一年大概就是三千英镑的投入。
南方周末：作为皇家督导，你督导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吗？
安伯格：我只督导公立学校，我对私立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英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督导体系完全是不一样的。私立学校好像是学校之间相互审查。
南方周末：公立学校除了国家拨款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费来源？
安伯格：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国家拨款，极个别情况下一些慈善基金会有慈善捐款，如果在买一些设备的时候缺乏资金，学校就会去募集一些钱。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在过去的十年，英国的教育经费增长了很多，英国政府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说要达到多大比例。英国政府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们采取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所以教育经费拨得很多。而且我做的教育方面的项目，很多都是英国政府额外拨的款。
评估得好校长也不会涨工资
南方周末：如果被评估为最好等级的学校，对校长的工资会不会有影响？
安伯格：不会，不会涨工资。
南方周末：你作为督导有没有受到过一些贿赂？
安伯格：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被贿赂的情况，当然，去审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你泡一杯茶，给你饼干吃之类，让你觉得很舒服，但绝对不会贿赂你。作为督导我们都有行为准则，对于可能出现的威胁或者有贿赂的情况发生，都要及时上报。当然，到学校督察的时候，学校会给你一些数据，但我们不会完全按照数据来评估，我们自己会去教室看。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教室里看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是编造出来的。当我们怀疑某个学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给学校通知说我要来检查，而是直接去检查。
南方周末：是单独去，还是一个小组？
安伯格：基本上是两到三个人一组。这个也要根据学校的大小。如果学校很小的话，就是一个人。但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人，在学校待上两天。我们不会亲自去看学校所有的情况。学校首先会给我们一份自我评估的报告，我们看了报告之后会知道哪几个方面可能有问题，我们就这几个方面再着重评估。
南方周末：在英国会不会有中小学校长贪污的情况？
安伯格：没有。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中小学校长贪污、受贿的事情。
英国学习责任在老师美国学习责任在学生
南方周末：在中国，学生普遍反映课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这个情况在英国怎么样？
安伯格：在英国，校长面临的压力是他们在面临评估的时候都想争取更高的等级。所以他们在评估怎么创优方面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南方周末：学生作业负担呢?
安伯格：在课业方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甚至觉得在家庭作业方面，老师布置得少了。其实在英国11岁以前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家庭作业，每天就有20分钟的阅读。11到14岁每天大概有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14岁到19岁时间会增加，总的来说，14到16岁是两个小时。16岁以后就会再稍微多点。这就要看学校开设科目的多少、老师布置作业的情况。14到19岁的孩子可能在周末也要做一些课外作业。我们的原则是希望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就尽量能把作业就完成。
南方周末：在英国有教学大纲，这和校长的自主权有没有矛盾？
安伯格：现在教学大纲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整个教育体系也在去中心化，在更多的放权。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这个体系里的教师几乎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在一些学校老师甚至不教文化知识，只是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就好了。他们在1980年代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结果很不成功，有许多学生最终都没有学会读书识字。我们就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了，我们做事的方法是要告诉老师，他们应当怎么去教。我们设定了一个国家课程，这个国家课程是在全国所有的教师和学校中进行。
南方周末：老师对国家课程反应如何？
安伯格：因为它不仅告诉老师要教什么，而且怎么教也是规定得明明白白，既包括了文科知识，也包括数学知识。当时这个计划的推行遇到了许多阻力，因为许多老师不喜欢被人这么指示，要怎么做、要教什么。当时这个战略执行得非常严格，校长们就希望能够调节国家战略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英国有一个机构是教育标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来决定教师应当教授什么内容、怎么教授，同时也要向公众报告各个学校的进展。你可以上网，上面可以找到英国所有学校的情况、教授了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效果怎么样。这个系统遭到了教师的反对，因为在公开层面而言，每一个学校的成绩都要公之于众，有一些学校的成绩很令他们难堪，所以说这个制度不是很受欢迎。
我们给学校的一个激励措施，他们不用每时每刻都接受检查，这个检查的间隔时间会更长，让学校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去获得发展。
从法律上来说学校必须遵循教学大纲，但就如何来实现教学大纲的目标，校长是很有自主权的。而且现在的变革就是要让教学大纲跟上时代的变化，跟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就业环境更加相符。英国是以服务业著称的，教学大纲里可能就会有一些贴近服务业的东西。现在教学大纲变化太频繁了，每年都在变。实际上，老师们希望能少变一些。因为每一次变化就意味着他们的备课就要变化。
南方周末：你还在纽约的十二个小学兼任督导，你有没有比较英国和美国学校的特点？
安伯格：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美国担任督导了。美国那些不是小学，而是混合型学校，各个年龄层都有。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学校培养学生要对他们的学习有很强的责任感，要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任。在英国这个责任往往在老师身上，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学什么。而在美国，这个责任在学生自己。

【诺贝尔2009】生命剧本的上演

作者： 陈怡

最后更新：2009-10-14 20:59:5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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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化学奖

卡拉曼·拉马克里希南（左），托马斯·施泰茨（右）

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特在1980年前后率先获得分辨率约为10埃的核糖体晶体

网络编辑: 莫希 责任编辑: 朱力远

【诺贝尔2009】生命剧本的上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51

作者： 陈怡

最后更新：2009-10-14 20:59:5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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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化学奖

卡拉曼·拉马克里希南（左），托马斯·施泰茨（右）

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特在1980年前后率先获得分辨率约为10埃的核糖体晶体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网站首页 >> 中国教育 >> 文章内容

http://www.teach999.com/show.asp?id=134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

首先，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连书本费都没有。教科书学校统一发放，读完的时候在还给学校，如有损坏眼中的才需要赔偿升级新版本是学校的事。

学生只需要自备书包，纸笔。并且每个学生可以借一个柜子放书本，杂物。因为教科书都超级厚重，所以一般不需要带回家。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二

严格禁止老师动手打人或辱骂（当然禁止打人是对家长也实行的法律，虽然我觉得对家长可以放宽松一点。但美国是一个非常清楚人性的劣根性，并且敢于面对并且防止的地方。

因为知道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迁怒小孩，并不是所有家长都那么无私的爱护自己的小孩，所以用法律制约那些少数，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殴打小孩，否则家长会被起诉，小孩会被政府带走送去领养的家庭）。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三

