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发表于二月 4, 2013

随着墨西哥蒂华纳新工业区的出现，北京终于明白“世界工厂”将花开别处，只好重觅“经济发展支撑点”。从备位总理李克强近半年有关经济发展的讲话来看，“新城镇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其实，所谓“新城市化”（或者被定义成“城镇化”）从本质上来看，仍然延袭“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只是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农村人口的户口或可变为城镇户口等社会政策。但我认为，户口问题只可以解决对农业人口的身份歧视，但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意义不大。

新城镇化的难题依次如下：推动新城镇化的巨额资金从何处来？谁会成为房地产的真正购买者？政策拉动的城市化，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处来？农村人口的土地征用产生的矛盾如何解决？

本文先分析前两个问题。

第一，“新城镇化”资金由谁投入？

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一般是是产业兴起或转移过程加上政策引导共同形成的结果，其资金来源多元化。当年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就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业区的建设、生活设施配套、物流等基础设施，都是以企业为主的各种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成。但行将开始的“新城镇化”，正逢世界工厂由中国向东南亚、拉美等地转移，因此只能依靠政策拉动。所以“新城镇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巨额资金从何筹措。

从目前来看，新城镇化完全是政策拉动，因而只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投资来源，即政府资金。

过去五年，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保持一枝独秀，其方法是大量发行货币，所谓中央政府四万亿与地方政府投资十几万亿只是个概数，中国央行增发的货币远远超过此数，这有数据为证：截止2012年年末，全球M2余额高达366万亿元，中国的新增货币数量包揽了全球增发货币数量的一半。以2011年为例，中国在全球新增货币量方面的贡献率高达52%，2012年年末，中国M2余额接近百万亿。有趣的是，尽管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却一直堂而皇之地谴责日本的不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这种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货币增发，加之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超发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只能在国内消化，其结果是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所谓通胀指标远远低于中国公众所感受到的物价上涨。但房价上涨这一事实却无法掩盖。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其中，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香港、以色列各居第二和第三，台湾过去五年房价平均上涨30.1%，排名第六。该项统计从2006年第四季到2011年第四季各国的平均涨幅，结果显示，中国过去五年来房价翻涨一倍多。以北京、上海为例，2011年北京市房屋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3173元，人均收入32903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5平方米住房；上海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3448元；人均收入为36230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69平方米。

从房产价格快速上涨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大量超发货币维持的“经济繁荣”，其实是以货币迅速贬值、老百姓财富严重缩水为条件的。一个超出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购买力、主要依靠炒房客支撑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一个被高度吹胀的经济泡沫。在泡沫未曾消退之时，由政府继续投资拉动“新城镇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中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这些就是中国此刻中国正在经历的现实，资本外流数量我在“ 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反腐败，还是不反？” 一文中引述中纪委一报告，并计算出其占同年GDP比例：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同年GDP8.23万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第二，“新城镇化”建成的住房由谁购买？

新城镇化中有个“镇”字，说明未来的城市化将不再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主角，而是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角。但不管以哪类城市为主角，房子造出来后总得有人购买，否则就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现在且来分析中国还有哪类人可做潜在的购房者。

中国的房价，使得80%以上的中国人无力成为购买者。中国的房产的购买者在2009年以前是由国际国内大小炒家构成，2009年以后，则是由中国国内炒家构成。这些人买房不租不住，囤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资产保值并伺机赚钱。从2012年11月之后“不幸”被曝光的“房氏家族”（房叔、房妹等构成），只是其中少数人而已。

“房氏家族”购置房产，多半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目标，因为升值潜力大，市场相对稳定，变现容易。三四线城市基本不在考虑之中。因此，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虽经一番炒作后，其需求仍然非常冷淡。最近，大房企相继从三四线城市撤回一线城市，中国“鬼城”正在蔓延。

更需要考虑的是，习近平自2011年11月以来不断宣示的“反腐”，以及全国40座城市房产信息即将联网的消息，使得“房氏家族”当中的重要成员（官员及国企经理）纷纷加入了抛房潮。这些人正在套现及转移资产，短期内不会重新再进入房市。未来的“新城镇化”缺少这支购房生力军，造出的房子将由谁购买？

尽管我知道“新城镇化”是未来总理心中发展大计的重中之重，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新城镇化”将要建造的住房，与现在全国660个城市那6540万套空置房有什么差别？这差别之大竟然能够为“新城镇化”营造出足够多的房屋购买者？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2012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案6.2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8万亩，其中涉及耕地面积16.1万亩。这还是房地产进入低潮后的征地状况。现在，“城镇化建设”有如弓在弦上，蓄势待发。但面对中国无数座“鬼城”——政府权力制造出来的泡沫经济样本，决策者至少应该先想好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头顶上方这座“货币严重超发”的“堰塞湖”会不会决堤？第二，有了几百座“鬼城”之后，中国还需要再建造新的“鬼城”吗？

无就业，“新城镇化”＝制造流民 ——“新城镇化”的难点（二）

何清涟发表于二月 7, 2013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中国“新城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

无就业机会，“新城镇化”只是“拆村运动”的延续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前提。

中国近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在未形成新的产业之时，政府出于地方财政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强行制造了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合谋赚取了超额利润。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成了新的城镇游民。在拆村运动发生之前，这些失地农民就已经高达1.2亿。（见本人文章：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尽管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早已开发过度，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已经熄火，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所以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就成了政府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的主要任务。现在有关“新城镇化”好处的论述、以及“新城镇化”与过去的城市化如何不同的文章有不少，有人甚至虚拟出新城镇化后将产生的新消费与服务业的增长，但都回避一个问题，即就业机会如何营造？如果没有就业，消费、服务业就等于无源之水，农民们的土地补偿款用光了之后，他们将如何获得后续消费能力？又哪里有钱支付服务费用？

因此，在天花乱坠的专家论述新城镇化好处之时，一份非专家的民间语文推出了一个专题：《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标题中的“自由”，显然是借鉴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即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却了土地，因此也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成为流浪汉。

一个正在扩张的流民中国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中国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各地政府手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上方宝剑，打着“城乡统筹”、“旧村改造”、 “小城镇化”旗号，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作诱饵，逼迫农民上楼，导致不少自焚、与拆迁者同归于尽等人间惨剧，无数农民被剥夺了房子与土地。中国媒体在过去几年，没少报道过这类人间悲剧，但因为举世皆知“新城镇化”已成为新总理李克强认可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都不敢再触霉头，在其履新之际指出“新城镇化”与原有的城市化乃是换汤不换药。

今后的“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的“新城镇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制造一个流民中国。

流民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这有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为证，那些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体就是失地农民。

专制政治历来有“官逼民反”的基因。尽管如今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远远超出前代王朝，流民们的武装却无法追比前辈，连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但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虽无反的能力，却有乱的能力。他们虽然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警，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却绰绰有余。中国现在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其中就有一份政府大规模抢地的“功劳”。

[转载] 那些“寒酸”的公务员http://i.sohu.com/p/=v2=dYFzBmbi0jRx3MMoA2h1LmNvbQ==/blog/view/254577418.htm

02月05日 14:57

　　编者按

　　蛇年春节开篇有点不一样，“浪费之风务必狠刹”、“杜绝中国式剩宴”和“四菜一汤”席卷各地，风气簇新。

　　我们总结了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公务员公务招待支出的规定，无论是美联储一度只能收5美元以下的礼物，中国香港公务员吃完饭需要打包，还是连奥巴马送的皮夹克都要上交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装修厨房都战战兢兢的安倍晋三，看上去许多地方的公务员都是风光之下“当差何其难”。

　　中国香港：高级公务员每年人均宴请费万余港元

　　香港的《公务员事务规例》第750条和751条详细规定了谁有权使用公款进行宴请以及批核报销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只涉及公务人员的宴请不能用公款进行支付。2001年5月，当时的库务局局长回复立法会问题时指出，公务员事务局颁布的指引订明，如果某项活动的参与者全是公务员，便不可以利用公款支付费用。

　　4月收受超过140英镑价值的礼物包括：沙特阿拉伯国防部赠送的礼物钟，被收存在有关部门；苹果公司赠送的iPad，被留作公务用途；马来西亚总理赠送的花瓶和餐具，被有关部门保存。而5月上交的礼品中，包括了中国方面赠送的花瓶、名著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的一件皮夹克等等。

　　英国：首相收到iPad也要上交

　　“我们很穷的，我们部门根本没有招待费这项支出的预算。平时接待来宾，基本不安排在午餐或晚餐时间，实在避不开的话，也就几个三明治打发，然后从部门的总预算里出账。收受礼品超过25英镑就得登记上交。”英国政府某公务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招待午餐上限40英镑

　　并非故意“捉襟见肘”或自诩清廉，英国对公务员这方面的管理确实严谨透明。

　　根据伦敦市政府官网提供的“支出和收益框架”（Expenses and Benefit Framework）公开信息，由于公务来往的“商务社交”资金非常缺乏，伦敦市政府工作人员私自邀请公务对象外出就餐是不被允许的。必要的公务餐饮招待，也必须利用市政厅内部设施完成。

　　当然，伦敦市长、市政府执行董事及高级官员有权“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普通负责接待工作的政府人员，出于偶然或者特殊情况的需要，比如接待海外来宾等，需要到市政厅以外的餐馆场所请客用餐，事先必须通过一定的上报审核手续，获得批准后方能展开相关“接待”活动。同时，不但要保证邀请对象非市政府内部人员、非与市政府有劳务合同的人员，还要说明不使用市政厅内部提供的餐饮设施的理由。

　　另外，伦敦市政府工作人员还被要求选择价格合理的场所，午餐费用每人不得超过40英镑，晚餐上限则是每人50英镑，含酒水和消费税。只有在接待政府大臣、外国贵宾和市政府重要投资伙伴以及举办重要庆典等活动时，才可以超过以上金额标准，不过仍需根据实际情况，将花费压到最低。在申请报销该招待费用时，还必须向财务部门提供该公务对象的公司名和人名以及招待的目的和收获。该“框架”还规定，此原则同样适用官员们在海外考察和工作时的情况。

　　伦敦市政府对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物以及享受的接待标准也有明确规定，所收受的礼物超过25英镑，都必须登记上报和上交，由市政府内设置的监督办公室监督执行，所有上交物品的细节都在官网公示。任何瞒报，都会导致“丢官卸职”。

　　2009年，伦敦副市长伊恩·克来蒙因被查出在2008年11月时谎报一张商务餐饮发票而被迫辞职。2008年，时任市长利文斯通的一个顾问，被爆料2007年11月在公务出访阿尔及利亚商谈伦敦市政府是否能为当地青年人提供英国寻根活动的资助时，被安排免费入住了200英镑一晚的海滨度假村。她事后不但没有上报其“超标”待遇给监督部门，更在媒体爆料后抵赖事实。当最终被媒体举证时，她不得不从10万英镑年薪的职位上主动下岗。

