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

涅姆佐夫





@摩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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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酷摩酷,日本媒体人。★もく| 中国人のために祈りましょう★Twitter@hiyamamoku
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才是中国最大的污染源,说神马雾霾,幼稚。海员GG: 万恶之源
柴静拍了个纪录片,你们说,如果柴静的女儿生下来很健康,她还会去做雾霾纪录片?被害了才知道叫,是猪。被强拆了才知道没人权,是猪。觉得看了纪录片要做点什么,过两天就被下一个头条吸引了,是猪。就是猪,安心点。


晓思绪-MZ著作赠送  再偉大的經書,也誦不出這時代的幽默。




酗酒大师   真他妈解气,都来看看

涅姆佐夫社交网页最后状态:质问普京是不是中国间谍http://news.ifeng.com/a/20150228/43238040_0.shtml作者:王滔 邱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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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聚焦
2015-02-28 第83期
俄罗斯前任第一副总理、反对派政客涅姆佐夫,27日深夜在首都莫斯科,中枪遇害死亡。
涅姆佐夫(资料图)
俄罗斯前任第一副总理、反对派政客涅姆佐夫,27日深夜在首都莫斯科,中枪遇害死亡。
俄内政部指事发在接近子夜时分,枪手坐经过,向步行的涅姆佐夫开枪,涅姆佐夫背后中了4枪死亡。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发言人告诉媒体,枪手至少开了7枪。
遇害现场是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处的Bolshoi Kamenny桥。Bolshoi Kamenny桥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仅500英尺。2011年和2012年,岛上举行过主要反对派的集会。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安保最严密的地方之一,该地区有大量警察和特工。目前尚不清楚事发时普京是否在克宫,他通常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总统住宅。
事发后警方封锁了现场道路,涅姆佐夫的遗体最初在地上用黑布覆盖着,随后被抬离现场。
涅姆佐夫被刺时与名为安娜·杜丽茨卡娅的女子一同步行。安娜·杜丽茨卡娅没有受伤,她是一名职业模特,乌克兰人,生于1991年。目前,安娜·杜丽茨卡娅已向警方作证。
安娜·杜丽茨卡娅
据俄罗斯执法机构消息人士称,安娜·杜丽茨卡娅是此次枪击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我们查明,前不久她从莫斯科飞往瑞士做流产,腹中胎儿正是涅姆佐夫的。我们不排除,冲突可能由她引起”。
涅姆佐夫昨天在俄罗斯社交媒体VK上最后一条状态则是关于中国的:评论塔斯社关于俄政府准备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授予中国投资者逾50%的份额的新闻。质问普京是叛国贼还是中国间谍?大部分网友在这条状态下留言表示哀悼。
涅姆佐夫社交网页截图
涅姆佐夫其人:反政府大游行的组织者、普京最猛烈的批评者
事件发生后,普京对凶案表示谴责,指责是“买凶杀人”,目的是在反对派3月1号在莫斯科举行一场大型游行前夕,进行煽动。
反对派计划于3月1日举行的游行,以反对乌克兰战争为诉求。据反对派人士透露,涅姆佐夫正完成一份报告,内容包括一些证据,证明俄罗斯直接参与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活动。
55岁的涅姆佐夫是3月1日反政府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普京最猛烈的批评者。
2012年,涅姆佐夫公布了一份报告,披露普京拥有58架飞机和直升机、20座装修奢华的房子。
2013年,涅姆佐夫指责筹办索契冬奥会的资金被挪用而惹怒克里姆林宫,他指责“普京的朋友”做了手脚,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
在被刺的几个小时前,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中呼吁莫斯科民众参加3月1日的游行。游行的另一名组织者纳瓦尼(Alexei Navalny)2月19日被捕,将被监禁15天。
“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RPR-PARNAS)联合主席和前总理Mikhail Kasyano透露,原定于3月1日在莫斯科圣马力诺(Maryino)举行的”Vesna”(春天)集会将取消。“我们之前就这场反战集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涅姆佐夫遇刺的悲剧性事件改变了这次计划。但我们将在3月1日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一场哀悼集会,明天早晨我们就会联系莫斯科市长办公室。”
RPR-Parnas也呼吁其支持者周六上午在涅姆佐夫被杀的地方聚集。
涅姆佐夫简历:一度被看作叶利钦的接班人
作为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创始人之一,涅姆佐夫在叶利钦在任时期曾任第一副总理,并一度被看作叶利钦的接班人。
涅姆佐夫全名为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1959年10月9日生于索契市,1981年毕业于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市)国立大学无线电物理系,1985年获得该校副博士学位。1981年起开始在高尔基无线电物理科研所工作,研究员。
1990年,涅姆佐夫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代表,1991年秋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法制委员会委员。
1991年9月任俄联邦总统叶利钦驻下诺夫哥罗德州代表,1991年12月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办公室主任。1992年开始在该州推行亚夫林斯基专家小组制订的地区改革计划。1995年12月7日当选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
1993-1997年3月当选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成员。1996年春由倡议小组推举为俄联邦总统候选人,最后放弃参选。
1997年3月至1998年8月任俄政府第一副总理、副总理,1997年4月24日至1997年11月20日兼任俄联邦燃料能源部长。任副总理期间,涅姆佐夫挑战性地出台了一轮改革措施。
1999年12月,涅姆佐夫领衔右翼力量联盟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胜出,任国家杜马副主席、右翼力量联盟议会党团领袖、国家杜马法制委员会成员。2003年12月领衔右翼力量联盟党参加第4届俄联邦国家杜马选举失败。
2012年,涅姆佐夫担任反对党“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RPR-PARNAS)的联合主席。
各方表态,呼吁迅速、公正及透明的调查
对于涅姆佐夫遇刺,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普京将“亲自实施”对涅姆佐夫死亡事件的调查,他相信刺杀行动是一次“挑衅”。
而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涅姆佐夫表示他很害怕俄总统普京会杀掉他。“普京发动了乌克兰战争”,他说,“我非常讨厌他”。
与此同时,普京曾公开表示,他的反对者准备刺杀自己人,以嫁祸普京。“他们正在一些重要人物中寻找所谓的牺牲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谴责这起残暴的谋杀,呼吁俄政府进行迅速、公正及透明的调查,把凶徒绳之以法。
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托尔比约恩·亚格兰谴责了这起谋杀案,他在推特上说:“我很震惊身为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涅姆佐夫中弹,杀手必须被绳之以法。”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相信会找到为这起凶案负责的人。
普京的反对者:要么屈服,要么死亡
涅姆佐夫被枪杀身亡后,反普京阵营失去一位“重要人物”。近年来,一些反普京人士或已死亡、获罪,或选择妥协。前者,如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后者,如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2006年,俄罗斯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在电梯里被谋杀。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以报道车臣新闻出名,她反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和普京的执政,曾出版《普京的俄罗斯》一书。安娜的许多报道经由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刊登,这份自由派报纸以批评政府著称,在2001-2009年间,该报共有4位记者被杀害。2014年,5名被认为是谋杀安娜的凶手被判刑,但凶案的幕后主使者仍未查清。
纳塔莉亚·爱斯特米洛娃
2009年,俄罗斯人权活动家纳塔莉亚·爱斯特米洛娃(Natalia Estemirova)在车臣的家中被绑架,随后被枪杀。
纳塔莉亚·爱斯特米洛娃是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董事会成员,1991年,她在格罗兹尼电视行业工作期间,曾拍摄过13部纪录短片,片中揭露了在俄罗斯惩罚政策下的许多受害者。加入“纪念”人权组织之后,她走访车臣和印古什许多医院,为战争的受害孩童拍摄了照片。
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
生于1962年的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曾供职于俄联邦安全局,因批评政府被开除后,于2000年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2006年10月获得英国公民身份。其间曾出书两本批评普京,被莫斯科列入通缉名单。
2006年11月,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店与两名俄罗斯人喝茶时被人用放射性元素钋下毒,痛苦23天后身亡。他在死前声称,普京下令暗杀他。
此案曾引发英俄外交风波,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但直到2014年,英国政府才首次决定公开调查此案。2015年1月召开会的案件听证会上,利特维年科的遗孀指证俄罗斯涉案。
监狱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
普京与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恩怨持续了十余年。
2003年2月,普京召集俄罗斯顶级富商召开工业和企业家联合会议(RSPP)。在这场全国直播的会议上,时任尤科斯总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发言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他通过列举俄罗斯的腐败顽疾--给每年经济带来超300亿美元的损失、高校学生热衷于公务员因腐败有利可图、国有石油巨头的交易黑幕等,直接向坐在台下的普京发起挑战。
2003年10月,在西伯利亚一家机场里,霍氏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被逮捕。彼时他正带领一个12人的团队,辗转各地演讲,控诉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被迅速带回了莫斯科,受控从事欺诈、逃税及其他经济犯罪,并于2005年被判8年监禁,随后又于2010年因侵吞公款、洗钱等罪名,被加判6年徒刑。
在得知“可以不认罪而得到赦免”的消息后,霍氏在2013年11月向普京请求赦免,并附上了一封信,明确保证自己不会介入政治,也不会试图索回尤科斯。而他持有的大多数资产现在已构成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由普京的盟友伊格尔·谢钦(Igor I. Sechin)控制。
2013年11月底,俄罗斯议员投票通过一份全面大赦法案。特赦案覆盖至少2万名囚犯,霍氏成为其中一员,此外还包括反普京的朋克乐队“暴动小猫”,以及因抗议俄罗斯北极石油开发而被拘留的绿色和平组织人士。
出狱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前往德国,并获得瑞士的永久居留权。
“暴动小猫”演出时形象
“暴动小猫”是一支成立于2011年8月的朋克乐队。2012年1月,朋克乐队“暴动小猫”在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墙外,暴动小猫演唱《俄罗斯的反抗》、《普京吓尿了》等歌曲,在场8人全部被警察带走并处以罚款。
2012年2月,“暴动小猫”在教堂“快闪”,并将短暂的演出剪辑成MV,起名为《圣母啊,请把普京赶走!》。MV中的音乐时而庄严神圣,时而朋克癫狂,信徒们捂着嘴瞪着眼,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小猫们在胸前画着十字,不断跪地磕头,请求圣母玛利亚除去普京。不止于此,她们还使用脏话攻击了亲普京的俄罗斯东正教最高精神领袖基里尔一世。
随后,乐队的三名成员——22岁的托洛孔尼科娃、29岁的萨穆特瑟维奇和24岁的阿廖欣娜便被控犯有“流氓行为”而遭到逮捕。经过多次受审,乐队成员因流氓罪被判两年监禁。经过上诉,其中一人提前被释放。而阿廖欣娜和托洛科尼科娃直到索契冬奥会举办前夕才被释放。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
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则数次被判处监禁。
38岁的纳瓦利内以领导反普京示威和揭发腐败官员而闻名。他曾协助发起2011年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一直是各种反政府示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2013年7月18日,俄罗斯基洛夫市列宁斯基法院1裁定纳瓦利内侵吞基洛夫木材公司财产罪名成立,判处5年监禁。
而就在法院做出判决前一天,他正式登记成为候选人,准备参加莫斯科市长选举。在随后的选举中,他以超过27%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得票率仅次于目前担任莫斯科市长的索比亚宁。
2013年10月16日,基洛夫州法院把对他的判决从5年监禁改为5年缓期执行。
纳瓦利内表示,对他的起诉完全是“政治栽赃”,是一种政治迫害。但法院认为,这一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
2014年12月,纳瓦利内因涉嫌侵吞公司资金被莫斯科一家法院判处3年半监禁,缓期执行。他的弟弟奥列格·纳瓦利内因同样指控被判处3年半监禁。
2015年2月15日,纳瓦利内在地铁散发传单,呼吁群众加入游行。俄联邦内务部莫斯科总局新闻中心消息称,“纳瓦利内和另一名公民因企图违反公共秩序而在地铁被逮捕,他们已被送往分局以作出是否需要对其处罚的决定。
事实上,随着国内的反对势力的衰落,普京在俄罗斯的地位愈发巩固。甚至,美国《新闻周刊》在2014年底的一篇报道中指,“普京的‘圈内人’习惯于称普京为“老大”(the Boss)。但最近几年,他们给了他一个新称呼——“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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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虎
#茅台酒厂武警中队#的源头找到了。原来是1988年11月由贵州武警总队派驻的。它的使命,现在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http://url.cn/ZSmaVO  2月27日 21:45 全部转播和评论(122)
@刘虎: 这春联,他们敢收吗? || @赵文: 【过年送春联】上联:特色特权特殊;下联:茅台茅房茅坑。横批:奔跑吧兄弟!

传茅台驻扎武警中队 专家称之为政治性特例(全文)网易 > 财经频道 > 正文

2012-08-21 01:35:00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
http://money.163.com/12/0821/02/89D8A64A00253B0H_all.html?url_type=39&object_type=webpage&pos=1
“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国酒”的冠名权给了茅台?!
10年申请,“国酒茅台”终于拿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初审通过通知。然而,消息一出,白酒行业立马炸开了锅。以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为首的川酒军团紧急开会商讨对策,山西汾酒立即递交商标异议申请书,河南杜康甚至发布“十问檄文”。茅台的支持者寥寥无几,竞争对手、业内专家、媒体、网友一拥而上,质疑、“阴谋论”、声讨如潮袭来,大有“各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架势。
“谁才是国酒”,和武林之中“谁才是天下第一”的发问一样。“是我!”“我才是国酒!”不服气、不认可,非要争出个结果不可。
8月16日,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出席某白酒行业论坛,面对台下各位老总,他始终小心避谈商标一事,只是强调,民族品牌需要支持和保护,白酒行业需要理性客观的环境。
“国酒”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以国酒自居的茅台为什么难以“众望所归”?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的“四个不理解”能找到答案吗?
“国酒”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以国酒自居的茅台为什么难以“众望所归”?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的“四个不理解”能找到答案吗?
茅台给人的“国酒错觉”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外交有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茅台便经常出现在各大外交宴会上。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日内瓦国际会议、撒切尔访华、金日成之交……茅台的氤氲酒香与“国”字紧密相依。
直到2010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下称“《‘国’字标准》”),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国酒茅台”只是一句广告宣传语,而非合法注册商标。
今年7月20日这天,茅台终于等到了“正名”的一刻。
“国酒茅台”九死一生
茅台曾试图“转正”。
2001—2010年,茅台先后9次提出“国酒茅台”商标申请。不料,十年未果,个中缘由,茅台及国家工商总局都没有任何表态。
据业内人士分析,根据《“国”字标准》的相关规定,对“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作为商标申请,或者商标中含有“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的,将以其“构成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缺乏显著特征”和“具有不良影响”为由,予以驳回。
时至今年,十年悬案峰回路转。
7月20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站上贴出例行公告,称“国酒茅台”商标申请初步审定已通过,申请人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在三个月公告期内如果没有异议或异议无效”,茅台将“转正”为名正言顺的“国酒茅台”。
茅台“九死一生”合法合规吗?“难道被异议人享有特权?”汾酒集团在其提交的商标异议申请书中直呼。
“我不理解,我真的不太理解。”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连用两个“不理解”来表达对此事的态度,
“为什么之前的申请都被驳回,现在又公示了?”汾酒集团文化中心主任柳静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质疑道,“最重要的是按法律办事,看它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
“茅台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白酒企业,它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行业特例。”白酒营销专家陈默在评价白酒企业时,总再三强调“除茅台之外”的行业共性。
有传闻说,茅台确实驻扎着一个武警中队,因为里面有很多年份酒价值连城,非常稀有,属于重要国家财产,需要保护。在茅台酒厂工作了20余年的前高级酿酒师王宏(化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证实,“很多老年份酒都是贴着封条的,酒厂内部人员也只有极少数几个能进去看看。”
王宏骄傲地介绍说,“茅台与国家领导人、各国元首的照片贴满了文化厅几面墙,除了茅台,谁配称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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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关系论”
在“关系论”的影响下,质疑矛头直指茅台“破冰”前的一次接待考察。
根据贵州省遵义市政府官网公布的信息,去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付双建、商标局局长许瑞表、工商总局商评委主任何训班等组成的调研组曾赴茅台集团,就“国酒茅台”商标注册事宜进行考察。
“茅台之前的多次申请都被驳回了,然后就通过邀请国家工商局、商标局等领导到茅台去,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是做了工作的,所以就不能说这事完全没有通过的可能性。”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做工作”的重要性。
“这是‘阴谋论’,毫无根据。”王宏认为,调研组到访茅台是正常活动,“很光明正大,绝不意味着暗箱操作。”
“‘国酒茅台’通过审核是有法律依据可循的。”北京水平律师事务所的刘瑞涛律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还是看好的。”
按照《商标法》规定,含有“国家”字样或优良品质、动植物名称和地区名称的商标是不予注册的。“但也有例外,就是商标使用已经产生显著性特征的,商标主管部门就会特例放行。”刘瑞涛介绍说,例如,中华牙膏、两面针、龙井茶等,分别含有“国家”、植物成分名称和地区名称,但“都特例特办”了。
在白酒行业中,茅台“国”字号也并非首开先河,早在2009年5月,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就申请注册“国窖1573”商标,并于2010年9月7日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审核通过。由此可见,“含‘国’字的商标是完全可以申请注册的。”刘瑞涛认为。
“这是偷换概念。”肖竹青反驳说,“‘国窖’与质量无关,也不是商品种类,只代表窖池历史悠远。‘国酒’是商品种类,是为国家信用背书,代表一种荣誉,不可相提并论。”
贵州副省长的“不理解”
在这个全国GDP排名第26位的欠发达省份,茅台被誉为“贵州灵魂”。
自申请“国酒”商标以来,茅台遭遇了业内同行、行业专家和各路媒体的大围攻,质疑和反对声异常激烈,使得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也忍不住动情呼吁:“大家可怜可怜吧,贵州好不容易有一个企业能赚钱。”
在蒙启良看来,茅台遭遇的“国酒争议”让他“非常不理解”。“产品商标申请是企业和商标主管部门的事,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波动?中国需要一些民族品牌,为什么社会不能多给以支持?”
没想到,政府官员参与行业争论再次引起非议。“申请商标是企业行为,引起争议是行业行为,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政府官员不应参与此事,这对其他企业而言不公平。”陈默分析说,“这也让茅台更被动,其政治性被再度强化,容易激发业内不满。”
甚至有企业抗议称,贵州地方保护主义过重,茅台与各级政府关系密切,申请“国酒”商标背后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有违行业公平竞争。
“四川也可以出一个副省长表态嘛!”肖竹青笑谈。四川拥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等著名白酒品牌,是无可争议的酿酒重地,这几家与茅台同列高端白酒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也是反对派的主力。
面对非议,蒙启良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然表示,“我只是说了一些实话而已,我没有任何压力,我很从容。”他解释说,“我的‘四个不理解’是个人观点,并非代表地方政府作表态。”
“我们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支持我们是正常的。”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层干部徐忠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茅台在贵州省是支柱产业,我们能发展到今天,政府是很支持我们的,我们的税收在贵州省也是大户了,我们公司这几年社会责任也尽了不少。”
2011年,茅台销售额达到240多亿元,利税180多亿元,上缴税费94亿元,占贵州财政收入的7%以上。“在贵州的财政收入中,茅台贡献巨大,而且我们承担着高税负,这是茅台必须面对的地方特色。”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曾公开表示,“茅台集团作为穷地方的‘金娃娃’,似乎理所当然地背负了一些扶危济困的‘道义’和‘责任’。”
“四川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支持也是不小的,它们的纳税比我们还要宽松。”徐忠华指出。
早在2000年,茅台曾进军啤酒业和葡萄酒业,引起争议一片。“其实主要是因为收购了遵义啤酒厂,这也是为地方政府减压,茅台的控股绝不仅仅是企业决策。”王宏透露说。
2003年,茅台斥资1000万美元介入高新技术产业,被调侃为“最无厘头的跨界投资”。事后,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的乔洪曾透露,“茅台介入微硬盘项目是在政府为解决产业资金困难的情况下,牵头完成的一次投资。”2004年8月,政府方面为避免同行竞争,出面协调,茅台陷入尴尬。2005年,茅台决定退出微硬盘项目。
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季克良曾透露,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曾特地两次到仁怀参与制定茅台发展规划,并提出“2015年茅台总产量达到10万吨、‘十二五’末茅台集团整体销售额达到500亿元”的任务要求。
“地方政府参与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这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说,茅台与贵州省政府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甚至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合为一体。”陈默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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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面对“政府官员能否参与行业争论”的质疑,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的‘四个不理解’是个人观点。我只是说了一些实话而已,我没有任何压力,我很从容。”
蒙启良的“四个不理解”:
一、贵州茅台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是企业和商标主管部门行为,网上对于此事件关注度过高。
二、国字号商标早有先例,国窖1573同属于酒类品牌,但却唯有茅台申请商标引起如此大的波动,有点难以理解。
三、贵州茅台价格较高,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奔驰等品牌市场价格也很高。对于消费者而言,茅台酒有其特点,不上头,喝了不影响工作,因此很多人追捧茅台,价格自然就贵。指责茅台酒价格过高感到不理解。
四、贵州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只有茅台等少数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无论是贵州,还是中国,都需要一些民族品牌,为什么社会不能多给以支持?
“国酒茅台”
申请的是普通商标
商标按享誉程度分类可分为普通商标和驰名商标,茅台此次申请的“国酒茅台”属于普通商标,所涉商品包括: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果酒(含酒精)、酒(饮料)、含酒精液体、料酒、食用酒精、威士忌酒、苦味酒、开胃酒、葡萄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
一旦经国家核准注册便受法律保护,注册商标属于所有人独占,任何企业或个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或授权,均不可自行使用,否则将承担侵权责任。商标的价值可以通过评估确定,也可有偿转让。
根据《商标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可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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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国”字号商标引发的混战
 在“国”字号道路上奔跑的,绝非茅台一家。
近年来,五粮液出了“国五液”,泸州老窖推出“国窖1573”,汾酒打造“国藏汾酒”,西凤酒跟上“国典凤香”,水井坊也在努力申请“国水井”、“国水坊”……整个白酒行业都对“国”字号有浓重情结。“国酒茅台”初审通过,一下便触发了行业本已敏感的神经。
川酒军团的力量
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赫赫有名的川酒军团。
7月31日,川酒阵营的主力军——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剑南春、舍得等多家酒企在成都举行白酒金三角研讨会。据媒体披露,此次闭门会议的主题即是讨论茅台抢注“国酒”商标一事。
“国酒”应该是针对酒的品种而言,“把‘国酒’给予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都是不恰当的。”五粮液董事长唐桥公开表示。
“毕竟公示期有3个月。”五粮液相关负责人表示,“茅台申请‘国酒’商标这个事情全国人民都在反对。”
全国人民是否都反对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川酒阵营已达成一致。
“要论‘国酒’,有400多年窖龄的泸州老窖更有历史沉淀和申请的资本。”泸州老窖公开表态。
“1573国宝窖池群是中国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窖池群落,被誉为‘中国第一窖’,所以泸州老窖拥有的是非常珍贵难得的稀缺资源。”泸州老窖董事长张良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虽然泸州老窖明确表态不愿对“国酒之争”有过多评论,但“国窖1573”已被推上风口浪尖,泸州老窖也曾多次委婉表示,泸州老窖更“资深”。
“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汾酒的新仇旧恨
打响反击茅台第一枪的,是一直以来为“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牌真正归属”与茅台争执不休的汾酒集团。
汾酒集团文化中心主任柳静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8月7日上午,汾酒集团已在国家商标局受理大厅递交了商标异议申请书。“我们请求国家商标局对茅台集团4个被异议‘国酒茅台’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这份异议书经过汾酒集团一周的研究核定,最终形成6800字“有理有据”的长文,并通过汾酒集团法务部、文化研究中心部、市场部三大部门人员的综合衡定。
“我们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公告被异议商标违反了《‘国’字标准》的有关规定。”柳静安表示,“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职责看,其并无授予某一企业的酒类商品‘国酒’荣誉称号的权利或职责。”
“我认为,只有符合法律要求的,只有符合市场规律的,只有老百姓消费者认可的,才能是国酒。”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再三强调“合法”的重要性。但反击能否有效,茅台是否会通过审核,“我不可预知。”“关于国酒定义和标准,我不作表态。”但“符合定义和标准,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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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杜康
“反茅”态度最激烈的当属杜康。在杜康提交的异议书中,细数茅台“十宗罪”。
“我们希望茅台回归理性竞争,所以建议国家工商总局驳回茅台的申请请求。”杜康销售总经理苗国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质疑说,商标是一种私权,经核准注册之后可以享有专用权,可以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许可、转让、交易、进行投融资等。“如果给了茅台,那么谁能保证茅台酒的品质能一如既往?谁又能保证茅台不将‘国酒茅台’的商标使用在葡萄酒、啤酒上?这合理吗?”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企业以企图注册成为‘国酒’商标,从而对整个行业带来不利影响,呼吁每个白酒企业都恪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依靠自身的综合实力赢得市场的认同,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苗国军表示。
与“国”字号无关的杜康为何如此愤怒?有质疑称,杜康在借由此事炒作,扩大品牌影响力。苗国军解释说:“杜康的高端酒是酒祖杜康,没有‘国’字号系列产品。无论是公开信还是异议书,杜康都没有发出任何提及杜康的内容,因为借助这个机会炒作、宣传杜康不是我们的目的。”
古井:唯一的支持者
在集体“反茅”声浪中,古井的“支持”分外惹眼。
“我很赞同。因为作为我们国家的商标,应该保护我们的民族企业。中国白酒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我敢说只有白酒才真正能够和国际化品牌去抗争。”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赞同茅台成为“国酒”。
“茅台作为我们行业的领头羊,代表整个中国白酒。我认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个决策是对的。”梁金辉认为,“维护民族品牌,大家应该抱团取暖。”
梁金辉表示,“谁是国酒?我不在意。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在国酒概念的问题上争执,应该站在民族的利益上、中国酒业的发展上看待这个问题。”
巴拿马金牌属于谁?
1915年,政局动荡的中国受邀参加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向世界展示经济水平的历史性盛会,自此以后,中国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
按照汾酒集团的介绍,“1915年,山西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白酒品牌唯一甲等大奖章。”但众所周知的故事是,茅台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名震全球,在此次会展上,茅台因包装简陋而被忽视,后因工作人员怒砸酒瓶溢出酒香,才征服各大评委并荣获金奖。有趣的是,这块神奇的金牌,出现在众多白酒企业的宣传话语中。五粮液集团、泸州老窖集团、山西汾酒集团和陕西西凤酒集团都声称获此大奖。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公开炮轰:“很多知名企业都打着自己品牌的酒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完全是虚假宣传。”李秋喜强调,“汾酒是唯一。”“我们知道,说出了事实真相,可能会让一些兄弟企业不高兴,但中国的酒文化绝不能‘戏说’。”
此外,同样自称在此届展会上“夺金”的还包括河南信阳毛尖、福建坦洋功夫红茶和酿造红酒的烟台张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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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茅台”的必胜之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 见习记者 白朝阳|北京报道
“国酒茅台”通过初审 否认邀请调研组暗箱操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 见习记者 白朝阳|北京报道
“虚高”的品牌价值
“国酒之争”持续发酵,茅台“2012年半年度报告”也在此时出炉。
根据财报公布的信息,二季度预收账款比一季度减少了17亿元,比年初减少了30亿元,仅为40.5亿元,按照茅台制定的年度目标,如果要完成规划,下半年茅台的收入要达到145亿元。
“茅台的中报低于预期,如果要完成年度目标,难度很大。”中投证券分析师柯海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是:“今年5月份起,茅台开始逐步控量,力挺批零价,控量的范围包括批条酒及部分经销商,目的在于清理渠道库存,而且直营店经营进度较慢。”
近年来,随着经销商结构的变化,“茅台对零售终端的价格控制能力越来越弱,产品价格被节节炒高,但受益者都是中间环节的控制者,而非茅台本身。”王宏介绍说,虚高的价格令茅台承受市场压力,遭到舆论质疑,也带来了假酒泛滥的危机。
假酒屡禁不绝已成为茅台的痛处,在反对茅台“国酒”之称的声音中,就有以此为由的质疑。“假酒是地方职能部门的事,我们企业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了,但还需要地方公安、工商局出面处理,光靠企业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力量维护市场,减少假酒对品牌的危害。”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层干部徐忠华解释说。
“假酒会稀释茅台的品牌价值。”白酒营销专家陈默分析说,茅台近年来问题缠身,“葡萄酒、啤酒产品推广不力,政府消费打压趋严,渠道控制不力,库存积压过剩,量价齐跌,包括股价下行,都使茅台不被业界看好。”
2012年上半年,茅台价格持续下滑,资本市场反应也逐渐消极。肖竹青评价说:“茅台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了,大量囤货代理商损失惨重,这也是囤货茅台酒的投资者和投机者遭遇资金紧张抛货低价倾销所致。”
茅台价格飙高,缘于经销商的“炒作”。“他们直接从厂家拿货,量非常大,而且价格便宜,一旦有几个大经销商结成联盟,就可以造成一个城市或部分地区的产品垄断,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然后他们借机囤货,炒高价格,再陆续发货出售,获取最大利润。”北京市鑫源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瑞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茅台的高价并非是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的结果。
“所以茅台的品牌价值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如何提升品牌价值,增加附加值,以更好地控制经销商,抬高价格,并且保持资本市场的热情,这就需要一个重磅炸弹。”陈默说,“‘国酒’商标显然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必胜”之战
“本来茅台一直被称为‘国酒’,结果申请商标受阻,成了虚假广告,同时那么多‘国’字号冒出来,让茅台的地位和美誉度都很受冲击。”陈默表示,茅台注册“国”字号备受争议,主要是因为触动了其他企业的利益。“国家商标局不允许企业使用近似商标,所以一旦茅台‘国酒’商标获批,其他‘国’字号企业的品牌很可能都不能用了,至少威力大减,因为‘国酒’最大,其他‘国’字号都没有意义了。”
10年前,茅台的政治渊源、外交故事家喻户晓,但随着近年来各大酒企在品牌营销上的积极造势,茅台的故事已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
“论历史悠久,茅台比不过泸州老窖、西凤酒;论文化底蕴,茅台又比不过杜康、汾酒;论市场推广,茅台又不及五粮液和剑南春。”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茅台的品牌营销已经遇到了瓶颈,“它不能总是吃老底,需要新噱头了。”
但徐忠华认为,“国酒”比的不是历史、文化和市场,“而是说它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等各方面。”
“申请成功,有利于茅台形成行业垄断地位,强化企业品牌,拓宽价格带;如果失败,茅台也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演绎了一场全民营销,推广了‘国酒茅台’的称谓。”周思然认为,茅台的高明在于,这是一场必胜之战。“能否拿到商标已不再重要。”
“3个月的公示期足以裹挟所有高端酒企加入大辩论,专家、媒体和公众也将持续关注,如此高密度、高参与度和全场免费的品牌营销绝对是炒概念的成功典范。”陈默说。
陈默认为,“国酒”商标除了能带给茅台无以伦比的品牌优势外,更实际的意义是拉高价格,增长利润空间。“一旦获批,茅台的价格会更贵,而且会带动拍卖、股票价格的全面上浮,也有可能茅台会借此推出更多高端产品,问鼎新的议价高峰。”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美国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唯独这些不是http://mp.weixin.qq.com/s?__biz=Njk5MTE1&mid=204523146&idx=1&sn=c6ae5839376eee40e3795d243cc7c9d4#rd