上课时间，初中高中都是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放学初中的时候逢星期三会提早放学。中午不回家，都在学校吃饭。吃饭时间50分钟。学校有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餐劵，当然也可以自带便当。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四

除了禁止老师打人，对学生也是严格禁止。

意思就是在美国学校里，哪怕你作弊都没有打架严重。这锻炼了青少年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人的尊重跟忍耐能力。很少很少有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动手，或找一群人打别人这种事。

当然出了校门还是会有一些，但毕竟在学校里才是最容易跟同年级的人发生冲突的地方。

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校就不会管这种事了，但到大学的时候人也就比较懂事不会那么冲动了。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五

考试成绩都是保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考试成绩，但你要是自愿告诉别人也可以。

中国正好相反，觉得羞辱可以鼓励学生，其实这种丢脸的事情对人产生的负面作用绝对比正面的大得多。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心智还不够稳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六

所有的学校都有残障的同学一起上课。经常有坐着自动轮椅的，眼睛一直翻白眼，看上去像低能儿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如果能跟上就可以读普通学校，校方会有特别的老师照顾他们。

而这样的学生因为习以为常，所以旁人并不会另眼相看，更不会去歧视他们，当然极少数的也会背后嘲笑。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七

初中开始教育女生如果拒绝男朋友提出上床的要求。“如果你不愿意就说不，并推开他”一般这样就够了。男生不会强迫女生，因为比较有绅士风度。

还有如果真的不小心怀孕可以打什么电话请求帮助。慈善机构会让你免费堕胎，或如果你想生也可以，当然这些都必须通知父母。在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不拥有任何法律的自主丅权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意思就是不管堕胎，还是生必须父母或监护人签字。

哦，连打个耳洞或纹身，未满18岁也要父母签字的。买烟要超过18岁，买酒要到21岁，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买。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八

电视，电影有严格的分级制度。根据暴力程度跟色情程度来分，分为所有年龄都可以看，7岁以上可以看，14岁以上，或18岁以上。

所以你要看18岁以上的电影也得要身丅份证才能买票，而14岁以上的必须成年人陪同。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比较单纯，甚至长大以后都还是很单纯，就是因为成年人对他们的细心保护，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成长速度来成长。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九

初中开始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办几场舞会，逢年过节的时候，8点开始，11点结束，然后就会看到一对对可爱单纯的小情侣搂着跳舞。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

周末都不上课。我觉得下午3点多放学并且基本没多少功课是为了让学生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学生当然也会被家长安排去学些别的东西，何况本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校注重的不止是成绩，也非常注重课外活动，有什么特长，帮慈善机构做了几个小时的义工之类的。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一

高中开始有几个大的转变，一是教室不再固定，像大学一样选课，然后根据课程去不同的教室，所以同学并不完全固定。课程分为几大类，每类完成多少学分（多少课程）就可以毕业。英文，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第二语言，美术，体育。

科学类里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地球宇宙学，所以我张这么大只学过生物，没碰过化学跟物理

而对数学的要求也就是学四个学期，但对程度不要求，程度低的人学两年学到几何，程度高的人两年学到微积分，都是一样的毕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二

高一生物课老师会教怎么用避孕套，强调安全措施，并告知女生堕胎三次以后很可能就会再也生不出来。

这点是中国很多小女生都不知道吧，不然也不会玩命一样堕胎，像吃饭一样正常。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三

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谁成绩不好而看轻那个学生，虽然对成绩好的难免更加喜爱，但也不会去打击成绩不好的，实在太差的也只会私下劝劝。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四

老师非常注重人性教育，多数老师都非常正直，善良，耐心，少数的即使没那么好，严格一点但也不会对学生有负面影响。

我的老校长高锟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0

作者： 梁文道

最后更新：2009-10-16 19:31:21 来源：南方周末

“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澤西天后 :一个在贵州教英语的美国年轻人生病三天后在医院死亡。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

Korea朴先生:少年强则唐国强，少年空则苍井空，少年立则张国立，少年基则古巨基，少年富则雷政富，少年愚则毛新宇……

郑侠武 :【任志强：司马南整一个傻逼】近日司马南通过微博指控任志强和潘石屹涉嫌非法交易，随后任志强通过长微博回应称与潘石屹的任何一次交易都是公开的，并称司马南连猪都不如，不懂先查下报纸，长微博最后任志强斥司马南：整个一个傻X。 任志强 潘石屹 司马南 #笑话#

陈丹青：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 2013-02-07 15:19:19http://dig.chouti.com/m/link/detail?url=http://www.infzm.com/content/88027/1

陈丹青不希望“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他自认有“草莽气”、“流氓气”：见过下层世面、不计较、仗义、能决断。（南方周末特约摄影蒋彬/图）

谈人为什么都穿得一样：阶级消灭，大家族消失，人群就一体化，有钱没钱、南方北方，一体化。长久之后，人心是从众的，大家都这么穿。

谈贵族：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

谈流氓：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

谈时尚圈：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谈干净：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

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陈丹青认同鲁迅的观点，在大部分事情面前，更倾向于首先自责。

陈丹青在1982年从中央美院辞职移居美国，30年里，陈丹青明显感受到了西方从奢侈品店员开始对于中国人的态度变化。

这种变化在2007年之后开始变得明显。在一些小店里，陈丹青发现不少店员发现你是中国人，收钱交货，但眼睛不看你，“他们显然在这样的人面前受了太多他不明白的遭遇，我不能说羞辱，因为他挣了钱。但他没见过这样花钱的人，这样来买东西的人。”陈丹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陈丹青有一次在罗马的古董街里，古董店一家连一家，他便一个个走进去看，问其中一个店主价钱，店主不回答，最后说：“你进了我的店，甚至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讲起这事，陈丹青非常惭愧：“这时我会倾向自责。所有我们在国外遭遇的事情，不管事由怎样，我大部分时候会同意鲁迅的态度，他会骂中国人，不会骂外国人。即便错在外国人，我也会先反省我们自己。”