　　礼物不得超过140英镑

　　不仅是伦敦市政府，英国中央政府上到首相、内阁大臣，下到普通公务人员，在宴请收受礼品等方面也都有详尽“守则”。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公务员守则，首相卡梅伦和大臣们的收礼标准上限为140英镑，超过140英镑的礼物都要登记上交，而且所有具体信息都向公众开放。比如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在英国政府内阁网站上查到卡梅伦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出访、收受礼物等详细资料。其中，4月收受超过140英镑价值的礼物包括：沙特阿拉伯国防部赠送的礼物钟，被收存在有关部门；苹果公司赠送的iPad，被留作公务用途；马来西亚总理赠送的花瓶和餐具，被有关部门保存。而5月上交的礼品中，包括了中国方面赠送的花瓶、名著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的一件皮夹克等等。

　　按照规定，如果大臣部长们希望保留他们收到的公务礼品，他们可以出资购买，支付钱款总额可减去140英镑那部分。

　　在接待标准方面，议员们任何的公务活动都要由秘书登记在册，可以享有的接待规格为，下议院议员上限为650英镑，上议院议员为500英镑。

　　英国早在19世纪末就制定了《反腐败法》，1916年又公布了《防止腐败法》。2011年7月《反贿赂法案》正式生效，最高刑罚可达10年监禁。而且所有公共部门都有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行为法规和守则，用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并形成约束机制。同时还颁布了较严格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七种处分，即书面警告、停止晋级、罚款（从个人工资中扣除）、暂停职务、取消晋职资格、降级、撤职。

　　另外，英国调查记者们不遗余力的“深挖广揭”，也使得那些议员、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务人员的不当行为，无处藏身。（王蕾）

　　美国：11美元的午饭太昂贵

　　美联储前资深监察员卢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美联储对工作人员的外出就餐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她在任时的规定是只能接受5美元以下的餐饮、点心或者礼物。比如在去银行检查时，只能接受银行招待的饼干、饮料等。但午饭就需要自掏腰包去餐馆买一个便餐。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去花旗银行检查工作。花旗为我们订了三明治午餐。我们领队算下来，分摊到每人头上为11美元。于是让我们每人掏了11美元。当时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吃那么贵的午饭。”卢菁说。

　　每年收礼不超过50美元

　　各类金融业行业会议为了邀请美联储的官员，经常会提供打折甚至免费的票。但这也属于美联储的官员不可接受的馈赠。其他政府机构也是一样。美国法律里就有一条“免费参加也属于被禁止的礼物”。

　　当然，现在美联储定的收礼标准已经比5美元略微高一些。但是卢菁说，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的任务加重，媒体曝光率提高，对于馈赠、宴请等审核开始更加严格。

　　“我清楚记得刚进美联储培训的时候，一再被告知，"不要做任何能让你们上《纽约时报》的丑事。美联储最重要的就是名誉，没有名誉就没有公信力"。”

　　在美国，收礼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美国政府伦理道德办公室是专门监管联邦政府官员职业道德的机构。根据规定，美国严格禁止任何公职人员为自己或者家人招揽或接受以影响官方行动为目的的东西。禁止的不仅包括接收来自机构之外的礼物，也包括向下属接收和索取礼物。

　　此外，美国各州都对政府官员和立法者接受礼物馈赠等做出严格规定。这些规定详细定义了礼物的种类，其中包括折扣、款待、请客、贷款、债务偿还期延伸或任何有金钱价值的物品，甚至包括交通运输工具等。美国政府和许多法律网站都列有详细规定。任何公众都可以检索并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公务员可以接受礼物。首先，公务员每年接受礼物的市场价值不能超过50美元，每次接受礼物的市场价值不能超过20美元，而且不能是现金、礼券等。这些礼物包括饮料、点心、证书、奖杯等纯用于纪念意义的礼物等。

　　最高住三星级

　　美国政府公务员在受雇时会有严格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工作职责、受贿的规定、利益冲突等等。所以，美国的政府机构基本上是“清水衙门”。

　　美国公务员在所在城市公干时，即使不在办公室，也不能报销餐费，更不能接受其他机构的宴请。只有在公务员出差时才可以有一定的补贴。

　　根据美国总务管理局的规定，政府公务员出差的餐费补助按照所去地点消费水平的不同，从每日46美元到71美元不等。出差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按照该标准的75%计算。住宿的宾馆由政府部门直接预订，但根据地域不同、旅游淡季和旺季，总务管理局也设置了宾馆价格上限。

　　所有的费用额度在总务管理局网站上都有清楚说明。网站甚至设有搜索功能，只要输入出差目的地，就能显示相应的金额规定。例如，公务员如果去华盛顿市出差，每天的餐饮津贴为71美元，2013年2月住宿的上限为每天183美元。本报记者网上查询发现，这在当地最高只能住到三星级的宾馆。

　　美国政府部门的宴请则根本没有特定经费，如果按照需要必须宴请，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在宴请目的、地点、人数、每人餐费标准等等。这类公务宴请还必须用政府信用卡结算。另外，一般公务员、包括市长都不配公车。每年，政府的预算和账目必须公开。

　　卢菁说，由于工作需要，她和各个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往来非常多，但请客吃饭通常是不可以报销的。很多时候，她会和上门拜访的人去美联储食堂吃饭并且各自付账。（周佳）

　　日本：收礼愁收茅台酒

　　一家日本跨国公司社长面对一瓶来自中国政府官员赠送的茅台酒犯了愁：这瓶酒价值2000元人民币，但是他无法回赠同等价格的礼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涉嫌行贿罪。

　　日本法律规定，企业给政府官员赠送的礼物，每一件总价值不能超过5000日元（约350元人民币），超过即属于行贿。

　　结果，这位社长最终用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的日元，分别购买了6份糕点，分送给一同访日的几位中国官员。

　　日本人的“小气”背后，是法律的红线。

　　日本社会对于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经济互动”极为敏感。多年前，日本国土交通省一位主管宅急便事业的课长因工作要从东京调往大阪。此事被日本一家宅急便公司社长知道，就告诉这位课长公司正好有运货车前往大阪，可以将一些家具顺便运往大阪。课长也就搭乘了这一“顺风车”。

　　这件事后来被媒体抖了出来，课长因为触犯了公务员法中“禁止利用职务影响力谋取利益”的条例，不仅被要求按照正常的搬家标准，支付12万日元（约9000元人民币），而且被人事院降级使用，并削减三个月薪水。同时，这家替课长搬家的宅急便公司涉嫌向公务员行贿，被处以200万日元（约1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按规定，日本企业不论大小，宴请政府官员（包括外国政府的官员）的标准，每人一般都不会超过1万日元（约700元人民币），送礼的标准则一律在5000日元以下，否则被税务署查出，不仅面临处罚，而且还可能触犯法律。同时，请客送礼的对象，必须写明姓名职务，以备税务署核实。

　　日本企业税法规定，中小企业一年请客送礼的最高额度为300万日元（约21万元人民币），防止企业借机偷税漏税。这意味着，企业老板平均一天用于请客送礼的费用，最多不得超过8000日元（相当于12碗拉面价钱）。

　　税务署在核实一家中小企业一年的账务时，对“交际费”会进行详细的查询。如果总价超过了300万日元，那么超过的部分往往不是对企业进行处罚，而是由企业的经营者（社长）个人掏腰包承担。

　　那么政府官员请客有什么限制？日本会计院有这么一个规定：各中央机关厅局长级干部请客，人均标准一般不超过1万日元。课长级（处级）干部请客，一般不超过6000日元。因此，政府官员请客，往往会为了寻找一个价格适中又环境优雅的餐厅伤透脑筋。一旦超过上述标准，就必须要向会计院说明超过的原因。

　　日本社会在每年的7月和12月，都有向关照自己的长辈或上司送“御中元”和“御岁暮”的传统，每一份礼物的价格也就在2000至5000日元左右。但如果政府官员收到不属于亲属关系人士的送礼，就必须要还礼以表示自己“无意受贿”。

　　日本社会对于公务员和政府官员的监管，不仅只对干部，也同时针对一国之首相。

　　去年12月安倍晋三当选为日本首相后，按照规定，他要搬入与首相官邸相邻的首相公邸居住。这座公邸在野田佳彦当首相时已经使用了一年多。最近有杂志报道说，安倍夫人对于前任用过的厨房和卫浴设备多有疑虑，要求予以更换修缮。首相官邸测算出来的修缮总费用为1000万日元，相当于一位企业部长的年收入。

　　在野党议员根据杂志的报道，在国会答辩中公开向安倍质询，结果安倍连连否定有此举动，表示绝对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只要能住就行。

　　很快，有人查出各届首相入住公邸时的修缮费用，其中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时用于公邸修理的费用为220万日元。在野党议员对此依然愤愤不平，认为这相当于一名大学毕业生的一年收入，还是属于大手大脚。

　　正是因为这些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营造出了日本社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际规则与文化。（徐静波）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文地址：那些“寒酸”的公务员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205/n365547827.shtml

探秘全球顶尖间谍组织：CIA总部内看得到拍不到http://news.sohu.com/20130203/n365396008.shtml

> 国际要闻 > 时事快报

2013年02月03日07:15

来源：新京报原标题 [探秘全球顶尖间谍组织]

( 1470 )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总部。

法国对外安全局总部。

( 936 )

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

　　环视全球，那些神秘莫测的情报机关总部，永远不乏外界窥视的眼光。这些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有的“大隐隐于市”，大大方方建在市中心，如德国联邦安全局的新大楼；有的则多年来不露痕迹，在各种传说和推测中若隐若现，比如以色列摩萨德总部。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总部内“看得到拍不到”

　　在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兰利郊区，有一大片与美国其他地方毫无二致的商业区，密密麻麻的车辆停在周围，只有一条宽阔的树木带隔开了窥视的眼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

　　现在的CIA总部，坐拥1570亩土地，由两套不同时期修建的建筑组成。老总部大楼1963年竣工，高8层。由于人员扩张，里根时期又开始修建新大楼。新楼比老楼还要大，所以今天的总部大楼是由两栋楼组成的巨型建筑。

　　最初建造大楼时，还有标志指示着从华盛顿开车到CIA的路线。很快，这些标志就被撤了。但这也并没有造成任何不便，随便买一份华盛顿地图，上面都会清楚地标明CIA总部所在地。

　　从华盛顿出发去CIA，你可以打个的士，路程只有8英里；你还可以乘坐巴士23C线，花费只有几十美分，这也是不少CIA常规雇员选择的交通方式。

　　打电话给转运公司咨询去CIA总部的车次，你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想去CIA吗？公交车每天早上7：12、7：46和8：16发车；34分钟之后抵达CIA总部；下午4:38、5:08、5:40返程。祝您旅途愉快。

　　中央情报局的大厦、主楼之间有着接连不断的玻璃，因此被人称为“世界上最透明的情报机关”。但其实，里面暗布机关。

　　CIA大楼的屋顶，装有特殊的无线电天线，这是CIA全球通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楼最深处，是中央控制室，预警系统遍布整座大楼。还有3个耗费10多万美元建成的安全焚化炉，狼吞虎咽地吞噬那些不需再存留于世的机密文件。

