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 先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再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再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再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再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的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向行动派染香姐姐致敬……


雪上松:【曝光】2013年2月18日,@广州区伯 在广州中山二路发现两辆军车涉嫌私用,一家男女老少在购物,区伯上前质问两名军人及其家属,一名军人当即躲避,另一名军人气势汹汹上前阻拦,并恶狠狠问区伯干什么被区伯呵斥,该军人嘴刁香烟,呲牙咧嘴,气焰嚣张!试问:我们纳税人供养的都是这些东西吗?扩散雪琼: 广州区伯因坚持曝光广州公车私用,触动了利益集团利益,被无理取消低保,现无任何生活来源2月25日 21:07 来自腾讯微博 阅读(8099) 

拈花时评23:【生活艰难 武汉地区高校女生有四分之一卖淫】http://url.cn/DvY97a 一位学生在举报信里说:如果学生卖淫现象还不被重视,情况会更糟糕。武汉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再不整治,高校将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妓院。国家呀,读书靠自己,看病靠自己,养老靠自己,国家难道就是为了养【权和官】吗?2月7日 22:20 来自腾讯微博 阅读(12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528)

旗帜高扬:【中石化高层官员帝王般的荒淫生活】中石化耗资8亿元违法修建的北京顺义神秘的和园景逸大酒店是中石化高层的后宫,各位领导在那里享受着帝王般的荒淫生活。此酒店有中式.英式.日式.意式等风格的高档别墅9栋,总占地1050亩,其中88亩为森林公园。还有包括法.日式等美女和十一二岁的幼女作为“服务员”

孙微评论:奥巴马穿着拖鞋、短裤排队给老婆、孩子买冰淇淋,要是在中国是不是早清场了?布什自己端个盘子在军队饭堂打饭,还的掏伙食费,要是在中国是不是陪客、茅台、燕窝、山珍海味早伺候着了。

高勤荣:【惊爆!山西房媳的公公孙太平身负重大经济问题,准备外逃】据坊间传闻,当房媳张彦的问题揭开后,其丈夫孙红军、公公孙太平一系列严重犯罪行为浮出水面,孙太平惶惶不可终日,也许是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


2013227星期三人民网:
【故宫筒子河变垃圾河】北京故宫外围的筒子河里,被游客丢弃了大量垃圾,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也有损紫禁城的整体面貌。昨天,故宫等管理部门表示,待天气回暖,冰面解冻后即将进行清理,同时呼吁游客爱护文化景观,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北京晨报)http://url.cn/D7NJfl
2013022702:32    来源:北京晨报  
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故宫外围的筒子河里,被游客丢弃了大量垃圾,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也有损紫禁城的整体面貌。昨天,故宫等管理部门表示,待天气回暖,冰面解冻后即将进行清理,同时呼吁游客爱护文化景观,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
  近日有网友发布微博指出,故宫筒子河河道冰面存在垃圾现象。记者日前也看到,出故宫东华门后,沿筒子河向南,可见河面上丢弃着不少吃完的煮玉米棒、食品包装和饮料瓶等垃圾。在筒子河边上,有多名售卖煮玉米的小贩。而不少游客吃完煮玉米后,随手就把玉米棒连同塑料袋扔进筒子河里。各种垃圾被冻结在冰面上,已经形成了几条垃圾带。
  记者了解到,筒子河的河面垃圾由三方负责清理。故宫东南角与劳动人民文化宫相邻的河段,由文化宫负责清理;西南角与中山公园相邻河段,由中山公园负责;而东、西华门轴线以北河段,则由故宫博物院负责河道清理。
  对于筒子河内的垃圾,故宫、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均表示,工作人员对河面垃圾会定期清理,但目前冰面开始解冻,清理存在一定危险,待冰面融化后,会及时进行彻底打捞和清理。
  故宫博物院还表示,为加强筒子河内、外河道保护和管理,保障河道整洁,改善水环境,特别制定了《故宫博物院内、外河道保护管理办法》。每天均安排专人乘船打捞水面漂浮垃圾和树枝树叶等。冬季封河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仍会派专人进行清理。
  据故宫博物院介绍,环绕紫禁城外围的护城河,建成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有近600年的历史。1999年,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北京市政府和故宫博物院三方面共同努力下,对护城河进行了整体治理,驳岸修整一新,河底全部铺砌方砖,河道更加坚固,成为北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故宫博物院呼吁,保持河道整洁,维护河面环境,需要游客和管理方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自觉行动起来,共同爱护文化景观,维护故宫文化遗产的尊严。
(来源:北京晨报)


【 极力渲染什么“美国史上最昂贵大选“,无聊而无耻 】 民主党为奥巴马选举筹款10亿美元,花费不到9亿美元。共和党为罗姆尼筹款10亿美元,花费不到8亿美元。这些钱跟国家财政或说纳税人的钱有关系。就算20亿美元都花了,也不过130亿人民币不到,比起你们一年外逃官员裹挟走的人民币简直是杯水车薪..





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公开全国土壤污染信息http://news.qq.com/a/20130225/000599.htm

各地新闻法制网-法制日报郄建荣2013-02-25 07:13原标题:律师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2月24日,北京律师董正伟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他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但令他失望的是,对于他所提出的请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申请,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对于环保部的“国家秘密”说,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24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环保部的说法值得商榷。马军认为,土壤污染事关公众健康,环保部不能简单以“国家秘密”为由来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他建议环保部应该先公开可以公开的部分。
事实上,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早在2006年就曾做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是,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
回信未涉及土壤污染数据
据董正伟介绍,今年1月30日,他通过在线提交和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向环保部提交了两份信息公开申请,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另一份是,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
“今天上午收到了环保部的公开答复函件。实事求是讲,环保部这次信息公开答复做的比较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作出答复,答复内容总计22页。”董正伟说,环保部的答复是近几年其申请20多个部委政府信息公开“一次性政府信息公开纸张内容较多的之一”。
董正伟表示,让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土壤污染调查数据信息没有公开。
环保部在发给董正伟的“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
对环保部的“国家秘密”说,董正伟认为是环保部不敢公开,“此前,环保部多次对媒体称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报告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开。由此看来,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十分严重,环保部不敢向社会公开。”董正伟说,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事关公共利益,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借口不公开,显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旨精神。
董正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保护治理;不公开还会严重影响公民知情权与监督权,
专家:土壤污染数据确具敏感性
就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土壤污染数据,马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土壤污染数据确实存在敏感问题,但他不赞同环保部的做法。
马军认为,“土壤污染了不仅会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损害,它还可以通过食品、农作物种植以及地下水渗透对人体健康造成间接损害,土壤污染问题事关公众健康,公众应该有知情权。”马军说,土壤污染相比大气、水、垃圾等的污染,更具隐蔽性,公众仅凭其感观很难对土壤污染作出基本判断。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讲,环保部应该更加重视土壤污染信息的公开。但是,马军也表示,土壤污染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他不否认,污染数据一旦全面公开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
“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公开过土壤污染的信息,比如,房子建在污染的土地上,一些被污染的土地可能仍在种植农作物等等。这样的信息一旦公开很有可能会引起大范围或大数量人群的恐慌。”马军说,环保部不公开土壤污染信息可能也有其掌握的数据不是非常完整和准确的原因。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环保部不公开土壤污染信息的理由。”马军认为,对于土壤污染状况公众有知情权,土壤污染治理也需要公众参与。
他建议,环保部对土壤污染信息不要完全不予公开,环保部应该就敏感数据以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数据作出充分解释,并告知公众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经过3年或5年的治理,环保部可以再去公开这些信息。”马军认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土壤污染数据的敏感性和公众的不满。
马军建议,对于土壤污染信息,环保部完全可以借鉴公开PM2.5信息的做法,而不应该简单的回避。
曾投入10亿元调查土壤污染
“为全面、系统、准确掌握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家底’,有效防治土壤污染,确保百姓身体健康,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18日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是新华社记者2006年7月18日发布的消息。
2月24日,环保部在发给董正伟的告知书中也提到了此次调查。
事实上,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定》要求,此次土壤污染调查结束后,相关部门需要将全国重点区域土壤污染调查分析数据及有关资料全部归档,建立重点地区污染土壤数据库和国家档案。同时,各省也要建立重点污染土壤省级档案。
但是,至今这次土壤污染调查的数据没有公开;国家及省级档案是否建立调查部门也没有披露。
今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通知对于土壤污染的具体信息也没有透露。对于公众来说,土壤污染状况仍是一个谜。
本报北京2月24日讯


司马南:“方舟子何祚庥一老一小在我的书房里比划太极推手”。大家来目测一下,这个房哥的书房有多大。我看这是一个小礼堂。一个书房如此,住房呢?『就在人们为连续出现的房叔、房婶、房妹、房姐,触目惊心之时。曾试想,岁末之时房产事件到“房姐”或许就“断尾”了?』,呵呵,房哥来了!