“人不可貌相和相由心生，我都相信”

南方周末：有人对你的评价是“耳朵背后都干净的男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陈丹青：那我得赶紧去洗澡，我洗澡时经常忘记洗耳朵后面。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别人评价你干净？

陈丹青：可是我随口讲脏话。其实你说哪位“干净”，意思是指其他人“脏”。但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

如果干净是指道德没瑕疵，正好木心在文学课里讲到18世纪法国文学，提到卢梭的《忏悔录》——他小时候看过，相信卢梭，因为卢梭说，我要坦白一切，毫无保留，我要忏悔。木心给我们讲课时已经六十来岁了，他说又看了一遍，心平气和，他说：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什么是真正的坦白呢？木心说：“‘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

总之，他不相信忏悔这件事，他讲耶稣时也说，不要相信发誓，说耶稣看出来，有发誓就有背誓，发誓已经是虚伪，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发誓。

南方周末：你觉得“相由心生”有道理吗？

陈丹青：我两句话都相信，“人不可貌相”、“相由心生”。

譬如“文革”时大家都讨厌江青张春桥，谁敢说呢，谁又真了解他们？可是电影里看他们的相，就是讨厌。还有，人跟人一照面，好感、恶感、反感、无感，一秒钟就有，事后接触，也大致是的。一见钟情是稀有的经验，一见反感，例子太多了。

“人不可貌相”，例子也多。我记得小时候在弄堂里、在乡下，善良忠厚的大人、大嫂，都长得一般，甚至难看。还有就是才华。我认识几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非常有才气。

“一个社会得有一小群怪人。”陈丹青觉得。所谓“ 怪人”，会有“异常出格的打扮”，但其实蛮善良、蛮规矩，甚至有点孤僻、有点害羞。（南方周末特约摄影蒋彬/图）

“我真庆幸我没有身份”

南方周末：文人和流氓这两个称谓，你总喜欢说自己是流氓，为什么？

陈丹青：知青就是草寇流氓。我从小班里要好的同学，一半是流氓，有成天打架闯祸的，有判了刑的。小时候不懂，就知道他们好玩，有劲，他们也喜欢和我玩。下乡后不用说了，江湖上没有一点流氓气，不好自保，也不好办事啊。

我们可以换个词，“草莽气”，有一次参加我同学在普林斯顿的婚礼，我做伴郎，特别买了套西装，去了，木心也在，他看我走出来，后来就说：蛮好，看过去有点英气、有点秀气、有点流氓气，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草根里面，我又很喜欢遇到有点书卷气的人，包括民工，很爱看书，有内秀。我也喜欢非常书卷气的人，半点草莽气没有，你比方陈寅恪，骨子里的书生，看照片就喜欢。鲁迅有点流氓气，豪爽，侠义，周作人比较没有，可他说自己内里有绅士鬼，有流氓鬼。

（南方周末特约摄影蒋彬/图）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的草莽气和流氓气来自哪里？

陈丹青：你们误会了，以为我画画写文章，其实我是个粗人。小时候父母打成右派，工资大减，四岁开始家里就很穷，后来又去插队，没过过好日子。你会留下一套生活习惯，譬如吃东西狼吞虎咽，非常将就，哪里都能睡，怎么着都能过，到纽约了还是这样。

草莽气，就是见过下层的世面，不计较，无所谓，仗义，承受力强，忽然就能行动，就能决断，大概就是草莽气吧。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草莽的部分是哪些？

陈丹青：我不要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我认识太多艺术家，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就是他们？特别受不了老要问你怎么定位自己，画家还是作家，还是公知？这种身份焦虑，我慢慢明白了，大概苦逼屌丝太多了，快点想有个身份，有个说法，公务员啊，科长处长啊，至少部门主管吧。艺术家也这样，巴望有个说法，有张名片，有个头衔。

我是长期没有身份的人，年轻时连户口本都没有，很自卑，火车上最怕人问：小伙子你哪个单位的，你什么工作。我他妈什么都不是，坐火车就是到山沟去啊。后来上了美院，一天到晚戴着校徽。结果很快出国了，又成一屌丝。美国结结实实教育了我：你就是你自己。现在我很骄傲：没有身份。画画算什么身份啊！可是你在中国没身份，意思是没单位，没职业，没钱，没权……这一关很难过的。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流氓？

陈丹青：你耍流氓！这是流氓手段，其实是指无赖。旧社会，旧上海，流氓的定义就是“白相人”，白相人的定义，就是黑道。

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你在这个地面上，本地人，外邦人，你进上海街面混口饭吃，要做小生意，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要人帮忙。今天人家帮你，有一天你有力量了，兜得转了，你帮人家的忙。

白道不是。所谓黑道有一系列规矩，白道也有一系列规定，玩儿规定的人，管人的人，吃官饭的人，他都有交易，但轻易不帮忙，也轻易不拆台。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都要靠“流氓”。

包括今天，赖昌星就是大流氓，他要是活在民国，就是第二个杜月笙。你看他一路出来，家乡父老孩子都管，逃亡时还每年给他办的家乡老人院老人打电话，问年终补贴拿到没有，也办中学。他哥哥要被捕了，全村老少拿着家伙，一层层护着他，最后他说服乡亲，自己出来就捕。

我相信每个省、每个小地方，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草根里永远有这样的人，书都没念过，聪明、仗义、有办法、敢担当。

但流氓打地盘时，要打架，甚至杀人——《水浒》为什么流传，不就是一群土匪流寇——他要维护本帮，要对付别的流氓群，这是丛林生态。我们下乡时，农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出门就是靠朋友，一路大家帮忙。到纽约我要人帮，也帮别人。国内来个电话，老朋友，新朋友，接个飞机，住个一阵，等等等等。

所以我回来和许多人没法玩，他们是单位思维，不是江湖思维。

南方周末：大多数“文人”或者“流氓”不关心时尚的，甚至看不起时尚，但是你不同，你很关心时尚，为什么？

陈丹青：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艺，两大摊：一摊娱乐（美国所有电影电视统称“娱乐业”），一摊时尚，两者都是大生意。这两摊没了，弱了，你谈什么现代文化？