　　好莱坞大片《碟中谍I》中，有一段汤姆·克鲁斯通过通风口潜入CIA总部的情节。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因为CIA在通气道里都横向安装着过滤装置，人很难穿过去，除非，你是一只老鼠。

　　而针对中情局总部通风系统会被利用来窃听的问题，设计人员早就想到了，他们在通风装置里安上了消声过滤装置。

　　总部大楼的墙体，也都安装了特殊防护装备，玻璃也含有特制的防辐射原料，可防止侦察器材从窗外读出电脑屏幕的信息。而在内部工作区里，即使你拿着数码相机拍照也没用，因为在工作区里安装特殊设备，数码照相机拍出来的全是空白。另外，在情报总部内，工作人员彼此之间通信都是通过本部自己的基站，所使用的通信设备也是内部使用的专有器材。外人一进入CIA总部大门，手机立刻就没了信号。

　　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对自己的雇员数秘而不宣。CIA也不例外。不过据估算，CIA的全部雇员约有20000人左右。

　　德国联邦情报局：情报大楼漏情报

　　和其他情报总部躲躲藏藏不同，德国是堂而皇之地把情报总部建在了市中心最惹眼的地方。

　　德国的对外情报机构是联邦情报局（BND），目前总部在慕尼黑南郊附近的一座大院里。9·11事件之后，德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其安全等级，决定把情报局总部迁往柏林。新总部选址距离国会大厦只有咫尺之遥。据目前估计，工程预算约为8.5亿欧元，如算入搬迁费用，总成本将高达15亿欧元。大楼使用面积为26万平方米，能容纳4000名工作人员。大楼周围有约2.7米高的隔离护栏，预计2014年完工。

　　不过，这栋号称最先进情报基地的大楼，还未建好就出了纰漏。2011年7月，媒体披露了大楼建筑设计蓝图失窃的消息。蓝图中的信息包括“每个房间的确切功能，每面墙的厚度，每个厕所、每个紧急出口和每个安检口的确切位置。”这次失窃迫使德国政府耗资约18亿美元，对大楼进行重新设计。

　　BND在全球有300多个办事处，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约有6050人。

　　法国对外安全局：重要情报不存电脑存信封

　　在巴黎市东部，有一座高墙环绕的大院。这座大院并不突出，如果你忽略掉那插满尖刺的高墙和一座监视塔，这就是一片普通的建筑群，但这就是法国对外安全局（DGSE）的总部。

　　DGSE的总部也被戏称为“游泳池”，因为它的旁边就是法国游泳协会的一所设施。

　　DGSE在总部围墙和内部设施秘密安装大量摄像头，但有专家称，很大一部分摄像头只是模型。总部6楼楼顶上安装了大型天线，成为其主要外观标志。

　　在许多谍战片中，特工们往往是通过侵入他国情报中心，把电脑里面的重要文件复制下来。不过对于DGSE总部，这个方法可行不通。DGSE从不在电脑里保存文件，他们有专门的信息处理中心负责保护电子资料。这个与外界隔绝的信息数据库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轮盘，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软盘、CD盘和DVD盘，工作人员手动输入要寻找的信息，系统会迅速找出所需磁盘。

　　至于特别重要的情报，DGSE都以纸类形式保存在档案袋内。这个方法很传统，虽然不太方便，但却是最安全的方式。在DGSE总部，每天都要销毁大量办公文件，特别重要的文件要先用碎纸机搅碎，然后与其他文件混合，一起放入锅炉里烧毁。

　　2009年的数据显示，该局约有5000余名工作人员。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工多以记者身份作掩护

　　苏联解体之后，克格勃也随之成为历史，不过克格勃原来的第一总局，化身成为对外情报局（SVR），继续从事对外情报搜集工作。

　　SVR的总部大楼，曾经是个神秘的所在。它位于莫斯科西南的Yasenevo区。总部就像是一个城中城，内部设施完备。楼群外侧有双重围墙与外部隔离，从航拍的照片来看，外部轮廓如同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Y。

　　2010年有报道称，SVR拥有1万3000名员工，其中许多以外交官、记者等作为掩护身份。普京曾于1985年到1990年期间以SVR特工身份派驻德国。

　　据称，SVR特别热衷于招募在国外的俄罗斯人。他们物色好人选后，就会劝说人选加入SVR。如果遭到拒绝，则会以“后果很严重”等来威胁。

　　以色列摩萨德：15分钟知陌生人银行密码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摩萨德，其规模在世界情报机构中只能算是小弟，据估计人数只有2200人左右。然而摩萨德作风强悍、自创立以来屡建奇功，为保障以色列国家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跻身世界谍海4强。

　　摩萨德，全称是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成立于1951年初，以暗杀闻名于世。摩萨德总部在特拉维夫，但具体地点，却总令人猜来猜去。有人说，摩萨德总部在特拉维夫海边一栋灰褐色小楼里。还有一位被怀疑是前摩萨德特工的人声称，摩萨德总部在一个高速路交叉口，这里曾被称为格里劳特交道口。记者帕特里克在新书《以色列堡垒》中如此描述摩萨德总部“它在被部分掩藏起来的园区中，这个园区里都是低矮的办公楼，它藏在格里劳特交道口、一家电影院和一个购物中心之间。”实地探访的人们的确发现了那些建筑，但是不是摩萨德总部，没有人给出确切答案。

　　摩萨德招募间谍极为严格，他们不欢迎007那样的冒险者，而欢迎有极强信念和出众能力的人。候选者必须是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犹太人，特种部队老兵和军官是首选。由于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所以特工大部分有海外背景，通晓英语和多种欧洲语言，发音没有口音，所以摩萨德特工被称为是最难识别的特工。

　　据称，摩萨德特工要有15分钟内，将任何一个陌生人的姓名、身份、银行卡密码、工作、家庭成员、好友情况等了解清楚的本领。他们还要能够熟练地驾驶客机、战斗机、轻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小型水面舰艇等，至于各种枪炮，更是不在话下。

　　摩萨德情报手段高超，令人咂舌。上世纪60年代摩萨德培养的间谍奇才科恩，还差点成为叙利亚国防部长。摩萨德的“飞箭”特工队，目标是所有外国的机要部门。他们放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使领馆“飞箭”不曾光顾过，白宫也不在话下。

　　前摩萨德特工、作家米什克说，摩萨德行动成功率高，“1000次行动中或许只有一次失败”。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位高权重被称“国中之国”

　　1948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成立，这是巴基斯坦最高的间谍机构。有报道称，在巴基斯坦国内，ISI被称为“国中之国”，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据报道，ISI总部位于伊斯兰堡，是戒备森严的多栋建筑组成的楼群。复杂的入口在一座私立医院旁边，门前没有任何标志。楼群之间遍布草坪和喷泉，“草坪平整，喷泉叮当，大楼都整齐干净。”

　　但是事实上，这个老牌的情报机构到底什么样，知者寥寥。据估计目前ISI约有10000名雇员，其中多数来自巴基斯坦军队。需要扩员时ISI会发布招聘广告，普通民众也可以报考，考试科目很多，重点考察考生的英语、时事政治以及分析能力。

　　9·11之后，ISI大展身手，一跃成为世界谍海强手。据报道，9·11众多嫌疑犯中，绝大多数是由他们逮捕的。

　　B06/B07版撰文/新京报记者高美新京报制图/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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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观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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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0 13:33

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北京时间半夜12点半的飞机，埃航北京到开罗。首都机场没有什么旅客，但这趟飞机300多个座位却满满的。看面孔，中国人居多，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在候机的时候，就看到至少有三个旅游团的导游在集合游客。飞行途中，漫长的11个小时，和周围的乘客聊了聊，知道左边和前方的5个年轻人，来自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自己联系的去埃及商业演出，打工赚钱。右边的三个中年妇女，来自东北，去埃及做点小生意。他们和我都拿的是因私护照，算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人也能出国的体现。右前方的一位男士，降落前填入境卡的时候，向我咨询，才发现拿的是因公护照，来自山东某地的官员，几个人去埃及考察。

当地时间5月19日星期六早上5点半到达开罗机场。一个大个子的埃及小伙子拿着标识等我，他叫阿赫曼，开一辆丰田车，能讲一点简单的英语。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三个发现，一是开罗很大，道路不错，建筑很高，有新有旧，旧的居多，但很有特色。二是汽车很杂乱，破破烂烂在路上跑的很多。看到一些新的都是韩国和中国的，比如现代和比亚迪、吉利、奇瑞等。阿赫曼说这些中国车都很好，服务也不错。三是道路两边的灯杆、建筑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头像和口号，一看就是在竞选。埃及民主化后、也许是建国以来的首次总统大选将在5月23-24日举行。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正是应埃及总统选举委员会的邀请，来观察、监督选举。

住宿的四季酒店位于市中心的尼罗河畔，河水湛蓝宽阔，两岸景色秀美。酒店的气派奢华，只能用法老级的来形容，服务也非常周到。但多少让人感觉到选举前的某种异样气氛。这不仅是客房摆放的各种杂志里，有一本非常醒目，封面上8个人物头像，上写“你将选谁”（Who will you choose？）。还有在开车进来的时候，保安示意等一下，旁边闪出一个帅气的警察，牵着一条大狼狗，嗅了一圈，不锈钢柱才落下放行。由于很多的国际组织、民间机构的观选团都在此处，进大堂时对行李的安检也很严格。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这次选举不寻常。但酒店热情的服务、埃及人脸上的笑容或慵懒，告诉你也没有什么。

第1天报道，领材料，一大背包，里面有厚厚的日程安排、证件文书、各方面的介绍材料、笔本、手机、T恤衫等。看了一下日程，安排的很满，没有任何国内常见的观光旅游、宴请娱乐。第2天-第3天两天培训，介绍各方面的情况、规则和注意事项。第4天—第6天分组自行到各个选区观选，交通食宿翻译司机的费用已发放，所有的都凭证件文书自行联系，以确保公正、独立。第7天返回开罗，总结汇报。第8天提交观选报告，陆续离开。

（明天继续）

埃及观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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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1 14:25

埃及观选（二）

5月20日，星期天，全天在四季酒店培训，尼罗河两岸的美景，只能在酒店眺望了。

上午8：30开始，在由组织者简单介绍了总体安排，几十个来自全球的观察员相互认识后，先后安排了9个小时的专场，培训问答：

1、有关选举的埃及政治形势、各个候选人、选民分布介绍

2、医疗救护培训

3、安保培训

4、选举的政策与管理、选举程序

5、投票日的法律规定、禁止、仲裁等

6、观察员的职责与行为准则，签署已阅读《联合国国际观察准则宣言》和《观察员行为守则》承诺，上交。

7、观选媒体政策

8、财务事项

9、出发安排、后勤、呼叫中心

都是介绍情况，回答问题。除了一个国际红新月会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安保专家的两个专场，有讲座和实物展示、模拟训练，比较有意思外，其他都是枯燥专业的内容，但必须要熟悉。中国人数心跳是手腕号脉，外国人是在颈部动脉号脉，更清楚，就是自己不好看表统计。