西部老齐:【岳文海,你妈喊你回家平坟】清明节快到了,岳文海市长为周口平坟日机万理,一定很忙,你妈在地下想你,喊你回家平坟。今天河南志愿平坟团滴代表成员来到你祖坟前,本想强行平坟却又放下铁锹,你不仁,我们却不能不义;你践踏伦理,我们却没有丧失道德,请你有机回家平坟哈!!!单正国律师|| 铁肩侠: 这位是民间平坟团团长、越战老兵齐明利,专平官员家的祖坟。

为什么非跟毛过不去:1他站起来,全中国人都跪下去;2立基不正,国家几十年陷迷途而难返;3斗争哲学,与人斗与天斗,至今遗害无穷;4政治运动,毁尽了知识分子几千年的道统与风骨;5城乡两元,农民成为贱民;6逼得祖父辈背井离乡,荒废了父辈的青春;7丑陋的深宫帝王术,无现代为政者的素质。

【 公民在行动 】29日下午,深圳街头和地铁惊现一名男子手执标语:"官员请财产公布"。此君无论从衣装、独特的胡须以及扮酷之神情,都颇具国际范儿,单枪反腐

统爷:中国一名云南省官员严林昆,日前因吃早餐吃过头,无法准时登上飞机,但严林昆却当场大闹机场,不仅对航空内勤人员破口大骂,还砸坏电脑设备及玻璃。今日这则新闻被欧美多个媒体大肆报导,包括美国CBS电视网、英国《每日邮报》、《太阳报》及《卫报》等,都以「夸张」或「可笑」来形容和归类这则报导。统爷: 这种想法也不对,把引起公愤的人“就能不送入司法程序而直接拉出去毙了”的思想从根上说跟这种官僚的“不合我意我特么就把你砸了”是本质相同的。此类相同时间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平台上评论大多是:他应受到公平的审判。 ||Hades-lei: 脸都丢尽了,拉出去枪毙不为过。


【 军队文工团的明星级别 】 正军级:李双江、马玉涛、克里木、耿莲凤、杨洪基、程志。副军级:阎维文、董文华、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刘敏、范琳琳。正师级:刘斌、吕继宏、梦鸽、佟铁鑫、蔡国庆、于文华、郭达、魏积安。副师级:王宏伟、谭晶、刘小娜、李丹阳、陈红、白雪、吕薇、甘萍。





王克勤:【政权必须服务保障人权】 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立国、宪行中国原则代表了我们最为诚挚善意的心愿,也表达了我们对个人命运、共同福祉、国家荣耀、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我们相信,只要以人为本,以宪为尊,既能促进和谐,也能实现繁荣强盛。 http://url.cn/B0O4gM

王克勤——在路上的记录者

http://blog.sina.com.cn/jizhewangkeqin 

《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被禁始末

 (2012-05-14 11:31:25)

《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被禁始末

翟明磊
2009-03-05 13:25

何必防民之口甚防川呢?
查报,抢报,禁报,谁发报就抓谁
中国经济时报<<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被禁始末
200926日,即正月十二,《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绵竹中行大楼12垮塌真相调查》一文。报道发表当天,即26日,报社即接到中宣部电话,要求删除本报社网站上此文的网络地址。
稿件发表后,王克勤也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转发了此文并且配发了部分图片。但是,10日晚20时许该文被删除。
有许多朋友看到此文,纷纷转贴到自己的博客,不幸的是,没有两天也统统被删除了。有一些个人网站也转发此文,但命运相同。被删除后,一位朋友212日发短信给王:王老师,刚才接到北京市新闻办电话,指令必须删除,实在无奈,只好照办,寒风嗖嗖,注意安全。
报社决定加印五千份,让灾民带到绵竹。没想到德阳市政府的人已飞来到北京来抢报纸。截下了部分报纸,仍有二百份随灾民抢先一步通过飞机进入灾区。但当地政府对他们说,谁发报纸就抓谁。
据朋友说,老王与他的两个总编正在痛苦地写检查。中宣部要求他们反省,王认为文章没有失实,只能检讨思想问题。
为什么一个简单报道银行大楼倒下的文章,引起德阳地方政府这么大的动静,不仅公关中宣部,禁止报纸流入灾区,还亲自出马,进京抢报,有一部分没抢到,还气势汹汹说谁发报抓谁?
据知情人士分析,地方政府可能是怕此文突破,引起学生家长进一步追究校舍等问题。 要害是如果王克勤能证实的确有楼是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倒塌的,那么校舍就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关键在这儿,王克勤是用春节期间,利用官员节日麻痹时悄悄采访,才做出的好文章,还有记者因为写校舍问题被抓被关.中国经济时报这次是难得的一次突破。没想到还被禁。
只是真相是禁得住,查得住,抢得住的吗?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绵竹中行大楼12垮塌真相调查》


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13-02-26 22:17:18)
分类:自由思想公民建言:
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国政府即将成立之际,我们谨以中国公民身份,郑重公开倡议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具体理由如次:
一、国际人权宪章对于人类基本人权的申明、确立和规范,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立国与立宪的宗旨。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同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主要框架,成为国际社会人权保护的核心准则。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被公认为是“当代得到普遍接受的最低人权标准的最权威表达”。该公约所确认的各项基本人权,作为第一代人权,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地位。从18世纪末以来,这些权利作为人类近现代宪政革命的可贵制度成果,已经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宪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规定,它们代表了人类对于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普遍诉求。
国际人权宪章所弘扬的价值和关怀,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宣称的立国目标和立宪宗旨。建政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为人权自由而战”的号召,并落实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当中,为此在边区专门颁布了一系列人权保障条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席卷全国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主要推动者,人权保障则是题中要义。建政之后,1954年宪法即专章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了我国宪法以人权为本的基调。尽管此后颇多曲折,我们在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问题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人权这一崇高目标已经成为今天转型事业不可分割的核心议程,其最新体现就是我国制定的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二、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兑现中国政府的庄重承诺,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并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风范。
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就呼吁所有国家最好将两公约看成一个整体,同时予以签署和批准。截止2010111日,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67个国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我国批准了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自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近十五年,我国仍然没有批准被视为“第一代人权”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中国政府重视在批准前稳妥改进现有法律制度,使之尽量符合该公约要求的各项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把人权条约的签署与批准之间的间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落实,亦避免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度。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从来都是国际人权宪章的积极发起者和参与者。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人权标准因此决非舶来品,而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贡献。十五年前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表明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做出了庄严承诺。此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国内外公开郑重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就将尽快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2008年初,也曾有一万多位公民签名呼吁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以,我们再无必要犹疑徘徊,而须因应人权发展潮流,履行政府的承诺,回应人民的诉求,体现大国的风范,顺理成章地以积极果断的姿态加入公约。
三、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中国的开放在深化,法治建设在进步,权利意识在觉醒,公民社会在发育,中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1年,我国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宣布以宪法为统帅的完备、科学、和谐、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2013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引入许多符合现代人权法治精神的规定,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权利的扩大、严格逮捕和审批程序等。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则明确强调,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并具体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劳动教养、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说,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朝着人权方向不断迈进而取得的成就,完全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自然逻辑结果。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客观上也为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可否认,我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差距或不相吻合之处。然而,所谓的时机成熟,从来不是指要万事俱备,完美无缺,而是指为人权的保障和改进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对接的可能。人权事业是动态的、丰富的,必须在国内与国际、政府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特殊与普遍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空间与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如今恰是我国批准公约的最好时机。对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现实存在并且有待时间加以调整的某些难处或不足,我们可以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的惯常做法,就具体条款作出合理限度内的保留、声明、通知或反对,但必须真诚、严肃而缜密,高度尊重人权事业的神圣性和经久性
四、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助于创新宪法的多元实施机制,确保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落实,捍卫宪法的生命和权威。
习近平先生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句话深刻表达了“宪行中国”的基本治国理念。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一些良法条款关于各项人权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何使宪法的这些良法条款真正成为塑造民族精神、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文明复兴的权威标志,关键就在于认真对待权利,贯彻落实宪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多元的宪法实施机制。从各国宪政经验来看,这些宪法实施机制大体包括释宪机制、违宪审查机制、宪法司法化机制、宪法监督机制、宪法条款直接适用机制等。目前在我国,这些实施机制大都还停留在纸面规定上,需要通过更具体并且更具操作性的宪政实践来激活。
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实就是创新多元宪法实施机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首先,该公约本身强调以约束政府和公权运作的方式,来达到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因而可以间接理顺宪法的人民主权基础和权力制衡模式,提升政府的执政观念及执政能力;其次,国际人权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和规范的人权保护法治经验,其中的缔约国报告程序、国家及个人的来文程序、督促各国立法和司法行政当局采取人权补救措施的规定等,有助于缔约国履行人权承诺,实现广泛深远的宪政结构的改革和完善;第三,国际人权理事会在监督实施人权公约时,很好地做到了充分尊重各国的宪政和主权,其实践主要是建立在促成协商一致和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在无形中为各国宪法的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主、理性、尊重、包容等前提条件的示范。
五、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以使我国更加坦率公开地明确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至上原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国际人权宪章有关人权的规范和实践日益表明,人类的这些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平等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这一点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而言,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悠悠万事,人权最大。人权是目的,政权必须服务人权、保障人权始有合法性。人权立国、宪行天下的原则因此理当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事实上,人权立国与宪行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正如习近平先生所阐发的那样,“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我们担忧,由于缺乏人权素养,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没有基本的敬畏和保障,在一旦遭遇全面危机时,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仇恨与暴戾,走向分裂和敌对的丛林状态;我们担忧,由于缺乏宪政素养,对宪法的权威和神圣性没有起码的体认和信奉,会导致国家工具主义盛行,执政者难以树立一整套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进而丧失执政合法性以及必要的尊严。
总之,对于公民、政府、国家和民族而言,唯有人权立国、宪行中国,才是成就光荣与梦想的根本尺度和不二法门。我们需要培育一个以中正、和平、理性和开放为根基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建立一个以爱和正义为基础的美好政治。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代表了我们最为诚挚善意的心愿,也表达了我们对于个人命运、共同体福祉、国家荣耀、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以宪为尊,我们就既能促进当下社会的和谐,也能以最小代价实现未来中国的繁荣强盛。我们也相信,只要以人权立国、宪行中国为努力的方向、重心和切入点,并坚定信心与信念,保持坚韧和细致,一切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的难题都不难获解。如此,则个人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基于此,我们恳切呼吁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缔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议案;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立即批准该公约。如果确因时间仓促,今年不能完成这一工作,也请开诚布公,给全体国民一个解释,同时宣布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以求国民谅解,以昭政府大信。

   为此,发起此次公民联署。

  
首批签名(排名不分先后,以拼音字母为序):

