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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发布时间:2013-01-25 09:19 作者:郭于华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研究 > 宪政民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12575831.html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社群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盛行的反普遍主义思潮，包括对一元现代性、对单极化的批判、对科学主义、启蒙话语的质疑等，是西方社会面对自身的问题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实际上正是以批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明优势论为思想基础的。如若在不同的情境下，即在中国社会还羁绊于前现代、非现代困境时，盲目追逐或套用西方的反普世主义，无疑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一直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持批判立场。其实这种相对主义也是相对的：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即认为自身文化最为优越，最为文明，是全人类仿效的对象。但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也会成为它所反对的文化特殊主义，所谓相对，就是反对绝对化、单极化；而主张的则是多元共存。既然要共存就须同场博弈，如同一起玩一场大游戏；而一起玩就得有相互认同的游戏规则，就要有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普世价值；因而，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构成人类社会共同准则的理性基础。
当下不时看到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宜实行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道路等的特殊论观点；而且为了证明“中国模式”的独特和优越，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相对于多元）、稳定（相对于动乱）常常拿来说事。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就得批判普世价值，以中国特殊之优越来证明共同价值之不存；而十分悖谬的是，与此同时这种论点还经常指责中国人民素质低，因而不适合民主。
每当看到这样的观点和论证，总不免让人想问一声：中国有那么独一无二吗？进而，中国人是人吗？
何为普世价值？根据维基百科的表述，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几年前官媒官学猛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普世价值本是常识”一文。按照常识性的理解，“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创造的文明成果，大体包括自由、民主、科学、人权、法制、平等、博爱等等理念；是些普通人都不难明白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喜欢的价值观，有人说得极端些，就是连流氓都不能公开否认的东西。是啊，流氓都得承认的理，强盗都得遵守的道，还用得着讨论么？否认普世价值基本上就是公开表明：我就是不讲理了。这让人想起文革时曾经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前不久又看到“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宁可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标语，这就是不讲道理的表现。
如此说来，无论中国人多么坚定地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多么强烈地反对西方现代性并要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进而走出一条优越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能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宗旨，也不能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除非我们根本就是苗草不分、黑白不明、是非不辨的一群。
鲁迅曾以“投枪”、“匕首”般的尖刻对传统国民性进行批判：他着重鞭挞主子（统治者）、奴才、看客等类，并深刻揭露“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自主精神缺失、“瞒和骗”、“精神胜利法”、麻木、守旧、盲目自大、顺从忍让等一系列所谓国民劣根性。
其后，更有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书名，痛指“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对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只有“狭窄的心胸”等等丑陋现象一一针砭，并分析丑陋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自斗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而“文革”这样一场人造浩劫，不仅造成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
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国人看到这样的评价多半会气得发抖，但仔细琢磨一下恐怕又觉不无道理，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回到本题，我们到底有多特殊？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成员？无论我们在饮食、服饰、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多么独特，我们属于人类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殊？以至于像是人类社会中的另类？
中国人是不是人，取决于制度安排和治理理念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把人当作人，是不是以人道主义待人。
我们常常听闻人们在面对现实的社会不公而无奈时说的一句话：“别忘了你是在中国”。这道出了体制机器从不把人当作人的本质。人们熟知的雷锋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文革时的革命口号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大厦不骄傲，搬到厕所不悲观”。
很显然，螺丝钉不是人；砖石泥土不是人；草芥蝼蚁不是人；驯服工具不是人；马铃薯不是人；乌合之众不是人；义和团不是人；红卫兵不是人；……凡被驱使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内战中的士兵不是人，是炮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不是人，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即非人，而作为运动动力的群众也不是人，是被利用的武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不是人，只是作为数字存在的人口；新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不是人，而是灵巧又驯服的人手；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不是人而只是拿金牌的工具；死于“躲猫猫”等五花八门形式的在押嫌疑犯们没有被当作人；在街头被城管追、打、抢、砸的小商贩们没有被当作人；倒在强拆车轮下的钱云会们没有被当作人！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被禁言被失踪的也同样没有被当作人！同样地，实施强制压迫的国家机器当然也不是人。……
“以人为本”，这是党和政府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的，并且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改变不把人当作人的制度与文化基础。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是没把人当人：比如，“发展是硬道理”！面对这个“硬道理”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是发展？谁的发展？经济增长、GDP增加能够“硬”过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吗？再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必须思考：为何要稳定？谁从“稳定”中获益最大？稳定的根基是什么？社会稳定不应成为目标，稳定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而当我们探索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努力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候，却总有强大而不停的呱噪：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旦民主就会乱；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中国模式最优越。这就如同当你还跪着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你一旦站起来就会摔倒因而很危险。
当今世界中，一国之国民要成为真正的人，首先必须成为公民，即懂法律、有理性、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且能够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有组织的公民。是不是人取决于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人！要努力成为公民，要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也是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的人，独立思考的人，积极生活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公民的性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的个体以此在共同事务中成为有效成员。而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置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公民的行动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的觉醒与能动性——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创造性力量，也是社会活力与改革动力的不竭之源。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
1804年2月28日，德国小镇哥尼斯堡所有的教堂丧钟齐鸣，在许多素不相识的市民的瞩目下，80年前从这里诞生的哲学家康德下葬在故乡冰冷的墓穴里。一块朴实的墓碑上，镌刻着音乐家贝多芬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摘录的句子：位我上者 灿烂星空 道德律令 在我心中。
《独立宣言》第二段开头的字句：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被称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五十五个字”而广为人知。
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为实现和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行动、而发声，我们将证明中国人不是另类，而是人类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员。而此行动的过程中也将站立起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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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 来源日期：2012/12 | 责任编辑：黄南 |