2015-03-01
在美国,各大商场各大超市,处处都是“MADE IN CHINA”。大到家具家电,小到牙签螺丝,几乎很难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东西,就连奥巴马头像玩偶,美国星条旗,都有大部分是产自中国,一些人就以为美国人民生活离不开中国。其实,在美国生活久了就能发现,有几类东西,极少“中国制造”的影子。(来源:豆丁的歌)
美国商场中,大到家具家电,小到牙签螺丝,几乎很难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东西,就连奥巴马头像玩偶,美国星条旗,都有大部分是产自中国,一些人就以为美国人民生活离不开中国。其实,在美国生活久了就能发现,有几类东西,极少“中国制造”的影子。
一、美国食品不是“中国制造” 在美国,你可以从头到脚都是中国制造,但入口的东西,很少找到中国制造(华人聚集地的华人超市除)。一步入超市,就能发现,不管是生鲜食品,还是包装食品,产地基本都是美国本土。瓜果蔬菜基本都是产自美国本土,便宜的价格。
酸奶、果汁、乳制品也基本不可能是中国制造
巧克力我也没见过产自中国的

肉、芝士基本不可能是中国制造,右边的干果有的是美国本土,有的进口自其他的国家,但少见产自中国的。
糖果不是中国制造.
二、**、保健品不是“中国制造” 美国的**、保健品管理很严格,某种**从研发到上市,有的要经历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反复试验,反复验证,才能上市。保健品也是如此。中国的**如果想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要经过很多程序和管卡,要求非常严格。很可能在国内已经卖了几十年的老药,想出口到美国,要经过美国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就会被要求从基础的实验开始,从头研发,从头审批。
草药维他命也不是产自中国
三、高级化妆品不是“中国制造” 彩妆、高级香水和高中档护肤品一般都不会产自中国
四、与皮肤接触的生活用品(比如卫生纸、洗衣服等)不是“中国制造” 女性用品卫生巾以及卫生纸的产地基本都不会是中国

洗发水、漱口水还有染发剂也大多数不是中国制造
洗衣服肥皂等日化用品也不会是中国制造
五、婴儿食品大多数不是中国制造 美国的婴儿食品以及其他用品管理很严格,外国品牌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审查都很严格。很多中国妈妈在中国的奶粉事件爆发之后,纷纷都想办法到美国买奶粉,我个人就曾经不止一次帮国内的朋友带奶粉回中国。
六、汽车、飞机发动机等高端科技产品不是“中国制造” 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是全世界都有名的飞机制造商,波音飞机部分发动机在英国制造,只部分尾翼在中国制造。因为波音飞机的核心部分以中国的热处理技术,材料工艺和加工工艺做不了。

柴静雾霾调查:只是为了我的女儿http://mp.weixin.qq.com/s?__biz=Njk5MTE1&mid=204523146&idx=1&sn=c6ae5839376eee40e3795d243cc7c9d4#rd

2015-02-28汪韬
柴静的女儿。汪韬/图
PM2.5,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当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时,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患心肺疾病的死亡风险上升6%,患肺癌的死亡风险上升8%。还有研究指出,高浓度的PM2.5条件可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柴静的女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在柴静的生命中的,但这个小生命却一出生就被诊断患有儿童肿瘤。

我们不强调柴静女儿的肿瘤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空气污染的确会导致健康风险,虽然这种风险还有太多的未知,而这种未知更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呼吁,去阻止。

今天上午,柴静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终于登出了,名字叫《穹顶之下》。

昨夜00:13,我正在收拾行李,收到了柴静的消息,她淡淡地说:“应该明天上午发。晚安。”

我想,柴静这一夜应该没有安睡。

她说,可能像你说的,不在雾霾天发出,片子不会引起大家的关心。也可能播出后会有很多想到不到事情,但是它有它的命运了。

我也没有安睡。这个保守了一年的秘密终于要公开了,而柴静和我都不知道秘密公开之后会发生什么。

作为南方周末的环境记者,2011年秋以来,我一直在写大气污染的深度报道,并笑称要做“最大气的记者”。2014年5月,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

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这是记者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我并不感到惊讶。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这正是我们南周绿色板块关注的领域,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有看到报道。

而直到2015年1月,我被邀请去给她的演讲提意见时,我才明白为何柴静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对她没有任何期望,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

我惊住了。

我做了那么多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的报道,我知道空气污染可以导致肺癌、心血管疾病甚至过早死亡,但已有的研究在我眼中似乎都只是数字,雾霾天我自己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而柴静的女儿,这个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被怀上的小生命,居然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肿瘤。那些空气污染致病的概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100%,我才明白为何柴静如此认真的去寻找雾霾元凶,正如她所说,这是一个母亲与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

那次模拟演讲结束后,柴静问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应该是柴静女儿一出生就得了肿瘤,她怀疑和雾霾有关。

柴静叹了口气,她说这也正是自己担心的。她的家人其实很支持讲出孩子的故事。但是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柴静觉得,从一个受害者角度出发,可能有违客观性。

我说,正因为你是一位受害的母亲,才会有寻找答案的动力,去了解雾霾的健康危害,了解雾霾的原因和治理。我们不强调女儿的肿瘤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空气污染的确会导致健康风险,虽然这种风险还有太多的未知,而这种未知更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呼吁,去阻止。

所以,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临走前,柴静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放女儿的故事。这个犹豫一定会持续到片子录制之前。

2015年1月27日晚上11点,白色丝质衬衫,浅色牛仔裤,平底皮鞋。柴静以一个母亲普通的装扮,完美的完成了演讲。

无数台摄像机,黑色大屏幕,全程无人发微博、朋友圈,我坐在小剧场的地上,和数百人,静静的、秘密的观看了这场演讲。

演讲依然以女儿的故事开始,我内心居然一下子释然了。

柴静张嘴就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这一句对于PM2.5的定义体现了极强的专业性。而一束光打下来,她双手捧着这些看不见的颗粒,又像一场感性的诉说。

她真是太会讲故事了,全程不超过三个磕碰。而这可是相当专业的故事,虽然是第二次听,出于职业习惯,我居然还是记满了三页笔记,并标记出几个小错误供后期修改。她记下了那么多的数字,还要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出来。我深知这种难度,因为我在用文字描述的时候都极其困难,而她要讲出来,甚至做出动画表达出来。

片子分为三个章节,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专业报告结构,可是现场的观众似乎在寻求这种专业。我旁边的小伙子在演讲开始前问我机动车到底对于PM2.5贡献多少,当柴静说到这里时,他紧缩眉头,频频点头。而像邢台市的“为我市退出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彩!”的横幅出现时,现场一阵笑声。当APEC蓝下的故宫角楼出现时,那种稍纵即逝的美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偷偷的举起手机拍照。

回去的路上,我和几个小姑娘同行,大家激动的表达观后感。一个女生说,等片子出来后,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宣传了:如果你不想花时间看这几年雾霾的报道,花两个小时看这个视频就够了。

我说,你意思是我这三年多的报道都白写了啊。

其实我的心里更为激动,大学里学习环境科学,毕业后从事环境报道,尤其是从事大气污染报道,我看到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不只是重腕治霾的“气十条”,不只是全球皆知的“APEC 蓝”,而是犹如那些弥漫在全国各地的细小的污染颗粒,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也渗入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

正如2011年潘石屹转发美国大使馆监测PM2.5数据,接受外媒采访居然还“受到了批评”。而今,贾樟柯拍《人在霾途》,柴静讲述自己的故事,甚至连过年回到家,家人都劝我离开那个“成天雾霾”的北京。

此刻,我在南京的火车站等候回京的列车,天气阴冷,好在PM2.5只有十几,空气质量优。手机已被柴静的视频刷屏,一位在环保部门工作的同学发来消息称赞这个视频:“大家表示做得很到位”。

那就好。看吧,不在雾霾天发出也会有好效果的。

我想,柴静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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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虽然PM2.5的致病机理还在研究中,但现有研究显示,当人体在高浓度空气污染中暴露连续4天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将达到最大,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和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特别严重。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PM2.5对人体的健康风险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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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华莘
回复 @灯塔与小舟 :图片也是原文的,我就是个翻译,不拥有版权。至于译文的版权,我已经放弃。224 19:12来自乔华莘的评论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1
乔华莘的博客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
作者: Graeme Wood 格雷米·伍德

The Islamic State is no mere collection of psychopaths. It is a religious group with carefully considered beliefs, among them that it is a key agent of the coming apocalypse. Here’s what that means for its strategy—and for how to stop it.
伊斯兰国并不仅仅是一群疯子聚在一起。它是一个宗教团体,有深思熟虑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自己是末日决战的关键力量。以下讨论其战略意图,以及阻止它的方法。

What is the Islamic State?
什么是伊斯兰国?

Where did it come from, and what are its intentions? The simplicity of these questions can be deceiving, and few Western leaders seem to know the answers. In December,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confidential comments by Major General Michael K. Nagata, the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dmitting that he had hardly begun figuring out the Islamic State’s appeal. “We have not defeated the idea,” he said. “We do not even understand the idea.” In the past year, President Obama has referred to the Islamic State, variously, as “not Islamic” and as al-Qaeda’s “jayvee team,” statements that reflected confusion about the group, and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significant strategic errors.
它来自何方?目的何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而且似乎没几个西方领导人知道答案。12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美国驻中东特别行动司令麦克·中田少将的一些言论,其中承认他也是才刚刚开始思考伊斯兰国的诉求。他说:“我们并没有击败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都不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过去几年,奥巴马总统在不同场合曾指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只是基地组织的“初级预备队”。这种说法把对该组织的混乱认识表露无遗,而且可能已经导致重大的战略错误。

The group seized Mosul, Iraq, last June, and already rules an area larger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Abu Bakr al-Baghdadi has been its leader since May 2010, but until last summer, his most recent known appearance on film was a grainy mug shot from a stay in U.S. captivity at Camp Bucca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Then, on July 5 of last year, he stepped into the pulpit of the Great Mosque of al-Nuri in Mosul, to deliver a Ramadan sermon as the first caliph in generations—upgrading his resolution from grainy to high-definition, and his position from hunted guerrilla to commander of all Muslims. The inflow of jihadists that follow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was unprecedented in its pace and volume, and is continuing.
去年6月,他们占领了伊拉克的摩苏尔,目前控制的地区比英国都大。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从20105月起一直担任该组织的领袖,但他去年夏天以前的最新影像资料不过是美军占领伊拉克时被羁押在布卡集中营中的一段模模糊糊的视频而已。然后,到去年75日,他登上摩苏尔努里大清真寺的讲坛,以首任哈里发的身份进行斋月布道,影像质量一下子从模模糊糊飞跃到高清,身份也从被追捕的游击队员变成全体穆斯林的领袖。此后从全世界纷至沓来的圣战斗士从速度和规模上都前所未有,而且还在继续。

Our ignorance of the Islamic State is in some ways understandable: It is a hermit kingdom; few have gone there and returned. Baghdadi has spoken on camera only once. But his address, and the Islamic State’s countless other propaganda videos and encyclicals, are online, and the caliphate’s supporters have toiled mightily to make their project knowable. We can gather that their state rejects peace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at it hungers for genocide; that its religious views make it constitutionally incapable of certain types of change, even if that change might ensure its survival; and that it considers itself a harbinger of—and headline player in—the imminent end of the world.
我们对于伊斯兰国的无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它是一个隐修士的王国,去往那里的人很少回来。巴格达迪也仅仅面对镜头演讲过一次。但他的演讲,以及伊斯兰国其他无数宣传影片和通告,都发布在网上。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坚持不懈地让世人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原则上拒绝和平,渴望种族屠杀,它的宗教观点使它从根本上无法进行某些变革,即使这种变革能确保其生存;它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言者,而且也是首要参与者。

The Islamic State, also known as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 follows a distinctive variety of Islam whose beliefs about the path to the Day of Judgment matter to its strategy, and can help the West know its enemy and predict its behavior. Its rise to power is less like the triumph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a group whose leaders the Islamic State considers apostates) than like the realization of a dystopian alternate reality in which David Koresh or Jim Jones survived to wield absolute power over not just a few hundred people, but some 8 million.
伊斯兰国又称伊拉克及阿尔沙姆伊斯兰国(ISIS),它遵循的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派,它对通往最终审判之路的信念影响着它的战略,也可以帮助西方了解它的敌人,以及预测它的行为。它的崛起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将穆兄会的领袖视为叛徒)的成功不同,而更像大卫·考雷什或吉姆·琼斯之类的反乌托邦主义再世,不过它以绝对权力统治的不是几百个人,而是八百万人。

We have mis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t least two ways. First, we tend to see jihadism as monolithic, and to apply the logic of alQaeda to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decisively eclipsed it. The Islamic State supporters I spoke with still refer to Osama bin Laden as “Sheikh Osama,” a title of honor. But jihadism has evolved since al-Qaeda’s heyday, from about 1998 to 2003, and many jihadists disdain the group’s priorities and current leadership.
我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误解了伊斯兰国的性质。首先,我们倾向于认为圣战运动只有一种类型,所以把基地组织的逻辑也套用在这个已经远超基地的组织上。我接触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依然尊称奥萨马·本·拉登为“奥萨马酋长”,但圣战斗士们已经从基地组织1998-2003年的全盛时期产生了变化,许多圣战斗士看不起基地组织目前的领导层,以及他们的战略部署。

Bin Laden viewed his terrorism as a prologue to a caliphate he did not expect to see in his lifetime. His organization was flexible, operating as a geographically diffuse network of autonomous cells. The Islamic State, by contrast, requires territory to remain legitimate, and a top-down structure to rule it. (Its bureaucracy is divided into civil and military arms, and its territory into provinces.)
本·拉登把自己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而且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国家。他的组织灵活性强,由分散在各地联成网络的自治小组构成。而伊斯兰国要求拥有疆域维持其合法性,统治国家的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结构。(它的行政机构分为行政和军事两部分,疆域也分为不同省份。)

We are misled in a second way, by a well-intentioned but dishonest campaign to deny the Islamic State’s medieval religious nature. Peter Bergen, who produced the first interview with bin Laden in 1997, titled his first book Holy War, Inc. in part to acknowledge bin Laden as a creature of the modern secular world. Bin Laden corporatized terror and franchised it out. He requested specific political concessions, such as the withdrawal of U.S. forces from Saudi Arabia. His foot soldiers navigated the modern world confidently. On Mohammad Atta’s last full day of life, he shopped at Walmart and ate dinner at Pizza Hut.
其次,我们被好心但不诚实的宣传误导了,这种宣传否认伊斯兰国的中世纪宗教性质。曾在1997年首次采访本·拉登的彼得·伯尔根,在其名为《圣战合股公司》的第一本著作中有意无意地把本·拉登当做现代世俗社会的成员。本·拉登把恐怖活动公司化,并对外发放许可。他要求特定的政治让步,比如美国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他的士兵在全世界自信地游荡。默罕默德·阿塔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沃尔玛购物,在必胜客晚餐。