  乐,北京,独立撰稿人
谌洪果,西安,学者
陈宝成,北京,媒体人
陈健民,香港,学者
陈凤山,北京,独立撰稿人
陈云飞,成都,公民
曹保印,北京,作家,评论员
柴子文,香港,媒体人
崔卫平,北京,学者
  晴,北京,作家
  婷,香港,媒体人
董如彬(网名边民),云南,公民
邓瑾哈佛尼曼学人独立撰稿人
邓运清,深圳,公民
邓志新,广东,媒体人
  青,四川,媒体人
  军,北京,媒体人
冯兰瑞,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副所长
  泓,南京,学者
  晓,四川,学者
高全喜,北京,学者
顾海兵,北京,学者
巩胜利,广东,学者
郭于华,北京,学者
贺卫方,北京,学者
贺立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兵,北京,学者
  满,广东,媒体人
何金路,黑龙江,高级经济师
何培蓉,南京,公民
何小华,广东,国企退休干部
华新民,北京,古城保护者,城市土地问题专家
  建,北京,学者
  泳,北京,学者
胡云飞,四川人,自由职业
黄雪涛,深圳,律师
韩三洲,北京,医生
侯梅新(笔名余以为),广东,专栏作家
  兵(笔名航亿苇),广东,作家
梁文道,香港,作家
梁晓燕,北京,编辑
  鸣,北京,学者
李春玲,成都,公司职员
李公明,广东,学者
李伟东,北京,学者
李悔之,广东,公民
李小鸣,斯坦福纳特学人,独立撰稿人
  涛,广东,媒体人
  瑜,北京,学者
刘安平,广东,医生
刘绪贻,武汉,学者
刘子龙,深圳,律师
  巍,北京,律师
罗建明(网名巴索风云),广东,NGO从业者
茅于轼,北京,学者
  雷,北京,媒体人
浦志强,北京,律师
  晖,北京,学者
  木,北京,学者
任志强,北京,退役企业家
  剑,北京,独立学者
冉云飞,四川,学者
宋以敏,北京,离休学者
宋石男,四川,学者
宋晓慧(网名樱桃白),广东,公民
宋晓贤,广东,媒体人
孙旭培,北京,学者
苏小和,北京,诗人
苏少鑫,广东,媒体人
  建,南京,学者
唐明灯(笔名令狐补充),广东,专栏作家
谭翊飞,北京,媒体人
  强,北京,学者
  伟,北京,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
吴祚来,北京,学者
吴木銮,香港,学者
王功权,北京,退役企业家
王克勤,北京,媒体人
王力雄,北京,作家
  兴,北京,律师
王宗力,四川,作家
王雪臻,山东,公民
  晓,北京,作家
徐友渔,北京,学者
徐庆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楠,北京,律师
邢小群,北京,学者
许苍竹,广东,媒体人
许志永,北京,公民
  蜀,广东,媒体人
  真,澳门,医生
鄢烈山,广东,媒体人
于建嵘,北京,学者
  剑,江苏,学者
袁裕来,浙江,律师
姚中秋(笔名秋风),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姚新勇,广东,大学教师
严伟民,深圳,独立撰稿人
杨支柱,北京,学者
杨茂东,广东,公民
杨子立,北京,学者
  鸣,北京,学者
  宁,广东,学者
张千帆,北京,学者
张麦昌,西安,律师
张英洪,湖南,学者
张永攀,香港,公民
张继承(笔名喻尘),广东,媒体人
  哲,北京,公民
章志峰,广东,公民
朱大可,上海,学者
朱学勤,上海,学者
朱瑞平,四川,作家
  江,北京,学者
  牧,北京,媒体人
郑世平(笔名土家野夫),北京,作家
郑炎潮,广东,学者
  泽,北京,律师
  燕,四川,记者
翟明磊,上海,媒体人

吴祚来转播: 

十里杏花村:“大娘,快开门!” “我家没粮食了” “我们不是红军,是国军” “我这就开门” 大娘一开门看到赫然是八路,大呼上当,政委一声令下:“除了针线,其余的全给我带走!我们要紧跟党的号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http://url.cn/DJlUCs 网易新闻客户端


话题:今日之声(2月26日)

[查看原文]
http://comment.news.163.com/3g_bbs/8OLBOHE600964JJM/8OLCD3TB.html
网易浙江省温州市手机网友 ip:124.160.*.*2013-02-26 15:56:13 发表
“大娘,快开门!” “我家没粮食了” “我们不是红军,是国军” “我这就开门” 大娘一开门看到赫然是八路,大呼上当,政委一声令下:“除了针线,其余的全给我带走!我们要紧跟党的号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太好先生:美国1789年生效的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明确规定了三权分立、宪法至上 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则!所以当年马丁路德金在街上演讲的《我有一个梦想》不会被河蟹掉,今天才有了黑人做总统。这正是民主机制的好处,政府不但不会对公民抗争维稳、镇压,它还要对自己纠错。政府之所以敬畏公民,就是因为民主制度!


揽胜兄长Rover,腾讯新闻“发现世界”英国观察员。 转播: 
马丁路德金,确实不是被和谐掉的……是被干掉的…


胡佳:今晚王登朝妻子李彦婷不住地咳嗽。她上火、劳累、抑郁。零七年12月26日我煽颠罪被捕的前一天,接到过郭飞雄妻子张青电话,朋友们捐助给她和两个孩子的善款,被法院执行庭强行从银行划走了。张青不住地说“他们太狠了”。我嘱李彦婷小心。



@紫荆微播【习大大被骗了】兰州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总书记。春节前习总到兰州,视察了五泉菜市场,视察前十几天前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化妆为菜商、百姓彩排数次,视察当天所有菜价低的超乎想象!如韭菜每斤两元,隔天恢复为每斤13元。习总还视察了一超市,也是用同样手段欺骗表演。兰州发布


什邡心声转播: 
我认为紫荆记者的爆料真实性较高,传当年民泽江来四川省视察工作,地方政府也导演过类似故事。要核实这件事情很简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请兰州本地的朋友出来说句话,作个证。如果情况属实,那就是兰州市政府领导的道德品质问题。兰州市长表哥袁占亭网络举报那么多问题,兰州市至今尚未回复。


(@imsunhaifeng)

孙海峰,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
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连战

萧瀚:革命应有道德追求,而不是道德杀戮----武力只有在防卫状态下才是必要的因而符合伦理。革命的道德很简单,尊重产权,尊重程序正义,对非掌权者宁可错放不能冤枉。这样的革命才可能获得群善的共和,而不是群恶的自残。我谈这些遭到许多人谩骂,但谩骂无法驳倒历史正反相印的这些道理。  萧瀚 : 由于社会的关联性和人类生活的群居性,恶制度逼迫人们邪恶合作才制造那么多的人道灾难,因此任何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必将血流成河,罪恶以无辜的自负相互责难而自相残杀。罗素曾说,革命成功之地是因有一批规则意识强烈和有道德追求者完成的。换句话说,不是道德责难成就的。 
在不正常的地方生活久了,就会把不正常视作天经地义。去衙门办事如果不被刁难,就会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官员若不贪腐,就会被当成大好人;大人物若不横行霸道,那就是青天大老爷,如果他还能说上几句人话,那简直就是圣人再世。这样的心理几乎人人皆有,这固然是奴役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奴役的起因转
2月28日请假一天李化平:二年了。因茉莉花入狱的广东从化梁海怡(女,网名渺小,嫁一哈尔滨大学教师后离婚),自2011年2月20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以来,由于其亲友受到警方的压力而不公开她的情况,关于梁海怡被判刑的详情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关键是要找到其家人给律师授权介入。广东朋友请帮找其家人。1月29日 23:03 来自腾讯微博 阅读(5.3万) 全部转播和评论(421)
南风窗:【声音】人类伟大的艺术作品,甚至正常而普通的艺术作品,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对弱势群体表现同情心,而面对权贵保持应该的距离与批评精神……然而,一些小品相反,总是枪口向下对准贫弱者。——文化学者吴祚来批评赵本山、蔡明等人表演的小品节目不尊重弱势群体。陈咏林: 因为不敢调侃权贵,也不敢针对某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群体,把枪口向下对准贫弱者和弱势群体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人普遍具有同情心,其实更多的是同情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阶层,但自己需要娱乐的时候,弱势群体像农民、残疾人等就成为嘲笑的对象。赵本山的小品准确的抓住了国人的心态,所以赢得认同感。

南风窗:【500万美元不是问题,纽约房产中介客户1/3来自中国】纽约房产经纪人布朗带着她把曼哈顿临近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看遍,这位女士说,500万美元不是问题,急着买房,是因为女儿要上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看了六个小时后,我终于开口问:你女儿多大?她说:两岁。”(东方早报)http://url.cn/BQhl7R老佟他不信转播: 美国仍是最受中国购房者青睐的国家,之后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1200万参与调查的潜在购房者中,43%称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其次是教育,占25%;投资占比为23%。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在美国首选城市中排名前五。另外,50万美元及以上预算的购房者占比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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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买房客进军纽约:“已占中介客户的三分之一” 


 新华海外财经   发表于2013-02-26 01:31

几个星期后,他帮那位客人在曼哈顿西57街上知名的One57里,签下了一间价值650万美元的公寓。
  纽约楼市继续回暖,与价格同时上涨的是中国买家的购房热情。
  凯文·布朗(Kevin Brown)是纽约苏富比地产(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的房产经纪人,最近一个香港客人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他。布朗带着她把曼哈顿临近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看了个遍,这位女士对他说,500万美元的价格不是问题,之所以急着买房,是因为女儿要上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
  “陪她看了六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口问:你女儿多大?她说:两岁。”布朗回忆说,当时他心里想的是,自己连晚上回家要给两个女儿做什么晚饭都不知道,更别提十几年后的事了。
  几个星期后,他帮那位客人在曼哈顿西57街上知名的One57里,签下了一间价值650万美元的公寓。
  
43%受访者:海外置业主要目的是移民
  根据美国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CoreLogic的数据,纽约住房价格指数去年12月同比(比上年同期)上涨了7%。搜房首席运营长刘坚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往往买涨不买跌,所以价格上升反而会刺激更多的需求。
  据搜房网的《2012年中国购房者海外购房趋势报告》,美国仍是最受中国购房者青睐的国家,之后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1200万参与调查的潜在购房者中,43%称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其次是教育,占25%;投资占比为23%。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在美国首选城市中排名前五。另外,50万美元及以上预算的购房者占比超过60%。
  布朗的客户构成已经随之改变:“三年前,我的客户中,约12%是中国人,去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0%,现在约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
  