两人一组，一共分了37个组，每组一台卫星电话（SatPhone)、两部手机、用于雇佣司机和翻译以及住宿、饮食、联络的经费、一大堆各种各样需要每天现场填写、汇报的表格、文件,分赴埃及各地。

我和一个来自突尼斯的有欧洲人血统的漂亮姑娘Nedra分在一组，去埃及南部的Qena（基纳）省。发的材料看，这是埃及的第19大省，位于内陆尼罗河中游的两岸，比较落后，文盲率近50%，非旅游区，传统的农业区。也有几个大的城市。

Nedra有过观选经验，但不像我能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爱尔兰等许多国家的语言以及很多种中国话，她只会讲法语、英语和突尼斯阿拉伯语。就让她当我们32组的组长吧，所有财务后勤酒店、雇佣当地司机、翻译的事，由她管了。我专心观选记录，每天和总部的几次汇报联系。每个组还发了一个三星的Galaxy Tab，用来上网每天传送各个投票点的checklist 数据，这些新玩意就让年轻人去摆弄吧。穆斯林地区，照相也不方便，就多用眼观察，用心记录。

晚7点有个招待酒会，Nedra拿来了机票。第二天上午半天培训后，中午2点退房出发，1个小时飞往Qena省观选。5月26日再回开罗汇报总结。

Qena（基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里的风土人情、选前形势和23-24日的投票情况如何呢？

明天继续。

乔木 :最近习总容得下“尖锐批评”，我就温柔地说说他手下的宣宣，再发一下屡屡被删的博文《初识忠喧部》 http://url.cn/DVPqmP ，测试风向。 “但是忠喧部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地方，除了美国的卫星，其他中国所有的地图都不标出。知道离党zy很近，甚至本身就是zy，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地址，该怎么去呢？...”http://qiaomoo.i.sohu.com/blog/view/254792486.htm

初识中宣部2013年2月8日 21:44 乔木

(这是一篇旧文了。最近习总容得下“尖锐批评”，我就不尖锐地再说说他手下可爱的宣宣吧）

由于协调北外国家“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硕士项目”培养工作，和5个试点院校有时会被招到中宣部、教育部开会。此前由于出差、级别不够或其他不便，没有参加中宣部的会议。11月25日，又通知我去参加一次会议。

通知上说了议题、时间等，但不说中宣部的地址，只说在该部的某楼某会议室。要求提前把参会人员和车号报给某个联络人。

由于领导繁忙，责成我一个人去开会。公车不敢要，打车舍不得，开自己的车不愿意（找不着路和停车位、操心），只有坐公交车去了。

但是中宣部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地方，除了美国的卫星地图上有，其他中国所有的地图上都不标出。知道离党中央很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央，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地址，不知道在哪条街上。之前打给我的电话上，来电显示都是8个0。是故作神秘，还是不可告人。

怯生生的打手机问通知上的联系人，中宣部在哪? 回答说开车怎么怎么走。又怯生生的说没有车，准备坐公交车去。电话那头明显的楞了一下，然后沉吟着告诉我，坐什么车，然后怎么怎么走。

地铁到了北京某处繁华的商业区，知道离中宣部不远了，但怎么找也找不到。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楚。只好再打电话给联系人怯生生地问路。

顺着指示，走到一个不挂牌子和标识的大门口，看到武警站岗，估计就是了。只有里面的人出来接，才能进去。我党做了多年的地下党，现在成了执政党了，仍然保留了地下秘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尽管它早已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机构，其影响之广，连万能的互联网也奈何不得。

直接上某个楼的大会议室。里面宽敞亮堂，装修之精良，设备之先进，不用赘言。照录一下墙上的大字：

“责任如山、勤奋如牛、心细如发、守口如瓶、团结如一”。

前面几个“如”我就不做评论了。只是都“守口如瓶”了，还怎么“团结如一”呢？

因为要守口如瓶，会议的内容就不说了。开了不一会儿，就散会了。尽管到了饭点，我想肯定是不会招待吃饭的，此前去教育部开会也是如此。

中国的官场是，上面的人去下面考察开会，肯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还得贡点纪念品。下面的人来上面、特别是部委办事，所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能给你赐个座、喝杯水就皇恩浩荡了，不可能留下吃饭。这方面的减少公款吃喝，可见我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难得复旦大学的几位老师领导，每次大老远的乘机赶来，就为了开教育部、中宣部1–2个小时的会议，然后带着精神回去，再开会贯彻落实。

会后退出时，看了看这个大气明亮中西建筑交融的院子。停了很多奥迪以上的豪车，几乎都挂着京O或部队的车牌，尽管我知道这里并不是警察局也不是国防部。难道是套牌车，好随便违章、闯红灯、警车开道？

穿过出口的大厅，里面展示着许多各个地方献上的宝物。只想提一下云南大理送上的一块无比高大的大理石，里面有许多天然多彩的像山脉云层的花纹，立在那里，就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让人心旷神怡，充满遐想。

其他宝物就不提了，个个都是美轮美奂。因为要“守口如瓶”，就到此为止。

走出门外，车水马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
My First Meeting with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Posted on February 22, 2011 by qiaomu

A blog post of mine has been tranlated and adopted widely abroad. The result is the article was blocked and then the whole blog was closed in China ( blog.sina.com.cn/mooba).

There are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but generally good.

My First Meeting with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北外乔木：初识中宣部）

——————————
Du Muqiao ( Dr Qiao Mu)， a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scribes his search for and impressions of the enigmatic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on his blog.

(Translated by Don Weinland)

Because I coordinate t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news broadcast master’s training, I am sometimes summoned to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Cent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meetings with five other test colleges. In the past, due to business trips,
not being of an adequate status and other inconveniences, I didn’t attend a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meeting. On Nov. 25 I was again notified to
attend a meeting. The notice gave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and the time, but
didn’t give the location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t said only
what floor and what room in the department. The notice requested the name of
the attendee and the number of their car be reported to a contact in
advance.

Because my leader was busy, the responsibility to go fell on me alone. I
didn’t dare request a car from my work unit. I was reluctant to spend money
on a taxi and unwilling to drive my own car (worried about getting lost and
not finding a parking space). So only the option of taking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was left.

But where was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is place – other than on American satellite images – cannot be found on a Chinese map. I knew it was
close to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r even itself is the very “Central.”
But I didn’t know the exact location or what street it was on. The number I
had been called from in the past appeared as eight zeros on my phone. Was
this to be mysterious, or just secretive?

I fearfully called the contact number on the notification. “Where’s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 got an answer telling me how to get there
by car. Fearful again, I said I had no car and that I was preparing to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ere was an obvious and dumbfounded silence
followed by low, hesitant instructions on which route to take and how to
proceed.

The metro arrived in a prosperous Beijing commercial district. I knew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s near, but no matter how I looked I
couldn’t find it. I asked several people but they were unsure. I had no
choice but to call the contact again and timidly ask for directions.
Following the directions, I walked to an unmarked gate. Seeing the armed
police post, I figure this was it. Entry was granted only with reception
from someone within. Our Party had been the underground party for so many
years, only to become the current ruling party. Yet it has maintained the
exceptional tradition of its underground secret workings. Even the
omnipotent internet is helpless in dealing with this China’s most powerful,
influential and longstanding institution.

I went directly to a great meeting hall. The interior was spacious and
bright, decorated exquisitely and housing state-of-the-art equipment. I need
not say more. I jotted down the large slogan on the wall:
*
“Responsibility heavy as a mountain; Diligent as an ox; Meticulous as a
hair; With lips sealed like a bottle; United as one.”*

I won’t go on with the other similes. But with sealed lips, how to go about
uniting as one?

Because we must keep our lips sealed, I won’t speak of the meeting’s
content. The meeting dispersed before long. Although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I was positive we wouldn’t be treated to a meal. Prior meetings
with the Cent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ad been like this. In Chinese
officialdom, when the superiors inspect the inferiors, the inferiors will
certainly prepare lavish eating and drinking, even paying tribute with gifts
upon parting. When the inferiors visit the top, especially when working with
departments, the saying goes “your entry is difficult, your face ugly, your
words unpleasant.” If you are granted a seat and glass of water, the emperor
has bestowed unto you his vast beneficenc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staying for a meal. This is a reduction of eating and drinking on public
funds. It’s obvious China’s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Imagine these teachers and leade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fly
all the way here every time just for a one to two hour meeting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and then take the
spirit of the meeting back to implement.

Exiting the meeting, I observed the courtyard’s grand atmosphere and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e. Many Audis and other luxury
cars were parked there. Although I knew this was not the police bureau, nor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nearly all of them sported military license plates
or the character for Beijing Municipality followed by zeros. Could they be
rip-offs so they can make traffic violations, run red lights and drive in
the police lane?

I passed through a great hall on my way out. There were many precious items
from various different places on display. I only care to mention an
incomparably large slab of marble from Dali, Yunnan. Patterns of natural
color resembling clouds and mountain ranges ran across the stone. Sitting
there, it looked like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lakes.
It produced a dreamy feeling of relaxation.

I won’t mention the rest of the treasures, but each and every one was
magnificent. Because we must keep our “lips sealed,” I’ll stop here.

An endless stream of traffic met me upon leaving the ministry. Those who go
with the flow will flourish. Those who go against it will perish.