Nearly all the Islamic State’s decisions adhere to what it calls, on its billboards, license plates, and coins, “the Prophetic methodology.”
几乎所有伊斯兰国的决策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

There is a temptation to rehearse this observation—that jihadists are modern secular people, with modern political concerns, wearing medieval religious disguise—and make it fit the Islamic State. In fact, much of what the group does looks nonsensical except in light of a sincere, carefully considered commitment to returning civilization to a seventh-century legal environment, and ultimately to bringing about the apocalypse.
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印象 —— 圣战斗士都是现代人,有现代政治观念,只不过穿着中世纪宗教的外衣——然后把这种印象套在伊斯兰国身上。实际上,除非从虔诚地、千方百计地把世界文明拖回7世纪的法律氛围并最终引发末日决战的角度理解,否则这个组织的大部分行为看起来都是荒谬的。

The most-articulate spokesmen for that position are the Islamic State’s officials and supporters themselves. They refer derisively to “moderns.” In conversation, they insist that they will not—cannot—waver from governing precepts that were embedded in Islam by the Prophet Muhammad and his earliest followers. They often speak in codes and allusions that sound odd or old-fashioned to non-Muslims, but refer to specific traditions and texts of early Islam.
能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伊斯兰国的官员和支持者自己。他们对“现代”嗤之以鼻。在言论中他们坚持他们不会,也不能,对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早期追随者们写在伊斯兰教中的执政戒律有任何偏离。他们经常提到的条文和典故对非穆斯林来说十分奇怪或者老套,但都与早期伊斯兰教的传统和经文有关。

To take one example: In September, Sheikh Abu Muhammad al-Adnani, the Islamic State’s chief spokesman, called on Muslims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and Canada to find an infidel and “smash his head with a rock,” poison him, run him over with a car, or “destroy his crops.” To Western ears, the biblical-sounding punishments—the stoning and crop destruction—juxtaposed strangely with his more modern-sounding call to vehicular homicide. (As if to show that he could terrorize by imagery alone, Adnani also referred to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s an “uncircumcised geezer.”)
举例来说,9月份,伊斯兰国的首席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酋长号召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找到不信道者,并把他们“用石头砸碎脑袋”、毒死、用车撞死、或者“毁坏他们的庄稼”。在西方人听来,这些犹如圣经中的古老惩罚方式,比如石刑和毁坏庄稼,与更现代的汽车谋杀并列在一起,十分奇怪。(阿德纳尼还把国务卿约翰·克里称为“没切包皮的老头”,好像他仅仅通过形象比喻就能吓唬人一样。)

But Adnani was not merely talking trash. His speech was laced with theological and legal discussion, and his exhortation to attack crops directly echoed orders from Muhammad to leave well water and crops alone—unless the armies of Islam were in a defensive position, in which case Muslims in the lands of kuffar, or infidels, should be unmerciful, and poison away.
但阿德纳尼并不是在胡言乱语。他的言论带有神学和法律的含义。他提及的毁坏庄稼直接来自穆罕默德不要伤及井水和庄稼的命令 —— 除非伊斯兰部队处于防守态势,也就是说,穆斯林在卡费勒,也就是不信道者的土地上,此时应该毫不留情,毒杀一切。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Islamic State is Islamic. Very Islamic. Yes, it has attracted psychopaths and adventure seekers, drawn largely from the disaffected popu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But the religion preached by its most ardent followers derives from coherent and even learned interpretations of Islam.
实际状况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是地地道道的伊斯兰。是的,它吸引了一些疯子,也吸引了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大都来自中东和欧洲未受波及的地区。但它最忠实的追随者所宣扬的教义,源自对伊斯兰最直接甚至是最深刻的解读。

Virtually every major decision and law promulgated by the Islamic State adheres to what it calls, in its press and pronouncements, and on its billboards, license plates, stationery, and coins, “the Prophetic methodology,” which means following the prophecy and example of Muhammad, in punctilious detail. Muslims can reject the Islamic State; nearly all do. But pretending that it isn’t actually a religious, millenarian group, with theology that must be understood to be combatted, has already led the United States to underestimate it and back foolish schemes to counter it. We’ll need to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Islamic State’s intellectual genealogy if we are to react in a way that will not strengthen it, but instead help it self-immolate in its own excessive zeal.
实际上伊斯兰国制定的所有主要决策和法律,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文具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即事无巨细,都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其实际行为。穆斯林可以不接受伊斯兰国,事实上绝大多数穆斯林也的确不接受,但假装说这不是宗教性的、千年至福性的团体,不需要了解其神学特性并与之斗争,已经使美国低估了该组织,制定出的对付该组织的策略也十分愚蠢。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国的知识传承,才能够削弱它,并让它因为自己的极端狂热而自我毁灭。

 【翻译】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1
Control of territory is an essent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Islamic State’s authority in the eyes of its supporters. This map, adapted from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shows the territory under the caliphate’s control as of January 15, along with areas it has attacked. Where it holds power, the state collects taxes, regulates prices, operates courts, and administers services ranging from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to telecommunications.
在支持者看来,对疆土的控制是伊斯兰国权威性的前提条件。这幅地图采自战争研究学院,显示的是截止115日哈里发国控制的疆域,还有它正在进攻的地域。在它统治的地区,伊斯兰国征收捐税、控制价格、设立法庭,并提供从医疗保健到教育通讯的各种服务。

I. Devotion
一、虔诚

In November, the Islamic State released an infomercial-like video tracing its origins to bin Laden. It acknowledged Abu Musa’b al Zarqawi, the brutal head of alQaeda in Iraq from roughly 2003 until his killing in 2006, as a more immediate progenitor, followed sequentially by two other guerrilla leaders before Baghdadi, the caliph. Notably unmentioned: bin Laden’s successor, Ayman al Zawahiri, the owlish Egyptian eye surgeon who currently heads alQaeda. Zawahiri has not pledged allegiance to Baghdadi, and he is increasingly hated by his fellow jihadists. His isolation is not helped by his lack of charisma; in videos he comes across as squinty and annoyed. But the split between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has been long in the making, and begins to explain, at least in part, the outsize bloodlust of the latter.
去年11月,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广告视频,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本·拉登。它还把伊拉克基地组织20032006年的凶残领袖阿布·穆萨·阿尔·扎卡维作为自己排在拉登之后的前辈,然后更近些的是另外两个游击战领袖,然后就是巴格达迪,现任哈里发。值得注意的是,视频并没有提到本·拉登的继承人,不苟言笑的埃及眼科大夫,基地组织现任领袖艾曼·扎瓦希里。扎瓦希里并未对巴格达迪效忠,圣战斗士们也对他日渐疏远。他被孤立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人格魅力,比如在一些视频片段中他显得有些斜眼而且烦躁。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分裂由来已久,而且可以从某个角度说明后者为何嗜血如狂。

Zawahiri’s companion in isolation is a Jordanian cleric named Abu Muhammad al Maqdisi, 55, who has a fair claim to being al-Qaeda’s intellectual architec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jihadist unknown to the average American newspaper reader. On most matters of doctrine, Maqdisi and the Islamic State agree. Both are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jihadist wing of a branch of Sunnism called Salafism, after the Arabic al salaf al salih, the “pious forefathers.” These forefathers are the Prophet himself and his earliest adherents, whom Salafis honor and emulate as the models for all behavior, including warfare, couture, family life, even dentistry.
与扎瓦希里一同被孤立的还有一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尔·马克迪斯的55岁的约旦神学家。一般相信他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般美国读者不大熟悉的关键圣战斗士。在绝大多数教义上马克迪斯和伊斯兰国并没有分歧。双方都属于一个叫萨拉非的逊尼教派的圣战分支。所谓萨拉非,源自阿拉伯语“阿尔·萨拉夫·阿尔·萨利赫”,即“虔诚的先驱们”。这些先驱指的是先知本人以及他最早的追随者。萨拉非教派尊崇并效仿他们作为一切行为的模范,包括战争、服装、家庭生活,甚至牙齿健康。

The Islamic State awaits the army of “Rome,” whose defeat at Dabiq, Syria, will initiate the countdown to the apocalypse.
伊斯兰国期待着“罗马”大军的到来,并在叙利亚的大比丘击败他们,这将开启最后的末日决战。


Maqdisi taught Zarqawi, who went to war in Iraq with the older man’s advice in mind. In time, though, Zarqawi surpassed his mentor in fanaticism, and eventually earned his rebuke. At issue was Zarqawi’s penchant for bloody spectacle—and, as a matter of doctrine, his hatred of other Muslims, to the point of excommunicating and killing them. In Islam, the practice of takfir, or excommunication, is theologically perilous. “If a man says to his brother, ‘You are an infidel,’” the Prophet said, “then one of them is right.” If the accuser is wrong, he himself has committed apostasy by making a false accusation. The punishment for apostasy is death. And yet Zarqawi heedlessly expanded the range of behavior that could make Muslims infidels.
马克迪斯是扎卡维的导师。扎卡维是带着导师的教诲奔赴伊拉克战斗前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扎卡维变得比导师更加狂热,最终遭到导师的指责。问题关键在于扎卡维过于嗜血如狂——作为原则问题,他对其他穆斯林过于仇恨,甚至要将他们逐出伊斯兰教并杀死他们。在伊斯兰中,实行塔克菲尔,即将人逐出伊斯兰教,从教义上来说是邪恶的。先知曾说:“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兄弟说:‘你是不信道者’,二者必伤其一。”如果指称者错了,那他就会因妄断而成为叛教者。叛教的惩罚是死刑。尽管如此,扎卡维还是毫无必要地将可以指称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行为范围扩大了。

Maqdisi wrote to his former pupil that he needed to exercise caution and “not issue sweeping proclamations of takfir” or “proclaim people to be apostates because of their si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postate and sinner may appear subtle, but it is a key point of contention between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马克迪斯写信给这位以前的学生,告诫他要谨慎行事,并且“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塔克菲尔”,也不要“宣称他人因为罪过就成为叛教者。”叛教者和罪人的差别也许比较微妙,但这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根本分歧所在。

Denying the holiness of the Koran or the prophecies of Muhammad is straightforward apostasy. But Zarqawi and the state he spawned take the position that many other acts can remove a Muslim from Islam. These include, in certain cases, selling alcohol or drugs, wearing Western clothes or shaving one’s beard, voting in an election—even for a Muslim candidate—and being lax about calling other people apostates. Being a Shiite, as most Iraqi Arabs are, meets the standard as well, because the Islamic State regards Shiism as innovation, and to innovate on the Koran is to deny its initial perfection. (The Islamic State claims that common Shiite practices, such as worship at the graves of imams and public self-flagellation, have no basis in the Koran or in the example of the Prophet.) That means roughly 200 million Shia are marked for death. So too are the heads of state of every Muslim country, who have elevated man-made law above Sharia by running for office or enforcing laws not made by God.
否认古兰经的神圣性和穆罕默德是先知毫无疑问是叛教行为。但扎卡维以及由他衍生的伊斯兰国认为还有许多其他行为可以将一个穆斯林逐出伊斯兰。这些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贩卖酒类和毒品、穿着西式服装、不蓄须、在选举中投票(即使是投给穆斯林候选人)、对叛教者宽松。伊拉克人口的大多数属于什叶派,而什叶派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伊斯兰国认为什叶派篡改经书,而篡改古兰经就是否认其原始的完美性。(伊斯兰国宣称一些通行的什叶派教规,比如崇拜伊玛目陵墓和在公众场合自我鞭笞,在古兰经中都没有记载,也不是先知的行为。)这意味着大约200万的什叶派教徒都应该被处死。同样应该被处死的还有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元首,因为他们要么曾竞逐职位,要么曾施行那些非由真主订立的法律,等于是把人为制定的法律凌驾于沙利亚法之上。

Following takfiri doctrine, the Islamic State is committed to purifying the world by killing vast numbers of people. The lack of objective reporting from its territory makes the true extent of the slaughter unknowable, but social-media posts from the region suggest that individual executions happen more or less continually, and mass executions every few weeks. Muslim “apostates” are the most common victims. Exempted from automatic execution, it appears, are Christians who do not resist their new government. Baghdadi permits them to live, as long as they pay a special tax, known as the jizya, and acknowledge their subjugation. The Koranic authority for this practice is not in dispute.
根据塔克菲尔原则,伊斯兰国必须净化世界,要杀一大批人。由于缺乏来自其统治区的客观报道,外界无法了解这种屠杀的规模,但该地区社交媒体的帖子显示处决的个案此起彼伏,而且每过几个星期,就有大规模处决的案例。穆斯林“叛教者”是最常见的受害者。但似乎不反抗新政府的基督徒倒能避过处决。巴格达迪允许他们苟活,只要他们缴纳一种称为吉兹亚的特别税,以表示自己的顺从。古兰经无可辩驳地允许这种做法。


 【翻译】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1
Musa Cerantonio, an Australian preacher reported to be one of the Islamic State’s most influential recruiters, believes it is foretold that the caliphate will sack Istanbul before it is beaten back by an army led by the anti-Messiah, whose eventual death— when just a few thousand jihadists remain—will usher in the apocalypse. (Paul Jeffers/Fairfax Media)
穆萨·塞蓝托尼奥,澳大利亚籍阿訇,据报是伊斯兰国最有影响力的招募者。他相信曾有预言,哈里发国将攻占伊斯坦布尔,然后被反对救世主的人领导的军队击败。而这位反对救世主的人最终也将死去,此时已经仅有数千圣战者幸存,这将引发最终决战。(保罗·杰菲尔斯/费尔法克斯通讯社)

Centurie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ars of religion ceased in Europe, and since men stopped dying in large numbers because of arcane theological disputes. Hence, perhaps, the incredulity and denial with which Westerners have greeted news of 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s of the Islamic State. Many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is group is as devout as it claims to be, or as backward-looking or apocalyptic as its actions and statements suggest.Their skepticism is comprehensible. In the past, Westerners who accused Muslims of blindly following ancient scriptures came to deserved grief from academics—notably the late Edward Said—who pointed out that calling Muslims “ancient” was usually just another way to denigrate them. Look instead, these scholars urged, to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se ideologies arose—the bad governance, the shifting social mores, the humiliation of living in lands valued only for their oil.
欧洲大地的宗教战争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从那以后,人类也不再因为晦涩难懂的神学争论而大规模死亡。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才对伊斯兰国那些神学和教规方面的消息表示无法理解和不可相信。许多人无法相信这个团体会像他们宣称得那么虔诚,也不相信他们会像他们的行动和宣言那样,观念如此落后,笃信末日决战。这些疑问都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指责穆斯林盲目遵循经书的西方人都遭遇到学界的质疑,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他指出说穆斯林“古老”通常是诋毁污蔑他们的另一种方式。这些学者敦促大家关注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环境,比如行政恶劣、社会道德没落、在那片土地上仅仅追逐石油而漠视生命。

Without acknowledgment of these factors, no explanation of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could be complete. But focusing on them to the exclusion of ideology reflects another kind of Western bias: that if religious ideology doesn’t matter much in Washington or Berlin, surely it must be equally irrelevant in Raqqa or Mosul. When a masked executioner says Allahu akbar while beheading an apostate, sometimes he’s doing so for religious reasons.Many mainstream Muslim organizations have gone so far as to say the Islamic State is, in fact, un-Islamic. It is, of course, reassuring to know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Muslims have zero interest in replacing Hollywood movies with public executions as evening entertainment. But Muslims who call the Islamic State un-Islamic are typically, as the Princeton scholar Bernard Haykel, the leading expert on the group’s theology, told me, “embarrassed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with a cotton-candy view of their own religion” that neglects “what their religion has historically and legally required.” Many denials of the Islamic State’s religious nature, he said, are rooted in an “interfaith-Christian-nonsense tradition.”
不考虑这些因素,任何对伊斯兰国崛起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但仅仅关注这些而忽略意识形态又陷入另一种西方式的偏见,即:既然宗教对华盛顿和柏林无关紧要,那么对拉卡和摩苏尔肯定也是同样的无关紧要。当一个蒙面的行刑者喊着“阿拉胡阿克巴”斩首一个叛教者时,他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宗教。许多主流穆斯林组织都在努力说明伊斯兰国实际上并非伊斯兰。知道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不希望晚间的娱乐节目从好莱坞大片换成公开处决录像当然是挺让人感到安慰的,但正如普林斯顿学者,研究伊斯兰国神学的专家伯纳德·海克尔告诉我的,那些说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的穆斯林都是典型地“感到不自在,而且希望政治正确,对待自己的宗教采取似是而非的态度。”这忽略了“他们的宗教在历史和教法上的要求。”许多对伊斯兰国宗教属性的否认,他说,都是源于“不同信仰间基督教别废话的传统”。

Every academic I asked about the Islamic State’s ideology sent me to Haykel. Of partial Lebanese descent, Haykel grew up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n he talks through his Mephistophelian goatee, there is a hint of an unplaceable foreign accent.
关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我请教过的每个学者都把我引见给海克尔。他有黎巴嫩血统,小时候在黎巴嫩和美国都生活过,从他那诱人的山羊胡子间发出的话语,还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外国口音。

According to Haykel, the ranks of the Islamic State are deeply infused with religious vigor. Koranic quotations are ubiquitous. “Even the foot soldiers spout this stuff constantly,” Haykel said. “They mug for their cameras and repeat their basic doctrines in formulaic fashion, and they do it all the time.” He regards the claim that the Islamic State has distorted the texts of Islam as preposterous, sustainable only through willful ignorance. “People want to absolve Islam,” he said. “It’s this ‘Islam is a religion of peace’ mantra. As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Islam’! It’s what Muslims do, and how they interpret their texts.” Those texts are shared by all Sunni Muslims, not just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se guys have just as much legitimacy as anyone else.”
海克尔认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融入了宗教的活力,随处可见对古兰经的引用。“甚至步兵都经常爆出几句,”他说。“他们一边在镜头前摆姿势,一边机械地重复基本的教义,无时无刻不这么做。”他认为那种伊斯兰国已经扭曲了伊斯兰经文的说法是荒谬的,只有刻意的忽略才能让这种说法站得住脚。“人们希望为伊斯兰开脱,”他说。“就是那个‘伊斯兰是和平宗教’的咒语,好像还真有‘伊斯兰’这么回事儿似的!其实伊斯兰就是穆斯林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经文的演绎。”那些经文是所有逊尼派穆斯林共有的,并不是专属于伊斯兰国。“而这些家伙和其他人具备同样的合法性。”

All Muslims acknowledge that Muhammad’s earliest conquests were not tidy affairs, and that the laws of war passed down in the Koran and in the narrations of the Prophet’s rule were calibrated to fit a turbulent and violent time. In Haykel’s estimation, the figh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are authentic throwbacks to early Islam and are faithfully reproducing its norms of war. This behavior includes a number of practices that modern Muslims tend to prefer not to acknowledge as integral to their sacred texts. “Slavery, crucifixion, and beheadings are not something that freakish [jihadists] are cherry-picking from the medieval tradition,” Haykel said. Islamic State fighters “are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medieval tradition and are bringing it wholesale into the present day.”
所有穆斯林都知道穆罕默德早年的征战并不都是干干净净,古兰经及圣训中流传下来的战时律例是为动乱暴戾年代度身定做的。根据海克尔的推断,伊斯兰国的斗士们才是真正倒退到了早期的伊斯兰时代,而且是在忠实地再现战时的状况。这里面包括一些现代穆斯林已不再视作属于神圣经文的做法。海克尔说:“那些变态(的圣战斗士)并不是特地从中世纪的传统中挑选了奴隶制、钉十字架、斩首,”伊斯兰国的斗士们“身陷中世纪传统之中,并把它整个带进了现代社会。”

Our failure to appreciat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has led to dangerous decisions.
未能分清ISIS和基地组织的根本区别已经导致了危险的决策

The Koran specifies crucifixion as one of the only punishments permitted for enemies of Islam. The tax on Christians finds clear endorsement in the Surah Al-Tawba, the Koran’s ninth chapter, which instructs Muslims to fight Christians and Jews “until they pay the jizya with willing submission, and feel themselves subdued.” The Prophet, whom all Muslims consider exemplary, imposed these rules and owned slaves.
古兰经钉十字架是允许对伊斯兰的敌人施行的少数几种惩罚之一。在古兰经第九章忏悔中,明确允许对基督徒征税,并教导穆斯林讨伐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直到他们顺从地缴纳吉兹亚税,并真心臣服。”被所有穆斯林奉为榜样的先知,践行了这些规则,而且也曾蓄奴。

Lead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have taken emulation of Muhammad as strict duty, and have revived traditions that have been dormant for hundreds of years. “What’s striking about them is not just the literalism, but also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they read these texts,” Haykel said. “There is an assiduous, obsessive seriousness that Muslims don’t normally have.”
伊斯兰国的领袖们把效仿穆罕默德严格作为自己的职责,并恢复了一些沉寂了数百年的传统。“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他们对经文的执着,更是他们阅读经文的认真态度,”海克尔说,“这是一种普通穆斯林所不具备的不折不扣、近乎病态的认真态度。”

Before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no group in the past few centuries had attempted more-radical fidelity to the Prophetic model than the Wahhabis of 18thcentury Arabia. They conquered most of what is now Saudi Arabia, and their strict practices survive in a diluted version of Sharia there. Haykel see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roups, though: “The Wahhabis were not wanton in their violence.”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Muslims, and they conquered lands that were already Islamic; this stayed their hand. “ISIS, by contrast, is really reliving the early period.” Early Muslims were surrounded by non-Muslims, and the Islamic State, because of its takfiri tendencies, considers itself 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伊斯兰国兴起之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最忠实地遵从先知的是18世纪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教派。他们征服了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地区,他们的严格教规今天还以一种稍微宽松的沙利亚法在当地实行着。海克尔认为这两者之间也有重大区别,虽然:“瓦哈比教派并不滥用暴力。”他们周围也是穆斯林,他们征服的区域本来也已伊斯兰化,没必要下重手。“ISIS却生活在更早的年代。”早期的穆斯林是被非穆斯林包围的,而伊斯兰国,由于其塔克菲尔倾向,认为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