“绝大多数中国买家一次性付清房款”
  来自四川成都的高亦丘,今年21岁,虽然还只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佩斯大学大三学生,但她已在99 John住了两年多。这栋楼出自打造帝国大厦的两名设计师之手,在过去的80年中,一直是曼哈顿的地标住宅之一。它距离华尔街三个街区,距纽约世贸大楼四个街区。
  2010年9月入学后,高亦丘租下99 John的一间小套房。一个月后,她的父母就决定在99 John买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当时全部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是80万美元。他们选择在美国向汇丰银行贷款,使用浮动利率,初始利率为3.875%。虽然有能力一次性付款,高家还是选择了按揭,首付20万美元。“我妈想把更多现金投资到别的地方去。”高亦丘说。
  目前,她的公寓升值到了90万美元左右。她说,如果自己明年毕业之后回国,她就将公寓出租,现在同类房子月租金在3200到3600美元。扣除每月450美元的管理费和660美元的房产税后,月收入大概是2300美元,而每月按揭费用大约3000美元。
  高亦丘当年的房产经纪人叫莱恩·瑟汉(Ryan Serhant),他是纽约最知名的房产经纪人之一,也是风靡美国的真人秀《百万美元楼盘》的明星嘉宾。他每年往返中美两次,今年他打算提高频率,去主动接触更多的中国买家和地产开发商。
  瑟汉说,虽然美国的按揭付款方式已完全对中国买家开放,但对个人信用等资质的审核门槛非常高,因此现金仍是跨境购房的主要付款形式。“绝大多数中国买家还是选择一次性付清房款。”
  “随着美国房价上升,那些非一次性付清全款的中国买家基本都选50%的按揭,但这些人其实也是非常富有、有充足银行存款证明的客户。”瑟汉说。
  
地县级城市买家增多
  今年1月至今,纽约住宅地产的存量继续减少,价格略有上升。据曼哈顿贝尔玛克地产(Bellmarc Realty)销售助理约瑟夫·柯达提供的数据,去年8月曼哈顿的公寓存量是6995套,今年1月降到了5875套,大部分交易集中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
  瑟汉说,他自己的地产经纪公司今年1月完成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交易,其中30%的客户是中国人。“在接下来的12至18个月里,纽约平均每平方英尺的价格会涨到2000美元(折合每平方米约为21600美元),但比起香港、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这并不算贵。”
  美国国家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购房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全年购买力为90亿美元,购买量仅次于加拿大。
  刘坚认为,中国人的需求尚未全部释放。很多中国人都很有钱,但他们不懂这个市场,徘徊在门口不知道怎么踏进去。2008、2009年时,美国的房价相对中国来说还比较高,之后美国房价从高点往下掉,加上汇率不断变化,现在是人民币对美国房地产购买力最强的时候。虽然海外置业人数排在前几位的,仍是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传统沿海大城市,但山东、浙江、山西等地的地县级城市中,也涌现出了大量潜在购房者。
  有越来越多非东南沿海的中国客户前往纽约看房,他们不会说英语。 “十年前是典型的‘东方适应西方’,而现在我们都要顺应‘西方适应东方’的潮流。”布朗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他不仅提高了往返中美的频率,还特地去上了中文课。
  “如果非要说中国买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会说他们从来不会吃亏。他们做了几千年的生意,远比我们精通这些。”布朗说。


2月28日请假一天李化平:要么公开财产,要么彻底滚蛋!签名总数已超6000!签名方式:姓名+居住地+职业发短信至15810050900或发邮件至caichangongshi@gmail.com。网页签名地址:http://url.cn/DDmnXp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G15U1pNc0FjOFU5bGxuTFJ6ekpjZ2c6MQ#gid=0


《公民建议书: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中央委员率先垂范公开财产》

腐败是当前中国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7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2年11月19日,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监察部会议上讲话,也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但多年来,口号式的反腐、运动式的反腐一直没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2010年7月11日,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报告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但上述信息并未公示,没有起到根治腐败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财产公示。1766年,为限制国王的权力,瑞典议会制定的《出版自由法》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240多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成为反腐的利器,被世界各国普遍效仿,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也已经实施。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要求自上而下开始官员财产公示,不仅因为高级官员“思想政治素质比较好,工作实绩比较突出,群众公认程度比较高”,更因为高级官员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高级官员的权力影响着中国十三亿公民的幸福安康。 十八大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会继续探索。去年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表示,如果将来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会率先公布所有财产。这些公开表态,让我们看到财产公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要求205名部级以上高级官员(名单见附件一)率先垂范,在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其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进行公示,从源头遏制官员贪腐行为,建设美好中国。 如果您同意本建议,请标明您的“姓名+居住地+职业”发邮件至caichangongshi@gmail.com,或者发短信至15810050900。我们将于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将此公民建议书及签名记录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起公民(按姓氏拼音为序): 艾晓明(广州、大学教授) 曹飞云(北京、独立学者) 陈武权(广州、律师) 陈云飞(成都、业余驯兽师) 丁家喜(北京、律师) 丁艳东(上海、自由职业) 段汉杰(郑州、律师) 郭飞雄(广州、维权推动者) 郭全芳(济南、教师) 郭于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嘉(北京、工程师) 胡佳(北京、维权推动者) 胡俊雄(黄冈、工程师) 胡星斗(北京、大学教授) 华泽(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 黄晓敏(成都、维权人士) 赖虹(南京、教师) 李德美(上海、商人) 李刚(北京、自由职业) 李红雨(北京、作家) 李化平(上海、自由职业) 李蔚(北京、职员) 李伟东(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 李宇(成都、自由职业) 梁小军(北京、律师) 刘凌峰(惠州、职员) 刘沙沙(河南、油田工人) 刘卫国(济南、律师) 刘晓原(北京、律师) 刘永泽(长沙、职员) 刘正有(自贡、维权人士) 卢林(昆明、工程师) 陆伟民(上海、律师) 罗世模(自贡、维权人士) 邱蓓(上海、作家) 阮云华(珠海、作家) 孙含会(北京、法律人) 唐荆陵(广州、停牌律师) 田奇庄(邯郸、作家) 王成(杭州、律师) 王功权(北京、企业家) 王建军(北京、学者) 汪建华(上海、自由职业) 王全杰(烟台、大学教授) 王永红(北京、会计师) 王永华(北京、企业家) 魏忠平(新余、职员) 吴洪森(上海、真名网站长) 吴青(北京、大学教授) 夏漪兰(北京、作家) 笑蜀(广州、媒体人) 谢丹(上海、企业家)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杨彦辉(北京、律师) 杨阳(杭州、职业经理人) 杨子立(北京、学者) 杨勤恒(上海、民运人士) 燕小云(北京、媒体人) 袁雪成(苏州、中学教师) 詹双环(北京、职员) 张帆(海外、工程师) 张辉(北京、学者) 张继伟(济南、建筑设计师)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赵常青(北京、民间维权人士) 张昆(徐州、民间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律师) 庄道鹤(杭州、法律人) 或者就在下面签名:
*必填








赵晓:中国人离中国梦有多远?我的初步思考:一、中国离收入分配公平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目前的现实中国梦是少数人的大梦,多数人的恶梦。二、中国离公平、公义的国家治理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权力不公乃收入不均之源头。三是中国离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普适价值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

老佟他不信转播:在极夜里醒着或装睡,有啥梦可做呢?

萧瀚:商业传统深厚之地,人们习惯于各种政治妥协,因政治也是门生意。连大海都基本上见不着的封闭环境,数千年蔑视商业的传统,再加劳动价值论的新洗脑,这三大剧毒融汇一炉之地,奴役者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被奴役者怂忍至极,非死不博,若搏大家一起死,双方都不知妥协为何物。
疯狂的自转: 但见画了坨好大好大好大的红太阳在那光芒万丈呢,操! || 老佟他不信: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话哪个王八蛋说的?后来,画出来了,盲人瞎马;字也写出来了,血红雪白。2013227今天 02:44
萧瀚 : 在没有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的地方,财产权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这种社会若想转型成宪-政国家,极重要的一点在于社会大众要有种宽厚的默契,除了对权力元恶可严究,对体制其他受益者的财产要有一份克制——除了彻底赤贫者,其他人可能都不同程度与恶制度合作过,苛刻会导致同归于尽。
播哥:培训的时候听上级领导说,全国党员有8000多万,而全世界超过8000万人口的国家不过14个。俺就在想,要是让全体党员随便割据个地方,独立出去,组建一个国家,8000万最先进的人都保持同一信仰信念,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干扰建设,没有杂音和不良思潮,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就诞生了么。转