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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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8日 20:18

过年了，暂停习总容得下的“尖锐批评”，写点软文，说说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孩子，我唾弃《环球时报》《参考消息》，转向养老教育、民生民权的生活工作。

春节时分，把古稀的父母接来一起过年。聊着家常，想起了几件往事。

20多年前的暑假，写信告诉母亲，我兼职给韩国人上课，让她来京玩，不用带钱。母亲上过三年小学,能工工整整写字，读出声看书。那时还没和韩国建交,被叫做南朝鲜。母亲来后问，那个姓韩的给你的钱够吗？我说哪个姓韩的？她说就是那个姓韩叫国人的。

20多年前在外上学的时候，父母会合计着一起给我写信。父亲会在开头写“吾儿如唔”、落款写“父名不具”。母亲说他的名字写错了，他不叫不具。父亲说我是他爸，不具就是不用写了。母亲说，不写他怎么知道是你写的信，还是写上的好。

说罢慈母，再说严父。差不多20年前，我经历了感情上的一次重大挫折，死的心都有。写信回去诉说自己的痛苦绝望，死了活了的。父亲回信痛斥：“老子花钱供你读书，你却儿女情长、寻死觅活。大丈夫处世，当愁功名不立，何患无妻？看你是饱暖思淫欲，吃饱了撑的。生活费减半一月，自我反省！”

十几年前，我辞职读博时结婚。没有积蓄，基本靠家里。那时流行赠白金钻戒，广告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父亲坚决不同意买，认为首饰随人贵。穷人戴个真的，也会被怀疑假的。伊丽莎白女王戴个假的，都会认为是真的。后母亲私房钱5千购买（2000年啊）。但除了婚礼，妻害怕丢失被抢，不复戴。

前几年父母来京带小女。父亲除了古诗词，也与时俱进，教孙女英语字母，基本上是数学和物理课上的积累，阿尔法和a、贝塔和b等分不清。一日我们下班回家，父亲说26个字母都教会了，让孩子背：abc什么的都正常，只是最后的u-v-W，读成了u-v-不大溜。虽予以纠正，孩子现在读到w，还下意识的打磕绊。

孩子大，父母回陕北老家了。母亲白内障、心脏手术，没有医保，我和两个姐姐负担，平时还要吃药。她老觉自己是个拖累，舍不得花钱，也不愿出门锻炼。父亲劝她，敢花钱拉动经济，身体好支持子女。父母耳背了、体衰了，小女长大了，我也唾弃环球时报、参考消息，转向养老教育、民生民权了。

一张画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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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7日 13:43

上面显然不是照片，又有谁敢于或能够拍出这样的照片呢？其实是艺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在我们（包括毛本人）评说秦皇汉武的宫廷艳事、外国领导丑闻的时候，怎么不能说说毛那点事呢？毕竟毛已是走下神坛的历史人物，由人评说。

一、

画中装模作样的看资治通鉴的显然是毛皇，面露愠色是毛夫人江青。至于闪在屏风后的是谁？中国合法访问的百度百科有这么一段（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104454.htm）：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江青想见毛要张玉凤批准，硬闯进来，则都会尴尬。“第一夫人”江青对张玉凤的“巴结”和“献殷勤”，在中国后来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可窥见一斑。 ”

张玉凤（1944年－），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0年代曾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后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南海。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违心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

毛逝世后，张玉凤在协助整理了一段档案后，又回到铁道部。1988年44岁的时候，以“老干部”的身份退休，够神奇的吧。

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毛泽东，她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传闻的张玉凤有一个儿子，极像某人，还有合影。其实那是和饰演毛的特型演员的合影。张玉凤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104454.htm）.

二、

当然生活归生活，一生专权的毛，对权力的掌控和安排是清醒的。由于长子已不在，他不可能像金日成一样传给金正日，因此他在把所有的开国元勋一一收拾、使其构不成威胁后，开始重点扶持自己的夫人和子嗣。夫人江青一直处于高位，自不用说。毛将自己年轻的亲侄子毛远新从辽宁省委书记、军区主任的位子调往北京，作为联络员（实际上的钦差大臣），代表他号令中央政治局。同时，毛给华国锋的赠言全文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后来，华只公布了前半句。

有传闻说，当毛驾崩，华国锋、汪东兴等赶到时，张玉凤交出的毛的最后遗言是：让江青当主席、让张玉凤进常委。这让来人不禁骂老糊涂，毕竟张只是个32岁的护士、生活秘书。

从情理来说，毛的最后遗言倒靠得住。江青是他结婚40年的东宫夫人，还生育了一个公主，从小带大毛远新，和他的关系很好。皇上临终托孤，皇后临危受命，符合深谙历史权谋的毛的逻辑。至于张晚年朝夕相处、传旨令天下，毛既对其有很深的感情，也想在死后给她个地位名分，免得被人欺负，逐出大内。

三、

江青对老实人华国锋颇为不屑（此人的身世又有很多传说，但从毛家乡的县委书记一路被毛提拔为儿皇接班人，说明也是有故事的），采取连拉带打的政策，企图凌驾于华之上。古代的皇后和太子之争再次上演。关键时刻，大内总管汪东兴和西山军权在握的元老叶，站在正统派华一边，采取宫廷政变，囚禁江派。

也许他们认为，一方面华毕竟是当时钦点的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公安部长，另一方面，比起江青的资深和难以驾驭，华更好控制。果然，在联合拿下江，华当了几年傀儡后，也就下台了。再次复出的邓公，感念毛当年的不杀之恩，对江青孤儿寡母多有怜悯，没有采取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肉体上消灭，而是采取了司法审判的形式，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起了一个很好的头。

后来的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也都沿袭这一做法，用经济或法律问题，代替政治和权力斗争问题，不再肉体消灭和赶尽杀绝，也算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点微小进步吧。

乔木

有事说事，有理讲理，不要暴力，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肢体上的。孔庆东三妈、韩德强打人，有再多的拥趸，也是文人（文化人、文明人）之耻。

冷笑话与笑不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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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8 14:53

一同事发来个笑话，记者问：“你们对世界缺乏粮食有何个人意见？”美国人：“我不明白什么叫缺乏！”埃塞俄比亚人：“我不明白什么叫粮食！”新加坡人：“我不懂什么叫个人意见！”

上面的笑话，第三个回答的，一说不是新加坡华人，而是同为华人的中国人，并且有各种版本：

1、你是哪个单位的，并上来抢夺录音笔（语出南京市委领导、以及湖北省委书记）
2、坚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3、欢迎领导讲话
4、这个问题要请教专家（砖家）
......

而这个笑话，对我个人来说却是笑不出的痛苦回忆：

1、缺乏：小时候缺衣少吃，一切都凭票购买。即使有票，家里钱少、孩子多，都不够分。吃的缺乏就不说了，穿从来都是姐姐们穿旧、穿小的。上学后两件事非常难为情：1、那时的凉鞋，男式是前面包头的以黑色为主，而我只能传白色的前面开口的女式凉鞋；2、男式裤子是中开档，而我只能穿姐姐们的女式侧开档，上厕所时每每被同学们耻笑。

2、粮食：10岁（1980年）以前好像没有吃过白面大米，只有陕北本地供应的小杂粮：玉米面、小米、高粱以及荞麦，顿顿如此。现在人喜欢的荞面，如果当主食吃，又没有什么副食和油水，吃了拉不出。除了土豆和（腌）白菜，好像也没吃过什么副食。父亲说，最缺油水的时候，曾经用厂里的工业凡士林炒过菜。而我最馋的回忆就是舔舔酱油。平生第一次体检，记得很清楚，15岁考高中，体重只有60斤（不是公斤）。我女儿6岁，现在也有40斤了。

3、个人意见：有限的存在网上，还经常如刀郎唱的“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伤悲。”

（我的家乡陕北榆林，过去10年由于煤炭石油猛涨而暴富，已是我离开很多年的事了。和我无关、和我年迈的父母无关）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适中（人口密度和分布要好于英德法、韩日台），本来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结果... 过去不堪回首，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富的政府了，却不能还富于民，更不用说还政于民了。更要命的是，有了钱，又开始全面倒退，政治上“五不搞”，经济上重回计划，国进民退，垄断、各种调控日盛，物价飞涨、税负沉重。分钱已经彻底不见、毛钱即将消灭。

当缅甸、埃及、利比亚都开始民选，当面对金融和欧债危机，美国大幅减税、希腊宁弃欧元不减福利，当胡适都敢给蒋总统跷二郎腿时，我们教育界的代表北大校长（见附件），要么见了李王爷谄媚的笑，要么10年见父母作秀的哭...

而我们普通人在这个哭笑不得的时代，只有一地鸡毛的活着。

一个荷兰姑娘的访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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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1 02:04

在中国写批判性博客：不畏挑战，不断尝试

（原文及配图见：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28346）

办公时间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到了夜深人静时他便忙于他的博客。乔木从六年前开始写有关民主和人权等话题的批判性博客。他在堆满了书籍和论文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到了该如何在中国写针砭时弊的博客。

作者：Janet Doorduin
他的四个博客已被封，目前乔木使用的是他第十一个账户。在许多政治事件和网络封锁此起彼伏的这一年里，写批判性的博客在中国绝非易事。乔木笑称，他自己把这一切看作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看可以走多远。”在他看来，究竟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始终都是不明确的，而且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影响这位现年41岁的博手深信，社交媒体能在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政府无法阻挡互联网上的一切。尤其一些省份的互联网审查相对较轻。”乔木希望通过他的博客来呼唤政府更多关注中国民众的利益。

但如果要实现更宏大的理想如新闻自由、民主以及一个透明的政府，乔木认为必须有一个更庞大的受众，而不仅仅是目前使用社交媒体的一批人。“中国人口中只有40%使用互联网。而这些人当中又远非全部都使用社交媒体。博手和博客的读者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较高学历阶层。”正因为如此，这位新闻系教授也试图让他的学生们知道，传统的媒体也可以有重大的影响。

方法一提到工作方法时，乔木立刻变得格外侃侃而谈。“我大多在半夜发博客。网管在那个时候已经睡觉了，重要的消息更有机会在网络上生存。”他还指出，早上十点最不宜在网上发消息。“那个时候网管会控制新消息，并把不符合标准的帖子删除。”

乔木认为，微博是中国受审查最严的网站之一。因此他在小网站上发博客。“这些相对更自由，也不太容易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我目前在搜狐上发表博客。这比新浪微博小得多，因此也更自由。但并不是不被审查的！”

同义词和昵称乔木在他的博客里广泛使用同义词和描述。因此，一些有关被禁消息的词句并不容易被识别。此外，用某种外语写的博客也不容易马上被删除。

他开始举出一连串在写博客时一定要避免的词语。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耸耸肩，说道，“其实真的是有太多应该避免的词了。高层政治领导人的名字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提的。对于这些名字，我都是用昵称。”

极端由于互联网是表达意见的地方，一些博手常常发表有关政治话题的极端言辞，一抒胸臆。这在乔木看来，是一个常犯的大错。“完全的政治批判性言论根本没有被别人阅读的机会，它们几乎是一登出就被删掉了。”

听乔木介绍了他的方法和经验后，笔者清楚地认识到，写批判性博客需要作者相当多的毅力。乔木最后表示，任何打算写政治话题博客的人都不应该被挑战所阻挡。最好的诀窍？写一篇批判性博文，但不要使用明显的批判性言辞。

乔木的十个开博贴士：

在小网站(非门户网站)开博客
在不同的网站开两个以上的博客
使用化名或匿名开博客
在网管休息的半夜发博客
不要太偏激
讨论主流的新闻话题
多谈风花雪月，少谈风云国事
多让网友收藏转发
先在平面媒体上发表以后再上博客
翻墙在国外的网站(如wordpress)也开一个博客，尽管在国内的影响不不大，但既是个备份，也能搜索到。

乔木的十个开博贴士：

在小网站(非门户网站)开博客
在不同的网站开两个以上的博客
使用化名或匿名开博客
在网管休息的半夜发博客
不要太偏激
讨论主流的新闻话题
多谈风花雪月，少谈风云国事
多让网友收藏转发
先在平面媒体上发表以后再上博客
翻墙在国外的网站(如wordpress)也开一个博客，尽管在国内的影响不不大，但既是个备份，也

The Real Election under Py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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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0 15:30

By Professor Qiao M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Qiao Mu is a communications professor at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i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Last year, Professor Qiao was an independent candidate for the district leve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but lost due to intervention by the government. Professor Qiao does not just advocate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from the ivory tower of academia. He got his feet wet in the fiel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historic grassroots quest for more political openness in China by running for the deputy position. As an invited observer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Egypt, Professor Qiao presents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one hand,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in view of China’s possible transition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Here is his essay:

On the afternoon of May 26^th, we returned to Cairo from our separate monitoring
loca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two debriefing sessions. Observers noted that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poll stations at many locations were not punctual, the organization was chaotic, polling station locations were not very convenient for voters, vote counting was delayed, and cumulative voter turnout was low, among other issues. However, on the whole observers gave the election a positive evaluation. Personally, I observed at least three aspects of the election that are very significant.