If al Qaeda wanted to revive slavery, it never said so. And why would it? Silence on slavery probably reflected strategic thinking, with public sympathies in mind: when the Islamic State began enslaving people, even some of its supporters balked. Nonetheless, the caliphate has continued to embrace slavery and crucifixion without apology. “We will conquer your Rome, break your crosses, and enslave your women,” Adnani, the spokesman, promised in one of his periodic valentines to the West. “If we do not reach that time, then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ill reach it, and they will sell your sons as slaves at the slave market.”
即使基地组织想恢复奴隶制,它也从来没这么说过。干嘛要说呢?悄悄地蓄奴也许是一种战略思考,起码考虑到了公众情绪。当伊斯兰国开始公开蓄奴时,它的一些支持者都退缩了。尽管如此,哈里发国还是毫无愧疚地继续拥抱奴隶制,并施行钉十字架的刑罚。发言人阿德纳尼在一次例行的发布会上对西方叫嚣道:“我们将征服你们的罗马,打断你们的十字架,把你们的女人充为奴隶。如果我们见不到那天,我们的子孙将见到那天,他们会把你们的子孙在市场上卖作奴隶。”

In October, Dabiq, the magazine of the Islamic State, published “The Revival of Slavery Before the Hour,” an article that took up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Yazidis (the members of an ancient Kurdish sect that borrows elements of Islam, and had come under attack from Islamic State forces in northern Iraq) are lapsed Muslims, and therefore marked for death, or merely pagans and therefore fair game for enslavement. A study group of Islamic State scholars had convened, on government orders, to resolve this issue. If they are pagans, the article’s anonymous author wrote,
十月份的伊斯兰国杂志《大比丘》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立即恢复奴隶制》,其中提出的问题是,雅兹迪人(一支古老的库尔德教派,曾借用一些伊斯兰的元素,在伊拉克北部遭受伊斯兰国的攻击)是犯了错的穆斯林,因而应该被处死,还是仅仅是异教徒,因而应该合理地被充作奴隶。伊斯兰国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是异教徒,这篇未署名的文章写道:

Yazidi women and children [are to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Shariah amongst the figh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injar operations [in northern Iraq] … Enslaving the families of the kuffar [infidels] and taking their women as concubines is a firmly established aspect of the Shariah that if one were to deny or mock, he would be denying or mocking the verses of the Koran and the narrations of the Prophet … and thereby apostatizing from Islam.
雅兹迪女人和孩子(应该)根据沙利亚法分配给参加辛贾尔(伊拉克北部)行动的伊斯兰国战士……把卡费勒(不信道者)的家庭充奴,纳他们的女人为妾,都是沙利亚法中明确规定的。任何人如果否认或者怀疑这一点,就是否认和怀疑古兰经文以及圣训的教诲……因此就是伊斯兰的叛教者。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2
II. Territory

领土

Tens of thousands of foreign Muslims are thought to have immigrated to the Islamic State. Recruits hail from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Belgium, Germany, Holland, Australia, Indone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 places. Many have come to fight, and many intend to die.
据估算,数以万计的外国穆斯林已经移民伊斯兰国。来源地包括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他们是来战斗,许多人还抱着必死的决心。

Peter R. Neumann, a professor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told me that online voices have been essential to spreading propaganda and ensuring that newcomers know what to believe. Online recruitment has also widened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jihadist community, by allowing conservative Muslim women—physically isolated in their homes—to reach out to recruiters, radicalize, and arrange passage to Syria. Through its appeals to both genders, the Islamic State hopes to build a complete society.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彼得·纽曼告诉我,网络成为传播宣传和确保新人信仰的基本手段。网络招募也让困在家中的保守穆斯林妇女能够接触到招募者,变得激进,并得以去往叙利亚,这拓宽了圣战组织的人员构成。伊斯兰国希望同时吸引男女两性,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

In November, I traveled to Australia to meet Musa Cerantonio, a 30-year-old man whom Neumann and other researchers had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new spiritual authorities” guiding foreigners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 For three years he was a televangelist on Iqraa TV in Cairo, but he left after the station objected to his frequent calls to establish a caliphate. Now he preaches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去年11月,我到澳大利亚拜访了穆萨·赛兰托尼奥,他30岁,被纽曼和其他学者称为两位最重要的“新思想权威”之一,引导外国人加入伊斯兰国。他曾在开罗的伊卡拉电视台布道三年,但因电视台反对他一再呼吁建立哈里发国而离开。目前他通过脸书和推特传教。

Cerantonio—a big, friendly man with a bookish demeanor—told me he blanches at beheading videos. He hates seeing the violence, even though suppor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are required to endorse it. (He speaks out, controversially among jihadists, against suicide bombing, on the grounds that God forbids suicide; he differs from the Islamic State on a few other points as well.) He has the kind of unkempt facial hair one sees on certain overgrown fans of The Lord of the Rings, and his obsession with Islamic apocalypticism felt familiar. He seemed to be living out a drama that looks, from an outsider’s perspective, like a medieval fantasy novel, only with real blood.
赛兰托尼奥身形魁梧,为人和善,还带点书生气。他告诉我看到斩首视频也吓得脸色刷白。虽然伊斯兰国要求支持者接受,他依然憎恨暴力。(他也公开声称反对自杀炸弹,因为真主禁止自杀,这一点在圣战斗士间有争议;他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与伊斯兰国意见不一。)他一脸蓬乱的络腮胡子,就像是个《魔戒》的超龄粉丝。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是活在中世纪幻想小说的剧情中,只是身上有血有肉。

Last June, Cerantonio and his wife tried to emigrate—he wouldn’t say to where (“It’s illegal to go to Syria,” he said cagily)—but they were caught en rout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he was deported back to Australia for overstaying his visa. Australia has criminalized attempts to join or travel to the Islamic State, and has confiscated Cerantonio’s passport. He is stuck in Melbourne, where he is well known to the local constabulary. If Cerantonio were caught facilitating the movement of individuals to the Islamic State, he would be imprisoned. So far, though, he is free—a technically unaffiliated ideologue who nonetheless speaks with what other jihadists have taken to be a reliable voice on mat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s doctrine.
去年六月,赛兰托尼奥夫人试图移民国外——他不说目的地(“去叙利亚是违法的,”他小心说道。)——但途中在菲律宾被截获,并因逾期居留被遣返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企图加入或者去往伊斯兰国是刑事罪行,赛兰托尼奥的护照被没收。他目前滞留在墨尔本,成了当地警界的熟客。如果发现赛兰托尼奥协助任何人去往伊斯兰国,他将被捕入狱。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自由的——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是个与伊斯兰国无关的理论家,虽然他有关伊斯兰国教义事务的言论已经被其他圣战者视作可靠无疑。

We met for lunch in Footscray, a dense, multicultural Melbourne suburb that’s home to Lonely Planet, the travel-guide publisher. Cerantonio grew up there in a half-Irish, half-Calabrian family. On a typical street one can find African restaurants, Vietnamese shops, and young Arabs walking around in the Salafi uniform of scraggly beard, long shirt, and trousers ending halfway down the calves.
我们约在富茨克雷吃午饭,这是墨尔本郊区一个人口密集,文化多元的社区,也是导游书刊《孤独星球》的发祥地。赛兰托尼奥在这里长大,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城市)血统。这里的街上可以看到非洲餐馆,越南小店,还有萨拉非派的阿拉伯年轻人来来往往,他们的特征是留着短短的胡须,长衬衫,裤脚只到腿肚子。

Cerantonio explained the joy he felt when Baghdadi was declared the caliph on June 29—and the sudden, magnetic attraction that Mesopotamia began to exert on him and his friends. “I was in a hotel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 saw the declaration on television,” he told me. “And I was just amazed, and I’m like, Why am I stuck here in this bloody room?”
赛兰托尼奥向我描述了629日巴格达迪宣布成为哈里发时他的喜悦之情,以及两河流域对他和朋友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如磁石般的吸引力。“当时我在(菲律宾的)酒店里,看着电视直播,”他告诉我,“我一阵惊喜,就好像,我还呆在这破房间里干嘛啊?”

The last caliphate was the Ottoman empire, which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n experienced a long decline, until the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euthanized it in 1924. But Cerantonio, like many suppor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doesn’t acknowledge that caliphate as legitimate, because it didn’t fully enforce Islamic law, which requires stonings and slavery and amputations, and because its caliphs were not descended from the tribe of the Prophet, the Quraysh.
最后一个哈里发国是奥斯曼帝国,它在16世纪到达顶峰,然后慢慢衰败,直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让其寿终正寝。但和许多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一样,赛兰托尼奥并不认可那个哈里发国的合法性,因为它并未实行包含石刑、奴隶制和斩肢的伊斯兰法,而且它的哈里发也不是先知所属的古莱氏族的后裔。

Baghdadi spoke at length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liphate in his Mosul sermon. He said that to reviv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aliphate—which had not functioned except in name for about 1,000 years—was a communal obligation. He and his loyalists had “hastened to declare the caliphate and place an imam” at its head, he said. “This is a duty upon the Muslims—a duty that has been lost for centuries … The Muslims sin by losing it, and they must always seek to establish it.” Like bin Laden before him, Baghdadi spoke floridly, with frequent scriptural allusion and command of classical rhetoric. Unlike bin Laden, and unlike those false caliphs of the Ottoman empire, he is Qurayshi.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布道中用很大篇幅阐述这个哈里发国的重要性。他说哈里发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大约一千年,复兴哈里发国是大家共同的义务。他和追随者们“加紧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并确立了领袖”。“这是穆斯林的责任——这种责任已经失传了好几个世纪……丢失这个传统是穆斯林的罪过,我们必须努力重建它。”与他之前的本·拉登一样,巴格达迪言辞华丽,经常引经据典,还使用古典韵律。与本·拉登不同,也与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假哈里发不同,巴格达迪是古莱氏。

The caliphate, Cerantonio told me, is not just a political entity but also a vehicle for salvation. Islamic State propaganda regularly reports the pledges of baya’a (allegiance) rolling in from jihadist groups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Cerantonio quoted a Prophetic saying, that to die without pledging allegiance is to die jahil (ignorant) and therefore die a “death of disbelief.” Consider how Muslims (or, for that matter, Christians) imagine God deals with the souls of people who die without learning about the one true religion. They are neither obviously saved nor definitively condemned. Similarly, Cerantonio said, the Muslim who acknowledges one omnipotent god and prays, but who dies without pledging himself to a valid caliph and incurring the obligations of that oath, has failed to live a fully Islamic life. I pointed out that this me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Muslims in history, and all who passed away between 1924 and 2014, died a death of disbelief. Cerantonio nodded gravely. “I would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Islam has been reestablished” by the caliphate.
赛兰托尼奥告诉我,哈里发国不仅是个政治实体,也是通向救赎的媒介。伊斯兰国的宣传经常报道穆斯林世界各种圣战组织对其表示巴亚阿(效忠)的消息。赛兰托尼奥引述先知的话说,不效忠就死,就是死在贾希尔(无知)之中,因此就是一种“不信道的死法”。考虑一下,穆斯林(这点基督徒也一样)心目中真主会如何处理那些不知道自己真正宗教信仰就死去的人的灵魂。它们既不会得到明显的救赎,也不一定会被定罪。同样的,赛兰托尼奥说,那些信奉全能的真主并顶礼膜拜的穆斯林,如果死前连个正统的哈里发都没有效忠过,而且没履行过效忠的责任,那么他的一生就不是完整的伊斯兰。我指出如果这么说,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穆斯林,还有那些死于1924年至2014年之间的所有穆斯林,都是不信道的死法。赛兰托尼奥沉重地点点头:“我只能说,”哈里发国“已经重建伊斯兰。”

I asked him about his own baya’a, and he quickly corrected me: “I didn’t say that I’d pledged allegiance.” Under Australian law, he reminded me, giving baya’a to the Islamic State was illegal. “But I agree that [Baghdadi]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he continued. “I’m just going to wink at you, and you take that to mean whatever you want.”
我问他自己的巴亚阿,他立即纠正我:“我没说要宣誓效忠。”他提醒我,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向伊斯兰国表示巴亚阿是非法的。“但我同意(巴格达迪)符合要求,”他继续道,“我就给你眨下眼,你可以随意解读。”

To be the caliph, one must meet conditions outlined in Sunni law—being a Muslim adult man of Quraysh descent; exhibiting moral probit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grity; and having ’amr, or authority. This last criterion, Cerantonio said, is the hardest to fulfill, and requires that the caliph have territory in which he can enforce Islamic law. Baghdadi’s Islamic State achieved that long before June 29, Cerantonio said, and as soon as it did, a Western convert within the group’s ranks—Cerantonio described him as “something of a leader”—began murmuring about the religious obligation to declare a caliphate. He and others spoke quietly to those in power and told them that further delay would be sinful.
成为哈里发必须符合逊尼教法中规定的条件——必须是古莱氏族的成年穆斯林男子,为人诚实正直,身心健康,还要具备雅姆尔,即权威。这最后一点,赛兰托尼奥说,是最难的,需要哈里发拥有领土,并在其上施行伊斯兰法。赛兰托尼奥说,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在629日前很早就具备了这一点,而且一做到这一点,集团内的一个来自西方的高层,赛兰托尼奥称其为“大概是领袖吧”,就开始谈论宣布立国的宗教责任。他和其他人向掌权的人不断建言,说再推迟是有罪的。

Social-media posts from the Islamic State suggest that executions happen more or less continually.
来自伊斯兰国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死刑处决几乎不断发生。


Cerantonio said a faction arose that was prepared to make war on Baghdadi’s group if it delayed any further. They prepared a letter to various powerful members of ISIS, airing their displeasure at the failure to appoint a caliph, but were pacified by Adnani, the spokesman, who let them in on a secret—that a caliphate had already been declared, long before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They had their legitimate caliph, and at that point there was only one option. “If he’s legitimate,” Cerantonio said, “you must give him the baya’a.”
赛兰托尼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别,如果巴格达迪的团体再推迟立国,就对他宣战。他们致信ISIS中各种实权人物,表达对未能设立哈里发的不满,但发言人阿德纳尼平息了他们。阿德纳尼告诉他们一个秘密:在公开宣布之前很久,哈里发国就已经成立了。他们有合法的哈里发,而且当时也只有一个候选人。“如果他合法,”赛兰托尼奥说,“你们就必须对他宣誓巴亚阿。”

After Baghdadi’s July sermon, a stream of jihadists began flowing daily into Syria with renewed motivation. Jürgen Todenhöfer, a German author and former politician who visited the Islamic State in December, reported the arrival of 100 fighters at one Turkish-border recruitment station in just two days. His report, among others, suggests a still-steady inflow of foreigners, ready to give up everything at home for a shot at paradise in the worst place on Earth.
巴格达迪的7月布道之后,圣战斗士们得到了新的力量,开始每日不断地流入叙利亚。曾在12月走访过伊斯兰国的德国作家兼政治家尤根·托登霍夫报道,仅仅两天内就有一百名斗士抵达土耳其边境的一个招募站。他和其他报道都表明,外国人的加盟源源不断,他们准备放弃家里的一切,到地球上最恶劣的地方,为天堂里争一席之地。

 【翻译】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2
Bernard Haykel, the foremost secular authority on the Islamic State’s ideology, believes the group is trying to re-create the earliest days of Islam and is faithfully reproducing its norms of war. “There is an assiduous, obsessive seriousness” about the group’s dedication to the text of the Koran, he says. (Peter Murphy)
伯纳德·海克尔是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最权威的世俗学者。他相信这个团体企图重建伊斯兰最初的样子,并正在不遗余力地再造战争环境。他说:这个团体对待古兰经文有一种“不折不扣、近乎病态的认真态度”。(彼得·墨菲摄)

In London, a week before my meal with Cerantonio, I met with three ex-members of a banned Islamist group called Al Muhajiroun (The Emigrants): Anjem Choudary, Abu Baraa, and Abdul Muhid. They all expressed desire to emigrate to the Islamic State, as many of their colleagues already had, but the authorities had confiscated their passports. Like Cerantonio, they regarded the caliphate as the only righteous government on Earth, though none would confess having pledged allegiance. Their principal goal in meeting me was to explain what the Islamic State stands for, and how its policies reflect God’s law.
与赛兰托尼奥午餐前一个星期,我在伦敦见了三位已被查禁的伊斯兰团体阿尔-穆哈吉隆(迁者)成员:安杰姆·乔达瑞、阿布·巴拉阿,和阿卜都勒·穆希德。他们都表达了迁往伊斯兰国的愿望,而且他们很多伙伴都已经去了,但官方收缴了他们的护照。和赛兰托尼奥一样,他们认为哈里发国是地球上唯一正当的政府,当然他们谁也不会公开表示效忠。他们与我见面的首要目的是要向我说明伊斯兰国的意义,它的政策反映着真主的法律。

Choudary, 48, is the group’s former leader. He frequently appears on cable news, 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producers can book who will defend the Islamic State vociferously, until his mike is cut. He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loathsome blowhard, but he and his disciples sincerely believe in the Islamic State and, on matters of doctrine, speak in its voice. Choudary and the others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Twitter feeds of Islamic State residents, and Abu Baraa maintains a YouTube channel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Sharia.
48岁的乔达瑞是这个团体以前的领袖。他经常在CNN露面,是台方能够找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能为伊斯兰国激烈辩护的人物之一,而且常常说到被切断麦克风。他在英国的形象是个令人讨厌的牛皮大王,但他和他的弟子们都坚定地信赖伊斯兰国,而且在教义问题上,与伊斯兰国同声同气。乔达瑞等人是推特上有关伊斯兰国民消息的名人,阿布·巴拉阿维护着一个油管频道,解答有关沙利亚法的问题。

Since September,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the three men on suspicion of supporting terrorism. Becau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they had to meet me separately: communication among them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terms of their bail. But speaking with them felt like speaking with the same person wearing different masks. Choudary met me in a candy shop in the East London suburb of Ilford. He was dressed smartly, in a crisp blue tunic reaching nearly to his ankles, and sipped a Red Bull while we talked.
9月开始,当局因怀疑这三个人支持恐怖主义而对他们进行调查。由于这种调查,他们不得不分开见我:他们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违反假释条件。但跟他们交谈就好像在和戴着不同面具的同一个人说话。乔达瑞在伦敦东郊伊尔福德的一家糖果店里和我见面。他穿得很精神,披着鲜蓝色的外套,几乎垂到脚踝。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吸着红牛。

Before the caliphate, “maybe 85 percent of the Sharia was absent from our lives,” Choudary told me. “These laws are in abeyance until we have khilafa”—a caliphate—“and now we have one.” Without a caliphate, for example, individual vigilantes are not obliged to amputate the hands of thieves they catch in the act. But create a caliphate, and this law, along with a huge body of other jurisprudence, suddenly awakens. In theory, all Muslims are obliged to immigrate to the territory where the caliph is applying these laws. One of Choudary’s prize students, a convert from Hinduism named Abu Rumaysah, evaded police to bring his family of five from London to Syria in November. On the day I met Choudary, Abu Rumaysah tweeted out a picture of himself with a Kalashnikov in one arm and his newborn son in the other. Hashtag: #GenerationKhilafah.
乔达瑞告诉我:“哈里发国成立之前,也许85%的沙利亚法律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基拉法(即哈里发国,基拉法是阿拉伯语哈里发国的发音)之前,它们都被搁置了,现在我们有了。”举例来说,没有哈里发国,个人抓了小偷的现行,也不一定要斩下他的手。但哈里发建国后,沙利亚法及其他大量的法理都复苏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穆斯林都有义务迁往哈里发施行这些法律的地区。乔达瑞的得意门生,从印度教皈依的阿布·鲁梅萨,就是带着一家五口躲过了警方的堵截,在11月从伦敦到了叙利亚。就在我和乔达瑞见面的那天,阿布·鲁梅萨在推特上贴了张照片,他一手举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另一手抱着初生的儿子。主题标签:#基拉法世代。

The caliph is required to implement Sharia. Any deviation will compel those who have pledged allegiance to inform the caliph in private of his error and, in extreme cases, to excommunicate and replace him if he persists. (“I have been plagued with this great matter, plagued with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a heavy responsibility,” Baghdadi said in his sermon.) In return, the caliph commands obedience—and those who persist in supporting non-Muslim governments, after being duly warned and educated about their sin, are considered apostates.
哈里发必须施行沙利亚法,任何偏离都会导致效忠者私下提醒其错误,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他拒不改正,可以将他逐出教门并取而代之。(巴格达迪在其布道中说:“我被迫承担大业,被迫履行这份责任,这份责任极为沉重。”)作为回报,哈里发要求服从——那些执迷不悟支持非穆斯林政府的,经警告教育仍不悔改,就是叛教者。

Choudary said Sharia has been misunderstood because of its incomplete application by regimes such as Saudi Arabia, which does behead murderers and cut off thieves’ hands. “The problem,” he explained, “is that when places like Saudi Arabia just implement the penal code, and don’t provid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of the Sharia—the whole package—they simply engender hatred toward the Sharia.” That whole package, he said, would include free housing, food, and clothing for all, though of course anyone who wished to enrich himself with work could do so.
乔达瑞说沙利亚法被误解了,因为它未能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得到全面实施,虽然他们也斩首杀人犯,也砍下小偷的手。“问题在于,”他解释说,“沙特阿拉伯这种地方只实行惩罚,而不提供沙利亚法规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这是不全面的。他们只是在引起对沙利亚法的仇恨。”全面的沙利亚法,他说,应该包括给所有人免费住房、食物和服装,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这一切。

Abdul Muhid, 32, continued along these lines. He was dressed in mujahideen chic when I met him at a local restaurant: scruffy beard, Afghan cap, and a wallet outside of his clothes, attached with what looked like a shoulder holster. When we sat down, he was eager to discuss welfare. The Islamic State may have medieval-style punishments for moral crimes (lashes for boozing or fornication, stoning for adultery), but its social-welfare program is, at least in some aspects, progressive to a degree that would please an MSNBC pundit. Health care, he said, is free. (“Isn’t it free in Britain, too?,” I asked. “Not really,” he said. “Some procedures aren’t covered, such as vision.”) This pro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was not, he said, a policy choice of the Islamic State, but a policy obligation inherent in God’s law.
32岁的阿卜都勒·穆希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点。我和他在一家当地餐馆会面,他一副圣战者打扮,胡子拉碴,戴着顶阿富汗小帽,钱包挂在衣服外面,连着一条看起来像肩带的东西。一坐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谈起福利制度。伊斯兰国对道德罪行的惩处也许是中世纪的(酗酒和淫乱处以鞭刑,通奸是石刑),但它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是,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到能够让MSNBC评论员满意的程度。卫生保健,他说,就是免费的。(“英国不也是吗?”我问。“不见得,”他说,“有些不包,比如视力。”)提供这些社会福利,他说,并不是伊斯兰国自己选择的政策,而是真主法律要求的义务。

Anjem Choudary, London’s most notorious defender of the Islamic State, says crucifixion and beheading are sacred requirements. (Tal Cohen/Reuters)
安杰姆·乔达瑞,伦敦最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辩护人,说钉十字架和斩首都是神圣的要求。(塔尔·科恩/路透社)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3
III. The Apocalypse
末日决战