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为什么？古代也一样，文艺复兴那会儿，画家雕刻家这一摊是最牛逼的时尚，创造经营整个景观。现在最有活力的人精，许多在时尚界。大都会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每年有顶级时尚人物的专展。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不懂时尚，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我回国一看到时尚，还有什么时尚派对之类，觉得对了，这就是演变嘛！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不要把我当读书人，书架上这些书顶多看过千分之一，以后也不会看，我得找个时候扔掉。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奢侈？

陈丹青：奢侈品在中国又是一大奇观，是送礼的主项，跟国外奢侈品概念完全两回事。它还被卷入权力游戏。洋人惊呆了，奢侈品居然可以是这个概念，这种效应。

南方周末：有的中国官员最近因为手表和皮带落马，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陈丹青：那是小焉者。总比艳照上网好多了。公布艳照很可怕，太恶劣了。我讨厌官员，但无论如何这是隐私，他也是人。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官员的穿着打扮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内地大部分官员穿着西装，更像乡巴佬。建议至少向台湾官员学习。

和普通“文人”、“流氓”不同，陈丹青关心时尚：“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南方周末特约摄影蒋彬/图）

中国哪有贵族

南方周末：几年前人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上流社会，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现在有上流社会吗？

陈丹青：中国没有“上流社会”，但有“上级社会”。某某会所之类，是超级消费场所，哪里是上流社会，直白说，十九是官商聚首之地。各种文章会称他们“贵族”，天晓得，中国哪有贵族？

南方周末：你觉得贵族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贡献在哪里？消失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损害又在哪里？

陈丹青：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

南方周末：2011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盛典给你做了一身民国服装，你也很喜欢，可以讲讲民国衣服的好处吗？

陈丹青：民国衣服正好是在古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这么一段，其实是尴尬的。旗袍不是汉服，古人并没有长衫。汉唐的中国、宋元的中国，骤然过渡到摩登中国，几乎没有缓冲地带。一个唐人看到男人穿长衫，会很惊讶，怎么可以？现在一个八零后看长衫，觉得老气横秋。前面是五千年、两千年，民国加上部分清末，只有五六十年，能留下长衫旗袍，已经有符号效果，不容易，但如今是失效失传的符号了。

南方周末：中国男人似乎只有几种衣服可以穿，一个是夹克、一个是西装，夏天就是POLO衫、衬衣或T恤，你觉得他们不会选择还是没有选择？

陈丹青：阶级消灭，大家族消失，人群就一体化，有钱没钱、南方北方，一体化。长久之后，人心是从众的，大家都这么穿。这是世界范围的事。全世界平民化，民主化——其实是消费化。还有交通便利，地域差异打通后，差异的美感和特色在萎缩，在消解。原因还有很多，成衣业最早使人群划一。人会懒，美感，良性的虚荣感，会一代代消褪。英法这些老帝国，上流社会仍然很有讲究，但他们在院墙里面，你不易看到他们。

我见过大街上最爱打扮、最会打扮的人群，是日本，还有俄罗斯。这俩都是崇西洋的国家，各有各的自尊和自卑：你要知道，爱打扮的心理之一，其实是自卑。美国分析过为什么不少黑人喜欢不惜工本，全套西装。

从前中国人穿衣服，太多规矩了，不说解放前，1950、1960年代，好家庭出门见人，衣服都有规矩、有讲究。现在有时尚，但没讲究，也不懂讲究，我被领着参加过几个花大钱的媒体或时尚活动，会穿的人太少太少了。香港至今有一小撮人，富有，开私家派对，穿的是奇装异服。

一个社会得有一小群怪人。以我观察,和明面的时尚不太有关系——很大胆，很成熟，很过分的打扮，我指的是异常出格的打扮，其实是蛮善良，蛮规矩，甚至有点孤僻，十分害羞的人。

【诺贝尔2009】从霞飞路到斯德哥尔摩——光纤之父高锟的人生路http://www.infzm.com/content/35878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刘丹