万亿公积金入市研究启动 财富管理规划利好A股http://finance.qq.com/a/20130227/000838.htm



本报记者 杨颖桦
实习记者 李 维 北京报道
2月26日,沪指收报2293点,仅7个交易日,即由2444点跌落150点。
正当市场纠结反弹是否结束之际,当天下午,证监会表示,将继续加快推动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其中,住房公积金运作资本市场投资渠道的相关研究工作,已经启动。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改进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模式,尽快推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1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规模庞大,缴存余额高达2.1万亿元。
而这个振奋消息,只是当天证监会利好组合拳之一。
2012年6月,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讲话,为这个涵盖了基金公司、券商、银行、信托、保险期货公司、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重要主体的大行业,划定了“强大”的基调。
时隔近8个月后,监管层再度为2013年开始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做出了五大规划。
2013年2月26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详细阐述了这五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即将在今年6月份实施的新基金法大框架下,将有九大方面配套措施陆续发布。
二是加快推进多元、开放、包容的财富管理队伍建设。这涉及到了包括通过对基金公司本身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允许专业人士持股、研究推动基金公司上市、私募基金监管等财富管理机构主体发展的改革。
三是继续加快推动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这涉及到了QFII和RQFII框架改革、保险资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入市等让市场心跳加速的话题。
四是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推进。期盼多年的REITs已破题。
最后也是尤为关键的仍是强化监管。这涉及到了新基金法实施后基金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如何具体监管,以及私募基金登记、自律管理如何贯彻这个新话题。
9方面法规护航新基金法落地
今年6月,新基金法将实施,在监管层看来从通过到实施这几个月是个重要的时期,他们称其为过渡期,因为在这期间有众多配套规则需要密集的起草、修订。
事实上,新基金法给基金行业留下了许多创新与开放的空间,从纳入监管的机构范围、到投资范围、再到销售、托管等基金配套业务的资格放开、再到从业人员的相关限制、还有监管职能分工的重新界定等,这都需要一系列的详细配套规则来护航。
而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层为其配套了九方面法规的改进内容。
首先针对机构业务资格与登记注册监管方面的,比如针对私募基金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放规范各类机构从事公募业务的《资产管理机构从事公募基金业务暂行规定》。
再者是针对基金配套业务机构方面的,包括涉及托管业务的托管办法修订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托管业务暂行规定,还有《公开募集基金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而修订后的基金销售办法即将发布。
在针对基金公司股东、从业人员方面,则有规范基金公司股东资格和专业人士持股等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高管人员管理办法。
而在基金公司具体业务方面,则有信披管理办法修改,以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的修改等。值得注意的是,运作管理办法将重点落实公募基金申请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以及适度放开基金关联交易的规定。
而在监管职能方面,新基金法专门开辟了一部分阐述协会的功能,而未来《证券投资基金监管职能分工协作指引》的修改,将重新梳理厘定基金部、派出机构、基金业协会、交易所的职能分工,“特别是明确私募基金监管的职责分工”。上述部门负责人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还将出台的还有涉及到基金公募业务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将详细规定相关计提与使用规则。
目前,整体基金风险准备金已超100亿。此外,新基金法打开的基金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空间,一直引来争议,监管层将会出台从业人员证券投资管理暂行规定,为此划定规则。
于此同时,此前市场关注的内地与相关基金互认办法,也将出台,意味着这一改革已经渐行渐近。
未来,监管部门还将配合立法机关编写《证券投资基金法释义》,为解读新基金法提供读本。
基金上市、股权激励破题
护航新基金法的落地,是法规层面的新命题,而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如何做大机构本身,为其创造“强大”的监管环境,则尤为重要。
目前,监管层已为此定出了改革的路线,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来占据财富管理行业重要地位的基金公司本身的改革。
在这方面,监管层给出的制度红利或给行业带来巨大的空间。因为其对困扰行业多年的准入门槛、人才激励、资本夯实问题给出了解决的空间。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未来证监会将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从而建立畅销激励约束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经有万家基金通过基金子公司的形式实现持股股权激励,而未来,直接持股方式或已不远。
另外一个让市场心跳的话题则是研究推动基金管理公司上市。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基金公司基本具备了上市的条件和基础。“尤其是在行业前列的公司,盈利模式清晰,已具备了上市的条件。”其指出。
而目前,监管层已为基金公司的IPO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其中包括在《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修订后,允许过去只有责任有限公司形式的基金公司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取消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行政审批等。
而下一步,监管层则将研究如何推动基金公司上市。此前就有基金公司高管对记者指出,目前困扰基金公司做大创新业务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薄弱的资本金,与上市券商等雄厚的资本金相比,基金公司几亿级别的资本金显然太过“可怜”。
发行上市无疑会给基金公司带来资本金夯实的制度红利,拉小与券商的距离。此外,由于多年来信托公司的盈利模式仍未持续清晰,其上市目前仍难以实现,如果基金公司得以上市,也将给其与信托公司的激烈竞争带来巨大优势。
此外,基金监管环境改善也让更多的机构具有参赛资格,弱化以往公募牌照红利更是重要的部分。据了解,监管层未来将继续扩展其他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范围。
据记者了解,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扩大工作已经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最新消息显示,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五家商业已经进入下一批的试点。
“三金”入市
无论是财富管理行业法规层面的完善,还是为机构本身壮大创造更宽松适合的监管环境,都是从机构层面入手,而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资金的长期性与投资偏好更为关键。
而在这方面,监管层将在2013年起着力加快推动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
其中,让市场尤为关注的无疑是保险资金、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运用资本市场投资手段的相关推动。
在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运作环境改善方面,据监管层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保险机构持股市值为8197亿元,占沪深两市总市值的3.59%,而目前保险公司投资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仅为保险总资产的10%左右,与法定上限20%仍有一定空间。
据上述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证监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的相关政策,在有效管理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保险资金对于创业板股票投资有所限制,目前,在创业板已经发展多年,监管层正在研究推动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板股票,未来一些刚性的限制或将取消。
另外一个境内长期资金重头戏则是养老金。
据了解,下一步,证监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养老金发展和投资运营相关制度,推动养老金的专业化、市场化投资运营。这包括未来是以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运作,还是开拓其他运作模式等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3月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已经受托广东省1000亿元规模的养老金运营。据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去年在广东部分养老金委托社保理事会投资的同时,相关监管层与社保理事会等也与几个养老金结存规模较大的省份,研究推进养老金委托投资的问题。




【万亿公积金入市研究启动 财富管理规划利好A股】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会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改进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模式,尽快推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1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规模庞大,缴存余额高达2.1万亿元。http://url.cn/CiI2eb


曾繁运: 会亏空吗?刘延方: 狼来了,吃完养老金,吃公积金,下一个猎物会不会是医保,看来是骨头也不会剩了,灾难呀

万亿公积金入市研究启动 财富管理规划利好A股证券新闻

21世纪经济报道[微博]杨颖桦;李 维2013-02-27 02:53



打开电视,就是:打倒小日本、为组织献身、灰姑娘嫁高帅富、屌丝娶公主、为看不见的乌托邦而奋斗、歌功颂德的晚会……这中间潜含着:灌输仇恨、谎言欺骗、金钱婚姻、娱乐至死。长此以往,再正常的人也会被忽悠成脑残!




【难题】收到一封私信:今天好奇宪法到底是啥?看了第一句就没看懂。请教“宪法”序言里面第一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什么是革命传统呢?

律师江天勇转播:
就在这个长围脖里我突然知道郭春平就是网友 @中原杰士 ,郭春平我认识,在广州见过几次面,我的河南老乡;中原杰士网上有个交流,但我不知道郭春平就是中原杰士,我清楚的记得中原杰士托我转给刚出来很困难的唐吉田律师1000元钱 || 公民方健: || 尐頑崓: ||海员GG: || 叶隐:
叶隐2013226:


中国新闻周刊:【党 国英:“社会主义私有制”考】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作是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 http://url.cn/DvoeBC #锐度专栏#

评论中心 >> 锐度专栏 >> 正文2013年02月06日 10:38:47 专栏作者:党国英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提要: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作是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


图为阿坝县各莫乡俄休村村民在数千亩的土地上收割青稞。张浪 摄  来源:中新网
    原题:“社会主义私有制”考
  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
  文/党国英
    (声明:任何网站禁止转载)
  在我们的标准知识里,私营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私有制的经济形式,也因此与社会主义相冲突,所以,私营经济不能是主导。
  1992年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更新了我们的标准知识,现在能不能把私营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私有制”的概念?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正面临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要求,任务是更新我们关于私有制的标准知识。这样做有逻辑依据么?当然有。我曾经在这个专栏里谈及“古典私有制”与“现代社会私有制”的不同,后者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区别于古典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大块土地,如果他将土地圈起来搞成一个封闭的、私密的庄园,就对社会形成伤害(即所谓“外部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应该限制其私密范围,要求他开放大部分土地;如果他种植了树木,树林就应该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免费游览。
  除前面说的对私密空间大小进行限制之外,现代公权对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行使,还有很多限制办法。一是限制用途。这是文明国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为了保护农地和其他能给环境带来正能量的土地,很多先进国家都有法规,不允许土地的权利人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二是限制交易。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土地交易对象和优先次序都可能做出限制,例如农地交易,政府可能规定必须将农地优先出让给有资质务农的购买者。三是限制收益。国家会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因土地权利产生的收益差别。例如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处住房和豪宅的土地权利人享有的福利大,应按照累进税率缴税。四是追加责任。国家会要求土地权利人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土地进行保护,甚至一个社区都会形成规章,要求土地权利人照章行事,例如,院落要整洁、草坪须修剪等。有了这些特征,那种古典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私人权利就被颠覆了,社会主义意义由此得到了体现。

【视频:美国的宪法和自由】 http://url.cn/0Wr2lN
唐孙: 谭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买那么多美国国债?谭雅玲谭雅玲,现任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市场现状的选择,也是技术不足的无奈选择。马可安转播:这都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上位者愚蠢,酒囊饭袋。过去的四十年你们实行黄金统购统销,全国每年产黄金350吨,几十年共计一万吨,全廉价出口换外汇。

【。。。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 先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再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再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再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再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的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张鸣:有一阵不明白为何那么多如此明显的谎言,会被人大模大样地说出来,后来才明白,那时的人们,真的就是傻。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苹果一个个地过,个子小的不要。国与国的贸易,会这样的吗?但这样的故事,大家都信。先愚民,不肯愚的,不是死就进了监狱,然后用再蠢的话骗你,你都信。

娄红乐:解密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http://url.cn/Dc8ZP1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娄红乐:解密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发布时间:2013-02-20 13:34 作者:娄红乐/资料整理 字号:   点击: 12325次
  中朝关系在官方的宣传中向来被称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无论对朝鲜是喜是厌还是恨,在国人的眼中,中朝一直被看做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

  中朝之间的“友谊”真的像我们认为的这般亲密无间么?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一、朝战结束后,中朝之间并未始终处于蜜月期

       1、为了弥合战争期间的中朝矛盾,50年代中期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详细]

  2、朝鲜战后重建出现严重问题,金日成为了清除异己不惜开罪毛泽东

       尽管有中苏的大力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进展飞快,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朝鲜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于朝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等措施,造成了粮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征收及禁售粮食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为此,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帮其渡过了难关。(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清洗对其有异议的党内其他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同时,他将粮食危机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潮四起,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也日甚一日,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随后,朝鲜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延安派领导(他们都是从中国回来的)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潜往中国。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这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11月朝鲜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金日成更是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派彭德怀赴朝“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尽管金日成迫于中方的压力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其在执行时一直拖延不办,这致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主要表现在:

  (1)、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2)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3)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详细]

  3、毛泽东为谋求国际共运领导权,开始向金日成妥协,并主动要求从朝鲜撤军

       然而,中朝关系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转机,因为此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也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为了与苏共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亟需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三大措施以赢得金正日的支持:

  (1)、开始支持金日成打压反对者。这一转变首先反映在对待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移居长春的前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谈话时很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告诉他中国“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

  (2)、开始非常热心地大力援助朝鲜。1958年11月22日,金日成再次访问中国,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会谈中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

  (3)、由于中朝关系出现裂痕,由于某些志愿军干部存在的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以此为借口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为了彻底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等价值1亿57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当然,毛泽东的友好付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金正日在之后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详细]

  二、60-90年代朝鲜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争取两国援助

      1、中苏分裂初期,朝鲜保持中立,获得了很多援助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竞相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额和规模也不断攀比上升。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不希望得罪中、苏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比如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对于中朝走近,苏联不甘落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并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除了政治上的攻击和拉拢外,最有效的当然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中苏双方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1960年8月,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而中国如果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中国政府承诺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周恩来表示,虽然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1960年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大饥荒”,但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而中国的援助反过来又推动了苏朝达成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

  2、1965年之前朝鲜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中朝进入“蜜月期”

     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针对苏共带头指责中共的情况,196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社论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反对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1)朝党不怕国际共运的分裂,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如果中国同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2)朝党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了“秀才”班了,准备参加论战,并且准备“点名”批苏;(3)朝党支持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并愿意出面向其他党做工作。此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内,中朝之间缔结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协定:(1)1961年7月11日缔结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了中朝军事同盟。(2)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正因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参与此事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公开的支持招来了苏联的一系列反制措施。1962年苏联决定暂时延缓对朝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于1964年正式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3年,朝苏关系除贸易外,已没有什么了,这让朝鲜遭受到了巨大损失。…[详细]

  3、60年代后期中国奉行革命外交,朝鲜为了获取苏联援助与中国疏远

       参与中苏论战对朝鲜而言毕竟弊多利少。苏联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也给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联从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非友即敌,这自然影响了中朝关系。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革命外交,双方关系更加恶化。部分红卫兵针对朝鲜的“背叛”指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门徒”,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停止交换各自重要新闻素材。1967年底,中朝两国都撤回各自的大使,暂由临时代办处理日常事务。而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史迹材料也被悄然替换。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评论性文章,通过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来影射中国。中朝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在中朝边境,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详细]

  4、七八十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奉行“等距离”原则,中朝关系比较平稳

       1960年代末期,苏联急于对美和解,不支持朝鲜的对抗行为,令朝鲜大为不满。而中国则饱受激进政策之苦,外交陷入困境。因此,从1968年起双方都开始努力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结束两国紧张状态。毛泽东在1969年承认,中朝之问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向金日成就“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两国之间产生的隔阂和误解。至此,中朝关系再次恢复正常。此后直到1992年,中朝双方的关系都处于平稳状态。但朝鲜始终在中苏之间谋求平衡,以获得两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而相对来说,朝鲜对苏联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则不断减弱,这从朝鲜对外贸易的额度可以略窥一二:

 

  括号中百分比为苏、中对朝贸易额占朝鲜贸易额的比重。

       三、90年代至今,朝核问题让朝鲜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

      1、1992年中韩建交让中朝关系趋于冷淡

      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韩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鲜方面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悦。比如据中国前外长钱其琛回忆:“1992年7月12日,江总书记……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第三天我便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外长金永南。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尽管朝鲜表示了“理解”,但并不代表朝鲜方面对中韩建交就听之任之,相反,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比如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出问题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再如,有韩国学者披露,朝鲜向中国转达了《抗议备忘录》,并且作为中韩建交的抗议表示,朝鲜威胁将终止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紧急召回朝鲜驻华大使朱昌骏,以及暂停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以此露骨地向中方表示不满态度。尽管这些讯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从中也折射出,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事实上,整个90年代中朝关系都处于冷淡阶段,两国极少有高层互访。而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图片来源:曹志刚《当代中朝贸易发展研究》

      2、由于苏联解体、朝核危机等因素,2000年以来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加

      在1990年代之前,朝鲜虽然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但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强。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因朝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仅从经济角度看,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之后是不断增强的:

 

  造成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前苏联曾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199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4.7亿美元,占朝鲜对外贸易的52.3%。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朝鲜丧失了东欧和苏联的援助和市场,俄朝贸易大幅下滑,仅占朝鲜对外贸易的4-7%左右。(2)由于朝核问题,日美韩等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纷纷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导致其贸易额下降。此后,朝鲜半岛核问题及国际社会的制裁导致朝鲜几乎中断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制裁并没有抑制住朝鲜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但却使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陡然上升。比如日本曾经是朝鲜第二大贸易伙伴,1998年日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一度超过30%。然而在2003年以后,受日本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影响,日朝贸易由2003年的10.9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800万美元。

  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更体现在援助方面。1996年5月,朝鲜副总理洪成南访华,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议书》,协议签订5年内,中国每年支持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无偿援助的。据联合早报统计,1995年到2001年5年间,朝鲜所获粮食援助总计410万吨,其中200万吨来自中国,几乎占了一半。中国援助朝鲜的其他物资有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一个间接的数据反映出中国当前对朝援助规模相当可观——根据统计仅在2000年,从丹东火车站进入朝鲜的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有:原油7500灌车计30万吨;大豆500车皮计12000吨;原煤5000车皮计18万吨;载重卡车500辆;工业机械200余套。

  当然,当前的中朝关系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断,比如在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都是以‘经第三国去韩国’的个案手法妥善处理”,而不是遣送回国的做法,显然会引起朝鲜的不快,金正日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鲜试射导弹,“在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国”。更重要的是,朝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虽然历次朝鲜核危机几乎都是朝鲜在向美国示威,但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详细]

  结语

     中国与朝鲜的恩恩怨怨分分和和,中国对朝外交的得与失,都说明中朝之间从来都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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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苗:其时法兰西 http://url.cn/AqKEtI 马克思对公社的微词就在于公社没对中央权力下手,执迷于政治选举,浪费掉彻底夺取权力的机会。马克思没有揭示他的未来社会权力构架的形态究竟如何,但他用词“专政”,与“独裁”语意无二,不仅是集权的,而且是极权的,在这样的政治逻辑里,当然没有自治。


李大苗:其时法兰西

发布时间:2013-02-12 10:37 作者:李大苗 字号:   点击: 905次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惟有一处(p248)出现“封建专制”一词。在全书其它任何地方,“封建”不仅与“专制”相互不缀,而且还相互对立,非此则彼。查英文版,此处的“封建”与“专制”间有连词“and”,法文版也有连词“et”。这样,正当的翻译应该是“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并列的语义。通贯托克维尔这部文作的“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而所谓“封建”,早已经退出国家治理,仅保留某些“特权”的社会阶层,托克维尔甚至将之比作“种姓”,也即得自于血统的社会身份而已。

  《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时代的另一部噪名之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旗帜鲜明地使用“封建专制”(feudal absolutism)。他们是这样说的,“……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注意,“束缚”包含有“强制”的语义,还可以引申出“制约”,“绑定”等等。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封建”就是国家权力与政治强权的架构,可以用来勘定“专制”的属性。之所以提及这个差异,亦关乎到当下,在“封建专制”这个政治惯用型面前,不得不费力地论证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最根本的是,唯有否定“封建专制”,才能剥离出“旧制度”这个事实,由此来认清并判定“大革命”的性质,否则,托克维尔根本不可能写作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宏论。倘若有如托克维尔这样的判断,那么,无论马克思给出的缀词如何,他就应当清楚,在中央集权这个权力构架上,社会主义与波旁王朝基本无别,共产主义者同路易王室干的是同一勾当。

  托克维尔指证,波旁王朝治下,法兰西只有四分之一的省设立“省会议”,托氏说“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说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只有两个省才有真正生气蓬勃的省自由权”。法兰西国家结构的主体是“财政区省”,由中央政府派出“总督”实施治理。对此,托氏引用约翰?劳的一段话是,“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地方无权自治,基层听命中央,这就是托氏所言的“专制”。

  比照满清时代在蒙藏回地方浮设“大臣”,各省份派任“督抚”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十八世纪,再没有一个国家若法兰西这般似于中华帝国了。诸如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托氏称,是“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如果再加思索,内中未必没有对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终极崇拜,否则,解释不了,伸张三权分立的的孟德斯鸠,在资讯同样匮乏条件下,何能对中华帝国有着不屑的鄙夷与批判。着实看来,在伏尔泰那里,“封建”与“专制”也是两立的;尽管前者早已被剥夺对地方的治理,固有的权力资格,化作身份优待,反倒彰显不平等的质感。

  导致社会动荡的那场增税事件,并非肇始于1788年,而是再早一年。因于既有办法增税不得,路易十六同意各省召开省级的“三级会议”。省级三级会议,一俟召开,就没再设定闭会。成为常设议事机构外,同时还成为常设的权力机关,与中央派下的总督分庭抗礼起来。在增税与否进入议题之前,省级会议首先确立自己的权威,而不守身于咨议辅政,将代表中央政府总督权力夺下。这样,在步入1788年的时候,各省已经俨若地方自治,此时的法国,不仅国王不能一言九鼎,在事权构架未能划清之前,权力业已瘫痪。这又与中国极其相似,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止于议政辅政,并非权力机关,但督抚的权力立刻受其挤兑,中央政灵当即失灵。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连历史时刻表都是那么相同。

  “三权分立”划时代意义首先在美国联邦宪法得到体现和验证,对美国革命抱以巨大同情的法国人,废止中央极权体制而各省建立的“三级会议”, 除去立法权,还拿下行政和司法权,拥有比总督还要强大的权力,而权力分立的原则,恰恰是他们自己同胞向这个世界堂然阐明。此前的法兰西王权,终归受制于神圣的宗教神权,受制于习惯法和从历史承袭的传统,司法体制或强或弱地保持独立。1789年革命起来之后,神权被打倒,司法权被辖制,“人民主权”的理论下,万权归一,立法、行政、司法审判一体化,最终走上雅各宾专政的极端。