All Muslims acknowledge that God is the only one who knows the future. But they also agree that he has offered us a peek at it, in the Koran and in narrations of the Prophet. The Islamic State differs from nearly every other current jihadist movement in believing that it is written into God’s script as a central character. It is in this casting that the Islamic State is most boldly distinctive from its predecessors, and clearest in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its mission.
所有穆斯林都认为只有真主才能预知未来。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在古兰经和圣训中,真主让我们窥探未来。伊斯兰国与其他所有近代圣战运动不同的就是他们相信这些预言是作为中心思想写在真主的经文当中的。正是这种特质让伊斯兰国与其各种前辈有显著差异,也使伊斯兰国对自身使命的宗教性质一清二楚。

In broad strokes, al-Qaeda acts like an underground political movement, with worldly goals in sight at all times—the expulsion of non-Muslims from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e abo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end of support for dictatorships in Muslim lands. The Islamic State has its share of worldly concerns (including, in the places it controls, collecting garbage and keeping the water running), but the End of Days is a leitmotif of its propaganda. Bin Laden rarely mentioned the apocalypse, and when he did, he seemed to presume that he would be long dead when the glorious moment of divine comeuppance finally arrived. “Bin Laden and Zawahiri are from elite Sunni families who look down on this kind of speculation and think it’s something the masses engage in,” says Will McCant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ho is writing a book about the Islamic State’s apocalyptic thought.
广义来说,基地组织的行为像地下政治运动,他们随时都有与世俗世界相关的目标——将非穆斯林逐出阿拉伯半岛,摧毁以色列国,终结穆斯林土地上的独裁政权。伊斯兰国也有与世俗的任务(包括在占领的区域清理垃圾和供水),但世界末日才是他们宣传的主旋律。本·拉登很少提及末日决战,而且即使提到,也似乎认为要在自己死后很久,这个由神最终裁决的光辉时刻才会来临。“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出身逊尼精英家庭,看不起这种臆测,认为只有普罗百姓才会这么胡思乱想,”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尔·麦坎茨说道。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国末日决战思想的书。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U.S. occupation of Iraq, the Islamic State’s immediate founding fathers, by contrast, saw signs of the end times everywhere. They were anticipating, within a year, the arrival of the Mahdi—a messianic figure destined to lead the Muslims to victory before the end of the world. McCants says a prominent Islamist in Iraq approached bin Laden in 2008 to warn him that the group was being led by millenarians who were “talking all the time about the Mahdi and making strategic decisions” based on when they thought the Mahdi was going to arrive. “Al-Qaeda had to write to [these leaders] to say ‘Cut it out.’
在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最后几年,伊斯兰国的直接奠基人却到处看到末日的迹象。他们期待着在一年内马赫迪就会降临。马赫迪就是在世界末日来临前带领穆斯林走向胜利的救世主式人物。麦坎茨说,有位伊拉克的著名伊斯兰主义者就曾在2008年警告本·拉登,说这个团体的领导是千年至福说的信徒,他们“不停地谈论马赫迪,”并根据他们推测的马赫迪降临日期“制定战略决策”。“基地组织不得不去信(这些领导),让他们‘别说了’。”

For certain true believers—the kind who long for epic good-versus-evil battles—visions of apocalyptic bloodbaths fulfill a deep psychological need. Of the Islamic State supporters I met, Musa Cerantonio, the Australian, expressed the deepest interest in the apocalypse and how the remaining days of the Islamic State—and the world—might look. Parts of that prediction are original to him, and do not yet have the status of doctrine. But other parts are based on mainstream Sunni sources and appear all over the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a. These include the belief that there will be only 12 legitimate caliphs, and Baghdadi is the eighth; that the armies of Rome will mass to meet the armies of Islam in northern Syria; and that Islam’s final showdown with an anti-Messiah will occur in Jerusalem after a period of renewed Islamic conquest.
对于某些真正的信徒来说——他们渴望史诗般的善恶对决——末日决战的浴血场面可以满足深层的心理需要。我见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比如澳大利亚的穆萨·赛兰托尼奥,就表现出对末日决战的浓厚兴趣,而且也关注末日来临之前伊斯兰国和世界的样子。他的预测一部分是自己原创,不在教义之中。但其他部分是基于主流的逊尼派经文,并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将只有12位哈里发,巴格达迪是第八位;罗马军队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伊斯兰与反救世主的最后对决将在在耶路撒冷发生,时间是伊斯兰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后。

The Islamic Stat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yrian city of Dabiq, near Aleppo. It named its propaganda magazine after the town, and celebrated madly when (at great cost) it conquered Dabiq’s strategically unimportant plains. It is here, the Prophet reportedly said, that the armies of Rome will set up their camp. The armies of Islam will meet them, and Dabiq will be Rome’s Waterloo or its Antietam.
伊斯兰国赋予叙利亚城市大比丘格外的重视。大比丘位于阿勒颇附近,伊斯兰国以它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宣传刊物,并在占领该市并无战略价值的平原之后疯狂庆祝。正是这里,先知据报曾说过,罗马大军将安营扎寨。伊斯兰大军将在此与其遭遇,大比丘就是罗马的滑铁卢,或者安提塔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转折点)。

Dabiq is basically all farmland,” one Islamic State supporter recently tweeted. “You could imagine large battles taking place there.” The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ists drool with anticipation of this event, and constantly imply that it will come soon. The state’s magazine quotes Zarqawi as saying, “The spark has been lit here in Iraq, and its heat will continue to intensify … until it burns the crusader armies in Dabiq.” A recent propaganda video shows clips from Hollywood war movies set in medieval times—perhaps because many of the prophecies specify that the armies will be on horseback or carrying ancient weapons.
“大比丘基本上都是农田,”一位伊斯兰国的支持者最近在推特上写道。“可以想见,这里可以举行大规模战斗。”伊斯兰国的宣传家做梦都期望着这场战斗,而且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伊斯兰国杂志引述扎卡维说:“星星之火在伊拉克点起,强度不断提高……直到在大比丘烧向十字军的部队。”一段近期的宣传视频播放了一段好莱坞中世纪战争片——也许是因为不少预言都明确指出两支大军将骑马作战,使用的也是古代兵器。

Now that it has taken Dabiq, the Islamic State awaits the arrival of an enemy army there, whose defeat will initiate the countdown to the apocalypse. Western media frequently miss references to Dabiq in the Islamic State’s videos, and focus instead on lurid scenes of beheading. “Here we are, burying the first American crusader in Dabiq, eagerly waiting for the remainder of your armies to arrive,” said a masked executioner in a November video, showing the severed head of Peter (Abdul Rahman) Kassig, the aid worker who’d been held captive for more than a year. During fighting in Iraq in December, after mujahideen (perhaps inaccurately) reported having seen American soldiers in battle, Islamic State Twitter accounts erupted in spasms of pleasure, like overenthusiastic hosts or hostesses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guests at a party.
现在已经占领了大比丘,伊斯兰国在这里等待敌军的到来,击败他们,就会开启末日决战的倒数。西方媒体经常错过伊斯兰国视频中有关大比丘的片段,而只是关注那些骇人的斩首场景。“我们这是在大比丘埋葬第一个美国十字军,并期待你们其他部队的来临,”11月的一段视频中,蒙面的行刑者说道。视频中展现着彼得·(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被斩下的头颅,他是一位救援人员,此前已被关押一年多。12月在伊拉克的战斗中,圣战队员们报告(也许是误报)看到了美国士兵,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爆发了狂喜,就像聚会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那样欣喜若狂。

The Prophetic narration that foretells the Dabiq battle refers to the enemy as Rome. Who “Rome” is, now that the pope has no army, remains a matter of debate. But Cerantonio makes a case that Rome meant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which had its capital in what is now Istanbul. We should think of Rome as the Republic of Turkey—the same republic that ended the last self-identified caliphate, 90 years ago. Other Islamic State sources suggest that Rome might mean any infidel army, and the Americans will do nicely.
圣训预言,大比丘之战的敌人是罗马。谁是“罗马”是有争议的,因为教皇目前已经没有军队。但赛兰托尼奥认为罗马指的是东罗马帝国,其首都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应该认为罗马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就是90年前终结最后一个自封哈里发国的那个共和国。其他伊斯兰国人士认为罗马也可以是指任何异教徒的军队,美国军队完全符合。

After mujahideen reported having seen American soldiers in battle, Islamic State Twitter accounts erupted in spasms of pleasure, like overenthusiastic hosts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guests at a party.
圣战队员报告在战斗中看到美军士兵之后,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爆发了狂喜,就像聚会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那样欣喜若狂。


After its battle in Dabiq, Cerantonio said, the caliphate will expand and sack Istanbul. Some believe it will then cover the entire Earth, but Cerantonio suggested its tide may never reach beyond the Bosporus. An anti-Messiah, known in Muslim apocalyptic literature as Dajjal, will come from the Khorasan region of eastern Iran and kill a vast number of the caliphate’s fighters, until just 5,000 remain, cornered in Jerusalem. Just as Dajjal prepares to finish them off, Jesus—the second-most-revered prophet in Islam—will return to Earth, spear Dajjal, and lead the Muslims to victory.
赛兰托尼奥说,大比丘战役之后,哈里发国将继续扩张,攻陷伊斯坦布尔。有人认为它将占领整个地球,但赛兰托尼奥认为它不会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位反救世主的人物,这在穆斯林有关末日决战的作品中称为达加尔,他会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过来,杀死大量的哈里发战士,直到只剩下5000人,围困在耶路撒冷。正当达加尔准备消灭他们的时候,伊斯兰教中第二最受尊敬的先知,尔撒(即耶稣),将重归地球,刺死达加尔,然后率领穆斯林取得胜利。

Only God knows” whether the Islamic State’s armies are the ones foretold, Cerantonio said. But he is hopeful. “The Prophet said that one sign of the imminent arrival of the End of Days is that people will for a long while stop talking about the End of Days,” he said. “If you go to the mosques now, you’ll find the preachers are silent about this subject.” On this theory, even setbacks dealt to the Islamic State mean nothing, since God has preordained the near-destruction of his people anyway. The Islamic State has its best and worst days ahead of it.
赛兰托尼奥说,唯有真主才知道伊斯兰国的军队是不是上面所说的伊斯兰军。但他依然充满期望。“先知说过,末日降临前的一个迹象就是人们已经很久不再谈论世界末日了,”他说。“如今你去清真寺,阿訇们都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按照这个理论,即使伊斯兰国遭受挫败也无所谓,因为反正真主已经设定好了几乎要摧毁所有的信徒。伊斯兰国最好和最坏的日子还都在前头。

Abu Bakr al-Baghdadi was declared caliph by his followers last summ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liphate awakened large sections of Koranic law that had lain dormant, and required those Muslims who recognized the caliphate to immigrate. (Associated Press)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去年夏季由追随者宣布为哈里发。哈里发国的成立唤醒了许多沉寂多时的古兰经法律,并要求承认哈里发国的穆斯林迁往该国。(美联社)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4
IV. The Fight
战斗

The ideological purity of the Islamic State has one compensating virtue: it allows us to predict some of the group’s actions. Osama bin Laden was seldom predictable. He ended his first television interview cryptically. CNN’s Peter Arnett asked him, “What are your future plans?” Bin Laden replied, “You’ll see them and hear about them in the media, God willing.” By contrast, the Islamic State boasts openly about its plans—not all of them, but enough so that by listening carefully, we can deduce how it intends to govern and expand.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我们预测这个团体的某些行为。奥萨马·本·拉登很难预测。他的首次电视采访结束得神神秘秘。CNN的彼得·阿内特问他:“你未来有什么计划?”本·拉登答:“你会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如真主所愿。”相反地,伊斯兰国公开吹嘘他们的计划——当然不是全部,但如果仔细研究,已经足够推断出它的施政方针和扩张方向。

In London, Choudary and his students provided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how the Islamic State must conduct its foreign policy, now that it is a caliphate. It has already taken up what Islamic law refers to as “offensive jihad,” the forcible expansion into countries that are ruled by non-Muslims. “Hitherto, we were just defending ourselves,” Choudary said; without a caliphate, offensive jihad is an inapplicable concept. But the waging of war to expand the caliphate is an essential duty of the caliph.
在伦敦,乔达瑞和他的弟子们详细描述了伊斯兰国成为哈里发国之后,应如何实施外交政策。它已经开始进行伊斯兰法所说的“进攻性圣战”,即以武力向非穆斯林统治的国家扩张。“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在自卫,”乔达瑞说。没有哈里发国,进攻性圣战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概念。但发动战争扩大哈里发国的疆域是哈里发的基本职责之一。

Choudary took pains to present the laws of war under which the Islamic State operates as policies of mercy rather than of brutality. He told me the state has an obligation to terrorize its enemies—a holy order to scare the shit out of them with beheadings and crucifixions and enslavement of women and children, because doing so hastens victory and avoids prolonged conflict.
乔达瑞绞尽脑汁地把伊斯兰国实施的战时法律描绘成德政,而非暴政。他告诉我伊斯兰国有责任威慑敌人——斩首、钉十字架和将妇孺充奴都是把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圣令,因为这么做会加速胜利的到来,避免长时间的冲突。

Choudary’s colleague Abu Baraa explained that Islamic law permits only temporary peace treaties, lasting no longer than a decade. Similarly, accepting any border is anathema, as stated by the Prophet and echoed in the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a videos. If the caliph consents to a longer-term peace or permanent border, he will be in error. Temporary peace treaties are renewable, but may not be applied to all enemies at once: the caliph must wage jihad at least once a year. He may not rest, or he will fall into a state of sin.
乔达瑞的同事阿布·巴拉阿解释说,伊斯兰法仅仅允许暂时性的和平条约,为时不得超过十年。与此类似,正如先知所言,接受任何边界划分也是要被逐出教门的,这一点在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中也有反映。如果哈里发批准任何长期和约或者永久边界划分,那么他就犯了错误。暂时性的和约可以续期,但不可与所有敌人同时续期;哈里发每年必须至少发动一次圣战。他不得休憩,否则就是堕入了有罪的状态。

One comparison to the Islamic State is the Khmer Rouge, which killed about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Cambodia. But the Khmer Rouge occupied Cambodia’s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is not permitted,” Abu Baraa said. “To send an ambassador to the UN is to recognize an authority other than God’s.” This form of diplomacy is shirk, or polytheism, he argued, and would be immediate cause to hereticize and replace Baghdadi. Even to hasten the arrival of a caliphate by democratic means—for example by voting for political candidates who favor a caliphate—is shirk.
一个可以和伊斯兰国相提并论的政权是红色高棉,它屠杀了柬埔寨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但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不允许的,”阿布·巴拉阿说。“向联合国派驻大使就是认同真主之外的权威。”他指出,这种外交形式是偶像崇拜,或信仰多神,会立刻使巴格达迪成为异端并被替换。即使用民主的方式加速哈里发国的降临,比如投票选举支持哈里发国的政治候选人,也是偶像崇拜。

It’s hard to overstate how hamstrung the Islamic State will be by its radicalism.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born of the 1648 Peace of Westphalia, relies on each state’s willingness to recognize borders, however grudgingly. For the Islamic State, that recognition is ideological suicide. Other Islamist groups, such a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Hamas, have succumbed to the blandishments of democrac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n invitation to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complete with a UN seat. Negotiation and accommodation have worked, at times, for the Taliban as well. (Under Taliban rule, Afghanistan exchanged ambassadors with Saudi Arabia, Pakistan,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 act that invalidated the Taliban’s authority in the Islamic State’s eyes.) To the Islamic State these are not options, but acts of apostasy.
对伊斯兰国激进主义的破坏性怎么说都不过分。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基础是各国无论多么不情愿,也要尊重边界划分。对伊斯兰国来说,这种尊重与其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其他伊斯兰主义的团体,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都接受了众人的劝导,渴望受邀加入国际大家庭,最终获得联合国的席位。即使是塔利班,谈判和迁就也时不时奏效。(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及阿联酋互派了大使,这一举动使伊斯兰国认为塔利班政权非法。)在伊斯兰国看来,这些都不可以做,是叛教行为。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reacted to the Islamic State belatedly and in an apparent daze. The group’s ambitions and rough strategic blueprints were evident in its pronouncements and in social-media chatter as far back as 2011, when it was just one of many terrorist groups in Syria and Iraq and hadn’t yet committed mass atrocities. Adnani, the spokesman, told followers then that the group’s ambition was to “restore the Islamic caliphate,” and he evoked the apocalypse, saying, “There are but a few days left.” Baghdadi had already styled himsel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 title ordinarily reserved for caliphs, in 2011. In April 2013, Adnani declared the movement “ready to redraw the world upon the Prophetic methodology of the caliphate.” In August 2013, he said, “Our goal is to establish an Islamic state that doesn’t recognize borders, on the Prophetic methodology.” By then, the group had taken Raqqa, a Syrian provincial capital of perhaps 500,000 people, and was drawing in substantial numbers of foreign fighters who’d heard its message.
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斯兰国的反应既迟钝又迷茫。这个团体的野心及粗略的战略蓝图早在2011年就已在其通告和社交媒体的发言中相当明显。当时它只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数众多的恐怖组织之一,还没有犯下大规模的暴行。发言人阿德纳尼当时告诉追随者们,这个团体的目标就是要“重建伊斯兰哈里发国,”他也谈到末日决战,说,“已经为时不远了。”2011年巴格达迪就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信者的领袖”,这通常是留给哈里发的称谓。20134月,阿德纳尼宣布开始“准备着,以先知的哈里发国方式重划世界”运动。20138月,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以先知的方式建立一个不承认任何国界的伊斯兰国家。”此时该组织已经占领叙利亚的一个省府拉卡,当地人口约50万,并不断吸引着大量听到召唤的外国斗士。

If we had identified the Islamic State’s intentions early, and realized that the vacuum in Syria and Iraq would give it ample space to carry them out, we might, at a minimum, have pushed Iraq to harden its border with Syria and preemptively make deals with its Sunnis. That would at least have avoided the electrifying propaganda effect crea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a caliphate just after the conquest of Iraq’s third-largest city. Yet, just over a year ago, Obama told The New Yorker that he considered ISIS to be al-Qaeda’s weaker partner. “If a jayvee team puts on Lakers uniforms that doesn’t make them Kobe Bryant,” the president said.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确定伊斯兰国的企图,并看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真空地带会给它实现自己的企图提供广阔的空间,我们至少能够推动伊拉克强化它与叙利亚的边界,并采取预防措施,与国内的逊尼派达成妥协。这起码可以避免在攻克伊拉克第三大城市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所带来的震撼性宣传效应。可惜,就在一年多前,奥巴马还对《纽约客》说,他认为ISIS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总统说:“让大学球队套上湖人队服,也成不了科比。”

Our failure to appreciate the split between the Islamic State and al-Qaeda, an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has led to dangerous decisions. Last fall, to take one example, the U.S. government consented to a desperate plan to save Peter Kassig’s life. The plan facilitated—indeed, required—the interaction of some of the founding figures of the Islamic State and al-Qaeda, and could hardly have looked more hastily improvised.
我们未能看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分裂,也未能分清二者的根本区别,这已经导致了危险的决策。比如,去年秋天,美国政府批准了一个营救彼得·卡西格的铤而走险计划。其中居然包含,应该说是要求,与一些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奠基人接触,这是何等仓促草率。

Given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Islamic State, continuing to slowly bleed it appears the best of bad military options.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国的一切,让它慢慢流血似乎是无奈之中最好的办法。

It entailed the enlistment of Abu Muhammad al Maqdisi, the Zarqawi mentor and al-Qaeda grandee, to approach Turki al-Binali, the Islamic State’s chief ideologue and a former student of Maqdisi’s, even though the two men had fallen out due to Maqdisi’s critic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Maqdisi had already called for the state to extend mercy to Alan Henning, the British cabbie who had entered Syria to deliver aid to children. In December, The Guardian report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had asked Maqdisi to intercede with the Islamic State on Kassig’s behalf.
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就是那个扎卡维及基地组织高层的导师。让他接触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主管图尔基·比纳利,他以前也是马克迪斯的弟子,虽然二人已经由于马克迪斯对伊斯兰国的批评不欢而散。马克迪斯当时也已经呼吁伊斯兰国宽恕英国出租司机阿兰·亨宁,他去叙利亚只是运送儿童援助物资。12月,《卫报》报道,美国政府通过中间人请求马克迪斯阻止伊斯兰国杀害卡西格。

Maqdisi was living freely in Jordan, but had been banned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terrorists abroad, and was being monitored closely. After Jordan granted the United States permission to reintroduce Maqdisi to Binali, Maqdisi bought a phone with American money and was allowed to correspond merrily with his former student for a few days, before the Jordanian government stopped the chats and used them as a pretext to jail Maqdisi. Kassig’s severed head appeared in the Dabiq video a few days later.
马克迪斯当时在约旦自由生活,但不得与国外的恐怖分子联系,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约旦允许美国让马克迪斯联系比纳利。马克迪斯用美国人的钱买了一个电话,与他以前的学生愉快地交流了几天,然后约旦政府就中止了这种联系,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马克迪斯。几天后,卡西格斩下的头颅出现在大比丘的视频中。

Maqdisi gets mocked roundly on Twitter by the Islamic State’s fans, and alQaeda is held in great contempt for refusing to acknowledge the caliphate. Cole Bunzel, a scholar who studies Islamic State ideology, read Maqdisi’s opinion on Henning’s status and thought it would hasten his and other captives’ death. “If I were held captive by the Islamic State and Maqdisi said I shouldn’t be killed,” he told me, “I’d kiss my ass goodbye.”
马克迪斯在推特上遭到伊斯兰国粉丝的无情嘲讽,基地组织也因拒不承认哈里发国被严重鄙视。研究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学者科尔·布恩泽读过马克迪斯在亨宁问题上的意见后认为他加速了亨宁及其他人质的死亡。“如果我被捕成为伊斯兰国的人质,然后马克迪斯说我不应该被杀,”他告诉我说,“那我就可以跟自己说拜拜了。”

Kassig’s death was a tragedy, but the plan’s success would have been a bigger one.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qdisi and Binali would have begun to heal the main rift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jihadist organizations. It’s possible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ed only to draw out Binali for intelligence purposes or assassination. (Multiple attempts to elicit comment from the FBI were unsuccessful.) Regardless, the decision to play matchmaker for America’s two main terrorist antagonists reveals astonishingly poor judgment.
卡西格的死是个悲剧,但那个计划本来可以更成功。马克迪斯和比纳利的和解本来可以开始弥合世界两个最大的圣战组织之间的裂痕。政府本来可以只是把比纳利引出来,获取情报或者除掉。(多次联系FBI都未获回应。)无论如何,企图在美国两个主要的恐怖对手之间扮演媒婆角色只能表明判断力奇差!