发自：广州、美国硅谷 最后更新：2009-10-15 11:37:29 来源：南方周末

■透视2009诺贝尔物理学奖
“光纤”，本报记者念一遍。
“光—纤”，高锟又把它重复了一遍。
这已不再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但提起硅谷老人健康中心的餐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好吃！”
直至记者来访，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只能用短句表达意思的76岁老人，竟然是非凡的光纤之父与新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离健康中心不远的家里，高锟的太太黄美芸忙得不可开交。自瑞典时间10月6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高锟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这位75岁老太太的电子邮箱里，一下子涌入了来自全球的几百封亲友祝贺与媒体约访的邮件。楼下电话的电池已被打尽，在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的35分钟里，黄美芸不停上楼接了七八个电话。
现在看来，如此便捷的沟通方式已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这正是高锟的获奖理由。1966年，高锟的一篇划时代论文为光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时，固定电话已经面世，但打通国际电话，奢侈且带朝圣感——你需要先向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时限三分钟。全球即时联络，彼时犹如童话。
43年前的“前卫”与43年后迟到的荣耀固然让人感慨，而43年间高锟始终得以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其超前设想也一直获得大量的财力与人力的支持，这或许更值得国人思量。
童年霞飞路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清末民初时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
高锟的家坐落于霞飞路，这条现更名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缩影与家世不凡的标志。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高锟被送进霞飞路上的世界学校。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学堂，时为上海顶级贵族学校。课堂上，高锟们要学英语、法语，放学后，衣着整洁光鲜的孩子们纷纷钻进各家的高级轿车。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认出，这些小家伙中，有孙中山的孙女、杜月笙的小儿子、荣氏家族的后代……
回家后，还有父亲请来的私塾老师在等着高锟，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记四书五经。高锟的堂兄、上海文史馆馆员姚昆田回忆，高锟随父母移民后，再回上海叙旧时，还颇有兴致地与他和诗。
1948年高家举家迁往香港，是高锟人生首个转折点。这次应该被龙应台录入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迁居，使高锟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他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香港圣约瑟书院念书期间，这个打小就喜欢自制灭火筒、烟花、相纸甚至泥炸弹的小男孩，就立志报读电机工程。
从书院毕业后，高锟赴英国留学，1957年，取得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加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同年，中国大陆正开始推行反右运动，继而是三年人为饥荒与十年“文革”，所幸高锟这颗“小粒子”的布朗运动已经脱离了那片水域，闯入亟待突破的电讯业领域的精英行列。
这个当年无论是追女孩还是被女孩倒追，都会面红耳赤的小个子男生，实在称不上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天才。由于迷恋打网球，高锟以二级荣誉从伦敦大学毕业。
在香港三联书局现任总编辑陈翠玲女士眼中，高锟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在2005年香港书展高锟自传首发式上，他罕见地在台上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通话。其时，台下的听众寥寥，尽管此前发了一大叠邀请函，公众与媒体对这位低调的前中文大学校长知之甚少。“你会觉得他当时真的好开心，却让我更内疚。”陈说。
在这本叫《潮平岸阔》的自传中，高锟写道：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波浪？
会当凌绝顶
1960年，高锟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
现在看来，当时年仅27岁的高锟的确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1966年7月，33岁的高锟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于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光纤通讯诞生日。
其时，这个新鲜的名词被全球媒体纷纷报道转引，读者来信也纷至沓来。其中一封的作者指责高锟“给充满罪恶的社会增添一种邪恶的发明”，并宣称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另一封信来自一位农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我的家离田很远，肚子饿了只能等老婆把饭送过来，大叫她也听不到，你发明的新玩意到底哪里可以买到？”
高锟在自传中答：他还需要等足20年，才可以买到一部移动电话。
漫长等待的主要原因在于，光纤材料的研制进展实在太慢。其时，制造玻璃的低温熔炉产生的杂质难以控制，高温石英的处理也只是略有进展，光在光纤中总会有所损耗。惟一值得雀跃的是，利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石英管中做出了纤心。那时，高锟也开始转战美国罗安那克（Roanoke），开展新的研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华人仍然处处遭受歧视与排斥，高锟在华盛顿移民局办理材料时，房间里没有足够的椅子，一些同胞只能蹲在地上填表，还有人在抽烟，充满烟味、乱糟糟的狭小空间十足像轮船的三等舱。
太太黄美芸出生于英国本土，却往往在她操着纯正伦敦口音与对方理论时，才会赢得对方带着诧异的尊重；女儿想加入学校的木工班，也曾一度被无理拒绝……
所幸这两个一老一新的国家均以制度保证了高端人才不因肤色而被埋没，更别说遭受打击迫害。在ITT的头十年，高锟从普通员工晋升到了研究经理。
ITT对高锟的前沿研究曾出现短暂动摇，其时，电光学产品部日渐成为国防太空集团的生财工具，总部定下持续营业增长率须达10%以上。赢利成为惟一目标，这让高锟一度感到困惑。
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
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利润，这一规律在顶尖科技界中同样适用。迄今为止，ITT所属的标准通讯实验室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已经走出13名诺奖得主。
其时，高锟的年薪在ITT已经达到非美裔人员所能达到的最高上限。具体数目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二十多年前的ITT，给一名普通工程师提供的年薪就有20万美元。
变得“很有很有钱”的高锟没让自己变得很时髦，他只是喜欢到郊区、湖边等幽静处买块地，和夫人亲自设计房子，再找工人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洼洼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们的硅谷家中，还摆着一张做木工活的桌子。
他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全球飞行，筛选各国最优秀的科研合作伙伴，与某个国家的国王或政要会见，他坐头等舱的机会不多，因为大多时候，ITT会派专机以最快的速度载他飞往要去的城市。
这位不必承诺任何具体目标的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彼时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黄美芸回忆说，“有时给他秘书打电话，让他下班路上从超市带点东西回家，秘书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纽约吗？’”
迟到的荣誉
1987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持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长假，这些“探亲”时间，高锟充分用于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国领奖。
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庆祝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第五任校长金耀基教授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时间，他常常不得不代高博士做校长，因为他忙着到处去领奖。
在获诺奖之前，高锟陆续获得过15项国际大奖，其中包括颁奖规格与诺奖齐平的瑞典爱立信国际奖及目标做第二个诺奖的日本奖。如今，高锟将绝大多数奖章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老两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着一些，可都摆在让人倒吸一口气的位置上。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的纪念证书，贴在车库墙上，证书正下方，是供人换鞋进出的小凳子；书柜上一只满满盛着贝壳的水晶碗，是高锟获得的第一个奖，1976年美国莫里奖，这已升了级，以前可是用来盛火柴盒的。“那怎么办？我们没地方放了呀。”黄美芸笑说。“我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才标志着高锟达到了事业顶峰。”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前应用物理系主任陈益新教授收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邮件，邀请他推荐1998年物理学奖候选人，空格有三个，陈只填了高锟的名字，“他发明的光纤，是一项世界性、革命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全球各领域的专家推荐候选人，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获奖，太迟了”。
在香港，高锟4年前出的自传存货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香港三联书店不得不紧急加印3000册。这让总编辑陈翠玲很感慨，2005年出版这本书时，三联印了3000册，高锟获诺奖前的4年间，卖出不到1000册。
不过，无论是新晋诺奖得主，还是一夜成名的畅销书作者，这两个新身份对现在的高锟来说全都没有意义了。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锟顺从地听着太太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马夹。他的眼睛总不愿离开黄美芸，他喜欢冲着她笑，她是他自传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

郎遥远：谁还能像常艳一样真实忏悔http://www.teach999.com/show.asp?id=138

[日期：2013-01-24] 来源：三教九流作者：三教九流阅读：261次[字体：大中小]

谁还能像常艳一样真实忏悔

（三评“衣常孽缘”之一）

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常艳出名了。因为绯闻，因为扳倒了副部级的上司衣俊卿局长，因为一部长篇纪实博客《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常艳和她口中“衣老师”的一段孽缘，成了网络哄客窥私的新话题，成了各路媒体反腐的新教材，成了当下人们打趣、调侃、戏说、批判的新桥段。