1. Wide-ranging Participation

As for the candidates, the selection process was open to the public, rational, and widely representative. Under Egyptian law, in addition to fulfilling age and nationality requirements, candidates must also be selected through any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1. Recommendation by a political party within the elected parliament; 2. Recommendation by at least thirty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or 3. Collection of 30,000 voter signatures pledging support.

There were no property ownership prerequisites or financial requirements for candidacy; whether party leaders, noted public figures, or grass-roots representatives,all can gain nomination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methods and be verified through the election commission’s transparent and impartial arbitration. Several well-known people, who had foreign citizenship because they or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had been born abroad, were disqualified. Several individuals who had broken the law were also disqualified. The final thirteen individuals who became the official candidates had ages ranging from 40 to 76 and had previously been politicians, lawyers, judges, professors, reporters or businessmen. Some candidates were moderate and secular, while others supported a religious doctrine. Each and every voter can find a representative that closely aligns with his or her ow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references.

Regarding voters, Egypt implemented a passive registration system rather than a voter initiative registration system. This has the advantage that, as long as you have an ID card and meet the age requirement, you will automatically be registered as a voter and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a voter registration card, allowing you to avoid confusion and trouble over registration timing, procedures, and residency. The disadvantage is that, by automatically registering every possible voter, the total number of registered voters is huge whil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ively wish to vot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gistered voters, is relatively small. This ratio drives down the overall voter turnout percentage. Concerning the election itself voters participated with a high level of enthusiasm. There were long lines to vote in Cairo, Alexandria and other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ccording to an announcement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due to the long lines and the extreme heat, 76 people collapsed from heatstroke and were hospitalized; two others suffered heart attacks and died. In my observation, several cities experienced traffic jams on election day, and many people preferred to leave their cars and walk—braving the hot sun—to vote.

As houses are widely scattered in rural areas, and polling stations are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dense populations, many people rode on motorcycles, tractors,
and donkeys in order to come vote. At school gates that served as ad-hoc polling
stations, everyone was very excited and shouting. The whole scene was immensely
moving.

There are too many memorable details. One boy who had just turned 18 had recently
received his identity card and had excitedly come to vote, but unexpectedly could not find his name on the list of voters and was thus unable to cast his vote. The judge explained voters must have turned 18 years old by April 8^thin order to be registered as a voter. The boy regretfully left, but soon returned and asked, “Then next year can I vote for the president?” We were all amused. At a rural polling station, an 88-year-old grandfather struggled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ballot box slot was narrow and he had poor eyesight and shaky hands. The staff wanted to help him, but he insisted on exerting a great amount of strength to cast the vote into the ballot box himself. Afterwards he talked endlessly about how he had waited a lifetime for the right to vote.

There were many devout Muslim women who came to vote with their bodies wrapped up from head to toe, but from behind the veil one could still see that their eyes showed their hunger for change. Once when we arrived at a polling station, the staff told us to wait a little longer and explained that the judge was in the middle of praying. Later the judge received us. Clearly, democracy and religion go hand in hand, and true democracy will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2. Transparent, Impartial, Professional

In this election, the rules, procedur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voting protocol were
very 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 agencies, NGOs, and domestic civic groups were
allowed to observe and supervise. All of the candidates could reques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to observe the poll. While we were in Qena, we repeatedly encountered observers from the Egyptian organizations “Human Dignity ” an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 After exchanging thoughts with people from each observation, everybody concluded that although exec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was not perfect, overall the election was fair. Each voter received one vote and everyone had the freedom to exercise his or her rights.

From a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this election is
commendable. Owing to a high illiteracy rate, organizers came up with a method to make it easier for illiterate people to vote. The ballot design was simp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showing the face of each of the 13 candidates, their logo, and their Arabic name; this information was ordered according to the date the individual applied for candidacy. Voters do not need to fill in circles, punch holes, or write; they only need to draw a check in the empty column corresponding to their candidate selection. Arabic names can be long and hard to remember, and the pictures are easily confused, so it makes sense for every candidate to have a logo. Logos included a pyramid, a sun, a ladder, trees, an eagle, a horse, stars and more. Each logo not only reflected each candidate’s own policy ideas, but was easy to identify as well.

Each polling place uses both pictures and text illustrating the voting process. In order to protect voter privacy, all the polling places have an allotment of aluminum
screens ensuring a secret ballot. We observed all these steps. All of the ballots’ serial numbers and sealed ballot boxes had uniform storage requirements.

The candidates use both traditional media advertisement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ir
campaigns. When considering Egyptian social structure and voter awareness,
however, most candidates opted for the traditional campaign posters. Whether you were in a city, town, or village, you could see from your car the candidates’ campaign slogans, logos, and portraits in the street, on buildings, poles, and tree trunks providing voters with ample voter information.

Notably, there were no posters in Mosques. Political lobbying did not surpass the
boundaries of religious sanctity. Posters were also not posted by nearby barracks. More than 500,000 Egyptian soldiers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voting to ensure that they were free from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remained loyal to the country, and ensured a peaceful leadership turnover.

3. The Meaning of the Egyptian elections

I took several pictures; one was a picture of a burnt, abandoned building in the
center of Cairo. The building’s walls were blackened and its windows broken. There
were remnants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units; their label showed that they were a Chinese brand. This building was Mubarak’s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ffice until the angry protesters burnt it down last February. This made me ask myself, what causes people to get so angry towards a political party and its leader that they burn their office down?

I returned to Cairo the next day, and as I was walking outside by the Nile River I ran
into an Egyptian worker named Yusuf. I asked him whether he voted. He said, “Yes, I went to the polls, everyone around me voted, and we all formed a long line. Only if we care about voting will the officials care about our interests. Look at Hosni Mubarak’s burnt Central Committee buil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This is the end of their 30 years of dictatorship. If we had had elections earlier [we wouldn’t have had to resort to protests]”

Yes, the election will be able to bring together the people’s voice and strength, pressuring the government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giving the elections legitimacy. Elections make officials and political parties care abou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opinions. If officials want to stay in power they must rely on their results and winning votes rather than using force and lies to maintain their rule. Elections are the least costly path for political reform and for achieving peaceful turnovers of power and long term political stability. Elec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method, but presently there is no better alternative.

Although some people hold Egypt’s first round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contempt
because only 46 percent of Egyptians voted—for a country this troubled and given the suddenness in which the revolution broke out—to hold direct, national election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s really quite remarkable. Even though American democracy is mature, when Obama was elected voter turnout was only 61 percent. Furthermor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ven originally allow African Americans and women to vote. It was only through slow changes that African Americans and women were able to vote. Elections in Egypt have just begun. Overall this is a very good start.

After the courts ruled on the George W. Bush and Al Gore ballot controversy, the first sentence of George Bush’s inaugural speech was,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authority is rare in history, yet common in our country.” Through elections and in less than 20 years Taiwan was also able to bring about historic, peaceful political change. In was through elections that in 2000, Taiwan’s DPP was ab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to peacefully come into power in Taiwan, replacing the KMT. For a century, the KMT was regarded as China’s dominant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party. The KMT became rotten with corruption and lost power, but then was able to turn a new leaf and be reelected, finishing China’s democratic election cyc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not good example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for China, because one is too strong, and the other is too small. However, when comparing democratic elections among the U.S., Taiwan and Egypt, one finds that diverg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varying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levels, religious background, population size, and gender ideology are not barriers to conducting a direct election. Even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a severe climate were not problems. The problem is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enough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reform and enough determination in thos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Egypt’s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elections as a channel for meaningful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a significant experience for not only the small,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Tunisia and Libya, but can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largely populated, unequally developed, and geographically large countries.

On May 28th, Egypt announc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irst round of voting results.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candidate, Mohamed Morsi, and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s candidate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Ahmed Shafik, received the first and second most votes and will be in the runoff elections on June 16th and 17th. Whoever wins, this ancient country will have a new beginning.

金字塔下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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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7 02:23

                                            ——埃及总统大选观察

我很荣幸成为所在投票点的第一个投票选民。我们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现在也一样可以实行民主，票选总统。

——穆罕默德，基纳省英语老师、兼职翻译

这13个人都是骗子，我一个也不会选。要是去投票，我宁可选穆巴拉克，至少他掌权的时候，外国游客很多，我的生意很好

——艾哈迈德，卢克索省出租车司机

我从开罗来，大热的天在这个女性投票点当法官。一天半过去了，2049个登记选民才来了15个女的投票。真不知道这样的选举有什么意义。

——穆斯塔法，基纳省某乡村投票站主持法官

是的，我去投票了，我周围的人都去投票了，排了长队。只有我们在乎选票，官员才会在乎我们的利益。看见市中心被烧毁的穆巴拉克的党中央大楼了吗？这就是他们独裁30多年的下场。早点选举，哪会这样？

——尤素福，开罗市民、公司职员

一、     从北京到开罗

2012年5月19日，北京时间半夜飞开罗的航班， 300多个座位满满当当。候机时，就看到三个团的导游在集合游客。飞行途中，漫长的11个小时，和周围的乘客聊了聊，知道左边和前方的5个年轻人，来自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去埃及表演，打工赚钱。右边的三个中年妇女，来自东北，去埃及做点小生意。他们和我都拿的是因私护照，算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人也能出国的体现。右前方的男士，降落前填入境卡的时候，向我咨询，才发现拿的是因公护照，来自山东某地的官员，几个人去埃及考察。

排队入关的时候，导游小刘告诉我，前几年来埃及旅游务工的人更多。去年以来，局势动荡，游客大幅减少。今年在逐步恢复，但最近要选总统，形势再度紧张。他们也是早已组的团，不得以才来的。当得知我正是来看大选的时候，他露出金字塔前怪兽斯芬克斯的表情。

是的，作为中国选举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我此行正是应埃及总统选举委员会的邀请，以个人身份来观察选举，看看这个古老的国度如何焕发新生？金字塔下的选举对长城之国有何意义？除了温度比我们高，他们似乎各方面都不怎么样：历史曲折、长期独裁、人口众多、文盲率高、沙漠广袤、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还有宗教、部族、阿以冲突等因素。去年2月刚刚爆发了让穆巴拉克下台的运动，这么短的时间就迎来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全民直选总统。他们能做到吗？他们会怎样做？是闹剧、丑闻、还是奇迹？