Chastened by our earlier indifference, we are now meeting the Islamic State via Kurdish and Iraqi prox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with regular air assaults. Those strategies haven’t dislodged the Islamic State from any of its major territorial possessions, although they’ve kept it from directly assaulting Baghdad and Erbil and slaughtering Shia and Kurds there.
我们前期后知后觉的恶果,就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库尔德和伊拉克的代理在战场上面对伊斯兰国,然后辅以定期的空袭。这种战术没有改变伊斯兰国控制的任何主要疆域,只能阻止他们直接攻打巴格达和阿尔比尔,到那里去屠杀什叶派民众和库尔德人。

Some observers have called for escalation, including several predictable voices from the interventionist right (Max Boot, Frederick Kagan), who have urged the deployment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soldiers. These call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too quickly: an avowedly genocidal organization is on its potential victims’ front lawn, and it is committing daily atrocities in the territory it already controls.
某些观察家要求行动升级,可以想见,其中包括来自偏右的干涉主义者的声音(马克斯·布特,弗里德里克·卡甘),他们一直敦促部署成千上万的美国部队。这种声音不应立即驳回,因为那个公然进行种族屠杀的组织已经到了受害者的家门口,每天都在其控制的地区犯下暴行。

One way to un-cast the Islamic State’s spell over its adherents would be to overpower it militarily and occupy the parts of Syria and Iraq now under caliphate rule. AlQaeda is ineradicable because it can survive, cockroach-like, by going underground. The Islamic State cannot. If it loses its grip on its territory in Syria and Iraq, it will cease to be a caliphate. Caliphates cannot exist as underground movements, because territorial authority is a requirement: take away its command of territory, and all those oaths of allegiance are no longer binding. Former pledges could of course continue to attack the West and behead their enemies, as freelancers. But the propaganda value of the caliphate would disappear, and with it the supposed religious duty to immigrate and serve it.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o invade, the Islamic State’s obsession with battle at Dabiq suggests that it might send vast resources there, as if in a conventional battle. If the state musters at Dabiq in full force, only to be routed, it might never recover.
摧毁伊斯兰国凝聚力的一种方法是在军事上战胜它,并占领目前被哈里发国统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基地组织难以根除是因为它可以转入地下,像蟑螂一样继续生存。伊斯兰国不行。如果它失去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控制,就不能再作为哈里发国存在。哈里发国不能作为地下运动存在,因为拥有领土是必要条件:一旦去除它对领土的控制,那些效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当然那些以前的效忠者可以继续攻击西方,斩首敌人,但只能各自行事。哈里发国的宣传价值也将烟消云散,同时消散的还有向其迁移及为其效劳的宗教责任。如果美国发动地面进攻,伊斯兰国对大比丘之战的偏执会导致其投入巨大的资源,打一场常规战争。如果它在大比丘投入全力,而且被打败,它永远无法复原。


 【翻译】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4

Abu Baraa, who maintains a YouTube channel about Islamic law, says the caliph, Baghdadi, cannot negotiate or recognize borders, and must continually make war, or he will remove himself from Islam.
阿布·巴拉阿,在油管上维护着一个关于伊斯兰法的频道,说哈里发巴格达迪不得谈判约定边界,而且必须不断发动战争,否则会被逐出教门。

And yet the risks of escalation are enormous. The biggest proponent of an American invasion is the Islamic State itself. The provocative videos, in which a black-hooded executioner addresses President Obama by name, are clearly made to draw America into the fight. An invasion would be a huge propaganda victory for jihadists worldwid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have given baya’a to the caliph, they all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embark on a modern-day Crusade and kill Muslims. Yet another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would confirm that suspicion, and bolster recruitment. Add the incompetence of our previous efforts as occupiers, and we have reason for reluctance. The rise of ISIS, after all, happened only because our previous occupation created space for Zarqawi and his followers. Who knows the consequences of another botched job?
问题是,战争升级的风险十分巨大。鼓动美国发动地面进攻最积极的就是伊斯兰国本身。戴着黑头套的行刑者咒骂奥巴马总统的挑衅性视频显然意在将美国拉进战争。地面进攻将是全世界圣战者的巨大宣传胜利: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对哈里发表示拜伊尔(效忠),但都相信美国要发动一场现代的十字军战争,屠杀穆斯林。地面进攻和占领会证实这种说法,从而促进其人员招募。加上以前作为占领军的不良记录,我们有理由犹疑。毕竟ISIS的崛起正是由于我们以前的占领行动为扎卡维及其追随者创造了空间。谁知道另一场拙劣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

Given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Islamic State, continuing to slowly bleed it, through air strikes and proxy warfare, appears the best of bad military options. Neither the Kurds nor the Shia will ever subdue and control the whole Sunni heartland of Syria and Iraq—they are hated there, and have no appetite for such an adventure anyway. But they can keep the Islamic State from fulfilling its duty to expand. And with every month that it fails to expand, it resembles less the conquering state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than yet another Middle Eastern government failing to bring prosperity to its people.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国的一切,通过空袭和代理人战争让它慢慢流血似乎是无奈之中的最好办法。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民众都永远不会屈服,也永远不能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所有的逊尼派中心区域——他们在那里被人憎恨,再说也没有这种企图。但他们可以阻止伊斯兰国完成扩张的职责。它成年累月地无法扩张,就会越来越不像先知穆罕默德的胜利国度,而只会越来越像另一个无法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中东政府。

The humanitarian cost of the Islamic State’s existence is high. But its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smaller than its all too frequent conflation with al-Qaeda would suggest. Al-Qaeda’s core is rare among jihadist groups for its focus on the “far enemy” (the West); most jihadist groups’ main concerns lie closer to home. That’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Islamic State, precisely because of its ideology. It sees enemies everywhere around it, and while its leadership wishes ill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haria in the caliphate and the expansion to contiguous lands are paramount. Baghdadi has said as much directly: in November he told his Saudi agents to “deal with the rafida [Shia] first … then al-Sulul [Sunni supporters of the Saudi monarchy] … before the crusaders and their bases.”
伊斯兰国存在的人道主义成本十分高昂。虽然它常常与基地组织相提并论,但对美国的威胁却不那么大。基地组织的战略核心在圣战组织中比较罕见,是集中在“远方的敌人”(即西方),而大多数圣战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附近。伊斯兰国更是如此,这正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它认为周围都是敌人。虽然它的领袖也对美国心怀敌意,但在哈里发国施行沙利亚法并不断扩大疆土才是第一位的。巴格达迪对此几乎直言:11月他告诉他沙特的代理人,“首先对付拉菲塔(即什叶派)……然后是苏鲁勒(即沙特王国的逊尼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

Musa Cerantonio and Anjem Choudary could mentally shift from contemplating mass death to discussing the virtues of Vietnamese coffee, with apparent delight in each.
穆萨·赛兰托尼奥和安杰姆·乔达瑞的头脑既可以思考大屠杀,又可以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而且显然从二者都能感到愉悦。

Th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have been traveling to the caliphate on one-way tickets: they want to live under true Sharia, and many want martyrdom. Doctrine, recall, requires believers to reside in the caliphate if it is at all possible for them to do so. One of the Islamic State’s less bloody videos shows a group of jihadists burning their French, British, and Australian passports. This would be an eccentric act for someone intending to return to blow himself up in line at the Louvre or to hold another chocolate shop hostage in Sydney.
外籍斗士(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拿着单程票奔赴哈里发国:他们希望在真正的沙利亚法下生活,许多还希望成为烈士。记得吧,教义要求真正的信徒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哈里发国境内居住。一段伊斯兰国不大血腥的视频播放了一群圣战斗士烧毁他们的法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护照的画面。这对那些有意回去在卢浮宫的参观人龙中引爆自杀炸弹和在悉尼劫持巧克力店的人来说肯定不可思议。

A few “lone wolf” support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have attacked Western targets, and more attacks will come. But most of the attackers have been frustrated amateurs, unable to immigrate to the caliphate because of confiscated passports or other problems. Even if the Islamic State cheers these attacks—and it does in its propaganda—it hasn’t yet planned and financed one. (The Charlie Hebdo attack in Paris in January was principally an alQaeda operation.) During his visit to Mosul in December, Jürgen Todenhöfer interviewed a portly German jihadist and asked whether any of his comrades had returned to Europe to carry out attacks. The jihadist seemed to regard returnees not as soldiers but as dropouts. “The fact is that the returnees from the Islamic State should repent from their return,” he said. “I hope they review their religion.”
伊斯兰国的一些“独狼型”的支持者攻击了西方目标,而且还陆续有来。但大多数攻击者都是业余水平的失意者,他们由于护照被没收或者其他原因未能迁往哈里发国。虽然伊斯兰国欢呼这些攻击,它的宣传机器就是这么干的,但它还没有策划或资助过任何一起。(一月份对《查理周刊》的攻击原则上是一次基地组织的操作。)尤根·托登霍夫12月走访摩苏尔时,曾采访一位身形富态的德国圣战者,询问他有没有同伙曾回到欧洲发动袭击。这位圣战者似乎认为回去的不是战士,而是辍学生。“实际上那些从伊斯兰国回去的人应该感到后悔,”他说。“我希望他们重新检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Properly contained, the Islamic State is likely to be its own undoing. No country is its ally, and its ideology ensures that this will remain the case. The land it controls, while expansive, is mostly uninhabited and poor. As it stagnates or slowly shrinks, its claim that it is the engine of God’s will and the agent of apocalypse will weaken, and fewer believers will arrive. And as more reports of misery within it leak out, radical Islamist movements elsewhere will be discredited: No one has tried harder to implement strict Sharia by violence.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只要控制得当,伊斯兰国很可能自我毁灭。任何国家都不会是它的盟友,而且它的意识形态也确保这种状况不会改变。它控制的疆域虽然在扩大,但大都不适宜居住,又贫瘠不堪。它自称代表真主意志,而且是末日决战的使者。一旦其疆域停止扩张,或者缩小,这种说法就会弱化,迁来的信徒就会减少。随着其内部惨况的报道逐渐被披露,其他地方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也会丧失信誉:这是最尽力用暴力严格施行沙利亚法的国家,它不过是这个样子。

Even so, the death of the Islamic State is unlikely to be quick, and things could still go badly wrong: if the Islamic State obtained the allegiance of alQaeda—increasing, in one swoop, the unity of its base—it could wax into a worse foe than we’ve yet seen. The rift between the Islamic State and al-Qaeda has, if anything, grow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December issue of Dabiq featured a long account of an alQaeda defector who described his old group as corrupt and ineffectual, and Zawahiri as a distant and unfit leader. But we should watch carefully for a rapprochement.
即使如此,伊斯兰国的灭亡不会一蹴而就,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伊斯兰国获得基地组织的效忠——从而大幅提高其基本信众的团结——它可能成为一个前所未见的最强大对手。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裂痕在过去几个月中似乎有所加深;12月份的《大比丘》发表了一大篇对一位基地组织投诚者的采访,他形容老东家腐败无能,扎瓦希里高高在上,不适合当领袖。但我们应该小心观察,双方万一和解了呢?

Without a catastrophe such as this, however, or perhaps the threat of the Islamic State’s storming Erbil, a vast ground invasion would certainly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除非发生这样的变故,或者出现伊斯兰国进攻阿尔比尔的威胁,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肯定只会让局面恶化。
What ISIS Really Wants? ISIS到底要什么? 5
V. Dissuasion
攻心

It would be facile, even exculpatory, to call the problem of the Islamic State “a problem with Islam.” The religion allows many interpretations, and Islamic State supporters are morally on the hook for the one they choose. And yet simply denouncing the Islamic State as un-Islamic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especially if those who hear the message have read the holy texts and seen the endorsement of many of the caliphate’s practices written plainly within them.
把伊斯兰国的问题称作“伊斯兰的问题”是肤浅的,甚至有为其开脱的嫌疑。伊斯兰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只是在道义上执着于其中一种。同时,简单地指责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也毫无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读过古兰经原文的人,他们见到哈里发国行为的根据,都明明白白地写在经书当中。

Muslims can say that slavery is not legitimate now, and that crucifixion is wrong at this historical juncture. Many say precisely this. But they cannot condemn slavery or crucifixion outright without contradicting the Koran and the example of the Prophet. The only principled ground that the Islamic State’s opponents could take is to say that certain core texts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s of Islam are no longer valid,” Bernard Haykel says. That really would be an act of apostasy.
穆斯林可以说现在奴隶制已经不合法,或者钉十字架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错误的。很多人的确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谴责蓄奴或者钉十字架,否则他们将与古兰经和先知的榜样发生冲突。“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只能采取一种原则立场,即伊斯兰教的某些核心经文和传统训导已经不再有效,”伯纳德·海克尔说。但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叛教的举动。

The Islamic State’s ideology exerts powerful sway over a certain subset of the population. Life’s hypocrisies and inconsistencies vanish in its face. Musa Cerantonio and the Salafis I met in London are unstumpable: no question I posed left them stuttering. They lectured me garrulously and, if one accepts their premises, convincingly. To call them un-Islamic appears, to me, to invite them into an argument that they would win. If they had been froth-spewing maniacs, I might be able to predict that their movement would burn out as the psychopaths detonated themselves or became drone-splats, one by one. But these men spoke with an academic precision that put me in mind of a good graduate seminar. I even enjoyed their company, and that frightened me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对某一特定的人群可以有强大的支配力。生活中的虚伪与表里不一在它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穆萨·赛兰托尼奥以及我在伦敦见过的萨拉菲教徒让人难以抗拒:我提出的问题他们回答起来连磕巴都不打。他们对我的反复说教,如果接受他们设定的前提,反而很有说服力。把他们称作非穆斯林,对我来说,似乎是邀请他们来一场他们一定会赢的辩论。如果他们只是口沫横飞的疯子,我就可以断言他们将自我毁灭,因为疯子一个一个地不是自己绑上炸弹爆炸,就是成为无人机下的肉酱。但这些人的言论学术精准,使我恍如身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我甚至有些享受与他们相处,这让我不寒而栗。

Non-muslims cannot tell Muslims how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properly. But Muslims have long since begun this debate within their own ranks. “You have to have standards,” Anjem Choudary told me. “Somebody could claim to be a Muslim, but if he believes in homosexuality or drinking alcohol, then he is not a Muslim.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nonpracticing vegetarian.”
非穆斯林无法教导穆斯林如何正确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但穆斯林内部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很久。“你得有套标准,”乔达瑞告诉我。“人人都可以自称是穆斯林,但如果有人接受同性恋或者喝酒,那他就不是穆斯林。这就好像不会有吃荤的素食者一样。”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strand of Islam that offers a hard-line alternative to the Islamic State—just as uncompromising, but with opposite conclusions. This strand has proved appealing to many Muslims cursed or blessed with a psychological longing to see every jot and tittle of the holy texts implemented as they were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Islam. Islamic State supporters know how to react to Muslims who ignore parts of the Koran: with takfir and ridicule.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some other Muslims read the Koran as assiduously as they do, and pose a real ideological threat.
可是,伊斯兰还有一个派别,和伊斯兰国同样属强硬派,他们也决不妥协,但结论却与伊斯兰国完全相反。不知是福还是祸,有些穆斯林心理上渴望看到在生活中像伊斯兰早期那样贯彻经文中的每个细节。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派别很有吸引力。伊斯兰国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忽略部分古兰经内容的穆斯林:实行塔克菲尔(即逐出教门),或者讽刺嘲笑。但他们也知道,还有一些穆斯林,和他们一样,一丝不苟地阅读古兰经,并对他们形成意识形态的威胁。

Baghdadi is Salafi. The term Salafi has been villainized, in part because authentic villains have ridden into battle waving the Salafi banner. But most Salafis are not jihadists, and most adhere to sects that reject the Islamic State. They are, as Haykel note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Dar al-Islam, the land of Islam, even, perhap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strous practices such as slavery and amputation—but at some future point. Their first priority is personal purification and religious observance, and they believe anything that thwarts those goals—such as causing war or unrest that would disrupt lives and prayer and scholarship—is forbidden.
巴格达迪是萨拉菲派信徒。萨拉菲这个词名声不好,部分原因是确有恶棍曾挥舞着萨拉菲派的旗帜为非作歹。但大多数萨拉菲派信徒不是圣战者,他们大多数所属的宗派都拒绝伊斯兰国。海克尔指出,他们致力于扩大“达拉伊斯兰”,即伊斯兰教的疆域。这也许会使用奴隶制和斩首这样的可怕手段,但那是未来的事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个人净化和严格奉行宗教,任何妨碍这个目标的事情——比如导致战乱而残害生命、干扰祈祷或打搅经文研习——都是不允许的。

They live among us. Last fall, I visited the Philadelphia mosque of Breton Pocius, 28, a Salafi imam who goes by the name Abdullah. His mosque is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crime-ridden Northern Liberties neighborhood and a gentrifying area that one might call Dar al-Hipster; his beard allows him to pass in the latter zone almost unnoticed.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去年秋天,我到费城的一家清真寺拜访了一名28岁的萨拉菲派伊玛目布雷顿·博休斯,教名阿卜杜拉。他的清真寺一边是费城罪案丛生的自由北区,另一边是个高档社区,可以称作“达拉潮人”(潮人区)。他的胡子样式可以让他在这个潮人区随意走动而毫无违和感。

A theological alternative to the Islamic State exists—just as uncompromising, but with opposite conclusions.
宗教上存在和伊斯兰国类似的教派,他们也同样决不妥协,但结论却与伊斯兰国完全相反。

Pocius converted 15 years ago after a Polish Catholic upbringing in Chicago. Like Cerantonio, he talks like an old soul, exhibiting deep familiarity with ancient texts, and a commitment to them motivated by curiosity and scholarship, and by a conviction that they are the only way to escape hellfire. When I met him at a local coffee shop, he carried a work of Koranic scholarship in Arabic and a book for teaching himself Japanese. He was preparing a sermon on the obligations of fatherhood for the 150 or so worshipers in his Friday congregation.
博休斯来自芝加哥的波兰裔天主教家庭,15年前皈依伊斯兰教。和赛兰托尼奥一样,他说起话来像个老者,对古老的经文滚瓜烂熟,又因求知欲和学识丰富对其笃信不移。他坚信经文是逃脱火狱的唯一途径。我和他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时,他带着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研习著作,还有一本自学用的日语书。他正在准备周五主麻(穆斯林周五中午的礼拜聚会为一周最隆重,称为“主麻”)有关父道的讲经,对象是150个左右信徒。

Pocius said his main goal is to encourage a halal life for worshipers in his mosque. But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has forced him to consider political questions that are usually very far from the minds of Salafis. “Most of what they’ll say about how to pray and how to dress is exactly what I’ll say in my masjid [mosque]. But when they get to questions about social upheaval, they sound like Che Guevara.”
博休斯说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鼓励自己寺中的信徒生活严格清真。但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他考虑政治问题,这本来对萨拉菲信众来说遥不可及。“他们有关着装和礼拜的说法与我在自己寺中讲的一模一样。但一说到社会动乱,他们的口气就像切·格拉瓦了。”

When Baghdadi showed up, Pocius adopted the slogan “Not my khalifa.” “The times of the Prophet were a time of great bloodshed,” he told me, “and he knew that the worst possible condition for all people was chaos, especially within the umma [Muslim community].” Accordingly, Pocius said, the correct attitude for Salafis is not to sow discord by factionalizing and declaring fellow Muslims apostates.
巴格达迪一出现,博休斯就喊出“这不是我的哈里发”的口号。“先知所处的年代是大浴血的时代,”他告诉我,“他知道人们最坏的境况是动荡,特别是在乌玛(穆斯林社会)内部。”因此,博休斯说,萨拉菲信众的正确态度不是煽动不和,宣布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

Instead, Pocius—like a majority of Salafis—believes that Muslims should remove themselves from politics. These quietist Salafis, as they are known, agree with the Islamic State that God’s law is the only law, and they eschew practices like vo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But they interpret the Koran’s hatred of discord and chaos as requiring them to fall into line with just about any leader, including some manifestly sinful ones. “The Prophet said: as long as the ruler does not enter into clear kufr [disbelief], give him general obedience,” Pocius told me, and the classic “books of creed” all warn against causing social upheaval. Quietist Salafis are strictly forbidden from dividing Muslims from one another—for example, by mass excommunication. Living without baya’a, Pocius said, does indeed make one ignorant, or benighted. But baya’a need not mean direct allegiance to a caliph, and certainly not to Abu Bakr alBaghdadi. It can mean, more broadly, allegiance to a religious social contract and commitment to a society of Muslims, whether ruled by a caliph or not.
相反地,博休斯与大多数萨拉菲派信众一样,相信穆斯林应远离政治。他们被称为寂静主义萨拉菲派,与伊斯兰国一样,也承认真主的法律唯一,并回避创建政党或投票之类的事务。但他们把古兰经对不和与动荡的厌恶解读成自己可以服从任何领袖,即使对方明显是有罪之人。“先知说过:只要统治者没有明确的卡菲勒(不信道)行为,服从他,”博休斯告诉我,经典的“圣训集”也都警告过不可造成社会动乱。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决不允许分裂穆斯林——比如用大规模逐出教门的方式。博休斯说,生活中没有拜伊尔(效忠)的确让人无知,或陷入黑暗。但拜伊尔并不是对一个哈里发直接表示效忠,更不是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它可以,更广义来说,是对宗教性社会契约的效忠,或者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奉献,不用考虑是否在哈里发统治之下。

Quietist Salafis believe that Muslims should direct their energies toward perfecting their personal life, including prayer, ritual, and hygiene. Much in the same way ultra-Orthodox Jews debate whether it’s kosher to tear off squares of toilet paper on the Sabbath (does that count as “rending cloth”?), they spend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time ensuring that their trousers are not too long, that their beards are trimmed in some areas and shaggy in others. Through this fastidious observance, they believe, God will favor them with strength and numbers, and perhaps a caliphate will arise. At that moment, Muslims will take vengeance and, yes, achieve glorious victory at Dabiq. But Pocius cites a slew of modern Salafi theologians who argue that a caliphate cannot come into being in a righteous way except through the unmistakable will of God.
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认为穆斯林应该将精力放在个人修行上,包括礼拜、仪式、及卫生。这与超正统的犹太教徒类似,后者曾辩论安息日扯断厕所卷纸是否符合犹太教规(这算不算“撕开布匹”?- 译注:撕开布匹属正统犹太教安息日39种禁忌行为之一)。寂静萨拉菲教徒花大量时间确保裤子长度合适,哪些地方的胡子必须修剪整齐,哪些地方必须保持蓬松。他们相信,通过这些挑剔讲究的繁文缛节,真主会眷顾他们,赐予他们力量,保佑他们繁衍壮大,没准还会带来哈里发的崛起。到那时候,穆斯林才展开复仇,是的,就是在大比丘取得光荣的胜利。但博休斯引述一大段某位现代萨拉菲神学家的观点,说如果真主没有表示明确无疑的意愿,不会有正当的哈里发国诞生。