最初看到新闻，没太在意。一个女博士和导师的绯闻，在中国举不胜举，知识界风流不足，下流有余。官员的风流事，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好像不养个二奶、三奶，就不算是官场翘楚。

在微博看网友议论，常艳那篇纪实博客，文采很好，本应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去研究马列，下场如此不堪，可惜了。还有网友评论说，她的人格，是马克思主义与台湾情爱作家琼瑶的奇特混合。

这些评论，陡然激起我阅读常艳那篇长文的浓厚兴趣。下载后，洋洋十二万字，认真读完，给我心灵强烈的震撼。

震撼之一，揭开了中央编译局堂皇而神秘的面纱，看到锦绣华服里藏着的那么多虱子。在常艳笔下，整个编译局，除了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其他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权力、名利和私欲中匍匐，人格扭曲。借用钱江晚报的评论，“满嘴马列满腹盗娼”。所谓的殿堂，其实是虚假的伪装。其真身是权力的交换，看上去满腹的经纶，听起来满嘴的马列，剖肚之后，尽是男盗女娼。

震撼之二，曝光了御用学者的学术使命和生活方式。常艳的“小说”，比当下许多中国作家的小说，都精彩多了。她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白描般写实的笔触，生动讲述了那些马哲宣传界大佬们天天在忙些什么。开会，考察，演讲，编译，一个个光鲜闪耀，忙得骨头缝里冒油，想方设法给政策路线讲话，搞课题，找经费，争名位。当然，也不忘忙里偷闲，用权力和影响力玩女人。他们的学术任务，就是把领导讲话吹捧成伟大文献，把经典文献解读成领导的成功实践。

震撼之三，常艳批判体制的水平，足以让公知们汗颜。她在文中《总结篇》，非常理性地写道：“衣老师是个优秀得让人炫目的男人，同时也是个虚伪的人，谦谦君子的外表之下是颗冰冷的心，多年的政治生涯决定的。他抗拒过这份感情，我也抗拒过。起初，我认为自己不配与他在一起，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但彼此都恨着对方。命运、制度毁了这一切。”

常艳还一针见血剖析了中国官员与情人的那点事：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十个出事九个有情妇、二奶、小三，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情妇反水，而落马？一般只有一个女人的官员，出事的可能性小。那些色胆包天、贪得无厌的官员，又没有能力摆平女人的，才会招致毁灭。最可怕的是，将一堆女人弄到一块儿。女人天性敏感，不出事都难。要么这个男人给予女人的足以让她满足（包括情感的、物质的），要么这个女人愿意纯纯地爱着他。像我这样的很多，被以某种条件作为筹码“潜规则”。一旦上了这条船，便容不得你轻易下去。周遭的一切、自己的不甘，都慢慢让事情越走越远。

常艳更力透纸背地写道：可恶的世界！不止在这里，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

震撼之四，常艳纪实全文，对别人不留面，对自己不留情。如实娓娓道来，毫无掩饰，就像卢梭一样。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当时我是色欲横流的，就写我的色欲横流；当时我是刁钻闹腾的，就写我的刁钻闹腾。

常艳以惊人的勇气和坦率，对中央编译局相关人物和事件逐一点名陈述，对她和“衣老师”孽缘如纪录片一样平铺直叙。已婚的她详细叙述“衣常孽缘”，包括为进入编译局工作能够拿到北京户口，曾多次向衣行贿数万元，甚至以身相许，两人先后在多间酒店开房十七次，并获得衣俊卿一百万元人民币掩口费等。她毫不避讳，赤露露把自己的经历和灵魂，献给每一个读者。

常艳写道：“哪里都有潜规则，而我则亲身尝试一把。我已经、并且还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一个悲剧，我是个牺牲品，衣老师也是。我只不过是告诉大家，“皇帝的新衣”在哪里，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揭开了中国学术圈潜规则之冰山一角。”她接着哀叹：“恰逢北大邹恒甫爆料一事刚出，他期待半年到一年内，在改善中国高校、学术界的师生关系方面，会有个大的转变。我也期待！我本身就是个牺牲品，为自己的悲哀感到沮丧。”

常艳非常清楚写纪实长文的后果，是“亲手毁掉了自己，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毁了，而我已无心力被慢慢折磨。”她要给自己在中央编译局沉浮的卑鄙龌龊，一个自我毁灭的教训。

看完常艳的纪实长文，掩卷沉思。对衣俊卿恨不起来，网友认为衣俊卿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中绝对算是个相对的好人，吃过苦、下过乡、当过木匠，在体制内熬多少年，才出人头地。他好像没有贪污多少钱，支付常艳索要的一百万，是瞒着老婆，向两个朋友拆借应急的。

对常艳也恨不起来，不苟同网友骂她是个“病态坏女人”。在我看来，常艳有美好生活的梦想，有人性的优点和劣根，有女人的一切欲望。让我最感怀的，是她的内心深处，有善恶分明的判断、对自己的真实忏悔和良知，这是常艳人格的闪光点。

从人性角度去思考，常艳纪实长文，无疑是一部中国版的卢梭《忏悔录》。卢梭开篇写道：“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无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这一个“好”字，是如此震憾人的心灵，又是如此悲哀。

这一段话，像极了耶稣对恶意诽谤一个妓女的法力赛人说的话一样：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头，低首离去。

如今，常艳博士“不要脸、不要命”的忏悔勇气，一点也不比卢梭逊色。当今中国，有谁还能像常艳一样真实忏悔？那些只懂得口诛笔伐的文人，有谁会撕开自己的心口，看看自己有没有卑鄙龌龊，欲望横流？

一个不懂哲学的人难以成为一名作家，而一个真正的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哲人。也许，常艳博士的最佳人生定位，是一个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一个平庸的马列主义学者。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双眼睛，看外部的世界，审视内心的智慧之眼，则是这颗忏悔的心。如果说读蒙田让人心灵安详闲适，读卢梭则使人满怀悲悯，那么，我们读常艳一丝不挂的灵魂，仅仅是读到体制，读到腐败，读到堕落，读到自私，还能不能读到更多的人性，更多的自己呢？