  旧制度时代的法兰西,虽然是中央集权,但贯彻到底的只是政治建制,经济社会却是割据封闭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受总督辖制,为权力庇护和支配,追逐垄断而摒弃竞争。省际间,甚至地区间,关卡林立,厘金繁复,鼓励生产却抑制贸易,尤其抑制资源类的物品外售。比如,既往为控制粮食价格上升,各地区都控制粮食外流,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粮食供给多靠中央的权力安排调剂。在亚瑟?扬看来,法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下落后,而波旁时代的人口却能持续稳步增长,使得以往不足为奇的年景都能唤起饥馑的惶恐。

  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式的土地制度,马克思以“小农经济” 的称谓将其冲人类历史阶段的规律中剔除出去。而从托克维尔引用的记叙们可以读到,远在大革命之前,法兰西就已经亦步亦趋地跟了上来:“瓜分遗产使得原来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后是无法完全靠土地为生的。”这是说,“小农经济”并非是东方模式的经济特例,而是制度机制下会普遍出现的历史必然。均等的财产继承制必定是土地分割,只消两三代的时光,土地就会微化到不堪的地步,其代价是,粮食商品化愈发低下,粮食收购的成本增加。

  “封建”势力相形强大,中央威权式弱,众多城市处于足够自治的英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英格兰和威尔士,1700年的城市化率是14%,因刚刚并入苏格兰,将其均数拉低些许,故与法兰西相差有限;100年后的1800年,包括着苏格兰的不列颠王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30%,此时的法国的城市化率依旧停留在12%略高一点的程度。在此说一下,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城市化率都约在11-12%这个区间中,而且还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都在革命后再造中央集权,乃至无所不能的极权。

  没有文官体制资源的英格兰,只能制定规则,经济事务听由商人办理,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团体推进,尽管也是长期奉行“重商主义”,也是守在立法(航海法等)垄断,哪怕将某些行政职能委托给经济组织,诸如“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而法兰西的文官体制,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还是规则的裁断者与资源调动者。在法兰西的总督看来,生产只是国家或地区与民众获取财富的源泉,而不是为着民众消费。人们总是用“工业革命”或“启蒙”来提及这个时代,所疏忽的是,这也更是个商业革命的时代,生产由传统家庭式的作坊转变为产业化集约生产的同时,商业也从个体奔走的商户跃变成合作经营,取长补短的专业化分工是一个方面,组合起来共担风险,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当法兰西选择文官制度的集权体制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它也就不可能练就市场运行中隐含的信用秩序。

  法兰西城市化进程停滞,一者在于遗产分割制度,因为,单一继承制度会将不得分享固定财产的孩子逐离到城市寻求发展;一者在于,中央集权管控下的城市,资产者是城市建设的受动者,对城市发展的反应木讷,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责任感。市场发育缓慢,提供不了再多的就业机会,市政效用的缺损也限制城市的容纳能力。事实上,国家权力可以笃定“城”,但“市”则必定在经济场中占据效用。中央集权,就是自信派员镇守一方的能力,无知于经济有自发的本能。

  1787年建立起来的省级会议,虽然称作“三级会议”,但多是存留在本地传统贵族组成,因此也称作“贵族会议”。这些贵族,已经祖祖辈辈十好几代没有治理社会的经验了,不仅如此,城市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异物,是从封建贵族领地切分出来,执有“特许状”而免于领主或教区管制的自由特权。“封建”这个制度,过去所辖制的是人身依附领主的农奴,存遗下来的这些“贵族”,最有效也不过是道德威望,与既已人身解放了的农民构不成治理与服从的关系。当贵族们忽然构成“会议”,既使因合法性来自推举而能抵抗总督的权力,但无论心力还是能力,都不足担起地方治理的责任。

  对于秩序的解析,哈耶克说,首先是“自发”的,出自人本能的秩序,再而才能进入更加稳定和合乎知识理性的状态,也即“扩展秩序”。一旦外力突然失去,久受外在强制统治的社会,要重新从“自发”开始摸索,旧有的习惯尚未褪去,新样的格局未得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反倒成了“被遗弃”。对自己能力的无知,对新制度的茫然,对社会状态的无能,当然会令人们惶恐躁动。旧制度,再邪恶,它也是按部就班地,而且是可感知和可见证的治理质体,比起没有制度,人们终究还能知道它会坏到哪去。

  这样,也就能更清晰理解诸如“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等等这样的语意了。这是亚瑟?扬对法国1789年的纪实,而一年多前,正是他们坚决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增税方案,史称“省级会议造反”。然而,一旦真地没有了中央集权的管制,地方政治立即不知所措,形形色色的地方精英们涌向巴黎,讨教王国的未来走向,是他们的惦念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找回中央绝对权力对自己的重新统治。

  两百多年后,同样的场景在俄罗斯再现。主政后的普京,取缔了地方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恢复苏联时代的中央派出制度。强横且明目张胆的专制复辟,赢得俄罗斯民众的衷心拥戴,以致与梅德韦杰夫二人转地轮流坐庄,连袂出演旷古政治奇观。另一个案例是重庆,那里相当一些人们,拒绝法治,膜拜人治,鄙夷规则,敬服铁腕,对薄熙来有着青天般的感戴。他们明明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带着自己的嫡系接管了重庆,这不仅极度践踏了吏治原则,而且,这大小马仔只效忠自己的领袖而无情于重庆民众,但是他们还是坚定表示,若能民众投票选举的话,他们依旧会从外边选择薄熙来整治自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愚昧到这种程度,全然不知地方选举本身就是自治,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与自己痛痒毫无干系的外部强横势力。

  1788年,法兰西的地方自治短暂且失败,因对自治的无知而不觉痛苦。1794年,雅各宾专制时期,彻底废除旧的省治,将法兰西切割83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切割出若干次级管区,然后再是市和基本区,由此辖制到最基层的社区。社区是有选举的,但社区并非权力机关,是居民议事会堂。成日后将近百年里,帝国还是共和国的反复疼痛,都没有令法兰西人回首这段故事;既使共和政治就是选举,但法兰西各级长官还是上级派驻的,地方会议只是地方长官的咨议机构,无权决定地方事务。这种中央集权的状态持续到1977年,由此,地方政治才开始启动,尽管此时城市化率已经到顶,法兰西的民众才第一次选举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市长。人们将这个进程称作“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其实该词的本意就是“去集权化”。这个已经启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至今还未完结,尚在更深入地推进。

  地方自治,曾经一次的想象,应当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法语中,城市社会属于公社一种,所以,巴黎公社的定位,至少含有地方自治的意思。公社并没接管设在巴黎的大小银行,也没抄没中央政府在银行的存款和中央金库,可以理解公社对国家最高权力没有不堪的觊觎,隐含着守于自治的心意。没有自治传统的法国政治,称作“共和国”,也理解不了“共和”本应容括分权自治,所以梯也尔政府必然坚决镇压。在政治构架的理念上,马克思与梯也尔如出一辙,他对公社的微词就在于公社没对中央权力下手,没有接管银行,没有没收中央金库,执迷于政治选举,浪费掉彻底夺取权力的机会。马克思没有揭示他的未来社会权力构架的形态究竟如何,但他用词“专政”(dictatorship),与“独裁”语意无二,不仅是集权的,而且是极权的,在这样的政治逻辑里,当然没有自治。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程映虹:东德人为什么要跑?http://url.cn/ArGEft 1949-1985年,东德共关押了25万政治犯,平均每年将近7000人。而东德从建立到瓦解,人口一直没有超过2000万。大量关押政治犯一直是封闭国家得以维持的主要方法,东德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没有发生激烈革命和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原因。



程映虹:东德人为什么要跑?

发布时间:2013-02-24 08:20 作者:程映虹 字号:   点击: 3096次
  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有汽车,有乡间木屋,享受度假津贴,基本生活物资受政府物价补贴,教育和医疗有保障。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呢?

  这是参观德国柏林的东德社会展览馆(DDRMuseum)后的感想。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大街一号。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杀害。两德统一后,很多由原东德沿袭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名都没有改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等等,体现了统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网上有一篇德国游记,作者根据一本旧的柏林介绍就这些街名议论道:“书上写的这些当然是东西德合并前的名称,我估计现在大街依旧,但名称大致都改了。马克思、列宁、‘解放’、李卜克内西对西德一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吗?”事实上,这些地方地名依旧,而且就在作者的脚下。

  东德社会展览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它主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介绍那个已经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数展品都可以和观众互动,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展品和启动电子装置来让展品“复活”,从而对那个时代获得更真实的感受。

  进入这个展览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辆东德生产的家用汽车。东德家用汽车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东德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议: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了甲壳虫小型家用汽车,东德也要拿出类似的产品。1958年东德的这个叫做Trabi的产品投产,很快就上市。这个Trabi非常小,很难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国人如何能舒服地坐进去。

  但空间狭小并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一是汽车的售后服务。修理非常昂贵,零部件极端短缺,修车铺如果要换零部件,常常要车主自己去想办法。为了省钱,很多德国人自己动手修车,用展出说明中的话:很多德国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车的工作台。二是车的价格,对于多数东德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最后是排队等候购买证,一般要十六年(这是展出说明中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东德家庭还是想方设法存了钱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买车。到1985年,东德一半家庭有了汽车。这个比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实,就满足日常交通来说,东德人没有必要购车。东德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公交发达,由于国家补贴,费用非常便宜,有时甚至免费。虽然火车陈旧,行驶缓慢,汽车也是如此,经常误点;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东德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东德人应该感到满足的还有很多东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价格低到一些人拿来喂狗的地步。虽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水果还是非常短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虽然设施和服务并不理想。东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远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在国内度假,政府向度假者发放度假优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资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一的费用。1982年时,德国工会在全东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务。东德的工会不是只管理度假、单位食堂和发电影票这些福利,它们在工资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厂领导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虽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为难领导。就业机会是公开的,工厂招人都直接在厂门口贴出告示公之于众,中国人在“文革”后期渐渐习惯的走后门和顶替这些途径,在东德似乎并不常见。劳动局和人事局这些政府部门对就业的掌控和名额的分配看来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展览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涌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物质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说还不错的东德为什么垮掉。这个问题很大,今天的人可能也都会有一个很抽象的答案,但这个展出馆的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线索。例如,在一个角落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囚室,说明文字中提到从1949年到1985年,东德一共关押了二十五万政治犯,平均每年将近七千人。东德从建立到瓦解,人口一直没有超过两千万,那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了。大量关押政治犯一直是封闭国家得以维持的主要方法,东德看来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没有发生激烈革命和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原因。与此相比,西德就没有政治犯。不但没有,六十年代还闹过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中心就在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当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些革命家都曾经是青年的偶像。对比之下,那些新左派,没有一个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问题被关进过监狱。