The Islamic State, of course, would agree, and say that God has anointed Baghdadi. Pocius’s retort amounts to a call to humility. He cites Abdullah Ibn Abbas, one of the Prophet’s companions, who sat down with dissenters and asked them how they had the gall, as a minority, to tell the majority that it was wrong. Dissent itself, to the point of bloodshed or splitting the umma, was forbidden. Even the manne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aghdadi’s caliphate run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he said. “The khilafa is something that Allah is going to establish,” he told me, “and it will involve a consensus of scholars from Mecca and Medina. That is not what happened. ISIS came out of nowhere.”
伊斯兰国当然认为真主已经选定了巴格达迪。博休斯的反驳已经成了一种侮辱。博休斯讲述先知的同伴阿卜杜拉·伊本·阿巴斯的故事,阿卜杜拉和叛军坐在一起,劝说他们鼓起勇气,作为少数派向多数派承认自己的错误。流血屠杀和分裂乌玛(伊斯兰社会)的异见是不允许的。他说甚至巴格达迪这种建立哈里发国的方式也不符合预期。“哈里发国应该由安拉建立,”他说道,“应该包含麦加麦地那学者的共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ISIS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The Islamic State loathes this talk, and its fanboys tweet derisively about quietist Salafis. They mock them as “Salafis of menstruation,” for their obscure judgments about when women are and aren’t clean, and other low-priority aspects of life. “What we need now is fatwa about how it’s haram [forbidden] to ride a bike on Jupiter,” one tweeted drily. “That’s what scholars should focus on. More pressing than state of Ummah.” Anjem Choudary, for his part, says that no sin merits more vigorous opposition than the usurpation of God’s law, and that extremism in defense of monotheism is no vice.
伊斯兰国非常讨厌这种说法,它的狂热粉丝在推特上对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毫不留情。他们嘲笑它为“月经萨拉菲派”,因为其对女人何时洁净何时不洁的判定十分奇怪,还有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条禁止女人在木星上骑自行车的教令,”有条推特帖子嘲笑道,“这才是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比乌玛国家急得多。”安杰姆·乔达瑞则说篡改真主的法律罪大恶极,应该遭到最激烈的打击,维护真主的唯一,即使激进也没什么不对。

Pocius doesn’t court any kind of official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unterweight to jihadism. Indeed, official support would tend to discredit him, and in any case he is bitter toward America for treating him, in his words, as “less than a citizen.” (He alleges that the government paid spies to infiltrate his mosque and harassed his mother at work with questions about his being a potential terrorist.)
博休斯不寻求任何美国官方支持其反对圣战。的确,官方支持只会减弱其公信力。他最多也就是抱怨一下美国政府对他,用他的话来说,“不像个公民”。(他声言政府雇佣密探混进他的清真寺,并且在工作场所骚扰他母亲,询问他是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Still, his quietist Salafism offers an Islamic antidote to Baghdadi-style jihadism. The people who arrive at the faith spoiling for a fight cannot all be stopped from jihadism, but those whose main motivation is to find an ultraconservative, uncompromising version of Islam have an alternative here. It is not moderate Islam; most Muslims would consider it extreme. It is, however, a form of Islam that the literal-minded would not instantly find hypocritical, or blasphemously purged of its inconveniences. Hypocrisy is not a sin that ideologically minded young men tolerate well.
尽管如此,他的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是一剂针对巴格达迪式圣战运动的伊斯兰良药。仅从一心想战斗的信仰着手,很难让所有人都停止追随圣战,但如果有人想找一个极端保守又决不妥协的教派,它就是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派,大多数穆斯林也认为它极端。但它是那种死抠字眼的人觉得不虚伪的伊斯兰派别,而且细节上依然十分繁琐,因此没有不敬。

Western officials would probably do best to refrain from weighing in on matters of Islamic theological debate altogether. Barack Obama himself drifted into takfiri waters when he claimed that the Islamic State was “not Islamic”—the irony being that he, as the non-Muslim son of a Muslim, may himself be classified as an apostate, and yet is now practicing takfir against Muslims. Non-Muslims’ practicing takfir elicits chuckles from jihadists (“Like a pig covered in feces giving hygiene advice to others,” one tweeted).
西方官员也许最好不要涉及任何伊斯兰神学上的争论。巴拉克·奥巴马声称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的时候,已经滑向塔克菲尔的泥潭——问题在于,他作为穆斯林的儿子却不是穆斯林,这本身就可以被归为叛教。

I suspect that most Muslims appreciated Obama’s sentiment: the president was standing with them against both Baghdadi and non-Muslim chauvinists trying to implicate them in crimes. But most Muslims aren’t susceptible to joining jihad. The ones who are susceptible will only have had their suspicions confirmed: the United States lies about religion to serve its purposes.
我觉得大多数穆斯林都欣赏奥巴马的观点:总统和他们站在一起,既反对巴格达迪,也反对暗示他们有罪的非穆斯林沙文主义者。多数穆斯林并不愿意加入圣战。那些加入圣战的是因为他们证实了如下疑虑:美国在宗教问题上撒谎,以服务自己的目的。

Within the narrow bounds of its theology, the Islamic State hums with energy, even creativity. Outside those bounds, it could hardly be more arid and silent: a vision of life as obedience, order, and destiny. Musa Cerantonio and Anjem Choudary could mentally shift from contemplating mass death and eternal torture to discussing the virtues of Vietnamese coffee or treacly pastry, with apparent delight in each, yet to me it seemed that to embrace their views would be to see all the flavors of this world grow insipid compared with the vivid grotesqueries of the hereafter.
在自己狭隘的神学领域,伊斯兰国精力充沛,创意十足。但在此之外,它枯燥乏味:生活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天命。穆萨·赛兰托尼奥与安杰姆·乔达瑞的头脑既可以思考大屠杀和永恒折磨,又可以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或者香甜的点心,而且显然从三者中都能感到愉悦。但在我看来,要同意他们的观点,就得让现世的多姿多彩慢慢消亡,才能达致来世的怪诞绚烂。

I could enjoy their company, as a guilty intellectual exercise, up to a point. In reviewing Mein Kampf in March 1940, George Orwell confessed that 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dislike Hitler”; something about the man projected an underdog quality, even when his goals were cowardly or loathsome. “If he were killing a mouse he would know how to make it seem like a dragon.” The Islamic State’s partisans have much the same allure.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personally involved in struggles beyond their own lives, and that merely to be swept up in the drama, on the side of righteousness, is a privilege and a pleasure—especially when it is also a burden.
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思维运动,我可以享受与他们相处。乔治·奥威尔1940年三月研读《我的奋斗》时,承认自己“根本无法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即使自己的目标可鄙可憎,也有一种让人觉得高大上的能力。“他即使是在杀只老鼠,也会让你觉得他是在与猛龙搏斗。”伊斯兰国的斗士们也有类似的诱惑。他们坚信自己所处的斗争,意义远在自己生命之外。只要身处正义一方,无声无息地献出生命,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刻,是一种荣耀和愉悦。

Fascism, Orwell continued, is
奥威尔继续写道:法西斯主义,

psychologically far sounder than any hedonistic conception of life … Whereas Socialism, and even capitalism in a more grudging way, have said to people “I offer you a good time,” Hitler has said to them, “I offer you struggle, danger, and death,” and as a result a whole nation flings itself at his feet … We ought not to underrate its emotional appeal.
心理上比任何快乐主义的生命哲学都更加明智……社会主义告诉人们:“我会给你们好时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不情不愿地这么说着。但希特勒告诉人们:“我给你们斗争、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它的吸引力。

Nor, in the case of the Islamic State, its religious or intellectual appeal. That the Islamic State holds the imminent fulfillment of prophecy as a matter of dogma at least tells us the mettle of our opponent. It is ready to cheer its own near-obliteration, and to remain confident, even when surrounded, that it will receive divine succor if it stays true to the Prophetic model. Ideological tools may convince some potential converts that the group’s message is false, and military tools can limit its horrors. But for an organization as impervious to persuasion as the Islamic State, few measures short of these will matter, and the war may be a long one, even if it doesn’t last until the end of time.
同样我们也不能低估伊斯兰国的宗教和思想吸引力。伊斯兰国以立即实现预言作为自己的信条,这至少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对手的精神源泉。它即使身处包围圈,也依然信心昂扬,并且可以庆祝自己接近全军覆没。只要保持对先知榜样的真诚,就会获得上天的援助。意识形态上也许能够劝阻部分人相信这个团体说教的虚假性而放弃追随,军事上也许能够控制它的蔓延。但对于像伊斯兰国这样不受说服教育影响的组织,其他手段也是重要的。这是场持久战,虽然不会持续到永远。
===全文译毕===
文革时,一位到访北京郊区的美国记者问当地一位农民:粮食丰收靠什么? 答:毛泽东思想。 几年后毛死,邓上台,这位美国记者再次访问中国,他找到同一个农民问了同一个问题:现在能告诉我,粮食丰收靠什么吗? 答:当然是大粪。
【仅有11万存款被计生委划走 男子被逼无奈自杀】昨天下午,一男子因超生一个女儿,但在已交社会抚养费的情况下,还是被计生部门在无通知的前提下突然将其银行卡上仅有的11万存款全部划走……该男子被逼无奈,爬上桥头自杀!http://url.cn/Y8aI6o



环球时报
【习近平用过的50个典故[推荐]】①敬民: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②立德: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③劝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④廉政:公生明,廉生威…这些你都了解吗?今天上午,《习近平用典》一书在人民日报社首发。摘自书中的50个典故↓↓@人民日报
我发现漏了一条:是君子群而不党,唯小人结党营私。请混球屎报补上 || plqlive: ||秀才江湖: 摇尾系统,你们活着最大的功能,就是紧盯着主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摇尾巴的机会

自己给自己找毛病,找到了就改,只能是一阵,过几天就懒惰了,人都会懒惰,没有别人督促是不可能真正改掉坏习惯的。这就是反腐。当然,中共是有先进性的,所以不需要别人监督,自己监督自己也可以的,恩恩。就是这样
今日话题 
第3075期:《春晚反腐题材有多大突破》http://url.cn/d6hnFf 本届春晚早就被传为“反腐节目讽刺尺度之大,涉及题材之敏感,堪称三十年来之最”。昨夜春晚上演,反腐“尺度最大”得到印证,可谓深得民心。当然在另一些方面,春晚还可以继续突破——2月19日 09:14 全部转播和评论(248)

啥叫抢红包?就是过去中国旧社会,逢年过节大户人家站门口抓一把铜板往外一扔,一帮叫花子抢得满地滚,财主老爷哈哈大笑。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2月13日 10:00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说我整天发中国的阴暗面我人也是阴暗的,那你整天发鸡汤你就是鸡吗?1月27日 14:12 全部转播和评论(18)
在中国有@中国移动10086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我都用过。我选择移动和联通。打客服电话咨询问题,碰见数个傻逼客服浪费10多分钟不知所云,之后技术客服更牛逼的告诉你问题在你自己,他们公司米有问题,还有一听要投诉马上说自己米有问题的,这么牛逼的只有@中国电信 ,要不是因为垄断,早就该倒闭了吧1月26日 21:51 摩酷 
中国电信客服极其牛逼,问处理时限,直接告诉我问题解决不了。唉,是什么让你们这么没教养的。用电信手机几个月,已经3次投诉恶劣的客服态度了。不恶劣的还没投诉。
腾讯新闻 
【习近平喜欢去什么样人家串门】 过去一年,总书记在各地考察一共走进了15户人家。几乎每次地方考察,都要走访百姓家庭。下面就带你一起来看看那些“与习大大的家长里短”。详情请点击:http://url.cn/ajVc3T
 难道不是安排好的吗?一大帮人随便敲一家门,反正我是不会开门的,中国骗纸这么多
今日话题 
第3045期:《致命的中国儿童药:用药靠掰,剂量靠猜》http://url.cn/fMIVrE 有媒体报道“中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者多达30万人,占总体聋哑儿童的30%~40%”。事实上,中国儿童药规格、剂型、品种全都缺,医院只能以成人药物和剂型代替儿童药物和剂型。你足够注意孩子用药的安全么?1月20日 10:27 全部转播和评论(290)
中国大部分儿童的现状是“生得计划,死得随机”,词汇上解释为为“祖国的花朵”,实际上和成年人一样都只是政府的一种“资源”而已。为什么国家不重视?因为领导们的孩子基本上都不在国内。

香河圈地的那些事儿

  (2012-12-10 16:49:20)

吴法天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7cd3301019r4o.html
2012年12月9日,新浪微博@黄伟夫发了一个实名举报帖“廊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文华,任香河县委书记期间,强占农民耕地6000亩,每亩60万却只给农民每亩1000块钱,涉案总额数十亿计。其妻@赵丽华极为奢侈,其女通过不正当方式进入北京海关。案发后杨文华不降反升,求中央给香河农民活路@吴法天@点子正”该帖在不到一天时间转发近6000,很多人希望有关部门能借反腐东风,彻查香河圈地事件。作为一个被打假斗士免证认定的五毛,有人希望我举起微博反腐大旗,我淡淡一笑,连夜整理出以下文字:

    香河圈地的那些事儿

    一、圈地书记屹立不倒

    中央电视台2011年5月23日的《新闻1+1》中,我们看到了这样荒唐的一幕:香河地方政府通过每亩一千多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通过土地整理、包装转化为合法身份,再以60万-80万元/亩的价格出售给开发企业。香河用此方法圈地近万亩,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一线房地产开发企业先后进驻集聚于此。这就是房地产暴利之香河样本:集官商合谋、欺骗农民、低价拿地、违法违规、谋取暴利等近几年房地产畸形发展特征为一体。

    中央联合调查组对香河圈地问题调查后,河北省政府随后召开规范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通报了香河县土地违规问题及处理情况,除了对香河县长张贵金等9名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免职等处理外,还责成县委书记杨文华等10人作出深刻检查。但最后,其中9人被撤职,县委书记杨文华仅作检查,上调到廊坊市人大任副主任,党组成员。杨文华身为县委书记,在香河圈地事件中能置身事外吗?

    2010 年年底,时任香河县委书记的杨文华在接受搜狐专访时曾说:“香河制定了一个两河发展战略,两河开发共规划成七个板块,总面积 110 多平方公里。上海绿地、北京万通、河北建设等多家战略开发商云集香河,近期即将展开首期工程建设。据对十几家战略投资集团草签的协议,总体投资已达 1100 亿。当这 1100 亿陆续变成建筑、变成植被、变成风景的时候,香河的魅力将会多么地诱人。”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了解:在香河圈地运动中,除了万科与五矿建设联手打造的香河北京欢庆城外,绿地、万通、河北建设、北京建工、合生创展、北京住总、中交集团、中信、保利、首创、富力等等 30 多家地产企业也已纷纷进入香河并大面积圈地。有知情人说,仅万通地产就以 4.8 亿元先后拿下香河县 4 宗地块,合计面积达 53 万平方米。而整个香河县远期规划的投资额度可能达到千亿元以上。记者如此写道:“在香河圈地运动中,包括万科、万通、绿地、首创等在内的多家知名开发商均被卷入。开发商对此多态度坦然,称拿地过程手续完备,五证俱全。私下里,他们对香河县政府作风则多有微词,对索贿行为不堪其扰。”

    杨文华对香河圈地显然负有责任。线索有四个方面:一看招待工作方面,杨文华书记等人开了不下120次招待会,迎接了五湖四海来香河投资落户的企业和考察团。而这些考察团中,招商数额最大、考察最频繁的当属房地产企业。二看宣传工作方面,杨文华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香河正在开展“六城空间”,即大搞城市化。而其时进入香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多达38家。三看配套工作方面,当廊坊著名的三强公司大量征地后,杨文华曾与三强公司负责人一同请人建设某村庄回迁房,而三强公司又将建设回迁房当中“多划出”的周转地再次卖出。四看审批工作,2011年5月,杨文华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曾召开“项目审批工作会议”,在会上,领导们听取了20余个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汇报。而这些方案大多为“小区、公寓、产业园”。杨文华在会上亦发表了讲话,并指出了工作要点。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农业厅、省委农工部、监察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初步认定,香河县个别乡镇存在违规流转土地、违规改变土地利用目的、违规占地等问题,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侵害了农民群众利益。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副专员任洪昌说,从2010年5月开始到7月,局里集中接到近30次香河县村民来信来访,反映当地违法用地问题。此后督察室对香河县涉地信访案件逐一核查,先后两次约谈香河县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当地整改。一年之后,该问题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才得到调查。而2011年5月CCTV就说要一查到底的香河圈地,一年过去了,河北省国土部门至今没有给此事件最终定性。香河当地百姓事后在贴吧这样说道:“全县百姓最希望看到的是县委书记和三强老总被绳之于法,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几只替罪羊成了这场土地运动的牺牲品。”

    香河圈地的那些事儿

 
    二、三强公司果然强悍

    上文提到了一个公司:三强公司或称三强集团。三强集团是一家集房产开发、土地拆迁整理、信用担保等多项业务并垄断香河县城供水与热力供应的民营企业。其资产由多年前仅数十万元,飞速膨胀到总资产80余亿元、净资产67亿元,十年间增长十万倍。2011年5月,香河土地违规案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在累计重达数十斤的材料中,三强集团浮现出来。该集团老总王尚新以超低价格,以租用的手法,将村民的耕地占有囤积,然后高价转给开发商。在一年的时间里,三强公司在香河县多个乡镇,以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名义控制超过万亩地块,多为耕地。香河县安平镇政府的一位官员透露,三强在香河与北京、天津交接的三角地,征占2500余亩耕地,以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的名义招商开发。还在“北京金三角”对面占用大片农田,开发房产项目。三强公司以低价租用农村耕地,盖成厂房,再高价转租给企业,之后再由政府部门逐年申请耕地农转非指标,将流转变征用,将农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这一以租代征快速解决招商用地的模式,被称为“三强模式”。

    除了三强,还有紫辰集团,其实也是该模式的践行者。香河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子元,是紫辰集团法人代表,在十年圈地运动中,历任淑阳镇镇长、镇党委书记、香河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2006年当选香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直官商一体,直至2011年5月土地案发。我们前文提到,三强公司大量征地后,杨文华曾与三强公司负责人一同请人建设某村庄回迁房,而三强公司又将建设回迁房当中“多划出”的周转地再次卖出,杨文华和三强公司是有直接联系的。而这个三强公司,居然也与梨花教母赵丽华有直接联系!

    赵丽华召集过四次“梨花节”。根据赵丽华等人介绍,梨花节是一个集中国艺术界、经济界、学术界、知识界、慈善界、媒体界等多个界别精英人士参见的一个卓有影响的盛会,由赵丽华担任主持。这个被媒体称为“文化艺术高端峰会”的梨花节,2008年首届在河北省霸州市,2009年第二届在北京宋庄艺术区,2010年第三届在廊坊沁园春商务会馆,2011年第四届在“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举行。每次的日程除了有象征性的一个小会外,都是游山玩水泡温泉。而主办方则慷纳税人之慨。例如,第二届梨花节的主办方是宋庄镇人民政府,两天的议程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会议时间,其他全是游玩。这不是地方政府为赵丽华买单么?梨花节一共举办了四届,每届嘉宾上都不乏亮点,其中第四届就有不少的地产老总,例如津滨发展的郑介甫、永昌地产的赵静、三强实业的李海燕……。等等,怎么有三强公司?没错,嘉宾名单上赫然在列的是三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燕,三强集团老总王尚新的夫人。一个在香河圈地中负责占地的公司老总,怎么有雅兴跑到诗人的聚会上来了?梨花节的钱究竟是谁赞助的?

   在香河坊间,香河县被戏称为“三强县”,这一企业基本垄断县城供水、供热市场,并插足多个村庄的强拆、供地。三强集团“有权强拆”“同意以上条款均可享受各种待遇,如不同意就不享受任何待遇,如造成法院强行拆扒;一切后果全部自负。”“甲方(城镇开发公司)有权强行拆除,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乙方(村委会)承担。”……这些措辞,来自于香河县新华街道办东北街村、北岗子村等地的平房改造或村庄整理改造协议。而作为持有香河县开发用地最多的房地产企业,三强公司也对香河县政府投桃报李,至少有4位香河县政府前局长供职于三强实业集团,具体涉及建设局、水务局、信访局、环保局。一位香河的农民给我来信揭露三强公司:“他把香河县水厂垄断了,叫三强水厂,供水都是他说了算,还成立个执法队,谁家要是打井,都会找上门罚款再给填井。想占哪块地开发,如果老百姓不愿意,就给停水,半夜还找人去家门口砸门,放炮竹,与政府勾结,过去是跟杨文华,现在也跟现任班子,没办法,政府吃他那套”。可是,这么一个强悍的三强公司,它的总经理居然跑到一个写“键盘诗”的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会上去捧场?

     香河圈地的那些事儿

 
    三、家有公知羡煞旁人

    梨花教母赵丽华,微博上著名公知,她是杨文华书记的夫人。赵丽华曾在微博上说,“我家人去阿联酋给我买过一款最新版LV,巨贵,还傻,与满大街假冒伪劣无区别”。而在2009年2月17日,廊坊电视台播出“市长王爱民率我市商务代表团就IT产业及服务外包业到印度和阿联酋进行考察”新闻,提到市商务局、廊坊开发区、香河县、广阳区等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考察活动,香河县时任县委书记即为杨文华,可以对照新闻照片。一位来自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的网友指出赵丽华“配偶为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县委书记杨文华”,并将此内容增添至百度百科中,但一位ID为“杨小龙00”的用户以“涉及个人隐私”的原因,分别两次删除了赵丽华配偶信息。根据查询得知,“杨小龙00”是百度赵丽华吧的吧主,其博客中的内容也几乎都是有关赵丽华的正面信息。

    赵丽华曾经在微博中写道:“有人说我诗人命贱,还真是。我从不用高档化妆品、不进美容院、不买名牌、不会开车省车省油、不出去请客吃饭顶多在家做做馅饼包包饺子……每年花不了两三万块钱……命贱纸薄,速求包养!”但通过检索一些公开的信息,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与她所标榜完全不同的事实:享受来自阿联酋的“最新版LV”、“经典的Burberry格子衫”、“据说贵得不得了的骆驼男包”、“爱马仕的帽子”,同时,她“拥有苹果电脑,iPod Touch给了女儿,iPhone3只会用来摇卦,iPhone4还没开包装,iPad只用来玩游戏”,并且,在瑞士卢森湖区的商店“进去就挑了三块表”。而据网友透露的信息,其女儿今年7月才从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却已拥有了私家车。她女儿的信息也可以在天涯检索到:1988年6月13日出生,父为县委书记,母为国家一级作家。在河北上完高二,2006年3月17日随母落户北京,完成“高考移民”(违反教育部[2005]13号文件)。2007年高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毕业时顺利进入北京海关,2011年10月1日结婚。而吊诡的是,赵丽华2006年3月迁户到北京,2007年还能当选廊坊市作协副主席!

    从大众媒体上看,关心公共话题,敢于发表意见的著名诗人赵丽华,都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比如在宜黄事件时,赵丽华曾经这样写到——“强烈要求中央干预,所有视民如草芥者一律严惩。绝不能让宜黄党政领导异地为官,应追究刑责,严惩不贷!”钱云会事件时,赵丽华曾经写到——“所有在拆迁国策中被断水断电的,被砸玻璃恫吓的……如果总能够只手遮天,总能够颠倒黑白,老天爷会发怒的,所有的神灵都会发怒的。”那么面对近在身旁的香河长达三年之久的“耕地保卫战”,赵丽华是如何面对那些“视民如草芥者”的?又如何面对那些“在拆迁中令老天爷发怒的”人?