卢梭在《忏悔录》写道：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常艳的自我忏悔，也同样“世界上绝无仅有”，可谓是所有中国精英的道德镜子。

“忏悔吧！”当年卢梭这句呼唤，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精英、乃至所有中国人自我审视的一句呐喊。一个民族，只有内省才能伟大；一个人，只有内省才能卓越。对比西方，中国人向来缺乏忏悔的文化传统。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们的国家经历过太多浩劫，我们的民族也有许多劣行，但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中，却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呢？思之再三，是中国文化素有“扬善”、“隐恶”的历史习惯，缺少一种“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不敢直面自己的灵魂，不敢把自己的内心展示给世人，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给国人心灵裹上了一件假大空的外衣。这也是当代中国没能出思想文化大师的致命因素。

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敢于批判社会阴暗面，敢于痛骂政府和官员，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害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世人人前。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当下中国从庙堂到江湖都蔓延的道德病灶。缺失内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也是导致当下中国乱象丛生、恶行不断的文化病根。而虚假和浮躁，急功近利，则让国人对中国文学和学术研究，愈来愈不看好。很多作家和学者，既没有勇气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又没有耐性去进行纯粹的思想原创，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迷失了思索方向，在“官本位”幽灵前失去了独立人格。这种骨子里的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坛巨人、文化大师。

反思和忏悔，是美丽的痛苦，是人性的复苏。中国的进步，离不开政治文明和国民道德。在此意义上，我要大逆不道，给常艳博士“不要脸、不要命”的自我忏悔，行一个注目礼。

中国名士风范被谁撕烂了？

（三评“衣常孽缘”之二）

“不要脸、不要命”的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常艳，以天涯的曝光勇气和豆瓣的叽歪精神，把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丑陋，写实在她删除了的长篇纪实博客里。男主人公、让人眩目的优秀“衣老师”，因此身败名裂，削了官职。“命运、制度摧毁了这一切。”她不隐不忌不讳的名利场自述，如迈克·华莱士的尖锐犀利，如卢梭惊世骇俗的自我忏悔，让人看到她“无惧、无耻，但极棒”的个性，使一个庸常的狗血故事，升华成了《包法利夫人》。

有识见的人们，在看完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思考都不会止步于简单的道德唾弃。

中国社会，尤其是精英云集的知识界，为什么变得如此乌烟瘴气？为什么潜规则横行？为什么名士风范难觅？在当今这样一个人心浮躁、浊流暗涌、沉渣起伏、上下“征利”的威权“皆商”时代，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真正守住了精神家园？

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所经受的道德教育，往往被发生在身边的校园丑闻，一下子击得粉碎。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许多人丧失廉耻之心，灵魂远不如秦淮河的歌妓高贵，甚至不如夜总会的出台小姐干净。她们苦于生计，依翠偎红，依门卖笑，虽然不那么干净，但灵魂未必肮脏，很少损人利己。而有些知识精英则不然，为了往上爬，连祖宗都可以廉价出售，思想独立性更踩在地上。为了那一点名与利，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常艳在文中鄙视批判：“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却十分吃得开。在中国知识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衣常孽缘”之悲，是僵化体制和堕落风气双重夹击下的知识精英命运。知名学者张鸣评论道：“衣局长搞不搞女人，这原本不干我们的事儿，有他老婆管。但你搞女人不能利用导师的身份搞，不能用局长的权势搞，不能把编译局的女博士和博士后，搞成情妇团。”而这种根植于特权的官场、职场、娱乐场潜规则，泛滥成灾，让人类最美好的情爱，变得扭曲、变质、发臭。

当代著名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发微博，不知道是否因“衣常孽缘”，而对性爱有感而发。他写道：“在动物那里，性是单纯的，只是生理需要，诚然也有争夺配偶的斗争，但绝不会有利益的交易掺杂其中。只有人才会这样，结果败坏了单纯的肉体快乐，就此而言，人不如动物幸福。当然人可以把性升华为爱情，获得精神的快乐，就此而言，人比动物幸福。但性的单纯是前提，否则这个更高方面就无从谈起。”换而言之，当今中国官场、职场、娱乐场的权色交易潜规则，凸显了“比动物性更龌龊卑劣”的人性腐化和人道毁灭。

儒雅大智的周国平，在其内敛的笔下，藏不住批判当今丑恶性爱的犀利，他接着写道：“对于人来说，好的性爱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纯粹身体的吸引和快乐，一个是纯粹心灵的共鸣和愉悦，二者彼此交融，互相强化，身心合一，这是最佳境界。次好境界是单纯作为动物享受肉体的快乐。最差境界是出于利益的苟合，把做动物的快乐和做人的快乐都丧失掉了。”其实，中国潜规则下的丑陋性爱，除了自愿的利益苟合，更有权钱势力的步步压迫或诱使，比“最差境界”，还更差。潜规则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不再是一对男女作为个体的人性丑陋，而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丑陋了。

而常艳“自我毁灭”之悲，是潜规则的牺牲品，也是当代女性随波逐流、攀附权钱、甘于沉沦之悲。许多现代女性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势利，宁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甚至不择手段，难找温润如玉的气质。往昔民国的知性女子，如林徽因，如陆小曼，虽早作故人，她们的丰采和文采，她们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但依然如岁月深处的沉香，沁人心扉。

可叹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精神贫瘠，物欲在飞，灵魂在颤。举目学界，权钱作威，尊严扫地，情操失守，浪漫已殇，诗意破碎。

遥想千年前的魏晋，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乃至隐士陶潜，共同诠释了一个蔑视权势礼法、追求自由个性的名士风范。在那个名士风流时代，风流、疯狂的不只有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死后，一位前往悼念的朋友对众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言罢，他自己先带头大叫起来。随即，灵堂里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不绝于耳，好一阵才停下来。这个带头学驴叫的朋友，是谁？他就是当时的魏王世子，后来代汉称帝的魏文帝、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丕。

回眸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社会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名士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国家危难，民族危局。他们性情各异，志趣相殊。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民国大师们胸怀天下，赤子情怀，其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名士风范，让今人津津乐道，无限仰慕。