从5月19日到28日，我和来自全球的100多位民间观察员，分成40多个小组，分赴城市、乡镇、村庄，亲历了选前准备、投票、选后反应的全过程，认真观察、记录、分析，从怀疑到信服，从不屑到振奋。像埃及内地人首次看到中国人感觉好奇一样，我也好奇地观察了他们的选举。

埃及这次总统选举的标志很有意思：握选票的手往金字塔上的票箱投票。我把这次划时代的事件称为金字塔下的选举。

二、从开罗到基纳省

埃及，1百万平方公里面积大部分是沙漠，8千万人口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开罗，2千万人口，非洲第一大城市。由于没有暂住证，汽车不摇号限购、不尾号限行，一升汽油相当于人民币两元多，因此人多车多，交通堵塞异常严重。但这也很适合部分埃及人的节奏和时间观念。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自豪，使得当我问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开罗市民纳吉布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美国和埃及了。当知道我来自中国时，马上说中国也很了不起，并指着街上的摩托车说，它们都来自中国，并且好奇地问我比亚迪、奇瑞和吉利在中国的价格。当得知我是来观察大选的时候，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开罗街头的汽车摩托）

开罗不乏中国商人、游客的身影，许多建筑、桥梁、道路也渗透着中国工人的汗水。可是当两天之后我来到埃及南部的基纳（Qena）省时，由于是内地的农业区、非旅游地，除了烈日就是沙漠，没有什么外来的商人和游客，很多人尽然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而我所在的这个一百多人的国际观察团里，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使得我可以不受诱导地完全从中国人的视角独立做出观察。

我们先在开罗尼罗河畔的四季酒店集中两日，介绍了10个专题：

1、有关选举的埃及政治形势、候选人和选民分布情况

2、选举的法律与管理、选举程序

3、投票日的法律规定、禁止、验票、计票、投诉等

4、观选媒体政策

5、安保培训

6、医疗救护培训

7、观察员的职责与行为准则，签署《联合国国际观察准则宣言》和《观察员行为守则》。

8、财务报销事项

9、分组安排、后勤保障、每日联络等

10、模拟投票、表格填写、数据传输等

（观选培训与模拟投票）

培训很枯燥，但酒店很舒适。房间、服务、自助餐和全世界的五星酒店并无两样。尼罗河的风光、游艇、建筑更是让人心旷神怡，以至觉得医疗、安保培训有些邪乎。可是两天后当我们来到南部的基纳省会，看到除了清真寺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满大街除了混乱的机动车，就是驴、骑驴的男人、黑衣蒙面的女人、烈日高温、暴晒的沙漠和尘土，才知道培训的必要。还好一切正常，没有出什么意外。

（尼罗河边，酒店房间）

全球化的痕迹随处可见。经常看到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骑着毛驴打手机，数码产品店、咖啡红茶可乐店到处都是，抽烟和吸阿拉伯水烟的人也很多，但没有任何卖酒或含酒精饮料的地方。从城镇到乡村，每天几个时段总是有祈祷的人们。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在使用相机。所有伊斯兰教的特点无处不在，但在基纳的城乡，仍有不少的基督教徒，不管是在街头还是投票点，女性不包裹的服饰和佩戴的十字架，一目了然

(阿拉伯水烟比想象的难吸，费了半天劲，吸完还晕乎）

（当地烟草上的有害标识，和其他国家一样虚伪，不像我国，什么红塔、白沙、芙蓉王、骄子、利群、大红鹰...天天都是烟草广告，烟草专家还能当选院士）

这就是埃及，这就是我要重点观察的基纳省。官方发放的统计资料表明，基纳在26个省中面积排第13，人口约300万，其中78.5%在农村。平均文盲率35%(比全国略高一点)，女性文盲率46%。

埃及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就要在这样宗教与世俗、古老与现代、文盲与选票的社会里进行。

开罗培训住宿两晚后，坐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到达南部的卢克索省，再转乘2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同名的省会城市基纳——一个干热的农贸大市场。这是第32个观察小组，由我和突尼斯姑娘娜地拉、机场接我们的卢克索省出租司机艾哈迈德、在基纳等待的英阿语翻译穆罕默德共4人组成。

（司机、翻译和助手）

根据计划我们要在这里住5晚，当晚入住当地很好的艾哈迈德酒店，其实就是一个有空调的客栈。第二天去政府和法院了解组织安排，查看几个投票点的准备情况；第三天和第四天即5月23-24日的投票日，要观察、记录尼罗河两岸基纳省城乡不少于20个投票点的选举，并守候验票、计票；第五天走访公民组织和法院，了解投诉、本地选票汇总、押运等情况，观察选举后的局势。

由于法律严禁在投票点使用电子设备，所有的过程都要在现场填写几份纸质记录表，然后在赶路的车里通过配发的3G大屏手机将数据资料传回开罗统计分析。

接下来一天原路返回开罗，各组会合，分成两个专场评估讨论。晚上告别酒会后，第二天全部离开。没有任何观光娱乐的时间和安排，什么金字塔肚皮舞、苏伊士运河阿斯旺水坝、压力山大港灯塔，希望阿拉保佑能在飞机上看到（从基纳返回的时候，由于坐的是商务舱，空座很多，两边窗户都可以看，还真的看见了金字塔）。

（飞机上，金字塔）

三、基纳五日观察

晚上抵达酒店，一出空调车，就感受到想象中的燥热。站在暴晒了一天的街边，呼吸着柏油、沙土、驴粪的混合热气，让我有了久违的小时候在家乡一个西北县城的感觉，只是家乡晚上绝对没有这么热，街上也没有穿着长袍留着胡子的男人。

基纳地处埃及南部北回归线附近的内陆沙漠地区，终年被热带高气压控制，天天都是无风无云无雨的大太阳暴晒，下午2点到5点一般不上班，户外的人也很少。傍晚时分，人们出来活动，买卖休闲，红茶水烟，一直喧闹到午夜。晚上尽管没有太阳，但暴晒一天积累了热量，气温仍然很高，有电扇和空调的咖啡冷饮店最受欢迎。

（基纳中午的街上）

根据埃及选举法的规定，投票前两日为静默期，不容许候选人和支持者搞任何竞选活动，让选民安静地最后做出比较判断。当晚安顿好后，我们驱车外出吃饭并观察选前动态，没有发现违规活动。到处张贴者各个候选人的海报，人们似乎也在聊着选举的话题。但聊什么，司机艾哈迈德英语不灵，说不清楚。同伴娜地拉的突尼斯阿拉伯语和此处的阿拉伯语差别很大，也只能听个大概，而且她的法语比英语更好，我们的交流也需要点时间磨合。好在我们的翻译明天就到位了。

第二天8点，翻译穆罕默德在酒店等我们。他是当地的英语教师，具有丰富的翻译和联络接待的经验。上午去了省政府和法院。和中国一样，都是气派的大楼。省长助理用甜腻的阿拉伯红茶接待了我们，介绍了本地选民的构成情况、选举的组织培训等。在法院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每次都说等5分钟，但在会议室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娜地拉调侃说，埃及人的5分钟往往是三五个小时。穆罕默德反驳说没那么长，但一两个小时是有的。临近中午，再去敲门，发现主管法官已经走了。

（基纳省长助理介绍情况；当地的法院大楼）

埃及这次选举全国共有一万三千多个投票站，全部设在中小学，统一从各地调配法官主持监督验票，相关的接待协调由本地的法院负责。虽然没有见着人，但我们手里有官方的材料介绍，程序和规则都清楚，况且看法院确实忙碌，决定去投票站看看。当天城乡一共跑了8个投票站，桌椅、票箱、秘密写票处都已到外，感觉乡村比城市更重视一点，除了乡警还有类似民兵或民团的人保卫，许多都荷枪实弹端着AK-47。翻译告诉我们，基纳省局势不太稳定，时有绑架袭击、以及宗族和部落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基督教和穆斯林有过争端，很多村民手里都有武器。但目前没有关于竞选和观察的暴力事件发生。

（和助手、翻译在投票站了解情况）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也许是地理环境因素，也许是生活习俗的不同，所有的票箱、桌椅、写票处都落有明显的灰尘，许多投票站的室内外环境也比较脏乱。让习惯了悬挂“投好庄严一票”、“欢迎上级视察”横幅等重视形式和面子的我很不适应。尽管我们并不是上级，只是观察员，不容许评论建议干涉。翻译说，埃及人习惯最后一刻把事情都弄好，明后天投票日我们再来看。顺便说一下，城市里学校的建筑、桌椅设施算不上太好，但农村的绝对很好。

第三天5月23日早8点到晚8点，是全国第一个投票日。上午7:30我们赶到市里的一个学校，也是翻译本人的投票点，观察开场。门口多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在盘查证件。投票室内的地似乎是扫过，但票箱、桌椅和写票处的灰土依旧。几个人在摆放桌子、往法官的桌上铺桌布。7：50，法官和士兵押票进来。安排人员事项、张贴投票说明、开封取票等，8:15才准备妥当。

当得知翻译穆罕默德也在此处投票时，法官让他第一个投票，然后陆续放进外边已经排队的其他人投票。除了我们观察，现场还有两个不同候选人的代表戴着袖标在看。法官查验了我们所有人的证件、文书。

观察了约半个小时后，除了开始晚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出来驱车赶往第二个学校的投票站。路上交流对投票的看法，默罕默德说：“我很荣幸成为所在投票点的第一个投票选民。我们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现在也一样可以实行民主，票选总统。”

（男翻译、女助手）

司机艾哈迈德的投票点在其居住地卢克索省，这几日由于拉我们，抱歉他不能回去投票。他说本来就没打算投票：“这13个人都是骗子，我一个也不会选。要是去投票，我宁可选穆巴拉克，至少他掌权的时候，外国游客很多，我的生意很好

投票的程序是，每个选民持本人的身份证（类似我国的二代身份证），先在花名册里找着自己的名字，签名或按手印，许多不识字的人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按手印了。然后从法官手里领取选票，走到全国统一定制的用屏风隔开的秘密写票处，在同时印有头像、标志和全名的13个候选人中，只能选一个（不选、多选或另选他人，最后验票时为无效选票）。走出秘密写票处，把选票投入密封的票箱。最后用一根手指在特制的颜料中蘸一下，留个印记表示已透过票。领回身份证离开，投票结束。

（
（和助手应邀与投票站法官合影）

所有2012年4月8日前满18周岁的埃及公民自动登记为选民，全国共有5千多万（51,111,794）合法选民，分布在一万多个（13,099）的投票点里，每个点有2000到6000不等的选民，男女分开投票。投票日为5月23日和24日两天的早8点到晚8点，后来由于一些投票点出现了人多拥挤，中暑晕倒心脏病发作等现象，临时宣布截至到每晚的9点。在13个合法候选人中，如果第一轮没有任何人超过投票数的一半，则选民6月16日和17日在得票最多的前两人中再投一次，得票最多的一人当选为总统，由目前临时看守的军方在7月1日向其移交国家管理权力。