  又如,一个依靠国家补贴基本生活物资的社会,其内里也很可能是一个特权横行的制度,而不会像表面上那么平均主义。展览馆里有一个冰箱,是东德高级干部家庭的,里面放的是各式名酒和新鲜水果,这是生活在短缺经济和配给制度下的一般东德人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每天的面包非常便宜。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冰箱会不会是虚构的,目的是抹黑东德的红色政党呢?可以肯定,和其他展品不一样,这个冰箱不可能是从哪个干部家中抄家搬来的原件,那些水果都是蜡制的。但是你可以这么想:如果在一些物资丰富,消费品的供应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特供的话,那么,在一个物资短缺的配给制下的消费品特权难道不是更不可避免的吗?苏联东欧历史上的“小白桦商店”就是那些特供品的发放地。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东德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尤其是柏林墙建立后的近三十年中,无数人甘愿冒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企图逃离这个地方前往西德。从他们逃离的方法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当年东德的一般生活水平其实要高出很多国家。例如,把汽车的后备箱甚至座椅加以改装,把人藏进去;自制人力飞机和热气球;自制简易潜水艇和划艇(有人从波罗的海漂去北欧国家);挖地道(最成功的逃亡方式,有一条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地下通道曾经在两个晚上让五十七个人逃走)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机械工具、设备和其他条件,而它们多半是由这些逃亡者在他们自己家中完成的。虽然在逃亡者中,多数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被送进了监狱,成为每年平均七千名政治犯的重要来源,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如愿以偿,来到西柏林或者西德。

  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资极端贫乏,人民家中四壁空空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家中最多只有榔头和老虎钳这些最基本工具的社会,一个一举一动都被邻居看得清清楚楚毫无隐私的社会,这样的逃亡只能是奢侈的空想甚至神话。这些逃亡者除了靠长途跋涉和游泳这些最原始的手段,恐怕没有其他的办法。用这些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东德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话)的天堂而不是初级阶段的小康了,除了那些国家福利,这些自制的逃亡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技术和材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对东德人的拼死逃亡可能会这么想:住在这样一个天堂里还不满意,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往外跑,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相反,在东德人的眼中,和那些认为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去解释“自由”这两个字,可能就像夏虫不可语冰吧?

来源: 东方早报 | 来源日期:2013-02-24 | 责任编辑:令狐冲
老佟他不信: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华人悲惨遭遇 http://url.cn/9viQsq 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华人在柬60万。在经历了红色高棉(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酷刑。老佟他不信转播: 
耄魔输出革命,动员并武装当地华人华侨参加世界革命,推翻驻在国政府,种下的苦果。
老佟他不信转播: 
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柬埔寨华人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的解救。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不外乎“顾全大局”,或干脆立即避开,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华人悲惨遭遇

发布时间:2013-02-25 15:17 作者:佚名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2013年2月21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华人悲惨遭遇》

  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华人在柬埔寨达60万之众。然而,在经历了红色高棉(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酷刑。

  暴政与劫难

  1974年4月28日,柬埔寨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1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甚至被折磨死。

  1975年红色高棉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后,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被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200万金边市民和难民,有华人约40余万人。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清理阶级队伍”

  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波尔布特集团还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柬埔寨华人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的解救。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不外乎“顾全大局”,或干脆立即避开,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摘编自《公民读本》)

来源: 《快乐老人报》 | 来源日期:2013年2月21 | 责任编辑:令狐冲
王建疆 王建疆,新疆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副教授。  :【马一浮】他是《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代儒宗。周恩来称他:我国当代理学大师。他曾经风骨傲岸。孙传芳求见他拒绝;蒋介石邀他从政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文革时红卫兵疯狂抄家,“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他低声恳求,得到的是小将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建疆转播: 
《朗读者》,表现德国纳粹的电影,有深度反思,可以下载观赏。 || 胡萝卜大王: 自己的不能拍,多引进些俄,德的反思影片也好啊 || 王建疆: 这些年没见这样反思文革的大作了。偶尔涉及文革的,只是蜻蜓点水,甚至有所美化。
王建疆:【马一浮】他是《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代儒宗。周恩来称他:我国当代理学大师。他曾经风骨傲岸。孙传芳求见他拒绝;蒋介石邀他从政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文革时红卫兵疯狂抄家,“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他低声恳求,得到的是小将一记响亮的耳光。

1948年,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反美游行,照片显示示威游行快结束的当天稍晚的时间。警察围成人墙,以免影响交通。途中的车辆和路人,对人墙后面的游行并不关心。




孙桥炼: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影响 http://url.cn/DFYsLC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力地冲击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与其它进入印度的民族不同,英国人对印度社会的触动并不局限于表层,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其最终的目的是用西方文明改造印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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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桥炼: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影响发布时间:2012-03-03 09:18 作者:孙桥炼

摘要: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力地冲击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与其它进入印度的民族不同,英国人对印度社会的触动并不局限于表层,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其最终的目的是用西方文明改造印度文明。

  关键词: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传统社会

  在英国殖民入侵前,印度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曾给印度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有些却成了印度历史前进的包袱,最典型的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一开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后来却成为印度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另外一个影响最深的是印度教,它给印度社会打I-了深深的宗教-烙印。然而当英国人的铁骑踏上印度这片土地时,它却有了很大的改变。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村社制度的瓦解

  村社制度形成于后吠陀时代。是由部落社会的氏族公社变化而来的。村社是一种天然的经济共同体,其中耕地归村社所有,由村社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并视人口变动和生产状况定期重新分配,牧场、荒地、森林和水源由村社集体使用,而房屋、宅旁园地、农具和耕畜属于个体家庭私人所有。这样一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就不能脱离村社这一经济共同体。农民自然地也就被束缚在村社中。这一制度在一开始促进了印度农业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印度社会内部的稳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莫卧儿时代后期,村社体制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流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英国人的到来首先打破了这种自然经济状态。

  从1813年起,英国开始想把印度变为农业原料的供应地。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在把印度变为原料产地方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开始在印度推行税制改革,改革的内容为:(1)降低税率。(2)延长修订地税的周期。(3)部分地区按土质好坏定税,税额定到每块土地。(4)再次明确规定纳税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土地,包括抵押转卖。这些措施的中心是刺激地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能得到改善经营的好处,驱使他们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这次改革的结果,果然如殖民者预期的那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农产品显著增多了。印度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村社制度逐渐瓦解,已经开始融入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中,走上了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等级制度的削弱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最早由雅利安人建立,主要依赖于印度教的维护,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巩固和完善,种姓制度已经成为规范社会生活、保持生活稳定的一整套严密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调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为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种姓制度的消极作用不言而喻,阻碍了社会的垂直流动。种姓制度规定: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之间不能互相接触,彼此间相互隔绝。种姓间的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极其困难。

  随着英国对印度占领进程的推进,有关印度的文化被陆续介绍到欧洲,引起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些英国学者攻击印度教体系,认为它们“卑鄙”、“残酷”和“无法无天”。

  因此,他们决定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来改变印度。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由英国官方自上而下直接鼓励传教士大批进入印度,在印度传播基督教。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并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大量吸收低等种姓的人入学。同时,还创办女子学校。使读书不再是高等种姓的特权,低等种姓的人也有了走进学校的机会。这对印度社会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变革。传教活动还使印度出现了一批宗教改革者,他们主要是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倡导宗教改革。其中,拉姆莫罕·罗易是这一时期公认的印度民族复兴的先驱。他首先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创立梵社,向印度教发起挑战。从罗易开始,以后所有的改革家们就是依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向一切残酷的、陈腐的社会陋习猛烈开火。1850年,政府颁布了《排除种姓无能力法》,宣布种姓权利必须服从于政府法令,不得因宗教信仰和种姓原因剥夺某些印度居民的财产及其继承权。1872年颁布的《特别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童婚和多妻制,并承认那些逾越种姓的婚姻为合法婚姻。这些法令的颁布虽然未最终消灭种姓歧视,毕竟是对印度传统社会的重大变革,动摇了几千年来的种姓制度的权威,使得印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种姓制度的基础,使印度人民开始意识到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危害,并敢于向印度教的权威发出击挑战。

  三、社会陋习的改良

  在殖民统治的初期,为了避免引起印度人的反感,殖民当局对印度习俗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1813年后,随着基督教在印度传播,传教士们意识-到印度教的一些陋习与他们所宣扬的西方文明格格不入,是违背人性的,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与西方文明所宣扬的注重人性、崇尚自由和民主观念相悖。因此,在他们的推动下,殖民政权开始用立法手段推行社会改革,即对印度社会陋习的改革。

  改革首先从荒谬的杀婴习俗开始。印度一些教徒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为了履行宗教许愿,把一个孩子投入恒河口的海中。1795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孟加拉管辖条例》,宣布杀婴习俗是杀害罪。这个法令很快被推广到其它省份,使这种恶俗慢慢地消亡。

  接着是禁止“刹蒂”,“刹蒂”的本意是一个贞节淑德的妇女,后来演变成这个贞妇和她丈夫的尸体一起被焚烧的习俗。威廉·本丁克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后,审慎研究后决定,立即取消“刹蒂”。1829年12月4日,殖民政府通过了有名的第17号条例,宣布“刹蒂”非法。法令颁布后,虽然“刹蒂”习俗未被彻底废除,这种行为却明显减少。这些改革可以说是英国在把印度带向近代文明社会方面的重要举措。

  对印度传统陋习的改革,推动了印度社会的思想变革,动摇了印度传统观念的根基,为未来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准备了土壤。

  结语

  总的说来,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力地冲击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与其它进入印度的民族不同,英国人对印度社会是触动并不局限于表层,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用西方的文明改造印度文明。所有这些变革改变了印度社会,为独立后印度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来源: 《西安社会科学》 | 来源日期:2011年第6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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