民国名士的情爱故事，也没有被权钱捆绑和蹂躏，成为潜规则下的利益苟合，而是名士和佳人的才华魅力相吸。最著名的民国爱情故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京城，有两位风华绝代的名媛——林徽因和陆小曼，她们美貌动人，才华出众，不仅如此，她们都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徐志摩有过浪漫爱情。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人间四月天，终成一场梦；而徐志摩苦追有妇之夫陆小曼，虽历尽波折，终是步入婚姻殿堂。陆小曼前夫王庚，是徐志摩的好友，也是很有才华的海归派，同是梁启超的学生，还是个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到哈尔滨当警察厅厅长后，并没有携陆小曼同往。于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相处，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掉进爱情的深深旋涡中不能自拔。这个爱情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为爱情而惊世骇俗，更是徐志摩居然给王庚写信，诉说自己如何爱他的老婆陆小曼。而王庚见信，并没有勃然大怒，很有风度，淡然地说：“既然你们如此相爱，就成全你们吧。”

徐志摩与陆小曼缘分的背后，是知识精英的名士风范，是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是纯粹爱情的最佳境界。

我想，要是穿越在当今，徐志摩不被“欺朋友妻”的道德口水淹死了，也要被“破坏军婚”的法律制裁了，再不然，也要被警察厅长王庚贴上“失踪”、“精神病”的标签，而命运叵测了。当今中国，没有佳话，只有奇迹。

中国传统名士几近仙踪的风度，永远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所有尘埃，使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受到荡涤，得到净化。他们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虽然，历史上那些名士，无论如何放浪形骸，蔑视礼法，其命运终究要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名士们参透了名利，参透了生死，潇洒活在自己的精神宇宙里，因而活出了作为人的全部尊严，活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全部风骨。

而今，魏晋遗风，荡然无存。民国风范，难觅残羹冷炙。近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文化入侵，早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支离破碎。曾经仰慕的名士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如今，逐渐富裕的我们，浮躁虚伪的我们，利欲缠心的我们，是否应该从消失的传统名士风范，找回做人的更多自由和风骨呢？当下中国，不乏显贵名流，更不乏各路精英，但不少人或为西方文明所完全征服，或为权力、名利束缚了心灵，对传统名士风范向往者，寥若晨星。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天为被，以地为席，放旷任达，隐逸避世，惊世骇俗、一骑绝尘？有多少人能解脱权钱的羁押，在浮躁中换一个清凉的生活方式？

在新时代，人们对当代名士有了新解读，但不变的是，当代名士在面对不公时能无畏地坚持立场，独立自信，决不盲从，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则底线，举重若轻而又卓尔不群。当代名士活得忠于自我，绝不虚伪，永远是挥洒自如，绝不故作清高。《红楼梦》说“真名士自风流”。真性情，才称真名士，当代名士岂能是“装”出来，是特权“潜规则”出来的？没有政治的独立，没有思想的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名士。

这些年，国学、儒学纷纷攘攘，好不热闹，更有官媒鼓吹用东方文明替代普世价值。我想，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普世价值，对现代人而言，取舍之道，是如何更有利于公平正义，更有利于共同富裕，更有利于捍卫自由和尊严。如果不能从国学故纸堆里，寻找名士风范之魂，给逼仄的心灵拓展一片魏晋天空，而只是多一些口水，自欺欺人，那么重提国学，就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人的心灵，被禁锢太久了，太深了。没有思想自由，哪里文化自强？没有名士风范，哪来高山仰止？社会精英的言行风范，引导普罗大众的道德取向。一个潜规则充斥官场和学界的国度，名士风范的水袖，注定是甩不出新优雅来的。

提问思考：是谁给了中国名士风范致命的最后一刀？

余樟法 :【方滨兴】一个拜年帖引来万众唾骂一片“滚”声。人生至此何其可悲，却是咎由自取，是广大网民对造墙之父、“最大的互联网麻烦制造者”合情合理的报答。古人云：千人所指，无疾而终，万众同咒，难求善终。此君天人共愤，下场只怕不妙。极权主义害人害己毁人不倦，方滨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南方周末 :

【陈丹青：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谈贵族：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谈干净：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http://url.cn/BlMM1k

不死鸟:听说香港人为了防止大陆人去香港抢奶粉，考虑在奶粉罐子上写上“民主”，“自由”，“宪政”等字样。这样，这奶粉就过不了海关。微评：这招狠啊，某组织最怕的就是这几个汉字把群众煽动了，却不怕毒奶粉把群众给坑了。笑尿了，呵呵！转毛泽西--10胎:@方滨兴教授微博上给大家拜年，结果回复超过一万条“滚” 随即他关闭了回复功能转发又有超过一万条“滚” 吓得他禁止了转发 莺歌海1911: 要来腾讯微博没十万个滚还真的对不起防火墙之父。

Korea朴先生:董卿的胸怎么没了呢？

http://t2.qpic.cn/mblogpic/bf25fdd241ca38086af4/2000

张耀杰 :谁为黑恶腐败承担责任？——看CCTV关于郑州房妹的报道，河南的黑恶腐败已经到了一种极致：老百姓几万几十万贿赂办不出来的假户口，公安局长一年就办了1980个，一个一千元用来造假买经适房。郑州三分之二经适房被省市官员掠走。这是CCTV公开报道的保守数字，此案幕后买官卖官的真实交易，可想而知。http://t1.qpic.cn/mblogpic/40226fef02fd8314e218/2000

于亮 :刚刚和西充县公安局处理程爱华事件的警官沟通，他们表示：会根据案情及新侦查证据，在近几天作出处理！我有理由相信西充警察的公平、公正…谢谢大家关注，祝大家新年快乐！刘君鞅: 大过年的，我*操*死他*娘，不放人，把他们局长拉下！|| 于亮:这不代表结束，我会继续关注和质疑，但我尊重警方执法行为，西充是一个有智慧的地方！小雨哥也有春天 : 南充公安 南充市人大 杀猪模式开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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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路

2013年2月10日星期日

教育文摘2013-02-11

《炎黄春秋》杂志： “以党治国”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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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大校长：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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