5月23-24日的两天投票日，我们走街串巷、穿城入乡，走访观察了22个不同的投票站。有许多人声鼎沸，排着长队投票，也有不少门前冷落，半天不来一个人投票。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中午去了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碰上了一个热情好说的法官穆斯塔法。他说：“我从开罗来，大热的天在这个女性投票点当法官，一天半过去了，2049个登记选民才来了15个女的投票。真不知道这样的选举有什么意义？”

（一个门可罗雀的女性投票站外，乡村小学的楼还不错）

就是这样偏僻的乡村，仍然看到不少候选人的海报。我们在和法官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的女代表也一直在场观察。不大的教室，坐着六七个人，听着三台电扇的风声和一群苍蝇的嗡嗡声，等着人来投票。还好，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同时来了三个女选民投票。法官说我们带来好运。

不知道这个点最终会有多少人投票。不过隔开的另一侧的男性投票点，情况还可以。2300多选民，在我们第二天中午离开的时候，已经有800多人投票。总体来看，投票率女性低于男性，乡镇低于城市。

5月24日晚8:30，我们重回基纳市区，赶到两天来的第22个投票站，观察验票、计票情况。不大的屋子，吊扇摇曳，攒了很多人，有法官、工作人员、几个候选人代表、军警等，中间又来了几个人帮忙。场面有点乱，但还能看出流程。法官西装革履，热得直冒汗。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计票，向大家公布了结果：本投票站共有选民4419，有效票2543，废票17，并具体公布了13个人的得票情况，最多的632，最少的1。他把结果填写在规定的表里，本人和相关的工作人员签字，并向几个候选人代表一一提供了副本。最后把所有已用、未用的选票封装，和助手一起押运到一个计票中心。

已到午夜，路上熙熙攘攘，乘凉休闲的人照旧。随着不同投票点结果的公布，时有欢呼声和喇叭鸣响。我们赶到其中的一个计票中心，等着在此汇总30个投票点的结果。这是一个中学，门口停着装甲车、架着机枪。操场上支起一个高大的棚子，灯火通明，设有主席台和观众座位。有法官押票陆续从各处赶来，交接后离开。时间拖得很久，不觉已到了第二日凌晨的4点钟。主席台上的老者已昏昏欲睡，底下坐着几十个人，都是候选人代表、国内观察员、国际观察员和媒体人员。大家在交流讨论，电话打听着全国其他计票中心的结果。

（凌晨，昏昏欲睡地等待宣布结果）

终于等来了最后一个投票点的法官，主席台上汇总后宣布了本选区30个点的结果：选民136,134，投票60，042，有效票59，355，废票687，以及具体候选人的得票数。我算了一下，投票率44%多。对于这样一个偏远、宗教气氛强烈的农业区，是一个很不错的比例了。毕竟民主刚刚开始。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已是早上6点，军警、装甲车早已撤去。日出磅礴，鸟鸣依旧，早起的人在忙碌。

（宣布结果）

5月25日，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按要求观察选后的反应，到法院了解有无投诉和违规。并走访了两个参与观察的埃及公民组织：人的尊严、民主与发展中心。一切正常，大家普遍感觉这是一次公正的选举。

在基纳观察5天，每天奔波记录、填表、传送数据、与人交流，高温饮食也有不便，但被一种使命感和好奇心所支撑，乐此不疲地工作。当尘埃落定，终于睡了一个好觉。5月26日一早，我们离开基纳返回开罗。同翻译、司机告别的时候，他们希望在6月中旬的第二轮选举中还能见到我，我则希望将来能在中国见到他们和娜地拉，愿意为他们驾车、翻译。

四、真正的选举

5月26日下午，我们分赴各地的观察员返回开罗后，分两场进行总结汇报。大家指出了开始结束不守时、组织工作混乱、投票点分布安排不合理、计票拖拉、投票率低等问题，但从整体上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而根据我的观察，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1、广泛的参与性

从候选人来看，产生程序、要求条件公开、合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埃及选举法规定，除了年龄、国籍等必要的条件外，候选人可以由以下任意一种方式产生：一、民选议会里有席位的政党的推荐；二、至少30个议会议员举荐；三、征集到3万个选民的签名支持。

候选人没有财产和保证金要求，不管是政党领袖、社会名流还是草根代表，都可以以适合的方式获得提名，并接受选举委员会透明公正的审核仲裁。有些有名望的人，由于本人或直系亲属拥有外国国籍、或有违法违规问题被剥夺资格。最终13个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年龄从40到76不等，职业政治家、律师、法官、教授、记者、商人都有。有的温和世俗，有的宗教色彩较浓。每个选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表。

（总统候选人）

从选民来看，埃及实行被动登记制度，而不是选民主动登记。这样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有身份证，年龄符合规定，就自动地登记为选民，不需要申领选民证，省却了你在时间、程序、工作单位、居住地等方面的困惑麻烦。不好处在于，相对那些有投票意愿，愿意主动进行选民登记的人来说，由于选民总数大，最终的投票率会低。

从具体的投票来看，选民的参与热情也相当高。开罗、亚历山大等地多次出现排长队等候投票现象。据选举委员会公告，第一日在等候中有76人中暑晕倒住院，2人心脏病发作死亡。在我观察中，发现城市很多人由于堵车，宁愿下车多走几步冒着大太阳去投票。农村由于居住分散，投票点设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许多人骑着摩托、开着拖拉机、骑着毛驴来投票。投票站的学校门口，人欢驴叫，别有情趣。

（埃及农民骑着毛驴来投票）

有太多难忘的细节。一个刚满18岁新领到身份证的小伙子，兴冲冲地来投票，但却没有在选民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不能投票。法官解释说，必须要在4月8日前满18岁才能被登记为选民。他遗憾地走了，很快又回来问：“那我明年能投票选总统吗？”把我们都逗乐了。在一个乡村投票站，一位88高龄的老大爷，由于票箱开口小，他眼花手抖，半天投不进票。工作人员要帮他，他执意把着票箱费了半天劲自己投进去，然后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一辈子难得的这次投票权利。

（男选民排队投票）

有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女性，全身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地来投票，但从面罩后面的眼神仍能看出她们对变革的渴望。有一次当我们赶到一个投票站的时候，工作人员让等一会儿，说法官正在做祈祷。稍后法官接待了我们。可见民主与宗教并行不悖，真正的民主会保护宗教的自由。

（女选民排队投票）

2、透明、公正、专业

本次选举，规则、程序、实施，非常透明。容许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国内的公民团体观察监督。所有的候选人，经申请都可以派出代表在现场观察。我们在基纳多次碰到埃及“人的尊严”和“民主与发展”两个组织的观察员。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流后，大家认为尽管在组织安排上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这次选举是公正的。选民一人一票，自由行使权利。

从技术的角度，这次选举的专业性值得称道。由于文盲率较高，如何方便不识字的人投票，组织者颇有办法。选票设计简单易懂，13个候选人的头像、图标（logo）、阿拉伯语名字，按申请参选的日期排列。选民不需要填涂、打孔、写字，只需要在某个对应的候选人前面的空栏里画个勾就可以。阿拉伯语的全名又长又难记，头像又容易混淆，所以每个人的图标就很有意义。有金子塔、太阳、摄像机、梯子、斧子、大树、手表、天平、小汽车、雄鹰、骏马、雨伞、五星等，既反映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又清晰易辨。

（简单易懂的选票票样）

每个投票处都图文并茂地张贴有投票步骤。为了保护选民隐私，所有的投票处都统一配发铝合金屏风，设立秘密填票处。这些都是我们观察时的要点。每一张选票的编号、票箱的一次性封扣、选票的存放都有统一的要求。

（秘密填票处和票箱箱）

候选人也采用了媒体广告和社交媒体等竞选，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选民的认知，最常见的还是竞选海报。从都市到城镇乡村，大街小巷、建筑、灯杆、树干、车辆上都能见到候选人的头像、图标和竞选口号，给选民以充分的选择信息。但清真寺见不到海报，宗教的圣洁和政治的游说互不干涉。军营附近见不到海报。埃及50多万官兵不参加投票，以保证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不变，不受政党和领导更替的影响。

(埃及乡村里的竞选海报,摩托产自中国）

3、埃及选举的意义

我拍的为数不多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开罗市中心一幢火烧废弃的大楼，墙体熏黑，窗户破碎，有些残存的空调上还能看到中国的品牌。这就是当年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的党中央大楼，在去年2月的抗议运动中，被愤怒的群众焚烧。我在想，是什么让人们对一个领导一个政党如此痛恨，以至将他的办公大楼付之一炬？

(开罗市中心被焚烧的穆巴拉克民族民主党大楼，窗户外残留的空调上有中国商标)

返回开罗的那天，当我在酒店外边的尼罗河边散步时，碰到一个公司职员尤素福。我问他是否投票。他回答：“是的，我去投票了，我周围的人都去投票了，排了长队。只有我们在乎选票，官员才会在乎我们的利益。看见市中心被烧毁的穆巴拉克的党中央大楼了吗？这就是他们独裁30多年的下场。早点选举，哪会这样？”

是的，选举能够汇聚民众的呼声和力量，既给政府以压力，也能给予合法性的权力。选举让官员和政党在乎民生民意，依靠成绩和选票来管理国家，而不是用武力和谎言来维持统治。选举是代价最小的政治改革路径，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更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选举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目前没有比它更好的方式。

尽管会有人不屑埃及总统选举首轮46%的投票率，但对于这个问题重重的国家，突然爆发革命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举行全国直选，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美国的选举很成熟，但呼声很高的奥巴马当选时的投票率也只有61%，而且美国开始没有给黑人和妇女选举权，后来才逐步改变。埃及的选举这才刚刚开始，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年小布什和戈尔在选票风波经法官仲裁后，就职演说的第一句就是：“权力的和平更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我们国家却是平常的。”台湾借选举的推动，不到2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0年民进党选举执政，华人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替。国民党作为中国一个曾经独裁的百年大党，从腐败落败，到自新重新上台，台湾的民主选举也完整地走完了一个轮回。

如果说美国太强，台湾太小，都没有代表性的话，埃及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的选举表明，历史传统、经济水平、宗教影响、教育程度、性别差异、人口众多、交通不便、甚至气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政治改革的信心，民主选举的决心。

（投票站外，骑驴等爸的孩子）

埃及顺利进行选举，不仅对周边的小国如突尼斯、利比亚的社会转型很有意义，而且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对其他国家的转型也有借鉴意义。

5月28日，埃及公布了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穆斯林兄弟会所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前总理沙菲克分获前两名，将在6月16日和17日进行第二轮选举。无论谁获胜，对于埃及这个古老的国家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愿金字塔的现代光芒，照射长城内外紫禁城中；愿尼罗河的清水激荡长江黄河。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