章立凡：“五不搞”的相关法律及历史文献发布时间:2013-01-31 13:20 作者:章立凡当前位置: 主页 > 中国研究 > 宪政民主 >
作者按：学习“五不搞”的论述，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五十八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多项中共党史文献。本人初步进行了分类整理，随时补充，欢迎网友提供资料线索。
“五不搞” 吴邦国：“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关于“指导思想多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摘录）：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38年2月10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毛泽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二、关于“三权鼎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摘录）： “第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三、关于“私有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摘录）：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毛泽东：“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四、关于“两院制” 政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而且在实际上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为了继续扩大和巩固爱国主义的团结，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充分实现我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互相监督，就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1956年，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五、关于“多党轮流执政” 毛泽东：“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刘少奇：“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停滞起来。（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六、关于“联邦制” 《中共二大宣言》：“……(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内，他们有完全的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华苏维埃联邦，可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现行官方版本中已删除了这段话） 中共七大党章：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和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 |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1-30 | 责任编辑：凌绝岭 |
章立凡：2013，没有期许，只有反思和预测
(2013-02-10 07:36:4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6a2630101k8yd.html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人，我今年其实没有什么期许。看到前面的单元谈对领导人的期许，对政治和经济的期许，我很庆幸没被安排谈这些问题。历史学人不大关心当年的事情，他们要么关心一百年前后的事情，要么关心5-10年之后的事情，比如我预测“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当然，不想马上就埋，我觉得如果本届领导人在第一个任期内不启动改革，第二个任期内是否启动，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公认普世价值，“特色”没有市场
我本来被安排在下午就国际问题发言，多少也准备了一些，现在稍稍提及。我觉得人类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网络化。现在游戏规则变得越来越明确了，任何超越公认规则的行为，将来都会被国际社会所抛弃。民族主义会逐渐缩水，普世价值会被广泛认同。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国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很难继续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特色”没有市场。
寻求最大公约数，改革共识是底线
接着谈改革共识这个话题，我也参加了张千帆教授举办的共识论坛，也在《改革共识倡议书》上签了名。有人觉得这份文件很不够劲，拿来跟几年前的那个宪章比较，问我为什么要签名？我的回答是，我认为宪章所讲的是宏观的理念，现在要达成的是一个最低标准，是我们最基本的共识底线，这个共识应该是朝野左右各方基本上能够接受的东西。基于此,我签了这个文件，但并不等于我对其中所表述的所有观点都满意，都认为到位了，我觉得还有话要说。
重作历史决议，抛弃历史包袱
一是需要清理历史包袱，再重做一个历史决议。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一个理论上的准备，回顾八十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后来做出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时代执政理论的基本梳理和表述，它总结了毛时代的失败和错误，也为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创了一条思路，这样的东西现在还是需要的，不仅要回顾三十几年来改革的历史并做一个历史的评价，甚至还应该回到六十多年前，从1949年以来还有哪些历史问题没有讲清楚的，需要讲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把历史问题理顺,比如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了，我觉得应尽快抛弃。
顶层设计超前，底层设计落后
刚才还讲到了“顶层设计”的问题。眼下、去年和前年，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顶层设计”可能是完美的，甚至是超前的，但是“底层设计”是非常落后的。比如我们的教育，完全是为了培养顺民、臣民设计的，而不是为了培育公民社会设计的。学生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无论将来到社会上成为官员还是老百姓，他们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框架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底层设计”之下，国民能不能够担负起公民社会责任，是很成疑问的。所以，再好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完善的“底层设计”的话，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学习新加坡，不如学台湾
接下来谈谈热议中的学习新加坡问题，我认为学习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加坡实在是一个太小的国家，李光耀及其家族，其实是用管理一家公司的方式，来管理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多少农业，没有真正的国防，也没有太多的民族问题，靠国际贸易就可以基本解决国民经济问题。新加坡又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方面继承了英国殖民时代的法律制度，同时它也很独裁，用严刑酷法管理国家。对我们这样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文化各有特点的多民族国家来讲，是不适用的。所以，如果学习新加坡，只能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有所借鉴。
基于此，我觉得与其学新加坡模式，不如学台湾模式。国共两党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各自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有共性也有相互学习的必要。国民党从近代会党进入了现代政党的行列，共产党也要完成这样的转型，台湾的经验更值得重视。
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
所谓“改革开放”，应该有重新的诠释：改革就是指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要开放党禁报禁。有个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东西，叫做“党管媒体”，在座有很多法律专家，我不知道“党管媒体”于法有什么根据？这是个违宪的提法，而官方则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家还没有从法理上进行质疑。
与其赦免贪官腐，不如清理门户
最近我写过一篇评论，题为《与其赦免贪腐，不如清理门户》（其中提出：全体党员干部重新登记，不愿公开财产者，可选择放弃。出局后若不忿，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自由之规定，可另组一个“腐败党”来竞争。以此格局兑现当年“一人一票”的普选承诺，我预言中共仍会执政）。
我的好几位朋友都主张“赦免论”，在搜狐财经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也举手赞成，但发现赞成的人非常少。我对“赦免论”的质疑是：如果体制不能保证赦免以后不再发生腐败，赦免也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此后在网络上，支持“赦免论”的专家遭到了网民一边倒的抨击，我则幸免遇难。
毛泽东临终前最后的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http://news.163.com/09/0410/09/56HENNLG00011247.html网易 > 新闻中心 > 历史 > 正文2009-04-10 09:30:27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这次主席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似天涯。小孟的爱人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孤独一人，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新婚不如久别，二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经奋力抢救，20多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的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却抬起了那只显得沉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摆动了几下，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淡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涌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翕动着，但很难听出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接，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此时，叶帅只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儿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作者：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郭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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