    从2011年10月初质疑赵丽华后,遭到了赵的强烈反弹,她并没有直接回应我的问题,而是在微博上贴出大字报,进行威胁和恐吓,要找学校领导反映,让我“丢饭碗”,要和易天组织百人讨伐团去学校拉横幅,还要录下我被打的过程。腾讯在2011年10月13日《为什么要质疑赵美美》专题中提到:纵观本次吴法天与赵丽华的微博论战,虽然吴法天在微博上不无戏谑之词,但所发微博均有据可考,而赵丽华的回应却避实就虚,不回复吴的质疑,却直接对吴法天展开人身攻击,并在微博上说要“公开约架,定点摘除”。当我把事实一个个抛出来后,赵丽华从歇斯底里的谩骂,转为沉默。10月13日,天涯杂谈爆出其丑闻,并被网友盖楼到2000多层,点击量接近50万。赵丽华开始崩溃,于2011年10月15日在微博上消失了,不再更新微博。而易天,则和人大张鸣一起,继续在微博力挺赵丽华。腾讯网编辑刘彦伟在微博上吐槽赵丽华事件:“一边享受着官太太的荣华富贵,分食着既得利益;一遍靠嘴上正义博取着名声。当我们指出这一点后还有一大帮公知为其辩护。这样的幸福人生,上帝也羡慕啊:”易天曾经在微博上哀怨地说过一句:“自上微博开始,一再叮嘱赵丽华,你身份敏感……”  

    天涯观察第396期有篇《在那梨花盛开的地方》,引用我在微博上的信息后这么评论:“老公廊坊市香河原县委书记,一方诸侯,在现实中滥用职权,侵犯农民权益;老婆廊坊市作协副主席,在围脖上充当意见领袖,一介公知,为农民维权;老公赚足了人民币,老婆赚足了人气,真是羡煞人也!一双廊坊特产,一对中国活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丽华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段话:“原以为权与贵只是一股势力,一个阶层,一个既得利益团体,要时刻掩人耳目、私下媾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正式结为夫妻,组成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段话,或许是赵公知对自己生活的真情表露。


    更多信息,请关注吴法天微信:wulaws
2008年3月新華網兩會訪談徐才厚
不能說的真相腦控
汪洋說

蔡英文:二二八,写给对岸的年轻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yMTAzOA==&mid=204903638&idx=8&sn=fb58475af2e884ce9a7bb159474584d9&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201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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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荣灿为二二八事件所做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唯一具体描绘该事件的图像作品,当年以「力军」名义发表在《文汇报》。黄荣灿后来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于1952年在马场町遭枪决。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裡,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麽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係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未来中国自 由民 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着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 由民 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划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了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釐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 主自 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麽。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央视谴责春节医院暴力事件!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c3NjQwMA==&mid=214948521&idx=1&sn=17cd3fcb1765c48865b81d0910b449f1#rd

2015-02-28
导读:大年初三别人在团聚,这位身在岗位的医生却受到了暴力围攻。

来源:央视网 文字:中国新闻网

(本段视频为节选,完整视频复制本网址 http://news.cntv.cn/2015/02/27/VIDE1425049375149655.shtml 至浏览器播放。)

  播室主持人董倩: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在年初三的时候河南睢县的中医院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医的事件,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年初四在前一天被弄得满地狼藉的医院急诊内二科医生们照常工作,那么像类似的事件在春节期间发生的还不仅仅是这一起。

  解说:大年初三,河南睢县中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倒在地。同样是在大年初三,深圳市人民医院遭遇醉汉家属打砸。大年初六,营口市中心医院一男子持刀打砸医院。医院暴力,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连过年也不消停。摆花圈、拉横幅,砸医院、打医生,似乎各有各的理由,场面都是惊心动魄,让人心寒。2月21号,一个饮酒后服剧毒农药的患者,被送到了河南睢县中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但是,主持抢救的急诊内科黄医生,却在事后遭到了家属的围困,导致在冰冷的医院地上,躺了近4个小时。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医政科负责人:(家属)老是认为医院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他的死亡。实际他是一个通过喝酒,酒后又喝剧毒农药,到医院的时候经过咱们医生诊断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解说:主持抢救的黄医生,不到四十岁,是睢县中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在抢救时,他认为应该先进行心肺复苏,而病人家属则要求先洗胃,但因为病人此时已不具备吞咽功能,下胃管已经无法实现。在沟通中,家属不仅一直执着自己的意见,在医院宣布病人死亡后,更是突然爆发,而主治的黄医生,也因此成了他们围攻的对象。由于血压比较高,黄医生被围攻后感到胸闷头痛,倒在抢救室的地板上将近四个小时。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办公室 陈主任:当我们的大夫告知病人不行的时候,十分钟之后家属就过来了,他们离医院很近的。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保安过去,然后我们拨了110。因为当时家属有将近100人,来之后就把那个屋子给包围了,我们的警察都进不去,别说我们了。

  解说:事发当时,虽然附近的城关镇派出所派出了10多名警员,甚至出动了防暴警察,但是,他们却没能及时进入抢救室,只能努力和家属做沟通工作。在这张照片中,黄医生身上御寒被子,是院方多次与家属沟通后,才送进去的。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办公室 陈主任:我们有保安室,两个保安室,我们配备都是按我们县里要求的那种保安,带着警棍什么的我们配的都有,我们都有,根本进不去,110来过之后,人都进不去。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医政科负责人:家属情绪太激动了,咱们一直在协调,一直在劝说,怎么都不听。出勤的民警也是保证被打的医生不再继续受伤,始终没办法转移出去,后来经过我们的同志就是过去几次给他弄了一个小被,盖上之后就是仅仅是露一个头,我看是非常痛苦的样。

  解说:虽然,这场对峙在近4个小时后,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但是,家属却只同意把黄医生转移到病房,还是在继续围困着他,甚至不让他上厕所。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医政科负责人:他们的家属还在继续围攻谩骂,据在场的人说有一个人就是不让这个被打的医生接小便,他说你接了小便就把这个小便倒到你脸上让你喝掉。他们这样说了,但是这个实质并没有发生。

  解说:在围困医生后的第二天,死者家属还将花圈摆放在医院门口,并拉起了横幅。虽然闹事的人很快被进行了处理,但是,整个事件,对于这个县级医院工作的所有医护人员来说,心理的创伤,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抹去。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办公室 陈主任:下一步要做心理治疗。医闹,确实应该整治,我们医护人员上班时间没有得到保障,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

  主持人: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黄医生被围困、被殴打、被辱骂,那么孤立无援的他会有多恐惧,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那么黄医生的遭遇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不如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更广大的医生群体所遭遇的。那么他们本身就每天要面对着这种高压的一种工作,现在要把这种高压难道要变成一种高危的工作吗?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应当怎么办?那接下去我们就连线河南睢县中医院医政科的负责人张博。你好张先生,就这个事件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通过新闻看到几个主要的挑事的人已经被刑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据您观察医院上下,尤其是医护人员,对这件事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件事您感觉过去了没有?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医政科负责人 张博: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以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心里面始终不能平静。这是一种伤害,我估计要过去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平静。像这种情况太突然了,伤害太大了。

  主持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在安保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就是加强比平日更要加强版的这些措施?

  张博:在这方面肯定要采取措施,就是在医院的各种摄像头的监控死角,包括治安人员的巡逻方面,都会做进一步加强,以保证尽量的保证医务人员在正常工作下的人身安全。

  主持人:那您觉得这种措施能够使得医生和护士,他们的心理能够有安全感,能够得到保障吗?

  张博:我感觉这只能是一种措施,我们是一个医院,是一个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地方,不是一个安保单位,所以说我们大夫跟护士只能说随时准备正常的自己的工作。关于他们的自身的安全因为这个毕竟医院它准备的平时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治病救人。

  主持人:那换句话说它应当考虑的是患者而不是自己。

  张博:对。

  主持人:那您觉得除了这些这种比如说加强安保措施之外,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只能说是对他们的一种措施而已,您觉得真能解决他们心理安全上的这种有安全感有保障感,真正要做的应该是什么?你们能做的又是什么?

  张博:我感觉这个事出来以后,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各界人士的广泛的关注,还是大家要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思维。就是说医院毕竟是,在这方面医院一定是一个弱势群体了。咱们黄主任在过年期间放弃自己的休假的机会献身在单位,然后受到这种待遇,大家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医院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说医院加强多少安保措施,因为你毕竟不能把医院变成一个铜墙铁壁的一个单位,毕竟是面对病人的。但是还是得带领广大的群众包括咱们媒体得呼吁,就是说还这个工作环境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完全的一个工作环境。

  主持人:我想多问您一句,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刚才您也说了,在春节很多医生护士他们是放弃了自己就是这种过节的,因为春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他们放弃了过节休假的机会去上班,却遭到了这样一种待遇,那么他们现在心里面,就不仅是他们就比如说是旁观者,他们的同事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委曲,甚至会不会有一种怨气,那么反过头来也许会作用到患者头上,您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气氛?

  张博:如果说把这种委曲化成怨愤撒到患者头上,我现在没有看到。因为咱们的医患人员起码来说他们受过这么多年的教育,他们的思维包括他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理性的。通过这个事以后并没有影响到医院对患者正常的诊治,但是更多的就是有时候对自己的安全挺担忧的,然后更多的希望就是全社会能理解医护人员自己正常的工作,他们付出了什么,然后得到了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得到怎么样,感觉大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思考得更多一点。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博。那么我们看这个睢县的中医院,它是一个非常的基层的这样的医院,应该说它处理的是来自最基层的老百姓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医疗需求,表面上看受伤的是睢县中医院的这个黄医生,还有心理受到伤害的睢县的医生护士,但是我们把目光稍微放远一下看的话,真正受到受害的是谁?是很有可能是那些真正有医疗需求的人。因为这种医闹事件不仅在当时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就医,那么总长远看来,那么这些医生的心理到底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会不会最终还会使得那些来看病的患者,那么成为更大的这种受害者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这样的调查,这是上海市医务工会对全市17万医务职工开展的一个生存状况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医生、护士说,那么经历过(亲身经历或目睹)人身伤害的有42.2%的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些人里面从人身伤害的形式来看,主要都是辱骂占到绝大多数,那么还有殴打,那么给他们造成的心里伤害,身体伤害也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说其实医学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产物,它是一个情感的产物,对于医生来说行医不仅仅,它不是一个交易它是一种使命,当医生和护士他付出了自己全部,他在帮助你去克服这个疾病的时候,他遇到的确实这样的一种回报,如果我们去设身处地的去替他们想一想,我们又应当怎么去做呢?

  解说:2013年11月,温岭事件发生后,为了治理医闹现象,国家卫计委出台多项措施,并联合公安、司法等多部门,在全国展开了1年的专项行动。由于医院安保升级,并且新设立了警务室,这一年来,温岭医院严重的医闹事件,的确少了很多。而温岭医院在这一年里,至少还发生过两起伤医案。据当地媒体报道,内分泌科专家陈恩福,在办公室门口被病人打断了鼻梁。另一名医生则在电梯里,被醉酒的人殴打。这使得医生们变得越来越小心。“比如对于不大好沟通的病人,交流时会更加注意,更加耐心,对一些麻烦的病人,能不收就不收了,或者推荐他们去其他医院。”

  凌峰:这一个医院的这种改建呢,他们跟病人的沟通更耐心了,这是好的。但是见了麻烦的病人就躲就推医学嘛,它是要帮助别人救苦脱难,推了那实际上也是不对的。

  解说:但谁都知道,治理“医闹”,不能仅依靠安保升级,加大打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对症下药”。

  凌峰: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大家都是一个共同利益都需要保护,这个是一个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这些自是软的东西,但这个软的东西不是一天一时间一日就能搞定的。

  主持人:不管是专家还是刚才的短片我们都看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面对医闹不仅仅要靠安保升级。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采访一位专家,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郑雪倩,那您觉得除了这个安保升级之外最应当做的是什么?

  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郑雪倩:我觉得还需要有舆论的声援,这个声援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要来自政府的声援,政府要坚定的维护,发出声音维护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比如通过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另外政府还要广泛的宣传医疗风险和医学科学的未知性、探索性和人的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增加广大公众的这种医学知识,来培养和提高公民的这种基本素质,正确的对待死亡。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大众的声援,社会大众要理解医护人员,对医疗行业和义务人员要给予尊重。因为他只有尊重的医护人员才能力获得和换来为自己生命的健康投到一个保证的一票。也就是说大众理解和尊重了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会更加热爱自己的职业,也会有让更多的人来选择医生这个职业,这样他们就会用全身心的来投入到为患者的服务中间去,而且是说甘于牺牲的来为这个抢救病人来努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形成这种正的循环,而不是说没有人愿意去当医生,没有人来给我们做服务,那么就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郑雪倩。刚才我们说到郑雪倩说到一个让医生成为一个甘愿付出的这样一个职业,好了我们不妨看一下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医生猝死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我们说医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他们付出自己的健康付出自己的时间,那么谁又来守护他们的健康呢?

高尔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从敦煌经变画说起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0MzIyOQ==&mid=200490679&idx=1&sn=0bfd64cfb43714541e23b8897a65a917&scene=0#rd

2014-09-14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把一些小点,连成一条细线,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书。根据纸质、墨迹、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证,是从东汉到西夏七百多年间的五万多件经卷。主要是手写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经卷,还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卷。除了汉文,还有少量吐蕃、回鹘、于阗、龟兹、突厥……文字。除了经文,也夹杂着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约借据之类私家文书。不仅艺术与宗教,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为整理和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敦煌学。
佛经源出印度。初无笔录,只有“如是我闻”。佛陀圆寂几百年后,弟子们集会讨论,才开始有梵文写本。又几百年后,随教东渐,才开始有汉文译本。 汉文的译者,如后汉安世高、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等人,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僧;国人如唐代玄奘,也曾西天取经。深得佛理。他们精通梵汉两文,又怀着敬畏之心,译经慎重其事,当能有“信”、“雅”之功。
“达”则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汉语能动多义,译文不免难懂。如“般若”,有智慧义,但不是一般智慧,无从译,只能音译。又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无上正觉义,但高于无上正觉,无从译,只能音译。译文需要阐释,音译更离不开阐释。魏晋南北朝以来名士名僧之间的许多争辩,有心无心地,也带有争夺阐释权(包括老、庄的阐释权)的成份。
佛陀是伟大的哲人。他的基于宇宙意识的空无论,和自渡渡人的无量悲悯,泽被众生。侭管释义纷繁,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不识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难读懂,只能由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说了算。讲经的和尚,对佛经的理解深浅不同,但都力求讲得通俗易懂。用生动的口头语言,把本土和中原的民间传说、闾巷歌谣和志怪传奇之类有趣的故事附会进去,即兴发挥,连说带唱,以吸引听众,叫作“俗讲”。
俗讲的形式,有点儿像民间的说书。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书俑,生动传达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宫廷倡优文化和民间市井文化中融汇的信息。我们可借以想象,当年和尚“俗讲”,如何把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揉进佛经的情景。说唱者已成尘,只留下一个俑。讲经的和尚没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遗书中,有一种写本,叫“变文” ,又叫“经变”,也就是“俗讲”的稿本。
这些稿本,用毛笔写在纸上,谨敬工整。字迹钉头鼠尾,写得好的,算得上是“经体”范本。就文章而言,大多语言粗糙,掺和着儒家意识和鬼神迷信,显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视同经典,信众通称“宝卷”,或者“宣卷”,可据以弘法,也可据以“变像”。变像又叫变相,是敦煌壁画中“经变图”的原来。
在这些变文和变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只能看到佛、儒两家群体性庙堂文化的逐渐趋同。例如,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八卷中,《伍子胥变文》、《唐太宗入冥》之类原始佛经所无,占很大比重。其他如《报恩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也渗入了许多汉儒忠孝节烈之类的公共伦理。又如,敦煌壁画中二百五十多舖《净土变》,无不是中国皇宫凤阁龙楼、丝竹歌舞的场景——在所谓的“极乐净土”上,也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些变文,除历史价值、书法价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清末民初胡适、刘半农提倡白话文,曾经很推崇它把书面语言变为口头语言的努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以之为宋人话本滥殇。宋人话本,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迎合听众趣味,仍然是一种公共写作。说书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会,有编写“话本”的作坊,也有家传秘笈,可以有定点,也可以走四方。从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以想见一斑。
就在这一斑中,也透着汉儒传统。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劳劳众生,咸与一同。这种奴隶的道德,作为集体无意识,充满在田夫农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段子之中。后来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不例外。刘“皇叔”才是正统,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于老百姓,“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或者“丫鬟侍从一刀一个”,不在话下。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在中国千百年来演义家不同的作品之中。
寺庙并不独立于社会。变文俗讲和原始经典之间的距离,首先是价值观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但是专家们看佛经变文,一般都不过问价值取向,只着眼于文本体裁。王国维称之为“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郑振铎称之为“俗文学”。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变文、曲子词都被看成“人民性文艺”或“大众文艺”。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没有自我的群体性写作,在理论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越弄越玄乎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表现。处理物质媒介的技巧,包括语言的技巧,都无非表现的手段。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裁的表现力和独创性了。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应该没有异议。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这里的所谓“人”,首先是指具体的、现实的、有生命和灵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群体,如族类、国家、宗教、党派组织等等。后者是前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是不是以人为目的,是不是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取决于个体心灵的素质。有这种素质,就是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及其表现,从刹那间细微的感觉,到文明人类价值结构的终极审美,都离不开个人的存在。
因此我把文学的“写作”,看作是一种存在的开放。说存在的开放就是美,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灵魂,是文学价值的要素。敦煌经变,作为宗教宣传,受制于寺庙的规定;宋人话本,作为谋生手段,受制于听众的趣味。都是功利的、实用的,而不是自由的、表现性的。都是群体性封闭,而不是存在的开放。一句话,都缺乏文学的要素。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俗讲、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只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平心而论,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中国古代诗词,至今万口相传。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不是偶然。古小说则不。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亦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谓荒冷。俗讲、话本属于后者,内无个人心灵,外无作者姓名。纵有文本出土,也只史家关注。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宏构巨制,千红万艳,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经变俗讲、宋人话本,以及后来领袖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政治宣传品,主要属于前者。武侠言情、猎奇誌异、以及织锦回文魔戒系列之类,主要属于后者。后者有后者的价值。比如休闲价值,比如经济价值,不必扬彼抑此。总之我要说的是,文学价值,人文(或者说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于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
一个甲子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行,大有把中国的文学艺术,都变成催眠术的势头。所幸还有地下写作,延续着文学的地脉。因为无法刊行,已难为后人置信。前些时我的学生李亚东到四川一家地方法院,查阅了当年地下诗人蔡楚被判罪的刑事档案,证明了地下文学在当时的存在。那不是绝无仅有,那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也是八十年代略微解冻以后个体意识觉醒的先声。
七十年代末个体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再次带来了生机。从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个人,取代昔年公众榜样高大全英雄成为作品要角、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进步。我曾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我是按照在党和人民之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来区分园花与野花的。这个界线,越往后越模糊。但是,只要有园子,就有园花。现在的园花,放弃了老一代作家们盲目的信仰,代之以实用主义地与党共舞。与党共舞的写手,知道《延讲》已经过时,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与强者保持一致,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上百作家抄写《延讲》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一般来说,这不是信仰,是计算。
计算利害,适应环境,避祸求吉,是人之常情,不能苛求。但是文学的写作,特别是文学的评论,避不开利害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人文精神的底线:承不承认人权——个人的尊严与自由高于一切,这不光是外在的尺度,也关乎文学的本质。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人文精神的阙如。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包括不少农民的苦难,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是禁忌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投诉,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禁,才引起公开讨论。那以后,“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政权的危害,比“腐败”还要严重。这样的问题,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有可能不知道吗?!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据说作家群体,是社会肌体最敏感的部分。这么大这么严重并持久存在的问题,居然直到最后还是由非作家们提出,难道还不值得,引起人们的警省吗?
文学写作,是个体的事情。作家而沦入群体,这本身就是问题。下面的例子很小,但颇能说明问题。1988年十一月,我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会址苏州南园,早先是林彪的行宫。文化部长住林彪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都按等级分房。非作协、无官职者,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去时,已有人在。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你是省作协副主席,应住某号。他给我说对不起这是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
等级制度在铸造了这样一个等级群体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与之相应的语义场。场中人呼吸那语义如同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作家们除非返回个体自我,已难再提出什么制度或人生问题了。正如诗人邵燕祥在一首歌詠第五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诗中所说的:“都是作家艺术家/ 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 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 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嘛。”
最后一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事实上这个模式,不仅是作家会议的,也是各种学术会议共同的模式,表明四十年来,本该作为社会脊梁承担道义责任、监督批评权力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或者不起作用了。那聪明到貌似傻瓜的一群,仅仅为了级别职称博导院士、防阴招毒招拼搏位置,都已经精疲力竭,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然也有例外。但从那时以来,商潮滚滚,官吏横行,“例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空间,都已经所剩无几。
一切为了赚钱,写作也是。不讳言牟利,不在乎炒作,不推敲文本。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十分普遍。还是以莫言为例,他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一部长篇。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编者或者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修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表示,感谢“译者的创造”,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读到这些报导,我很惊讶: 一件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心血的结晶吗?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
当然可以不是。是与不是,是一个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在别的角度上,根本不必问。海咸河淡,鳞潜羽翔,没什么高低对错可言。就像张艺谋的一些大片,不缺视觉效果。但是要论价值观和人文精神,那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事实上,我今天讲的问题,是瑞典文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把“理想主义最佳作品”的标志加诸莫言,一风所麾,举世公认,引起了很大的价值错乱。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但是任何质疑,都被指斥为,把文学政治化了。在当前非政治化的潮流中,这是颇为严重的指斥。有具体的、狭义的政治,有意义层面上的、广义的政治。后者无处不在。不是吗:人文精神和犬儒主义,都有政治意义。包括这次授奖辞所表扬的、莫言作品的乡土风和魔幻现实主义。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事后评委答复质疑的说法,是因托氏向往原始乡土的生活。那不也是,一种政治化吗?“魔幻”的“现实”体验,更是广义的政治。在卡夫卡那里是存在的荒谬;在阎连科那里是毛式语言的魔咒力量;在韩秀那里是来自地狱的温馨……他们的魔幻之中,不也有无形的政治在吗?
莫言的政治,不仅在于他的作品避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不仅在于他是共产党员、作家协会副主席,更在于他一再宣称,抄写《延讲》没错,出版审查制度如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甚至有人丑陋化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只说有人,没说丑陋妖魔是不是丑陋妖魔,也还是没说的东西比说了的重要)。这不奇怪。即使党外作家如是说,也是饭碗甚至安全所系,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本文选自高尔泰新书《草色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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